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改良派與革命派的思想交鋒

  一　改良派與革命派的早期離合

  19世紀末，在甲午戰爭刺激下興起的愛國志士救亡圖存的浪潮中，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與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幾乎同時登上歷史舞台。革命與改良的路徑與方法迥然有異：革命派激進，主張從根本上徹底推翻清王朝的皇權統治；改良派溫和，主張在不觸動清王朝皇權統治的前提下進行漸進的改革。但兩者根本的目標則有一致之處，都是為了挽救民族危機，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因此，改良派與革命派的關係一開始便頗為微妙，既有合作交流，也有矛盾衝突。

  1894年初，孫中山在廣州懸牌行醫，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聚徒講學，這是孫、康交誼的最初機緣，當時孫中山也是有意結交，但終因康有為要求「具門生帖拜師」而作罷。次年，孫中山在廣州倡設農學會，曾請康有為及其門徒陳千秋等人加入，陳頗有意，「以格於師命而止」。1896年以後，當孫中山在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後流亡海外時，興中會的重要人物謝纘泰在香港與康廣仁等維新派人士頻頻接觸，試圖謀求興中會中的楊衢雲一派與康梁維新派之間的「聯合與合作」。謝纘泰還特地會晤了康有為，雙方達成合作意向。隨後，他又與康廣仁多次秘密磋商合作事宜。康廣仁表示：「我們應當把兩黨的『上層』人士召集起來開一次會議。我們希望看到對王朝和千百萬民眾都有好處的『和平』革命。」同時他認為：「像孫逸仙那樣的一些人使我驚駭，他們要毀壞一切。我們不能同這樣的輕率魯莽的人聯合。楊衢雲是個好人，我想見見他。」顯然，康廣仁是希望把楊衢雲派的興中會納入「和平」改良的軌道，所謂的兩黨「聯合與合作」自然不會有什麼結果。

  與此同時，孫中山也沒有放棄與康梁維新派謀求合作的計劃。1897-1898年之間，孫中山在日本與宮崎寅藏筆談時表示，希望「請梁啓超或其親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當時，橫濱僑商鄺汝磐、馮鏡如等在中華會館發起組織學校，以教育華僑子弟，為延聘教師事就商於孫中山，孫中山推薦梁啓超，並代擬校名為「中西學校」。鄺汝磐持孫中山的介紹函到上海謁見康有為，康以梁啓超正主持《時務報》筆政，就薦徐勤代梁，並派陳默庵、湯覺頓、陳蔭農協助徐勤，還更改校名為「大同學校」。徐勤初到日本時，與孫中山、陳少白時相過從，互相討論時政得失。隨著維新運動的高漲，康有為擔心與革命黨的聯繫會影響維新派的處境和前途，便要徐勤與孫中山等人疏遠，「兩黨門戶之見，從此日深」。結果，大同學校完全被維新派所控制，吸引了更多的僑商力量，反而使興中會的勢力受損。

  戊戌政變以後，康梁維新派被迫流亡日本，為兩派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機會。康、梁二人抵日後，孫中山即托日本友人宮崎寅藏和平山周向康有為示意，表示要親往慰問，借敦友誼；但康有為不以為然，他自稱身奉清帝「衣帶詔」，不便與革命黨往來，而託故不見。後經日本政界要人犬養毅出面斡旋，邀約孫中山、陳少白、康有為、梁啓超四人到其寓所會談，屆期康有為又藉故不去，而派梁啓超為代表。那天，孫、陳、梁三人詳細討論了兩派合作方法。幾天後，孫中山派陳少白偕平山周謁見康有為。陳少白向康、梁等人痛陳滿清政治種種腐敗，認為非推翻改造無以救中國，請康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有為回答說：「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任憑陳少白反覆辯論，康有為始終不為所動，「宗旨仍不少變」。孫、康兩派的合作談判再次陷於困境。隨後，兩派黨徒之間雖仍有不少接觸，但都因康有為堅決的不合作態度而沒有什麼結果。

  康、梁二人在日本的活動起初得到大隈重信內閣的大力支持，各方面都較為順利。不料，天有不測風雲，大隈內閣不久倒台，而清政府又再三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把康、梁二人引渡回國，或驅逐出境，新的日本政府於是向康有為下了逐客令，給他一筆旅費令其出境。1899年3月，康有為被迫離日赴歐美活動。他一面竭力尋求英國等列強的支持，一面著手組織華僑的力量。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與華僑領袖李福基、馮秀石等人創立「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又稱「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或「中國維新會」，簡稱「保皇會」），康有為任正會長，梁啓超、徐勤任副會長。康有為特以自己所受光緒皇帝「密詔」為設立「保皇會」的理論依據，宣稱：「遵奉聖詔，凡我四萬萬同胞，有忠君愛國救種之心者，皆為公司同志……今同志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救黃種為主。」這種宗旨很符合當時愛國華僑的認識水平，因而使保皇會的勢力在各地華僑中得到迅速發展，其分支機構遍布五大洲200餘埠，會員多達100餘萬人。保皇會的成立，正式標誌著維新派蛻變為保皇派。此後，康有為始終打著「保皇」的旗幟與革命派爭奪海外華僑的力量。

  與康有為堅決拒絕合作的態度不同，梁啓超與孫中山等革命派的關係多在若即若離之間。梁啓超流亡日本之初，即在橫濱發刊《清議報》，一面頌揚光緒皇帝，一面攻擊慈禧太后。他雖然有著明顯的保皇思想，但他對於革命的態度卻是「向來甚少反對，而不少贊成」。通過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多次接觸交往，梁啓超對革命有了更深的理解與認識，從而進一步傾向於同情革命。康有為離開日本以後，梁啓超加緊了與孫中山謀求合作的步伐。雙方經過多次商談，已經初步達成一個合作的方案，擬定兩黨合併後以孫中山為會長，梁啓超為副會長。梁啓超草擬《上南海先生書》稱：「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署名者為梁啓超、韓文舉、歐榘甲、羅普、羅伯雅、張智若、李敬通、陳侶笙、梁子剛、譚柏生、黃為之、唐才常、林述唐等康門13人。這既是梁啓超等人附從革命的宣言書，又是康門弟子上康有為的「勸退書」。隨後，梁啓超還親赴香港與陳少白洽談兩黨合併事宜。徐勤與麥孟華向康有為報告說：「卓如漸入行者（指孫中山——引者注）圈套，非速設法解救不可。」康有為怒不可遏，回信對梁啓超等人嚴詞申斥，並勒令梁啓超即往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務，「不許稽延」。1899年12月，迫於嚴師的壓力，梁啓超不得不離日赴檀。臨行前，梁啓超仍與孫中山相約合作到底，並托孫中山介紹革命同志，孫中山坦然不疑，為他寫信介紹給孫眉及檀香山興中會會員。檀香山本是興中會的發祥地及重要活動地區，梁啓超到達檀香山以後，即不顧與孫中山的合作約定，「竟食言而肥，遽侵奪興中會之地盤，據為保皇會有」。他聲稱保皇會「名為保皇，實則革命」，公然大肆宣揚保皇，並利用自己與孫中山的關係，誘使當地興中會會員紛紛加入保皇會，甚至孫眉也成了保皇會會員。梁啓超在給康有為的信中得意地宣稱：「此間保皇會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舊黨。」保皇會輕易地侵占了興中會的地盤，孫中山對此極為不滿，他寫信質問梁啓超，指責他失信背約，然也無可奈何。梁啓超致書孫中山說：「既欲合，則必多舍其私見，同折衷於公義，商度於時勢，然後可以望合。夫倒滿洲興民政，公義也；而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者也……草創既定，舉皇上為總統，兩者兼全，成事正易，豈不甚善？何必故劃鴻溝，使彼此永遠不相合哉？」顯然，梁啓超意中的「合作」是要納排滿革命於勤王保皇的軌道之中。孫中山日後回憶此事時稱保皇黨「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如是幾乎被吞併的「合作」，對於孫中山與革命黨人來說，實在是不堪回首的。

  庚子自立軍起義失敗以後，孫、康兩派的合作便基本上停止。此後，康梁一派更是極力宣揚保皇主張，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則堅持民主革命的鮮明旗幟，與保皇派進行了頑強不懈的鬥爭。

  二　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之爭

  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思想交鋒由來已久。事實上，在兩派早期試探著合作的時候，就是因為雙方之間有著明顯的思想分歧而始終無法融洽，結果不了了之。革命與改良，是中國資產階級內部兩個政治派別關於中國前途或者說中國現代化道路問題的根本抉擇，因此，當兩派合作徹底失敗以後，原來的思想分歧便自然會演化為激烈的思想論爭。如果說，1903-1904年間章太炎痛駁康有為的「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謬論與孫中山「大擊保皇毒焰」還只是雙方的初試鋒芒，那麼，1905-1907年間以《民報》與《新民叢報》為中心陣地的論戰則無疑是雙方思想的總決戰。

  

  在日本的《民報》與《新民叢報》是雙方論戰的主要陣地。《民報》是同盟會的機關報，1905年11月創辦於日本東京，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封禁，共出24期。1910年，汪精衛又在日本復刊《民報》（偽稱在法國巴黎出版），僅刊行兩期。《民報》的主要編輯人有張繼、胡漢民、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主要撰稿人有陳天華、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宋教仁、章太炎、劉師培、但燾、黃侃、汪東、陳去病、廖仲愷、馮自由、陶成章等人。《新民叢報》是改良派的主要輿論陣地，1902年2月創辦於日本橫濱，1907年7月停刊，共出96期。該刊的編輯、發行甚至撰述都主要是由梁啓超負責。另外，在海外其他地方也有雙方對陣的報刊：新加坡有《中興日報》與《南洋總匯報》，檀香山有《自由新報》與《新中國報》，曼谷有《華暹新報》與《啟南新報》，仰光有《光華報》與《商務報》，溫哥華有《大漢日報》與《日新報》，舊金山有《大同日報》《文興報》《少年中國晨報》《世界報》。香港、廣州、上海等地的報刊也不同程度地參與了論戰。

  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思想論戰一直在持續進行，《民報》的創刊使雙方的論戰進入一個新階段。《民報》創刊之時，正值清政府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而著手進行憲政改革準備之日，國內外立憲派極為活躍，立憲思潮甚囂塵上。對此，革命派以《民報》為陣地作出了及時的回應。在《民報》的第一、二號上，連續發表了汪精衛的《民族的國民》、朱執信的《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陳天華的《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汪東的《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等系列論文，一面痛斥康有為、梁啓超的保皇與立憲主張是「妖言惑眾」，一面極力鼓吹革命排滿，力倡民主共和。梁啓超則在《新民叢報》上相繼發表《開明專制論》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兩篇長文，倡言君主立憲甚至開明專制，反對排滿革命，並針鋒相對地向革命派提出公開挑戰，「吾欲求著者之答辯，若不能答辯，則請取消前說可也」。一場思想大論戰已是不可避免。《民報》在第三號發布「號外」，列舉《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12條，說明了雙方在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等方面的一些基本分歧，並聲明「自第四期以下，分類辯駁」。論戰的具體內容基本上圍繞這個綱領進行，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問題上。

  （一）要不要進行民族革命、推翻滿清政府統治

  改良派極力否認在滿清政府統治之下存在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從而認為沒有必要推翻滿清政府的統治。他們狂熱地歌頌清朝帝王的「功德」，吹捧康熙的薄稅政策為「中國數千年所無，亦為地球萬國古今所未有」，認為在清王朝的統治之下，「舉國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無別享特權者」。他們還認為，滿洲是中國國土，不是異國；滿清入關取代明朝，只是中國的王朝更迭，不是中國的滅亡。他們批評革命派的反清排滿論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要求革命派「必多從政治上立論，而少從種族上立論」。與改良派針鋒相對，革命派用大量事實揭露滿清政府實行的民族歧視與民族壓迫政策，認為要救國必須推翻滿清政府的統治。他們以滿洲貴族入關以後武力征服漢族的歷史如揚州大屠殺等為例，說明滿漢關係「有相屠之史，而無相友之跡」。在他們看來，滿清政府在中國的統治就是滿洲貴族對漢族人民的殘暴蹂躪，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所謂「滿洲之對於漢民也，無一而非虐，則漢民之對滿洲也，亦無一而非仇」。革命派還無情地揭露了滿清政府的媚外賣國行徑，指出清政府自鴉片戰爭以後與外國列強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無一非損己以益人者，大者為領土權、獨立權之侵蝕，小者為鐵路、礦產、航道等權利之授予，使吾國民觸處傷心，窮於無告」。為了拯救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必須推翻無視國家利權的滿清專制政府，「滿洲去，則中國強」。毋庸諱言，革命派中確實有人具有狹隘的種族主義思想和民族復仇情緒，但也有人提出了「仇一姓不仇一族」的觀點，認為革命排滿只是針對皇族愛新覺羅氏，而不是所有的滿族人。「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滿人；所欲排者，為滿人在漢之政府。」顯然，革命派能夠明確地區分一般滿人與滿洲貴族，而把革命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滿清政府。

  （二）要不要進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政體

  改良派反對實行民主共和政體，主張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甚至開明專制。他們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國民程度不夠。中國民智未開，一般國民「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不能躐等。中國現在是君主專制之國，應由開明專制逐漸過渡到君主立憲，不可躐等而從君主專制直接一躍為民主共和。三是可以依靠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當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以後，改良派認為「從此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他們開始收起開明專制論，而希望通過和平請願的方式，依靠清政府進行有秩序的改革，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對於改良派的國民程度不夠論，革命派用近代西方的天賦人權理論為武器，認為：「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人類之普通性也……我國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而民權立憲則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適合於我國民，而決無虞其格格不入也。」因此，他們宣稱：「我國民必能有民權立憲之能力。」對於改良派的不能躐等論，革命派提出了義正詞嚴的反駁：「有謂各國皆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躐等。中國今日，亦只可為君主立憲，不能躐等而為共和。此說亦謬，於修築鐵路可以知之矣。鐵路之汽車始極粗惡，繼漸改良，中國而修鐵路也，將用其最初粗惡之汽車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於此取譬，是非較然矣。」他們宣稱：「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的。」對於改良派的請願立憲論，革命派認為憲政改革不能依靠政府，只能依靠國民。「吾不以改革之事望諸政府，而專望之國民。國民既能改革矣，則民權立憲當然之結果也。」他們指出：「泛觀各國，未有國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憲者……當負政治革命之責任者，惟我國民；有負此責任之能力者，亦惟我國民。所謂政治革命者，顛覆專制而為立憲之謂也，若能以國民之力，達政治革命之目的，則民主立憲政體必可終獲。」顯然，革命派的目標是依靠國民的力量，通過政治革命的途徑，建立民主共和政體。

  （三）要不要進行社會革命、實行以土地國有制為中心的民生主義

  改良派反對實行社會革命。他們認為，中國當時的社會經濟組織與歐洲工業革命之前相比，有不同的特點，「中產之家多，而特別豪富之家少」，沒有懸殊的貧富差距。這是因為中國無貴族制度，行平均相續法，賦稅極輕，因而「本來無極貧極富之兩階級存」。「中國之經濟社會，則惟當稍加補苴之力，使循軌道以發達進化，而危險之革命手段，非所適用也。」結論是：中國今日「不必行」社會革命，「不可行」社會革命，「不能行」社會革命。改良派還極力抨擊了革命派的土地國有論，認為以「定地價」為核心的單稅法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國有問題，實行土地國有制也不能解決所謂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問題，「一方面對於富者未嘗能節其絲毫之專橫，一方面對於貧者反使之蒙邱山之損害」。革命派則以歐美等國革命後社會問題嚴峻為例證，說明社會革命的必要與可行。他們主張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中國社會經濟組織不完全，貧富懸殊問題雖不像歐美各國嚴重，但並不是沒有貧富之分，「貧富已懸隔固不可不革命，貧富將懸隔則亦不可不革命」。在革命派看來，要解決貧富不均的社會經濟問題，就必須進行社會革命，實行以土地國有制為中心的民生主義。「夫救治貧富之不均，端賴提倡民生主義；而提倡民生主義，首在實行土地國有制；而實行土地國有制，則不可不向惟一之土地而賦課租稅。」「民生主義也，土地國有制也，單稅法也，即建設新政府惟一之行政方針也。」

  （四）革命是否會引起瓜分和內亂

  改良派反對暴力革命，認為革命會引起瓜分與內亂，甚至導致中國的滅亡。他們說：「革命之舉必假借於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人亂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革命必將造成殺人如麻、流血成河的慘狀。革命不僅會引起內亂，而且還會招致外國的干涉。外國列強當時對中國正虎視眈眈，一旦中國革命發生，列強必定會乘機「假定亂之名，以行其瓜分之實」。「夫經革命之後，全國散漫，控御無方，內亂並起，而外侮乘之，中國之亡益速耳。」革命派則熱情地歌頌革命，認為：「革命者，救人世之聖藥也。終古無革命，則終古成長夜矣！」對於改良派的革命引起瓜分說，革命派認為：「革命與瓜分決無原因結果之關係，且正因革命，然後可杜瓜分之禍。」對於改良派的革命引起內亂說，革命派認為，現在的革命不同於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其目的不再是帝制自為，而是為了建設「民族的國家」，建立「民主立憲政體」和實行「國家民生主義」，其共同的精神是自由、平等、博愛，這是合於正義人道的，不但不會發生內亂，而且還會消除歷代農民戰爭中群雄相爭奪、相戕殺的現象，而「為中國革命史開一新紀元」。在革命派看來，國家不能自強自立，必將發生內亂和招致瓜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國。

  1907年7月，幾乎由梁啓超獨立支撐的「獨夫」雜誌《新民叢報》在困境中停刊，標誌著為時將近兩年的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思想大論戰基本結束。論戰的結果可以說是革命派取得了一定的勝利，改良派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黃與之在行將停刊的《新民叢報》上撰文說：「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於國中，今則得法理論、政治論以為之羽翼，其旗幟益鮮明，其壁壘益森嚴，其勢力益磅礴而鬱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壞……革命黨者，公然為事實上之進行，立憲黨者，不過為名義上之鼓吹，氣為所懾，而口為所箝。」的確，在聲勢上，革命派似乎壓倒了改良派；但是，在實質上，其實兩派誰也沒有說服誰。這次論戰，歸根結底可以說是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關於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的兩套政治方案之爭；但在具體論戰的過程中，雙方的最大分歧不是實現民主政治的目標，而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方式：是激進的革命道路還是溫和的改良道路。論戰的結果並沒有使雙方趨向認同，革命運動仍是與立憲運動分途發展，互爭雄長。可以說，通過雙方的持續論戰，進一步劃清了革命與改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界限。一方面，立憲思潮與立憲運動借清廷預備立憲之勢急劇高漲；另一方面，民主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也推動了革命運動迅速走向高潮。當然，這種長時間的大辯論，為思想界，特別是為正在形成中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深刻認識當時的中國國情、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提供了一個大好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