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國共關係的初期形態

  一般認為，1923年6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和1924年1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各自正式確立了兩黨合作的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兩黨在做出這一決策的時候，各自對於相互關係的認知和表述，實際上是存有差異的。

  共產國際和中共方面一開始即將兩黨關係稱之為「合作」關係。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國民黨與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中共三大《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議決，此次全國大會亦通過此議決。」觀此可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將國共關係定性為「合作」關係，並鄭重其事地以決議的形式正式確立下來。

  國民黨方面則有所不同。在最初兩年多的時間裡，國民黨一直沒有正式認可兩黨關係為「合作」關係。國民黨一大沒有像中共三大那樣通過一個關於兩黨關係的專門性決議。李雲漢認為，國民黨一大確立「容共」政策的標誌，是1月28日大會討論國民黨章程審查委員會報告案。有關「容共」問題即包括在此案中。查該案討論「容共」問題的原委，起因於代表方瑞麟的臨時動議，要求在國民黨章程中明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針對方瑞麟的主張，中共代表李大釗發表了一個聲明，表示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的主義，並遵守其黨章。經過多位代表的激烈辯論，大會最後表決，多數代表贊成「黨員不得加入他黨不必明文規定於章程」。李雲漢認為，這一表決，標誌著「國民黨的容共政策遂告確定」。實際上，提案中並未對兩黨關係的相關原則做出正面、直接和具體明確的規定。

  其次，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先後發表過七次演說（包括開會詞和閉會詞）。其中關於民生主義的一次演說中，孫中山專門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一事做出解釋，既批評黨內「老同志」思想穩健為「不及」，也批評「新同志」思想猛進為「太過」，強調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並無衝突，不過範圍有大小而已，聲稱「新青年」一方已「誠心悅服本黨三民主義，改共產黨員為國民黨員」。這是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針對兩黨關系所做的唯一一次演說，其意為消泯國民黨內「老同志」對接納共產黨員所產生的疑慮。除此之外，孫中山即使在開會詞和閉會詞中亦未提及兩黨關係。

  

  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分別就國共關係做出專門性的決議相比，國民黨一大確定「容共」政策的過程帶有某種消極性和含糊性。國民黨一大宣言既未提及兩黨關係，其一大前後的輿論宣傳，亦著力宣示其黨務革新的意義，對與蘇俄和中共的關係幾乎沒有正面提及。

  國民黨一大何以未就兩黨關係形成專門性決議和明文寫進大會宣言？一或避免「赤化」嫌疑而有意淡化宣傳；亦或此事早經孫中山定奪於前，且中共加入既成事實，大會只在化解國民黨內反對意見而已。除此之外，更直接的因素，當在孫中山的意識中，並不認為國共關係是一種黨際之間的「合作」關係。在孫看來，中國共產黨不過是一班「自以為是」的「中國少年學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組織。「（孫）博士曾對國民黨人說，中國的共產黨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沒有修養的年輕人，不值得重視。」在這種心態下，國共關係未被孫中山列為國民黨改組大會中的重要議案，自是情理中事。在表述上，孫中山當時的提法是「改共產黨員為國民黨員」、「共產黨員紛紛加入本黨」。所謂國共「合作」，在最初兩年多的時間裡，只是共產國際和中共單方面的提法。

  當然，孫中山輕視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存在，並未影響他對年輕有為的中共分子個人的重用。如他解釋任命中共黨員譚平山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這一要職時，就明確表示他看重譚「有能力和有才智」。可以說，孫中山在國民黨改組前後賦予部分中共黨員以相當職務和權力時，更多的是看重中共黨員個人的才幹，而非出於兩黨之間職位和其他政治資源分配等方面的考慮。

  國共關係確立後，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對「以個人身份加入」的解釋，國共兩黨尚無大的分歧。如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發表聲明稱：「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因為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所以我們只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本[不]能把一個世界的組織納入一個國民的組織。中國國民黨只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個人，不能容納我們所曾加入的國際的團體。我們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去從事國民革命的運動，但我們不能因為加入中國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的組織。」依李大釗的意思，中共作為第三國際的支部，是一個世界性的組織，而國民黨只是一個國內組織，後者無法容納前者，故只能以個人身份加入。李的言意中，隱含著幾分自得。此時國民黨也開始接受「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之類的說法，作為國際組織支部的中共，無形中感覺比國內政黨的國民黨要高出一籌。中共的這種「國際性」，當時也為國民黨人所認同。如汪精衛在李大釗聲明後表示：「黨員跨黨一層亦可不必過慮，且從前既已許之，固經過慎重考量，矧共產黨又系國際的團體，更何礙於本黨乎？」在汪之意，中共既為國際團體，不必顧慮中共會在國內與國民黨爭衡。據汪精衛追述，1922年李大釗加入國民黨時，曾向孫中山聲明自己不能退出共產黨，孫中山明確表示說：「這不要緊，你儘管一面作第三國際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孫視中共黨員為第三國際黨員，亦認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之外的獨立存在。

  1924年8月，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對國民黨員頒發訓令，內稱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後「仍不脫離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本黨之外」存在。「至於加入本黨以後，仍不脫離中國共產黨，則以中國共產黨為第三國際之一支派，與國內角立之政黨，性質不同」。國民黨人強調中共組織的「國際性」，實含有中共不會與國民黨角立爭雄的某些意味。

  但事實上，中共基於其階級基礎的使命感及其與世界革命的直接關聯，與國民黨頡頏的意識甚為明顯。在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後，一再強調其自主獨立性，強調兩黨關係是合作而非合併：「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絕不是整個的共產黨來加入國民黨，而是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資格加入的，並且不是共產黨每個黨員都加入，所加入的不過是一部分。共產黨在國民黨外有自己的獨立組織，有自己的一切機關，有自己的政綱與策略。」

  依照國共雙方的上述解釋，意味著國共關係自始就存有兩重性：中共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即形成一種黨內合作關係；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之外獨立存在，兩黨關係又是一種黨外合作關係。若從國民黨的角度言，即既是容共，又是聯共。容共是「容納共產分子」，聯共乃「聯合共產黨」。從這個意義上說，單獨稱「容共」或單獨稱「聯共」，都難以完整表述國共關係的這種兩重性。

  在表述上，國共雙方最初並沒有「容共」、「聯共」之類的提法。據台灣出版的《國父全集》，最早所見「容共」的提法是孫中山於1924年3月2日發表的《通告黨員釋本黨改組容共意義書》。但據考證，孫中山的這一通告原稿本無標題，1924年3月2日《中國國民黨周刊》第10期發表時，題為《總理致海內外同志訓詞》。1940年代國民黨黨史會纂修林一廠主編《總理史跡稿》時，才將標題改為《通告黨員釋本黨改組容共意義書》。在所有孫中山著作和孫中山逝世前的國民黨文件中，都不曾有過「容共」的提法。

  國民黨文件中，最早出現與「容共」相似的提法，是「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1925年5月25日，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通過《對全體黨員之訓令決議案》，該決議案內提到：「因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加入本黨之故，社會對於吾黨之疑慮，及吾黨同志間之糾紛，由是引起……任何階級無不聞『共產』二字而卻走，及見本黨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之加入，率驚恐相顧，以為大禍之將臨。」這是國民黨官方文件中最早有關「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之提法。在此後一段時間裡，「容納共產分子」之類的提法漸成習慣用語。

  中共在最初一段時間裡也是認同「容納共產分子」這一提法的。其後隨著中共勢力的日長以及與國民黨抗衡意識的增強，「聯共」才逐漸取代「容納共產分子」的提法。「聯共」一詞，據筆者有限的查閱，最早見於瞿秋白在1925年秋冬間所做的一次題為《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的講演。內稱：「在開會（指西山會議）以前，林森、鄒魯電汪精衛謂廣州執行委員違反孫先生的聯共主義，而他們現在居然聯絡段祺瑞在北京開會，這是不是實行中山主義？「192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日告中國國民黨黨員書》中，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聯共」一詞。文中涉及孫中山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政策時，有八處用「聯共」表述，一處用「容納共產派」表述，一處用「黨內合作」表述。此後，「聯共」一詞逐漸在中共人物的言論中頻繁使用。與此同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概念亦逐漸形成。

  國共關係並非單純的兩黨黨際關係，實際上是國民黨、共產黨與蘇俄的三方互動。國民黨同意容納共產黨人，與共產黨同意其黨員加入國民黨，均基於各自現實策略的考慮。同樣，蘇俄在援助和介入中國革命時，亦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這種關係的錯綜複雜性必然帶來不斷的紛擾和矛盾。

  如前所述，孫中山之所以吸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除了欣賞共產黨人的能力和為國民黨注入新鮮血液外，俄國因素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茲舉一例：陳獨秀在加入國民黨後，經常在《嚮導》等中共刊物上著文批評國民黨。孫中山對此甚為不滿。他在與馬林的一次談話中，曾用英語憤憤地說：「像陳獨秀那樣在他的周報上批評國民黨的事再也不許發生。如果他的批評里有支持一個比國民黨更好的第三個黨的語氣，我一定開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產黨開除出國民黨，我就可以不接受財政援助。」孫中山此句的意思不妨倒置來理解：「如果我可以不接受財政援助，我就能自由地把共產黨員開除出國民黨」。所謂「財政援助」顯然是指蘇俄的財政援助。其言外之意，正說明孫中山「容共」與其欲得俄援密切相聯。

  中共黨人對國民黨的激烈批評，與馬林在華時的策略有很大關係。馬林一度想以中共黨員去引導國民黨執行國民革命的政策，因而鼓勵共產黨對國民黨展開批評。1923年7月下旬馬林離開中國。10月初鮑羅廷來華。鮑來華後，很快取得孫中山的信任，並成功地使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同時也與中共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指導關係。他不像馬林那樣毫不隱諱地貶低中共的作用，否定中共的理想目標，而是向中共黨人反覆解釋他們在國民黨內的決定性作用和壯大國民黨就是為了壯大共產黨的道理。他與中共黨、團領導人經常舉行聯席會議，共同商討國民黨的改組事宜，發揮中共在國民黨改組中的作用。而中共黨人亦積極配合鮑羅廷改組國民黨的工作。中共中央在國民黨一大前後儘量保持低調。加拉罕稱讚年輕的共產黨人在國民黨一大前後的表現「十分出色」，他們「有高度的紀律性，沒有用任何左派共產主義者的言論給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整個組織工作和給黨綱、黨章的制定製造麻煩」。而出現麻煩是莫斯科的一些人所曾擔心的。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夕，中共與青年團在上海舉行聯席會議，鮑羅廷出席並作了報告。鮑指出：「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使國民黨的工作面向群眾，面向人民，使國民黨把國民革命運動真正建立在群眾工作的基礎上。」為此，他要求中共在各地的國民黨組織中都要有自己的同志，「他們同自己相應的機構保持聯繫並在當地國民黨組織中貫徹他們的決議，從而不僅不會削弱自己的黨，而且會使它變得越來越強大」。中共中央向地方組織發出呼籲書，要求全體黨員立即加入國民黨，在各地協助國民黨改組，儘可能幫助國民黨發展，「在沒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要派我們的同志去建立支部；在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我們的同志應該成立聯合委員會，聯合委員會成立後，他們應該在國民黨內有組織地進行工作。」中共中央還決定，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是這樣一種形態，即共產黨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個不合法的支部」。「全體同志儘管應該在國民黨內竭盡全力為自己爭取領導權，但必須通過合情合理的途徑，不得暴露自己的意圖。」

  中共中央對國民黨內的人事安排，議定「共產黨員不應該在各委員會中謀求職位」。對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最初也只計劃由鮑羅廷推薦兩名自己的同志。

  共產黨人的表現得到孫中山的肯定。儘管中共黨人保持低調，但最終在國民黨內所得的位置仍相當突出。中共及青年團此時總人數雖然僅占國民黨在冊黨員人數的2%,而出席大會的代表人數卻占到全體代表人數的10%。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24名委員中，中共黨員有3人入選；17名候補中央委員中，有7名中共黨員入選。兩者合計，中共黨員占到1/4.此外，3名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亦有1名中共黨員名列其中。會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設立的7部1處中，中共黨員占據了2個部長（組織部、農民部）和3個相當於副部長的秘書（組織部、工人部、農民部）職位。

  中共雖然力量弱小，卻能利用改組後國民黨地方組織新建和急謀發展的機會，在眾多地方黨部中擔任重要職務，甚至取得支配地位。如廣州是國民黨最早試點改組的地區。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後，廣州全市共設立了9個區黨部、66個區分部，其中共產黨員在5個區黨部和13個區分部中有影響。國民黨一大閉幕後，決定派遣中央執、監委員和候補執、監委員分赴上海、北京、漢口、哈爾濱、四川組織執行部，指導和監督地方各省區的黨務。後來實際只成立了上海、北京和漢口3個執行部。上海執行部管轄蘇、皖、浙、贛4省，北京執行部管轄冀、晉、熱（河）、察（哈爾）、綏（遠）、豫、甘、新、青、蒙等10省，漢口執行部管轄兩湖和陝西3省。上海執行部成立後，胡漢民、汪精衛、葉楚傖為常務委員兼組織、宣傳和青年婦女部長，而日常工作多由組織部秘書毛澤東、宣傳部秘書惲代英等中共跨黨人員負責。北京、漢口執行部的各部部長、秘書及助理中，亦有相當一批跨黨人員，如李大釗、蔡和森、朱務善、於樹德、張昆弟、王盡美、林祖涵等。此外，在派赴各省開展黨務的臨時執行委員中，中共跨黨人員亦不少。

  此時，國民黨內反對中共跨黨的呼聲從國民黨籌備改組之時就已微瀾泛起。隨著中共力量的日漸活躍，一些老國民黨人或暗生妒忌，或擔心中共爭奪其政治資源，其反對聲浪一波強似一波。國民黨一大後，廣州少數國民黨老黨員甚至組織秘密小團體抵制共產黨。其他一些省市亦有老國民黨人拒絕與中共跨黨黨員合作，或拒不到任，或分庭抗禮。其時中共黨內亦存在著這樣一種氣氛：「我們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卻不打算支持它，而只想利用它。」而中共中央最初在指示中要求黨員「必須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老的國民黨員身上，因為他們是黨的官僚，是他們把一些有組織能力的人和各種政客派往各地，必須同他們作鬥爭。」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的矛盾勢必激化。北京、上海、廣州、漢口等地的國共兩黨黨員之間，都存在著嚴重的對立。受其影響，工人和學生組織中亦形成相互對立的不同派別。鑑於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告誡黨員：對國民黨人不要預存嫌惡藐視的心理，「對他們中間極腐敗的分子，亦宜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須盡力避免不必要的衝突」；並儘量避免國民黨內發生左右之分歧，不可勉強援引自己的同志擔任國民黨內各種職務，尤不應包辦其黨務；在發展本黨組織時，須十分慎重，不要使國民黨誤會中共有意拉去他們的黨員；今後一切工作均「用國民黨名義，歸為國民黨的工作」，只有當國民黨不願用其名義活動時，才以本黨名義獨立活動。

  應該說，在國共合作初期，中共黨人是比較謹小慎微的。據阮嘯仙1924年4月間的報告，廣東中共黨人已經完全淹沒在國民黨的組織宣傳工作之中了，以至於一般工人、農民只知我們是「好國民黨」、「新國民黨」，而不知有共產黨。中共中央鑑於一些國民黨人對中共黨人在國民黨內輕易取得高位不滿，一度打算讓譚平山和林伯渠等人主動請辭國民黨中央的領導職務，以示誠意。實際上，中共黨人因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國民黨的組織發展中，以至於影響本黨自身組織的發展。在國民黨改組前後一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共黨員人數基本上沒有增加，有些地方還有所減少。

  與此同時，蘇俄在國共關係問題上仍然存有不同意見。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認為，中共以犧牲自身的發展為代價，求得國民黨的發展，是值得肯定的；但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領導人卻持異議。維經斯基認為，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中共必須善於把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國內的民族運動結合起來；共產黨人的任務，是要在國民黨內爭得更多的民主，使國民黨左派有較大的迴旋餘地。他甚至認為鮑羅廷沒有必要為國民黨制定嚴格的紀律和集權化的章程。

  1924年5月，維經斯基受命來到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會上，代表們就黨員在國民黨內工作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許多工人代表「對共產黨實際上被溶化在國民黨中表示反對，甚至有人主張與國民黨決裂；有一些人持相反意見，要求讓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爭論的結果，決議繼續留在國民黨中工作，但必須鞏固和加強共產黨自身的組織。會議針對國民黨的性質以及國民黨內的矛盾，提出了相當激進的主張：

  第一，認為國民黨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政黨」。國民黨內一大部分黨員屬於有產階級，並且迴避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他們的階級利益和勞動平民的利益不一致，他們的階級性每易趨於妥協，很難為中國民族獨立奮鬥到底，由此國民黨內部分化為左右派。左派由兩部分人組成：一是孫中山及其一派，一是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同志，後者是左派的基本力量，「因此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不能為了鞏固擴大國民黨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而是要鞏固國民黨左翼和減殺右翼勢力，迫令國民黨全體左傾。

  第二，中共在國民黨內工作，無論是組織、宣傳，還是黨務，都必須有非常明顯的組織形式，而國民黨「客觀上不能有嚴格的集中主義及明顯的組織形式」，「我們當贊助國民黨辦好組織機關，引進思想上接近國民黨的分子，然而這不能作為我們在國民黨里的唯一主要工作」。

  第三，「產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黨的基礎」，「凡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不必幫助國民黨組織上的滲入產業無產階級」；工人有自己的階級意識，不必一定要先經過民族民主的政黨之政治訓練，才可以加入無產階級的政黨。只能使手工業的無產階級，做國民黨的群眾基礎，因為中共目前的能力有限，還不能在手工業無產階級里開展很大的工作。在工會運動方面，不能幫助國民黨設立工會，或者使已經成立的工會全體加入國民黨。

  此次會議是中共調整國共關係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即由謹小慎微、自我約束，轉向積極進取、主動出擊。但在實際行動中，中共並沒有立即和完全地執行會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