第三節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般認為，1924年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有一個發展過程。如李劍農認為這一過程起自1919年，完成於1924年，並把這一過程分做三個階段：1919年由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確定黨的名稱，是第一階段；1923年預備「容共聯俄」，是第二階段；1924年實行「容共聯俄」，完成改組，是第三階段。

  1919年至1924年，中國國民黨的確一直處在「改組」過程中：1919年10月確定中國國民黨名稱，頒發《中國國民黨規約》;1920年11月修正《中國國民黨總章》及規約；1923年1月在上海召集中國國民黨改進大會，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宣布《中國國民黨總章》，完成國民黨黨務改進；1924年1月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國民黨全國大會宣言》和新的《中國國民黨總章》，完成國民黨改組。

  五年之內，國民黨三次制定新黨章，一次修正黨章。如此頻繁、持續地進行黨務革新，在國民黨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尤其是1923年1月的國民黨改進與1924年1月的國民黨改組僅相隔一年（實際只相隔10個月），而兩次都是鄭重其事地開大會，發宣言，制訂新黨章，實在令人費解。學術界普遍認為1923年1月的改進是1924年改組的開端、前奏、過渡和預備。然而，對兩次所頒黨章進行文本考察，這種說法頗覺勉強：1923年改進時所訂黨章，其文本格式顯然與1919、1920年所頒國民黨規約、總章屬同一「模板」；而1924年1月改組時所訂黨章，則系以1919年俄共（布）第8次全國代表會議所訂《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章程》為藍本。兩者迥然有別。若改進是改組的前奏和預備，那麼後者似無必要重起爐灶，制訂新黨章，最多在前一年所訂黨章的基礎上修訂完善即可，至少在組織形式上不應有如此大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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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改進」和「改組」，是國民黨兩次內容迥異的黨務革新舉動。在一年之內，國民黨的組織形式何以會發生如此大的改變？

  1922年6月，陳炯明兵變，使孫中山再次反省深思：光靠軍事的進行，革命事業未必能成功，而擴張黨務則是有勝無敗的。於是孫中山決心再次重整黨務。8月14日，孫中山回到上海，9月4日，孫中山召集各省在滬黨員會議，確定國民黨改進計劃，著手國民黨改進工作。9月6日，孫中山指定9人為黨的改進案起草委員。起草委員會經過長達一個半月的集議研商，纂成總章、黨綱草案呈請孫中山裁定。其後又歷經一個半月，兩度召集各省國民黨代表數十人對黨綱、總章、宣言集體審查修正。1923年元旦，孫中山正式發表《中國國民黨改進宣言》，2日召集大會宣布黨綱，3日公布總章。這次黨務整頓過程即國民黨官方史書中所稱的「改進」。

  這次「改進」，和以往國民黨黨務革新相比，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以往幾次黨務革新，多為孫中山一人苦心積慮，獨力擔負，而此次改進工作，由一個專門委員會集體起草，並由各省國民黨代表數十人多次集議，最後經孫中山核定，前後歷時數月方才完成。除了制定、頒布總章和黨綱外，這次公開向全國發表宣言，這在國民黨歷史上尚屬首次。其鄭重其事的情形，顯示孫中山進行這次黨務改進的初衷，並非只是一次「預備性」的操作。

  第二，這次黨務改進前後，孫中山已初步確立了聯俄、容共政策；而且有共產黨人直接參與了這次「改進」工作。9月4日，當孫中山召集各省在滬國民黨黨員53人，舉行討論國民黨改進計劃座談會時，剛剛加入國民黨的陳獨秀被邀與會；9月6日，孫中山指定9人為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陳獨秀亦列名其中，並成為參與國民黨改進工作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後，孫中山又任命陳獨秀為改進後的國民黨參議之一，直接參與國民黨中央的黨務決策。除陳獨秀外，參與此次國民黨「改進」事務的共產黨員至少還有兩人：林祖涵（伯渠）、張春木（即張太雷）。林任總務部副部長，張任宣傳部幹事。另據馬林回憶，他也參加了1922年11月15日孫中山在上海召集的審查國民黨改進方案的會議。這次會議是國民黨改進過程中最重要的一次高層會議。馬林在會上與孫中山討論了怎樣改組國民黨以推進政治宣傳等問題。但馬林的建議未被孫中山採納。

  第三，組黨宗旨未變，仍以實施三民五權為宗旨；組黨方式略有變更，如增設法制、政治、軍事、農工、婦女等委員會，開始注意民眾的力量，宣稱要「立於民眾之地位，而為之嚮導」，但組織體制基本仍循舊軌。

  1923年的「改進」既然是孫中山一次鄭重其事的正式的黨務革新，且在這一過程中已初步確立了聯俄、容共政策，何以僅相隔一年（實際只隔數月）之後，孫中山又重起爐灶，再次開大會、發宣言、訂黨章，進行改組？據「改組」前夕廖仲愷在一次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上所作的解釋：「此次之所以必改組者，本有極大的原因，廣州政治起伏之經過有三度……三次失敗，皆因軍人持權，黨員無力，故黨之主張無力。」又稱：「吾黨情形，目下除少數幹部並無黨員，雖亦有力量，然不過一部奮鬥之歷史而已……改造中國之責既在吾黨，倘非從下層多做工夫，而徒拘泥於上層之幹部，必不足以負此偉大責任。」廖仲愷在指出國民黨組織存在的兩大缺陷後，緊接著說：「前數年已覺本黨之有缺點，但不知缺點在何處，今年始尋出，故遂決然改組。」

  依廖仲愷的解釋，「今年始尋出」者，自當在1923年初「改進」工作完成以後。廖雖未進一步解釋「今年始尋出」之原因，但從此後國民黨依俄共模式進行改組這一點，不難推測其原因乃受蘇俄的影響。不過，當孫中山著手「改進」工作時，聯俄容共已初見端倪，且有陳獨秀等中共黨員直接參與其事，何以未在「改進」時，即仿效俄共模式進行改造，以「畢其功於一役」？這其間當另有原因在。

  如果追尋孫中山聯俄的思路歷程，不難發現其對蘇俄的認識及其聯俄的興趣點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孫中山聯俄的興趣點主要在如何得到蘇俄的軍事和物質援助，而非引進蘇維埃的政治制度或借鑑俄共的組織形式。1922年下半年，孫中山一邊著手國民黨「改進」工作，一邊與蘇俄聯絡如何取得其軍事援助。

  1923年元旦，孫中山在上海發表國民黨「改進宣言」；15天後，滇桂軍克復廣州（1月16日）；又相隔10天，《孫越聯合宣言》發表，孫中山聲明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2月15日，孫中山離滬赴粵，2月21日在廣州重建陸海軍大元帥府，2月23日孫中山對外發表談話，表示與張作霖、段祺瑞之三角同盟進展順利。孫中山重新埋首於軍政，將黨務暫時擱置一旁。蘇俄方面注意到這一情況，開始提醒孫中山不要專注於準備武裝革命，而應該注意健全黨的組織和思想政治宣傳工作。1923年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決定資助孫中山200萬墨西哥元的同時，提醒孫中山過於注重純軍事行動會損害組織準備工作。馬林一再提醒孫中山加強黨的組織和宣傳的重要性，反對利用軍閥奪取地盤的革命方式。他還在中共刊物《嚮導》周報上用化名發表文章，批評孫中山的這種做法只會使國民黨日益背離下層民眾的意願和需要。但孫中山堅持一切必須等到軍事問題基本解決之後。維經斯基亦建議俄共當局不要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而要向孫中山提出條件：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與地方軍閥建立軍事聯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國性的政黨上。表明蘇俄對國民黨「改進」以後的組織體制並不滿意，預示著蘇俄有將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模式向國民黨輸出的意向。與此同時，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等人在馬林的建議下，也向孫中山提出要「擴大和改組國民黨」的主張。但孫中山在與陳獨秀等人的談話中明確表示，當前的關鍵問題，還是要爭取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軍隊。陳提示孫，在國民黨尚未成功地改組並擴大自己的陣地之前，如何能夠建立這樣一支軍隊？孫回答說：「黨只有到緊急關頭才能一馬當先。現在我們必須發展我們的軍事力量，在南方廣東可以建立根據地，然後必須設法在東北或西北得到一支軍事力量。靠這些力量的協作將使革命取得勝利。」

  1923年7月20日，孫中山根據年初「改進」時公布的《中國國民黨總章》，批准頒布中國國民黨總支部、支部、分部及海外總支部、支部的組織通則。相隔半年多以後才批准組織通則，意味著國民黨「改進」方案自年初制訂以後一直延擱，實際並未付諸執行。

  8月，孫中山派遣蔣介石率代表團訪問蘇俄。代表團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說服蘇俄同意援助孫中山的西北軍事計劃，要求蘇方儘快提供援款，並派遣軍事顧問前來協助編練軍隊，指揮作戰，並與蘇方討論有關西北作戰計劃的具體方案。故這次代表團的中心使命是尋求蘇俄的軍事援助。

  就在孫中山派遣蔣介石率團赴莫斯科的同時，俄共中央政治局任命鮑羅廷前來廣州做孫中山的政治顧問。一個是政治顧問，一個是軍事考察團，顯示此時莫斯科和廣州的決策者各自的出發點和合作的興趣點存有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在莫斯科和鮑羅廷在廣州，所受到的「待遇」判然有別。蔣抵達莫斯科後，發現蘇方對他的到來並不重視。蘇俄方面拒絕了孫中山所提的要求幫助國民黨建立西北軍事根據地的方案，並告知蔣介石：孫中山和國民黨的當務之急，是要在國內全力以赴地開展政治宣傳工作和黨的組織工作，不然，在當今形勢下，任何軍事行動都註定要失敗。11月29日，蔣介石在對蘇俄進行了將近3個月的訪問之後，十分失望地離開了莫斯科。他未能完成孫中山交給他的任務。

  鮑羅廷則不同。鮑於1923年8月2日離開莫斯科，輾轉北京、上海，至10月6日抵達廣州。出人意料的是，鮑羅廷很快得到孫中山的極大賞識和高度信任。鮑羅廷抵達廣州時，恰值孫中山因為軍費所累，試圖強行截留廣州海關的關稅餘款，與以英國為首的列強開始發生衝突之際；且幾個月來，「廣州幾乎無日不在叛逆勢力的圍困之下與驕橫軍人的蹂躪之中」，「財政困難達於極點」。內外交困的危急形勢，增添了孫中山爭取蘇俄援助的緊迫感。據鮑羅廷稱，孫中山與他初次見面時，所關心的是蘇俄的軍事援助和他本人的軍事計劃，並「醉心於軍事冒險」。但鮑羅廷不失時機地向孫中山介紹俄國革命的成功經驗，講演關於俄國革命的歷史以及俄國革命勝利的原因，介紹俄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以及俄共的組織宣傳方法。鮑羅廷到廣州後不久，便很快說服孫中山接受了藉助俄共經驗全面改組國民黨的建議。據鮑對這一過程的描述，在孫及其政府成員為他舉行的幾次歡迎宴會上，他就開始闡述自己的觀點，這些宴會通常都變成了真正的會議——「正是在這些宴會上為國民黨改組的工作奠定了基礎」。此外，鮑與孫還進行過多次個別交談，向他闡明國民黨組織「缺在何處」，比較俄、中革命成敗殊途的原因。鮑的意見顯然受到孫中山的高度重視。據記載，鮑羅廷抵達廣州的第四天，孫中山就在雙十節舉行的國民黨黨務會議上首次公開以俄國革命為借鑑談論國民黨的問題。孫中山稱：「十年來黨務不能儘量發展，觀之俄國，吾人殊有愧色！俄國革命六年，其成績即如此偉大；吾國革命十二年，成績無甚可述。故此後欲以黨治國，應效法俄人。」

  鮑羅廷抵達廣州的第五天，孫中山便電令國民黨上海本部先期進行改組。又過一周，孫中山即聘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緊接著，孫中山於10月19日委派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李大釗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負責國民黨改組事宜。10月25日在廣州召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討論改組計劃。同日孫中山任命胡漢民等九人組織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面負責改組籌備工作，標誌著國民黨改組工作正式啟動。也就是說，鮑羅廷的到來，直接推動了孫中山改組國民黨。馬林與孫中山接觸數月未能實現的目標，鮑羅廷僅以數日之功便順利推動。其間除了時機等因素外，鮑羅廷非凡的個人能力和魅力亦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鮑羅廷是一位富有革命經驗的俄共黨人，16歲起就參加了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1903年即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是資深的布爾什維克，與包括列寧在內的眾多俄共領導人交誼甚深。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後，鮑就一直參與共產國際的工作，並負責指導過英國共產黨加入英國工黨的聯合戰線的工作。鮑曾在美國從事社會主義運動長達12年，英語嫻熟。

  鮑羅廷在離開莫斯科赴中國之前，是否得到過俄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有關改組國民黨的具體指示，目前尚無直接的證據。1923年7月31日當史達林任命鮑羅廷為孫中山的政治顧問時，「責成鮑羅廷同志在與孫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決不要迷戀於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的目的」。從這項原則性的指示中，看不出莫斯科有改組國民黨的明確意圖。據鮑羅廷本人回憶，改組國民黨的思想動議，形成於他由莫斯科經北京、上海至廣州的旅途中。他說：「還在北京和上海時，就從同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的交談中弄清楚，如果國民黨不領導中國國民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就不會是什麼現實的東西，但是現在這個樣子的國民黨又不能擔起這個運動的領導工作，為了起到這個作用，它必須進行改組。」雖然如此，鮑羅廷改組國民黨的動議顯然與1923年初以來莫斯科多次要求孫中山注意組織建設和政治工作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

  論者有謂孫中山在國民黨改進不到一年之後，又再次改組國民黨，乃由於蘇俄對國民黨改進不滿，為了得到蘇俄的援助，孫中山出於「讓步」而採取的措施。這一說法顯然忽視了孫中山對改組積極主動的一面。孫之所以那麼快地採納了鮑的建議，正說明鮑的建議深得孫心，而非孫迫於無奈。

  事實上，從民初以來，孫中山一直在尋求一個比較完備的組黨辦法。從1914年孫中山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1919年又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再到1923年進行黨務改進，這持續不斷的改組工作，均是孫中山為謀求一個比較完備的組黨辦法而不可得的過程。1920年孫中山在總結革命成敗的原因時，便認識到：「黨務為革命之基礎，革命乃建國之首功。九年以來革命尚未能達到目的，皆由黨務不振。」但如何振興黨務，孫中山雖多次整改國民黨而未見成效。

  1923年1月孫中山宣布「改進」國民黨時，認為國民黨黨務不發達的原因主要是宣傳不得力，而「俄國五六年來，革命成功，也就是宣傳得力」。此時孫中山雖已看到了俄國革命成功與宣傳的關係，但注重宣傳只是俄共組織體制的特徵之一。他顯然尚未認識到列寧主義政黨組織體制的全貌及其他優長之處。亦因為此，1923年國民黨改進時，孫中山未能仿效俄共組織形式以改組國民黨。直到同年10月俄國政治顧問鮑羅廷到來之前，孫中山聯俄的興趣點一直在希望得到對方的軍事和物質援助上。鮑羅廷的到來，幾乎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使孫中山聯俄的重心由單純的軍事物質層面向政黨組織層面轉變。

  國民黨改組工作從1923年10月中旬開始籌備。10月19日孫中山正式委派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李大釗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10月25日，在廣州召開了一百餘人參加的改組特別會議。這次會議對國民黨的改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會上討論了改組計劃和改組綱要，大體把新的國民黨組織體系和輪廓描繪了出來。孫科在會上說明，改組綱要主要譯自俄共模式。鮑羅廷在會上發表了一長篇報告，對改組的重要意義作了解釋和說明，並對改組如何進行提出了建議。此後改組工作大體按照他的建議進行。是日，孫中山任命胡漢民、林森、廖仲愷、鄧澤如、楊庶堪、陳樹人、孫科、吳鐵城、譚平山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李大釗、謝英伯、古應芬、許崇清為候補執行委員，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面負責改組的籌備工作。

  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自1923年10月28日成立，至1924年1月19日結束，前後開會28次，議決要案400餘件。主要工作是籌備全國代表大會，並在廣州、上海兩地進行「試點改組」，從黨員登記入手，繼而成立區分部、區黨部，自下而上，實行「民主集中制」。到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夕，廣州市共成立9個區黨部、66個區分部，黨員8200餘人；上海市共成立1個區黨部、33個區分部，有黨員1500餘人。據鮑羅廷當時的報告，廣州的共產黨員為國民黨的「試點改組」做了大量工作。上海方面，中共成立了一個幫助國民黨改組的常設委員會，委員會由10人組成，其中包括黨、團中央及其地方組織的代表。

  孫中山對「試點改組」的成績比較滿意。1923年11月25日，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正式向外宣布國民黨改組的目的和意義，申言「吾黨本其三民主義而奮鬥者，歷有年所，中間雖迭更稱號，然宗旨主義，未嘗或離。顧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則以組織未備、訓練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運用不靈，雖有大軍，無以取勝。吾黨有見於此，本其自知之明，自決之勇，發為改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此前，中國報紙輿論對國民黨的改組幾乎完全沒有關注。

  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和試點，改組的時機已經成熟。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會期11天，中間休會2天半，開會17次，到1月30日閉幕。大會代表共196人，出席開幕式的代表有165人。據加拉罕等人當時的觀察，這些代表如以左、中、右來劃分，右派和左派大約各占30-40人，中派約80-100人。右派主要由海外華僑華人代表組成，追隨孫中山革命多年，曾給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以財政支持，他們與孫中山之間與其說是「黨的」關係不如說是私人關係；他們竭誠擁護孫中山的個人權威，擔心國民黨改組後實行蘇俄的「委員會制」有可能降低孫的威信，所以提出了一系列賦予孫在黨內擁有非常權力的修正案；他們的另一個擔心是害怕國民黨變成共產黨，特別是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按照加拉罕的說法，中派是指孫中山本人和他那些最親密的朋友以及來自各省的大多數代表。左派主要是共產黨員和工人代表。共產黨員代表有23人，其中7人是由孫中山指定的，即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李永聲、沈定一、謝晉；另外16人是由各省市國民黨組織分別選舉產生的。他們是：林伯渠、毛澤東、李維漢、夏曦、袁達時、張國燾、胡公冕、宣中華、廖乾五、朱季恂、韓麟符、於方舟、王盡美、劉伯垂、李立三、陳鏡湖。

  孫中山在開會詞中指出：這次大會「是本黨自有民國以來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黨以來的第一次。我們革命黨用了三十年工夫，流了許多熱烈的心血，犧牲無數的聰明才力，才推翻滿清，變更國體。但在這三十年中，我們在國內從沒有機會開全國國民黨大會，所以今天這個盛會，是本黨開大會的第一次，也是中華民國的新紀元。」

  如果從興中會算起，到1924年，國民黨已是一個長達30年黨齡的黨。但在此之前，國民黨沒有召開過一次全國性的黨代表大會，而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國民黨實際上是由孫中山一人乾綱獨斷，「孫本人就是黨的權力的唯一源泉、黨的唯一的權威、黨的綱領和策略的唯一來源。」從國民黨一大的形式和規程看，幾乎都是仿照俄共代表大會的形式進行的：事先起草了大會宣言和黨章，組織了宣言、黨章、組織宣傳和黨務等議案審查委員會，成立了大會主席團，最後選舉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據鮑羅廷稱，當時國民黨人對如何召開代表大會甚是茫然，如負責會議籌備工作的委員們不明白為什麼議事日程上的每個問題都要作出決議。按他們過去的做法，一個人就某個問題提出報告，大會代表滿意，就意味著全體同意了，何必還要寫成什麼「決議」呢？中文裡連「決議」這個詞都沒有。委員們也不明白「宣言」和「黨綱」之間的區別，不知道什麼是大會的「主席團」，它有什麼用，因為在中國人的會議上從未設過這種「主席團」。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亦因委員們不能理解而沒有設立。很顯然，「代表大會」這樣一種會議程式對當時中國人而言是陌生和新鮮的。鮑羅廷確實起到了「組織教練員」的作用。

  這次大會的具體議程和內容，國民黨史書及各類相關史著早有詳細的記述。這些記述多根據大會通過的宣言和決議案，似乎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結果。實際上，這些宣言和決議案的幕後故事頗為曲折。作為「組織教練員」的鮑羅廷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最後形成的宣言和決議案既有蘇俄和共產國際影響的痕跡，亦體現了孫中山的個人意志。作為孫中山的政治顧問，鮑羅廷既充分施展了他高超的政治技巧，亦留下了與孫中山及國民黨人相互妥協的記錄。在1924年以前，國民黨歷經多次黨務革新和黨體變革，但這些革新和變革均緣發於內部，而這次國民黨改組的特異之處，則體現在蘇俄的介入和影響，因而帶有濃厚的「外鑠性」特徵。此前孫中山多次改組國民黨的努力，無論對黨的自身還是對它的政策和實際活動，都沒有導致實質性的變化，而這次改組，在國民黨歷史上堪稱是一次「革命性」的轉折點。

  在國民黨改組過程中，鮑羅廷的關鍵性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其中包括制定新的黨綱、黨章，改變黨體和組黨方式，建立黨軍等。鮑羅廷自稱其任務是「從組織上扶植國民黨，幫助它制訂黨的紀律，以便使它真正成為一個有組織的黨」；同時「努力使國民黨真正成為國民革命運動的領袖，使運動得到真正的發展」。鮑羅廷申稱：「國民黨作為一個政黨，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體現，它應該執掌政權。為此首先就必須使國民黨成為一個戰鬥的黨。」

  國民黨一大著重討論並通過了兩個關鍵性，同時也是基礎性的文件：一是大會宣言，一是國民黨新黨章。孫中山視大會宣言為大會的「精神生命」。宣言草案由鮑羅廷和胡漢民、廖仲愷、汪精衛等人共同起草。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而解釋的依據則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於1923年11月28日通過的《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鮑羅廷對宣言的起草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據鮑羅廷稱，在宣言起草的過程中，他同國民黨領袖們的混亂、含糊和空洞的思想進行了艱苦的鬥爭，同時他也作了某些妥協讓步。最後形成的宣言草案為三民主義賦予了新的社會政治內涵，如指出民族主義具有階級性，對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意義，除要求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外，亦強調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少數民族擁有自決權；民權主義不是從人權和公民權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把它視為一個革命的原則，民權只賦予那些堅持革命政權觀點的人，而且「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民生主義包括兩個重要原則，即「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宣言闡明農民、工人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指出「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國民黨一方面當努力吸收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黨，另一方面當全力扶助工農運動，發展其經濟組織，以增進國民革命的實力。宣言所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除了在「民生主義」的解釋上沿襲了「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觀點外，對「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解釋與共產國際決議的解釋幾乎是一致的。鮑羅廷對此十分滿意。他評價這個宣言：「像是任何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行動綱領」。

  大會宣言草案首先於1月20日提交大會討論和審查。孫中山指定宣言審查委員會負責收集代表們的意見。21日審查委員戴季陶和胡漢民報告審查結果。孫中山鑑於審查結果對於「民生主義」一項尚有問題，提出對審查報告暫緩討論。由於一些國民黨「舊同志」對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不甚了解，並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發生懷疑，孫中山乃發表演講，對「民生主義」作了解釋，強調「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不過範圍有大小耳」。孫中山認為，民生主義之中包括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集產主義。

  另一方面，國民黨內一部分來自海外的華僑代表對宣言的反帝國主義內容表示疑慮和反對。他們擔心國民黨主張反對帝國主義，會影響他們在國外的生存，擔心國民黨會落入布爾什維克之手。於是他們極力勸說孫中山放棄鮑羅廷等人起草的宣言。由於這些人長年追隨並效忠於孫，他們的主張和壓力使孫中山一度猶豫動搖。23日當宣言即將提交大會表決前夕，孫中山告訴鮑羅廷想取消宣言而代之以他本人起草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鮑羅廷認為，若取消宣言，就意味著召開代表大會毫無意義。在鮑羅廷看來，「國民黨並不是完全反對帝國主義的。它並不認為帝國主義有很大的危害，相反，那些本該被視為民族眼中釘的租界，實際上在許多國民黨人看來，是一些應該仿效的模範城鎮。」鮑羅廷還指出，國民黨在其言論、綱領和宣言中有時也談到帝國主義問題，但那是因為現實生活迫使它涉及中國的國際地位問題，而實際上，國民黨始終要麼竭力完全迴避問題，要麼設法尋求同帝國主義妥協。從主觀上說，國民黨不是反帝的。過去國民黨的不幸，亦在於它缺乏足夠的民族主義色彩，缺乏徹底的反帝精神。

  鮑羅廷認為，孫中山所提出的《建國大綱》根本沒有觸及中國當前的局勢，也沒有指出擺脫這種局面的任何出路，而是充滿空想和空洞的詞句，諸如提出「要滿足人民吃、穿、住、行這四個主要要求」，但對用什麼辦法來實現這一切，幾乎沒有提及。鮑羅廷認為，孫中山能夠成為國民黨的領袖，「正是因為他對國民黨人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組織上，都沒有任何要求。正是因為他把這個簡單的公式——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用到這個最色彩斑斕、最五花八門的國民黨身上，讓他們每個人隨便去加以理解。」因此，鮑羅廷極力說服孫中山，宣言第一次較明確地闡明了國民黨的立場、主義和黨的迫切任務，如果代表大會通過這個宣言，這個宣言將會成為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發展的基礎。鮑羅廷毫不隱諱地告訴孫，他的綱領不適用，需要加工和完善，無論如何不能以它替代宣言，或與宣言混為一談。鮑羅廷最後提請孫中山注意並作出選擇：「是同帝國主義營壘中的2.5億人前進，還是同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12.5億人前進？」「是做以被壓迫的中國及其他被壓迫國家為一方和以帝國主義世界為另一方之間的妥協者，還是當爭取被壓迫國家權利的冠軍？」經過長時間的談話，孫中山終於被鮑羅廷極富說服力和煽動性的言詞所折服。在孫中山的首肯下，大會最後順利地通過了宣言。

  但當宣言全文於23日下午由大會表決通過後，鮑羅廷又收到加拉罕的來信，要求宣言中加入幾點修改意見。鮑只好於27日早晨再次向孫中山提出。孫中山同意了所有修改意見，並將這些意見及相應的指示交給了委員會，但委員會只向代表大會提出了一個有關軍隊的修正案，而對其餘的修改意見採取抵制態度。經過鮑羅廷的又一番奔走和努力，孫中山指示廖仲愷於30日上午的會議上提出一項《依法連署提案》，提議在已通過的宣言政綱中再加入如下內容：「一、租界制度於二十世紀之今日尚任其存在於中國，實為中國民族之恥辱，應由中國收回管理；二、外國人在中國領土內應服從中華民國之法律；三、庚子賠款當完全劃作教育經費。」廖仲愷的提案提出後，引起少數代表質疑和爭議。作為大會主席的孫中山當即表示支持說：「本案加入政綱中，本總理非常贊成。當初起草宣言之時，本總理曾囑於對外政策應列舉事項，現在政綱中之對外政策，乃將此三件事情忘卻，雖有概括之規定，猶嫌未能明白。本總理以為應將這三件事大書特書，如今雖有說收回主權的話，都是空空洞洞，一無辦法，未聞有說收回租界者，我們現在有了辦法，實屬可喜，亟應加入以補充之。」在孫中山的大力支持下，廖仲愷的提案被表決通過。

  宣言的通過，意味著孫中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帶有共產國際決議色彩的新政綱，但我們同時也要注意到孫在接受宣言時的猶疑。國民黨一大之後，孫中山即系統演講三民主義，全面闡述了他的思想主張。若與宣言兩相比對，不難發現，孫在闡述三民主義的過程中，既有接受共產國際影響之處，更有其固守不渝的一面。

  國民黨一大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制訂和通過新黨章。孫中山「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並非「全盤俄化」，而是有所取捨。孫通過鮑羅廷所借鑑的，主要是蘇俄的辦黨建軍經驗。用孫中山自己的話說：「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因為要學他的方法，所以我請鮑君做吾黨的訓練員，使之訓練吾黨同志。鮑君辦黨極有經驗，望各同志犧牲自己的成見，誠意去學他的方法。」「從前在日本，雖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辦法。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為模範，雖不能完全仿效其辦法，也應仿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

  孫意甚顯，國民黨主要從組織技術層面學習蘇俄的方法。換言之，孫中山將「師俄」的目標和範圍作了明確的限定。這一點，從國民黨改組之初頻繁發表的「闢謠」聲明，也可得到印證。1924年2月間，香港報紙聲稱國民黨已經「赤化」。對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闢謠通告，鄭重申言：「國民黨之本體不變，主義不變，政綱之原則不變。此次改組，乃改黨之組織，採用俄國委員制。」在「三不變」的前提下學習蘇俄的「辦黨」經驗，大體符合孫中山改組初期的想法。

  本來，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模式是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密切相連的。但在孫中山看來，俄國黨人的共產主義並無優長新奇之處，他的三民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具包容性，更適合中國國情。孫認為，俄國共產黨最優長之處是善於組織，而這一點正是國民黨乃至所有中國人所最不擅長之處。孫中山對中國人「一盤散沙」和不善於組織一直痛心疾首。故此，孫中山將「師俄」的目標主要限定在黨務組織的技術層面上，請鮑羅廷當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切切實實地向俄國人學習組織的功夫。

  黨章是一個政黨的最高組織法規，是一個政黨賴以運作的基本組織法則。1924年國民黨改組的最重要依據，即是新黨章的制訂。自同盟會以來，國民黨曾多次更易黨章。但自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訂《中國國民黨總章》以後，國民黨的黨章基本定型。其後數十年間，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只作修訂，未再重頒。因此，1924年的國民黨黨章在國民黨歷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創製性的意義。通過對1924年《中國國民黨總章》的文本進行考察，發現其最初的藍本是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國代表會議頒發的《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章程》。該章程是191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以來所制訂的第一個黨章。俄共章程分12章66條，國民黨總章分13章86條，內容均由黨員、黨的組織機構、中央黨部、地方黨部、基層組織、黨的紀律、經費、黨團等幾個主要部分組成，其基本結構非常相似，大部分條文幾乎雷同。

  黨的組織系統，俄共建立了一套從中央至地方與國家行政區劃相併行的層級機構，國民黨亦仿行建立。俄共的各級權力機關依次為全俄代表大會、區域代表會議、省代表會議、縣代表會議、鄉黨員大會、支部黨員大會，相應的執行機關依次為中央委員會、區域委員會、省委員會、縣委員會、鄉委員會、支部委員會。國民黨改組後的各級權力機關依次為全國代表大會、全省代表大會、縣代表大會、區代表大會（或全區黨員大會）、區分部黨員大會，相應的執行機關依次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全省執行委員會、全縣執行委員會、全區執行委員會、區分部執行委員會。

  在俄共組織體制中，除各級權力機關外，還設立了從中央到地方（鄉級為止）的各級檢查委員會，其職能在定期檢查和監督同級委員會的工作。國民黨也借鑑了這一體制，在各級執行委員會之外設立了從中央至縣一級的監察委員會。

  俄共黨章中專門列有「黨團」一章，規定在一切黨外機關和組織中，凡有黨員3人以上者，即成立黨團。黨團的任務是在各方面加強黨的影響，在非黨群眾中實現黨的政策，以及對上述一切機關和組織的工作實行黨的監督；黨團完全服從黨；黨團所在的黨外組織中必須解決的每個問題，應預先在黨團內討論，作出決定；所作決定，黨團的全體成員必須遵守，並必須在該黨外組織的大會上表示一致意見。這是俄共體制中一個獨具特色的組織機制。它既保證了黨與非黨群眾的密切聯繫，加強黨對非黨群眾的影響，更保證了黨對黨外組織團體的嚴密控制。這一獨特的機制也為國民黨所採納，並正式列入其黨章。

  除此之外，國民黨黨章中專門列有「紀律」一章，要求黨員嚴格遵守黨的紀律，規定「黨內各問題，各得自由討論，但一經決議定後，即須一致進行」。這也是以往國民黨舊黨章中所無，而仿效俄共黨章的結果。

  與俄共黨章相比，國民黨黨章略有增損之處，如總章中的「引言」和第四章「總理」。這兩個部分在鮑羅廷最初擬定的國民黨章程草案中原無，而為審查委員會討論後所增列。「引言」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促進三民主義之實現，五權憲法之創立，特制定中國國民黨總章如左」。增列這一「引言」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彰顯其三民主義意識形態，體現其「以三民主義為體，俄共組織模式為用」的特色。國民黨自興中會一直到1924年改組以前，一貫採用黨魁制。黨魁的名稱或稱會長，或稱總辦，或稱總理，始終由孫中山擔任。而俄共組織體制在形式上實行委員制。俄共黨章規定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為全俄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設立政治局和組織局。政治局負責政治工作，組織局負責組織工作。在鮑羅廷起草的國民黨黨章草案中，亦仿照俄共體制實行委員制，並得到孫中山首肯。孫中山擔心在他逝世以後國民黨內沒有人能立刻完全承繼他的職位，為了他逝世以後黨的工作不致中斷，他同意採用委員制。但在國民黨一大上審查討論時，審查委員會鑑於孫中山在黨內的歷史地位，建議在黨章中增列「總理」一章。這樣一來，實際上成為一個非驢非馬的東西，因為俄共的委員制意在分權，而國民黨的總理制重在集權，兩者兼收並蓄，實際上意味著國民黨全黨仍自願聽從孫中山獨裁。黨章明文規定：以孫中山為總理，總理為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並對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有交複議之權。這是國民黨黨章對俄共黨章的一大修正。

  國共兩黨的組織原則，均仿自俄共。中共稱之為「民主集中制」；國民黨稱之為「民主集權制」，有時亦稱「民主集中制」。兩黨對組織原則的解釋基本相似，只是俄文漢譯時名稱略異。國民黨未像俄共那樣將「民主集權制」寫入黨章，但在國民黨一大通過的「紀律問題」決議案中，明文規定以「民主主義的集權制度」為組織原則。據國民黨人的解釋，民主集權制的要義，一是「要實行黨的德莫克拉西，凡是黨員的意志，隨時自由表現出來，而成為黨的意志，同時要擁護黨的機關，依照黨的意志切實執行」；二是「要黨的指導機關能夠指導全體黨員，並且能夠執行黨的整個意志」。國民黨雖然聲稱民主是黨員的權利，集權是黨員的義務，但其著重強調的是後者而非前者。故國民黨又稱民主集權制為「民主的集權制」或「民主主義的集權制度」。這實際上是俄共民主集中制的本義，譯為「民主的集權制」或「民主主義的集權制度」更符合原意。這是俄國革命的經驗總結，也適用於各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強調集權，更強調紀律。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黨章。在黨章的形式和結構上，中共的第一個黨章不若1924年國民黨總章模仿俄共章程的完備程度。因中共初建，沒有仿照俄共那樣建立一套與行政層級相併行的黨的組織系統，直到1927年6月中共黨章第三次修正時，才真正以俄共黨章為藍本，確立一個比較完備的黨章。但另一方面，中共在借鑑俄共組織體制的過程中，充分吸收了俄共組織嚴密性的一面。儘管國民黨改組後也強調集權，強調紀律，但與中共相比仍遜色不少。對違反黨紀的黨員的處分，三黨黨章的規定寬嚴不一。國民黨與俄共基本相似，而以中共的規定最為嚴厲。

  建立籠罩每一個黨員的基層組織。這是列寧主義政黨在組織結構上與西方議會政黨的基本差別，也是此次國民黨改組著力的重點。列寧主義政黨不是由獨立散漫的個體成員組成，它是以「支部」作為黨的基本細胞。俄共黨章規定「黨支部是黨組織的基礎」。國民黨仿照設立「區分部」，規定「區分部為本黨基本組織」。「支部」和「區分部」，均是以黨員生活居住和工作的區域來劃分。這種基層細胞的特點，一在於它對每個黨員個體的籠罩性，每個黨員必須是某個「支部」或「區分部」的成員，連黨魁也不例外；二在於它對每個黨員個體的平等性，如在以地域劃分的某個區分部里，屬於同一區域的不同職業和不同級別的黨員一起出席區分部會議，如孫中山住在甲區，即屬於甲區的某區分部，逢區分部開會，便得以黨員資格，和同一區黨員中的花匠、司機一樣列席；三在於它對每個黨員個體的凝聚性，在同一區分部里，黨員之間一起開會、活動，交流思想，共同行動，既相互了解，也相互監督，使每個黨員對黨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維繫每個黨員對黨的意識形態的認同；四在於它深入民間的滲透性，一方面「使國民黨得盡力於民間」，另一方面，通過基層組織考察吸收新黨員，以確保黨組織的群眾性和嚴密性。

  國民黨在改組以前，只有上層組織，沒有基層細胞，「不特黨員之行為言論純任自由，未有指導，甚至一經入黨，住居何處，所執何業，亦莫之悉，故名有數十萬黨員，實則賢者人自為戰，莫收統一之效；不肖者或掛名投機，或自由進退，組織不完，因而訓練不能周到，致有黨員不明黨義，遑言政策。」國民黨改組以前，掛名黨籍的黨員號稱有20餘萬，「然按之實際，則除冊籍載有姓名者外……毫無活動，衡量黨力，更屬微渺」。黨員之間因缺乏基層組織相互聯絡，散漫遊離如同一盤散沙。

  自鮑羅廷擔任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後，極力向國民黨人宣傳只靠幹部不靠黨員之弊，強調建立基層組織的重要性。1924年元旦，上海《民國日報》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專號，其中宣稱：「沒有區分部，上級機構等於無領土、無人民的國家。」孫中山在一大後給全體國民黨員的一篇訓詞中，對基層組織的作用闡述得更為真切：「此次新章所訂之組織方法，其意義即在從下層構造而上，使一黨之功用，自橫面言，黨員時時得有團結之機會，人人得以分擔責任而奮鬥；自縱面言，各級機關，完全建築於全體黨員之上，而不似往時之空洞無物，全體黨員亦得依各級機關之指揮而集中勢力，不似往時之一盤散沙。此種辦法，在能自由辦黨之地，固易獲效；即在不能自由辦黨之地，亦殊有活動之可能。本黨之決心改組以此。」改組重點放在基層，可以說是孫中山「以俄為師」的重心所在。

  李劍農在《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一書中指出，國民黨的改組，是中國政治新局面的開始，「因為此後政治中所爭的將由『法』的問題變為『黨』的問題了；從前是約法無上，此後將為黨權無上；從前談法理，此後將談黨紀；從前談『護法』,此後將談『護黨』;從前爭『法統』,此後將爭『黨統』了。」

  嚴格說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只是為國民黨謀劃了新的政治方向和奠定了新型組織體制之基礎，是國民黨改組之開始而非國民黨改組完成之標誌。對國民黨改組後的前景，鮑羅廷表示不敢過於樂觀。他認為大會雖然通過了新的宣言和新的黨章，但「國民黨能否經受住根據以勞動群眾為基礎的明確綱領和建立在黨的紀律之上的章程所進行的徹底改組」還不敢斷言。從代表大會之後國民黨的實際發展情形觀察，鮑羅廷的擔心確非多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