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改組前的國民黨

  袁世凱稱帝失敗後，中國社會逐漸呈現出一個兩極化趨向：一方面是軍閥割據混戰，社會禍亂相尋，政治極度失序；另一方面則是文化異彩紛呈，新思潮洶湧澎湃，新生力量茁壯成長。正是這樣一種看似歧異的矛盾格局，蘊育和催生了1924年至1927年的國民革命。

  從歷史淵源而言，中國國民黨乃延續興中會（1894-1905）、同盟會（1905-1912）、國民黨（1912-1914）和中華革命黨（1914-1919）而來。自同盟會開始，國民黨即是一個組織鬆懈、紀律欠嚴的組織。胡漢民曾對同盟會時期的「疏闊簡易」情形有如下一番感慨：「黨與黨員，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眾而領導之。黨員之賢者，篤於所信，其犧牲獻身之精神，曾令聞者興起，不可磨滅，然亦往往出於自動，而非黨的行動。」辛亥革命後，同盟會改組為公開的國民黨，革命黨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大批黨員腐化變質，官僚政客群相湧入，黨的革命性和組織性蕩然無存，內聚力迅速消失。胡漢民描述當時的情形是：「長衫同志變成政客，武裝同志變成軍閥，同時軍閥加入本黨做武裝同志，政客也加入本黨做一般同志。」在這種情勢下，國民黨很快被袁世凱分化瓦解。

  孫中山每遇重大挫折時，常以「改組」、「改造」黨為革新之契機。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其主旨雖在討袁，但是建立一個有強固組織和嚴格紀律的黨，恢復民國前的革命精神，重訂革命方略，開創革命新機，亦是孫中山的重要考量。但孫中山在組黨方式上試圖樹立強人威權領導，並以封建會黨的某些方式，如立誓約、按指模、講服從、分等級等來嚴密約束黨員，將革命黨引導到一條秘密、狹隘和排他性的組織道路，引起許多黨人的疑慮和抵制。一批重要黨人拒絕參加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的實際運作效果亦距其理想甚遠，其嚴格的組織形式妨礙了黨勢的擴張。加之中華革命黨的活動基地主要在海外，與國內的政治文化主流相疏離。在1915年因「二十一條」而起的全國性反日運動中，革命黨人在民族矛盾和國內政爭之間處於兩難境地，內部意見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在護國之役前後，中華革命黨並未能成為左右中國政局的力量。1916年袁世凱死後，中華革命黨本部移回上海。與此同時，孫中山為顧及現實環境的需要，逐步揚棄了中華革命黨初期若干嚴格的黨律，而採取較為寬鬆溫和的組黨路線，黨組織又復鬆弛渙散。

  1917年後，孫中山在廣東進行護法運動，以武力向北洋軍閥爭正統，論者一般認為這是革命黨繼辛亥之後為了維護民主共和所作的第二次大規模的奮鬥。實際上，此時孫中山護法所依靠的是桂系與滇系軍閥，黨組織並沒有發揮什麼力量。當時一般人亦只知道有孫中山與西南軍閥相結合的勢力，「革命黨」本身鮮為時人所提及，表明此時革命黨所顯示的只有黨魁個人之魅力，而少見黨組織之群力。

  由於「黨力」不彰，與孫中山結合的西南地方軍閥又並非真心擁戴孫中山，護法軍政府因為缺乏實力而被時人譏為無土地、無人民的「空頭政府」和「超然政府」。當滇桂軍閥不能容忍護法政府時，缺乏憑藉的孫中山便不得不愴然離去，護法鬥爭宣告失敗。經此失敗，孫中山痛感南北軍閥如一丘之貉，自嘆「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為之槁木死灰」。由於對時局絕望，孫中山一度卜居上海，「暫不過問」實際政治，而潛心研究革命理論，繼《民權初步》之後，又著《孫文學說》和《實業計劃》。三書合編為《建國方略》出版。孫中山深感統一革命黨思想理論之困難，提出「知難行易」學說。

  孫中山探研革命理論之時，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席捲全國。孫中山自然不可能置身度外。翻檢這一時期孫中山的有關批示、函電和演講文稿，可知他對五四學生運動有過熱烈的贊助，對新文化運動亦有敏銳的觀察。愛國運動中，學生、工人、商人、婦女等民眾紛紛組織起來，發揮了巨大的政治能量，令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自嘆不如。儘管一些革命黨人積極參與和贊助了五四運動，但中華革命黨並沒有以一個政黨的姿態，對這場運動發揮領導和引導作用。1923年7月《前鋒》雜誌有文質問國民黨曰：「民國八年學生大運動的時候，國民黨在什麼地方？民國四年反對日本二十一條要求的運動中有沒有國民黨？……無怪乎五四運動的學生把國民黨忘掉，去年北京雙十節紀念在中央公園開會，學生工人到者數千人，連創造民國的國民黨名字多沒有提起……革命黨不能，而北京大學卻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這種事實實在不能令人滿意。」

  1919年6月16日中華民國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以後，與各省、各都會的學生會聯成一個嚴密的組織。這是當時任何團體、政黨所不曾有過的。國民黨雖是一個有相當歷史的政黨，但其組織與黨員之間的聯絡指揮，尚不如這個全國性學生組織的完備和運作靈活。此事對孫中山刺激甚大。如何健全黨的機器，如何使黨與民眾結合起來，成為孫中山亟須應對的一個問題。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希望吸納廣大青年學生加入其革命陣營。但這次改組並沒有改變原來革命黨那種組織渙散、紀律鬆弛的狀況，亦沒有提出具體明確的政綱。中國國民黨設本部於上海，規定在各地設總支部、支部和分部，實際上各級地方組織只在海外華僑中部分建立，在國內僅廣東建立支部，其他各省幾乎無組織基礎可言。

  

  對於新文化和新思潮，孫中山及追隨在他左右的重要革命黨人的反應如何呢？五四運動之後不久，孫中山命戴季陶、沈玄廬、孫隸三創辦《星期評論》;同年8月，又命胡漢民、朱執信、廖仲愷等創辦《建設雜誌》，參與新文化的激揚和新思潮的鼓吹。孫中山對當時流行的各種新思潮，有表歡迎者，亦有持反對和保留態度者。如他對「文學革命」即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認為中國文字維繫中國民族文化生命於不墜，不願輕言放棄文言；同時他又認識到白話文是宣傳主義的利器，故也不反對使用白話。除孫中山本人外，胡漢民、朱執信、戴季陶、廖仲愷、葉楚傖、馮自由、汪精衛等國民黨人也積極回應新文化思潮的衝擊，參與新思想的介紹與研究。不過，這些國民黨人的活動，所表現出來的多是個體的活力，難見「黨力」的整合。

  1920年10月，孫中山利用各派軍閥混戰之機，命令陳炯明率原駐福建的粵軍回師廣州，逐走了桂系軍閥陸榮廷，並委陳炯明為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統一領導廣東軍政事務。孫本人亦重返廣州。此時孫中山認為光護法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為「護法不過矯正北京政府之非法行為，即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若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分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對外亦不發生國際上地位之效力」，所以，必須建立正式政府。1921年4月，廣州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在廣東建立中華民國政府。不久，桂系投順，孫設大本營於桂林，準備北伐，以打倒軍閥，統一全國。

  此次孫中山所依靠的力量本是陳炯明指揮下的黨軍。這支部隊是孫中山從桂系手中奪過來的，是第一支真正屬於國民黨的部隊。孫中山視之為難得的革命武力，甚至批准全體官兵宣誓入黨，期望這支「黨軍」能達成革命任務。陳炯明原是向孫中山宣過誓、摁過指印的黨員。孫對陳倚畀至深。未料陳炯明為保存實力、鞏固地盤，反對孫中山北伐，並於1922年6月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被迫離粵赴滬。陳炯明的背離，使廣東革命事業毀於一旦。「變生肘腋」，使孫中山有刻骨銘心之痛：「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蓋歷次失敗，雖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則為失敗於敵人。此役則敵人已為我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為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且其陰毒兇狠，凡敵人所不忍為者，皆為之而無恤。此不但國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這一事件，使孫中山感到迫切需要一個嚴密組織的革命黨和一支真正服膺主義的黨軍。

  在1924年改組前，國民黨的黨機器，具體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據鮑羅廷描述，改組前的國民黨，「黨與黨員沒有任何聯繫，沒有在他們當中散發書刊，沒有舉行會議，沒有說明孫（中山）在各個戰線上的鬥爭目標，特別是同陳炯明的鬥爭目標。國民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完全不存在。」改組前，國民黨號稱有黨員20餘萬，實際多為「掛名黨員」。如國民黨廣州分部號稱有黨員3萬，其中繳納黨費的只有6000人，前來登記者只有3000人。「廣東人民對孫的政府持強烈反對態度」。廣州的工人對政府的命運漠不關心，對其勝敗根本不感興趣；城市小資產階級因前線時勝時敗和敵軍經常進犯而深受無政府狀態之苦；濫征捐稅，招致商人不滿和仇視；至於農民，「他們把孫同陳的鬥爭看做是只降臨到他們頭上的一種不幸」。國民黨「偶爾發布由孫簽署的諸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等一般性題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當前的事件，不對它們作出解釋，也不利用這些事件來發展和鞏固黨。這些宣言作為趣聞被刊登在幾家報紙上，然後國民黨又沉睡一年又一年。」

  這樣一個黨，顯然需要進行一場徹底的改組和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