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五四運動的發生及演進

  三國會議作出關於山東問題的決定後，5月1日英國外相貝爾福將此通告中方，中國代表為此憤懣異常。5月3日，中國代表團向三國會議提出聲明稱：對會議關於山東問題的決定，「中國代表與全國人民不能不表示深切失望之意，亦不能不持公理之名義正式抗議」；聲明追問三國「究竟依據何項理由可將此項權利給予日本，殊難索解」；「既雲將山東半島連同完全主權歸還中國，則歸還之事何不一氣呵成，而必分為兩步？又何必先移交日本，而俟其自願擔任歸還？此中情形，實不明了。」聲明表示：「中國尤所倚仗者則以所爭之事無不平允公道，今結果如此，實為痛切失望。」而此時在國內，一場猛烈的政治風暴正在醞釀爆發之中。

  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交涉的經過，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陸續傳回國內，引起國內輿論的極大關注，輿論均主堅持立場，不簽有損國權之條約，向和會中國代表團表示：「國民誓死力爭，願公等堅持到底，全國國民為公後盾。"3月中旬，北京政府公布中日之間有關山東問題的條約、協定、換文等，更使輿論對當時簽約主事者為中國外交交涉造成的被動局面屢有強烈的批評，並已點出曹汝霖等人的責任問題。4月16日，上海各界召開大會，決議嚴責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種種賣國行為，日益加厲，為全國所不容，應請決議懲辦，以除禍根。"4月20日，和會簽約關鍵之山東問題所在地的山東民眾10萬多人在濟南舉行國民大會，發出致巴黎中國外交代表電，嚴正聲明：「現聞我國軍閥及二三奸人陰謀賣國，示意退讓，東人聞之，異常憤激，……僉謂此說若行，是陷山東於沒世不復之慘。若輩包藏禍心，多方掣肘，喪心病狂，萬眾同仇，東人死喪無日，急何能擇，誓死力爭，義不反顧。」和會期間在巴黎現場觀察的梁啓超曾有電致其國內同儕謂：「查自日本占據膠州鐵路數年以來，中國純取抗議方針，以不承認日本承繼德國權利為根本。去年九月德軍垂敗，政府究何用意，乃於此時結此約以自縛！為今計，惟有使訂約之人擔負，庶可挽回，展開新局。不然千載一時良會，不啻為一二人毀壞，實為惋惜。某漫遊之身，除襄助鼓吹外，於和會實際進行未嘗過問，唯既有所聞，不敢不告，以備當局參考雲。」梁啓超此等言論直指當時主事者的責任，亦為運動發起後各界追索的關鍵問題之一。

  巴黎和會作出將德國的山東權益交日本的決定之後，消息很快傳回國內，5月1日，上海《大陸報》（英文）最早報導了這條消息，2日的北京《晨報》又有後續報導，結果引起國民群情激憤。5月3日，北京國民外交協會決定，在5月7日「國恥日」（即日本提出對「二十一條」要求之最後通牒日）在北京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召開國民大會，「正式宣言並要求政府訓令專使堅持，如不能爭回國權，寧退出和會，不得簽字。望各地方、各團體同日開會，以示舉國一致」。（由於政府的禁令，此次會議未能舉行）就在同一天，得知消息的北京大學學生情緒更是激動，他們齊集校園商議，決定在次日（星期日）舉行示威，表示反對強權，決不簽約，聯合各界一致力爭的態度。會中還有學生當場寫下血書「還我青島」，更使參加者熱血沸騰，示威之舉遂定。在此前後，還有若干學校的學生也聚集討論了發起或參加示威的事宜。

  5月4日下午1時許，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高等工科學校、法政專門學校、中國大學、匯文大學等10餘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集中在天安門前，學生們手拿各色各樣的小旗，上書「還我青島」、「誓死力爭」、「爭回青島方罷休」、「誅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字樣，在天安門前集會演講。天安門是當年皇室宮廷的正門，位於北京的市中心，在天安門前集會自然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不少市民聞訊而來，或圍觀或加入，進一步壯大了學生的聲勢。集會過後，學生們開始舉行遊行示威，先到距天安門咫尺之遙的東交民巷使館區，向各國駐華使節請願。但因使館區不允進入，學生只能推舉代表向美國使館遞交了請願書，然後，憤懣不已的學生又決定前往趙家樓曹汝霖宅示威。當天，剛好因駐日公使章宗祥回國，大總統徐世昌在總統府宴請章宗祥及曹汝霖等。飯後他們來到曹宅不久，學生遊行隊伍亦至，見曹宅緊閉大門，無人露面，愈加激起學生的激憤之情。結果，學生群起而上，一擁而入，曹汝霖於倉促之間躲進一間暗房，免於與學生相對，但章宗祥沒有這樣「幸運」，他在跑出躲藏之處時被學生發現，挨了一頓打。學生們搜尋曹汝霖不得，激憤之餘點火燒了曹宅，然後漸漸散去。其後，奉命監視學生行動的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帶人到達曹宅，在仍滯留現場的學生中逮捕了32人，當天的示威活動漸趨平息。為了營救被捕的同學，北京各校學生決定自5日起開始罷課，後經蔡元培等勸解，並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7日，被捕學生釋出，罷課結束。

  以北京學生遊行為標誌，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強權、捍衛中國國家主權的五四愛國運動拉開了大幕。不過，運動發展的意義遠不僅止於此。在五四遊行的當天，參加遊行的學生或許也未必意識到，他們的行動本身不僅是對帝國主義強權的抗議、對軍閥控制的政府軟弱無能的抗議，也是對中國國家主權的維護，對中國民族尊嚴的維護，更重要的是，就長遠而言，他們的行動是一個新時代的發端，即是中國人民日漸自覺的理性民族主義時代的到來，從而使列強從此以後再不能完全輕視中國人民的呼聲，並使中國的國際地位開始有緩慢的回升；是中國人民對政治發出自己聲音時代的到來，從而使政府從此以後再不能完全輕視社會民意的表達；是中國工人階級成長為自為階級時代的到來，從而使中國革命的性質開始發生重大轉變。隨著五四運動的演進，這些方面的特徵表現也愈加鮮明。

  北京被捕學生被釋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卻因種種壓力而於5月9日離職出京，引發學生與教員的挽蔡活動，使本已稍有緩和的北京政治空氣又趨緊張。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舉行總罷課，向政府提出挽留蔡元培、拒簽和約、懲辦國賊等要求。各地學生及社團也都紛紛響應北京學生的行動，舉行遊行、罷課、演講等活動，與北京學生表現出同樣的愛國熱情。據不完全統計，河北、山西、奉天、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陝西等地，都有學生的聲援行動，各地商、工各界及各省議會亦多有參加聲援者。

  

  在學生愛國運動爆發的同時，北京政府內部對於如何處理學生行動以及是否簽訂和約問題，卻處在某種矛盾而無措的狀況中。5月5日，教育部下令嚴禁學生遊行集會，「其有不遵約束者，應即立予開除，不得姑寬」。6日，徐世昌發布大總統令，嚴令「倘再有借名糾眾，擾亂秩序，不服彈壓者，著即依法逮捕懲辦，勿稍疏弛。」其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出禁止學生參加政治活動的禁令。但在如何疏通學生及社會情緒，解決運動起因方面，北京政府起始卻完全無所作為。運動發生後，為了避免進一步觸及學生的鋒芒，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先後提出辭職。但徐世昌格於種種原因，不僅未准，且下令挽留，稱其為「因公受累，實疚於懷」；「未可以流言附會，致掩前勞」。徐此舉實際上更刺激了學生及社會輿論的反感心理。

  至於如何解決和約簽字問題，北京政府曾經多方徵求意見，13日，北京政府致電各省軍政長官，告以山東問題「國人甚為注重，既未達最初目的，乃並無交還中國之規定，吾國斷難承認。但若竟不簽字，則於協商及國際聯盟種種關係亦不無影響。故簽字與否，頗難決定。本日招集兩院議員開談話會，僉以權衡利害，斷難簽字為詞。並謂未經簽字，尚可謀事後之補救，否則鑄成定案，即前此由日交還之宣言，亦恐因此搖動。討論結果，眾論一致。現擬以此問題正式提交國會，一面電囑陸使暫緩簽字。事關外交重要問題，務希卓見所及，迅賜教益，不勝禱致。近日外交艱棘，因之風潮震盪，群言龐雜。政府採納民意，堅持拒絕，固已表示態度對我國人，在國人亦當共體斯意，勿再藉口外交，有所激動。台端公誠體國，並希於晤各界時，切實曉導，共維大局。」此電一方面令各地軍政長官維持當地秩序，但更重要的還是徵求他們對簽約的態度，以減輕政府的責任與壓力。在回電中，多數人主張拒簽，認為「青島問題，關係國家之存亡甚重。又當此群情激昂之際，倘遽簽字，國內或有沸騰之虞。若因此演出別項交涉，則辦理將更棘手。故權衡輕重，似以暫不簽字，徐圖事後補救之說為較善。」但也有少數人，如甘肅督軍張廣建認為，「與其堅拒簽字，而放棄有利條件，損失國際地位，且日、德間原有狀況，仍無變更，而以後更無著手之處，自不如尊重英、美、法之擔保，據日外部之聲明，徑予簽字。」還有如河南督軍趙倜，乾脆將此難題踢回北京政府，表示：「一介武夫，智識短淺，事關國際，唯一聽政府之主持。」

  對於北京政府而言，簽約與否確為難題。簽約不僅有損中國主權，而且勢將激起國內更大的抗議聲浪，直接影響政局的穩定；不簽約可能使中國無法加入國際聯盟，或於中國未來之國際地位不利，而且勢將得罪列強，對於一向不敢與列強正面抗爭的北京政府而言，更是艱難的選擇。雖然國內多數人主張拒簽，但手握實權的皖系首領段祺瑞主張簽字，他發表通電稱：「歐約如不簽字，國際聯盟不能加入，所得有利條件，一切放棄，又恐如外蒙宣戰事，借愛國以禍國也。瑞不聞政事久矣，本不應曉瀆，然與國家利害有關，未敢緘默。」在一番權衡利弊之後，北京政府的態度到5月下旬又傾向於簽字，並舉出了簽字的諸項益處：（1）膠澳已在日本掌握中，若不簽字則交還一事更屬空言；（2）交還膠澳文書雖出自日本脅迫，實為兩國業經協定之條件，現既經各國調停，若不簽字，則膠澳問題終為中日直接之交涉，於我國最初目的正相背馳；（3）交還膠澳條件，既經各國調停，若不簽字，此後更無迴旋餘地；（4）若不簽字則將來國際聯盟是否可以加入亦一疑問，膠澳問題未能挽回，他項問題且因而發生影響；（5）若不簽字，對德奧條件不能得保障，只能將來與德奧直接交涉，結果如何殊難逆料；（6）若不簽字，不惟有負各國調停之苦心，抑且不啻自絕於國際聯盟之保障，各國將來更難過問。故此，不簽字之結果，「並不能取消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交還膠澳條件之協定，且恐更生不良之反響，正為日本所求之而不得者，我國詎可自甘放棄，授人以柄」。中國代表團中的駐意公使王廣圻、駐法公使胡惟德亦贊成簽約的主張。有鑑於此，5月24日，北京政府發出致各省軍民長官電稱：「政府熟籌利害，草約簽字，不難拒絕；……既有以上情形，經熟思審處，第一步自應力主保留，以俟後圖。如保留實難辦到，只能簽字。當經徵詢兩院議長及前段總理，意見亦屬相同。因時期促迫，已於昨日電復陸專使照行。」通電為此辯稱：「政府如為曲徇輿論計，固不妨拒絕簽字，後弊害迭見，勢必歸咎於主謀之不臧。熟權利害，再四思維，如竟不簽字，則嗣後挽救惟難。簽字後仍須國會議決，元首批准，尚不乏操縱餘地。」通電要求各省軍民長官「將此中詳情，相機披露，並詳晰解釋，務期了解。此時國家為重，地方秩序自應切實維護，京師地面，現已嚴飭主管認真辦理，倘各省區有不肖之徒，借端煽惑，務希悉力制止，用遏亂萌。」至此，如果沒有其他有力的反對意見，北京政府勢將訓令中國代表簽字，中國歷史發展的面貌或將有所不同。但歷史自有其自身演進的脈絡，就在北京政府作出簽約決定之後，北京的學生又掀起了新一波抗議行動，其影響所及，迅速擴大，尤其是上海的工、商界開始介入運動，從而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