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一　華興會等革命小團體的創建

  （一）黃興與華興會

  黃興（1874-1916），原名軫，字岳生，號廑午（又作慶午），後改名興，號克強。1874年10月25日（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黃興生於湖南省善化縣（今長沙縣）。父親黃炳昆，號筱村，以塾師為業。黃興5歲從父親發蒙，8歲入私塾，19歲入長沙城南書院，22歲中秀才，24歲調湘水校經堂，接受了近20年的傳統文化教育。1898年，黃興入武昌兩湖書院學習，開始接觸新學知識。1902年，以湖北官費赴日，入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科。是年底，黃興與湖南留日學生楊毓麟、蔡鍔、樊錐、梁煥彝等人創辦《遊學譯編》雜誌，並發起組織湖南編譯社，致力於譯介西學新知。1903年初，拒俄運動發生，黃興積極參加組織拒俄義勇隊和軍國民教育會，並以軍國民教育會「運動員」的身份回國活動。5月，黃興畢業於弘文學院，隨後應胡元倓（1872-1940）之邀到長沙明德學堂任教。在回湘途中，他到武昌兩湖書院演說「滿漢畛域及改革國體政體之理由」，並散發《革命軍》《猛回頭》等革命宣傳品，被湖北地方當局驅逐出境。這時的黃興，已經成為一個意氣風發的反清革命志士。

  明德學堂是長沙新學界領袖人物胡元倓創辦的新式學堂。黃興回湘後，在明德學堂主持第一期速成師範班，任歷史與體操教員。他白天在學堂授課，晚上與同志籌劃革命。「課餘之暇，時向學生灌輸革命學說」，並秘密刊發《猛回頭》《警世鐘》，進行革命宣傳活動。當時，在明德學堂聚集了一批富有革命思想的教員，一些留學生及革命分子如張繼、周震麟、蘇曼殊、秦毓鎏、曹亞伯等人先後在此任教，使明德學堂一時成為長沙的新學陣地和革命中心。

  1903年11月4日（農曆九月十六日），是黃興30歲生日，劉揆一、章士釗、胡瑛、周震麟等人在長沙保甲局巷彭淵恂家為黃興祝壽。藉此機會，他們商議成立革命組織華興會，以黃興為會長，設總機關於長沙聯升街。為避免清朝官方的注意，華興會對外稱「華興公司」，以「興辦礦業」為名，暗中從事反清革命活動。1904年2月15日，華興會在明德學堂校董龍璋的西園寓所正式召開成立大會，有百餘人與會，黃興被選為會長，宋教仁、劉揆一為副會長。此後陸續入會的有楊毓麟、陳天華、劉道一、李燮和、仇亮、吳祿貞、李書城、張繼等人，這些人多為留日學生或在國內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華興會沒有留下正式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章程。關於革命的策略即「發難之地點與方法」問題，黃興不贊成「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臨海內」，像法國、英國一樣從首都發難的「中央革命」模式；而認為「只宜採取雄據一省，與各省紛起之法」，即通過一省首義、各省響應的「地方革命」方式，最終達到「直搗幽燕，驅除韃虜」的反清革命目的。具體辦法是：各同志先在本省與外省「分途運動」，然後「再議發難與應援之策」。華興會的外圍組織有二：一為同仇會，以聯絡會黨；一為黃漢會，以策動新軍。

  華興會成立後，會員們即開始在湖南及外省分頭行動，積極籌劃反清武裝起義。黃興與劉揆一雪夜密訪湖南哥老會首領馬福益，「共謀光復」，得到馬福益的極力支持。宋教仁、胡瑛到武昌設立華興會支部，結納同志，運動武漢三鎮新軍。陳天華、姚宏業到江西遊說防營統領廖名縉，屆時響應。周維楨、張榮楣接洽四川會黨，與湖南會黨合作。楊毓麟、章士釗在上海、南京，策應一切。並派熟悉軍務的會黨分子劉月昇、韓飛等數百人加入湖南、湖北、江西的軍隊。黃興則「往來湘鄂，統籌全局」。起義的準備工作開展順利。

  華興會長沙起義原定在1904年11月16日（農曆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七十壽辰之日舉行。屆時湖南全省文武要員將齊集慶祝「萬壽節」，華興會預計將其一舉炸死，乘機攻占長沙。後因事機敗露，清朝地方官府大肆搜捕華興會會員與會黨人士，黃興等華興會骨幹避於上海，馬福益逃到廣西。長沙起義未曾發動即遭失敗。隨後，黃興在上海繼續招集同志，準備運動大江南北軍界、學界，在寧、鄂等處起義。馬福益也潛回湖南，準備發動洪江會起義，並派人到上海請黃興等人回湘指揮。結果，黃興因萬福華謀刺王之春案牽連入獄，後設法出獄而逃往日本；馬福益則被清朝官府逮捕，最後慷慨就義。此後，華興會在國內的活動陷於停頓狀態，其重要骨幹成員如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張繼、胡瑛、劉道一等人相繼流亡日本。

  （二）湖北的科學補習所與日知會

  由於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大力倡導，湖北的新政事業頗令全國矚目。在辦學堂、派留學、練新軍等新政活動開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湖北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和新式軍人群體，革命黨人在軍、學兩界的活動頗為活躍。1903年，青年學生呂大森、朱和中、胡秉柯、賀之才、時功璧、時功玖、張榮楣、李書城等人經常在武昌花園山李步青宅和水陸街吳祿貞宅聚會，進行排滿革命宣傳活動。此事被清朝官方察覺，結果其主要成員或被派出國留學，或被調離武漢，遂使其組織活動日趨分化而終歸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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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3月，華興會會員胡瑛到武昌，結識張難先、呂大森、曹亞伯等革命分子。他們討論革命進行的方法，認為「革命非運動軍隊不可；運動軍隊，非親身加入行伍不可」。隨後，胡瑛、張難先投入新軍工兵營當士兵。他們在營中散發《猛回頭》《孫逸仙》《黃帝魂》《革命軍》等書，積極宣傳革命主張。7月，科學補習所在武昌多寶寺街成立，舉呂大森為所長，胡瑛為總幹事，曹亞伯任宣傳，時功璧任財政，宋教仁任文書，康建唐任庶務。為愚官府耳目，科學補習所表面上標明宗旨是「研究科學」，實際宗旨則是「革命排滿」。科學補習所成立後，一方面積極介紹青年學生及會黨分子加入新軍，集聚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加強與湖南的華興會聯繫，準備響應華興會密謀的長沙起義。是年底，因華興會起事事機敗露，科學補習所受牽連而遭到湖北地方當局的查抄，這個革命團體僅存在幾個月便在無形中解散。

  雖然科學補習所遭到破壞，但湖北的革命黨人並沒有停止革命活動。1905年初，革命黨人王漢謀刺南巡的滿洲新貴兵部侍郎鐵良未果，憤而自殺，用其年輕的生命激起了人民的革命精神。

  1905年春夏之間，湖北漢川留日學生梁耀漢回鄂，以新軍和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為活動基地，結識不少軍界和學界同志，成立群學社，吸收了部分原科學補習所成員。與此同時，原科學補習所成員劉靜庵（又作劉敬安）借美國聖公會附設之閱報室日知會為基地，進行革命宣傳與組織活動，「謀革命以救國」。通過演講和散發《猛回頭》《警世鐘》等革命小冊子，他以日知會為中心結識了不少革命同志，「漸次軍、學兩界之有心革命者，均歸納於高家巷日知會，會務發達，一日千里」。1906年2月，作為革命團體的日知會正式召開成立會，到會者達百餘人。日知會以劉靜庵為總幹事，李亞東、辜天保等為幹事，馮特民、陸費逵等為評議員，並在各學堂和兵營設立代表，以聯絡軍、學兩界人士。這時，日知會與群學社兩個革命團體在武漢地區共存，彼此門戶森嚴，各自為政，這種局面對於革命運動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後來，由於既是日知會會員又是梁耀漢好友的李亞東出面調處，梁耀漢同意撤銷群學社的名義，將群學社併入日知會中，使日知會成為武漢地區一個統一的革命團體。

  （三）浙江的光復會

  光復會是以浙江革命志士為主體的革命團體。1903年10月，在東京的浙江留日學生王嘉褘、蔣尊簋、許壽裳、沈瓞民等十餘人，以「浙學會」的名義在《浙江潮》編輯王嘉褘寓所聚會，「決定另行組織秘密的革命團體，目的不僅要加強革命宣傳工作，首要在於力行，要用暴力發動武裝起義」。會議還確定了革命進行的策略，即「先選擇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實行武裝占領，作為根據地，再逐漸擴大」。會後，他們聯絡在日浙籍人士陶成章、魏蘭、龔寶銓、周樹人等人。11月，他們又在王嘉褘寓所召開第二次會議，陶成章等人均參加，會議決定由陶成章、魏蘭、龔寶銓、張雄夫、沈瓞民分別回國，到浙江、安徽、上海、湖南進行革命活動。這兩次浙籍留日學生的秘密會議，為日後浙江革命志士組建光復會的先聲。

  1904年初，陶成章、魏蘭到浙江、安徽聯絡會黨，策劃革命；張雄夫、沈瓞民到湖南與華興會聯繫，準備響應華興會組織的長沙起義；龔寶銓則在上海組織暗殺團，與陶成章等人暗中配合。8月，陶成章到上海，與龔寶銓密商，依東京「浙學會」原議，組織一個革命團體。10月，光復會在上海成立。其時章太炎因《蘇報》案尚在獄中，蔡元培聲望素高，被推為會長。除陶成章、龔寶銓、章太炎、蔡元培四人之外，先後加入光復會的著名人物尚有徐錫麟、孫毓筠、蔣尊簋、秋瑾、趙聲、吳春陽、柳亞子、陳去病、黃炎培、陳伯平、馬宗漢、李燮和等。光復會又名「復古會」。據章太炎的解釋，「驅逐異族，謂之光復」。光復會沒有留下完整的章程與綱領。據有關人士回憶，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復會時，其黨綱上只有「恢復漢族，還我河山」兩句話。光復會制度極為嚴格，會員入會時要刺血和對天發誓，以表示革命的決心。其誓詞為：「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可見，光復會具有較為強烈的「反滿」的漢族傳統民族主義色彩。

  光復會成立後，通過陶成章、徐錫麟等人的活動，在浙江等地積極開展了聯絡會黨的工作，組織不斷擴大，為日後密謀起義奠定了基礎。

  （四）其他革命團體

  在華興會、科學補習所、光復會成立前後，國內外一些地方也陸續成立了革命小團體。在新加坡，尤列於1901年成立中和堂。在日本，秋瑾、陳擷芬等人於1904年在東京成立共愛會；同年，馮自由、梁慕光、秋瑾、劉道一等人在橫濱成立三合會；1905年，兩湖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大湖南北同盟會。在比利時，賀之才等人於1905年設立公民黨。在上海，薩端、林森等人於1903年成立旅滬福建學生會；1904年，黃興組織青年學社。在江蘇，留日學生楊蔭杭於1901年在無錫創設勵志學會；1903年，趙聲、秦毓鎏等人在南京組織知恥學社；1904年，張通典、趙聲、柏文蔚等人又在南京成立強國會。在安徽，陳獨秀、柏文蔚、熊成基、倪映典等人於1904年在蕪湖成立岳王會。在江西，張惟聖、鄧文翬等人於1904年在南昌發起成立易知社。在福建，鄭權、鄭祖蔭等人於1903年在福州組織益聞社和文明社，後又成立漢族獨立會。在四川，楊庶堪等人於1902年在重慶組織公強會；1903-1904年間，在成都出現吳鼎昌、孔慶睿組織的華陽閱書報社和劉漢柏組織的公德社。另外，在雲南昆明還有誓死會，直隸保定有同袍會等等。據統計，自1894年興中會創辦到1905年同盟會成立期間，海內外共設立革命團體66個。按成立年代分，1902年以前17個，1903年20個，1904年20個，1905年9個；按成立地區分，華中32個，華南7個，華北6個，國外21個（其中日本19個）。可見，1903-1904年是革命風潮突起的年代，日本（尤其是東京）與華中地區（尤其是上海）是革命運動的中心。國內外各地革命小團體的紛紛湧現，為革命力量的集結提供了必要的組織基礎，也是具有全國性意義的革命團體——中國同盟會成立的重要前提條件。

  二　同盟會的籌建與成立

  1905年，革命黨人通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在海內外組織了興中會、華興會、科學補習所、光復會等數十個革命小團體，為全國革命力量走向大聯合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與此同時，由於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等人的因勢利導，極大地加快了這一聯合的進程。於是，中國同盟會應運而生。

  庚子惠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即有意號召各省同志組織革命大集團」。為此，他不遺餘力地在海外從事革命組織與宣傳活動，為革命力量的大聯合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

  1903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同志軍人日野熊藏、小室健次郎等人的協助下，在東京青山創設革命軍事學校，以培養有志軍事教育的留學青年。在該校開學宣誓儀式中，孫中山第一次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誓詞。隨後，孫中山在檀香山、舊金山以及歐洲的比利時、德國、法國等地組織革命團體時，又一再使用這個誓詞作為革命的宗旨和綱領。這也是日後同盟會正式成立時的入會誓詞及革命綱領。

  1903年底至1904年初，孫中山一面在檀香山組織革命團體「中華革命軍」，「蓄意擴大興中會之宗旨及組織」，團結革命力量，加強革命陣線；一面奮力與保皇黨論戰，揭露其「借名保皇，實則革命」的假面具，指出其「借革命之名騙得此財，以行其保皇立憲」的真意圖，號召各地革命黨人「大擊保皇毒焰」。孫中山在《檀山新報》上發表《敬告同鄉書》和《駁保皇報書》兩文，斷然宣稱：「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撲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吾人革命，不說保皇，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他明確地向世人闡釋了革命與保皇的不同途徑。在檀香山，孫中山加入洪門，被授封為「洪棍」（即元帥）。1904年4月，孫中山到達美國本土，偕致公堂首領黃三德在舊金山等地遊說華僑，聯絡洪門會員參加革命。8月，在留美學生王寵惠等人的協助下，孫中山用英文寫成《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一文，隨後由美國友人麥克威廉斯（C.E.Mc Williams）出資在紐約出版單行本，分贈各國人士。該文深刻地揭露了滿清政府統治的黑暗腐朽，宣告「全國革命的時機，現已成熟」，認為「必須以一個新的、開明的、進步的政府來代替舊政府」，也就是要「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中華民國』」，同時呼籲「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別是「美國的人民」，希望他們「在道義上與物質上給以同情和支援」。這是孫中山向西方世界宣告中國革命的宣言書。

  1905年春，孫中山應留歐學生賀之才、史青、朱和中等人之邀，由美抵歐，聯絡留歐學界，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設民國，平均地權」為黨綱，先後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德國的柏林、法國的巴黎組織革命團體，「革命黨人之聲勢為之一振」。留歐學界的革命團體當時沒有確定名稱，實際上與日後在東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是一脈相承的。孫中山後來在回憶同盟會成立的歷史時，便是直接從留歐學界在布魯塞爾、柏林、巴黎組織革命團體一直說到東京，稱為「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留歐學界革命團體的建立，標誌著孫中山建黨原則的一大變化，即從主要依靠會黨轉變為依靠知識分子與會黨雙方並進的方針。「今後將發展革命勢力於留學界，留學生之獻身革命者，分途作領導人。」這是孫中山在與留歐學生朱和中等人經過三晝夜的反覆辯論之後的認識。在留學界發展革命勢力，這一點直接影響了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1905年7月19日，孫中山從歐洲返回日本。當時，中國留日學生雲集東京，黃興成為最負眾望的領袖人物。在東京，經日本志士宮崎寅藏的介紹，孫中山認識了黃興。他們一見如故，「談論極合」，會晤約兩個小時，「一直商議國家大事」。28日，孫中山會晤宋教仁、陳天華等人於《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他「縱談現今大勢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聯絡人才一義，言中國現在不必憂各國之瓜分，但憂自己之內訌……故現今之主義，總以互相聯絡為要」。顯然，孫中山是在與湖南華興會的骨幹分子商議聯合組織革命大團體，但此事在華興會中引起爭議。29日，華興會會員集會商討與孫中山聯合的問題，陳天華主張以華興會團體與孫中山聯合，黃興主張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保持華興會團體的獨立，劉揆一主張不加入。各有所說，莫衷一是，最後決定是否加入以「個人自由」為原則。事實上，華興會會員對聯合組黨基本上還是抱積極的態度。

  與此同時，孫中山還會晤了湖北、四川、廣東、安徽等省留學生李書城、田桐、時功玖、鄧家彥、康寶忠、何天炯、胡毅生、汪精衛、吳春陽等人，他們為組織統一的革命團體達成了共識。

  7月30日，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議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地黑龍會本部內田良平宅內召開。與會者有來自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陝西、直隸10省的革命志士76人，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劉道一、時功玖、曹亞伯、田桐、馮自由、汪精衛、胡毅生、朱執信、馬君武、鄧家彥、程家檉、吳春陽、蔣尊簋、康寶忠、張繼等人，另有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內田良平、末永節三人。會上，孫中山首先演說革命形勢和進行方法，並提議聯合全國革命力量組織新的革命團體。眾無異議。隨後討論會名與宗旨。有人提議用「對滿同盟會」名義。孫中山認為，革命不專在排滿，還要廢除專制、建立共和，因而提議定名為「中國革命同盟會」。又有人認為，本會為秘密性質，不宜明用「革命」二字。再次討論，最後定名為「中國同盟會」。孫中山又提議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6字誓詞為同盟會的宗旨。有人對「平均地權」表示疑問。孫中山「乃歷舉世界革命之趨勢及當今社會民生問題之重要，謂平均地權即解決社會問題之第一步辦法，吾黨為世界最新之革命黨，應高瞻遠矚，不當專向種族政治二大問題，必須並將來最大困難之社會問題亦連帶解決之，庶可建設一世界最善良之國家」。眾人鼓掌贊同。隨後，與會者填寫盟書，並舉行莊嚴的宣誓儀式。最後，會議推定黃興、宋教仁、陳天華、馬君武、汪精衛、蔣尊簋、程家檉等人負責起草會章。

  同盟會籌備會議召開以後，各省留日學生紛紛加盟。8月13日，留學界在麴町區富士見樓正式召開歡迎孫中山的大會。孫中山發表了富有政治遠見和充滿激情的長篇演說，宣傳了民主革命的大好形勢，號召革命志士拋棄不適合中國的君主立憲，主張「擇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來救我們中國」，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二十世紀頭等的共和國」。孫中山的演說極大地鼓舞了留日學生的革命熱情。

  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靈南坂，借日人坂本珍彌宅，舉行正式成立大會。到會者百餘人。會議通過了由黃興等人起草的會章，規定同盟會設本部於東京，設支部於各地，並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同盟會的宗旨。會議還選舉了同盟會本部的領導幹部，以孫中山為總理，其下以三權分立的原則，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執行部分庶務、內務、外務、書記、會計、調查（或稱經理、總理）六科（也稱部），並選定各部與各科的負責人：執行部以黃興為庶務總幹事，其職權僅次於總理，平時輔助總理，總理他適時，以庶務總幹事代行一切；馬君武、陳天華為書記，朱炳麟任內務，程家檉、廖仲愷主外務，劉維燾為會計，谷思慎任經理；評議部議長汪精衛，議員田桐、曹亞伯、馮自由、梁慕光、胡漢民、董修武、范治煥、張樹枬、熊克武、周來蘇、但燾、朱執信、胡瑛、康寶忠、吳鼎昌、吳玉章、秋瑾、孫毓筠、覃振等等；司法部判事長鄧家彥，判事張繼、何天瀚，檢事宋教仁。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

  同盟會的成立，不是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科學補習所等幾個革命小團體的簡單聯合，而是在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之下，隨著革命思潮的高漲，在革命領袖孫中山周圍聚集了全國革命力量的基礎上成立的一個全國性革命團體。同盟會的成立，既然是全國革命力量的集結，也就自然成為全國革命運動的領導中心，為革命運動的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孫中山日後追憶說：「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同盟會的成立，為苦苦求索的革命黨人帶來了新的希望，使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三　同盟會的綱領與性質

  同盟會成立後，在黃興的建議下，宋教仁、田桐等人主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被改組為《民報》，成為同盟會的機關刊物。1905年11月26日，《民報》第一號出版，孫中山在《發刊詞》中第一次把同盟會的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基本精神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隨後，在孫中山為同盟會制定革命方略的《軍政府宣言》部分及其在《民報》創刊周年大會的演說中，他進一步對三大主義的思想內容作了系統的闡述。與此同時，通過革命黨人的大力宣傳，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很快便以「三民主義」的名義流傳於世。這個三民主義就是同盟會的政治綱領。

  民族主義的基本內容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就是通過民族革命推翻滿族人當權的清政府，重建漢族人當權的「民族的國家」。孫中山說：「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雖然他認為民族主義的根本是「從種姓發出來」的，但他並不把民族主義等同於種族復仇主義。他說：「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他認為，民族革命的目標只是要推翻滿族統治的政權，而不是要殺盡所有的滿族人。「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

  民權主義的基本內容是「創立民國」，就是通過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他說：「民權主義，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將來民族革命實行以後，現在的惡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掃而盡，卻是還有那惡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不做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在孫中山看來，政治革命必須與民族革命同時進行，政治革命的目標就是要建立「民國」。「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民生主義的基本內容是「平均地權」，就是通過社會革命解決以土地問題為中心的社會經濟問題，以實現民富國強的目的，建成「社會的國家」。孫中山說：「文明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眾棄之！」實行民生主義的目的，是為了使中國避免發生像歐美各國那樣因資本主義發展而造成的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他認為，歐美各國之所以不能解決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關鍵是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文明進步，地價日漲」，「貧民無田可耕」，地主「富與國相等」，「貧富不均竟到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頭空話了！」至於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他並不主張「奪富人之田為己有」，而是主張「定地價的法」，即參照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單一稅學說，實施單一稅政策，核定現有土地之地價，現價歸地主所有，將來地價因經濟發展而上漲之增價收歸國有，從而使地權為全體國民所共享。「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竇自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中國內地文明沒有進步，地價沒有增長，倘若仿行起來，一定容易……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這社會的國家，決非他國所能及的。」

  孫中山為同盟會制定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綱領，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民主革命的基本政治綱領。孫中山在詳細闡釋了三民主義的基本內容後總結說：「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達了這三樣目的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為至完美的國家。」總之，同盟會的三民主義綱領充分體現了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政治經濟上的要求，集中反映了以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代表的廣大中國人民要求實現民族獨立、政治民主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強烈願望。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較為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以此綱領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同盟會，也就自然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較為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