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直奉共治的北京政府

  直皖戰爭結束後，北京政局由直皖兩系的武力爭勝而轉入直奉兩系的政治角逐。直系是直皖戰爭的主要勝利者，對於如何處理戰爭善後問題，表現頗為高調，尤其是直系主將吳佩孚，挾其反皖「賣國」及軍事勝利之聲名，提出一系列政治主張，主旨在完全剝奪皖系的政治地位，獲取社會輿論的支持，同時防範奉系的坐大及其「親日」傾向，造成直系獨斷北京政治的局面。奉系因其出兵助直，也是直皖戰爭的勝利者之一，戰爭的結果為其勢力伸入關內並染指北京政治提供了難得之機，張作霖自以當仁不讓的姿態欲插手戰爭善後及政治問題。張作霖原與皖系尤其是其首領段祺瑞有不錯的個人關係，其與日本的關係也與段有同氣相通之意，因此，張作霖在對戰爭善後問題發表意見時，對吳佩孚咄咄逼人的高調主張頗為不滿，對皖系及段祺瑞顯然留有餘地，這也是為將來如果與直系發生衝突時與皖系複合預留地步。直皖戰爭結束後的北京政府處在直奉共治之下，然直奉雙方對於許多問題的意見並不一致，不過由於雙方都有瓜分勝利果實之需要，此等矛盾暫時還處在隱形狀態中。

  7月23日，由吳佩孚領銜，直軍將領發出致北京步軍統領王懷慶的通電，提出段祺瑞「以國家為一家之私產，引狼入室，喪盡國權。為擁戴元首計，為保衛國家計，均非將奸黨殲除不可。」請其「密陳我大總統乾綱獨斷，行使職權，使國民重睹天日，逆黨永絕根株」。通電提出對於解決戰爭善後問題的意見：（1）邊防督辦官製取消，邊防軍解散；（2）西北籌邊使官製取消，西北軍解散；（3）段合肥安置湯山，候國民公決；（4）徐樹錚、曾毓雋、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拿交法庭審辦；（5）國會停會；（6）安福系首領王揖唐及安福系議員追交證書，永褫公權。這實際上也成為直系對於戰爭善後處理的基本意見。

  直皖戰爭結束後，原由皖系控制的邊防軍和安福國會自然難以繼續存在，由安福國會選出的大總統徐世昌，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治前途，亦不待直奉表態即陸續發布對邊防軍和安福系的處置命令。7月24日，免皖系內務總長曾毓雋、財政總長李思浩、司法總長朱深職，免段芝貴的京畿衛戍總司令職；28日，免段祺瑞本兼各職，裁撤督辦邊防事務處、西北籌邊使名義，邊防軍及西北軍由陸軍部接收遣散；29日，對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朱深、李思浩等皖系干將，以「稱兵畿輔，貽害閭閻」、「煽動軍隊，遽起兵端」、「逾越法軌，恣呈私圖」、「互結黨援，同惡共濟」、「濫用職權，侵挪國帑」為由，褫奪其官職，「嚴緝務獲，依法訊辦」。但是，還在徐世昌對安福系諸人下懲辦令前，他們已逃進日本大使館要求「避難」。英、美等國使節對庇護安福系諸人不以為然，日本的態度截然不同。7月29日，皖系所用的日本軍事顧問阪西利八郎少將致電日本當局，認為：「段祺瑞不察外界形勢，徒為其左右陰謀家之言所惑，以致採取此次瘋狂行動，雖告失敗，但彼之首倡共和，光復民國之聲望，尚未至於完全泯沒。唯利是圖妄想急於求成之陰謀家安福系首領雖已遭到報應，但段派勢力未必然歸於消滅。」日本「必須在徹底鼓吹共存共益中製造親日者，殘存之段派今日雖無勢力，但可認為尚有其將來也」。正因為需要繼續在中國扶植親日勢力，日本更不能輕易交出徐樹錚等人，故日本外相內田於8月3日指示駐華公使，「如拒絕為世人公認與日本有密切關係之段派於窮途末路之際所求之保護，即將喪失日本今後對中國政客之威信」，因此對於避難者「一律採取予以保護方針」。8月4日，北京政府內務部發出通緝徐樹錚等密咨稱：「該犯等禍國殃民，本非政事犯可比，根據《辛丑條約》中國人不得匿居租界之例，則該各犯當然在引渡之例。應請會商外交、司法兩部，根據法理交涉引渡，以便歸案訊辦。」但日本公使收到北京政府外交部的照會後答稱：「顧念國際上之通義，及中國許多之事例，認為事出不得已，決定對於以上諸人，予以相當保護，收容公使館護衛隊營內。且對以上諸人嚴重誥誡，在該收容所內不得干與一切政治，並使與外面交通完全斷絕。……本公使館此等之處置，全然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現在以上諸人所受之保護，並非因其所屬政派之如何，與以特別待遇。」在日本的庇護下，安福系諸人得以安居日本公使館，直系及其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對此亦無可奈何。

  對於皖系首領和安福系後台段祺瑞，吳佩孚本擬窮追猛打，給予處置。但段祺瑞不同於安福系政客，他畢竟是北洋系元老，在北洋軍中門生故吏甚眾，又多年主政，有一定聲望，所以多數人不主張再追究段祺瑞的責任。當朝大總統徐世昌與段是多年的北洋故舊，奉系首領張作霖與段有良好的個人關係，前國務總理靳雲鵬是段之門生，他們都反對「懲辦」段祺瑞。何況段已辭職下野，與北京軍政脫離關係，皖系勢力基本被打散，對直系的威脅已經消除，直系首領曹錕為了與奉系及徐世昌等就其他善後問題達成交易，便做個順水人情，不再堅持對段「懲辦」的主張，此後段祺瑞遷居天津日租界，觀察形勢，等候東山再起之機。

  在懲辦安福系「禍首」的同時，8月3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樂部，令稱：「安福俱樂部具有政黨性質，自為法律所不禁。年余以來，迭據各省地方團體函電紛陳，歷舉該部營私誤國，請予解散。政府以為黨見各有不同，自可毋庸深究。乃此次徐樹錚、曾毓雋等稱兵構亂，所有參預密謀，籌濟餉項，皆為該部主要黨員。觀其輕弄國兵，喋血畿甸，肆行無忌，但徇一黨之私，雖荼毒生靈，貽禍國家，亦若在所不恤。是該部實為構亂機關，已屬逾越法律範圍，斷不能容其仍行存在。著京師衛戍總司令、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廳即將該部機關實行解散。除已有令拿辦諸人外，其餘該部黨員苟非確有附亂證據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區如設有該部支部者，並著各該省區地方長官轉飭一律解散。」但是，對於直系進一步「懲辦」安福系人物的要求，徐世昌考慮到各方關係及影響而不願實行，只是在直系的逼迫下，於8月7日以「勾煽軍警，多方圖亂」、「淆亂是非，潛圖不逞」為由，追加通緝前安福國會議長、南北議和北方總代表王揖唐及6名議員，以「稱兵近畿，甘心助亂」為由，褫奪前皖系師長曲同豐等5人的軍職，交陸軍部「懲辦」。8月20日，徐世昌發出總統令稱：「現在近畿亂事已戢，所有肇禍及附亂諸人，業有令分別褫奪官勛，嚴緝懲辦，其餘人等，或迫於威脅，非出本衷，或罔識內容，誤趨歧路，自應寬其既往，予以自新。經此次明令之後，除個人行為犯有干涉刑事案件，應另行依法處理外，余均從寬免究，以彰寬政。」至此，直皖戰後對皖系人物的追索懲辦基本告終。

  解散邊防軍和安福系是直皖戰前直系即已提出的要求，懲辦安福「禍首」是前者內容之擴充，徐世昌不過是以命令方式在直系戰勝後追認事實而已，有關戰爭善後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組成與國會去留，這牽涉到直奉兩系如何分享戰爭勝利的果實，為雙方所特別關注。

  1920年7月29日，直系首領曹錕、奉系首領張作霖、已經辭職的前國務總理靳雲鵬等在天津舉行會議，討論對戰爭善後問題的處理。吳佩孚因高調提出對善後問題的主張，不為張作霖所喜，且忙於對皖系殘餘部隊的處理，沒有出席此次會議，他指派其兒女親家張紹曾為代表參加會議。會議討論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組織北京新政府。戰前因直皖兩系較勁，北京內閣總理之職一直空缺，而由薩鎮冰代理。直皖戰後，為了體現政治新氣象，穩定北京政局，組閣問題勢不能再拖，但由誰出任總理，則成為各方角力的中心。徐世昌本想仍用其夾袋中之周樹模，以便能對政府說得上話，但直奉兩系都想控制北京政府，豈能聽任徐世昌之意見。曹錕提議由北洋元老王士珍擔任總理，因其沒有派系，各方均可接受，且便於直系把持；但張作霖提議由靳雲鵬復職，因其與靳有通家之好，較易溝通聯絡，便於其介入北京政治，且靳原為皖系人馬，與段祺瑞關係不錯，也便於為此後溝通與段的關係留有餘地。由於張作霖的堅持，且王士珍自知無力駕馭實力派軍人，不願空任虛名，曹錕對靳雲鵬復職亦表示同意。

  

  8月9日，徐世昌下令由靳雲鵬署國務總理，組成新內閣，直系張志潭出任內務總長，奉系王乃斌出任農商總長，雙方各有所獲，但因靳雲鵬出任總理為張作霖所力薦，其與張又有較為密切的個人關係，故奉系對此屆內閣的組成比較滿意，這也是一向偏居關外發展的奉系勢力伸入北京政府的開端。

  天津會議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是第二屆國會即「新」國會或安福國會的去留。安福國會為皖系包辦選舉的產物並為皖系所控制，自為直系所不喜，且其為南北之爭的焦點問題之一，故直系主張解散之。但徐世昌的總統名位來自於安福國會，解散國會也就意味著其總統是由「非法」國會所選舉，自然也有「非法」之嫌疑，故徐世昌堅不同意解散，並以黎元洪、段祺瑞以前解散國會引起政治爭議為辭替自己辯解。張作霖與靳雲鵬附和徐世昌的意見，直系首領曹錕最後也不再堅持己意。因為安福國會議員在皖系失敗後紛紛避走，國會事實上已無法正常開會，故直奉等各方同意速行籌備進行新一屆國會選舉。結果，安福國會實等於自然消亡，而安福國會選出的大總統徐世昌卻仍安居其位，故「說者謂徐氏心思之陰險，實出於項城之上」。

  吳佩孚在直皖戰後曾經提出在國會體制方面另起爐灶，召開國民大會的意見。8月1日，吳佩孚發表通電提出：由國民自行召集國民大會，不得用官署監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縱把持；宗旨取國民自決主義，凡統一善後及制定憲法與修正選舉方法，及一切重大問題，均由國民公決，他方不得藉口破壞；會員由全國各縣農工商學各會各舉一人，為初選所舉之人，不必以本會為限，寧闕勿濫，再由全省合選五分之一為複選，俟各省複選完竣，齊集天津或上海，成立開會；會議由省、縣農工商學各會長互相監督，官府不得干涉；三個月內成立，六個月內開會，將諸項決議公布，即行閉會。同時主張將南北新舊國會一律取消，南北議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歷年一切糾紛，均由國民公決。

  直皖戰前，吳佩孚的官銜不過是師長，但因其用兵之能力而為軍界看重，又因其在五四時期支持學生、反對外交妥協而贏得了一定的社會聲望。直皖戰後，吳佩孚提出召開國民大會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民眾心理的需要，一時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響應，使吳佩孚獲得了頗佳之個人形象。但吳的意見不為徐世昌、靳雲鵬、張作霖及地方實力派贊成。徐世昌認為：「國民程度過淺，且此事（國民大會）為吳子玉（吳佩孚）一人之主張，各省未必全數贊同。」靳雲鵬認為：「關於國民大會，既缺法律根據，事實上亦難辦到。」張作霖乾脆說：「國民大會是吳佩孚的個人主張，而吳不過別人的傀儡，他的背後有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英國人。現在中國人民還沒有處理國家大事的程度，這件事情絕對沒有商量的餘地。我已經請曹經略使約束吳佩孚，不要讓他再胡鬧下去。」其實，國民大會也罷，國會也罷，其實質並不在形式的變換，而在對民意和民主的真正尊重。如果當政者不能尊重國會，則他們又何能尊重所謂國民大會。而就民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事實而言，國會不過是當政者獲取政治正當性的工具，皖系如此，直系也未必不如此。故吳佩孚提出此等意見，或不無其個人之考慮，然其做秀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最後只能無疾而終。

  直系是直皖戰爭中擊敗皖系的主力，但在戰爭善後問題的處理上，張作霖與徐世昌和靳雲鵬合作，在多數問題上起著主導作用，儼然北京政治的主人。原本主要局限在東三省地方發展的張作霖對此當然是滿意的，但卻引起了直系的不滿，尤其是吳佩孚，自居為戰爭勝利的頭號功臣，對戰爭善後問題的處理提出不少自己的意見，然而卻被張作霖目為「跋扈」，處處受到張作霖的壓制，使其內心頗為憤懣，已經埋下了此後直奉矛盾的種因。而且直系較為接近英、美，與奉系較為接近日本顯有差異。皖系在直皖戰爭中失敗後，日本立即提出，「作為緊急措施，須籠絡張作霖，而使段祺瑞不至過於失勢」。據日本官員的觀察和報告，張作霖「當時仍無根本消滅段派意圖，不過擬罷免段派中幾名惡劣分子。然而段派武力過於脆弱無力，不待張之武力相迫，殆已潰滅。直隸派取得全勝，形勢急轉直下，大出張意料之外。……（張）認為直隸派之專橫，卻遠遠超過段派。而曹之誠意資望，本不如段，無力控制其部下，故知直隸派荼毒國家之程度，比段派更有過之。加以在直隸派背後顯然有歐美勢力，張來津之後，始知直隸派完全按照歐美勢力之意行動。此皆為張所不寒而慄者。……張向來主張公平處事，曹卻視張為親日，認為張存心與日本勾結。從此觀之，情況發展至此，張深知與曹終難兩立。……張言談中透露出如下意圖：即於目前坐待時機，待他日將與各方共同消滅超乎段派之曹系惡毒分子。」因此，「按張作霖向來之情形與現在之境遇以及其根據地奉天與日之關係上，亦有欲脫離帝國威力而終難脫離之情勢」。8月17日，日本駐華使館武官訪問張作霖，張告其曰：「對段祺瑞無任何惡感，段此次失敗，其勢力並未損失，日後還有東山再起之日。……總之，中日提攜之主張，余將堅決實行。」張作霖回奉天后，9月30日與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會見，告其：「與曹錕聯盟推倒段祺瑞，系出於萬不得已的事情，……我以與日本有特別關係之東三省作為公私之立足點，並把我之政治生涯全部傾注於此。至於日本對我的認識，在東三省可以回顧既往數年來的兩國關係，當可瞭然。如果認為我張作霖可以援助，幸請予援助。」因此，即使是在直奉合作推倒皖系之初，曹錕、吳佩孚已經開始「痛加指責」張作霖的「親日態度」，雙方矛盾的演進將隨內外情勢的發展而趨激烈。

  除了在內閣、國會等中央政治層面的爭奪之外，直奉兩系還就直皖戰後各地地盤的瓜分而明爭暗鬥。1920年8月20日，徐世昌任命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駐節保定，使其名正言順地統領三省地盤，作為對其戰爭「功勞」的獎賞。9月2日，任命吳佩孚為直魯豫巡閱副使，駐節洛陽。這也是其後直系內部圍繞曹、吳兩人而形成保、洛兩派的由來。9月16日，任命直系江蘇督軍李純兼任長江巡閱使（10月2日改任蘇皖贛巡閱使），徐海鎮守使張文生署安徽督軍（接替因病離職的倪嗣沖）。10月12日，李純突然自殺身亡，張作霖頗思將奉系勢力擴張到長江流域，先是保薦張勳，後又提出自己願接任李純職，但長江流域素為直系的勢力範圍，豈容奉系插足。在直奉爭奪下，蘇皖贛巡閱使職暫告虛懸，直系大將齊燮元繼任江蘇督軍。

  直奉首領天津會議對直皖戰爭的善後問題做出了若干決定，但只是暫時穩定了北京政局，而並未解決所有問題。為此，1921年4月25日，曹錕、張作霖、靳雲鵬及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王占元再次聚會天津，繼續討論若干未決問題，經過10天的討價還價、勾心鬥角，達成了一些妥協。

  關於國會問題。第一次天津會議後，安福國會於1920年8月30日宣布休會。10月下旬，因為桂系在粵桂戰爭中失敗，陸榮廷等宣布撤銷廣東軍政府，為北京政府實現南北「統一」顯露「生機」。10月31日，徐世昌發布總統令稱：「國會為全國人民代表，關係綦重，所有參眾兩院，應即重新選舉，著內務部即依照元年八月十日公布之國會組織法，暨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眾議院議員選舉法，督同各省區長官，將選舉事宜迅速妥善辦理。」徐世昌下令以1921年3月1日為眾議院議員初選日期，但各省應者寥寥，南方護法國會以維護法統自任，要求恢復舊國會，反對召集新國會；各省北洋督軍信奉實力，對國會選舉這種無味把戲興趣不大；直系大將吳佩孚主張召開國民大會；皖系殘存實力派、浙督盧永祥反對選舉，認為「舍本求末，疑問尤多」。剛剛在戰爭中擊敗皖系的吳佩孚對盧的通電大加支持，1921年1月7日，他特意致電曹錕：「彼既有正大之主張，我即當順而從之，以表示聲氣之同。倘執意阻止，見解兩歧，不特團體有礙，我將自陷於孤立地位矣。「2月3日，吳佩孚又致電魯、豫督軍，表示「中央突辦不合法之新選舉，實別有作用，推測將來，必陷國家於無政府地位，實深危懼」，要他們「各速出電，極力贊成」盧的通電。在吳佩孚的心目中，北洋團體的利益仍居於重要地位。由於各方對新一屆國會議員選舉都不積極，至預定的選舉日，全國只有江蘇一省舉辦了選舉。在徐世昌的請求下，曹錕、張作霖、王占元於第二次天津會議期間領銜發表通電，催促各省從速辦理國會議員的改選，但並無什麼效果，實力派軍人對此照樣是不理不睬，新國會選舉事終至擱淺。

  關於內閣問題。第一次天津會議決定靳雲鵬復任內閣總理，但靳閣財政總長周自齊、交通總長葉恭綽為舊交通系干將，他們入閣後屢屢掀起倒閣之風，企圖擁本系首領梁士詒上台。北京政府的財政一向窘迫不堪，袁世凱敗亡後，北京政府令不出都門，各省自行截留田賦、厘金、稅款等，政府「完全靠借債過日子」。在這種情況下，歷屆財政總長都成了借債總長，為集內資而濫發公債，為欲借外債而大肆抵押。靳雲鵬復出後，財政艱窘已達極點，他既無法應付各軍閥紛至沓來的催餉函電或坐索，又不能指望各省區解銀中央，結果是北京政府機關人員欠薪數月不等，甚而有欠至20個月者，連總統府的辦公費也數月發不出。舊交通系藉此時機，把持財源，逼靳走人，使靳雲鵬與周自齊、葉恭綽的關係勢如水火。在第二次天津會議期間，靳雲鵬詳述財政困難情形，左右討好奉承，使曹錕、張作霖、王占元均表示，「默察大勢，際茲國家瀕危，內政外交非靳莫屬」，決定「擁護靳閣勿使遽去，以維大局，除徑電勸慰外，各省同胞，咸具愛國熱忱，請一致主張擁護靳閣，以奠邦本」。靳雲鵬得此令箭，於5月14日宣布內閣總辭，其後由徐世昌下令改組內閣，復任靳雲鵬為國務總理，改任李士偉為財政總長（未到任，由次長潘復代理），張志潭為交通總長，擠走了周自齊與葉恭綽，暫時緩解了內閣政潮與危機。

  關於「援庫」問題。1919年外蒙宣布取消「自治」後，北京政府隨後派出軍隊駐紮外蒙首府庫倫。1921年初，蘇俄白軍進據庫倫，中國軍隊被迫退出，國內有「援庫」呼聲，以保持中國在外蒙的主權。但直奉雙方為此勾心鬥角，各有打算，都企圖由對方出征，以利自己控制北京政局。吳佩孚恭維張作霖「統轄三省，威名遠播，有雄師勁旅，當能為國效命」；建議「長城以北之邊防，請雨帥（張作霖）完全負擔」；長城以內，直魯豫晉陝「應由我帥（曹錕）擔任保持」；長江流域「則由鄂贛兩督，聯合川湘，協力維持」；閩浙方面，「有鄂督負責」；「如此分別負擔，實力進行，則中央無北顧之憂，而中原有金湯之固，防內防外，措置裕如之全策也」。天津會議決定由張作霖負責「援庫」。5月30日，徐世昌任命張作霖為蒙疆經略使，節制熱、察、綏三特區，令其「整肅師旅，迅圖戢定」，後方策應事項，由曹錕、王占元「隨時會商妥善辦理」。其後，張作霖組織「征蒙軍」，擺出出兵架勢，實際則雷聲大雨點小，始終未曾出動過一兵一卒。6月12日，張作霖致電北京政府，謂外蒙匪勢已成，今後宜先勸慰王公，嚴剿余匪，電令活佛歸順，「如其不悟，再興干戈，以示懷柔而息邊患」。「援庫」、「征蒙」一事就此不了了之，張作霖卻以此名義名正言順地得到了熱察綏地盤。

  第二次天津會議是第一次天津會議直奉兩系就若干問題達成妥協的繼續，使北京政府得以在直奉共治下維持穩定，但此次會議仍未能解決直奉雙方的基本矛盾，即由誰真正控制北京政府，進而成為「中央」的代表。直奉共治不過是雙方實力大體均衡的產物，但這種均衡是非常脆弱而不穩固的，一旦遇有雙方的利益之爭，均衡則轉變為不均衡，當不均衡狀況發展至不可緩和地步時又將以戰爭解決問題。由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北京政治的穩定與動盪，在相當程度上繫於北洋皖、直、奉三大派系間的實力均衡與不均衡的關係演變。

  直奉共治北京政府期間，影響直奉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吳佩孚與張作霖的關係。吳佩孚是直系頭號大將，被曹錕依為干城，但張作霖卻以東三省巡閱使的身份，視僅為師長的吳佩孚為下屬，對其頤指氣使，而曹錕出於與張作霖的個人關係，兼以其缺乏政治能力及眼光，對張作霖似無戒心，結果，直皖戰後張作霖的氣勢頗盛，在多數情況下主導了對戰爭善後及其他政治問題的處置，而自認有戰功、有實力、有能力的吳佩孚卻經常說不上話，使吳與張的關係日漸惡化，也是其後直奉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當直奉兩系就直皖戰後瓜分地盤達成妥協之後，吳佩孚又策動了爭奪陝西地盤的武力行動和向南擴張的援鄂戰爭。

  陝西原在皖系督軍陳樹藩控制下，直系必欲去之而後快。直皖戰後，陳樹藩與陝西民軍不斷發生紛爭，恰予直系去陳的藉口。1921年5月25日，徐世昌任命直系第20師師長閻相文為陝西督軍。陳樹藩不甘就此交權，不承認調職令，直係為得到陝西地盤，只能動用武力。5月下旬，吳佩孚組織定陝軍，調閻相文的第20師及馮玉祥的第16旅自豫西入陝。7月7日，閻軍占領西安，陳樹藩部敗退至陝川邊界，閻相文得以武力為依託接任陝西督軍，馮玉祥部則擴編為第11師，馮任師長兼陝西剿匪總司令，直系勢力擴張到西北。然8月24日閻相文突因吞鴉片自戕而亡，次日徐世昌任命馮玉祥署陝西督軍，此為馮系勢力在西北發展壯大之始。馮雖入主陝西，但陝西地方軍隊頗為不服，主客軍又陷入混戰之中，馮玉祥部在態勢不利時向吳佩孚求援，而吳聽之任之。至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因吳佩孚率部北上作戰，豫督趙倜首鼠兩端，河南需要本系人馬駐守，吳不得已而同意馮調河南，馮玉祥才得以跳出陝西，出任豫督。由此造成吳、馮惡感，又為第二次直奉戰爭時馮玉祥的倒戈反直埋下了前因。

  1921年爆發的援鄂戰爭是吳佩孚實力擴張的重要環節。直系湖北督軍王占元在任期間，重用同鄉，為政貪瀆，壓制黨人，濫施暴政，引起湖北紳商及鄂人的強烈不滿。他們在1921年春夏發起「驅王」運動，要求撤換王占元。但督軍擁有武裝，非可輕易撤換，且撤換一省督軍涉及錯綜複雜的軍閥派系地盤之爭，北京政府也不敢輕易做主。不過，湖北的「驅王」運動得到省內社會各界普遍的支持，他們在無法依靠北京政府撤換王占元、自身又無實力驅逐王占元的情況下，開始圖謀藉助鄰省力量，實現武力「驅王」。他們首先向湖南求援，遊說湘督趙恆惕謂：湘軍出省援鄂，急人之難，一舉占領武漢首義之區，四方風起雲從，聯省自治可望成功；漢陽兵工廠可源源供應湘軍軍火，湘軍兩師駐防鄂南，軍餉亦可由湖北供給大部，財政困難可以減輕。當時趙恆惕正謀向外擴張，成立「聯省自治」政府，以緩解省內財源枯竭、軍餉無著的困窘，鄂人的請求正可給趙以對外擴張的口實，而且可以此緩和省內的派系鬥爭。6月20日，趙恆惕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出兵援鄂。為了壯大力量和聲勢，趙恆惕又說動正在長沙的前川軍總司令兼川督熊克武在四川運動武裝出兵援鄂，得熊之首肯。7月7日，熊密電川軍第1軍軍長但懋辛，言稱「大局將發生重大變化，吾川須從速準備，應此潮流。本軍尤宜避去內爭，向外發展。現鄂王為眾毀所歸，已呈不穩之現象，如出兵助成鄂人自治，實為不朽之偉業。昨與炎午（趙恆惕）密商決定：『川湘各出五混成旅』。請探察甫澄（劉湘），渠如對此意旨，贊同出兵，則舉辦較易，倘若遲疑，則本軍單獨亦須進行。"7月中旬，熊克武回到重慶，部署川軍援鄂事宜。四川實力派領袖、川軍總司令劉湘為川軍出兵占領鄂西宜昌、沙市可得實利所惑，同意出兵。

  由於得到湖南方面的出兵承諾，鄂人旅湘紳商在長沙組織「湖北自治政府」及「湖北自治軍」，「驅王」自治運動開始進入武力「倒王」階段。7月22日，湖北各界1.5萬餘人發表通電，譴責王占元「盜鄂七載，荼毒四方」，宣言「今以群策群力，創立湖北自治軍。復以集思廣益，制定湖北省自治臨時約法，昭示自治之軌道」。他們推蔣作賓為臨時省總監，「管理全省軍民政務，統率全省軍隊」，孔庚為政務院長，駐長沙的鄂軍團長夏斗寅為前敵司令，打出了「聲討禍國殃民之王占元，以剷除自治之障礙」的旗幟。26日，湘軍舉行「援鄂自治軍」誓師大會，隨後出動兩個師及兩個混成旅「援鄂」，戰爭由此爆發。

  援鄂戰爭的過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戰爭爆發到王占元下台，主要是湘軍與王軍的戰爭。7月28日，趙恆惕發出總攻令，湘軍正面以夏斗寅率隊為前鋒，由岳陽、臨湘攻擊蒲圻，第2師師長魯滌平率第1、第2師隨後跟進，此路為湘軍主力；右路以第1混成旅旅長葉開鑫率部由平江攻擊通城，左路以第8混成旅旅長唐生智率部從澧縣攻擊公安、松滋。第1師師長宋鶴庚統一指揮各部的行動，趙恆惕自任援鄂軍總司令，坐鎮長沙。對湘軍的進攻，王占元亦兵分三路抵擋，其中孫傳芳為前敵總司令兼中路司令，劉佐龍為左路司令，王都慶為右路司令，分別阻擊湘軍的進攻。同時，王占元急電北京國務院、陸軍部及曹錕、吳佩孚，聲稱「前方緊急，亟待增援」，要求曹、吳「電催各援軍，迅速南下」。但王占元又擔心吳佩孚藉機向湖北擴張勢力，所以又要求「政府派遣援軍，請從奉、豫兩省指撥，不必令吳佩孚派兵赴援」，這也是吳佩孚不願伸手救王的原因之一。湘軍與王軍交戰的主戰場在中路，自7月29日至8月5日，兩軍在羊樓司一線交鋒，作戰激烈程度為北洋時期內戰中所少有。結果湘軍獲勝，連克鄂南重鎮，孫傳芳部防線被突破。8月7日，湘軍夏斗寅部占蒲圻，10日占咸寧汀泗橋，距武漢不過百餘里，武漢三鎮震動。此時王占元也顧不得此前他不願吳佩孚出兵的表示，連電向吳佩孚求援，但吳卻沒有積極反應。在外有湘軍壓境，內無救兵相援的情況下，8月11日，王占元通電辭去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職並離開武漢。湖北的「驅王」自治運動得到了初步成果。

  援鄂戰爭的第二階段開始於王占元下台至直湘議和，主要是直軍與湘軍的戰爭。吳佩孚對「援鄂」早有準備，但在戰爭開始後，王占元迭電求援時，吳卻一副事不關己之態度。其原因在於，王督鄂多年，民怨沸騰，眾叛親離，已經是扶不起的阿斗，而且王占元因其個人利害關係而有接近奉系的動向，更不為吳佩孚所喜，故吳佩孚有意藉機逼王占元下台。但吳佩孚從來也沒有考慮任由鄂人「自治」，他認為「鄂踞長江上游，為國家中樞，系中原屏障，一旦有失，則中原動搖，京師危險」，因此為了在軍事上占據主動地位，吳佩孚在戰爭爆發前即派蕭耀南的第25師和靳雲鶚的第8混成旅赴鄂，並令贛、豫等省援軍隨時準備出動，表面為助王，實際是等待形勢變化，占據湖北地盤。8月4日，因王軍不支，蕭耀南令第8混成旅接防王軍防線，吳卻電責蕭耀南，「現鄂防迭次告急，皆由王督自相驚怯，藉以催援軍之急進，代彼負責效力耳」；「支配布置，權衡應由我操，何得聽王督隨時調動，錯誤軍機」。其藉機逼王下台之勢呼之欲出。待王占元自請辭職，徐世昌即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為湖北督軍，孫傳芳為長江上游總司令。有了名正言順的地位，吳佩孚立即不避嫌疑，著手控制湖北局勢，遏止湘軍的攻擊勢頭。他以實力為後盾，主張「和平解決」，但湘軍自認「驅王」有功，不甘心勝利果實落入吳佩孚手中，故提出和平條件為：裁撤王占元所部軍隊，撤退部分直軍，保證湖北自治，償付湘軍援鄂軍費等。吳佩孚已經視湖北為其地盤，當然不能同意這樣的條件。8月12日，吳佩孚以兩湖巡閱使身份抵達漢口，16日拒絕湘軍的和平條件，17日直軍與湘軍在前線開戰。

  直軍與湘軍的戰爭主要沿湘鄂邊境一線展開。吳佩孚自任援鄂前敵聯軍總司令，由第24師師長張福來為前敵總指揮，指揮所部及蕭耀南的第25師在左路攻擊粵漢路汀泗橋、賀勝橋、咸寧一線的湘軍，這是直軍主力所在；第8師師長王汝勤指揮所部為右路，在石首、公安、監利一線取守勢，監視湘軍行動；吳佩孚指揮兩個旅為中路，在金口、嘉魚、羅山一線出擊，居間策應左、右兩路。吳佩孚利用海軍第2艦隊的炮火優勢為陸路作戰的掩護，同時密令在金口上游掘堤引水，「南軍死者數百人，輜重損失尤巨」。17日，直軍占嘉魚。19日，吳「急令直軍將蒲、咸間之攔江堤挖斷，潰口至四百餘丈。湘軍防線被水衝動，遂向後退」，沿江北岸為直軍所據。此後直奉矛盾激化時，張作霖曾通電揭露吳佩孚在戰爭中決堤放水，淹斃湘民數十萬，損失財產數千萬，但吳通電予以否認。而深知內情的吳氏貼身幕僚白堅武在日記中寫道：「吳子玉戰湘軍，決湘堤以灌之，淹沒四縣。此四縣之人民何辜？」可見掘堤事並非子虛烏有，不過是軍閥戰爭中為爭勝而不擇手段之一例而已。此後，直軍與湘軍在汀泗橋一線激戰，湘軍一度攻下汀泗橋，吳佩孚乃親率衛隊督導反攻，與湘軍展開肉搏戰，湘軍不支後退，直軍復奪汀泗橋。25日，吳佩孚下總攻令，「湘軍之在前敵者，人數雖達四萬，而槍械則甚缺乏，又以強弩之末，與生力軍敵，終非易事，以故節節失利」。28日，直軍占湘鄂門戶岳州，長沙震動，湖北自治政府和自治軍亦無法支持，蔣作賓、孔庚等登輪赴上海。

  直軍攻下岳州後，在直奉軍閥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曾令吳佩孚繼續南進，以利「統一」大業，但吳佩孚卻表示，湘軍已求和，可乘勢收拾，暫時停戰，以得和平。吳佩孚之所以不主張繼續南進，並非其不願「統一」，而是顧忌湖南乃西南方面必爭之地，湘軍實力尤在，川軍入鄂後與湘軍形成對直軍的兩面夾擊之勢，再戰並無必勝把握，且直奉矛盾正在發展，奉系有與皖、粵聯手對直之勢，直系不能不有所防備，故吳佩孚不主張將直軍兵力牽制在南方，而主張見好就收，對湖南暫時維持現狀，以待情勢的發展。如梁啓超所論：「湘一旦敗歸，則湘局已不在現時當局者之手，全湘必折而入粵，而贛亦隨之而去，彼時北張（作霖）南孫（中山）皆吳勁敵，……若趁今日與湘提攜，則長江指揮若定，南北兩政府雖極不願而不能反對，則大局瞬息而定矣。吳若必欲迫湘軍出境，是不異自翦其羽翼以資敵。」有鑑於此，9月1日吳佩孚與湘軍總司令趙恆惕在岳州江面的英國軍艦上舉行會談，議定休戰協議，直湘兩軍大體以汨羅江為界，各自撤歸鄂、湘境內，不得再有作戰行動。至此，直湘兩軍的戰爭結束。

  援鄂戰爭的第三階段為直軍與川軍的戰爭。川軍雖同意出兵援鄂，但因內部缺乏統一步調，遲遲未能出兵，直至9月1日才開始沿長江南岸進軍，攻擊川鄂門戶——宜昌，此時直軍與湘軍已經停戰，吳佩孚曾致電劉湘提議罷戰，但川軍已推劉湘為援鄂軍總司令，但懋辛為副總司令兼第二路總指揮，唐式遵為第一路總指揮，大軍出動，成騎虎難下之勢，直川間戰事仍不可免。

  直軍在宜昌的守軍只有兩個混成旅，由18師師長盧金山任鄂西防務總司令，兵力數量遠不及川軍的3個師4個混成旅，故面對川軍攻擊步步退卻，宜昌岌岌可危。此時駐宜昌的英、日等國領事以保僑為名出面干涉，要求交戰雙方從9月5日起休戰三日，協商和平解決方案，給了直軍喘息之機。吳佩孚藉此時機，親率第3師一部與第23、24、25師、第8師一部及第8混成旅增援宜昌，兵力總數超過了川軍。9月16日吳佩孚抵宜昌，正值川軍猛攻，直軍「勢已不支，紛紛退下，宜城岌岌，正在垂危」。吳佩孚親率衛隊督戰，卒使直軍轉危為安，穩住了防線。此後直川兩軍在宜昌周邊展開為時10餘天的激戰，直軍中以北方人居多，不習慣山嶽作戰，而「川軍嫻習山道，每遇懸崖峭壁，轍以鐵鉤攀而上，北軍莫名其妙，皆甚駭詫，以故崇山峻岭之中，時有川軍蹤跡，忽隱忽現，川軍之敏捷靈變，實較北軍為優」。17日至18日，「兩晝夜激戰，統由吳子玉督率，蓋士無鬥志，每一臨陣，即退卻」。但由於吳佩孚的戰術靈活，並不與川軍在正面過多糾纏，而以兩翼反擊為主，同時調孫傳芳部及海軍增援，請陝督馮玉祥派兵南下鄂西助戰，而川軍遠道入鄂，軍餉軍械接濟困難，加之孤軍作戰缺乏友軍支持，勢漸不支，從9月24日起開始全線退卻。此後直軍轉守為攻，連占秭歸、巴東、興山等地。但川軍於節節後退中陣形未亂，仍有與直軍對峙的本錢，四川易守難攻，吳佩孚亦暫無圖川之心，戰事發展至於停頓。吳佩孚遂將宜昌防務交孫傳芳負責，10月30日回到武漢。

  直川戰事停頓後，雙方開始議和，但「川軍條件甚苛，如湖北改總司令，荊沙宜漢允駐川軍，償我此次損失等項」，直方不能應允。雙方經過一段時間的討價還價，直到12月22日，劉湘的代表張梓芳（另一說為宋毅夫）與吳佩孚的代表孫傳芳在宜昌擬定議和協議草案，於1922年3月7日正式簽字。其主要內容為：直川兩軍各自退回原駐地，各守邊境；川鹽運銷楚岸，川鄂兩省平均分配鹽稅收入。至此，有多方參與的援鄂戰爭最終結束。

  直系及吳佩孚雖不是援鄂戰爭的發起者，卻是這場戰爭的最大贏家。吳佩孚出任兩湖巡閱使，使直系在全國巡閱使中三居其二（另二位是曹錕的直魯豫巡閱使和張作霖的東三省巡閱使），既加強了直系的政治地位和吳佩孚個人說話的分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直奉間原有的脆弱平衡；直軍的勝利解除了奉系向南擴張的可能，並占據了「九省通衢」武漢，控制了京漢鐵路全線，向北可以呼應中原，向南可以威脅西南，獲取了十分有利的戰略空間；川軍退回川省後，因各派推卸作戰不利的責任，導致軍閥戰爭又起，劉湘、楊森等求援於吳佩孚，使直系觸角得以伸入四川，也對直系擴張勢力範圍有利。

  總體而言，直軍的勝利為其擴張勢力，排擠奉系，結束對北京政府的共治局面，從而獨占中央政權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時人所論：「吳氏偏師來鄂擊退湘軍，遂以兩湖巡閱使之名義，占有鄂省之地盤，雖王氏肆其遠交政策，聯奉拒吳，而其結果，吳氏勢力益見擴大，奉直衝突又益接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