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現代工業的較快發展

  民國建立後，中國現代工業經歷了一波長達10年左右的較快發展期，中國的工業化水準較前清時期有了明顯提高，其中除了民初現代經濟法制體系的初步建立、資本投入的增加等內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外因，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西方列強因深陷戰爭，對華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均大大減少，由於商品進口量的劇減，民族工業產品的國內市場陡然擴大，商品價格上揚，又使工業利潤大增，刺激了各界競相投資。這樣，長期困擾中國工業發展的市場狹小和資金短缺問題有了相當程度的緩解。在這種有利環境下，國內資本投資踴躍，現代工業得到空前發展。這一波發展過程始自民國建立，加速於世界大戰的開始。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4年即告結束，但因戰爭而受累甚多的列強，在戰後尚需經歷恢復的過程，一則有大量進口需求，二則出口恢復也需要時間，而中國戰時新增資本開始投產，企業自國外購買的機器設備因停戰得以源源進口，新增生產力多在1918年大戰停止後方始發揮作用。如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工業部門——棉紡織業，其進口機械的價值，1920年為690萬兩白銀，1921年則猛增為2670萬兩白銀，可見其對生產的推動作用。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整個工業發展繼續呈慣性運動，速度較前更快。故從1912-1922年的10年間，可謂中國現代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

  據估計，1913年中國現代工業企業共有698家，資本總額33082萬元，工人總數27萬人。到1920年，現代工業企業達到1759家，資本總額50062萬元，工人總數56萬人。即整個現代工業規模大體增長了1倍左右。另據估計，中國現代工業1914-1920年間的總平均增長年率為13.8%,其中幾乎所有的工業部門都有發展，而輕工業的發展速度更快，有的部門（如麵粉、捲菸等）年增長率超過了20%。應該說，無論是以中國自有現代工業以來的發展速度，還是與同期其他國家的工業發展速度作比較，民國初年的現代工業發展速度都是相當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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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現代工業最重要的部門——棉紡織業，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發展最快的工業部門之一。戰前紡紗本為賠本生意，大戰期間由於進口銳減，數量平均下降了一半左右，造成紗、布市價大漲，紗價上漲1倍以上，為所有棉紡企業帶來高額利潤（生產1包16支紗，最高可獲利潤50兩白銀），以至幾乎無廠不盈。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原已無法維持的寧波和豐紗廠，1919年竟然以90萬元的資本獲淨利125萬元，利潤率高達139%。在如此厚利的刺激下，投資者趨之若鶩，紗廠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1920年至1922年，華資新開紗廠39家，超過戰前20餘年中外資本開設紗廠的總和（31家）。紗錠數每年以20萬枚的速度增長，1922年達到151萬枚，為1913年的3倍，1925年的棉紗產量比1915年增長了2倍以上；同期布機數也由2016架增加到6767架。由於國內棉紡織業的發展，使進口棉紗數量持續下降，1925年大約只有戰前的1/4左右。長期高居中國進口貨品價值前列的棉紗，1924年已退居到只占進口總值的3%左右，國內棉紡織工業用紗實現了大部自給，1921年棉紡織業消費的進口紗只占總消費量的20%左右。與此同時，1915年以前幾近於零的棉紗輸出則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1924年達到了14.7萬擔，價值751萬關兩（包括外資企業）。據統計，1920年全國已有紡織廠475家，資本總額8275萬元，工人36萬人，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現代工業第一大部門。

  中國現代工業的又一重要部門是麵粉工業。麵粉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向為入超，1914年進口220萬擔，價值914萬關兩。世界大戰爆發後，進口來路斷絕，1915年的進口量尚不及上年的1/10，麵粉又為西方各國主食，需求甚大，戰時及戰後一段時間內供不應求，尚需向外尋求進口來源，由此刺激中國麵粉工業的飛速發展。1912年以前，國內麵粉工廠不過37家，而1920年一年之內就成立了20家。1921年，全國麵粉工廠總數達到了123家。尤以東北、江蘇、湖北、山東設廠最多，如哈爾濱、上海、青島、漢口、天津、無錫等地，麵粉工業較為發達，大廠的日產量已超過1萬袋。從1918年起，中國麵粉貿易連續4年大量出超，年輸出均在200萬擔以上，最多的1920年，出口396萬擔，價值1825萬關兩。

  輕工業部門之一的火柴業有了較大發展。1914年以後，火柴進口不斷下降，1923年的進口數量只有戰前的8%左右，尤其是以往進口量最大的日本火柴，受到五四運動以後抵制日貨運動的影響，1923年的進口數量還不到1919年的3%。火柴工業市場擴大，利潤增加，發展很快。1920年一年之中開辦火柴廠23家，資本184萬元。中華、鴻生、熒昌等廠出品的國產火柴已開始在市場上居於優勢地位。

  除了上述工業部門之外，繅絲、捲菸、榨油、針織、食品等輕工業部門，在大戰前後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一直是中國現代工業薄弱環節的重工業，在大戰前後也有了一定的發展。鋼鐵工業是重工業的基礎，舊有的漢冶萍公司1914-1921年的生鐵平均年產量為14萬噸，鋼為3.8萬噸；新建的上海和興鐵廠（1917年）和武漢揚子機器公司（1918年），前者有12噸和35噸高爐各1座，40噸平爐2座，年產鋼3萬噸；後者有100噸高爐1座，年產生鐵3.6萬噸。本在生鐵生產中微不足道的機械煉鐵，產量猛增到占生鐵產量的58%。1919年全國生鐵產量為41萬噸，1921年的鋼產量達到7.68萬噸，成為1935年以前中國鋼產量的最高峰。受世界大戰的影響，本來極為薄弱的中國鋼鐵工業，1918年的出口值居然達到了1673萬關兩，位居全世界當年出口貨品前十名之列。

  重工業中的採礦工業有了較大發展。煤炭工業向為中國採礦業的支柱部門，發展較快。1918年的產量比民國初年已翻了一番，1924年產量達到2578萬噸，比1918年又增長了40%,其中機械開採已占到總產量的72%。同期煤炭出口也在穩步增長，1924年為320萬噸，價值超過2000萬關兩，已成為大宗出口物資之一。鐵礦石產量1924年達到177萬噸，機械開採占70%左右，均比民國初年翻了一番。由於戰爭使需求增加，有色金屬開採中，雲南的錫，湖南的銻、鉛、鋅，江西的鎢產量均有較大增長。因為這些產品大多供出口，所以受國外市場影響較大，戰後產量普遍回落，此後一直起伏不定。

  作為重要原材料工業部門之一，水泥工業本有一定基礎，大戰前後更有較大發展。1924年，7家主要華資水泥工廠的資本總額為1440萬元，年產能力為316萬桶，其中唐山啟新洋灰公司的資本達到880萬元，年產能力為137萬桶。

  華資機器工業可謂中國所有現代工業部門中最薄弱的一環。大戰前後其他工業部門的發展，帶動了以修理為主的機器工業的發展，尤其是與紡織業相關的機器製造與修理業務發展更快。上海民族資本開辦的機器工廠，1913年為91家，1924年達到了284家，增長了兩倍以上，其中一半左右已使用電力。動力、紡織、繅絲機器製造都有較大增長，以前根本沒有的工作母機製造工廠開始出現，國產車床還一度出口到東南亞國家。值得注意的是，江南造船所的業務在此時有了相當進步，技術亦有所突破。1912-1926年共造船369艘，計14.4萬噸。1914-1925年的經營均有盈餘，1921年的盈餘更高達216.7萬元。在所造船舶中，千噸以上船的噸位總數已占到總噸位的一半以上。1918年該所接受美國政府訂貨，建造4艘14750噸的重載船，下水後引起中外關注。儘管這幾艘船的主要技術與裝備均來自美國，但它們的下水畢竟是中國造船史的大事。可以說，無論在造船總噸位及單艘船重上，江南造船所都不亞於當時在上海居於壟斷地位的英商耶松船廠，並已成為除日本之外的遠東最大的造船廠。

  相對於輕重工業在大戰前後的快速發展，近代交通運輸業的發展相對要慢一些，因為鐵路建造與輪船航運均需要較大投資，而此時外國在華投資受大戰影響有所減少，同時運輸量的增長尚未達到大規模刺激投資的程度，因此，鐵路與航運業雖有發展，但在發展速度上略顯遜色。1912-1926年鐵路共通車3723公里，年平均通車裡程不到250公里，其中重要者有，粵漢路武昌至株洲段（1917-1920年完成）、廣州至韶關段（1914年完成），隴海路新浦至開封段、洛陽至靈寶段（1915-1926年完成），平綏路陽高至包頭段（1914-1923年完成），上述路段共1765公里，占此時總通車裡程的近一半。東北地方鐵路建設在此時有了較大進展，建成了1000餘公里，減輕了東北交通對日本控制的南滿路的依賴。雖然鐵路建設的總體進展不夠快，但它仍然是北京政府財政的搖錢樹和交通系官僚資本賴以存在的基礎。據統計，1921年的鐵路盈餘高達4000餘萬元，而當時北京政府一年的總收入不過4億多元。輪船航運業，中國資本擁有的輪船噸位雖然翻了一番還多，從1913年的8萬餘噸增加到1921年的18萬餘噸，但在總航運量中所占比例變動不大，自1916-1924年，各通商口岸進出船隻總噸位中，中國船隻始終只占1/4左右的比例。

  大戰前後中國工業的發展，不僅在量的方面有了重要進步，在質的方面也有了一定變化。除了前述重工業及其生產技術的某些發展外，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大型工商業企業集團的出現。據統計，資本在50萬元以上的公司，1920年比1912年增長了2.5倍。這些企業集團的出現，既是經濟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表現了經濟發展的進步性，也是工商界為應付戰後經濟危機而產生的保護性反應。榮家企業集團的發展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榮宗敬、榮德生兄弟以麵粉業起家，起初發展並不順利，年年虧損。世界大戰爆發後，逢此經年不遇之機，榮氏兄弟以超過常人的眼力、氣魄與才幹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他們採用欠款購機、分期付款、控制原料、提高代銷佣金等手段發展麵粉的生產與銷售，使生產規模迅速擴大。1912-1921年，榮氏企業的福新粉廠陸續建成開工8個廠，茂新粉廠也從兩個廠增加到4個廠，麵粉日產能力占全國的1/4，幾乎操縱了全國的麵粉市場。1915年榮氏兄弟又開始涉足紡織業，創辦申新紗廠，資本30萬元，當年即有贏利。從此，申新紡織集團猶如滾雪球般發展，10年間建立了6個廠。到1922年，榮家企業集團的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已擁有12家麵粉廠和4家紗廠（另有2家紗廠在建），自有資本1043萬元，固定資產總值1959萬元，為初創時的392倍，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37%,遠遠超過同期其他民族資本企業的發展，也為實力雄厚的外資及官僚資本企業所不及。而且榮氏企業的這種發展，是在內無特權、外有壓迫的情況下取得的，由此也可見當時民族資本企業的活力與效益。1925年榮家企業集團擁有粉磨319台，年產麵粉2586萬包；紗錠18.46萬枚，年產紗9.7萬件；布機1615台，年產布97.64萬匹，成為名副其實的麵粉與棉紗大王和首屈一指的中國民族資本企業集團。除此之外，老的如張謇的大生企業集團，新的如郭樂兄弟的永安企業集團等大企業集團，在大戰前後也都有了相當的發展。大生紗廠一廠在1917-1924年間新增紗錠5萬枚，比自建廠到1917年的總和4萬枚還多出1萬枚。永安紡織公司的初創資本即達到了600萬元。這些大企業集團的出現，它們在管理與技術上的創新，標誌著中國民族資本現代工業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