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直皖戰爭之發端

  袁世凱敗亡之後，北洋軍系逐漸分化為皖、直、奉三系，其中奉系的力量初始主要在關外，而在關內有實力爭奪北京中央政權者，主要是皖、直兩系。皖系因其實力和段祺瑞「三造共和」之聲望，基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權，直系的馮國璋擔任大總統，與皖系形成一定的平衡。但馮國璋在大總統任上不過一年，離任一年後又身故，而段祺瑞雖然與馮國璋同時下野，不再擔任國務總理，卻繼續以邊防督辦身份並利用安福國會控制政局，成了北洋軍中最具政治影響力的「大佬」，皖系對北京政府的控制並未消退。唯五四運動期間，成為各界千夫所指的曹汝霖等政客均與皖系有深厚關係，再加上皖系軍人和段祺瑞主張與日簽約的態度，使皖系受累於其親日而頗為社會輿論所責，影響及於其政治根基。與此同時，曹錕、吳佩孚漸漸崛起為直系新的領袖，他們自認「能征善戰」，不甘蟄伏於皖系和段祺瑞的陰影之下，屢有與皖系不同的聲音發出，如主張南北停戰議和，反對簽訂對德和約等等。直系的主張在當時契合了社會各界罷戰止兵、維護國權的呼聲，為直系在輿論上掙得不少好評，而皖係為輿論所責，也為直系攻皖提供了契機，同時造成了直皖矛盾的漸趨激化，雙方關係破裂的陰影正在聚集。然而導致直皖矛盾激化的關鍵問題，仍在於雙方的利益之爭，如直軍北撤、河南易督、北京內閣更易等等，均為雙方矛盾及爭奪之焦點。

  南北戰爭爆發後，直軍是北軍征南的主力之一，吳佩孚的部隊尤其起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直皖雙方各立門戶，直軍不願再為他人作嫁衣裳，對作戰不再積極，並主動發出停戰議和通電。自1918年年中以後，南北兩軍在湖南前線實際處在停戰狀態中。為了替己派助威，也為了在關鍵時刻能派上用場，直軍一直要求自前線撤軍，但為北京政府所拒。「迨直皖兩派暗潮激盪，曹錕以保定兵力單薄，恐皖派乘虛而入，遂密令吳佩孚率師回直。於是駐紮衡陽一帶之直軍決計撤防，雖經各方面竭力挽留，終無效力。」

  當直軍決心不顧北京政府的命令而自湖南前線撤防時，為了保證行動的順利，需要與西南方面達成一定的妥協，而西南方面亦有意與直繫結盟，共同對付皖系。如西南首領岑春煊所言：「河間（馮國璋）新逝，直系驟失中心。段派乘時一面吸收，一面排退。直系恐被壓迫，若不自振奮鬥，勢難自保，現似有此覺悟。直系失勢，西南更危，雙方處境相同，非彼此徹底聯絡，無以自存。」因此雙方一拍即合，於1919年秋訂立《救國同盟軍草約》。草約冠冕堂皇地提出：本約為永息內爭，力謀統一，合力對外起見，並非有黨見性質；軍人以衛國保民為天職，無論何時，國內爭戰，不得牽動武力，惟須弭患無形，以盡保民之責務，並須保全現在之主權，兼收回已失之主權，為衛國之主旨。草約提出解決國內政爭的具體對策是：（1）維持現狀。現在和局混沌，無論如何困難，當協力促成之。（2）和局成功。如掃除內奸，廢棄密約，選舉良善國會，組織不黨內閣等條件，均取一致之態度。至必要時，得干預而糾正之。（3）和局破裂。如再起兵端，本團體攻守同盟，若有害甲則乙援之，害乙則甲援之，任至何地，彼此援助，不得坐視。（4）和平善後。即目前和成，而內奸餘孽未清，則和平仍不能永保。對於非法機關，巧立名目，凡未經正式國會通過，而私圖擴張軍閥勢力，為將來和平障礙者，均取一致之反對，必達取消之目的。草約還規定：（1）凡屬同盟軍，遇有危迫時，接近者應有實力之援助，不接近者，亦應有函電之響應，或轉託他軍之援助；（2）如同盟軍有意見時，得聯合同志調解之，不得自起衝突；（3）如有擴張私人權利，破壞大局，或私通姦人局部分裂者，應由同盟軍摒諸團體之外，或驅逐之；（4）凡屬南北將領，對內對外，心理相同者，皆可聯絡同盟。唯必須主持和平，宗旨正大，而無權利思想，經本約同盟人認可者，方可列盟，不得以地域限制之。草約的結論是：（1）此項盟約，因中央政府不良，元首大權旁落，深恐群奸盤據，延宕和局，實行其困憊南北征人之計劃，故不可稍事遷延，以期組織良好政府，安內攘外；（2）自簽約之日起，如一月內，和局仍無解決之望，或和議敷衍完結，及取消非法機關諸目的未能達到，應先由同盟軍預定辦法暨進行手續，另訂別約，秘密簽字，以期一致行動，貫徹始終；（3）上列對內對外各條，團結一致，好惡同之。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由此約條文可知，其雖未點名責某派，而「奸人」等等暗指皖系，此約實為直系與西南方面聯合對皖系的攻守同盟。有了此約，直軍北撤時無後顧之憂，西南則可以不戰而得湖南（張敬堯為湘人痛恨，直軍撤防後勢將難以立足），雙方各有所獲，都是贏家，只有置身事外的皖系是輸家。1919年11月下旬此約被報章披露後，直軍北撤勢在必行，而皖系對直系銜恨在心亦可想見，直皖關係更趨惡化。

  直軍與西南訂立盟約後，雙方即按商定之步驟進行直軍北撤的準備工作。先是由西南方面致電北京政府總理靳雲鵬主和，繼由吳佩孚致電靳雲鵬促和。1920年1月，吳佩孚「派員來粵請款六十萬為撤防之費，決開春即實行，衡州由湘軍填防。」西南方面即表示「款已付給，俟撤防時提用」。吳佩孚還提出：「如北軍開釁，或直軍中途有阻，切望同盟軍恪守同盟協約，極力援助。」西南方面表示：「為同盟協約計，為前途發展計，當然不能不加以援助。」岑春煊請唐繼堯「先期飭在川滇軍預為準備，一旦有變，以便迅速拔隊東下，會師武漢，則大局轉移，均此一舉」。

  吳佩孚的北撤行動自然不為皖系所喜，他們既不願因吳之撤防失去湖南，更不願因其撤防壯大直系聲勢，但他們也沒有能力阻止吳的撤防行動，只能各方出動，表示挽留。3月初，吳佩孚告湘督張敬堯，「挽留之議，請作罷論」，催其「派定將領、隊伍，預為接防」，且「詞意堅決，似難商量」。張敬堯一面與吳佩孚相商，請其勿撤，一面電告北京政府，請他們切勸吳佩孚「始終不渝，顧全大局，萬勿於風雨飄搖之際，遽萌退志」。然吳佩孚根本不為所動，3月17日電告張敬堯：「此次敝軍回防，志決議定，斷無變更，請即準備接防，萬勿疑慮。中央諒知直軍薪餉苦衷，決不能不准撤防。況湘省系貴督軍之責，應速承認撤防，如果遲疑日久，敝軍急於撤回，防地空虛，湘軍進駐，是貴軍放棄守土之責，於敝軍無涉。」對此，張敬堯連電北京告急，但北京政府除了下令不准吳撤防之空言外，似亦無更多辦法。21日，吳佩孚的上峰曹錕亦不避嫌疑，致電北京政府稱，吳師撤防「實出於萬不得已」，自己「對於所部哀哀呼籲，尤覺戚楚，故不避再瀆之嫌，懇請鈞院、貴部據情轉大總統俯如所請，俾敝軍早日北歸，以慰兵心」。至此，直軍撤防勢在必行，北京政府與皖系亦無可奈何，延至5月只能同意其撤防。

  1920年5月20日，在湘南滯留兩年有餘的直軍吳佩孚部通電北撤，27日吳部撤至長沙，31日抵漢口，6月7日到鄭州，撤防過程順利完成。吳部剛撤，湘軍即隨之北進，失去武力支撐的張敬堯自知無力抵禦，6月11日逃離長沙。12日湘軍占長沙，26日占岳州，湖南全境回復湘人治理，亦即回歸西南陣營。直軍北撤，為自己甩掉了湖南的包袱，集中了兵力，改善了軍事態勢，便於與皖系進行實力較量。如時人所論：

  直派地盤優長之點，即在奄有長江數省，足以控制中原也。皖派雖據京畿為巢穴，並寄其心腹於各省，而卒莫敢與直派抗衡者，亦以直派占形勝之區，遂成相持不下之局耳。自河間（馮國璋）謝世，直派無人領袖，皖派遂乘間抵隙，思擴張其地盤，而首先發難者，即在令吳光新移師豫境，驅逐趙倜，以打破直曹與長江三督之聯絡，且可杜絕吳佩孚班師北歸之通路。一面又可與蚌督遙相呼應，其計固甚得也。直派知皖派相煎之急，群起阻之。且別出奇計，結好奉張，暗締八省同盟，以制皖派。……由是直派之勢力視昔尤見雄厚，自黑省直貫至鄂，包含京奉、京漢兩大幹路，而於兵略上實占優勢焉。……

  自八省同盟成，直派之氣焰大張，而皖派諸人咸惴惴不安，遂有十一省同盟之結合，以資抵禦。然零星散處，難於團結，未免虛張聲勢，故其實力不逮直派遠甚。且湘張之軍，潰散無遺，陝之陳（樹藩），閩之李（厚基），自顧不暇，焉有能力發展於外。所可恃者，惟倪（嗣沖）、盧（永祥）之兵，足以牽掣蘇李（純）之腹背耳。

  恰值此時，先後發生了河南易督與北京內閣更易之爭，為直皖矛盾火上澆油，使雙方關係更形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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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地居中原，扼控四方，向為兵家必爭的衝要之地，亦為直皖兩系所看重。河南如為皖系所有，則其西之陝西，東北之山東，東南之安徽等皖系所控省份均可連成一氣，運用自如，並可阻斷直系的直隸與蘇、鄂、贛「長江三督」的聯繫；河南督軍趙倜非為皖系出身，對皖系的態度亦若即若離，當然為皖系所不滿；故就戰略戰術與在任人選而言，皖系均有謀任豫督之要求。「其最初計劃，因吳佩孚力爭湘督，即擬以湘督與吳，張敬堯調豫，趙調熱河。此節做到後，再設法謀去直曹（錕）、鄂王（占元）、贛陳（光遠）、寧李（純）諸督。南北要區，密布心腹，力制西南，宰割天下。因於上年（1919年）八月，段（祺瑞）商老徐（世昌）促趙赴京，面示更調意。趙以反對張敬堯為詞，不得解決，星夜回汴。醞釀至今，段有非去趙不可之勢。」皖系提出的替趙人選是段祺瑞的妻弟吳光新，他本任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但因出師四川不利，欲改謀他職，正值皖系企圖更換豫督，1920年2月皖系遂提出以吳光新為繼趙人選，並令其率兵準備自鄂入豫。

  趙倜得知皖系的舉動之後，一方面運動河南各界反對易督，以示民意所在；一方面調動兵力，準備進行武力抵抗；同時又與直系及西南方面聯絡，以加入反皖陣營而換得自己的留任。2月14日，趙倜主動致電岑春煊，表示：「敝省商定，均願執鞭，強隨諸君後。」直系因河南地位重要，堅決反對更換豫督，正在準備撤防北歸的吳佩孚，要趙倜「抗拒勿交，敝軍立即撤防，以實力援助」。本來與皖系關係不錯的奉系，因徐樹錚之權勢日張而令張作霖不滿，而奉系又圖謀向關內發展，皖系一派獨大於此不利，故奉系亦表示支持趙倜，請政府「即欲更調，亦宜從緩，應俟和局定議，再行斟酌辦法」。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和國務總理靳雲鵬亦不願替皖系火中取栗。因為各種阻力的存在，皖系變動豫督的圖謀未能實現（湖南督軍張敬堯被湘人趕下台後，北京政府改任吳光新為湖南督軍兼省長，但未能上任），反倒逼使趙倜倒向直系，並使直系與奉系更為接近，形成了直系直、蘇、鄂、贛、豫和奉系奉、吉、黑八省反皖同盟，曹錕與張作霖則為同盟的盟主。

  繼河南易督之後，又發生了北京內閣更易之爭，此次爭鬥不僅使直皖關係瀕於破裂，直奉關係進一步加深，而且使大總統徐世昌與國務總理靳雲鵬亦捲入直皖矛盾，並對皖系之專橫頗為不滿，從而在政治上形成了不利於皖系的各方聯合對皖的情勢。

  靳雲鵬本為皖系大將，與段祺瑞的關係一向不錯，1919年9月國務總理龔心湛去職後，由靳雲鵬以陸軍總長而兼代國務總理即為段所首肯（11月正式任命）。靳在北洋軍界關係甚多，與直系首領曹錕是拜把兄弟，與吳佩孚為軍校同窗，與奉系首領張作霖是兒女親家，故曹、張對靳擔任總理也是支持的。然而這樣的人際關係糾葛，使他在處理對直對奉關係時自然不能過於決絕。如果說在直皖矛盾尚未激化時，靳雲鵬還可在雙方之間遊刃有餘，那麼等到直皖矛盾公開化並已互為敵手之時，靳雲鵬的日子就開始難過了，何況靳雲鵬上台之初頗思有所作為，對南方主和，對外拒絕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的要求，與直系的主張較為接近。儘管靳雲鵬上任後「極意奉承段，每日問起居，所有閣務，必請示而後行」，但他對徐樹錚和安福系則沒有這樣的耐心，卻「依靠府方以傾徐，乃以段對徐更加親信，……既與徐為敵，即不得不借直奉外援，且利用南方空氣」，自然與皖系拉開了距離。靳雲鵬在組閣時，沒有如安福系所願，安排安福系提名的人選出任內閣總長，頗為安福系所不滿。幾經爭執，直到段祺瑞發話，靳不能不給段面子，才對安福系提名人選予以安置，雙方自此結下怨恨。及至靳雲鵬對變動豫督意存猶豫，更使皖系不能容忍，遂由安福系發難，發起倒閣運動。

  1920年3月初，安福系閣員相率不參加閣議，致國務會議因不合法定人數而無法舉行。當徐世昌進行調解時，安福系提出變動豫督、加委外交、農商、教育總長等要求，對此，不僅是靳雲鵬不能答應，徐世昌亦不敢輕易作主。安福系在沒有得到滿意答覆的情況下，其內閣成員（財政、交通、司法總長）於3月9日提出辭職，使靳閣政務接近停擺。靳雲鵬不甘退讓，未答應安福系的要求，直系和奉系則對其表示支持，由此也加強了靳雲鵬與安福系對抗的決心與實力。安福係為逼靳雲鵬就範，對財政甩手不管，使本不寬裕的北京政府財政狀況更是雪上加霜，靳雲鵬實在難以應付，於氣惱中在5月8日上呈徐世昌堅決要求辭職。徐世昌一時難作決斷，只能在14日先准靳雲鵬請假休息（但不准其辭職，以留退步），令海軍總長薩鎮冰兼代總理，同時與各方商議，覓求合適的總理人選。

  靳雲鵬辭職，北京內閣總理出缺，立即成為各方關注之焦點。安福系摩拳擦掌，準備提名閣員人選，控制內閣實權；直系則以此為皖系對己方的挑戰，堅決不同意更易內閣總理；直皖兩係為此針鋒相對，各不相讓，形勢突趨緊張。5月9日，曹錕致電徐世昌反對更換靳雲鵬，理由是：「（一）西南各省首領與靳之聯絡，頗有進步，倘內閣突然改組，則前功盡棄；（二）和議正在進行之際，倘內閣更動，未免受根本上之影響；（三）若因一黨之意見即更換閣揆，將來恐無人敢膺揆席。」如此一來，一方面是皖系堅持去靳，一方面是直系堅持留靳，在這樣的形勢下，無論是靳雲鵬還是可能之接任者都不敢輕易蹚渾水，北京政局處在緊張的僵持狀態。老於世故、精於城府的徐世昌，面對直皖如此尖銳對立的局面，不敢有所偏頗，以免影響自己的地位，他遂請出奉系首領張作霖進京調停（徐還請曹錕、李純入京但為兩人婉拒），以圖緩解緊張的局勢。

  奉系首領張作霖在穩固對東北的控制之後，也有意向關內發展，對徐世昌的調停請求當然樂得擔任，「其志甚大，欲居第三者之地位，以收最後之勝利」。對於皖直兩系，張本與皖系更為接近，但見皖系既因各種內外因素而成眾矢之的，張亦與其拉開距離，而與直系靠攏。對於北京內閣更易之爭，張實際傾向於直系主張，「將內閣改組一部分，以完全脫離安福系之羈勒」，但「目前決不與段派十分為難，較曹錕諸人態度實為和緩」，故仍可以「中立」姿態進京調停。6月19日張作霖抵京後，即對徐世昌「有擁護靳閣之表示。其條件，則排除靳閣之阻礙也。其排除之範圍，則以吳佩孚之通電為依據。」他一方面勸靳復任，一方面對段祺瑞「於言詞中微寓諷勸之意」。22日，張作霖前往保定與曹錕會晤，蘇督李純和贛督陳光遠的代表亦至，保定會議成為直奉協商對皖政策的重要關節。在討論中，吳佩孚慷慨激昂地陳詞曰：「部下士兵雖不敢云為久經訓練節制之師，但亦頗知大義，設何黨何派不顧國家，以破壞大局為事，佩孚雖能容忍，誠恐部下義憤，亦難壓抑。」直奉就解決時局辦法達成共識，即靳雲鵬復職，內閣改組，免安福系三總長及王揖唐議和代表職。因為安福系和邊防軍為段祺瑞所恃的政、軍兩大依靠，吳佩孚還主張解散安福系，將邊防軍改隸陸軍部，免徐樹錚西北籌邊使職，而張作霖則「極為審慎，不欲趨於極端」。實際上，張作霖與徐樹錚的個人關係非常不好，他並無意維護徐樹錚，但他考慮其「出為調人以取重於兩方，使直皖兩系皆為我所操縱」，不願表現得過於操切。他勸段祺瑞拋棄安福系，「則百事可解」，但段知其後之直系背景，當然不能輕易贊成其主張，段祺瑞曾考慮靳雲鵬與安福系三總長同時去職並另組新閣，將邊防軍改由其節制但不免徐樹錚職的方案。對前項主張，直系尚可接受，但對後項主張，則堅持認為不可，因為以段、徐之關係，由段節制與由徐節制實則並無分別；而安福系也不同意此項主張，堅持至少要保留內閣財政、交通兩席。張的調停不得要領，遂對安福系發泄了一通怒氣：「安福如此囂張，成何事體。姓張的這回來京，委曲求全，已無可再讓。而若輩不知好歹，在我面前耍賴，我可不管，由爾自己去與保定方面辦交涉罷。」可見張作霖名為調停，實則站在直系一邊拉偏架。正因為有奉系的支持，直系有恃無恐，以「清君側」的做法，公開發出對徐樹錚及安福系的聲討。他們發表《直軍全體將士宣布徐樹錚六大罪狀檄》及《直軍全體將士為驅除徐樹錚解散安福系致邊防軍西北軍書》，將禍國殃民、賣國媚外、把持政柄、破壞統一、以下弒上、以奴欺主六大「罪狀」歸之於徐樹錚，提出「掃除禍國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亂賣國之徐樹錚」。至此，直皖矛盾完全公開化，雙方都在準備戰爭，張作霖的「調停」自然也無法繼續。7月7日，他匆匆離京回奉，部署奉系對戰爭的應對。

  直皖矛盾激化之後，直系的首要主張是去徐樹錚，將邊防軍改隸，以削弱皖系的軍事實力。時人論：「徐樹錚才能膽識，均加人一籌，惟志高氣傲，是殆讀書而未能養氣者。故對於東海（徐世昌），跡近跋扈，對於同袍，跡近蔑視，樹怨既多，卒成眾矢之的。」在直系的強硬逼迫下，7月4日，徐世昌下令撤銷西北邊防司令部，邊防軍改歸陸軍部直轄；免去徐樹錚的西北籌邊使職，改任遠威將軍，留京供職，由李垣代理西北籌邊使。徐世昌的命令自然激怒了皖系，徐樹錚「以吳佩孚干預內政，得寸進尺，大有非戰不能之勢，然戰則師出無名，不戰則勢必瓦解，是以迭召所屬旅、團長會議，討論對待辦法。議決數端：一、持鎮靜態度，以避其鋒；二、暫取守勢，以待動靜；三、密令駐洛陽西北軍兩混成旅，牽制吳軍；四、密電吳光新調隊信陽，遙為聲勢；五、密令吳光新堅辭湘督，任南軍擾湘、侵贛，以分其勢；六、遇事請示段督辦，以資服從而免遺恨。故近來對於政潮絕不發言，不過暗令軍隊嚴為防範。」未幾，徐樹錚所要請示的段督辦主動表明了態度。

  7月8日，段祺瑞在北京召集皖系軍政長官會議，會後發出通電，痛責曹錕「奮揚凶狡，危害國家」，吳佩孚「擅自撤防，叛不遵命」；表彰徐樹錚「外蒙全境大逾內地數省，辛苦收回，未費國家一錢，較之喪失湘省，損兵棄械，害民禍商，相去何啻天壤」；自誇「創建民國，至再至三。參戰一役，費盡苦心，我國國際地位始獲超遷。此後正當整飭紀綱，益鞏國基，何能聽彼鼠輩任意敗壞法律，牽惹外交，希圖搖動邦本。謹用揭明罪狀，上請大總統迅發明令，褫奪曹錕、吳佩孚、曹鍈（曹錕弟）等三人官職，交祺瑞拿辦，餘眾概不株連。整飭紀綱，以振人心而定國是；去腹心之患，則統一可翹足而待。兵隊現經整備，備齊即發。」徐世昌無法抵擋皖系的壓迫，遂於7月9日下令：吳佩孚「措置乖方，殊難辭咎」，免第3師師長職並褫奪陸軍中將原官，交陸軍部依法懲辦；曹錕「督率無方，應褫職留任，以觀後效」。其時徐世昌對於直皖兩方「均取圓滑手段，以示逼不由己。是以直方要求下令罷免樹錚，東海從之；合肥呈請懲辦曹、吳，東海亦從之。」唯對徐樹錚免職令和對曹錕、吳佩孚懲戒令既下，皖直關係徹底破裂，雙方的戰爭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