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護法戰爭與南北議和

  自張勳擁清室復辟失敗後，段祺瑞在北京當政，廢棄國會，對南態度強硬；孫中山在廣東開府，聲明護法，另謀出路。1917年9月29日，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以孫中山等召開非常國會、成立軍政府，「擅發偽令，煽動軍隊」，「聯絡馬賊，預備起事」，「紊亂國憲，逆跡昭著」為由，下令對南方國會和政府成員「一體嚴緝拿交法庭依法訊辦」。10月3日，廣東軍政府大元帥孫中山亦發出通令，緝拿「首逆」段祺瑞等，「有能擒斬以獻者，本大元帥當視厥等差，予以厚賞」。南北雙方對峙局勢已成，且各有堅持，各不相讓，解決矛盾的出路非政治可為，而依賴於軍事相爭。尤其是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自恃軍事實力，以武力「統一」為己任，出動北洋軍南下，「討伐」南方護法陣營，南北戰爭（又稱「護法戰爭」）由此爆發，這是辛亥年（1911年）清軍南下和癸丑年（1913年）北洋軍南下導致的南北戰爭之後，南北間又一次武力相爭。

  此次南北戰爭的主戰場是湖南。因為湖南地處南北衝要，北洋軍欲南征廣東，護法軍欲北進中原，均必先經湖南，方可收「統一」全國之功。南北雙方對此的認識基本一致。徐樹錚致吳佩孚電中有言：「蓋欲定大局，非謀統一不可，欲謀統一，非川、粵同受政府節制不可。以川較粵，川可稍緩，而粵宜急，粵定川或隨之而自定。我之爭湘者，為圖粵計耳。粵不定，湘即危，湘有事，鄂亦不安，大局則時有搖動之虞。」陸榮廷則認為：「湘省為兩粵門戶，又系滇黔咽喉，湘失則西南腹背受敵，不特進取之機全無，且（北軍）得湘實足以制西南之死命而有餘。」因此，段祺瑞復出後不久，即在1917年8月任命陸軍部次長傅良佐接譚延為湖南督軍，並調派北洋軍第8、第28師入湘，擺出先聲奪人之勢。9月9日，傅良佐到長沙上任，北洋第8、第20師隨後陸續抵達湖南，第8師師長王汝賢與第20師師長范國璋分任北軍正、副司令，隨即開始著手籌划進攻在湘南的護法湘軍。護法陣營方面，雖然對政治問題的看法不一，但在保持湖南獨立、不為北軍所陷方面仍有共識。湘督易人的命令發表後，陸榮廷即於8月16日致電西南各省稱，「湘督易人，北方疑忌西南之心已昭然若揭。唇亡齒寒，急應力圖對付。"9月18日，湖南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和駐衡陽的湘軍第1師第2旅旅長林修梅通電宣告自立，「與段政府脫離關係。一切軍務政務，均與海軍、兩廣、雲南各省一致進行。"9月21日和10月9日，孫中山在廣州兩次主持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派駐廣東北江的滇軍第3師援湘；陸榮廷亦於10月初在兩廣軍事會議上決定由桂督譚浩明統領兩廣聯軍分由桂、粵援湘；加上已經集結在衡陽的護法湘軍程潛、趙恆惕、劉建藩、林修梅等部，護法軍在湖南的兵力亦有近5萬人，實力並不弱於北洋軍。

  9月下旬，附北湘軍與護法湘軍在湘中衡山一帶開始交戰，南北戰爭爆發。10月上旬，北洋軍加入戰鬥，與護法軍在湘中衡山、衡陽、寶慶一線交戰，雙方互有得失，三地多次易手。但護法軍士氣頗盛，11月4日復占寶慶，11日復占衡陽。在此形勢下，11月14日，北洋軍司令王汝賢和副司令范國璋突然發表通電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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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客利用軍人，各執己見，互走極端，不惜以百萬生靈，為孤注之一擲、挑南北之惡感，競權利之私圖，藉口為民，何有於民。如言為國，適以誤國，果系愛國有心，為民造福，則犧牲個人主張，俯順輿論，尚不背共和本旨。汝賢等一介軍人，鮮識政治，天良尚在，煮豆同心。自零陵發生事變以來，力主和平解決。為息事寧人計，此次湘南自主，以護法為名，否認內閣，但內閣雖非依法成立，實為事實上臨時不得已之辦法，即有不合，亦未始無磋商之餘地。在西南舉事諸公，既稱愛國，何忍甘為戎首，塗炭生靈，自應雙方停戰，懇請大總統下令徵求南北各省意見，持平協議，組織立法機關，議決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紛爭。

  王、范此舉名義上冠冕堂皇，但顯有直皖相爭的背景，兩人更接近直系，自不願為皖系征戰作嫁衣裳。王、范通電發表後即自前線停戰撤兵，湘督傅良佐頓失軍隊依恃，於當日夜半倉皇出逃，「軍民兩署文卷狼藉，什物一空，銀錢款目，絲毫無存」。長沙紳商因請王汝賢等「暫時維持」。但護法軍乘勝進擊，逼近長沙，王汝賢難以控制局勢，遂於18日退出長沙往岳州，護法軍於當日占領長沙，其後復推譚浩明為湘督，程潛為省長。

  王汝賢、范國璋的停戰撤兵舉動，對正執著於武力統一圖謀的皖系及其領袖段祺瑞無異於當頭一棒，故遭到皖系及段祺瑞的痛責。但格於派系實力的平衡，段對此亦無可如何，反被迫提出辭職。11月16日段通電稱：「我同胞中，竟有此不顧大局之人，干紀禍國，至於此極也。……王汝賢等為虎作倀，飲酖而甘，撫今追昔，能無憤慨！」段在通電中以北洋派的團結為辭，稱：「我不忍以王汝賢之故，致令同室操戈，嫌怨日積，實力一破，團結無力，影響及於國家也。我北方軍人分裂，即為中國分裂之先聲；我北方實力消亡，即為中國消亡之徵兆。」繼表白曰：「祺瑞愛國家不計權力，久荷諸君子深知。為國家計，當先為北方實力計，舍祺瑞辭職之外，別無可以保全之法。決然遠引，已於昨日呈中乞休。既非負氣而去，有與人爭意見之心；又非畏難苟安，昧與國共休戚之意。大勢所趨，宜規久遠。倘能達我愚誠，北方實力，得以鞏固；艱難時局，得以挽回，則祺瑞今日之辭職，實為萬不可緩之舉。」但王、范的舉動卻得到直系的支持。18日，直系的直、鄂、蘇、贛四督曹錕（其後他否認列名之舉）、王占元、李純、陳光運聯名發表通電稱：「慨自政變發生，共和復活，當百政待理之際，忽起操戈同室之爭。溯闕原因，固由各方政見參差，情形隔閡，致初生齟齬，繼積猜嫌，亦由二三私利之徒，意在竊社憑城，遂乃乘機拘釁。而黨派爭樹，因得以利用之術，為挑撥之謀，逞攘奪之野心，泄報復之私忿。名為政見，實為意見；名為救國，實為禍國。」通電雖未點名，但其矛頭所向實甚明顯。通電稱他們「自政爭以來，默察真正之民意，仰體元首不忍人之心，委曲求全，千迴百折，必求達於和平目的，以拯國家之危難，而固統一之宏基」。提出「即日先行停戰，各守區域，毋再衝突，俾得熟商大計，迅釋糾紛」。

  北軍前敵將領的吁和通電在南方護法陣營內部亦激起不同的反響。孫中山在11月18日通電聲明：「近以西南將士用命，克奏膚功，傅逆潛逃，段賊解職。於是有主張調和，以解決大局者。惟此次西南舉義，既由於蹂躪約法，解散國會，則舍恢復約法及舊國會外，斷無磋商之餘地。」但陸榮廷則在11月24日致電李純稱：「此次西南用兵，為勢所迫，出於萬不得已，寧人息事，人同此心，苟有正當解決，自當樂於從事，我公愛民憂國，慨然出作調人，妥籌辦法，允負責任，盡籌所及，必能統籌全局，俯順輿情，宣布停戰，再行提議條件，鄙意亦極贊同，惟雙方停戰問題，如得極峰發一明令，尤為圓滿。頃已電商譚聯軍總司令，通飭前方各軍，暫時停戰，以待磋商。」李純即會同曹錕、王占元、陳光遠將此電轉馮國璋：「請我大總統准如所請，明令公布，飭各方一律停戰。」此時，北方主張「討伐」的段祺瑞被迫下野，而南方反對「調和」的孫中山又無實力，且南北兩方均有「共同」的停戰要求，故馮國璋順水推舟，於25日致電各方：「請各飭現在交戰地點之前敵軍隊，駐紮原地，停止進行，聽候解決。」南北戰事得以暫時停止。

  不過，南北間的暫時停戰局面並不穩固。北洋軍在湖南前線敗北後，被素來自視甚高、自認在國中無敵手、並有強烈派系團體意識的北洋軍人視為恥辱。即便是在主和的直系內部，雖然蘇、鄂、贛督仍主和，但曹錕卻遊走於和戰之間，對北軍敗北頗為不甘，自前線停戰後反趨向於主戰。尤有進者，直系四督11月18日主和通電發表前，張作霖曾詢曹錕意見以便一致行動，曹答主「討伐」，及主和通電發表，張電責曹「不獨國家大事不應如此兒戲，即朋友私交，亦不可如此無信」。曹以事前未與聞，「氣憤不可名狀，遂決欲主戰」。而主和「各方接洽者，多至寧而不至津，曹尤憤李（純）」。以曹錕之個性，言大而夸，好出風頭，看重臉面，喜為盟主，但似少城府，易於衝動，故曹錕為證明己於北洋團體之「價值」與「能量」，極力主戰。

  12月3日，曹錕聯合魯督張懷芝，在天津發起召開北洋系10省督軍代表會議，發出對南作戰的喧囂。15日，北京政府任命曹錕為第一路軍隊總司令，張懷芝為第二路軍隊總司令，令其「各率本路軍隊，分由京漢、津浦鐵路南下。並令第一路軍隊集中武漢，第二路軍隊集中南昌，援應鄂、贛兩防，分投並進，鎮懾要地，以定大局。著即刻日開拔，勿誤戎機。」

  此後，南北之間的和戰關係陰晴不定。一方面是主和派仍在積極活動，蘇督李純派高等顧問李廷玉赴桂與陸榮廷議和，王占元密請馮國璋發停戰令，馮國璋於12月25日發「弭戰」布告；另一方面是主戰派不斷壓迫馮國璋下「討伐令」，同時集中攻擊蘇督李純，指其為北洋「敗類」，要求予以「懲戒」。恰於此時，湖北第1師師長石星川12月1日在荊州、襄陽鎮守使黎天才12月16日在襄陽先後宣布「獨立」、「自主」，加入護法陣營，其後成立靖國聯軍，共推黎天才為總司令，分向宜昌、棗陽進擊。石、黎此舉使「宜昌、武漢震驚，危險萬狀，岳州孤主，後顧無援」，北洋系極為惱怒，也使主和的鄂督王占元處境尷尬，從而打破了和戰間的脆弱平衡。

  1918年1月10日，北京政府參謀、陸軍兩部命令曹錕、王占元率部「會剿」石、黎兩部。在北洋優勢軍力的進攻下，石星川部於22日棄荊州，黎天才部於27日棄襄陽。北洋軍進攻荊、襄，護法軍自不能坐視。為了支持石、黎所部，1月16日，在湖南前線的護法軍開始全線北進，23日兵臨岳陽城下。守岳陽的北洋軍以直系部隊為主，未作堅決抵抗，27日護法軍占岳陽。

  荊襄與岳陽戰事打破了南北間短暫的不戰不和局面，北洋系在岳陽失守的刺激下，主和派一時很難抬頭。1月30日，北京政府大總統馮國璋發令，責護法軍「進陷岳州，窺伺武漢，擁眾恣橫，殘民以逞。是前此布告，期弭戰禍，為民請命者，反令吾民益陷於水深火熱，本大總統撫衷內疚，隱痛實深。」令任曹錕為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為援岳前敵總司令，「即行統率所部，分路進兵，痛予懲辦」。至此，南北戰事復起，且其規模與激烈程度較前尤甚。

  進攻湖南的北洋軍計分三路：一路為曹錕所屬的吳佩孚第三師，自鄂南沿粵漢線正面進攻岳陽；一路為張敬堯的第七師，在粵漢線東側進攻平江；一路為張懷芝的魯軍一師一旅，自贛西銅鼓、萍鄉進攻湘東瀏陽、醴陵，以斷護法軍之後路。護法軍方面則以岳陽為中心布防，但實力有限，戰意不堅，難以抵擋北洋軍的多路進攻。自2月底北洋軍發起攻擊後，進展順利，節節向前推進，3月18日吳佩孚部占岳陽，22日張敬堯部占平江，省城長沙大受威脅，護法的湘、鄂、桂軍統帥譚浩明無心戀戰，於25日率部退出長沙，26日吳佩孚部進占長沙，27日張敬堯被任命為湖南督軍兼署省長。

  北洋軍占岳陽，下長沙，氣勢復盛。3月23日，段祺瑞第三次出任國務總理，更加堅持「武力統一」政策。北洋軍攻下長沙後，經徐樹錚請示段祺瑞後決定，以張懷芝部居左，攻攸縣、茶陵；以吳佩孚部居中，攻衡山、衡陽；以張敬堯部居右，攻永豐、寶慶。4月中下旬，北洋軍連占永豐、攸縣、衡山、衡陽、寶慶等地。此時，護法桂軍不願與北洋軍硬拼，繼續後退，護法湘軍實力更顯單薄，雖在湘中、湘東與北洋軍連番激戰，復奪攸縣、寶慶等地，但因桂軍不願鼎力相助，故最終亦只能後退，北洋軍基本鞏固了在湖南大部的占領區。

  在南北戰爭的另一戰場四川，1917年8月，北京政府派吳光新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率北洋軍第八師另兩個旅於10月下旬入川駐渝，意圖控制川政，威脅西南。此時，川軍第五師師長熊克武及在川的滇、黔軍已聲明參加護法，並將所部改稱「靖國軍」，他們聯合進攻重慶，吳光新並未作像樣的抵抗即於12月3日率部退出重慶，4日，「靖國軍」黔軍袁祖銘等部占重慶，北洋軍進攻四川的計劃失敗。

  在護法陣營的後方廣東，潮梅鎮守使莫擎宇在北洋系的利誘之下，於1917年10月22日宣布「獨立」。其後，北京政府一面令福建督軍李厚基出兵援莫，一面在11月間任命蟄居於海南島的兩廣礦務督辦龍濟光為兩廣巡閱使，由其領兵自西向東攻打廣州。在粵桂軍主力於1918年初發起討龍之役，進展順利，4月下旬擊敗龍部，龍濟光出逃。與此同時，陳炯明出任援閩粵軍總司令，率部自粵東出擊閩南，占據閩南20餘縣，與李厚基部處在對峙中。

  就在湖南的北洋軍順利向前推進之時，其陣營內部又起重大變化。曹錕、吳佩孚自認對北洋軍「南征」貢獻最大，但北洋軍進占長沙後，段祺瑞「舉賢不避親」，將湘督職位畀予皖系軍人張敬堯，顯見其以皖係為中心的派系意識，使曹、吳大有為他人作嫁之感，也頗感沒有面子，尤其是吳佩孚，「以轉戰湘中，克復岳、長之偉績，反令張敬堯安居湘督之位，尤憤不能平」，因此而對繼續南進表示消極。4月24日，段祺瑞親下漢口，召集直督曹錕、魯督張懷芝、鄂督王占元、豫督趙倜和其他七省督軍代表開會，督促北洋軍繼續南進。但曹、吳認為，即便自己的軍隊繼續進擊，也無非是替皖系擴大地盤，於己並無實利，因此對南進始終持消極態度。5月20日，曹錕電告北京政府，己部「傷亡過眾，疲頓異常」，「默察時局，今非昔比，武力解決，甚非易也」；要求「一面迅派軍隊馳進接防，一面急籌解決良策」，「速謀結束，否則萬難支持」。段祺瑞接電後「勃然變色」，即擬復電告誡曹錕「不應他有顧慮」，如「再有所說，即調其獨回面議」。而徐樹錚等則認為「下手尚非其時」，「總以不破面目為宜」。但徐樹錚隨後去漢口「撫慰」曹錕的結果，是曹錕在29日以「養病」名義率其司令部人員離漢回津，明白表示其消極怠戰的態度。此後，直軍與護法湘軍代表在耒陽前線秘密談判，並於6月15日成立停戰協定，湖南的南北戰事暫時又基本停止了。

  時人論曹錕、吳佩孚其人及湖南戰爭其事之前後複雜糾葛與經緯變化為：「吳氏本為馮（國璋）派，其率師南下，攻克長岳，不過敷衍合肥（段祺瑞），保全北洋派之體面，非真欲戰勝南方，以兵力自誇也。惟岳州收回，長沙恢復，大勝之餘，一時不能停止戰鬥，曹仲珊（曹錕）又屢得馮氏密電詰責，外則欲罷不能，內則見疑黨魁，真有進退兩難，左右不可之勢。詎知合肥以曹氏戰勝攻取，忽加疑忌，遽命張敬堯率師入湘，暗中監視。……於是不得不為保全地位之計；而欲保全地位，非與南軍攜手不可，乃遣使與趙恆惕、林修梅等暗中聯絡，約定彼此各守疆界，遇有事變，則互相救應。……然此事之風聲，已為皖派所悉，段合肥乃請馮河間，以孚威將軍之爵賚吳，所以敷衍籠絡之者無所不至，蓋恐其與南方攜手，不利於己也。然吳氏為識時之俊傑，胸中自有一定之主張，豈區區之虛榮，遂足以使之入於彀中矣？」果不其然，8月7日，吳佩孚致電蘇督李純，表示「此次奉命南來，明知鬩牆之爭非國之福，然為維持中央威信起見，勢不得不借武力促進和平」；責難「中央誤聽宵小殲謀，堅持武力，得隴望蜀，援粵攻川，直視西南為敵國，竟以和議為逆謀。……實亡國之政策也。」繼表白「軍人雖以服從為天職，然對內亦應權其輕重利害而適從之，非抗命也，得延國脈耳！」最後請李純「會同鄂贛兩督通電南北倡和平，使雙方前敵各將士同聲相應，大局轉圜，當易生效力」。同時特別強調「曹經略使夙主和平，必贊成斯議」。21日，吳佩孚又聯絡張宗昌、馮玉祥、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福來等直軍將領，聯名發表通電，「懇請我大總統，仍根據約法之精神，實行悲憫之宏願，頒布通國一體罷戰之明令，俾南北雙方軍隊，留有餘力，以備將來一致對外」；「尤望我經略使與長江三督帥及各省區軍民長官，仰體元首苦衷，俯念生靈塗炭，群出贊助，協謀寧息，大局幸甚」。

  直軍是北洋軍南征的主力，而吳佩孚又是直軍頭號悍將，吳佩孚公開主和，既使北洋派內部關於和戰的矛盾公開化，也給了以皖係為主體的主戰派以沉重一擊，意味著仗是打不下去了。曹錕雖未列名於吳佩孚的通電，而且還在吳通電發表後發電責其「不明事理」，表示自己「擁護中央，服從命令」，但實不過掩耳盜鈴之舉。無論如何，曹縱未事前與聞吳電，至少必不反對之，而吳電之發表，恰說明直系內部關於和戰的分歧趨於消融，原先主戰的曹錕、吳佩孚與主和的蘇督李純、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聯手，上有代理大總統馮國璋的支持，下有武力為依恃，直系作為一個北洋派系的整體而主和，對主戰的皖系形成了強大的壓力。

  在直系停戰主和的前後，深受戰爭禍害的國內民眾、紳商各界及社會輿論，也發出了強烈的主和呼聲。1918年6月3日，在蘇督李純的默許下，各省省議會代表在南京召開聯合會議，發表宣言，聲明「目睹父老兄弟顛連慘痛之狀，默而勿言是放棄其天職」；提出「為今之計，亟宜雙方罷兵，回復統一，為全國商民留一線生機，為國家前途留一分元氣，其有雙方誤會之點以及爭執條件，不妨明白宣示，聽全國人民之公斷」此後，和平呼聲愈高，和平組織亦有不少成立。10月23日，社會名流熊希齡、張謇、蔡元培等發起成立「平和期成會」，「為同情之呼籲，促大局之平和」，「切望同聲相應，協力進行」。11月3日，「平和期成會」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推舉熊希齡為會長，蔡元培為副會長。10月29日，王士珍、張紹曾、周學熙、張耀曾等為總代表發起成立「全國和平聯合會」，「以請求南北，實行和平會議為入手，以真正輿論，解決時局，為進行方法；終期和平早日告成」。12月18日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在政治上與皖系不睦之舊交通系和研究系議員亦加入主和派行列，「新」國會參議院議長梁士詒和副議長朱啟鈐主和尤力，他們的態度亦對皖系構成壓力。

  此時的國際環境亦有利於南北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原先陷於戰爭泥潭的歐美列強極欲加強對中國的商品與資本輸出，不希望中國內爭的擴大化與激烈化影響市場的穩定。日本寺內正毅內閣在1918年9月倒台後，原敬內閣的對華政策更注重與歐美列強的協調，暫時停止提供對華借款，對皖系的支持有所收斂。1918年12月2日，美、英、法、意、日駐華公使向新任大總統徐世昌提出「勸告書」，稱：「深願北京政府及南方各首領，勿以個人感情用事，勿拘法規枝節，凡有障害於樹立平和之一切舉措，亟須力避，以便速為無隔意之協議，更以顧念理法大則與中國民福之感情為基礎，以舉中國國內平和統一之實為要。」同日，五國駐廣州總領事亦向南方軍政府發出內容相同之「勸告書」。列強的態度是南北兩政府不能不考慮者，尤其是在大戰結束、國際和會召開在即的情況下，中國內部的紛爭與分裂不利於中國在和會上爭取自身利益，這也是南北兩政府所須考慮的。

  國內外環境與戰場實況均不利於戰而有利於和，南北和談的一幕由此而徐徐拉開。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總統，雖然他主要是由皖系支持上台，但其慣於講究政治妥協，希望派系平衡，以更有利於自身利益，故其私心裡不願過於偏向皖系，並不十分主戰，一俟他認為環境合適，即開始著手謀划進行南北和談。10月23日，國務總理錢能訓秉徐命致電廣州軍政府，將南北戰事之緣由歸於「追溯用兵之始，各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其結果則致「國力既殫，紛爭未息，政治擱滯，百業凋零，僅就對內而言，已岌岌不可終日。況歐戰現將結束，行及東亞問題，苟內政長此糾紛，大局何堪設想？」提議：「以今日外交吃緊，若舍事實而爭言法理，勢必曠日持久，治絲益棼。陸沉之憂，迫於眉睫，謂宜先就事實設法解紛，而法律問題俟之公議。」次日，徐世昌發布總統令稱：

  吾國二十餘省，同隸於統治之權，雖西南數省，政見偶有異同，而休戚相關，奚能自外？本無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分？試數上年以來，幾經戰伐，罹鋒鏑者孰非胞與，糜餉械者皆我脂膏，無補時艱，轉傷國脈，則何不釋小嫌而共匡大計，蠲私忿而同勵公誠。俾國本繫於苞桑，生民免於塗炭。平情衡慮，得失昭然。惟是中央必以公心對待國人，而誠意所施，或難盡喻。長、岳前事，可為借鑑。故虞詐要當兩泯，防範未可遽疏，苟其妨及秩序，仍當力圖綏定。

  錢能訓的電報和徐世昌的令文未就南北戰事指責南方，亦未提及軍事問題，而以和平為主旨，等於是向南方及社會各界放出了和平氣球。

  當然，徐世昌也知道，不得掌握中央和地方實權的北洋系軍政長官的同意，和平是無法實現的。故其於11月15日和16日召集北洋各省督軍及其代表暨全體國務員、參戰督辦段祺瑞等在北京會議，在北洋系內部先行討論和戰問題，結果達成「如南方不提苛刻條件（即最低限度不廢除北方國會與總統——作者注），一致贊成和平統一方針」的共識。有了北洋系的首肯，徐世昌方得以在16日發表「總統令」，飭令「所有前方在事各軍隊，務當即日罷戰，一律退兵。其各處地方治安，均由各該管軍民長官派隊次第接防，切實保衛。」

  實際上，北洋系內部對停戰與和談問題的意見並不一致，尤其是一直主戰的皖系，實不願停戰議和。還在湘中戰事正熾的1918年5月，徐樹錚在致張作霖電中即有言：「就時局而論，有戰然後芝揆可以支持，選舉可以趕辦。一日不戰，則內閣立見崩潰，選舉必無從著手，我北系無以自存，國家亦隨之淪陷。」此言可謂皖系真實之心聲，此時雖然選舉已經結束，總統也已選出，但有戰方可使皖系凝聚內部軍心，可以擴軍備戰擴充實力，可以北洋團體名義號令群雄，可見和戰已否實已成皖系關切的「存亡」問題。因此，即使在徐世昌下停戰令後，段祺瑞仍然對徐表示，「錢內閣對南方表示退讓，實屬毀我北洋派之體面」。而徐只能以「從大局上打算，忍一時之苦痛，以期將來集大權於中央，並不違背閣下統一之希望」為辭，打消段的主戰想法。英、法、美、日、意五國聯合於12月2日對北京政府提出和平「勸告」後，格於列強的壓力與內外環境的變化，段祺瑞也不便再公開主戰，遂在3日徐世昌召集的督軍代表及閣員會議上表示：「予之主戰，實為統一國家起見。今既情移勢變，為謀對外起見，予亦絕無堅持從前政策之理。」至此，是否與南方停戰議和至少在表面上不再是北京政府爭執的問題。

  徐世昌的謀和舉動得到了廣東軍政府的回應。廣東軍政府本不承認徐世昌的總統地位，認其為「非法國會」選出的「偽總統」。但徐就職後提議和平，下令罷戰退兵，適合社會各界的心理及要求，為南方所不能完全回絕，而且主導廣東軍政府的桂系亦有謀和之意，故當北方下令停戰後，南方軍政府亦於11月22日發出通令稱：「比聞北方有休戰之言，本軍政府素愛和平，豈復好為黷武。為此通令前敵各軍隊，各守原防，靜待後命。果北方誠意言和，自當依法解決」。30日，廣東軍政府岑春煊等又致電徐世昌稱：「執事既令所部停戰，本軍政府亦令前敵將士止攻，惟彼此猶未實行接近和平談判，玩日廢時，殊屬費詞。煊等特開誠心，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認上海租界為適中之中立地點，宜仿辛亥前例，由雙方各派相等之人數，委以全權，克日開議，一切法律政治問題，不難據理而談，依法公決，庶可富國利民，永保和平。」（24日和25日，唐繼堯與唐紹儀先後分别致電徐世昌，提出相似意見。)

  與北洋系內部關於和戰問題的爭論相似，南方護法陣營內部同樣對和戰問題有不同意見。據時人分析護法陣營內部的情況：「軍府國務會議，和戰之爭，頗同水火。主和者為岑雲老（岑春煊），主戰者為李協公（李烈鈞）。二人幾在議場上決裂。現協公已告病，暫不列席。其他，莫日初（莫榮新）為岑、陸（榮廷）統系人，自然與岑一致。伍秩老則不負責任，一切皆委之主席，其子伍朝樞，為和議奔走耳。林閱卿（林葆懌）袖手旁觀，無所可否。國會方面，以徐世昌受非法偽職，力請軍府下討伐令。惟岑主席則答謂：事屬軍事範圍，非國會所宜過問，故國會中甚目軍府幾投降機關者。感情惡劣，可想見矣。……岑雲老主和，實有覬覦副總統之心，聞已有與梁士詒互訂秘密條約。夫此次舉動，志在護法，軍府成立，亦不過希望外交財政上爭優勝，期有補於戰事耳。今不此之務，惟孜孜於和議，且利用機關，以圖利己。」孫中山在軍政府的代表徐謙對和議未表示反對，被擁孫派認為與孫之「根本主張，大相背謬」，請求孫中山改派胡漢民為代表駐軍政府。孫中山得知此情後，在12月5日復廣州國會，表示：對南方下停戰令「意亦未以為然。惟是此事原動，聞緣於美領事警告所促成。近國民怵於外交勢力，往往張皇無措，即軍政府諸君以驟經此壓迫，委曲求全，亦無足怪。……但冀國會及軍府同人堅持初志，不折不撓。」所謂「初志」，即堅持「臨時約法」與舊國會，但孫中山既無實力，「對於時局問題，實無具體辦法」以維持自己的主張，故其仍於11月30日列名於軍政府致徐世昌的謀和電。桂系及岑春煊等出於派系及個人利益的考慮提出議和主張，而他們在軍政府中的實力地位則使其主張得以推行。但無論如何，南北兩方對和戰問題的爭議表明雙方內部對和戰問題的態度遠非一致，和談在相當程度上或非雙方出於主動選擇的必由之路，而似在內外環境壓迫下的權宜之計，由此亦預示著南北和談進程的困難與不易。

  無論南北雙方內部對和議仍有諸多不同意見，南北和談總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之中。1918年12月11日，北京政府派出參加和談的10位代表，其中包括皖系、直系、奉系、安福系、舊交通系和研究系的代表，參議院副議長朱啟鈐代表徐世昌為和談總代表。12月17日，廣州軍政府派總裁唐紹儀為和談總代表，1919年1月9日派出10位和談代表，包括軍政府總裁孫中山、岑春煊、唐繼堯、陸榮廷和廣西、四川、貴州、湖南、陝西、福建（包括海軍）的代表。

  在南北和談正式開始前，雙方曾在一系列問題上有所爭執。關於和談地點與名稱，因其基本上是技術性問題，故南北方的爭執不難解決。北方提議和談在南京舉行，名為「善後」會議；但南方認為南京處在北洋勢力範圍里，易受武力威脅，且「善後」之會議名有對待「土匪」的意思，故提議和談在上海舉行，以營造中立氣氛，並以「和平會議」名之。因為南方的堅持，北方最後作了讓步。但在關於陝西和福建停戰的問題上，因為關係到南北方的實際利益，雙方有激烈的爭執。

  1918年1月，胡景翼在三原興師，成立靖國軍，參加護法，後由國民黨人于右任擔任靖國軍總司令，與北洋軍在渭南對峙。援閩粵軍則與北洋軍在閩南對峙。陝西一直被北洋系視為己派地盤，福建則是皖系的勢力範圍，兩省均不容他人染指，尤其是地處北方的陝西，北洋系調兵遣將較易，更不會輕易放棄。因此，在北京政府下達停戰令時，將陝西和福建劃在停戰區域之外，並以「剿匪」名義，令張錫元、許蘭洲部「圍剿」陝西靖國軍，李厚基部「圍剿」援閩粵軍。對此，南方當然不能表示沉默。1918年12月9日，廣州軍政府召開政務會議，決定將陝西、福建問題作為和平會議之先決問題，北方如對於兩省不停止攻擊，則當認北方毫無誠意。但是，國務總理錢能訓在12月16日致軍政府各總裁電中，堅持陝西、福建「均有土匪，無可諱言」，「不特國人大受損害，即外人亦屢有責言」；「如因渴望和平之故，而縱匪不辦，是坐視兩省糜爛而不恤，如因剿匪之故，而和平忽生障礙，謂為表面言和陰行作戰，群公設身處地，何以處之」；「倘終不見諒於群公，亦惟聽諸國民及友邦之公論，所謂遷延時日，益陷陝閩兩省於不可收拾者。"19日廣州國會亦決定，在北方於陝、閩兩省停戰撤兵前，南方不派和談代表。由於南北雙方均不願在這個問題上輕易讓步，南方尤為堅持其主張，和談似又成遙遙無期之舉。

  為了解決南北兩方在陝、閩停戰問題上的爭執，12月17日，「平和期成會」會長熊希齡和副會長蔡元培出面致函北方和談總代表朱啟鈐，認為「陝閩問題內容複雜，而陝尤特甚。……現既南北停戰，而獨對陝用兵，則南方所爭似亦不能全置之不顧」；提出「斟酌各方情形，以為剿匪安民，為大局善後要政，而劃界停戰，則目前待決之亟務」，提議：「請政府暫令停戰，一面電商南中會同派員至兩省監視劃界，暫維現狀，其靖國軍區域中之土匪即責成該總司令負責剿辦，靜候解決。如是既便大局和議之進行，且無礙地方善後之計劃。」他們也在前一日致電南方當局，「痛陳利害，請即日先派定代表，再議枝節」。此時，北方和談代表早已派定，而南方遲遲不能派出，輿論將轉對南方不利，故廣州軍政府於1919年1月9日決定公布和平代表名單，俟陝西、福建問題解決後再行開議。其後又經南北雙方「多次之協商，定簡捷之辦法」，「陳奉中央允准，電得廣州軍府同意」，由蘇督李純於2月6日通電公布：（1）陝、閩雙方一律嚴令實行停戰；（2）援閩、援陝軍隊即停前進，擔任後方剿匪任務，嗣後不再增援；（3）閩、陝由雙方將領直接商定停戰區域辦法，簽字後各呈報備案；（4）陝省內部由雙方總代表公推德望夙著人員，前往監視區分；（5）劃定區域，各擔任剿匪衛民，毋相侵越。上述辦法由北京政府在13日正式公布實行。至此，妨礙南北和談的有關問題大體得到解決，和談大幕即行拉開。

  1919年2月20日，旨在解決南北和戰糾紛的和平會議在上海公共租界前德國總會開始舉行。南方總代表唐紹儀在致辭中首先聲明：「此次西南護法之爭，揆諸正誼公理，實為不得已之正當防衛，並非挾持意氣，故與北方為難。所謂西南反對北方，此種不當之名詞，西南絕不能承認。」繼表示：「鄙人所最感不安者為『南北』二字。夫吾國實一家耳，安有所謂南北。……鄙人極願爾後南北界線勿復再印於腦際。」他提出最切要之事為陝西問題，希望「首將此事解決」。北方總代表朱啟鈐在致辭中認為：「南北糾紛各事，原因複雜，其造因不盡在民國八年中，因沿歷史而來者甚多，自應為根本之觀察，定遠大之計劃。」在其後的討論中，南北雙方首先談及陝西問題。雖然雙方對陝西應行停戰並無疑義，但唐紹儀認為，應根據上年11月16日徐世昌所發停戰令劃定雙方軍隊的界限；而朱啟鈐則認為，應以本年2月13日五條辦法公布之日為劃界依據。經過討論，雙方同意陝西問題暫維現狀，俟派員赴陝調查報告後再定。其後，雙方開始討論影響南北關係的若干政治、軍事和外交問題，如參戰軍，參戰借款、中日軍事協定等。前已述及，皖系以參戰為藉口，編練了四個師三個旅的參戰軍，從日本得到參戰借款2000萬日元（此時尚餘1700萬日元未支取），並與日本訂立秘密軍事協定，由此而使本派獲得相當的政治、經濟、軍事資源。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此時已經結束，但皖系並不準備放棄以參戰為名目而得到的利益，從而使南方認此舉為不利於南北和平，要求裁撤參戰軍，停止參戰借款，公布中日軍事協定。對此，北京政府認為可以公布中日軍事協定，但歐洲和議尚未簽字，參戰機關未便裁撤，借款已聲明不作他用，於和平進行並無障礙。唐紹儀表示不能同意。自2月26日第四次會議起，陝西問題又成雙方討論的中心。唐紹儀認為：陝西戰事不能停止，其責在陝督陳樹藩，如不將其撤換，陝戰亦無解決之法，和議必不能進行。朱啟鈐認為：北京政府並非不可更換軍事長官，不過此時重在息爭，不可激起反動；陝西軍事將領，或因局部觀察不同，以致雙方軍隊互不相下，應看政府嚴令到後情形如何。唐紹儀聲明：陝事為大局一部分最要緊之事，務望將陝事先決，免使其餘重要問題受連帶影響。在2月28日的第五次會議上，唐紹儀因陝西戰事不停而質問朱啟鈐：「今日須問貴總代表，所謂負完全責任，究竟如何擔負之法？」同時聲明：48小時內，如尚未得北京政府圓滿之答覆，惟有向外交團聲明，停頓和議。朱啟鈐在會後自度，「中央若無明確辦法，會議必將停頓，應付俱窮，極為焦灼」，表示「自申才力不及，電請辭職」。

  3月2日為唐紹儀所提之最後期限，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錢能訓於當日復電朱啟鈐稱：「明知香山（唐紹儀）強硬主張，限期答覆，其中別有苦衷，斷非得已，但以哀的美敦書施於國內，何能承認。」復電錶示可以暫停「剿匪」，明令停戰，但未提撤換陳樹藩事，因此無法滿足南方的要求，唐紹儀遂於當日下午對外宣布暫停和議。

  南北和談主要因陝西問題而告頓挫，反映出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不願輕言放棄陝西和本派利益，對和談成功與否並不十分在意。徐世昌本對撤換陳樹藩無成見，但陳歸屬皖系，得己派支持，沒有武力支撐的徐世昌自然對他無可奈何。3月6日，北京政府發表致各界通電，稱其「惟念大局為重，不忍聽其破裂，一面慰留代表，催促開議，一面明令前方將領，依照五條辦法，恪遵辦理」。此電將「會議之延滯」的責任歸於南方，「中央固不任其咎也」。不過就南方的談判策略而言，陝西地處北方，南方頗看重其在南北政治博弈中的作用，將其作為換取己方利益的重要籌碼，因此堅持非停戰、劃界、撤陳不談。提出陝西問題，不過是南方在南北和談中的投石問路，因其未得圓滿解決而致和談停頓誠非意外；即便其得以解決，其他諸如已經提出的取消參戰軍和參戰借款問題，還有尚未提出的更關鍵的南北國會和政府的地位問題，在在皆為很難解決的難題，南北和談實際上註定難有結果。

  南北和談的停頓，在國內各界激起強烈反響，呼籲復談的呼聲頗高。4月初，北京政府派出的監察員張瑞璣自陝西報告，停戰已經實現。南方談判代表據此認為，復談較為有利，可以在政治上爭取主動，免使北京政府獲得指責南方的藉口，因於4日決定復談。4月7日，南北和談重開。在4月9日的會議上，唐紹儀提出了取消中日軍事協定、裁撤參戰軍、停用參戰借款、停借外債及發行公債、陝西、湖南等六項老問題以及國會完全行使職權等十三項新問題，朱啟鈐則提出了軍事、政治、地方自治、發展國民經濟、善後借款等五大問題。在討論中，因為南方提出的問題更具有針對性和爭議性，故實際成為雙方討論的重點。唐紹儀首先提出，「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乃南方根本問題。蓋既為民國，自不能無國會，此條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這個問題點出了南北分歧的核心。朱啟鈐在回應時稱：「國會問題，本為此次南北爭執之起點，若各抱一種學說，各持一方意見，極端主張，必無結果。現為消弭國內之紛爭起見，不應有極端的主張，方有解決。」南北國會的各自存在誠為事實，北方「新」國會固非「合法」，南方「舊」國會亦為「非常」，各有其支持者與代表性，取消任何一方必激起他方反對，客觀上也無法實行；而如化而為一，如何操作亦非易事。時論「僉以制憲為解決時局之階梯」，認為在南北共同制定憲法後，再同時解散南北兩國會，另行國會選舉為可行之道，但其間又牽連到徐世昌的總統地位是否合法的問題。各種派系及個人利益糾葛相連，真可謂剪不斷理還亂，難有簡單易行之法。朱啟鈐認為：國會問題「除根本解決外，幾無別法可想。然少川（唐紹儀）心中最近抱何主張，尚難捉摸。」他派吳鼎昌回北京活動，探究各方態度。吳告北京「無論何派，均確知由和轉戰之不可能」，惟「法律問題，決不遷就兩會」；府院擬「一面以強硬手段對付少川，一面只好犧牲金錢。府、院意款分兩項，一項為其將來辦選舉之費，數稍大，可陸續撥付；一項為少川個人之費。中山個人之須，政府自當準備決裂後之辦法。」於此可知，北洋派的慣用辦法不過為武力威脅之外，再以金錢開道，惟其法雖眾所周知，此前卻屢試不爽，誠亦為所謂民國民主政治之悲。

  北京政府雖傾向於在國會問題上以南北共同制憲並追認徐世昌大總統地位為妥協底案，但因其牽涉到解散國會重新選舉，有損現任議員的利益，故激起了安福國會議員的強烈反彈，咸認此「為北方大局勝敗之樞機，亦即此派同人存亡之關鍵」，責朱啟鈐「秘密出此下策，於利害關係毅然不顧，不解系何用心」。4月12日，段祺瑞召集皖系成員會議，與會者一致反對制憲及解散國會案，決定向徐世昌和錢能訓提出質問。次日，安福國會參議院議長李盛鐸和眾議院議長王揖唐謁見大總統徐世昌，提出反對意見，主張依現行選舉法，補選南方數省議員。徐世昌表示：余無成見，但既予代表全權，未便有所表示。實際給了安福系議員一個軟釘子。14日，李盛鐸和王揖唐又面見錢能訓，堅持反對意見。錢表示國會為根本問題，萬難動搖；南京制憲之說，政府已表示否認。錢的態度較徐世昌為軟弱，他在當日致朱啟鈐電中言及其苦衷：「新（國）會完全撇開，勢必激起反對。日來新會亦開議討論，並質詰政府。故南京制憲之說，中央已難贊同。"18日，錢能訓在答覆安福國會眾議員質詢時，再次表示舊國會不能復活，政府不能負非法之名。在安福國會議員及其背後皖系實力派的壓力下，北京政府不能亦不敢作出必要的讓步。皖系及安福系本對和談不感興趣，即便和談破裂，他們也認為，「今日局面，西南斷無再行用兵之能力，充其量不過再行割據，且相持既久，能否割據，亦未必不有變化。即使長此遷延，於北方現狀仍屬有利無害。」故其對與南方決裂有恃無恐。

  無獨有偶，南方國會亦強烈反對以解散國會作為與北方妥協的籌碼。4月18日，廣州舊國會參議院議長林森、眾議院議長吳景濂等發表通電聲明：「今茲之役，既以毀法啟其端，當以復法為其鑰。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實為和議中之根本問題，若不待完滿解決，則其他問題縱能如我要求，亦不過敷衍苟且，決非長治久安之計。我輩既以護法為職志，對於法律問題，非一致主張，堅持到底，誠恐稍縱即逝，致違初衷。」廣州舊國會以「護法」為職志，名義似正大光明，但實際亦有其自身之法律問題和利益所在。舊國會於1917年8月在廣州復會後，因議員人數不足，只能開非常會議。1918年6月12日，非常國會決定改開正式會議（第一屆國會第二期會議），但出席議員數只有240人，遠不足議事法定人數。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廣州國會以議員逾期未到任為由，分批解除了109名參議員和216名眾議員共325人的議員資格，以在粵候補議員遞補，使參議員人數達到212人，眾議員人數達到310人，議員總人數達到522人。姑無論以少數議員（不到300人）的動議可否解除多數議員（超過300人）的資格，即便是在遞補議員之後，廣州國會議員總數（522人）仍未超過第一屆國會議員總數（870人）的2/3（580人），不能決定諸如制定憲法、選舉總統等重大問題，故即就法理意義而言，廣州國會亦難認為「正式」，而只能以「非常」視之。再就遞補議員而論，因為南北分裂的現實，遞補非嚴格按程序按次序進行，亦未必符合法理標準與規則，他們在舊國會完全恢復後的議員資格且成問題，這也是他們強烈主張以現有廣州國會為唯一「合法」國會的緣由所在。於此亦可知，既存之政治機構或多或少都已成為具有自適應性的利益集團，必然具有維護自身利益的衝動，而高妙的政治言辭往往不過是現實政治利益的包裝而已，廣州國會亦非完全例外。以北方代表朱啟鈐的觀察，南方代表唐紹儀似傾向於作一定妥協，因為北方「對於國會問題屢屢表示決絕態度，故恢復民國六年國會之主張，亦知其難。又知國會在廣州開會，人數日益寥寥，補選制憲，決辦不到，故對於國會一事，益覺束手無策。此後會議國會問題時，究竟如何情形，現實不能預定。微窺其隱希冀之心甚切，而又不敢放膽做去。」而廣州軍政府的領導人如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等，雖不特別看重舊國會，但「護法」是他們政治自立的號召，國會是他們與北京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不便輕易放棄，故其對舊國會議員反對和議的主張亦只能暫為遷就。因此，「國會問題不能解決，則其他問題討論審查即有結果，亦屬泡影」。

  事實上，雖然南北雙方在談判桌上為國會問題爭執不已，但民眾和輿論對南北新舊國會的法統之爭並不十分關注，他們更關注的是解決和戰問題，希望和平，反對戰亂，而南北雙方以相當程度出自人為的「法統」問題作為爭執的理由，實在有違民眾的利益。但由於南北雙方國會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共同反對，南北談判代表不能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作必要的妥協，南北和談不能取得成果亦為必然。如錢能訓所言，即便達成妥協，「難保兩方國會不激起抗議，屆時或南會發生暴動，或北會另標護法，均不可知」。

  由於在國會問題上各執己見，自4月9日第六次會議後，南北和會實際陷於停頓。5月6日的第七次會議，主要討論巴黎和會問題，雙方同意致電巴黎和會中國代表，拒絕在有損中國利益的和約上簽字。其後唐紹儀認為和會難有進展，故就有關問題歸成一攬子條件，於5月10日送交朱啟鈐，並在5月13日的第八次正式會議上公之於眾：

  (1)「對於歐洲和會所擬山東問題條件，表示不承認」。（2）「中日一切密約宣布無效，並嚴懲當日訂立密約關係之人」。（3）「立即裁廢參戰軍、國防軍、邊防軍」。（4）「惡跡昭著，不洽民情之督軍、省長、即予撤換」。（5）「由和會宣布前總統黎元洪六年六月十三日命令無效」。（6）「設政務會議，由和平會議推出全國負重望者組織之。議和條件之履行，由其督監；統一內閣之組織，由其同意」。（7）「其他議定及付審或另行提議各案，分別整理決定」。（8）「由和會承認徐世昌為臨時大總統，執行職權至國會選舉正式總統之日止」。唐紹儀特別表示，上述各條件為南方的最後讓步，而且第八條不能單獨討論，如前條不能實行，則此條仍屬無效。朱啟鈐當即回應，表示：第五條「實無迴旋之餘地」，「欲期此案解決，兩方須有互讓之精神。……若各持極端的主張，使無從討論，則殊可惜。」至此，唐紹儀知討論再無結果，表示：「本席智能薄弱，無濟時艱，當本責任問題向軍政府辭職。」朱啟鈐遂亦表示：「自慚才力不逮，亦惟有引退而已。」朱啟鈐認為，唐紹儀「趁政府外交失敗之際，全國人民憤怒之時，夾雜國會、外交兩問題提出八條，投合國民之心理，貫徹民黨之主張。明知我方斷難承認，彼即藉此下台，博名而去，已無繫戀，其態度與從前迴不相同。」

  南北和談因雙方條件難以接近及代表的辭職而難以為繼。5月14日，徐世昌召集國務總理錢能訓與內閣各總長、參戰督辦段祺瑞及國會兩院議長會議，決定拒絕南方的條件。皖系干將徐樹錚其後致電北方談判代表吳鼎昌等，解釋北京政府的決定為：「以交通、北洋、安福三派實力，戴東海（徐世昌）之德望，據二十四省區之大地，得桂老（朱啟鈐）之明干，左右扶腋，導我輩後進以先路，稍從根本整理，何患不氣吞歐亞，若五省之就範，直瞬息間事耳！何至低首下心，專向流氓胯下討生活哉！」真可謂「豪氣薄雲」。15日，錢能訓致電朱啟鈐，告南方提出的各項條件，「此間公同計議，均認為毫無理由，必應堅拒。南代表既以和平為重，乃以此等不可能之事實列為條件，其中語和平非出誠意，無可諱言。務希切實駁拒，要求將所提條件即日撤回。倘仍膠執前見，則是彼方於和平問題已無磋商餘地，我代表剋期回京，另籌解決。"21日，徐世昌發出總統令，謂南方提出的條件「外則牽涉邦交，內則動搖國本，法理既多牴觸，事實徒益糾紛，顯失國人想望統一之同情，殊非彼此促進和平之本指。……若一方所持成見，終戾事情，則輿論自有至公，非當局之不能容納。」南北和談至此結束。

  為了表示和平的「誠意」兼維持北京國會的地位，1919年8月12日，北京政府又任命安福國會參議院議長王揖唐為和談總代表，然「王蒞滬，唐紹儀拒絕接談，以閉門羹待之，當時有人戲以兩人名字串合，有『王揖唐紹儀』之笑話。及廣州軍政府內部分裂，伍廷芳總裁到滬，與孫文、唐紹儀、唐繼堯等四總裁，反對岑、陸，擬另組軍政府，舊議員亦紛紛來滬，王揖唐趁此機會，與唐紹儀聯洽，唐亦樂與周旋。蓋斯時之西南，滇桂兩派軍閥，角斗正起，與北方皖直同出一轍，桂已聯直為援，滇亦有聯皖之意。王揖唐藉此階進，唐紹儀一變態度，和議大有重開之勢，岑陸忌之，急改派溫宗堯代唐。王迭電東海，請速開議。……不料東海聯桂方熱，吳佩孚撤防，又與陸榮廷訂有密約，直系軍閥信而不疑；東海以為有此，便可推翻軍政府，取消兩粵自主，不欲滬議重開，以張滇皖之勢，而失直桂之歡，遲遲不肯表示。」南北和談終成絕響。知名史家李劍農對南北和談評論道：「南北兩方，都沒有真正為國家謀利益的中心主義和思想」；「北方的新國會，固然為一般輿論所不滿，南方的舊國會，也未見得為一般輿論所擁護。北方的毀法，固然不是，南方的護法，也未見得盡出於真心。總括一句話，就是此時南北兩方，都為軍閥政客的地盤欲、權利慾，弄得四分五裂，把國家的公共利益問題，都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所以此次的和議，得不到一點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