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同盟會組織的發展與內部紛爭

  一　海內外支部與分會的建立

  同盟會成立後，在進行革命思想宣傳的同時，又致力於自身組織機構的發展。同盟會總章規定：同盟會組織系統分本部、支部、分會三級。本部設於東京。支部於國內設五部，國外設四部。國內支部：西部支部設於重慶，轄貴州、新疆、西藏、四川、甘肅；東部支部設於上海，轄浙江、江蘇、安徽；中部支部設於漢口，轄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南部支部設於香港，轄雲南、廣東、廣西、福建；北部支部設於煙臺，轄蒙古、直隸、東三省、陝西、山西、山東。國外支部：南洋支部設新加坡，轄英荷兩國屬地及緬甸、安南、暹羅；歐洲支部設於比利時首都，轄歐洲各國；美洲支部設於金山大埠，轄南北美洲；檀島支部設於檀山大埠，轄檀香山群島。分會設於各地，分屬各支部統轄。據此規劃，同盟會將建成一個全球性的網絡機構。然而，後來的實際情況與理想尚有一定的距離。

  為了儘快地發展黨務，同盟會本部自成立時起即陸續推定各省區主盟人，由各主盟人分別負責吸收各省留日學生入會，並返回各省建立同盟會分支機構。各省區先後出任主盟人的名單如下：直隸為張繼、杜羲、呂復、王觀銘，山東為徐鏡心、丁惟汾、於洪起、陳幹，山西為王蔭藩、榮福桐、榮炳、谷思慎、景定成、狄樓海、景耀月，陝西為康寶忠、趙世鈺、井勿幕，安徽為吳春陽、高蔭藻、權道涵、孫毓筠、孫作舟，江蘇為高劍公、章梓、張魯、陳陶遺、許屠，浙江為秋瑾、陶成章、龔寶銓，湖北為時功玖、張昉、陳鎮藩、匡一、但燾、白榆桓，湖南為黃興、仇式匡、宋教仁、劉揆一、陳嘉會，四川為淡宅暢、丁厚扶、張治祥、黃樹中、董修武、李肇甫、吳永珊，雲南為呂志伊，貴州為於德坤、平剛，河南為杜潛、朱炳麟、曾昭文、劉積學、程克，福建為林時塽、李恢、方聲濤，江西為鍾震川、張世膺、鄧文輝、文群、湯增璧，廣西為劉崛、廬汝翼、曾彥、劉尊權、嚴寬、蒙經，廣東為何天瀚、何天炯、廖仲愷、熊樾山、何天衢，上海為蔡元培，天津為廖仲愷，香港為馮自由、李自重、謝華國，南洋為胡漢民。事實上，各地的具體情況較為複雜。

  1905年9月8日，孫中山以中國同盟會總理的名義親自委派馮自由、李自重到香港、廣州、澳門等地「聯絡同志」，「凡有志入盟者，可由二君主盟收接」。馮自由等人到香港後，與陳少白商議改組原興中會組織，成立同盟會香港分會。這是國內第一個同盟會分支機構。同盟會原定在國內設立東、南、西、北、中五大支部，事實上只有胡漢民於1909年在香港設立了南方支部，其餘幾個支部實際上都沒有成立。因此，同盟會在國內設立的分支機構主要是分會，包括不少名為支部、其實只是分會性質的組織。據不完全統計，到武昌起義前，同盟會在國內設立的支部、分會共有69個，分布在全國21個省，其中南部地區廣東、廣西、福建、雲南共22個，中部地區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共14個，北部地區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奉天、黑龍江共13個，東部地區浙江、江蘇、安徽共10個，西部地區四川、貴州、新疆共9個，甚至被日本侵占的台灣也有1個。另外，同盟會還在全國19個省份設立了110個會、社團體，作為同盟會的外圍組織，或分支機構的活動機關。通過這些組織機構，同盟會的勢力逐漸向全國各地滲透。在新學界，同盟會員在全國20個省區的153所學校里活動，其中由會員開辦或擔任監督、監學等主要職務者73所；在新軍界，同盟會員在全國14個省區內的30所軍事學校里擔任教職，並有會員200餘人在全國16個省區的新軍中擔任各級軍官；在會黨中，同盟會員在全國13個省區設立了聯絡會黨的機關、團體共56個。同盟會在全國各地建立分支機構及其開展的聯絡活動，有效地動員和組織了各種革命力量。

  在海外，同盟會致力於在華僑中發展組織。有人統計，除日本東京的同盟會本部以外，海外尚有新加坡同盟會、西貢堤岸同盟會、檳榔嶼同盟會、吉隆坡同盟會、荷屬各埠同盟會、河內海防同盟會、仰光同盟會、曼谷同盟會、南洋支部、馬尼拉同盟會、美東同盟會、美中同盟會、美南同盟會、美西同盟會、古巴同盟會、檀香山同盟會、加拿大同盟會、比國京城通訊處、比國烈日通訊處、柏林通訊處、巴黎通訊處、倫敦通訊處、瑞士通訊處、紐西蘭分會等24處同盟會的分支機構，其中南洋10個，美洲7個，歐洲6個，澳洲1個。南洋、美洲華僑較多，歐洲的中國留學生比較活躍，三地都是孫中山常到之地。尤其南洋，更是一般革命黨人經常往來之區，因而同盟會的組織也相對發達。同盟會在海外華僑中設立分支機構，並沒有嚴格按照其總章規定的支部、分會二級建制。原定四大支部，事實上只設立了南洋支部，其餘三個都沒有設立。各地設立的同盟會機構，除明確稱為分會者以外，尚有不少是兼轄分會而實際上具有支部性質的機構。因此，上述統計數目明顯偏少。據馮自由記載，仰光同盟會下有分會25處，英荷二屬各地陸續組織分會或通信處有百數十埠，孫中山便派胡漢民在新加坡設立南洋支部。可見，南洋地區至少有100多個分會。同盟會在海外廣泛設立分支機構，對於團結世界各地留學生尤其是廣大愛國華僑的革命力量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　內部紛爭及共進會獨樹一幟

  同盟會是由各種革命力量聚合而成的鬆散聯盟，內部成員紛雜，難免產生思想歧異。同盟會內部主要的政治思想分歧有二：一是革命綱領問題，即對三民主義的認識與態度問題。孫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是同盟會的革命綱領，應該說大多數同盟會員對三民主義是贊同的；但也有不少不同的意見，有的主要傾向於反滿的民族主義，有的贊同民族、民權兩大主義而對「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不感興趣。另外，國粹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也一度頗為流行，使同盟會內部的思想分歧更顯複雜。二是革命策略問題，即對武裝起義發難地點的選擇問題。有的主張到清王朝的心臟地帶北京發難的「中央革命」，有的主張在沿海與邊疆地區發難的「邊地革命」，有的主張在長江流域發難的「中部革命」或「長江革命」。內在思想的分歧加上一些具體的人事糾紛問題，使同盟會組織很快走向渙散與分裂。

  同盟會內部的分歧在1907年開始公開暴露出來。2月，孫中山與黃興因國旗圖式問題發生激烈的爭執。孫中山主張沿用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旗，以紀念曾經為此流血犧牲的革命烈士；黃興主張用井字旗，以示平均地權之意。黃興認為青天白日旗「以日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毀之」。孫中山頗為惱怒，厲聲說：「仆在南洋，託命於是旗者數萬人，欲毀之，先擯仆可也。」黃興也被激怒，「發誓脫同盟會籍」。雙方爭論相當激烈。當時，宋教仁同情黃興，認為孫中山「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而同盟會成立以來，「會員多疑心疑德」，「今又如是，則將來之不能有所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為計，以免燒炭黨之譏」，也決定向孫中山提出辭職。後來，黃興「為黨與大局」，作了讓步，雖「意頗怏怏」，而終於「勉強」服從了孫中山。事情雖然因此而平靜下來，但是同盟會高層領導之間的裂痕並沒有因此而彌合。此後，黃興為顧全大局，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隨孫中山，而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則對孫中山始終心存芥蒂，難以釋懷。

  同年2月底3月初，清政府因同盟會發動萍瀏醴起義事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引渡或驅逐孫中山。日本政府即贈送孫中山旅費5000元，迫令孫中山自動離境。同時，有個日本商人鈴木久五郎也向孫中山提供贈款1萬元。孫中山接受這兩筆款子後，從鈴木贈款中拿出2000元給章太炎作為《民報》的經費，然後攜胡漢民、汪精衛等人離日赴港，轉往新加坡、越南等地，經營邊境起義。孫中山離日以後，章太炎始得知孫中山還接受了日本政府贈送5000元款項，便與張繼、劉師培等人大起非議，說孫中山被日本政府收買，「中山得日賄，去時引黨員宴會，以為一去不返之保證」。章太炎氣憤之中撕下《民報》社的孫中山像，批上「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幾字，他以為孫中山當時仍在香港，就把照片與批語一同寄往香港。6月，孫中山、黃興等人策劃的潮州黃岡起義與惠州七女湖起義相繼失敗的消息傳到東京後，同盟會內部的反孫聲浪進一步高漲。當時，因孫、黃不在東京，劉揆一以庶務代行總理職務暫時主持同盟會本部事務。章太炎、張繼、譚人鳳、劉師培等人紛紛要求劉揆一召開大會，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改選黃興為總理。此舉遭到劉揆一的堅決反對，他甚至與張繼互相揪打起來。鑑於事態的嚴重，劉揆一又難以說服眾人，他便一面急函告知黃興，一面致書馮自由、胡漢民，希望孫中山向東京同盟會本部引咎自責。孫中山復函稱：「黨內糾紛，惟事實足以解決，無引咎之理由可言。」黃興復函則表示堅決擁護孫中山，並要求眾人消除誤會。他說：「革命為黨眾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誤會，而傾心擁護，且免陷興於不義。」經過黃興、劉揆一的努力調解，一場反孫風潮暫時得以平息。事實上，同盟會內部的矛盾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正如譚人鳳所說：「表面尚得曲全，惟同志之精神，則由此稍形渙散矣。」此後，孫中山再也不太願意過問同盟會本部的工作，同盟會組織更趨渙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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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進會的成立便與同盟會的組織渙散密切相關。吳玉章回憶說：「這時日本的同盟會組織也很渙散，孫中山、黃興等領導人都不常在日本，宋教仁又沒有威信，真是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當時，長江流域各省與會黨有密切關係的一些同盟會員，如四川的張百祥、湖南的焦達峰、湖北的孫武與居正、江西的鄧文輝等人，不滿於孫中山、黃興等人專注於華南邊境的武裝起義而忽視與各地會黨的聯繫和組織工作，便與那些逃亡到日本的各地會黨頭目聯絡籌劃，決定在同盟會外成立一個專門聯絡會黨的組織——共進會。1907年8月，共進會在東京清風亭召開成立大會，與會者有來自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廣東、廣西、雲南等省留日學生近百人，其中有不少是各地哥老會、孝義會、三合會、三點會等會黨頭目。由於四川孝義會首領張百祥在會黨中資格最高，故被推為共進會首任會長。共進會採用會黨結盟入伙的傳統辦法，編定山、堂、水、香名稱為：中華山、光復堂、興漢水、報國香。共進會會址設在東京青山區，署名「華群舍」。

  共進會成立後，發布了文言、白話兩個宣言。文言宣言宣稱，「共進者，合各黨派共進於革命之途，以推翻滿清政權光復舊物為目的」，號召「四萬萬黃帝子孫」奮起為祖宗復仇，並表示要繼承太平天國反滿遺志，「以竟此未竟之功」。白話宣言主要是針對會黨宣傳而作，進一步宣揚了反滿思想，不僅揭露滿清政府對漢人的殘暴統治，認為「這種韃子賤種不趕緊排逐出去，漢族人是一日也不得安身的」，而且揭露滿清政府投靠洋人、賣國自保的罪惡行徑，認為「這滿洲韃種只顧奉承洋人來保住他們做皇帝，哪裡肯管漢人的死活，我們若不早點把這滿洲韃種排出去，他就會把我們中國全盤送給洋人……我們把滿洲韃種排逐出去了，我們中國就會得到安定」。這兩個宣言主要宣揚的是反滿的民族主義。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共進會入會誓詞把同盟會誓詞中的「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對此，共進會員從聯絡會黨的角度作了多種解釋。一是會黨的知識水平低。焦達峰、張百祥、鄧文輝等人在籌劃組織共進會時，便「以同盟會誓約內之『平均地權』四字意義高深，非知識幼稚之會黨所能了解」，故「將『平均地權』改作『平均人權』,以免收攬會黨多費口舌」。二是會黨的社會地位低下。張百祥認為：「中國人的階級太多，太不平等了，中國人除視官僚為上品外，士農工商都有地位，獨視會黨為下品。」故他主張革命成功以後，「無論各界的人，一律平等相待，所以改為平均人權」。這兩條主要是指一般的會黨分子而言的。三是會黨的上層分子多為地主出身。吳玉章說：「因為會黨中的上層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階級出身或與地主階級有著密切聯繫的人，所以共進會把同盟會綱領中的『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以便他們容易接受。」可見，共進會的成立，主要目的在於開展聯絡與組織會黨的工作。

  共進會是部分同盟會員成立的專門聯絡會黨的新團體，其組織系統和宗旨綱領都與同盟會有別，黃興說其是「立異」，譚人鳳認為是「反文明而復野蠻」，顯然是對同盟會的分裂。但是，共進會仍然是一個反清革命團體，其對革命的貢獻不容抹殺。「自有共進會以後，中國南方各省絕大部分的會黨都在反滿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了，這就使同盟會增加了一個群眾基礎較為廣泛的外圍組織，從而有利於促進革命運動的高漲。」事實上，後來不少共進會會員陸續回國，不僅聯絡會黨，而且在新軍和學界活動，尤其使長江流域的革命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正是湖北的共進會與文學社成功地發動了武昌起義。

  三　倒孫風潮與光復會重建

  1908年秋，共進會獨樹一幟以後，同盟會東京本部更形渙散。孫中山則在新加坡設立同盟會南洋支部，苦心經營南洋事務。這時，無論東京還是南洋，都遇到了極大的經濟困難。在東京，《民報》經費日絀，幾乎難以為繼，章太炎等人艱難度日；在南洋，為妥善安置因河口起義被越南法國殖民當局驅逐出境的六七百革命黨人，孫中山更是焦頭爛額，窘迫難堪。就在此時，陶成章從東京到南洋募捐籌款，使同盟會內部的矛盾再一次激化起來。

  陶成章（1878-1912），字煥卿，浙江會稽人。早歲主張救世之學，喜讀新書，遂萌種族革命思想，「痛異族之專制，憫社會之暗塞，思欲改革而掃除之，間形諸辭色，父品三先生懼禍及，屢戒之弗變」。1902年留學日本，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愛國與革命活動。次年回國，與龔寶銓、魏蘭等人聯絡浙江各地會黨。1904年，著《中國民族權利消長史》一書，鼓吹種族革命，不遺餘力。同年，陶成章與蔡元培等人創立光復會，成為光復會骨幹人物。1907年初，在日本加入同盟會，並被推為《民報》編輯。陶成章與章太炎的關係較為密切，兩人對孫中山的態度也基本一致。

  1908年9月，陶成章化名唐繼高，帶著章太炎所印的《民報》股票數百張前往南洋募捐籌款。到南洋後，陶成章要求孫中山撥款3000元作為《民報》的印刷費，並要求增加《民報》股款及維持費；同時，他還要求孫中山幫助籌款5萬元，作為他回國籌辦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協會的經費。這使處境本就艱難的孫中山頗感為難，他四處張羅，甚至變賣手錶等物，但都無法滿足陶的要求，他不得不向陶攤牌，「推以近日南洋經濟恐慌，自顧不暇，斷難辦到」。陶成章頗感失望，他又要求孫中山作函介紹他前往各埠籌款，得到孫的同意。但是，當陶持孫函到各埠籌款時，各地華僑應募者雖多，而交實款者少。陶懷疑孫中山從中作梗，十分不滿，遂決計撇開同盟會，重新打出光復會的旗幟。於是，他一方面與同樣對孫中山不滿而正在檳榔嶼任教的原華興會會員李燮和計議，印刷光復會盟書、會章，準備在南洋發展光復會勢力；另一方面，他又在緬甸《光華日報》上發表記述光復會骨幹人物徐錫麟、秋瑾和他自己的革命事跡的《浙案紀略》，為重建光復會大造輿論。

  1909年初，陶成章到爪哇泗水，在浙籍人士王文慶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光復會。隨後，南洋各地陸續成立光復會分會，公開與同盟會呈分庭抗禮之勢。陶成章在發展光復會勢力的同時，還不時地散布流言蜚語，肆意攻擊孫中山。9月，陶成章與李燮和等人以川、粵、湘、鄂、江、浙、閩七省同志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孫文罪狀傳單》，列舉孫中山「殘賊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罪狀三種十二條；指責孫中山「謊騙營私」，說他在香港、上海匯利銀行存款20萬元，資助孫眉在九龍造屋等等；並提出善後辦法九條，要求同盟會東京本部「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布罪狀，遍告海內外」，再次掀起倒孫風潮。

  陶成章帶著這份《孫文罪狀傳單》返回東京，要求黃興召開同盟會本部會議討論此事。黃興斷然拒絕，並與譚人鳳、劉揆一聯名致函南洋同志，極力為孫中山辯護，「將公函（即《孫文罪狀傳單》——引者注）詳細解釋，以促南洋諸人之反省」。在東京，同情支持陶成章的只有「江浙少數人與章太炎而已」。陶成章倒孫計劃落空。當時，汪精衛等人正在東京籌備續刊《民報》，將章太炎、陶成章排除在外。章太炎憤怒之下發表《偽民報檢舉狀》，痛斥孫中山「借革命為新騙術」。同時，在爪哇的陳威濤又將《孫文罪狀傳單》印刷百餘份，郵寄中外各報館刊登，把對孫中山的攻擊公之於世。孫中山大怒，命同盟會各機關報全力反擊。陶成章又作《布告同志書》一冊，「直言孫文種種之非」。雙方關係極度惡化。

  陶成章圖謀倒孫計劃失敗以後，自然走上了另立山頭、與同盟會分裂的道路。他致函李燮和等人稱：「弟意各處局面，可以收拾者則收拾之，不則棄之可也，何妨另開局面乎？前次之事，終算一場大悔（晦）氣罷了。」他表示了「另開局面」的意圖。陶成章又對章太炎說：「逸仙難與圖事，吾輩主張光復，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會先，曷分設光復會？」此議得到章太炎和部分同盟會員的贊同與附和。1910年2月，光復會總會在東京成立。章太炎任會長，陶成章任副會長，章梓為庶務員，沈家康為書記員；在南洋設「行總部」，代行東京本部職權，以李燮和、魏蘭、沈均業為執行員。光復會因此而重建。重建後的光復會並不是原來光復會的恢復或發展，其成員與原來的光復會已大不相同，主要不是舊有的光復會會員，而是南洋地區對孫中山不滿的同盟會會員。因此可以說，重建後的光復會實際上是從同盟會分裂出來的一個新的政治團體。

  重建後的光復會是對同盟會的分裂，在政治上也有所倒退。他們反對孫中山的武裝起義路線，認為是「東放一把火，西撒一盤沙，實屬有害而無益」。他們自己的革命方略是什麼呢？陶成章聲稱「專主個人運動，以教育為根本」。1910年3月，章太炎、陶成章創辦《教育今語雜誌》，宣稱以保存國故、振興學藝、提倡平民教育為宗旨，可見其「以教育為根本」的主張，並沒有超出改良派的「教育救國」論。至於陶成章所謂的個人運動，就是以暗殺的手段「擾亂北京」。為此，陶成章試圖設計一個實行「中央革命」的妓院方略：「與女士孫曉雲密謀，欲在北京開設妓院，以美人誘滿清貴族，席間下毒，以為一網打盡之計」，真可謂荒謬至極。顯然，重建後的光復會並沒有系統的革命方略，事實上，他們的單獨活動也沒有多少實際建樹。當然，光復會與同盟會的矛盾只是革命派內部的矛盾，兩者並無根本的利害衝突，他們在反清排滿的根本問題上仍是一致的。後來，光復會也參與了同盟會的反清武裝起義，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四　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立

  同盟會內部的政治分歧致使矛盾衝突不已，自1907年後便由思想紛爭演變為組織分裂，共進會獨樹一幟，光復會自立門戶，東京同盟會本部日趨渙散。孫中山遠在海外，鞭長莫及，於是自己著手改組同盟會。1908年秋，孫中山在新加坡建立同盟會南洋支部，派胡漢民為支部長，另訂中國同盟會分會總章十六條及通信辦法三條，通告各處團體一律遵守。南洋支部自成系統。孫中山自稱是「從新組織團體」，「南洋之組織與東京同盟會不為同物」，並認為自己久已不是章太炎等人的同盟會的總理了，兩廣、雲南歷次起義「皆奉革命黨本部之名義，並未一用同盟會名義也」。1910年初，孫中山在美國舊金山建立同盟會時，更改以前16字誓詞為「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並將盟書內「中國同盟會會員」改為「中華革命黨黨員」。誓詞與會名的改動只在黨內秘密進行，對外仍以通行的「同盟會」名義。馮自由稱這是孫中山此次游美之「創舉」，但此舉並未通告東京本部及關內外各地分會，只有南洋支部「奉令照行」。毋庸諱言，「中華革命黨」名目的啟用乃孫中山擅自所為，其實也是對同盟會組織的一種分裂行為。當時，廣州新軍起義剛敗，「在東同志概灰心，黨事無人過問」，「總理在北美，克強在南洋，東京本部幾無人主持，形勢頗形渙散」。正是在同盟會本部機構幾乎陷於癱瘓的狀態下，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部分同盟會員醞釀籌建同盟會中部總會。

  1910年6月，孫中山秘密潛往東京，黃興、趙聲相繼而至。譚人鳳、宋教仁與孫中山商議改良黨務，因涉及敏感的黨內矛盾問題，雙方小有衝突。本來相約來日邀集同盟會各分會長再議，不料孫中山被日本政府勒令離境，未及通知譚人鳳等人。譚人鳳等人不明真相，對孫中山頗為不滿，認為他「暗地而來者，又暗地而去，置黨務於不議不論」，甚至認為「中山以總理資格，放棄責任，而又不自請辭職，同人不得已商議改組，非同盟會負中山，實中山負同盟會也」。7月，譚人鳳、宋教仁、趙聲等約集11省區同盟會分會長開會，討論革命進行方略。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策：「在邊地進行為下策，在長江流域進行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進行為上策。請決定以哪一策為妥。」經大眾公議認為：「下策太不濟事，上策太不容易，我們還是以取中策為好。」於是決議組織「中部同盟會」作為策動機關。會後，譚人鳳南下香港與黃興等人磋商。黃興表示沒有意見，認為「須有款項方可」。胡漢民則冷嘲熱諷地說：「因改組而又將有無謂之總理問題發生，非笑話乎？」譚人鳳反唇相譏：「本部在東京，總理西南無定蹤，從未過問，總於何有？理於何有？東京經費，純仗同志攤派維持，並未向各處招搖撞騙，汝等以同盟會名義，掣騙華僑巨款，設一事務所，住幾個閒散人，辦一機關報，吹幾句牛皮，遂算本事沖天，而敢藐視一切耶？」他甚至當面對胡漢民宣稱：「天下事斷非珠江流域所能成。」從此，譚人鳳等人更堅定了建立同盟會中部總會以經營長江流域的決心。但因經費不濟，其事暫告擱淺。

  1911年4月，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使同盟會損失慘重。事後，趙聲憂憤至死。黃興意志消沉，認為：「同盟會無事可為矣，以後再不問黨事，惟當盡個人天職，報死者於地下耳。」同盟會的活動再次陷於低谷。在此背景下，譚人鳳等人從沉寂中奮起，加緊籌劃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7月31日，譚人鳳、宋教仁、陳其美、呂志伊、章梓等來自湘、浙、川、閩、蘇、皖、滇7省的同志29人，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學正式召開了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立大會。會議通過了由譚人鳳、宋教仁分別起草的《宣言》和《章程》;並選舉總務幹事5人，分掌各部事務：陳其美掌庶務，潘祖彝掌財務，宋教仁掌文事，譚人鳳掌交通，楊譜笙掌會計。8月2日，總務會幹事又公推譚人鳳為總務會議長。

  《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宣言》雖然宣稱「奉東京本部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邦，而以中部別之」，但它對以往同盟會的歷史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認為其「有共同之宗旨，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無切實之組織」。其組織也自成系統，設總機關於上海，各省設分部，並宣稱「總理暫虛不設，留以待賢豪」，事實上並不承認原同盟會總理孫中山的領袖地位。《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章程》宣稱：「本會由中國同盟會會員之表同意者組織而成……凡中國同盟會會員依本會法律入會者，皆為本會會員」。其宗旨標榜「以推覆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為主義」，放棄了原同盟會的「平均地權」主張。因此，與其說同盟會中部總會是同盟會的分支機構，不如說是一個從同盟會中分離出來的新的革命團體。

  雖然同盟會中部總會的分裂傾向毋庸置疑，但是其客觀歷史作用仍然不容低估。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立，適應了長江流域革命形勢高漲的需要，及時地將革命的重心轉移到長江流域，有效地承擔了長江流域革命運動的聯絡與領導重任，為武昌起義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

  總之，從同盟會的政治分歧與組織分裂的歷史來看，同盟會並不是一個非常成熟的革命政黨。雖然從同盟會分裂出來的共進會、重建的光復會以及同盟會中部總會等革命團體對辛亥革命的成功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但政治思想上的紛爭與組織上的分裂，畢竟削弱了同盟會整體的戰鬥力，從而使它終究無法領導這場革命取得徹底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