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直系當政與北京政局

  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直系獨大，實際控制著北京中央政權，北京政局也因黎元洪之復職一時似又復上正軌，但其內里之矛盾與衝突卻一日不復停止。不但舊有的中央與地方、南與北、北洋軍閥內部各派系間的矛盾依舊，而且新的矛盾還在不斷產生，尤其是直系內部保定派、洛陽派的矛盾，成為影響此時北京政治的主要因素。

  直系雖為北洋軍閥三大派系之一，但在其形成過程中，一直有南（蘇、鄂、贛）北（曹錕、吳佩孚）之別，其首領馮國璋較為低調且又早逝，內部關係不似皖、奉兩系那般緊固密切。及至曹錕、吳佩孚以武力征討而崛起，蘇督李純自殺、鄂督王占元被逐、贛督陳光遠勢微，北派力量才在直系中占據了優勢。曹錕、吳佩孚統率直系力量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勝利後，直系力量得到大擴張，他們在直系中的領袖地位亦無人可敵。但曹錕雖為直系最高領袖，此時卻基本不直接領軍，只是一心希圖成為大總統，過把總統癮，滿足其虛榮心；而實際領軍的吳佩孚，能征善戰，有一統天下的野心，但卻不能統領直系所有的軍事力量，也不是直系共同擁戴的政治領袖。曹錕與吳佩孚在一些問題如推舉總統等方面意見並不一致，但格於歷史與個性，吳佩孚對曹錕保持以下事上的尊重、禮遇及效忠，而曹錕對吳佩孚也能大度容忍並容納其不同意見，兩人關係的融洽對維繫直系團結與團體利益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不過，由於吳佩孚在其駐節地洛陽招賢納士，插手政治，一方面公開標榜「軍人不干政」、「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另一方面則頻頻對北京內閣之更換以及政府之政策表示意見，儼然政府之太上皇，難免有「功高震主」之勢，使曹錕心生芥蒂。而且，曹、吳之間的個人關係還受到其身邊左右人等的影響，這些人各有企圖，各擁其主，都想在政治上發號施令，滿足個人及小集團利益，他們在曹、吳身邊的挑撥構煽，也不能不影響到曹、吳關係。由於曹錕、吳佩孚分別以直魯豫巡閱使與副使的名義駐節於保定和洛陽，因此曹、吳身邊人的政治集合又被稱為「保派」（結合津派）與「洛派」。在第一次直奉戰後，保派與洛派之間圍繞一系列問題產生矛盾摩擦，暗中以至公開較勁，形成保、洛之爭，並直接影響到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局。

  直系內部的矛盾分歧自奉系失敗、黎元洪復位後便已開始，其中心在於對所謂「最高問題」的態度，而其表現則為愈演愈烈的閣潮。直系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權之後，曹錕急於取代黎元洪登上總統寶座。他常對左右說：「北洋系袁世凱、馮國璋都當過總統，現在該輪到我了。」而吳佩孚雖不反對曹錕當總統，但覺得時機尚未成熟，認為應俟實現全國統一後，再行此舉，俾可水到渠成。直系中的保派多為曹錕的直接下屬，他們投其所好，加緊「最高問題」的進行，尤其需要控制北京政府，以利操作。擁護吳佩孚的洛派則對此不以為然，也在積極插手北京政府的組成。而曹錕謀求早日當總統的企圖又與還想在總統位上待下去的黎元洪發生矛盾，為了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黎元洪自然偏向於不主立即選總統的洛派，從而使直系間的保洛矛盾又滲入府院關係的複雜因素。加以內閣組成循例須國會通過，而國會內部各種集團派系的組合又時時變化。如此種種情況，使直奉戰後的北京閣潮發生之頻、爭鬥之烈實為北洋時期之最，從而也反襯出北京政治在武人干政下之特有生態——派系紛爭。這種派系紛爭，有派系間的，亦有派系內的，但基本上並無政治理念或基本政策的差別，而主要是出於派系自身利益的考量。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復職當天，任命顏惠慶署理內閣總理，因「顏與何人皆能共事，且素無私人」，直系保洛兩派因而「素重視顏，黎據此征顏，顏亦力辭，經強勸而後就」。但顏惠慶出任總理後，卻得不到國會的支持。眾議院議長吳景濂野心勃勃，其「為人不學無術，使氣逞強」；「遇事把持，意氣僨張」；「一面與直系周旋，一面要索以巨額黨費及自身組閣為報酬」。他對顏惠慶上台很不滿意，而且他「有一群新進的國會議員為其羽翼，供彼指揮。內閣的成敗，悉視其喜怒而決定。而此一國會，既為產生下屆總統的機構，因此更增重了他的牽制力量。」由於吳景濂的反對，顏惠慶不敢將內閣名單提交國會通過，他本人也不安於此臨時身份，急於求去。7月31日，顏惠慶請假離職，由教育總長王寵惠暫代總理。

  黎元洪復職後，曾考慮拉進南方知名人士組閣，以實現「和平統一」，加重自己的政治分量。8月5日，他任命南方知名人士唐紹儀署理內閣總理，就是他實現自己政治企圖的第一步。但黎元洪的打算與吳佩孚的「武力統一」主張相牴觸，所以遭到吳的堅決反對。他致電黎元洪，聲稱「唐主上海八年和會，世間嘖有煩言」；而他反對唐組閣「言之再三」，黎卻「卒然發表，顯示別有用心」。吳佩孚還致電曹錕，稱黎元洪「被奸黨陰謀，力擁唐紹儀組閣」，請「通電同志各省，一致主張，徑電中央，力攻唐閣不成」。唐紹儀知其不能為北洋系所容，故亦遲遲不到京就任。為了解決內閣虛懸的危機，黎元洪只能派人到洛陽專門徵求吳佩孚的意見。就吳佩孚所任之直魯豫巡閱副使，本來的職權「從理論上講主要只是統率（節制、調遣）區內的軍隊。實際上則不然，既不以軍政為限，也不受地區名義的束縛，形成超省級的太上皇政府。」吳佩孚曾經表示反對軍人干政，表示「內閣問題，乃元首特權，某何人斯，敢行過問？」甚而指斥保派人物，應「由元首提出總理，以南北眾望允孚者為宜，內幕私圖者，均非有心肝之人」。但他自己卻並不準備如此實行，既然黎元洪前來徵求意見，吳佩孚也就不客氣地表示：「對唐組閣，絕不贊成，以維持現狀為宜。如顏不願談，以亮疇（王寵惠）代揆。」王寵惠本為吳佩孚中意的閣揆人選。吳佩孚曾向曹錕建議，王「淡泊超然，請其正式組閣，國計民生，實利賴之」。在吳佩孚的指使下，直系大將馮玉祥、齊燮元、蕭耀南等亦紛紛發表通電，認為王寵惠「與各派初無惡涵，以之組閣最為相宜」。由於吳佩孚的堅持，終使唐紹儀內閣流產，黎元洪只能於9月19日任命王寵惠署內閣總理，而內閣組成前須徵求吳佩孚的意見也是黎元洪復職後歷次組閣之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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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內閣總理王寵惠和其內閣成員——財政總長羅文干、教育總長湯爾和，當年5月曾和蔡元培、胡適等共同簽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所謂「好政府」主張，因此，王寵惠內閣又被稱為「好人政府」，一度曾被外界寄予期望，而在實際上，吳佩孚是「內閣的後台」，「如果沒有吳的支持，內閣就不能維持長久」。但黎元洪任命王寵惠此舉卻惹惱了保派。因為黎元洪就組閣問題徵求吳佩孚的意見而未徵求曹錕的意見，顯然有不以曹錕為然之「過」，而保派人馬在王閣中只有交通總長高凌一人，也使保派頗為不滿，輒以去王為目標。保派的圖謀得到眾議院議長吳景濂的支持，正是因為擔心閣員名單在國會表決中被否決，王寵惠上任後根本就未將內閣閣員名單提交國會。王寵惠對國會的蔑視態度進一步激怒了吳景濂，他在國會與王寵惠多次發生公開爭執，致內閣與國會的關係空前緊張。吳景濂曾當面質問王寵惠：「國會要你下台，你為什麼賴著不走？」王也怒形於色地說：「難道你就是國會？」接著，吳景濂罵王「混帳」，並說「議長當然可以代表國會」，王則罵吳不配當議長，「議長怎樣可以說出下流話來」。理應溫文爾雅的兩位政界人物，卻如潑婦罵街般使橫，可見當時兩人關係之緊張，也可使人們了解到北京政治的多種面相。

  在吳佩孚的支持下，王寵惠內閣雖未因國會刁難而垮台，卻因接踵而來的羅文干案而不得不辭職。王閣財政總長羅文干與王寵惠志為同道，在王的支持下，他以財政困難為由，拒絕支付國會經費，以逼國會讓步。吳景濂為求國會撥款，通過外交總長顧維鈞向羅文干疏通，而羅卻不予置理，結果由顧給一家比利時銀行寫信說明，吳景濂才拿到一筆貸款，得以維持國會的運作。此舉使吳景濂極為惱火，因此當羅文干於11月14日為解決政府財政困難而簽署奧國借款展期合同，吳景濂即利用此事，與保派聯手，指控羅文干擅訂合同、喪權辱國、違背法紀、濫用職權，並有納賄嫌疑，脅迫黎元洪於18日下令逮捕羅文干，拘押於京師警察廳。

  奧國借款本為中國與奧國銀行團在民初分次訂立的借款合同共475萬鎊，後因北京政府無力支付及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暫緩執行，未還本金約432萬鎊。戰後，債票持有人要求中方繼續履約，但奧國借款本已由巴黎和會決定作為奧國賠償中國之物，實已無效，當然沒有簽訂新約、換發新債票的理由。此次羅文干為救財政困難的燃眉之急，並屈服於列強壓力，同意續訂合同，換發新債票本息合計519萬鎊，誠有可非議之處，而且合同里有「奉大總統核准，經國務會議通過」等語，但實際上並無此項手續，更為保派倒閣提供了炮彈。羅文干被捕，引發北京政壇風潮。國會方面力主查辦羅文干，指羅「喪權辱國，瀆職納賄」，「違背約法，濫用職權」。王寵惠等則力挺羅文干，認為總統和國會直接下令逮捕閣員是違法行為，聲稱責任內閣對此無法負責，「理應立即引退」。王閣為吳佩孚所支持，羅案發後，吳不能坐視不管。他於20日發出通電，為羅辯護，同時訓斥黎元洪，稱此案「似屬不成事體，殊蹈違法之嫌」；同時致電曹錕雲，此案「荒謬離奇，實所少見」，「請我師就近質訊，以維法紀」。但曹錕卻不給吳佩孚面子，23日曹發表通電，稱「羅文干身為閣員，喪權誤國……既經拿交法庭，應請大總統毅然獨斷，組織特別法庭，或移轉審訊，徹底根究，期無遁飾，毋令徇縱，以彰國法。」吳佩孚指「違法」者為黎元洪下令捕羅「不成事體」，曹錕則指「違法」者為羅文干「喪權誤國」，於此實將直系內部矛盾公諸於世。其後，直系保派將領連發通電擁曹，而洛派將領出於武人對文人的輕視亦不願多言，甚而有公開通電擁曹者。吳佩孚既不能得直系諸將之諒解，更不願使事態擴大，影響直系團體利益，便順風轉舵，態度明顯軟化。25日，吳佩孚致電曹錕，解釋自己對此案「疑慮冰釋，如果確有犯罪證據，自應依法嚴懲，以昭炯戒」。吳佩孚既如此表態，王寵惠也無法再干，只能於11月25日通電辭職，隨後黎元洪任命汪大燮署總理。

  羅文干案哄傳一時，對北京政治生態造成頗大影響與衝擊。羅案內情如何姑不論，但羅身為內閣總長，在國會起鬨之下，由大總統直接下令逮捕，確乎違反「法律程序」。究其實質，則為直系保、洛兩派借羅案而鬥法，所謂法律的意義其實並不重要。羅案結果，保派雖獲勝利，推倒了王寵惠內閣，但直系的內部矛盾因此而加劇，並公諸社會及輿論，於直系維護自身地位並非有利。據稱，吳佩孚對曹錕屈服後，「宴客酒醉，談忠誠不見諒處慷慨泣下，合座皆悲酸」。吳佩孚之智囊白堅武感嘆曰：「津方宵小以排吳使，不惜種種陷誣破壞，取保方見信仇敵之集於各方者，亦復幣重言甘以為餌，惡貨驅逐良幣，斯真軍閥末路之現象也。」而軍閥在羅案中表現之強橫更引起社會的反感，吳佩孚個人原有之「清譽」亦因此而頗受影響。史家李劍農評為：「在羅案發生以前，有一部分人，覺得吳佩孚在北洋軍閥中比較還像一個人，所以和他表同情。自羅案發生以後，吳佩孚為保持直系整個勢力的緣故，一意將順津保派，忍心地望著一班狐狸豺虎的橫行；忘卻曹錕的勢力全在自身，自身的潛勢力全在一部分輿論的同情，甘願曹錕將此一部分輿論的同情毀去，想專用武力來搗亂南方，制服奉系。他的失敗，不必等到第二次奉直戰爭，在他將順津保派肆行無忌的時候，已經決定了。」羅文干案對北京政治生態的另一衝擊是，黎元洪因為在羅案中未能順從洛派，尤其是吳佩孚的意見，遭致吳佩孚及洛派的不滿，使其失去了洛派原本即不堅定的支持，當其後保派為使曹錕出任總統而掀起驅黎風潮時，洛派不願施以援手而作壁上觀，黎元洪的政治生命亦因此而大受影響。羅文干案對北京政治生態的又一影響是：王寵惠內閣以「好人政府」而聞名，然這些所謂好人在軍閥強橫政治的干涉下不僅做不成什麼「好事」，且自己的政治地位尚不能保於朝夕之間，從而也斷了「好人」從政為國謀政的念頭，於此表明北京政府不能經由政治精英的體制內運作而實現穩定運轉，只能經由軍閥紛爭而致社會失態，最終以革命收拾北京政治混亂的殘局。

  王寵惠下台、汪大燮登台，保派的組閣意願並未實現，仍繼續攻擊汪閣成員與「羅案涉有重大嫌疑」，「繼任閣員仍復先行派署，並未同時根據約法提交同意」，因此「亟應另行改組」。黎元洪曾有意請外交家顧維鈞組閣，但顧認為：根據憲法規定，內閣閣員負共同責任，因此除非羅案得到澄清，他不可能擔任政府職務。接著，吳景濂和王家襄亦登門請顧組閣，並表示了國會的支持，顧同樣予以拒絕。與此同時，因為保派對汪閣大加攻擊，致汪大燮不安於位，在12月11日堅決請辭，改由王正廷代總理。這已經是黎元洪復職不到半年時間裡的第四位總理了。直到1923年1月4日，黎元洪任命張紹曾為國務總理，方使如走馬燈般更替的內閣總理職務稍有穩定。因為張紹曾接近保派，與曹錕是把兄弟，又與吳佩孚是兒女親家，可為洛派接受，且與吳景濂早有溝通，故一時成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選，也成了黎元洪復職後經國會通過任命的唯一合法內閣總理。

  張紹曾出任閣揆之初，自恃與曹錕、吳佩孚均有關係，又經國會通過，故躊躇滿志，提出實行「裁兵、理財、教育、實業諸大政」，但在這些方面，他都不可能取得什麼像樣的成果，而其提出實現和平統一、先統一後選舉、先制憲後選舉的主張，既與曹錕急於當總統的想法不合，也與吳佩孚的武力統一圖謀相違，故其上台不久，即與直系保、洛兩派均發生矛盾。

  張紹曾提出和平統一的主張有黎元洪的影子，因為黎元洪知道曹錕急於當總統，為了延續自己在總統位置上的政治生命，只有抓住和平統一的旗幟，謀求各方的支持，抵制所謂「最高問題」的進行，而張紹曾企圖在總理任上干出點名堂，實現和平統一可謂「捷徑」之一。因此，黎、張雙方互為依靠，實現府院合作，提出了和平統一的主張與進行步驟。1923年1月9日，張紹曾首先致電南方各省，提出「願努力促成國憲，對外則完成法律上之統一，對內則先謀事實上之協商」。為此，張紹曾派人「陸續南下，向各方疏通，以預備實行他的和平統一的計劃」。為了表示其「誠意」和「善意」，張還下令「各軍自守防地」，援閩直軍暫停前進，「妥為協商辦理善後」；派章士釗等赴滬，與孫中山接洽。至於實行和平統一的步驟，張紹曾主張召開「國事協商會」，「解決一切問題，並有請孫及所謂『海內有力諸公』的人，到京去籌備，以便各項會議的組織召集和議案的起草，都可以預先商議。」

  張紹曾提出的和平統一主張，與吳佩孚一向所謀劃的武力統一企圖發生了直接的衝突，從而為吳佩孚所不容。吳佩孚當時正在南北對峙的前沿地帶——廣東與福建策劃新的「武力統一」行動。他在廣東收買桂系軍閥沈鴻英，作為攻粵的前鋒，在福建督導孫傳芳率直軍援閩，企圖奪取福建地盤，北可以監視浙江，南可以對付廣東。為此，他極力要求張紹曾任命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以激勵沈、孫兩人積極行事。吳佩孚的要求一度為張紹曾所拒絕，因張認為吳之做法太過操切，過於刺激南方，但吳佩孚堅持其要求，並警告張紹曾，孫傳芳督閩，沈鴻英督粵的命令「無論如何必須發表」，責難張之統一主張為「空言，不求實際，殊屬非是」。在事關直系團體利益的根本問題上，直系對外的態度是一致的。2月17日，曹錕、吳佩孚與魯、豫、蘇、皖、贛、鄂6省直督聯名要求北京政府儘快發表沈、孫兩人的任職令。直系和吳佩孚的態度給了張紹曾當頭一棒，也使剛剛提出和平統一主張的張紹曾下不了台，只能故作姿態，於3月8日向黎元洪提出內閣總辭職，表示：「受任之始，即宣以和平統一為職志，以促成憲法為指歸，期以掃除已往之糾紛，企圖未來之建設……淹逾兩月，心長力短，事與願違。自維才不足以濟變，誠不足以感人。近日以來，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調劑無方……惟有援立憲國之成例，全體引咎辭職。」黎元洪此時需要藉助張閣抵擋曹黨，故不允其辭，並責其「豈可因責言之來，遂令作潔身之計」，「敦促閣員，即日視事」。黎元洪的挽留不過是表面文章，張閣留任的關鍵仍在直系的態度。經過多次往還交涉，在吳佩孚的壓力下，張紹曾最終屈服於直系的武力，同意發布沈鴻英、孫傳芳的任職令。3月19日，張紹曾內閣宣布總復職，並通過以沈鴻英為廣東督理、孫傳芳為福建督理的內閣令。從此以後，即便是張紹曾本人也羞於再談什麼和平統一，而其關於先制憲後選舉的主張仍為正在策劃由曹錕繼任總統的直系保派所不容，保派又因此而掀起了新一輪更為劇烈的倒閣潮，北京政治又陷入動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