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直皖戰爭的爆發及皖系的失敗

  自1920年初起，直皖之間的矛盾越發突出，而矛盾發展至徐樹錚和吳佩孚先後被對方逼迫政府下令免職，意味著雙方的矛盾已不可調和。因此，自7月初徐樹錚與吳佩孚免職令下後，北京政壇風雲突變，形勢急轉直下，直皖兩派摩拳擦掌，準備以武力解決問題。由勾心鬥角的政治交涉到武力交鋒的兵戈相向，前後不過一周，戰爭即打響了。

  直皖戰爭爆發前，就軍事而言，直皖雙方可動用的部隊數量差別不大，主要是在京畿周邊及其鄰近之山東、河南兩省的部隊，外省如皖系陝、皖、浙、閩，直系蘇、鄂、贛的部隊均難以長途調運，但皖系部隊中的邊防軍武器裝備較好，還有重炮隊及航空隊，不過其軍事素質似不如直軍；就態勢而言，雙方各有優長，皖系主力部隊多集中在京畿附近，較易控制使用，而直系部隊沿京漢線形成長陣，後勤及增援不如皖系便利，但因奉系部隊入關，形成對皖系側翼的威脅，這是皖系態勢的不利之處；就經費而言，皖系控制了政府財政，又得到新交通系的支持，作戰經費相對較為充足，直系則主要依靠其控制地方的籌款；就對外關係而言，日本傾向於支持皖系，但皖系亦受累於其親日做派，較少得輿論及民眾的支持。綜合比較，皖系對直系似仍稍占優勢。

  自7月初起，直皖雙方都是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7月8日，段祺瑞召開皖系將領軍事會議，將所部命名為「定國軍」，自任總司令，徐樹錚為總參謀長，並決定作戰部署：以京奉路京津段為東線，由徐樹錚指揮，以第9師及1個混成旅部署在落垡、廊坊一線，用以對付奉軍，並進攻天津直軍，再沿津浦路南進，與自山東北進之邊防軍第2師對直軍實行南北夾擊，同時威脅京漢路的直軍主力；集中主力邊防軍第1、第3師及第15師部署在西線京漢路京保段的涿州、琉璃河、良鄉一線，由段芝貴指揮，準備與直軍決戰，並與自湖北北上之吳光新部、自豫陝邊境東進之西北軍兩個混成旅對直軍實行南北、東西夾擊；第13師居間策應東西兩翼。

  也是在7月8日，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在天津集議時局。吳佩孚力主開戰，認為「就實際上論，段派所恃者僅邊防軍，該軍成軍以來，未經戰陣，經驗缺乏，且聞所用軍官多系學生，頗有思想，決不肯效忠奸黨，與同胞為難，一臨戰地，潰散立見」；「即萬一戰而不勝，我軍扼守京漢路線，聯合西南，以直省為前敵，河南為中堅，湘粵為後盾，徐圖進取，更有張巡閱使控制東北，則段派直如瓮中之鱉，又何慮哉！」吳佩孚為曹錕倚重的頭號大將，他既有此言，則直系戰意即決。9日，直系首領曹錕在天津設立大本營，任第4混成旅旅長曹鍈為東路總指揮，率兩個混成旅守楊村；任吳佩孚為前敵總司令兼西路總指揮，設司令部於高碑店，集中第3師及兩個混成旅，部署在易縣、淶水、涿州、固安一線，抵擋京漢路當面皖軍，這是直軍的主要戰線；同時令河南直軍及趙倜所部阻擊湖北皖系吳光新部北進與豫陝邊西北軍東進，令河南趙倜所部出兵山東德州，阻斷皖系自山東沿津浦路北援通道。11日，張作霖回奉天后召開東三省軍政長官會議，決定先派二旅入關，進可威脅皖系後方，退亦可保東北。據他在12日對日本軍人所談：「對目前北京政局，彼決心完全與直隸派共同行動。對段祺瑞雖無私怨，但為國家，須援助大總統，討伐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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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2日，曹錕、張作霖與直系各督王占元、李純、陳光遠、趙倜等聯名發表聲討通電，責段祺瑞「發號施令，無非倒行逆施之舉。似此專橫謬妄，實為全國之公敵。」表示：「對此釁起蕭牆，無術挽救，迫不得已，惟有秣馬厲兵，共申義憤，紓元首之坐困，拯大局於瀕危，掃彼妖氛，以靖國難。」次日，段祺瑞亦發表討曹吳檄文，責曹錕、吳佩孚「目無政府，兵脅元首，圍困京畿，別有陰謀。……今先盡京畿附近各師旅，編為定國軍，由祺瑞躬親統率，護衛京師，分路進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鋤奸凶而定國是。殲魁釋從，罪止曹錕、吳佩孚、曹鍈等三人，其他概不株連。其中素為祺瑞舊部者，自不至為彼驅役。即彼部屬，但能明順逆識邪正，自拔來歸，即概行錄用。其擒斬曹錕等獻之軍前者，立予重賞。」

  7月14日，徐世昌發出大總統令，要求各路軍隊遵命退駐原防，但直皖兩系均無人買他的帳，曹錕對前往調停的張懷芝等人說了一席話，頗為形象地反映出軍閥以槍桿子定勝敗的心態與現實：「曹曰：要我罷兵，除非將段、徐兩個腦袋，號令都城，則我與佩孚當自縛至京，赴闕請罪。張等答以勝敗未分，正不知鹿死誰手，請以息爭為上。曹云：我若敗績，我與佩孚兩個腦袋，自割下來，送至北京。我與你俱是老朋友，勸你休要管這閒事。」

  直皖戰爭於7月14日全面爆發，兩軍首先在京漢路涿州、琉璃河一線擺開戰場。15日，皖系軍隊在優勢炮火支持下占領涿州，直軍退至高碑店。然次日「天降暴雨，拒馬河水大漲，涿州迤南地勢甚低，平地水深四尺以上。皖軍後方，交通斷絕，各師餉糈不能接濟，所存糧草，被水浸濕，不能應用。前敵士卒，浸入水中，一日無食，軍心慌亂。」吳佩孚乘隙調軍抄襲皖系軍隊後路，打亂其陣形，再以正面壓迫，致其全線失守，部隊一敗而不可收，直軍復占涿州。皖系第15師「原屬馮國璋部隊，乃直系嫡派，其官兵皆籍直隸，惟師長劉詢自馮故後，傾向合肥無異心，其餘軍官均已密受曹、吳運動」，此時大部投降直軍。同日，直軍自固安出擊，擊潰當面之邊防軍第3師，僅餘之邊防軍第1師勢處孤立，軍心渙散，於17日被直軍在涿州以北擊敗，師長曲同豐隨後被捕獲。西線皖系總指揮段芝貴已無兵可用，狼狽逃回北京。18日，直軍進至琉璃河，20日進至京郊長辛店，西線戰事結束。

  津浦路一線戰事不及西線激烈。開戰後，徐樹錚指揮所部與直軍在楊村交戰，因日本助皖，干擾直軍布防，直軍不得不於16日撤出楊村。旋因得奉軍所助，士氣重振，直奉兩軍聯合作戰，於17日復占楊村，進逼廊坊，徐樹錚亦逃回北京。20日，東線戰事基本結束。

  直皖戰爭自14日打響，為時不及一周，皖系即在東西兩線遭遇全面失敗，事實上已無法繼續再打。段祺瑞知形勢之嚴重，遂向徐世昌請求下令停戰，並於19日發表通電，表示：

  近日迭接外交團警告，以京師僑民林立，生命財產極關緊要，戰事如何延長，危險寧堪言狀。應令雙方即日停戰，迅飭前方各守界線，停止進攻，聽候明令解決，……當即分飭前方將士一律停止進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編制定國軍，防護京師，蓋以振綱飭紀，初非黷武窮兵。乃因德薄能鮮，措置未宜，致招外人之責言，上勞主座之念。撫衷內疚，良深悚惶。查當日即經陳明，設有謬誤，自負其責。現在亟應瀝情自劾，用解愆尤。業已呈請主座，准將督辦邊防事務、管理將軍府事宜各本職，暨陸軍上將本官即予罷免，並將歷奉獎授之勛位、勳章一律撤銷，定國軍名義亦於即日解除，以謝國人，共諒寸衷。

  隨著皖系主力在直皖戰爭中失敗，皖系其他部隊也受到打擊和清理。7月16日，被段祺瑞寄希望率部自豫南沿京漢路北進夾擊直軍的吳光新在武昌被鄂督王占元扣押，吳部開赴河南信陽的兩個旅被直軍繳械，留駐湖北宜昌、沙市的兩個旅宣布中立，實則脫離皖系。被段祺瑞寄希望自豫西東進夾擊直軍的駐洛陽西北軍兩個混成旅，在直軍嚴密監視下未敢東進，戰後被解除武裝，部隊潰散。被段祺瑞寄希望自魯西沿津浦路北進夾擊直軍的邊防軍第2師，開戰後於20日進至德州，皖系失敗後，在直軍進擊下節節敗退，後被遣散。

  直皖戰爭是北洋軍系崛起並自民初控制北京中央政府之後爆發的第一場大規模派系間戰爭，雖然戰前皖系的實力略優於直系，但戰爭的結果卻以皖系的迅速潰敗而告終。究其原因，首先是皖系部隊的素質遜於直軍，其所依賴之主力——邊防軍雖然武器裝備較好，狀似勁旅，但畢竟編成不久，從軍官到士兵均缺乏作戰經驗，不能在勝利時擴大戰果，在失利時堅持不懈，其弱點當作戰順利時尚不明顯，而當作戰失利時則表露無遺。邊防軍「上、中級軍官，除來自軍隊者外，多是保定軍校的教職員，也就是說，講戰術原則還可以，講應用則缺乏實戰經驗。而初級軍官，多數是保定軍校才畢業的學生，經驗更是缺乏。這樣一個學生班子的軍隊，一遇情況發生，頭腦不夠冷靜，缺乏明確的判斷，若遇複雜而困難的局勢，更缺適機的處置。如在前有敵阻、內有顧慮的情況下，遲疑不能前進，不但貽誤了戰機，而且導致奉軍與直系合作」；相比較之下，在多年南征北討中富於實戰經驗的直軍，雖然戰爭初起時並不居優，但在頂住皖系最初的攻勢之後，旋轉守為攻並不斷擴大戰果，逼迫對手，致其軍心渙散，稍遇挫折即潰敗而散。其次為皖系部隊之指揮遜於直軍，皖系西線指揮官段芝貴消極保守，缺乏進取心，東線指揮官徐樹錚並無實戰經驗，卻言大而夸，兩人均不及直系戰將吳佩孚久歷戎行，敢打善戰，戰略得當，戰術靈活，而且在不利情況下，段、徐均未以身作則在前線堅守指揮，而是丟棄部隊，率先退往京城，使得皖系部隊「後方發生混亂，指揮聯絡全失，致情況更加惡劣」；而且上行下效，皖系部隊各級軍官在形勢不利時脫離戰場者不在少數，大大影響了部隊的軍心和士氣，也表現出段祺瑞作為皖系首領之不能知人善任。再次，皖系多年主政，控制北京政府，表現高調強勢，在北洋派系中積怨不少；而直系刻意放低姿態，廣泛接納盟友，不僅得到奉系的公開支持，還得到西南方面的暗中相助；即便是原先與皖系比較接近的大總統徐世昌最後也傾向於直系，從而形成了反對皖系的聯合陣營，使皖系在開戰後難以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旋因其孤立無援而敗。最後，皖系因其親日政策尤其是在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利而頗為社會各界所責，形成了不利於皖系的社會輿論，如直皖開戰後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等通電所言：「數年來，國人受安福黨人禍國殃民之毒害，農工商學無日不企望國民年出數千萬膏血所養之國軍，起而為民除害。……試觀年來對外密約，賣路、賣礦，何一非出於安福黨人之手。使非絕其根據，國家之主權，將永受他人束縛。」由此也間接導致了皖系部隊內部軍心不穩，將無鬥志，兵無士氣。不過，也如被捕之皖系大將曲同豐所言，此戰為「同室操戈，自相殘殺，無謂鬩牆之爭，難免遺笑」；「實不過為爭私忿，並無其他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