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國粹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活躍

  一　國粹派與國粹主義思潮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高漲的過程中，革命黨人內部的思想頗為複雜，在三民主義的主流思想之外，尚有兩股重要的支流：一是趨向保守的國粹主義思潮，一是過於激進的無政府主義思潮。

  晚清國粹派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陣營中的一個派別，國粹主義思潮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1905年1-2月，鄧實、黃節等人在上海成立國學保存會，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2月23日，正式發行機關刊物《國粹學報》，也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國學保存會的成立與《國粹學報》的創刊，標誌著晚清國粹派的崛起與國粹主義思潮的出現。

  國學保存會是國粹派組織國學研究的重要團體，《國粹學報》則是國粹派宣傳國粹主義思想的輿論陣地。《國粹學報》自1905年2月創刊，到1912年初停刊，連續刊行7年，共出82期。據統計，先後在《國粹學報》上撰稿者達100多人，其中能夠確知為國學保存會會員的有23人，如鄧實、黃節、劉師培、陳去病、馬敘倫、高天梅、馬君武、柳亞子、黃質、黃侃、胡樸安等人，都是國粹派的重要人物。他們多為光復會、同盟會及南社成員，足見國學保存會屬於革命團體的性質。著名的革命家章太炎，雖然不是《國粹學報》的編輯人，甚至不是國學保存會會員，但他是《國粹學報》的重要撰稿人，在該刊上發表重要著述多種，並與鄧實、黃節、劉師培、馬敘倫等人的關係多在師友之間，因而被國學保存會遙戴為精神領袖。章太炎在日本東京主編《民報》時，即在《民報》上大量發表國學研究論文，大力宣傳國粹主義思想，同時他還開設國學講習會，成立國學振起社。章太炎此舉正與上海的《國粹學報》和國學保存會遙相呼應，使國粹主義思潮在海內外風雲激盪。事實上，章太炎就是晚清國粹派真正的核心領袖。

  國粹派除刊行《國粹學報》以外，還編輯出版了《國粹叢編》《國粹叢書》《國學教科書》《神州國光集》等系列國粹研究著作，設立神州國光社，開辦國學講習會，並擬開設國粹學堂。當然，國粹派也並不是一群完全鑽在故紙堆中的老古董，他們還同時編輯發行致力於介紹西學新知的《政藝通報》。該刊由鄧實、黃節於1902年12月在上海創辦，主要介紹西方的政治學說與科技思想，同時也刊載一些宣揚國粹主義的文章。《國粹學報》與《政藝通報》並存，表明國粹派的國粹與歐化並行的理想。除《國粹學報》與《政藝通報》外，當時宣傳國粹主義思想的重要刊物還有東京的《學林》和廣州的《保國粹旬報》。另外，在章太炎主編的《民報》的影響下，一些重要的革命派刊物如《復報》《醒獅》《洞庭波》《漢幟》《河南》《雲南》《晉乘》《粵西》《漢聲》《神州日報》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到宣傳國粹主義思想的行列中來。這便使國粹主義思潮在辛亥時期成為革命派陣營中一種頗具影響的思潮。

  何謂國粹？「國粹者，一國精神之所寄也。其為學，本之歷史，因乎政俗，齊乎人心之所同，而實為立國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國粹存則其國存，國粹亡則其國亡。」在國粹派看來，國粹即國學，是指關係國家興亡的傳統學術文化和民族精神。所謂國粹主義思潮，就是力圖振興傳統學術文化和民族精神，以期挽救國家危亡的社會政治思潮與文化思潮。

  晚清國粹主義思潮興起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　是民族文化危機的刺激。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在外國列強的侵略下一步步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近代中國時刻處在嚴重的民族危機之下。國粹派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劉師培在《中國民族志·白種之侵入》中歷數俄、英、法、德、日、葡、意各國列強對華種種侵略事實以後，痛切地指出：「瓜分慘禍懸於眉睫……今後之中國又將為歐種之奴隸矣。」面對西方列強侵略的民族危機，劉師培意識到這是與歷史上周邊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不可同日而語的，因為這不僅僅是關係到國家政權存亡的政治危機，而且是關係到民族文化興衰的文化危機。他說：「廿紀以前之中國，為漢族與蠻族競爭時代；廿紀以後之中國，為亞種與歐種競爭時代……中國當蠻族入主之時，夷族劣而漢族優，故有亡國而無亡種；當西人東漸之後，亞種劣而歐種優，故憂亡國，更憂亡種。」他們認識到，西方列強對近代中國的侵略，不僅要從政治上滅亡中國，而且要從文化上滅亡中國，所謂「其亡人國也，必先滅其語言，滅其文學，以次滅其種性，務使其種如墮九淵，永永沉淪」。國粹派認為，學術文化是立國之本，學術文化的滅亡便意味著亡國滅種，要救國必須從學術文化這個根本上救起，這是歐洲文藝復興與近代日本興起的歷史經驗。「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學也者，政教禮俗之所出也。學亡則一國之政教禮俗均亡；政教禮俗均亡，則邦國不能獨峙……是則學亡之國，其國必亡，欲謀保國，必先保學。昔西歐肇跡，兆於古學復興之年；日本振興，基於國粹保存之論。前轍非遙，彰彰可睹。」國粹派相信，只要學術文化還存在，國家就有振興的希望。「國有學則國亡而學不亡，學不亡則國猶可再造。」章太炎之所以在流亡東京時期孜孜不倦地講授國學，就是因為他堅信，「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國粹派諸子正是「痛國之不立，而學之日亡」，而創刊了《國粹學報》。存學以保國，從學術文化上挽救民族危機，這是晚清國粹派與國粹主義思潮興起的根本原因。

  請記住𝓫𝓪𝓷𝔁𝓲𝓪𝓫𝓪.𝓬𝓸𝓶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二　是對「醉心歐化」思潮的反動。20世紀初年，在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有些人開始喪失基本的民族自信心，認為「中國之學，誠不足以救中國。於是醉心歐化，舉一事革一弊，至於風俗習慣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東西之學說是依。」對於這股「醉心歐化」思潮的出現，國粹派頗不以為然。他們痛斥這些對自己的國家和學術文化失去信心而傾心於他人國家和學術文化的所謂「醉心歐化」者為「國奴」和「學奴」。國粹主義思潮的出現，就是要弘揚國粹，從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中發揚民族精神，激發人們的愛國熱忱，正如章太炎所說，「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對此，章太炎解釋：「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暴自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的。」顯然，章太炎提倡國粹，就是要用我們民族的歷史文化激發國人「愛國愛種的心」，同時對那種所謂的歐化主義補偏救弊。

  三　是適應排滿革命宣傳的需要。國粹派諸子多為江浙一帶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反滿革命志士。江浙士人的反清歷史傳統源遠流長，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的慘痛故事時刻在警醒人民，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反清思想影響尤為深遠。那些生長於斯的國粹派人士，從小耳濡目染「華夷之別」的種族思想觀念，很自然地萌生反滿的民族主義思想。國粹派核心領袖章太炎有「排滿巨子」之稱，自不在話下。另一國粹派主將劉師培也是「少讀東華錄，夙具民族思想」。為了表明其激烈的反滿革命志向，他曾改名為「光漢」，自稱「激烈派第一人」。其所著《攘書》《中國民族志》等書，是闡發民族思想的力作，對清末反清革命宣傳影響頗巨。不僅江浙籍國粹派人士如此，其他如鄧實、黃節等人也同樣具有強烈的反滿民族主義思想。黃節所著《黃史》一書，也是清末反滿革命宣傳的重要著作。鄧實、黃節諸人創辦國學保存會，刊行《國粹學報》，「以種族革命之大義昌告國人。而文章爾雅，援說瑰博，一時承學之士，聞風瞿然。既洞曉於古今地域氏姓文物典章之源流，與黃炎裔胄所以陵夷之繇，益知革命為不容緩。」國粹派力圖從中國民族史志中發掘出反滿革命的思想資源，雖然難免大漢族主義的偏見，但無可否認的是，國粹主義思潮的出現有力地推動了反滿革命思潮的高漲，從而促進了反滿革命運動的迅猛發展。

  晚清國粹主義思潮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　是倡導古學復興。國粹派雖屬革命派營壘，但他們多是經史學家，因而很自然地習慣於從學術上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古學復興」便是國粹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命題。國粹派提倡古學復興的思想背景是歐洲的文藝復興，並以西學東漸為中國古學復興的歷史契機。他們認為：「十五世紀，為歐洲古學復興之世；而二十世紀，則為亞洲古學復興之世……西學入華，宿儒瞠目，而考其實際，多與諸子相符。於是而周秦學派遂興，吹秦灰之已死，揚祖國之耿光，亞洲古學復興，非其時耶。」他們視古學為國粹，認為中國的古學復興不僅要復興孔子之學，而且要復興諸子之學，總之是要復興先秦時期尚未受到「異學」、「君學」浸染之前純正而健全的中國古學，即「國學」。「學術至大，豈出一途，古學雖微，實吾國粹。孔子之學，其為吾舊社會所信仰者，固當發揮而光大之；諸子之學，湮歿既千餘年，其有新理實用者，亦當勤求而搜討之。夫自國之人，無不愛其自國之學。孔子之學固國學，而諸子之學亦國學也。」國粹派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孔子之學與諸子之學，力圖恢復先秦諸子的真面目，打破了孔子及儒學長期以來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裡的獨尊地位。此舉無疑具有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革命性意義。顯然，國粹派提倡的古學復興絕不是簡單的復古倒退，而是要借西學以發掘古學的新義。「夫以諸子之學，而與西來之學，其相因緣而並興者，是蓋有故焉。一則諸子之書，其所含之義理，於西人心理、倫理、名學、社會、歷史、政法、一切聲光化電之學，無所不包，任舉其一端，而皆有冥合之處，互觀參考，而所得良多。故治西學者，無不兼治諸子之學。」將諸子之學與近代西學相比附，難免牽強附會，但卻充分表明國粹派提倡古學復興是要推動中國傳統學術向近代轉型，其立足點是創新，旨在抉發古學的近代意義，且要充分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價值和時代意義。「吾人今日對於祖國之責任，惟當研求古學，刷垢磨光，鉤玄提要，以發見種種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學之聲價……以保我祖宗舊有之聲明文物，而復我三千年史氏之光榮者乎，則安見歐洲古學復興於十五世紀，而亞洲古學不復興於二十世紀也。」另外，不能否認，國粹派提倡復興古學以保存國粹，雖然有對抗「醉心歐化」的意圖，但他們並不認為國粹從根本上有礙於歐化，國粹不僅可以與歐化並行不悖，而且還有助於歐化的進行。「國粹者，精神之學也；歐化者，形質之學也。歐化亦有精神之學，此就其大端言耳。無形質則精神何以存，無精神則形質何以立……一言以蔽之，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實為愛國者須臾不可離也。」可見，國粹派提倡古學復興，對於培養國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激發國人的愛國心以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有著積極的意義。

  二　是宣揚排滿革命。如上所述，國粹主義思潮是適應清末排滿革命宣傳的需要而出現的，宣揚排滿革命自然是其一個重要的內容。國粹派大多具有濃厚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其用於宣揚排滿革命思想資源的，主要是《春秋》「夷夏大防」之義和歷代漢族反抗異族統治的史跡。劉師培在研讀《左氏春秋》時特別強調了「夷夏大防」的微言大義：「《公》《谷》二傳之旨，皆辨別內外，區析華戎。吾思丘明親炙宣尼，備聞孔門之緒論，故《左傳》一書，亦首華夷之界。」正是基於「夷夏大防」的觀念，國粹派把歷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全都稱為「亡國」。黃節在為《國粹學報》發刊所作的《敘》中說：「悲夫痛哉！風景依然，舉目有江河之異，吾中國之亡也，殆久矣乎！棲棲千年間，五胡之亂，十六州之割，兩河三鎮之亡，國於吾中國者，外族專制之國，而非吾民族之國也。」顯然，他們希圖以此來激勵人們的反清排滿情緒。為了達到宣揚排滿革命的目的，國粹派還特別注意利用明末清初一些著名的反滿思想家的思想資料。國粹派的反滿革命論具有鮮明的漢族復仇情緒，他們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並有意作了辯駁。章太炎認為，排滿是反對滿清政府及其官吏和軍隊，而不是殺死一切滿人。因此，排滿不僅是針對滿族官吏，而漢族官吏也同樣在所排之列。「滿人之與政府相系者，為漢族所當排；若漢族為彼政府用，身為漢奸，則排之亦與滿人等。」國粹派還把排滿革命與反帝相聯繫。劉師培把西方列強的入侵歸咎於滿族對中國的統治，認為「西人之侵入，皆滿族有以啟之也」。滿族入主中國，「既據漢族之土疆，竭其三百年之民力；復作列強之虎倀，以市一姓之私恩」。因而以排滿為反帝之前提條件，「不能脫滿清之羈絆，即無以免歐族之侵陵」。在此，劉師培雖然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認識有偏差，但是把排滿與反帝相聯繫，便將排滿提高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高度，這是符合時代要求的。

  三　是主張建立近代民族國家。國粹派大都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但他們並不以民族主義為目的，而是把它作為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手段。所謂近代民族國家，就是建立在近代民族共同體基礎之上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在《中華民國解》一文中，章太炎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認為「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中華民族是「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形成的近代民族共同體，建立在這個民族共同體基礎之上的近代民族國家就是「中華民國」。國粹派認為，在中華民國的旗幟之下，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蒙、回、藏各族可與漢族平等相處，即使滿族也不例外。「滿族亦是中國人民，農商之業，任所欲為，選舉之權，一切平等，優遊共和政體之中，其樂何似？」國粹派的這一思想是與以同盟會為中心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相一致的。章太炎在《討滿洲檄》中號召全國「四萬萬人契骨為誓，曰：自盟以後，當掃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有渝此盟，四萬萬人共擊之」。可見，國粹派以提倡古學復興為標幟，以宣揚反滿的民族主義為手段，以建立近代民族國家——中華民國為目的，其根本的政治主張與革命派並無二致。

  晚清國粹派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一翼，這些人既是革命家，又是學問家，其革命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將學問運用於革命。他們不僅主張保存國粹，復興中國民族文化，而且提倡借經史助益革命，所謂「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就是藉助於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培養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愛國精神。這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宣傳開闢了一條新途徑。當時，以三民主義為基本內容的民主革命宣傳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根柢於國學，以經義、史事、諸子、文辭之菁華，為其枝幹；其一，根柢於西學，以反率、政治、經濟之義蘊，為其條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抉。無前者，則國亡之痛，種淪之戚，習焉已忘，無由動其光復神州之念；無後者，則承學之士，猶以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由得聞主權在民之理。且無前者，則大義雖著，而感情不篤，無以責其犯難而逃死；無後者，則含孕雖富，而論理未精，無以辨析疑義，力行不惑。故革命文學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樹立。」顯然，「根柢於國學」的國粹主義思潮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對於激發國人的愛國革命激情以推動革命運動的迅猛發展是功不可沒的。

  二　早期無政府主義思潮

  與國粹主義思潮一樣，無政府主義思潮也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陣營內部的一股重要思潮。與國粹主義植根於本民族傳統歷史文化的基本思想取向不同，無政府主義則完全是一種舶來品，是極端歐化的產物。

  19世紀末，有關虛無黨與無政府主義的信息已經由《萬國公報》等媒體逐漸傳入中國；20世紀初，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報刊，都發表了不少介紹虛無黨與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無政府主義開始被作為一種社會主義思想流派在中國傳播開來。當時，無政府主義分別從日本與西歐兩條途徑傳入中國，並相應地形成兩個中心和兩個派別：東京《天義報》派和巴黎《新世紀》派。

  東京《天義報》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劉師培、張繼、何震、汪公權等人。劉師培大約於1903年前後開始接觸無政府主義思想，當時他與林獬所著《中國民約精義》提到「西人無政府黨」，認為「無政府黨之起原，則起於近世社會主義，蓋嫉貧富之不均，而思所以革其弊……法人布魯東創之於前，俄人巴枯寧繼之於後」；並對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作了簡明扼要的介紹。1907年初，劉師培、何震夫婦應章太炎之邀到達日本。在日本，他們很快與日本的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幸德秋水、堺利彥等人頻繁交往，並進一步廣泛接觸西方無政府主義思想。是年6月，何震等人發起女子復權會，創辦《天義報》作為機關報，「以破壞固有之社會，實行人類之平等為宗旨，於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種族政治經濟諸革命」。幾乎同時，劉師培與張繼發起創設社會主義講習會，該會宗旨「不僅以實行社會主義為止，乃以無政府為目的」。這是中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團體。社會主義講習會成立後，也主要是以《天義報》為輿論宣傳陣地。《天義報》自1907年6月創刊，到1908年3月停刊，共出19期。1908年4月，劉師培又秘密出刊《衡報》，託名在澳門發行，共出11號，至是年10月被日本政府查禁。劉師培等在東京的無政府主義流派，主要以《天義報》和《衡報》為依託，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在宣傳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同時，還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學說。

  他們迷信無政府主義，狂熱地宣揚無政府主義為科學的真理。劉師培認為：「無政府主義，於學理最為圓滿。」何震宣稱：「吾於一切學術，均甚懷疑，惟迷信無政府主義。」《天義報》和《衡報》介紹了蒲魯東、巴枯寧、施蒂納、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等各家無政府主義理論。對於西方各派無政府主義思想家，他們最推崇的是克魯泡特金。劉師培曾專門作文介紹克氏學說，認為「苦魯巴特金之學說，於共產無政府主義，最為圓滿」，「其學術悉以科學為根據」，其基本理論「一為互相扶助說，一為無中心說，彼一切之學術，均由此二說而生」。受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天義報》還零星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其階級鬥爭學說。該報譯載了恩格斯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寫的序言，編者案語稱：「《共產黨宣言》，發明階級鬥爭說，最有裨於歷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當時思想之變遷，欲研究社會主義發達之歷史者，均當從此入門。」該報還譯載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資產者與無產者」（所譯為「紳士與平民」，譯自堺利彥的日譯本）。劉師培特地寫了一篇譯序，稱：「觀此宣言所敘述，於歐洲社會變遷，纖悉靡遺，而其要歸則在萬國勞民團結，以行階級鬥爭，固不易之說也。」儘管如此，他們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第二，宣揚無政府革命優於民族民主革命，主張在反清革命勝利之後實行「無政府之制」，並設計了一套稱之為「人類均力主義」的空想共產主義方案。

  劉師培、何震認為：無政府革命並不妨礙反滿的種族革命，「實行無政府革命，則滿洲政府必先顛覆，滿洲政府既覆，則無政府之目的可達，即排滿之目的亦可達」。他們進而認為無政府革命優於種族革命，並主張在顛覆滿洲政府之後實行「無政府之制」。「無政府革命凡種族革命之利無不具，且盡去種族革命之害，況實行無政府，則種族、政治、經濟諸革命均該於其中，若徒言種族革命，決不足以該革命之全，此無政府革命優於種族革命者也……吾人所昌言者則在於，滿洲政府顛覆後即不復設立政府。欲保滿洲君統固不足道，即於排滿以後另立政府，亦有以暴易暴之虞。曷若利用中國固有之政俗，採用西歐最圓滿之學理，以實行無政府之制乎？」這個無政府的理想社會如何呢？劉師培提出了一個「人類均力主義」的方案：沒有國家，沒有政府，人人獨立，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與義務，「以一人而兼眾藝」。社會的基本單位是鄉，每鄉設老幼棲息所，撫老養幼。人生之初，即入棲息所；兒童6-10歲，學習語言文字；10-20歲，半日學習普通科學，半日學習製造器械；21-36歲，業農，併兼築路、開礦伐木、築室、製造鐵器陶器及雜物、紡織及製衣等工作；36-50歲，從事烹飪、運輸貨物、工技師及醫生等工作；50歲以後，重入棲息所，任養育幼童及教育事。凡衣、食、住、用之物，為全體人民共同生產，共同享有。「依此法而行，則苦樂適均，而用物不虞其缺乏。處於社會，則人人為平等之人；離於社會，則人人為獨立之人。人人為工，人人為農，人人為士，權利相等，義務相均，非所謂大道為公之世耶？」顯然，這種建立在絕對平均主義基礎之上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理想，其實只是無法實現的空想而已。

  第三，宣揚「勞民」（尤其是農民）為無政府革命的動力，提倡「勞民革命」和農民革命。

  劉師培認為，「現今中國革命必以勞民為根本」，「吾黨對於中國，首冀勞民之革命」。這裡所謂的「勞民」，基本上包括了農民、工人、商人以及會黨等廣大下層勞動人民，其中尤以農民為多數。「中國人民仍以農民占多數，農民革命者即全國大多數人民之革命也。以多數抵抗少數，收效至速。」「中國農民果革命，則無政府革命成矣，故欲行無政府革命，必自農民革命始。」《衡報》特設農民問題專號「農民號」，認為「今日農民之大害者，田主而已」，主張「實行農民革命，廢滅土地私有制」，表明其對農民土地問題的關注。

  第四，提倡「女界革命」，關注婦女解放問題。

  《天義報》本為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報，其宗旨便有「提倡女界革命」一條。如何進行「女界革命」？他們認為，關鍵在於「破男女階級」。「欲破社會固有之階級，必自破男女階級始。所謂破男女階級者，即無論男女，均與以相當之教養，相當之權利，使女子不致下於男，男子不能加於女，男對於女若何，即女對於男亦若何。如有女下男而男加女者，則女界共起而誅之，務使相平而後已。」顯然，「女界革命」的根本目的就在於實行男女平等，這自然關涉到婦女解放問題。「數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階級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為男子專有之世界。今欲矯其弊，必盡廢人治，實行人類平等，使世界為男女共有之世界。欲達此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這是無政府主義的婦女解放觀。

  第五，與國粹主義相結合，帶有濃厚的復古色彩。

  劉師培在東京編輯《天義報》的同時，又在為上海的《國粹學報》撰稿，他以一身而兼宣揚無政府主義和國粹主義之二任，使該派無政府主義帶有鮮明的國粹主義復古色彩。他們或從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中尋求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資源，如《天義報》第五卷刊登老子像，稱之為「中國無政府主義發明家」；或宣稱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古已有之。劉師培、何震認為，「中國自三代以後，名曰專制政體，實則與無政府略同」；政治基於學術，「中國之學術既以非干涉為宗旨，故中國數千年之政治亦偏於放任」，所以，「中國現今之政俗最與無政府相近……則實行無政府主義以中國為最易，故世界各國無政府當以中國為最先」。

  1908年底，劉師培、何震夫婦回國，劉師培入兩江總督端方幕府，從此投靠清政府，叛變革命。東京《天義報》派無形中煙消雲散。

  巴黎《新世紀》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張靜江、李石曾、褚民誼、吳稚暉等人。張靜江為清政府駐法使館商務隨員，「旅法數年，漸結識西歐無政府黨諸學者，獲聆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學說，因之思想銳進，立論怪特，隱然以中國無政府主義之宣講師自任」。1907年6月，由張靜江出資，與李石曾、吳稚暉等人在巴黎創刊《新世紀》，「專提倡無政府主義，奇談異說，震驚一世」。《新世紀》創刊時明確標榜：「本報純以世界為主義，同人之意，以為苟能發願與世界種種之不平等者為抵抗，一切自包其中……本報議論，皆憑公理與良心發揮，冀為一種刻刻進化、日日更新之革命報。」該刊自創刊至1910年5月停刊，共出121號，是在巴黎的中國無政府主義流派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主要陣地。巴黎《新世紀》派無政府主義思想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系統地宣傳正統的無政府主義理論。

  與《天義報》派主要是從日本轉販不同，《新世紀》派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直接來自西歐，因而更為系統、正宗。他們只介紹無政府主義，基本沒有介紹馬克思主義。該派在編輯《新世紀》周刊的同時，還出版了《新世紀叢書》，較為系統地介紹了蒲魯東、施蒂納、葛德文、特凱爾、托爾斯泰、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人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尤其是巴枯寧、克魯泡特金兩家的學說，譯介最多。如克氏之《互助論》《法律與強權》《麵包略取》《獄中逃獄》《國家及其過去之任務》等都被翻譯過來。他們真心誠意地信奉無政府主義，認為無政府是「最合於今之公道、真理」的社會理想，「苟無政府，則無國界種界，更無彼吾之別，無利己害人，此真自由、真平等、真博愛能見之日也」。《新世紀》派處在當時歐洲無政府主義者活動的中心地區，他們與巴黎的法國無政府主義組織和成員聯繫密切，在思想上也直接受其影響。他們的刊物直接援用了法國無政府主義刊物《新世紀》之名，表明該派刻意使自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成為歐洲無政府主義思想正宗的中國版。

  第二，把民族民主革命作為實現無政府主義的「過渡物」，力圖彌合無政府主義與三民主義的歧異。

  在《新世紀》創刊號上，他們把革命思想的進化歷程分為三個時期：一為易朝改姓的舊世紀，二為傾覆舊政府、建立新政府的新舊過渡時代，三為掃除一切政府的新世紀。這顯然是把民族民主革命視作實現無政府主義的「過渡」階段。《新世紀》發刊後，其無政府革命主張受到同盟會派革命黨人的激烈批評。對此，他們一方面仍然堅持「過渡論」，宣稱「政治革命為權輿，社會革命為究竟」，共和政治「止為不得已之過渡物」，無政府「為己所必赴之鵠」。他們仍然把實現無政府主義看做最終目標。另一方面，他們試圖彌合與三民主義綱領的歧異。他們認為：「夫社會主義（即無政府主義——引者注），非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背馳者也，不過稍有異同耳……蓋社會主義者，求世界人類自由平等幸福，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求一國一種族少數人之自由平等幸福也。歸納之有大小，猶行程之有遠近。」他們自稱「社會革命黨」，而稱同盟會派為「種族革命黨」，認為雙方雖然在主義上有所不同，但在反清革命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因而主張雙方「合力」進行反清革命。「種族革命黨與社會革命黨今日之作用同，而其主義不同。然此不同者，固無礙其同為革命黨也，無礙其協力以圖最近之革命也。」

  第三，主張採用暗殺和暴動等激烈方式，利用下層民眾進行無政府革命。

  關於實行革命的手段，他們認為有平和與激烈兩種，「其平和也，以書報圖畫，歸於教育者，演說戲劇，用以傳播者；其激烈也，小則暗殺行刺，大則起革命軍」。平和的方式主要用於革命思想的宣傳，激烈的手段才是達到革命目的的途徑。「其積極之行為，或暗殺，或起革命軍，以達推倒政府之目的。」《新世紀》發表了許多介紹歐洲各國有關暗殺的歷史與讚美暗殺的文字，認為「實行暗殺，以誅除一二人道之賊，使大多數人之迷夢驚醒，使一般之據強權者寒心」，可以「起革命之風潮」，而使「革命之動機勃發」。在他們看來，暗殺雖然可以激起革命的風潮，但革命的完成還必須利用下層民眾「起革命軍」。「在今日論中國革命……舍平民揭竿斬木之外，更無他道……無政府革命，直以平民之力，梃擊王庭，鋤刈豪右兼併之家。」他們認為，會黨是「中國平民之代表」，其勢力「足以左右中國之社會」，因此他們提出了「去矣！與會黨為伍」的口號。

  第四，信奉進化論，主張「尊今薄古」，反對以孔子及其儒學為中心的傳統綱常倫理與文化。

  《新世紀》派以進化論為其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重要理論基礎。在政治思想上，他們用進化論說明無政府是比共和更完美的政體，「若以共和與王國較，則共和似已盡善，不必復進矣；而天演則不然，故共和仍日進而無政府」。在文化思想上，他們又以進化論為據而提倡「尊今薄古」，認為「惟尊今薄古，故能今勝於古，而進化無極也」。據此，他們對當時流行的國粹主義思潮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認為那些所謂的中國國粹「已屬為過去之陳跡」，應儘早「陳諸博物館」；那些主張保存國粹的人「是受歷史之毒」，不明進化之理，「而使人群之日退化，則其禍群之罪，不啻應加以大辟之刑也」。《新世紀》派還提倡「三綱革命」、「祖宗革命」、「家族革命」，猛烈抨擊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與封建宗法制度，主張以「無父無君無法無天」為「成立無政府之要素」。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象徵的孔子，他們更是大張撻伐，認為「孔丘砌專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餘年矣。今又憑依其大祀之牌位，以與同胞酬酢」，因而提倡「行孔丘之革命，以破支那人之迷信」。《新世紀》派甚至還提出廢除漢字而推行世界語的主張，認為「萬國新語，實求世界平和之先導也，亦即大同主義實行之張本也」，把語言文字改革看做實現無政府主義的重要前提條件。

  作為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兩大流派，東京《天義報》派與巴黎《新世紀》派，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相聯繫。兩刊互通消息，互相宣傳。《天義報》第5卷刊登《新刊介紹》，稱《新世紀》為「中國報界中之第一傑作」。《新世紀》第16-17號連續登載《革命界之新報》的GG，稱《天義報》為「東方惟一之社會新報」，「尤為向來雜誌之冠」。《新世紀》第22號還從《天義報》上轉載了《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一次開會記事》，第24號又發表《書天義報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一次開會記事後》，引該會為同道。兩派在人員上也有聯繫。1908年初，東京社會主義講習會創始人之一的張繼從日本到法國，成為巴黎《新世紀》的骨幹分子。可以說，正是東京《天義報》派與巴黎《新世紀》派的互相呼應，而激發了晚清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思潮。

  早期無政府主義思潮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影響是雙方面的。就積極方面來說，無政府主義者也是革命黨人的一部分，他們主張掃除一切強權，自然贊同推翻滿清政府統治，因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宣傳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於民主革命思想傳播的。就消極方面來說，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政府，主張在反清革命勝利之後也不設政府，即實行無政府，這勢必與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理想發生矛盾，而無政府主義者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與行為也不利於革命的組織活動，其對民主革命運動發展的消極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