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現代工業發展的起伏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中國現代工業較為迅速的發展，使工商界在欣喜之餘，都在準備進一步擴大投資，興辦更多的實業，然而突如其來的經濟蕭條，又使他們如大暑伏天而墮三九寒冬，誠如時人所論：「歐戰既終，險象即生，九、十兩年（即民國九年、十年——引注）實為中國工業恐慌時代。鐵廠積貨如山，無人過問，至於閉爐停機；紗廠結帳大都無利；上海數十年之三大油廠竟同年倒閉；其他工業亦皆消沉。因歐戰致富之實業家，營業失敗重入旋渦者，乃時有所聞，吾國工業因參戰所得之利能永久存在不為曇花一現者，竊恐甚少也。」缺少穩定的發展環境、對國際市場認知的欠缺、國內市場狹小與資金短缺、外國資本的壓力，等等，均為中國現代工業發展步履維艱的重要原因。

  袁世凱時代的北京政府還維持著全國統一的局面，在擬定經濟法規、勸獎實業發展方面，多少還起到政府應有的作用。到了後袁世凱時期，全國統一局面因軍閥混戰而離析，各路軍閥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霸一方，爭權奪利，無心再顧及工商業的發展，更不必說什麼扶持了。1924年9月1日至15日，北京政府召開全國實業會議，與會代表有來自各省區商會、農會、漁會、礦業聯合會以及上海、漢口、天津、廣州等大商埠的實業界代表80餘人，北京政府外交、內政、財政、交通、農商及稅務處派出21人，以顏惠慶為議長，李士偉、穆藕初為副議長。此次會議為1912年全國工商會議後歷12年而召開的又一次討論實業發展規劃及問題的全國性會議，會議提出議案170餘件，議決者158件。此次會後，本應在10月召開由各省區實業廳長參加的實業行政會議，但「因近時時局不靖，交通或多困難」而暫緩舉行。此次會議通過各案，本應提交行政會議「分別諮詢審核，再為施行」，結果亦束之高閣。所以國務總理顏惠慶在閉幕詞中表示：多年來「內因時局之不靖，外受國際之競爭，實業界所受痛苦更在在皆是。其所以謀救濟而圖改進者，自既殷且切。」對於像中國這樣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自成體系的後發展國家而言，由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將註定是長期而艱難的過程。在這個轉型期中，在確立經濟法制、開拓商品市場、保護內外投資、穩定市場秩序等方面，政府力量自有其責任和作用，一個清正廉潔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介入與導引仍為利大於弊，也是必不可少的。很難設想中國可以在沒有充足資本、沒有統一市場、沒有對外擴張、沒有歷史傳統的情況下，僅僅依靠自發自生的發展路徑可以實現自身向現代化轉型。但是，歷史已經表明，北京政府不能承擔導引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歷史責任，且不說北京政府無法維護中國國家的政治獨立與經濟主權，無法改變中國對列強的政治、經濟依附地位，即就促進經濟發展的具體政策措施方面，北京政府在多數情況下也無能無力。誠如時人所論，袁世凱之後的北京政府對於工商實業除了「少許官制變更外，竟無政策可言」；「今日之中央政府，老氣衰頹，能力薄弱，日浮沉於政治風潮之中，求其澄心靜思，為商人謀一生路，益為必不可能之數」。

  中央政府既無心也無力關注並促進工商業的發展，各路軍閥則將工商企業視為動輒可得之財源。民國年間，戰亂不已，軍隊眾多，軍費浩大，從中央到地方，為了應付軍費開支，無不濫征各種苛捐雜稅，成為工商業發展的重大阻礙。當時一般國貨的落地稅率為3%,但每過一關要抽2%的厘金，一種貨物自出廠到運銷各地，所過又何止十關，再加上其他各種巧立名目的捐稅，各種稅負總值往往已占到貨品價值的一半。這種稅卡林立、市場四分五裂的局面極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如四川成都與重慶間相隔僅400餘公里，永久稅卡卻有近20處，每擔物品收稅18元，加上臨時收稅，要超過20元，已經超過該擔物品的原值。如此盤剝之下，國貨與洋貨相比，自然失去了競爭力。至於軍閥混戰，更給工商業帶來直接的禍害。軍隊所到之處，交通阻塞，籌款拉夫，影響經濟甚巨。「戰爭之地，百業停頓，農工商民，一任其蹂躪，而不敢稍抗。戰爭一起，供應頻繁，其斫喪國民經濟之元氣，固非短時期所能恢復。而戰爭者又每每憑藉其所得之地盤，以施其剝削之手段。」河南與安徽為小麥主產地，兩地所產小麥本可從津浦路直運上海，供應麵粉工業所需的原料，但如從蚌埠起運，每擔運費2兩，且時間無保證，長者竟達一年之久，而越太平洋而來的美國小麥，每擔運費不過4錢，以致「商人慾求鐵路貨車運輸原料小麥，此乃絕無僅有之事」。江西萍鄉煤礦在戰亂中屢次受擾，最長一次交通斷絕達80天之多。僅此兩例，可知軍閥混戰帶給中國工業發展何等沉重的負擔，更不必提那些赤裸裸的敲詐勒索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列強對華經濟擴張捲土重來，其在資本、技術與市場方面的優勢，使民族資本企業感受到沉重的壓力。洋貨輸入，使原本有所擴張的國內市場再度縮小；與國貨相比，洋貨質高價低，更有競爭力；不平等條約所賦予的特權更使洋貨處於壓倒國貨的優勢地位。洋貨入口只需繳納7.5%的關稅與子口稅，由於進口物價的上漲，實際稅率較名義稅率為低，最低的年份只有3%左右（1921年），稅負重重的國貨自然無力與之抗衡。曾有人就國產食糖與進口食糖的價格兩相比較後，不無辛酸地說，國產食糖「陸運有厘金之惡稅，海運又課二重之關稅，與日本之糖相較，成本乃相懸殊。就令有愛國心者，亦未必能常食貴糖而不食賤糖。」隨著列強資本輸出的擴大，在華外資廠礦越來越多，它們規模大，設備好，並享有一系列特權，因而對中國工業的發展更具威脅。南洋兄弟菸草公司在給北京政府財政部的信中就曾抱怨說：「今則外商煙廠林立於內地，就地行銷，俱無徵稅……敝公司菸草既納進口正稅，復納子口半稅、雜捐、附加等稅，負擔既重，成本加多，雖出品優美，誠難與外貨競賣。」頗具競爭實力的山西保晉煤礦，噸煤成本為2.021元，稅捐1.731元，占成本的85.7%,而英商開灤煤礦，噸煤成本為1.5元，稅捐只有0.2675元，僅占成本的17.8%。在這種情況下，外資企業自然有其優勢，而華資企業的發展自不無艱難之處。

  以往中國現代工業發展中的一些老問題此時仍然存在。洋貨擠壓之下的有限市場容量，又因為軍閥混戰、土地占有不均、水旱災荒連年發生而致之農村蕭條、農民購買力低下而大受影響。因為軍閥割據，各自為政，無法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出省一步，如履異邦，旅行已不勝其難，營業更為棘手。」資金缺乏依然如故。歐洲前後一時的高額工業利潤促使社會閒置資金流向工業，而工業蕭條剛一露頭，利潤的下降立即導致這些資金的流出。雖然20世紀20年代初期中國現代銀行業驟然興起，但多出於投機心理，擔心對工業的放款有去無回，操作較為謹慎，放款數量不能滿足需要，放款利率也較高，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反而對接受貸款者形成壓力。為了得到周轉和投資資金，一些廠家不得不轉而求助於錢莊，然錢莊放款利率奇高，期限又很短，幾近於高利貸，致使「廠商辛苦經營，謀償銀行錢莊欠款之子金猶虞不足。日積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於售廠之一法。」工業資金的缺乏，並不完全是社會資金缺乏造成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工業經營要承擔風險，利潤得不到保證，因而大量資金流向商業、金融業與公債投機或者到鄉間購買土地，對原本缺乏資金的工業更是雪上加霜。當時人就說，「資本非不充也，無法律以擁護之，致使信用墮落。城市之資財，寄於外人；鄉里之現金，藏於地窖。轉令外人長袖善舞，而以重息折扣，剝奪吾人之脂膏。」

  由於上述原因，自1922年起，中國現代工業在經過相對高速的發展階段後，轉而進入緩進與停滯時期，尤以前一階段發展較快的部門為甚。棉紡織業首當其衝，1922年起紡紗已無利可圖，次年更轉為虧損，以至「每紗一箱，須虧一箱之本；每紡一日，須負一日之累」。1923-1924年，申新各廠虧損高達131萬元，許多在此前建廠高潮中開工的紗廠，剛投產即面臨或虧損或倒閉的風險。從1923年到1931年，華商紗廠新建擴建25家，同期出售、停工、出租者則多達52家。聶雲台集資280萬兩開張的大中華紗廠，開業不久即售予他人。曾經占據中國棉紡織工業重要位置的大生紗廠第一、二廠，因負債額大大超過資本額，不得不在1925年被債權人接管。加之此時國內棉花生產減產，出口增加，形成花貴紗賤之局面，更加重了棉紡織業的困難。為了挽救棉紡織業的困境，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破天荒地在1922年12月議決，自12月18日起，3個月內停車1/4，到期如仍不景氣，再行續停1/4；同時要求政府禁止原棉出口，豁免花紗稅厘，以保障原料來源及利潤，但並未得到政府的反饋。

  大戰前後發展極為迅速的麵粉工業，此時也到了盛極而衰時期。「出口之粉漸少，外粉又復侵銷……原料缺乏，價格騰貴，而製成麵粉為洋粉所牽制，不能隨麥價俱增。營業困難情形，為從來所未有。」麵粉進口，1921年尚只有76萬擔，次年即猛增近4倍，達到361萬擔。1924年更達到創紀錄的668萬擔，值3020萬關兩。中國麵粉大量出超的景況猶如曇花一現，1923年起出口每年均不足百萬關兩，還不到進口數的1/30-1/20.麵粉巨子榮氏兄弟於1925年9月向同業提出：麵粉進口「因外僑食品關係，例不徵稅，迨進口後，運銷內地，在在免厘。年來麥價昂貴，交通阻梗，粉廠獲利殊難；推銷外洋，則稅則繁苛，如運往日本，每包徵收洋七角……外粉輸入則通行無阻，華粉輸出則例須稽徵，稅則至不平等，莫此為甚。」因此，榮氏兄弟建議同業向政府要求採取優惠及保護政策，「洋貨進口一律徵稅，外僑食品不得除外」；「洋粉進口，如須運往內地，一律徵收落地稅」。但亦未見下文。

  雖然經過大戰前後較為迅速的發展，但中國現代工業的一些固有弱點仍未得到根本改變，其中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多方面的發展不平衡。首先是輕重工業發展的不平衡。輕工業因投資少、見效快、市場大，發展相對較快。重工業則遠遠落後於輕工業的發展，致使無法形成一個相對獨立和完整的工業體系。以最為薄弱的機械工業論，多數廠家為修理、裝配廠，規模小，平均每廠只有工人25人；設備簡陋，平均每廠使用工具機不到6台，使用5台工具機以下的工廠占總數的74%;還有近1/3的工廠使用人力。經濟蕭條開始後，為棉紡織業服務而開辦的機器廠家紛紛倒閉，這其中還包括像上海中國鐵工廠這樣擁有幾十萬資本與幾百名工人的大廠。其次是輕工業內部發展的不平衡。棉紡業發展迅速，織布業雖有發展，但仍趕不上需求，每年進口的棉布都在六七千萬關兩，大致與戰前持平或略有下降，仍居中國進口物品前列，同時也顯示輕工業的發展還處於低附加值的初級製成品階段。再次是地區發展的不平衡。主要工業企業集中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尤以上海、天津、武漢、無錫等地為發達。1922年，上海、天津、武漢、無錫、南通、青島六城市擁有紗錠120萬枚，占全國紗錠總數的4/5，其中上海一地即占42%。內地工業發展則極為落後，極端的如雲南、貴州、青海，遲至1919年尚無一家註冊工廠。最後是大小發展的不平衡。由於資金短缺，中國現代工業向來以中小企業為主，1912年萬元資本以下的小公司占公司總數的一半以上，1920年仍占近1/3.資本百萬元以上的大企業，1920年有57家，只占工廠總數的3%左右。相比較而言，外資棉紡織廠的規模一般要比華資企業大一倍左右，機器廠規模的懸殊則更大。小企業本小利薄，抵禦各種風浪襲擊的能力更差，一有風吹草動，只能關門了事。此外，中國現代工業企業自身管理水平的落後、設備的陳舊、人才的缺乏、家族制的牽扯等等弱點，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內有根本改變。

  從1922年起，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與前一階段相比速度趨緩，許多部門停滯不前，進入相對蕭條時期，但對蕭條的程度似也不宜過於誇大，即使是1922年以後，也不是所有工業部門都停滯不前，有的部門保持了原有態勢，有的部門還有所發展。棉紡織業儘管受影響較大，但1925年紗錠總數仍達到187萬枚，布機11121台，分別比1921年增長了50%和91%。上海棉紡、繅絲、麵粉、捲菸四大工業行業的企業總數，1921年為109家，1924年增長為132家，1927年更達到315家，比1921年增長了近兩倍。1921-1926年，中國現代工業的年平均增長率仍達到8%。之所以能夠如此，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中國工業經過幾年的較快發展，實力有所增加，對各種困難的抵禦能力也隨之增強。一些大企業集團資力較為雄厚，暫時的虧本可以通過各種方法消化，最後仍能扭虧為盈。如榮氏企業集團的麵粉廠，1922年虧本50萬元，但這隻占榮氏企業集團固定資產總值的2.5%。經過一番努力，次年即轉虧為盈，1924年的盈餘又達到了86萬元。這些大企業集團還藉此時機兼併弱小企業，擴大自身實力。這種分化改組本身也是經濟發展進步與活力的表現。二是此時頻頻發生的抵制外貨運動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大有裨益，擴大了民族工商業的市場。1925年工業生產的短時高漲，「雖為時不久，然關係甚巨」，與當年五卅運動後抵制英、日貨運動是緊密聯繫的。仍以榮氏企業集團為例，申新各廠1925年的紗產量比1922年增長20.7%,布產量則大增1.7倍，福新各廠的盈餘達到了244萬兩。更突出的事例是捲菸工業，1924年上海華商煙廠為16家，次年猛增到52家，最大的南洋兄弟菸草公司1924年的銷售額為2521萬元，次年一躍為3646萬元，增長了45%。因為「國人提倡用國貨，熱度日高。我公司近來銷場過大，供不給求。各局索貨萬分急迫，各處正當團體以我無貨應市，責備不堪。」其庫存霉煙都一銷而空，而其最大的對手英美菸草公司經此打擊後，直到1927年的銷售都未能恢復到1924年的水平。

  總之，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在民國成立後始終保持著上升態勢，速度有快有慢，也有過停滯與困難，但畢竟還是在發展。據估計，1920年前後，中國工農業總產值約為219億元，其中現代工業產值約為10.66億元，占總產值的4.87%,工場手工業產值12.95億元，占總產值的5.91%,兩者合計23.61億元，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0.78%,比清末民初提高了1倍左右，而製成品的出口額已占出口總額的39.5%,超過了農產品的出口額。這可以作為中國現代工業在民國成立後前10年間發展的大致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