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孫中山回粵再度開府

  自1918年5月孫中山離穗赴滬，雖然還掛名於廣州軍政府總裁，但實際已脫離了軍政府的領導事務。他有感於革命進程之不順利，在1918年8月30日發表的《通告海外革命黨人書》中感慨言之：「伏念文行年五十有二，奔走國事者垂三十年，無非欲奠定邦家，使臻強富；此心此志，為公為私，當為我黨所共喻。近雖屢遭挫敗，而得百折不撓者，此非盡文一手一足之烈，純恃吾黨諸君子竭力相維，故文深信吾黨實繫於中國之存亡。使吾黨馳而不張，則中國或幾乎息，……歸滬而後，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黨之擴張，故亟重訂黨章，以促黨務之發達。」故此他在上海居留的2年半期間，在關心國事黨務、思考革命道路之外，潛心於理論著述與組織重建，「專理黨務，對於時政，暫處靜默，以避紛擾」；主張「吾党進取之時機已在目前，惟懇諸同志群策群力，從事於黨務之擴張」，以此奠定革命再出發的堅實基礎。

  孫中山最重要的理論著述之一——《建國方略》，主要撰寫於他此次在上海居留期間。此前，他在1917年撰寫了《民權初步》，後又在1919年撰寫了《實業計劃》和《孫文學說》。這三篇著作後來被合編為《建國方略》出版（《孫文學說》為之一——「心理建設」，《實業計劃》為之二——「物質建設」，《民權初步》為之三——「社會建設」），反映了孫中山對革命與建設若干問題的思考，也是孫中山心目中的革命與建設藍圖，國民黨主政後更成為其施政的基本國策與指導方針。

  《孫文學說》主要討論的是革命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孫中山回顧其革命歷史說：「文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畢生學力，盡萃於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卒賴全國人心之傾向，仁人志士之贊襄，乃得推覆專制，創建共和。」但他痛感「革命初成，黨人即起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眾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其中緣由，他認為是大家「思想錯誤」，篤信「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故，「而視吾策為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因此，他希望「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也」。他以論述「行易知難」為中心，提出「天下事惟患於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孫中山於此強調「行」的重要，即「能知必能行」，意在革命低潮時期鼓舞同志的士氣，堅定繼續革命的信念。

  《實業計劃》是孫中山構想的建設藍圖。他認為：「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此後中國存亡之關鍵，則在此實業發展之一事也。」他提出六大建設計劃，特別注重交通、礦山、通訊、水利等事關國民經濟基礎的部門建設，不僅具有宏觀的啟示意義，而且其中若干具體建設規劃也已為後來的歷史演進證實其前瞻性與可行性。孫中山特別提出：「發展中國工業，不論如何，必須進行。但其進行之方，將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而行乎？」他認為西方經濟發展的「舊路徑」，「不啻如哥倫布初由歐至美之海程」，「猶人行黑夜之景況」，而「中國如一後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徑而行之」，即汲取西方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也」。《實業計劃》的中心思想是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表現出孫中山的宏大眼光與寬廣視野。

  《民權初步》介紹了建設民主政治的基本程序問題。孫中山認為：「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又非從集會不為功。是集會者，實為民權發達之第一步。」因此，他在其中詳細列舉並說明了開會、結社、議事、討論、表決、修正、動議的方法與程序，看似入門讀物，卻是為素來缺乏民主程序薰陶的民眾普及實行民主的基本知識。民主的實質固然重要，但其實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程序公正所保證的，而此等程序公正往往又是被國人所忽略者，故孫中山不厭其詳地介紹、推廣實行民主的程序事項，實出於其對中國國情之深切了解與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的熱切期望。他特別強調：「切不可因一時情面或他種理由，而設一先例，以致將來有礙一會之自由行動者。而於選舉職員更宜留意，庶免蹈此弊。如有不覺中陷於此等之惡習，則速改為佳。蓋先例非一成不變者也，其效力只行於未得良法之前而已；如一旦得更良之法，則當以代之也。」

  雖然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提出了繼續革命事業、建設民主國家的思想動員、政治構想與經濟藍圖，但是，在國民黨還沒有全國執政權的情況下，他的設想並不能進入實踐的過程，而只是停留於文字的表述。不過，這並不妨礙孫中山思想的前瞻性、進步性與可行性。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及思想解放潮流也給了孫中山以諸多鼓舞，他自認其「著書之意，本在糾正國民思想上之謬誤，使之有所覺悟，急起直追，共匡國難，所注目之處，正在現在而不在將來也。試觀此數月來全國學生之奮起，何莫非新思想鼓盪陶熔之功？故文以為灌輸學識，表示吾黨根本之主張於全國，使國民有普遍之覺悟，異日時機既熟，一致奮起，除舊布新，此即吾黨主義之大成功也。」

  孫中山此次居留上海期間，對如何重新組織革命力量，繼續開展革命事業亦有所考慮。在討袁護國戰爭結束後，孫中山曾經決定中止中華革命黨的活動，並考慮恢復在國內政界及社會上仍有影響的國民黨的名稱與組織，因為前國民黨「在京議員及各埠同志，每有規復國民黨之議，而國會議員隸國民黨籍者尚居多數」；「為黨務之擴張計，應徇眾議，為復黨之準備」。但孫中山對過去國民黨思想與組織的軟弱渙散亦深為厭惡，並留戀於他一手創建的中華革命黨之嚴密組織與服從領袖，因此主張「須從整頓黨務入手」，「參酌中華革命黨章程辦理」。在一段時間內，國民黨與中華革命黨的名稱並行，前國民黨人對自己的身份，有一直沿用國民黨者，也有仍稱中華革命黨者，但國民黨的社會認同度顯然高於中華革命黨，這也是孫中山不能不考慮的重要因素。

  經過一番審慎的思考與籌備，孫中山決定恢復國民黨的名稱，對外重張國民黨的旗幟。1919年10月10日，國民黨正式恢復組織，改名為中國國民黨，其章程規定：「本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孫中山擔任中國國民黨總理，統領全黨事務，其下由居正負責總務，謝持負責黨務，廖仲愷負責財務。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目的，是以黨為革命領導中心，重新邁開革命的步伐。他在對國民黨員的演說中提出：

  現在的中華民國只有一塊假招牌，以後應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夠做成一個真中華民國。……真中華民國由何發生？就是要以革命黨為根本。根本永遠存在，才能希望無窮的發展。……須知黨事為革命源起事業，革命未成功時要以黨為生命，成功後仍絕對用黨來維持。所以辦黨比無論何事都要重要。……以後我們要把三民主義的精神，傳他到全國，完全靠在這黨的作用上面，我們同志非拿全副精神來辦他不可。諸君切勿以為黨事無足輕重，諸君如將黨辦得堅固，中華民國亦就堅固了。

  

  但國民黨重建之初，缺乏根據地，組織尚不十分健全，黨員思想與行動仍不無軟弱渙散之處，國會中的國民黨籍議員派系眾多，各行其是，全黨尚未凝結為堅強有力的行動集團，與孫中山的重建初衷不無距離。

  由於當時北京的中央政府為北洋軍閥所控制，孫中山暫時尚無實力與他們爭北京政治之短長，只能始終將其革命立足點置於南方，尤其是廣東。1918年5月廣州軍政府改組後，總裁孫中山、唐紹儀、唐繼堯不在廣州，伍廷芳、林葆懌不太管事，軍政府由主席總裁岑春煊負責一般政務，桂系首領陸榮廷則以其實力成為實際的決策者。但桂系長期占據廣東，與廣東地方勢力有矛盾，其在廣東搜刮盤剝的行為亦為粵人所怨恨，逐漸發展為「驅桂」的呼聲與行動，對孫中山重回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是有利的。在廣州的護法國會議員多為國民黨人，他們雖然派系林立，與孫中山的關係有親有疏，但在反對桂系控制軍政府、為國民黨謀取發展地盤方面則是基本一致的。1919年8月7日，孫中山致電護法國會，認為不法武人「借國會所授之權，以行國民所深惡之政治，移對付非法政府之力，以殘虐盡力救國護法之人，毒害地方，結連叛逆，欺騙國會，蔑視人權」；聲明「決不忍以之共飾護法之名，同屍誤國之罪。茲特辭去軍政府總裁一職，以後關於軍政府之行動概不負責。「29日，孫中山又致函護法國會兩院議長林森和吳景濂，表示「鑑於兩年來經過之事實及南中不法武人最近陰謀之真相，覺護法之希望，根本已絕，萬無再與周旋之餘地」，希望「先將軍政府取消，使不致為群盜所居奇」。國民黨議員遂在護法國會提出對岑春煊的不信任案，迫其於10月27日提出辭職（未成事實）。此後，桂滇兩系又因駐粵滇軍統率權問題而生齟齬，原本支持桂系的滇督兼軍政府總裁唐繼堯，因不滿桂系企圖攫取駐粵滇軍統率權而對桂系生發惡感，使軍政府權威大受影響。1920年3月29日，軍政府總裁兼外交、財政總長伍廷芳不辭而別，離穗去港轉滬。4月25日，唐繼堯、唐紹儀、伍廷芳正式宣布脫離軍政府，軍政府總裁七去其四，不足決策的法定人數，其開會議事的法理依據都成了問題。5月初，軍政府召集留粵議員補選熊克武、溫宗堯、劉顯世為總裁，但他們實際未到任。護法國會方面，占據議員多數的國民黨籍議員陸續離開廣州，護法國會亦失去議事的法理依據。廣州軍政府與護法國會因此而處在難以維持的狀態。

  因為廣州軍政府實際處在桂系的控制下，故孫中山一直在謀劃倒桂行動，廣州軍政府和國會的變故，對孫中山的倒桂行動是有利的。1920年6月2日，已經辭職的軍政府總裁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及唐繼堯的代表李烈鈞在上海集議，次日以四總裁名義發表聯合宣言，責廣州「政務會議成立以來，徒因一二人所把持，論戰則惟知擁兵通敵，論和則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濟其私，以專擅逞其欲，遂有所謂五條辦法者。護法宗旨，久已為所犧牲，猶且假護法之名，行害民之實。」宣示「自當同心戮力，掃除危難，貫徹主張」；聲明軍政府移昆明辦公，廣州方面的「一切命令行動，及與北方私行接洽之事，並抵押借款，概屬無效。所有西南鹽餘及關余各款，均應交於本軍政府。在軍政府移設未完備以前，一切事宜，委託議和總代表分別接洽辦理。」護法國會其後亦聲明移滇開會。但昆明的對外交通不便，唐繼堯實際上也不願軍政府和國會遷到昆明，致其統治礙手礙腳，孫中山繼續革命的立足點仍然只能放在廣東，而要重回廣東，就要解決桂系的問題，為此，孫中山著手發動武力討桂的行動。

  桂系在1916年袁世凱敗亡後即因緣際會控制著廣東，廣東較桂系發家的廣西富庶，桂系視其為一塊「肥肉」，奉行「以粵養桂」的政策，自居為廣東的統治者，各級官僚多用桂人，為政苛刻，濫徵稅收，與民爭利；駐粵桂軍騷擾地方，軍紀廢弛。這些都激起廣東紳商的強烈不滿，驅逐桂系、「粵人治粵」的呼聲日漸強烈，成為孫中山和國民黨可以利用以「驅桂」的社會基礎。桂系亦知其在粵不得人心，為維持其在粵的統治，有意尋求與直系的合作，共同對付國民黨。直皖戰爭爆發前後，桂系首領陸榮廷認為，「直系如得勝利，時局庶有轉機，我輩夙主聯直，尤應乘時利用，援應直系，自屬應有之義。"8月中旬，粵督莫榮新部署所部移師潮、汕，準備出擊閩南，既為驅逐屬於皖系的閩督李厚基，亦為重點對付國民黨依靠的主要軍事力量——粵軍陳炯明部。

  駐閩南漳州、龍巖一帶的粵軍陳炯明部，原為廣東省長朱慶瀾的警衛軍，有兩萬餘人，1918年春以援閩粵軍的名義進駐閩南，經過兩年多的整訓發展，具備了一定的實力，也是當時孫中山和國民黨可以依靠的唯一的武裝力量。但因陳炯明為駐閩粵軍的直接領導人，部隊各級軍官多為其指派，故陳炯明對部隊的影響力超過孫中山，部隊實權基本控制在陳炯明手中，因此，與其說駐閩粵軍是國民黨的部隊，不如說是陳炯明的部隊。對於這支部隊的使用，陳炯明和孫中山的想法自然有所不同，孫中山希望其回師廣東，驅逐桂系，重新建立國民黨的根據地，但陳炯明卻不願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貿然行動，以免有損自己的實力，妨礙此後的發展。直皖戰爭發生前後，孫中山認為粵軍回師廣東的時機已至，多次派人前往漳州動員陳炯明，並與閩督李厚基聯絡（孫中山此時已有建立粵皖奉反直同盟的考慮），接濟陳部軍費和軍械，而陳炯明此時亦感覺其部長期駐在閩南，發展空間有限，不易得到外援，既為李厚基所疑，亦為桂系所忌，不如回到廣東，另謀發展，故同意了孫中山的回師計劃。他派葉舉、鄧鏗、許崇智分任中、左、右路軍總指揮，自閩南回師廣東，其閩南駐地則由李厚基部接管。

  1920年8月中旬，陳炯明部粵軍與桂軍開始交鋒，粵軍得到廣東民眾的支持，聲勢頗盛，進展甚速，20日占領汕頭，隨後與桂軍在惠州一線對峙，兵鋒直指省城廣州。桂系面臨粵軍的軍事壓力，處於不利的態勢。廣東各地民軍紛起，宣布獨立，尤其是駐廣州的廣東警察廳長兼江防司令魏邦平聯合民軍首領李福林宣布獨立，也給桂系造成很大的壓力。9月18日，陳炯明發出致桂系粵督莫榮新的最後通牒，要求桂軍在兩個月內退出粵境，莫榮新等免職，岑春煊限於雙十節前離開廣州。在粵軍的軍事壓力下，桂系態度有明顯鬆動。28日陸榮廷致電廣東方面，表示：「為保全地方計，即請粵省諸公，同籌議妥，速舉賢能，繼任督軍，以維治安，而息紛擾。除陳炯明倡亂逞私不能交付外，無論何人，出擔粵事，桂軍在粵一日，無不盡力維護……一俟粵局底定，桂軍即當全數調回，以符不爭利權之初心，而完顧全唇齒之本旨。」莫榮新亦表示願意離職下野，但以撤離經費問題與粵軍討價還價，表示非有200萬元經費無法撤離。為了早日結束戰禍，廣東各界推出海軍次長、廣東人湯廷光接任粵督，並決定籌款滿足莫榮新的要求，以使桂軍早日撤離。但莫榮新旋又不承認湯廷光為廣東督軍，提出須以沈鴻英督粵，桂軍留兩師長期駐粵，陳炯明退回漳州，廣東須承認陸榮廷為兩廣巡閱使等為撤軍條件。桂系實則不願退出廣州，但粵軍此時在軍事上占優，自然不接受莫榮新的條件。10月21日粵軍克惠州，桂系已經無法在廣州立足，陸榮廷、岑春煊等遂於24日發表通電：「即日自決辭去總裁，解除軍府職務，以期回復國家原狀，而減愆由於萬一。自今以後，當局應從全國軍民願望，依法召集國會，遵循法軌，與民更始。西南諸省亦應顧念全局，迅速促成統一，妥籌善後，蘇息民生。」其後莫榮新亦宣布：「取消自主，粵事應聽中央政府主持。……茲為保全粵民，減免戰禍起見，於中央政府未任專員以前，先率將士讓出廣州市區，所有維持地方治安事宜，應由粵民所舉之新督軍負此責任。」駐廣州的桂軍退回廣西。28日粵軍進駐廣州，結束了桂系對廣東4年多的統治，但陳炯明並不承認先前廣東各界推出的湯廷光為督軍，孫中山為得到陳炯明對其回粵開府的支持，於11月1日通過廣州軍政府駐滬辦事處，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主持廣東軍政事務，陳炯明從此成為廣東的實際統治者。

  桂系自廣東敗退為孫中山重回廣州建立政府創造了條件。10月31日，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聯名發表通電稱：「最近粵軍回粵，岑（春煊）、莫（榮新）敗亡，乃相率逃竄之餘，輒為取消自主之說，其情可憐，其事可笑。初不意北方竟引為口實，據聞有偽統一之宣布，似此舉動，過於滑稽兒戲，直無否認之價值。惟深察北方之用意，實思以偽統一之名義，希圖借取外債，以延長其非法政府之命脈。文等用不憚煩，更為正式宣告，須知岑春煊早喪失地位、資格，而軍政府依然存在，初不因岑等個人反覆，致生問題。此次北方宣言，文等絕不承認。"11月25日，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聯袂離滬，28日到達廣州，29日重建軍政府。孫中山等在重建軍政府宣言中聲明：「當以護法諸省為基礎，厲行地方自治，普及平民教育，利便交通，發展實業，統籌民食，刷新吏治，整理財政，廢督裁兵，進國家於富強，謀社會之康樂。」

  此次孫中山回粵重新開府，因為沒有了桂系的掣肘，頗思有所作為。他自兼軍政府內務總長，以其先前提出的《地方自治實行法》為藍本，希望從地方自治入手，推行民主政治實驗。孫中山提出的《地方自治實行法》的主要內容是：（1）清戶口。以現居地為準，一律造冊列入自治團體，悉盡義務，同享權利；（2）立機關。組織自治機關，使成年人都有選舉、創製、複決、罷官權；（3）定地價。先定地價，後從事公共經營，庶不平之土地壟斷、資本專制可以免卻，而社會革命、罷工風潮，悉能消弭於無形；（4）修道路。凡道路所經之地，則人口為之繁盛，地價為之增加，產業為之振興，社會為之活動，道路一通，則全境必立改舊觀；（5）墾荒地。凡山林、沼澤、水利、礦場，悉歸公有，由公家管理開發；（6）設學校。凡在自治區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權利。學費、書籍以及學童之衣食，當由公家供給。如辦有成效，當逐漸推廣，及於他事。此後之要事，為地方自治團體所應辦者，則農業合作、工業合作、交易合作、銀行合作、保險合作等事。「如是，由一縣而推之各縣，以至一省一國，而民國之基於是乎立。」此次他在廣州重新開府，在內政部設立了地方自治、社會事業、勞動、土地、教育、農務、礦務、工業、漁業、商務、糧食、文官考試局和行政講習、積弊調查所，希望對內政有所革新。但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孫中山的舉措多半只能流於形式，而且在其施政過程中仍有各種各樣的障礙，其中令他頗為不滿的是列強對關余問題的處理。

  所謂「關余」，是指海關收入在支付各項債務還款及必須開支之後的餘額。本來，廣東的粵海關關余已在1919年由北京公使團撥出部分交軍政府使用，但1920年4月因軍政府外交、財政總長伍廷芳出走，軍政府總裁岑春煊以伍「擅離職守」為由免其職，並請北京政府轉告公使團，以後的關余交由岑主持的軍政府領取，得到列強的首肯。孫中山回粵重建軍政府後，財政極為困難，伍廷芳向廣東領事團和總稅務司多次交涉，要求撥付關余，但北京公使團以軍政府權力僅及廣東、孫中山難以代表西南為藉口，不僅不撥付關余，而且將其代管的大筆關余撥付北京政府，使孫中山深受刺激。1921年1月21日，孫中山下令強行接收粵海關管理權，要求「凡在軍政府所屬各省之海關，須從二月一日起，服從軍政府之訓令，聽其管轄。」但列強不僅不接受孫中山的通令，而且派出軍艦到白鵝潭示威，使孫中山極為憤慨，也使他認為，只有建立正式政府，才能名正言順地與列強打交道。

  1921年元旦，廣州軍政府舉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九周年紀念會」，孫中山發表演說，提出：

  此次軍府回粵，其責任固在繼續護法，但余觀察現在大勢，護法斷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吾人從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針，開一新紀元，鞏固中華民國基礎，削平變亂。方針維何？即建設正式政府是也。蓋護法不過矯正北政府之非法行為，即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若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分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對外亦不發生國際上地位之效力。……但建議設立正式政府之權，全在國會。國會在北京不能行使職權，而在廣州能自由行使，是望國會諸君建議，仿南京政府辦法在廣東設立一正式政府，以為對內對外之總機關，中華民國前途其庶幾乎！余認廣東此時實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

  對於孫中山的提議，雲集廣州的各方政治勢力有不同的考慮。國會議員中有主張選孫中山為總統、組織正式政府者；有主張以委員制建立西南聯省政府者。如果說國會議員的意見對政治運作並不具有根本影響的話，那麼實力派的意見更為孫中山所看重。在軍政府所轄範圍內，失掉了廣東的桂系仍然控制著廣西，四川內部紛爭不已，湖南主張「聯省自治」，雲、貴地處偏僻且對聽命於廣東不以為然。因此，孫中山成立正式政府的立足點仍在廣東，而掌握著廣東實權的陳炯明對此不僅不熱心而且反對甚力。據孫言：

  陳炯明回粵後，對國事則有餒氣，對粵事則懷私心。其所主張，以為今之所務，惟在保境息民，並窺測四鄰軍閥意旨，聯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據粵，進可合諸利害相同之軍閥，把持國事，可不煩用兵而國內自定。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潰爛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國既不保，吾粵一隅何能獨保？……凡此所言，陳炯明雖無以難，而終未肯信。

  實際上，陳炯明之所以不願孫中山出任正式總統，是擔心妨礙他在廣東的統治，因「陳握廣東最高政權，可進可退，於願已足，匪特不須乎非常總統，即恢復軍府，亦屬多事，因軍府之設，直接則損害其政權，間接則阻礙其南北之地步」。因為陳炯明掌握著廣東的實權，孫中山如果在廣東建立正式政府，得到陳的支持至少是默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對於陳炯明的反對，孫中山不斷向其說服與疏通，並得到了粵軍中以許崇智為代表的部分將領的支持。由於陳炯明此時還需要利用孫中山的支持以擴張自己的勢力和影響，故其最終同意了孫建立正式政府的主張。

  1921年4月7日，在廣州的護法國會參眾兩院召開聯席會議，因出席人數不足法定人數，遂改開非常會議。會議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1）大總統依本大綱之規定行使其職權；（2）大總統由國會非常會議選舉之，以得票過投票總數之半者為當選；（3）大總統總攬政務，公布命令，統率陸海軍；（4）大總統對外代表中華民國；（5）政府設置各部，掌理部務，部長由大總統任免之；（6）本大綱自宣布之日實行；（7）本大綱自施行之日，軍政府組織大綱即廢止。當日，非常國會以218票（出席議員220餘人）選舉孫中山為大總統（因其為非常國會所選出，故一般稱其為「非常大總統」）。

  對於孫中山當選為大總統，北京政府及北洋軍閥方面自然表示反對。4月27日，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發表通電，稱孫中山「是少數私黨私認之總統，非全數公民公認之總統」；「彼既自絕於國人，當與國人共棄之」。在西南陣營內部，陳炯明提出孫中山可暫不就職，或就職後先赴歐美考察，以避免南北矛盾的激化。湘軍總司令趙恆惕在4月9日致電廣州非常國會，聲明不承認「非法選出」之總統，並在10日致電孫中山，「勸其嚴詞拒絕，勿允輕就」。甚而在表面上對孫中山當選表示支持的唐紹儀和唐繼堯，也在私下裡對選舉持反對態度。因為需要疏通自己陣營內部的反對意見，孫中山當選後並未立即就職。

  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廣州舉行中華民國大總統就職典禮（軍政府於前一日取消），他在就職演說中闡述其「撥亂返治」的主張，號召「各盡所能，協力合作，共謀國家文明之進步」；主張「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憲法，自選省長。中央分權於各省，各省分權於各縣，庶幾既分離之民國，復以自治主義相結合，以歸於統一，不必窮兵黷武，徒苦人民」。至其內外政策方針為：「重要經濟事業，則由中央積極擔任。發展實業，保護平民」；對外「講信修睦，維持國際平等地位，保障遠東永久和平」。

  雖然孫中山出任大總統、組織正式政府，但其政治地位實際上並沒有根本的變化，政府的政令仍只能通行於廣東一省，並由於陳炯明的牽制而難能實行。孫中山在任上的施政方針著重於對外，即通過征討桂系，平定廣西，擴大廣州政府的基礎與影響，然後徐圖北伐，為統一全國創造條件。因為桂系在退回廣西後，仍然威脅著廣東的安全與穩定，並有與北洋軍閥聯手對抗西南陣營之勢，征討桂系較易凝聚己方陣營內部的共識，得到實力派的支持，因此孫中山將討桂作為其上任後的直接目標並非偶然。

  1921年5月11日，孫中山在總統府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先討桂而後北伐。20日，北京政府亦任命陳炳焜為梧州護軍使，以利用粵桂矛盾，挑動桂系攻粵，坐收「統一」之利。桂系在敗退廣西後頗思回粵，又得到北京政府的支持，自然對攻粵頗為積極。6月13日，陸榮廷下達攻粵令，以林虎、沈鴻英、馬濟、陳炳焜分統其部，由廣西出動，分路進攻廣東。面對桂系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西南陣營各省為自身利益計，對討桂態度趨向一致，孫中山得以大總統名義號令各軍，展開討桂戰爭。他以陳炯明為討桂軍總司令，率許崇智、魏邦平、葉舉等部出擊廣西，李烈鈞率滇軍、谷正倫率黔軍亦加入討桂戰爭，形成合擊桂軍的態勢。

  6月20日，粵桂兩軍在桂東南的粵桂門戶——梧州一線展開戰鬥，粵軍士氣高漲，連獲勝利，對梧州形成包圍之勢。桂軍游擊司令劉震寰戰前即與廣東方面有所接洽，此時決定倒戈。25日，陳炳焜見事無可為，逃出梧州，次日粵軍進占梧州，打開了入桂的東南大門。與此同時，李烈鈞指揮滇軍與湘軍自湖南出兵桂北，於7月13日占領桂林，打開了入桂的東北大門。

  桂系自廣東退回廣西後，陸榮廷的威望受其影響，首領地位有所動搖，上下失和，將相猜疑，內部矛盾漸起，影響到桂系內部的軍心和團結。在這種情況下，陸榮廷不僅不能有效地整合內部關係，反而輕率決定發動對粵戰爭，而實際上桂軍的作戰意願並不強，統兵將領為保守實力亦不願力戰，當戰事初步失利後，桂軍不能堅持，顯出分崩離析之勢，粵軍則乘勝而擊，擴大戰果，使戰爭很快呈現出一邊倒的勢頭。桂軍先後失守梧州、桂林後，各部紛紛自謀出路，表示脫離桂系。陸榮廷在幾無可用之兵的情況下，7月22日與譚浩明發表通電，稱「因年老病衰，久思息影，……傾接總司令沈鴻英等通電，主張自治，榮廷夙持愛民主義，樂於贊同，當即電飭該總司令等維持本省治安，勉負完全責任」；自身「解除兵柄，引退林泉，一切軍民各政，概不與聞」。此後，陸榮廷、譚浩明、陳炳焜等及追隨他們的桂軍殘部退居桂南龍州。23日，粵軍不戰而入南寧。9月下旬，粵軍各部進逼龍州，桂軍無力抵抗，30日粵軍克龍州，陸榮廷、譚浩明、陳炳焜等出逃越南。

  孫中山發動的討桂戰爭為時3個月，平定了廣西，實現了兩廣統一，擴大了廣州政府的勢力範圍與影響力，也使其得以集中力量籌劃北伐統一事業，但討桂戰爭也使陳炯明的實力大為增長，對孫中山的離心傾向日漸發展，孫中山仍然面臨著統一、整合己方陣營內部關係的艱巨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