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黎元洪復職與「法統重光」

  直奉戰後，直系一時間成為中國實力最強的軍閥派系，以南北交通動脈京漢、津浦鐵路和東西交通動脈隴海鐵路為依託，控制了從北到南10個以上的省份，並實際操縱著北京政權。這極大地刺激了直系各色人等的政治欲和權力欲，直系領袖曹錕開始做上了總統夢，也想過一把總統癮；直系靈魂人物吳佩孚則膨脹著統一全國的野心，企圖以此而「青史留名」；其他圍繞著曹、吳兩人的政客、軍人，出於各自的利益考量，各有打算，或擁曹或擁吳，謀名逐利，在北京政壇的渾水中攪和。不過在直系戰勝奉系之初，對直系而言，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進行政治善後，解決法統問題，爭取全國輿論，獲取合法資源，從而為獨占北京中央政權打下基礎。

  奉系失敗後，仍在大總統任上的徐世昌因其擁皖親奉傾向而為直系所不能容忍，推倒徐世昌、改造國務院是直系的既定方針，但如何名正言順地做到這一點，既要讓徐世昌走人，以泄對徐之恨，並利直系擴張勢力之私，又要「合理合法」，以避輿論指責，引起他方反彈，直系上層頗費思量。恢復民國6年被「非法」解散的國會、趕走徐世昌的謀劃，因此而浮出水面，因為恢復了「舊」國會（民國二年召開的國會即第一屆國會，亦稱「民二國會」），則由「新」國會（民國7年召開的國會即第二屆國會，亦稱「民七國會」）選出的大總統徐世昌之合法性自然失去，而一向不承認「新」國會合法性之南方廣東政府，也將失去護法的合理性，如此承續民國法統，可謂一箭而雙鵰。這種設想最早源出於一幫既不甘心失去政治地位、又不願附和南方非常國會的舊國會議員。1921年12月，旅京舊國會議員發表宣言，提出了恢復民國6年國會、完成憲法、促進自治的主張。舊國會眾院議長吳景濂在脫離南方回到北方後，先是於直奉戰前去東北勸說張作霖支持恢復舊國會，接著在直奉戰後向吳佩孚遊說其主張，引起了吳佩孚的重視。吳既有政治野心與「統一」夢想，又不時表現出講求「道德」，故傾向於以恢復舊國會作為直奉戰後解決政治善後諸問題之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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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5月10日，還在直奉戰爭餘波未了之際，曹錕、吳佩孚即召集直系高級將領在保定開會，商討如何進行政治善後的問題，舊國會兩院議長吳景濂、王家襄也應邀出席。一些急於通過擁戴曹錕而得寵幸進的直系軍人、政客，提出立即趕走徐世昌，擁曹錕為總統的主張。但吳佩孚及其支持者則主張以恢復舊國會作為過渡，使曹錕的總統經由國會選舉合法產生。參加會議的吳景濂對總統由誰擔任並不介意，他向吳佩孚表白：「君等握實權有實力者之意見為如何便如何」。他最關心的是恢復舊國會，以獲得自己的利益，為此，他向吳佩孚進言：「中國數年糜亂，皆由法律無效所致，予等在南方護法，即為此點。故法律問題若能解決，則徐氏之地位系非法選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辦法，仍要在北方樹護法之旗幟。要知揭出護法旗幟，不但數年護法問題可以解決，則公等與曹巡閱使所處之困難，亦可解決。」他還就進行步驟獻計說：「既以揭出護法旗幟為然，予擬在天津先假直隸議會會場及會址，設立第一屆國會籌備處，由予通電全國，號召第一屆國會議員來津，並將籌辦情況由予密電西南護法團體，使之響應……公等接吾電報，請聯合直系各省軍民人員復電響應，並就予之通電再為通電全國，令北京軍警對徐不加保護，請其即日出都。」吳景濂的提議頗獲主張循「法律途徑」行事的吳佩孚之欣賞，在吳佩孚的堅持下，曹錕也同意先恢復舊國會、趕走徐世昌，作為政治善後的第一步。至於請出黎元洪復職，最初並未在直系首領的計劃中，但趕走徐世昌之後，政府總須有人代表，而既然恢復了舊國會，則舊總統的復職似也順理成章，直繫於是作個順水人情，請出黎元洪復職，本意不過當其為可上可下可操縱之傀儡。哪知黎元洪不識相，假戲真做，於是又有了一年後驅黎之一幕，初非直系扶黎復職時始料所及。

  直系高層決策先恢復舊國會之後，其實行步驟即如緊鑼密鼓，著著進行。第一步當然是製造輿論，這是軍閥們的拿手好戲。吳佩孚令其政務處長白堅武為孫傳芳代擬電稿，由其打頭炮，孫傳芳時任長江上游總司令，在直系將領中排名並不靠前，忽有如此「立功」機會，豈能輕易錯過。5月15日，孫傳芳率部下聯名發表通電稱：「鞏固民國，宜先統一。南北統一之破裂，既以法律問題為厲階，統一之歸束，即當以恢復法統為捷徑。應請黎黃陂（元洪）復位，召集六年舊國會，速制憲典，共選副座。非常政府，原由護法而興，法統既復，異幟可消，倘有擾亂之徒，即在共棄之列。」孫傳芳的通電不僅提出了恢復舊國會，而且提出請黎元洪復位，立即引起全國輿論的關注。隨後吳佩孚對北京新聞界稱：「恢復舊國會及國事會議各問題，現正徵求意見，應以多數人心向背為從違，不作成見。」實際是對外放風。19日，曹錕、吳佩孚領銜與直系將領聯名發表通電，聲稱：「近來國內人士有倡恢復六年國會者，有倡召集新新國會者，有倡國民會議，協同制憲，聯省自治者，究以何者為宜，特於本日通電各處，徵求民意，以為處理善後參考。」此電既出，直系各督及不少政界名流，如梁啓超、熊希齡、汪大燮、孫寶琦、錢能訓、王寵惠、谷鍾秀、張耀曾等紛紛通電響應，給曹、吳的主張抹上了民意色彩。與此相呼應，吳景濂、王家襄等如約到天津，籌備第一屆國會復會工作。5月24日，舊國會部分議員（其中一部分是未參加南下護法者，一部分是從廣州非常國會脫離北來者）在天津召開第一屆國會籌備會，討論復會工作，決定選派委員到上海、廣州等地，招攬議員回京，並對外發出通電，聲明第一屆國會將於6月10日依法自行集會。5月28日，曹錕、吳佩孚聯名電復國會籌備會，表示贊成恢復國會，支持議員自行復會之舉。為了促成南方議員的北上，吳佩孚還於6月7日致電交通部，令其對「舊國會議員北上一律免票，以示尊崇」。

  有了恢復舊國會與請黎元洪復職的輿論鋪墊，直系驅趕徐世昌下台的活動也就順理而成章。5月27日，吳佩孚致電徐世昌，告以解決時局的辦法可分「常局」與「創局」，常局即恢復第一屆國會，創局即召開各省代表國是會議。常局利多弊少，即有法理依據，手續便利，利於促成與南方的統一；創局雖可推陳出新，但無法理依據，不易達成一致，時間延續過長，故決定取常局而不取創局。電稱現已有十餘省份復電主張恢復舊國會，一俟復電到齊，當呈請中央積極主張。此電實際是暗示徐世昌準備下台。次日，孫傳芳再度挑頭致電徐世昌，明白提出請其下台的要求，謂「舊會召集，新會無憑，連帶問題，同時失效」，望徐「體天之德，視民如傷，敝屣尊榮，及時引退」。隨後，蘇督齊燮元也通電呼應孫之主張。徐世昌本為北洋元老，但畢竟是文人而非武人，沒有實力的支撐，自出任大總統後，周旋於北洋各派系軍人之間已屬不易，而又因擁皖親奉為直系所忌恨，在直系武人的囂張面前，自知無力抗衡。吳佩孚、孫傳芳等人電發後，徐久居北京官場，自然明白箇中奧妙，5月31日即發出通電，稱吳、孫等電「忠言快論，實獲我心」，表白「一有合宜辦法，便即束身而退，決不希戀」。當然，徐世昌並非願意痛快離職，他還貪戀大總統的名銜，企圖繼續幹下去，他曾以所謂「新新國會」的問題作為拖延之計。1920年直皖戰後，皖系操辦的第二屆國會（安福國會）被迫閉會，徐世昌曾下令依民國元年選舉法進行新一屆國會議員選舉，籌備召開所謂第三屆國會。但因各方意見不一，自1920年秋到直奉戰前，選舉完成的省份亦不過三分之一，南方省份抵制此次選舉自不待言，即便是直系內部對此亦有爭議，直隸省即未進行選舉。直奉戰後，直系打出恢復「法統」的旗號，所謂第三屆國會（即「新新國會」）已經選出的議員不甘寂寞，發表通電提出，「本屆國會，系從舊法改選，在政府既足以維持法統，尊重民權，而被選者亦極自由，絕無黨派官廳之操縱」，因此主張未選各省從速完成選舉，召開新一屆國會，解決法統問題。他們還諷刺舊國會議員說：「議員不過人民之代表，斷未有十年以前之選舉，代表十年以後之人民。」但他們勢單力薄，沒有實力後台，也沒有可為直系利用的意義，故其呼籲毫無反響，徐世昌也不可能依靠他們擺脫下台命運。

  直係為使徐世昌儘快走人，採取了雙管齊下之法。一方面，6月1日由吳景濂、王家襄等領銜舊國會議員發表宣言，責「徐世昌竊位數年，禍國殃民，障礙統一，不忠共和，黷貨營私，種種罪惡，舉國痛心」，聲明民國6年解散參、眾兩院的命令無效，徐之總統純屬非法選舉，應即宣告無效；自6月1日起第一屆國會恢復，完全行使職權。這就在名義上剝奪了徐世昌再任的「法理」依據。另一方面，吳佩孚也於當日致電在北京的直系干將、交通總長高恩洪，要他「再進府密陳，速下決心，免風氣雲發，更難收也」，實為對徐再行威脅。2日，吳佩孚的駐京代表錢少卿數次致電徐世昌，語氣強硬地質問他何時離開北京。中午，徐世昌設宴迎接剛剛回國的駐英公使顧維鈞，席間又接到吳佩孚迎黎復職電。至此，徐世昌亦知總統之位不保，北京無法再留，但這位老謀深算的北洋老官僚接電後不露聲色，當午宴結束時卻突然當眾以「衰病」為由宣布辭職，並令「依法由國務院攝行職務」，然後即乘火車離京赴津，結束了三年多的大總統生涯。由周自齊領銜的北京政府不敢怠慢直系，隨即電致吳景濂與王家襄，稱「遭逢世變，權領部曹，謹舉此權，奉還國會，用尊法統，暫以國民資格維持一切，聽候接收」。而曹錕與吳佩孚也就堂而皇之地令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對北京秩序「務望督飭地方軍警極力維持，保安大局」。

  徐世昌下台後，直系將領曹錕、吳佩孚等紛紛發出通電，以「國家不可無主，大位不可久懸」為由，「恭請」黎元洪復職，「以公意為進退，法所當然」。吳佩孚不僅「屢電黎黃陂，早定中樞，以鞏國基」，而且「通告各省督軍，電促黎黃陂復位」。於是，直系治下各省紛發勸進通電，半壁江山處處高唱迎黎之聲，大有黎不出山，如蒼生何之勢。本依附於黎元洪左右的幕僚哈漢章、金永炎等也頗為興奮，極力勸黎出山，希圖攀龍附鳳；國會兩院議長同往黎宅「敦請」，北京政府代表高恩洪專程赴津「迎迓」。一時間，「勸駕之代表往來不絕於路」，各方名流政要雲集天津，使得因張勳政變下台後在天津蟄居多年、受人冷落的前大總統黎元洪一時間似乎成了民國政壇眾望所歸的中心人物。黎元洪在內心裡當然自鳴得意，而對外則表示出清高之態，一方面稱「國家未能統一，不敢冒昧出任」；另一方面又說「既各方面迫於救國熱誠，力促余復出任職，余豈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犧牲個人之前途」。但是，為了表示他非為個人利祿權位而出山，也為了在軍閥強勢下獲得一定的活動空間，黎元洪故作姿態，提出以實現「統一」、「廢督裁兵」、「整理財政」作為復職條件，其中尤以廢督裁兵為中心，並聲稱「非俟曹、吳、國會切實依我條件，決不就職」。6月6日，黎元洪正式發表廢督裁兵通電稱：

  今日國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廢督，無以圖存。若猶觀望徘徊，國民以生死所關，亦必起而自救。恐督軍身受之禍，將不忍言。為大局求解決，為個人策安全，莫甚於此。

  督軍諸公，如果力求統一，即請俯聽芻言，立釋兵柄，上至巡閱，下至護軍，皆克日解職，待元洪於都門之下，共籌國是。微特變形易貌之總司令不能存留，即欲劃分軍區擴大疆域，變形易貌之巡閱使尤當杜絕。國會及地方團體，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請先以誠懇之心為民請命，勸告各督，先令實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結束，通告國人，元洪當不避艱險，不計期間，從督軍之後，慨然入都。

  廢督裁兵就是削弱軍閥專權，裁減龐大武力，是多年來社會各界和輿論的普遍要求，黎元洪此舉確也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反響與呼應，但使武裝在手、擁兵自據的直系軍閥頗為惱怒，只是礙於為了解決法統問題，迎黎復職的聲勢已經造成，直系軍閥不便立即發作，而是在7日由曹錕、吳佩孚聯名發表通電，允早日實行廢督以為各省倡。有了曹、吳的上述表示，黎元洪也就有了復出的藉口，他不再扭捏作態，於6月10日連發兩電，一稱曹、吳之表示「體國公忠，立志堅決，天心悔禍，元氣昭蘇。元洪憂患餘生，得聞福音」；於此「群龍無首，京輔盪搖，再任懸延，或生劇變」之時，定次日「先行入都，暫行大總統職權，維持秩序」；一稱其入都不過暫行總統職權，其他法律問題，俟國會恢復後聽候解決。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自天津到達北京，中午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大總統復職典禮。他在復職演說中稱：「出京五載，國家元氣斲喪如是；此來因各方敦迫，不得已暫行大總統職權，藉以維持國際上之地位，其餘各事，靜待國人解決。」其後，他宣布撤銷民國6年解散國會的命令，任命顏惠慶署理國務總理。為了消弭所謂南北分裂局面，實現和平統一，黎本意想組織南北「混合內閣」（他任命譚延為顏閣內務總長，黃炎培為教育總長即有此意），並由南方政府的伍廷芳出任內閣總理。故顏惠慶在任職後對外通電稱，「在伍公首途以前，閣席未便虛懸」，自己不過「暫行承乏，維持現狀。並經一面電促伍公早日蒞駕，借惋殷望」。但因黎之復職不為南方廣東政府所承認。譚延率先表示不能悖護法立場而就北京政府職；伍廷芳也於6月20日發表通電，拒絕出任內閣總理，並稱黎之復職「缺乏法律依據，不敢輕易苟同」。所謂南北「混合內閣」的設想未能實現。

  舊國會復會，黎元洪復職，民國政治似乎重回民初軌道，那些從來以槍桿子為後盾、視法治為兒戲、對政治頤指氣使的直系軍閥們卻發出一片對「法統重光」的歡呼聲，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不在直系控制下的省份與南方政府對此卻有不同態度。徐世昌下台後，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於6月3日率先發出通電，反對黎元洪復職。他提出：「大總統對內為國民公僕，對外為政府代表，決不能因少數愛憎為進退，亦不容以個人便利卸責任」；「蓋既主張法統，則宜持有統系之法律見解，斷不容隨感情為選擇，二三武人議論，固不足變更法律，二三議員之通電，更不足代表國會」。他認為黎元洪當年下台時所餘一年又三個月的總統任期，已由馮國璋代理期滿，黎「在法律上成為公民，早已無任可復」，則「黃陂復位之說，適陷於非法」，進而聲稱：「當視力之所及，以盡國民自衛之天職，決不忍坐視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作少數人之孤注也。」接著，同屬皖系的淞滬護軍使何豐林於7日發表通電，主張以第一屆國會從速制憲，「一俟憲法告成，再行依照憲法規定，召集國會，選舉總統」；如此，則徐世昌「法律上之地位，固仍然存在，在未經依據憲法改選總統以前，應仍由現政府維持現狀，以免紛更」。以徐世昌和皖系的關係，他們有此論並不意外，但此時皖系的實力遠不能與直系相比，盧永祥等也不過表示其態度，而無力採取實際行動。及至黎元洪復職成為事實，盧永祥又在6月13日致電錶示祝賀，曲以應付，但他只承認黎為「事實上之總統，而非法律上之總統」，聲稱黎為「先行入都，暫行大總統職權，元首地位待諸國會解決」。至於奉系的態度，因其軍事失敗，自知暫時無力干涉北京政治，而求保有其東三省地盤，故對此敷衍了事，態度模糊。6月3日，東三省議會發出通電，表示將「本自決之精神，謀統一之實現」。黎元洪復職後，東三省商工聯合會於20日發表通電，表示贊成統一，但同時又聲稱東三省「伏莽未靖，而沿邊防務地方堪虞……非有重兵，不足以資保衛，東三省原有軍隊，一時斷難遽裁，絕非廢督裁兵四字，空言漫能解決」。此後，奉系在東北埋頭練兵，整軍經武，以圖再起，對北京政治態度中立，輕易不表示態度。西南各省對黎元洪復職都「表示靜默，以待時變」。

  對黎元洪復職表示堅決反對者，只有廣東非常政府與非常國會。因為非常政府與非常國會直接與北京政府對立，如承認黎元洪復職、舊國會復會為恢復法統，則勢須撤銷己方政府與國會，猶如自廢武功，不說孫中山等堅持理想的革命黨人不同意，即便是非常政府與國會的不少成員，出於個人利益的考量，也不會同意。因此，當舊國會復會、黎元洪復職醞釀之初，國民黨內即有人認為：「北方現在擬恢復之舊國會，多為廣州非常國會已經除名之議員所主動，且內幕中不免有為軍閥利用之嫌疑，故當以現在廣州之非常國會為合法國會，而不宜別有所恢復；且黎元洪為六年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國會之應負責者，而其任期已由馮國璋完全代滿，在法律事實兩方面皆無復職之可能。」舊國會宣布於6月1日復會後，廣州非常國會於3日召集全體會議，對所謂恢復法統的主張表示反對，並通電中外，否認續開民國6年國會的合法性，聲明中華民國合法大總統及合法國會均在廣州，法統當由廣州國會繼承。為了剝奪黎元洪復職的法理依據與道德正當性，6月6日，非常國會通電宣布黎元洪的三大罪狀：（1）毀法。「六年六月十二日竟下令解散國會，遂啟南北連年戰爭」。（2）叛國。「黎氏徇張勳之請，將中華民國統治權交付宣統，簽字蓋印，首先稱臣」。（3）辱國。「宣統復辟則中華民國既傾覆，元首有殉社稷之義，黎氏竟逃往日使館躲避，受庇外人，污辱國體，莫此為甚。」

  但正當此時，6月中下旬，忽發生陳炯明炮擊廣州總統府、驅逐孫中山的事件。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後，廣東的政治環境發生變化，非常國會議員在廣州感受陳炯明之威脅，不安於位，大部分人出走上海。到滬後，由於形勢的變化，他們的政治態度也發生分化，一部分人認為：舊國會恢復是護法的成果，應該參加，但出席者當為參加過護法運動的議員，並應在上海集會。這反映了接近孫中山的部分議員的意見。另一部分人則認為：舊國會既已恢復，自應赴京參會，至於參加者的資格問題，只能在赴京參會後討論。這反映了希望保持議員身份以維護其個人利益的部分議員的意見。此後，兩種意見未能達成一致，留滬議員與赴京議員各行其是，非常國會無形解體，對黎元洪復職的反對聲浪自然消沉。

  無論外界的贊成還是反對，黎元洪在直系支持其復職之初，還是企圖有所作為，其間他最為堅持的，應為廢督裁兵的主張。軍閥混戰、武力交兵，是民國政治動盪的主要原因，也是民眾生活困苦的重要因素，廢督裁兵的主張迎合了社會需要，也得到各地民眾團體和輿論的積極響應，當黎元洪上台之初，各地民間團體紛紛舉行集會，發表通電聲明，要求廢督裁兵，永遠廢除軍閥干政的基礎，舒緩民眾養兵並為兵所亂的痛苦。黎元洪以廢督裁兵為其主要政治訴求，希望以此不僅獲得社會各界的支持，也為自己在直系武力威脅下當政尋求緩衝。但是，廢督裁兵卻完全有悖於軍閥的利益，武力是軍閥得以擁兵自重的根本，而且從上至下、從大到小形成為環環相扣的利益，面對社會各界的要求，軍閥的利益是一致的。面對他系軍閥的裁兵主張，本系軍閥的利益也是一致的。總而言之，「督」的名義可廢，而兵的實質萬萬不可裁，由此註定了廢督裁兵的主張之不能實現。

  當黎元洪提出廢督裁兵主張之初，曹錕、吳佩孚為籠絡人心，在口頭上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6月15日，曹、吳在保定召開的直系將領會議上，呼應廢督裁兵的主張，提出在全國「廢督」，另行設置若干軍區以掌兵的方案。7月6日，吳佩孚又在致北京政府電中提出了裁兵的具體辦法，建議大省置二師，中省置一師一旅，小省置一師，全國共置四十師，余悉裁撤。不過，吳佩孚提出這樣的主張，主要是為了裁別人的兵，而不準備裁自己的兵，因為當時「北方各省且有添招新兵之事」是眾所周知的。曹錕則直截了當地告訴黎元洪：「督可廢，而兵不可裁」，理由是「粵軍北伐，侵入江西，節節進攻」，「此時萬一裁兵，殊無以抵禦南軍」；「且各省土匪橫行」，「現有軍隊，尚難收肅清之效，如於此時裁兵，恐成匪國」；「故裁兵必須推遲進行」。直系既如此，剛剛在戰爭中失敗的奉系更是如此，不僅不能裁兵，而且要大張旗鼓地擴軍，以備來日再戰。其他大小軍閥的反應亦可想而知。

  裁兵既不可行，廢除督軍的名義倒是有了「成效」。6月15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江西督軍陳光遠本兼各職（因陳當時在江西的地位已不保），其後任命曹錕保薦的援贛軍總司令蔡成勛為「督理江西軍務善後事宜」。27日，吳佩孚致電陸軍部，提出「廢督之制甚急，各省宜改以督理全省軍務名義為宜」。從此以後，換湯不換藥的「督理」名義便代替了已經聲名狼藉的「督軍」名義。黎元洪還想以省長取代督軍，以壓抑軍權，張揚民權。他上台後曾先後任命高凌為直隸省長，張紹曾為陝西省長，張其為廣西省長，王永江為奉天省長，湯薌銘為湖北省長，王瑚為山東省長，韓國鈞為江蘇省長等。但他的做法首先就遭到直系的反對。6月23日，吳佩孚致電國務院，警告「南北尚未統一，封疆大吏，不宜大肆更張，恐生反動」。8月1日，吳又通過陸軍次長金永炎轉交黎元洪電，認為：「督軍一制，在今後萬無存在之理，南北統一之後，軍制軍區如何興革劃分，應由中央召集全國軍事會議，討論實行。現在新舊交替，各省軍隊複雜，治安所託，省長往往不能負責。如裁撤督軍省分，似宜有督練或督理字樣，以維現狀。」所以，黎元洪的做法根本行不通，上述經他委派的省長，除了直隸和江蘇兩省以外，其他省長均未能或未敢到任。與此同時，不在直系控制下的浙、湘、滇、黔、川等省則附和了黎元洪的廢督主張，並與聯省自治運動相結合，以廢督而強調自治和民主。6月15日，浙江督軍盧永祥宣布改稱「軍務善後督辦」，20日宣布「善後綱要」：浙江省境內不受任何方面非法干犯；所部各軍防地，暫仍其舊；省內各行政機關均仍其舊；裁兵事宜關係重大，俟合法政府成立，全國裁兵計劃確定，即時實行；各軍餉項及關於軍事各項經費，仍在國稅項內開支。可見盧永祥的廢督根本不影響其實際權力。8月1日唐繼堯出任雲南省長，廢除靖國軍司令名義；12日，袁祖銘出任貴州省長，取消黔軍司令名義；10月1日，趙恆惕被湖南省議會推舉為省長，取消總司令名義；12月2日，四川劉成勛廢除總司令名義，改稱臨時省長。但這些名義的改動無非是名改而實不改，控制各省實際權力的仍是沒有「司令」名義的軍閥「省長」。總之，經過一番大張旗鼓的宣傳，黎元洪的廢督裁兵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後不了了之。

  國會方面，8月1日，經歷了解散、復會、再解散、再復會的第一屆國會，在北京正式復會，由吳景濂擔任眾議院議長，張伯烈為副議長，王家襄擔任參議院議長，王正廷為副議長。國會復會後，首先在「民六（民國6年國會）」還是「民八（民國8年國會）」議員何為正統問題上爭執不休。1918年7月12日和8月12日，南下廣州護法的非常國會議員決議，將留在北京不願參加護法的109名參議員、216名眾議員共325名議員予以解職，其後另行增補若干議員，使廣州國會的參議員人數達到212人，眾議員人數達到310人，是為「民八」議員。他們認為，黎元洪在1917年下令解散國會是非法的，南下議員在廣州為護法而召開非常國會，是為維護法統，主持正義，且合乎法律；當時部分議員因故或不願南下護法而被非常國會解職另補，亦為根據法律進行；現在國會恢復，「民八」增補的議員當然有資格出席會議，而「民六」議員中被解職者則沒有資格出席。「民八」在京議員成立了「法統維持會」，並得到了孫中山的支持，向國會爭權利。北京的「民六」國會議員則堅持，他們被廣州非常國會開除沒有法律依據，新增補的議員各項手續不完備，故「民八」增補議員沒有資格出席國會。國會復會後的參議院議長王家襄就是當年被廣州非常國會除名者，他與吳景濂都堅持「民八」議員不能參會的主張。一方要求參會，一方不讓參會，雙方劍拔弩張，尖銳對立，甚至動手動腳，發生肢體衝突，以致國會復會後根本無法正常工作。為了防止「民八」增補議員入場滋事，吳景濂等對國會會議採取了嚴密的保安措施，開會時兩院會場均須戒嚴，議員憑證章入內，但仍無法避免參加過護法的非常國會議員的發難。10月11日，在有黎元洪及北京政府全體總長出席的國會第三屆會議開幕典禮上，兩派議員又發生激烈爭執，護法議員乾脆直接質問黎元洪：當年非法解散國會，何以不負責任，今日以何資格出席國會。黎元洪處境尷尬，會場裡只好以「鼓奏軍樂，以亂質問之聲」。不少議員被便衣「如捕罪犯，挾出院外，委棄於城根馬路，肆意擠壓」。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鬧大，影響國會的正常運作，吳景濂遂向黎元洪建議，設立「政治善後討論會」，以此安置「民八」議員。10月28日，政治善後討論會正式成立，黎元洪任命王寵惠擔任會長。有了此等安置，多數「民八」議員即不再堅持與國會相抗，「民六」與「民八」議員的對峙漸趨緩和。

  純就法理意義而言，「民六」或「民八」議員合法與非法之爭各有其理由，但在實際上，其時合法與非法的爭執更多的是政治鬥爭的需要與維護個人私利之口實，並不具有其本來意義。舊國會復會後，國會議員歷經多年的政治動盪與分化組合，過往之黨派特性更趨模糊不清，各種團體派系既有政治主張接近者，更有純為派系個人利益者，他們對於制憲、組閣等事項各有主張，並為此而縱橫捭闔，演出了一幕幕政治劇，只是場外的觀眾對此早已失去了觀看的耐心，更不必提軍閥只不過將他們當做民意的工具。作為西方民主制度支柱之一的國會制度在民初引進中國之後並無堅實可靠的政治基礎，在軍閥槍桿子的壓迫與操縱下，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其應有之地位與作用，所謂易橘為枳，此時的國會制度似乎已經走到了死胡同中，空餘那些議員們還在台上表演其無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