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廣州國民政府與南方軍政格局

  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開幕詞中申言：「此次國民黨改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第二件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孫中山將後者概括為兩句話八個字：「以黨建國」、「以黨治國」。他認為俄國革命的成功經驗是「將黨放在國上」，「俄國完全以黨治，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可為我們模範」。

  以此觀之，似乎「以黨建國」和「以黨治國」的思想源自俄國經驗。實際上，在俄國革命之前，這一思想在孫中山胸中早已成形。同盟會推翻滿清，創立民國，實際就是以黨建國之始；1914年組織中華革命黨，將革命程序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明確提出：「自革命軍起義之日至憲法頒布之時，名曰革命時期；在此時期之內，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陳之邁在《中國政府》一書中這樣寫道：「自從中華革命黨在民國三年組成之後，一黨專政的理論已經成熟。民國十二年十三年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這個理論遂成定製。」他申言：「一黨治國的理論實為孫先生所創始，蘇聯革命的成功，不過使我們對於這個辦法益增信念而已。」李劍農亦認為，1917年俄國革命的勝利，重新燃起了本來就持有「在革命期內需要一黨專政」看法的孫中山對一黨制的強烈興趣。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在「以俄為師」的背景下，「黨治」理論正式確立。隨後黃埔軍校和國民政府相繼成立，「黨軍」與「黨國」體制從理論付諸實際。

  孫中山十分注意政權的「合法性」問題。他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傳統習慣是「成王敗寇」，而近代文明國家則注重「政治名義」，「若有一種政治上行動，即敗後也不為寇」。他認為，一般性的反抗政府的舉動是犯法的，是土匪的行為，但「有一種反抗政府的舉動，不是土匪，也不犯法，就是革命」。在孫看來，「革命」具有無可置疑的政治「正當性」。在此以前，他一直以「護法」為旗幟，亦是基於其行動「合法性」的考量，但事實證明「護法」不僅未能成功，反陷自己於被動。他於是決定放棄「護法」的旗幟。他宣稱：「今次本總理再回廣州，不是再拿護法問題來做工夫。現在的政府為革命政府」；正式宣布脫離北京政府，「不承認彼為政府」，與之處於敵對政府狀態。這標誌著廣州政府自此正式以獨立的政府姿態出現於中國政治舞台上，與北京政府處於南北對峙狀態。故李劍農認為，國民黨的改組，是中國政治新局面的開始。此後政治中所爭的，將由「法」的問題變為「黨」的問題了；從前爭「法統」，此後將爭「黨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