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西南地方的軍閥割據

  後袁世凱時期是軍閥紛爭割據的年代，除了北方皖、直、奉系軍閥以其較強實力而輪流問鼎中央、爭霸全國之外，還有若干實力較弱的軍閥割據地方，自成勢力，其中最為典型者，為西南地方的軍閥割據，如川、滇、黔、桂、粵、湘等省。軍閥爭戰是後袁世凱時期西南諸省的政治常態，尤其是四川，可謂民國地方軍閥爭戰史的標本地域，其戰亂之頻、變動之速、為害之烈，為禍之慘，均為民國年間所少見者。據統計，自1912年到1932年，四川共發生大小戰爭478次，月均兩次之多，幾乎是無日不戰，無時不戰，而在這些戰爭的背後，都是以人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自然經濟資源的不斷消耗、社會經濟發展的長期停滯為代價的。

  四川地方軍閥的混戰始自護國戰爭之後。護國戰爭期間，雲南軍隊出征四川，戰後，主政雲南的唐繼堯將四川視為其對外擴張的主要對象，滇軍不願離川歸省，與四川本地軍系發生矛盾，成為四川內戰的起因之一。在四川本地軍系中，由於其派系的複雜與實力的均衡，在相當時間裡沒有出現一家獨大、唯我獨尊的派系，他們之間為爭奪省政控制權而爭鬥不已，並為壯大己方力量而不時引進外力支持，也為滇軍以及他方軍隊入川預留地步，故以土地面積、人口位居西南之首的四川，卻成為各派政治力量和周邊鄰省尤其是雲南和貴州爭奪的對象，此為四川內戰的又一起因。四川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豐富的經濟、人力資源，為各派政治力量所看重，並成為他們互相爭奪的重點地區。因此，從護國、護法到北伐，四川均不乏內戰的內外動能，而且無論其表面的理由多麼冠冕堂皇，其實際目的無非是爭地盤爭利益，真可謂「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其複雜混亂的程度，即便是後世歷史學家，亦須詳加梳理，方可得其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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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國戰後，蔡鍔督川，旋因身體有疾而辭職，由滇軍將領羅佩金接任督軍，黔軍將領戴戡任省長。羅、戴雖同為蔡鍔部下，但均有掌控川政的「雄心」，如蔡所言，「所謂善後問題者，俱易解決。惟關於個人權利之加減問題，最易為梗。」羅、戴個人關係因而不協，時有矛盾發生。而川系軍人認為羅偏袒滇人，「常抱侵略主義而欲握全川之政權、財權、兵權，盡歸之於滇者」，頗為不滿，由此形成了滇、黔、川系間的矛盾交織關係。北洋系力圖控制四川，極力影響川局，更加劇了四川內部矛盾關係的複雜性。其時北京政府下令整編各省地方軍隊，羅佩金藉此在1917年4月決定將川軍5個師縮編為3師1旅，並首先強令裁撤第4師，其操切行事的作風激起了川系將領的強烈反彈。川軍由第2師師長劉存厚領銜發表通電，責羅「強滇弱川，編遣不公」，「主客相形，顯分厚薄」。4月18日，川軍劉存厚部與滇軍羅佩金部在成都發生大規模武力衝突，開四川內戰之始，史稱「劉羅」之戰。因為戰事突起，且發生於繁華市區，殃及商民無數，被時人形容為「飛災奇禍，實數百年所罕見」。因戰事影響市區生活甚巨，紳商各界包括外國領事均出而調停，4月20日雙方停戰（小規模衝突仍延續了幾天），北京政府亦下令免羅佩金和劉存厚職（羅軍退出成都），令戴戡暫代四川督軍。劉、羅之戰歷時不過一周，卻造成成都民眾傷亡數千人，財產損失數十萬元，房屋被毀被搶數千戶的重大損失。不過，與其後四川內戰之慘烈相比較，此次劉、羅之戰不過是「小試鋒芒」的開端而已。

  戴戡出任川督，為梁啓超和進步黨人所力薦，亦為他們據有地盤之希望，但未滿足川系軍人的主政要求，因此而使川局仍不能穩定。戴戡依靠的黔軍實力較弱，劉存厚因此而對戴頗不買帳，亦使戴銜恨於心。1917年7月張勳擁清室復辟，戴戡以劉存厚對「偽廷」任命其為「四川巡撫」態度不明為由，發兵討劉。7月5日，戴軍與劉軍在成都交火，史稱「劉戴之戰」。因為劉軍早有準備，而戴軍實力不濟，因此未占到什麼便宜，只是「殺戮焚劫，人民轉徙逃避、傷亡損失，比劉羅巷戰尤巨」。戴戡非習武出身，軍事本非其強項，開戰後又因勢單力薄無力支持，在各方調停下，於13日同意交卸督軍與省長職，率部於17日退出成都，21日在仁壽縣秦皇寺為劉軍截擊，戴亡於亂軍陣中（戴死有自殺與被斃兩說）。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裡，成都市區發生兩次大規模戰事，往日繁華市街為此付之一炬，其給百姓和商家帶來的損失可以想見。

  羅佩金和戴戡雖有矛盾，但在聯合對川方面仍有一致性，唯當「劉存厚攻羅佩金於前，戡漠然謂不與己事。及身被圍，佩金亦去省遠，不肯奔助，故俱致敗。」此時，滇督唐繼堯下令以「靖國」名義，派軍入川，準備藉機實現其「大雲南主義」夢想，所謂「對川及早出師，萬不可緩，俾勢力達到長江，始有逐鹿希望」。故「劉戴之戰」結束後，劉存厚的部隊又在成都附近的青神、眉山、樂山等地與滇軍交戰，川軍取勝。其後，川軍第1、2、3師聯合與滇軍於8-9月間在簡陽、資陽、內江、隆昌等地激戰，滇軍再敗。1917年11月，唐繼堯以「滇黔靖國聯軍」總司令的名義，派軍再戰四川。此次滇黔聯軍首先奔襲重慶，並於12月4日攻入重慶，迫走北京政府委派的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吳光新和川督周道剛。8日，北京政府任命劉存厚為川督，張瀾為川省長，意圖借重四川地方勢力抵禦唐繼堯的擴張。而川軍第5師熊克武部於21日通電加入唐繼堯方面，唐遂改稱「川滇黔靖國聯軍總司令」。劉存厚無力抵禦聯軍的優勢兵力，於1918年2月19日率部退出成都，遠遁陝南。其後，唐繼堯任命熊克武為四川督軍兼省長，但川省的主要位置基本控制在唐的部屬手中。唐繼堯「獨行己見，又未就（軍政府）元帥之職，遽以滇督地位，任命川督，稍挾征服之感，足生反應之患」。不過此時唐繼堯自居為西南領袖，他以雲南為基地，控制著川、黔，又是廣州軍政府元帥，為各方所看重，自我感覺甚好，也是他本人和滇系軍閥發展的高峰期。

  時人論四川軍閥制的形成過程為：「總觀民元至民六這一段時間，正是一些封建殘餘軍閥和新起民軍參加辛亥革命戰役者之軍事領袖，明爭暗鬥，由帶有革命性和進步性的戰爭，漸轉變成分贓割據式的戰爭。」「民五的護國之役，本是很有價值的戰爭，而滇軍入川者，竟一變而為占地盤握政權的勾當。至四川本省軍閥，亦於此時大批招撫土匪流氓，籌款充實軍械，本著狹隘的地方觀念為局部的戰爭，進行所謂驅北軍，排滇、黔的運動。這樣一來，一切軍事行動都回復到舊封建政權的攘奪上面，而公然的『剝削民眾，爭取地盤』,無所顧忌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在這五、六年間，四川的軍閥制度已充分地形成了。」

  熊克武擔任川督期間，手頭僅有一師兵力，而其他川軍和在川客軍——滇、黔軍的兵力數量遠勝於熊，為安定局勢，解決軍費，1918年7月，熊克武發布《四川靖國各軍衛戍及清鄉剿匪區域表》，以各軍現駐防地域為中心，劃定為11區（1919年4月改為15區，不包括客軍），從而開民國時期具有四川特色的防區制之端。「起初，各軍在所轄防區內只是就地劃餉，後來，逐漸變成就地籌餉。於是借墊預征，苛捐雜稅，敲骨吸髓，層出不窮，有增無減。狡黠的軍閥看清了有防區便有軍費；有了軍費，就能不斷擴軍；實力擴大，又可爭奪防區。於是，演成循環不已的內戰。」結果，四川「全省割裂，有同異國。其最大特色為兵愈打而愈多，帥時離而時合，亦友亦仇，隨和隨戰。要之萬變不離其宗者，為擴張私利，保存實力，誅求民眾，剝削地方。故夫人慾橫流，百般詐譎，捐輸苛酷，並世無兩。論地丁，有徵至民國四十五年。論置產，有買盡全縣全城房地。論宣傳，則左右逢源，趨時競新，過於京滬。……論其民生困苦之情狀，則此天府之國早陷入地域底層。蓋兵益多則餉益絀，餉益絀則爭益甚，軍閥之莫能相安者，勢所然也。更自一方面言之，大小軍閥割據稱雄，吸髓敲骨，社會破產，偕亡之慟，深入人心。」

  廣西一直由桂系軍閥所控制。護國戰後，桂系首領陸榮廷出任廣東督軍，陳炳焜出任廣西督軍，桂系軍閥的勢力由此擴張到華南富庶之地與出海通道——廣東。由於廣東溝通內外的地理位置及其政治經濟地位和歷史淵源，在政治舞台上的影響更大，陸榮廷也因此而成為西南政治中心人物之一。1917年4月，陸榮廷升任兩廣巡閱使，陳炳焜改任廣東督軍，譚浩明任廣西督軍，成為西南政壇不可小覷的力量，也為北京政府和革命黨雙方所爭取。1917年7月，孫中山南下護法，因為本身實力有限，需要借重地方實力派的力量，陸榮廷因緣際會，成為護法軍政府元帥，更顯地位之重要。雖然陸本人對護法並無理念之追求，但出於與北京政府討價還價以及提升個人地位之需要，他仍然維護著護法旗幟。儘管他不時限制孫中山的行動，不欲孫在廣東發展力量，但孫一時也對他無可奈何。與此同時，北京政府也在極力拉攏陸榮廷，甚而一度有以陸為副總統的提議。隨著形勢的發展，陸榮廷與孫中山的距離漸遠，與北京政府的距離漸近，成為孫中山極欲推倒的地方軍閥勢力。

  桂系的根據地在廣西，偏僻且貧弱，廣東則遠較廣西為富庶，故桂系統治廣東期間，通過各種方法巧取豪奪，榨取財富，令粵人頗為憤恨。即以每年的軍費支出為例，龍濟光統治廣東時期的1915年為1103萬元；桂系占據廣東後，則從1916、1917年的每年1372萬元，增至1918、1919年的每年2726萬元。而其來源無非是增加稅收，開放煙賭，濫借債款，肆行搜刮等等。桂系在廣東的統治導致粵桂矛盾的積累與發展，最終造成粵桂戰爭的爆發及桂系的失敗。

  黔系軍閥是西南地方軍閥中實力與影響較弱者。護國戰後，劉顯世出任貴州督軍，旋又因省長戴戡調任四川而兼省長，成為集貴州軍政權力於一身的統治者。劉顯世是貴州興義人，他以血緣宗親、門生故舊關係為基礎，打造出統治貴州的興義系軍閥集團，但其中又分為以劉顯世為首的「舊派」和以劉的外甥王文華為首的「新派」。舊派主要是前清時期的官紳，「保守則有餘，進步則不足。當滋新機蓬勃之際，勢難迎合世界之潮流」。新派則以留日學生和知識分子為主，包括王文華之兄王伯群、妹夫何應欽以及朱紹良、谷正倫等人，接受了新思想的一些薰陶，認為「現在科學時代，無科學不足以立國，無新學識不足以成才」。舊派是當權派，新派則主要分布於軍中，隨著王文華在1917年成為黔軍總司令，新派勢力漸起，並在新舊派的矛盾鬥爭中漸趨上風。1920年11月10日，新派策動兵變，迫劉顯世於13日通電解職下野，由盧燾代理黔軍總司令和省長，新派掌握了貴州省政，是為「民九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