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民主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

  一　革命報刊與書籍的印行

  輿論宣傳是民主革命思想傳播的基本途徑，正如蔣智由（觀雲）詩所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19世紀末，革命運動初興之時，正是維新變法運動高漲之日，中國新知識界的輿論陣地基本上被改良派人士所控制。諸如上海《時務報》、澳門《知新報》、橫濱《清議報》、神戶《亞東報》、新加坡《天南新報》、檀香山《新中國報》、舊金山《文興報》、紐約《維新報》、澳洲《東華新報》等改良派報刊，曾經風行海內外，「革命黨對之，實屬相形見絀」。當改良派已經充分利用報刊等近代新式輿論工具的時候，革命黨人還只能翻印《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以及從《明夷待訪錄》中選錄的《原君》《原臣》等舊籍進行反滿革命宣傳。宣傳工具的落後，對於革命運動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以至於興中會的重要活動地盤橫濱與檀香山「竟為保皇黨所奪」。在這種情況下，革命黨人開始創辦新式報刊，有意識地與改良派爭奪輿論陣地。1900年初，孫中山派陳少白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是為革命報紙之濫觴」。20世紀初，留日學生耳濡目染自由平等學說，鼓吹革命排滿者日眾，革命出版物風起雲湧，盛極一時，「漸入於革命書報全盛時期」。據統計，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前刊行的革命報刊有44種，其中報紙20種，雜誌24種，革命書籍有80種。

  報紙是當時信息傳播最為便捷的媒體。重要的革命報紙有上海的《蘇報》《國民日日報》《俄事警聞》《警鐘日報》，長沙的《俚語日報》，杭州的《杭州白話報》，廈門的《鷺江日報》，香港的《中國日報》《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有所謂報》（又名《唯一趣報》），檀香山的《檀山新報》，舊金山的《大同日報》，暹羅的《華暹新報》，新加坡的《圖南日報》《南洋總匯報》，等等。

  

  雜誌也是革命黨人充分利用的一種重要的宣傳媒體。如上海的《政藝通報》《大陸》《女報》《童子世界》《中國白話報》《二十世紀大舞台》《女子世界》《揚子江叢報》《揚子江白話報》《國粹學報》，松江的《覺民》，蕪湖的《安徽俗話報》，金華的《萃新報》，廣州的《時事畫報》，香港的《中國旬報》，在東京創辦的《國民報》《湖北學生界》《直說》《浙江潮》《江蘇》《二十世紀之支那》《民報》等等，都是重要的革命雜誌。

  革命黨人還刊印了大量革命書籍。有宣傳反清革命的政論性著作《革命軍》《教育界之風潮》《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黃帝魂》《新湖南》《蘇報案紀事》《孫逸仙》《沈藎》《猛回頭》《警世鐘》《死法》《攘書》《中國問題之真解決》等，有揭露滿清入關暴行及其黑暗統治的舊籍《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黃書》《明夷待訪錄》，以及由此類資料彙編的叢書《陸沉叢書》《盪虜叢書》《明季實錄》等，有宣傳民族主義思想的歷史著作《太平軍戰記》《太平天國戰史》《洪秀全演義》《鄭成功傳》《中國第一大偉人岳飛》《中國民族志》《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等，有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的著作《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西力東侵史》《中俄交涉史》《俄羅斯對華政策》《俄國蠶食亞洲史略》《美國垂涎中華近事》等，有宣揚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著作《法蘭西革命史》《美國獨立戰史》《俄國革命戰史》《義大利建國史》《葡萄牙革命史》《華盛頓》《林肯》《貞德傳》《東歐女豪傑》等，有介紹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學說的譯著《民約論》《自由原論》《萬法精意》《社會學原理》《國體政體概論》《代議政體》《獨立宣言》《人權宣言》《世界進步之大勢》《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神髓》《虛無黨》《自由血》《盧梭魂》等。

  這些革命書報主要出版於東京、上海、香港等地，正是以這些出版地為中心而逐漸形成了清末革命思想傳播的網絡。例如，在上海出版的《警鐘日報》，在蘇州、杭州、紹興、武昌、長沙、成都、漢口、南昌、濟南、安慶、鎮江、寧波、無錫、常熟、九江、台州、南京、香港等18個地方設有23個分售處。再如，《大陸》雜誌也在上海出版，除上海本埠設有12個代派處外，又在北京、天津、保定、平潮、蘇州、杭州、揚州、河南、常熟、江西、福州、南京、安慶、廣東、天門、武昌、吳江、蕪湖、無錫、常州、寧波、湖南、紹興、漢口、成都、汕頭、香港、東京等28處外埠設有42個代派處。各種革命報刊不僅有一定的銷售網絡，而且其銷售量也相當可觀。據1904年《警鐘日報》一份關於武漢地區各報刊銷量調查資料，其中有革命報刊《警鐘日報》300份，《政藝通報》70份，《浙江潮》40份，《江蘇》30份，《漢聲》20份，《中國白話報》80份，《安徽俗話報》20份，基本上都是在新學界與學堂學生中流傳。這是武漢一地的情形，於此可見全國形勢之一斑。與此同時，革命書籍也是廣為流傳，如鄒容的《革命軍》問世後，很快便由各地書肆以各種名目翻印，或稱《革命先鋒》《圖存篇》《救世真言》，或與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合刊而簡稱《章鄒合刻》，「風行海內外，銷售逾百十萬冊」。一本書有上百萬的銷量，這個數字是頗為驚人的。

  革命書報的流行，自然導引了革命思想的流播和革命觀念的深入人心。如時人所謂：「革命之說，非自今日始。然從前持此議者，僅三數人而已，近則其數漸多，血氣未定膂力方剛之少年，輒易為所惑。又從前持此議者，僅自與其徒黨議之於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張胆於稠人廣眾之中，公言不諱，並登諸報章，以期千人之共見。是則主革命者，必以其說為不可易矣。」革命思潮的高漲，自是革命黨人的革命宣傳之功。

  在革命書報大量湧現、革命思想廣泛傳播的同時，革命宣傳人才輩出，革命宣傳隊伍不斷壯大。其中如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章士釗、楊毓麟、秦力山、蔡元培、吳稚暉、陳獨秀、金天翮、鄧實、劉師培、趙聲等人，都是頗有影響的人物，而尤以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的貢獻最大。

  二　章太炎與《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學乘，後改名炳麟，字枚叔（又作梅叔），因仰慕顧炎武而又改名為絳，別號太炎，浙江餘杭人。章太炎出身書香世家，從小接受外祖父海鹽朱有虔的漢學啟蒙教育，「課讀四年，稍知經訓」。隨後章太炎又從父親章濬和伯兄章籛繼續研治漢學，讀顧炎武《音學五書》、王引之《經義述聞》、郝懿行《爾雅義疏》等書，確立「一意治經，文必法古」的治學路徑。1890年，章太炎就學於漢學重鎮杭州詁經精舍，從學晚清經學大師俞樾。在此後7年的時間裡，章太炎在詁經精舍受到非常系統規範的漢學訓練，成為清末著名的古文經學家。當時章太炎本可以純粹的學問家名世，但事實上他並不甘於埋首書齋、皓首窮經，而始終沒有忘懷現實政治。魯迅先生稱章太炎為「有學問的革命家」，認為他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這可謂是對辛亥時期章太炎的確切評價。

  章太炎的政治思想有一個從改良到革命的轉變過程。甲午戰爭以後，維新變法運動興起，章太炎「與尊清者游」，參加強學會，出任《時務報》撰述，主張「以革政挽革命」。戊戌政變後，章太炎避禍至台灣，後又到日本，經梁啓超介紹得識孫中山，「相與談論救國大計，極為相得」。不過，這時的章太炎還沒有轉向革命。1900年初，《訄書》初刻本問世，尚有鮮明的改良傾向。庚子事變發生後，帝國主義列強侵略造成的嚴重的民族危機，終於迫使章太炎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有三個事例可以作為這個轉變的標誌：一是反對上海張園「中國議會」及唐才常自立會的「勤王」宗旨，憤然剪除辮髮，並發表《解辮髮說》一文，以示堅決的反清志向；二是在《國民報》上發表《正仇滿論》一文，公開宣揚反滿革命思想，嚴厲地批駁了改良派的保皇主張，正式宣告與改良派決裂；三是大加刪訂初刻本《訄書》，刪除「尊清」改良的文字，增加排滿革命的內容。此後，章太炎不遺餘力地積極倡言排滿革命思想。

  1902年，康有為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和《與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宣揚君主立憲，反對民主革命。這是保皇派對抗革命的一份宣戰書。康文一出，保皇黨人大肆宣傳。他們將其印成小冊子，在海外華僑中廣為散發，影響頗大。為了從理論上駁斥康有為的保皇論調，並正面闡明革命的歷史必然性意義，1903年5月，章太炎寫下了針鋒相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對康文進行了逐條駁斥。關於滿漢關係與「反滿」的民族主義問題，康有為認為：漢族長期以來已經與各異族相混而「同化」，中國已經不存在種族差異和民族壓迫，滿族沒有壓迫漢族，甚至還與漢人共享政權，因此沒有必要進行「反滿」的民族革命。章太炎直斥之為「妄言」，他認為滿漢根本就沒有「同化」，中國的現狀是極少數滿洲貴族殘酷地統治廣大漢族人民，所謂「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致使「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現在是「民族主義之時代」，只有進行「反滿」的民族革命，才能建立以漢族為主體的近代民族國家。關於革命與立憲的關係問題，康有為認為：中國有「聖明」的光緒皇帝，可以實行君主立憲；相反，中國民智未開，「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不能實行革命，而且革命將導致流血，並招致外國的干涉。針對康有為所謂光緒皇帝「聖明」的論調，章太炎厲斥「載湉小丑，未辨菽麥」。他用鐵的事實反詰道：既然光緒皇帝如此聖仁英武，「而何以剛毅能挾後力以尼新法，榮祿能造謠諑以聳人心，各督撫累經嚴旨皆觀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廢於瀛台也？」他認為，光緒皇帝其實只是「仁柔寡斷之主，漢獻、唐昭之儔」，是一個沒有任何實權而徒具虛名的傀儡皇帝，只不過是「滿洲末造之亡君」而已，不可能依靠他來實行立憲。針對康有為所謂中國民智未開的說法，章太炎認為：「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待他事以開之，而但待革命以開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針對康有為所謂革命將導致流血的問題，章太炎認為，革命要流血，立憲也不能免，歐洲各國與日本立憲的歷史證明：「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後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為立憲所無可倖免者。」針對康有為所謂「革命將招致外國干涉」的觀點，章太炎認為：今日中國革命必然要與外國打交道，也難免招致外人干涉，當年日本「覆幕」革命時也面臨類似的形勢，但結果並沒有出現外國干涉的局面，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運械之事，勢不可無，而乞師之舉，不必果有」，結果便是「可以利用外人而不為外人所干涉」，這一點是不必「沾沾多慮」的。總之，章太炎認為，如果不進行反清革命，不徹底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中國就不可能以獨立國家的地位自立於世界。「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

  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是辛亥時期反擊保皇論調、宣揚反滿革命思想的重要文獻。該文一出，即由革命黨人在上海刊印成小冊子，「傳誦一時」，隨即又被《蘇報》節錄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題刊布，與鄒容所著《革命軍》「同受海內外人士熱烈之歡迎」。

  三　鄒容的《革命軍》以及《蘇報》案

  鄒容（1885-1905），字蔚丹（又作威丹），四川巴縣（今重慶市）人，出身富商家庭。他自幼熟讀經史，但鄙棄科名，而志存高遠，「與人言，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1902年，鄒容自費留學日本，就讀於東京同文書院。在日本，鄒容積極參與留學生活動，廣泛涉獵西方社會政治學說，思想日趨激進。1903年4月，鄒容因與張繼、陳獨秀等人剪除南洋留日學生監督姚文甫的辮子而被迫回國，避居上海愛國學社。期間，鄒容、張繼、章太炎、章士釗志趣相投，同氣相求，結為兄弟。時值拒俄運動勃興，鄒容「深悟清政府之不足恃，且傷內外志士之不脫奴隸根性，於是發憤草《革命軍》一書」。鄒容的《革命軍》一書初稿草成於日本，後在上海經章太炎潤色並作序，於1903年5月由友人金天翮等人出資在大同書局出版。

  《革命軍》一書，全文兩萬餘言，共分七章。第一章為緒論，用熾烈的熱情與詩化的語言，闡釋革命的歷史意義，歌頌革命的神聖偉大。第二章揭露滿清政府殘酷腐敗的統治，以揭示革命發生的原因。第三章至第五章具體探討革命進行的方法：一為「革命之教育」，主張用西方社會政治學說教育人民，使人人具有「中國」國家思想，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人人「當有政治法律之觀念」，以實現「文明之革命」；二為「革命必剖清人種」，提倡反滿的民族主義精神；三為「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倡導改造國民性，「吾願吾同胞，萬眾一心，肢體努力，以砥以礪，拔去奴隸之根性，以進為中國之國民」。第六章運用天賦人權學說，「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為中國革命的前途設計了一個名為「中華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方案。第七章為結論，號召全國人民起來進行反清革命，最後喊出「中華共和國萬歲」的口號，對革命充滿必勝的信心。《革命軍》甫經問世，迅速風行海內外，成為清末宣傳反清革命的重要著作。

  《革命軍》出版不久，章士釗以「愛讀《革命軍》者」的名義在《蘇報》上發表推介文章，文中稱：「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國民主義為干，以仇滿為用，撏扯往事，根極公理，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懦之夫，目睹其事，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一教科書也。」隨後，轟動一時的「《蘇報》案」便在上海發生了。

  《蘇報》創刊於1896年，本是上海一家與日本人有關係的庸俗小報。1899年前後，因報館經營不善至於虧損而被迫出讓，遂由陳范出資接辦。陳范原名彝范，字夢坡，湖南衡山人，曾任江西鉛山知縣，後因教案落職，移居上海，「憤官場腐敗，思以清議易天下，遂承辦是報」。陳范接辦《蘇報》後，其思想主張與時俱進，「由變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命」。1902年底，國內學生運動興起，《蘇報》特設「學界風潮」專欄，為之鼓吹。1903年初，愛國學社成員介入《蘇報》，使其言論漸趨激進。5月底6月初，章士釗被陳范聘為《蘇報》的主筆，此為《蘇報》言論趨向革命化的契機。章士釗出任《蘇報》主筆後，以「第一排滿，第二排康」為宗旨，發表了一系列「放言革命」的政論文章，諸如《論中國當道者皆為革命黨》《康有為》《駁〈革命駁議〉》《讀〈革命軍〉》《介紹〈革命軍〉》《〈革命軍〉序》《讀〈嚴拿留學生密諭〉有憤》《殺人主義》《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等膾炙人口的篇章，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統治的腐朽黑暗，有力地批駁了保皇派的反革命言論，積極地宣揚了革命派的反清革命主張。《蘇報》的革命言論一出，社會各界反響強烈。一方面，激起了人們的反清革命鬥志，推動了革命思潮的高漲；另一方面，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必欲除之而心甘。

  6月21日，清政府以愛國學社成員「猖狂悖謬，形同叛逆」，諭令沿江沿海各省督撫「嚴密查拿，隨時懲辦」。兩江總督魏光燾當即下令設法查拿「社首」，並「查禁《蘇報》」。為此，他特派候補道俞明震協同上海道袁樹勛處理此案。因《蘇報》宣傳《革命軍》頗為引人注目，《革命軍》的作者鄒容與為之作序的章太炎自然成為此案的要犯。6月29-30日，俞明震等人勾結上海租界工部局，並經得英美兩國領事同意，由巡捕在《蘇報》館和愛國學社逮捕了程吉甫（《蘇報》帳房）、章太炎、陳仲彝（陳范之子）等人。此前，吳稚暉、蔡元培、章士釗等人因先期獲得消息而得以逃脫。7月1日，鄒容自動投案入獄。7月7日，《蘇報》與愛國學社被正式查封。

  章太炎、鄒容等人被捕後，清政府曾向租界當局交涉，企圖「引渡」由清朝官府審訊，但遭到拒絕。7月15日，此案由會審公廨開庭審理。由於各方面輿論壓力極大，此案拖延再三，「屢訊屢停，未能判決」。直到1904年5月21日，上海縣會同會審公廨方才作出最終判決：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監禁兩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滿逐出租界」。章太炎與鄒容在獄中堅貞不屈，表現了英勇無畏的革命情操。1905年4月3日，鄒容不幸病死獄中，年僅20歲，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滿出獄，繼續投身革命事業。

  四　陳天華的《警世鐘》和《猛回頭》

  陳天華（1875-1905），字星台，別號思黃，湖南新化人，出身於塾師家庭。他自幼家境貧寒，曾以做小販為生，備嘗民間疾苦。這種早年的艱苦生活經歷，使他幼小的心靈中早就孕育出反抗滿清統治的民族主義思想，「少時即以光復漢族為念」，日後著述也是「專以鼓吹民族主義為務」。由於家境困苦，陳天華早年所受的傳統文化教育並不系統、不完整。他先是隨父親識字讀書，15歲才進私塾就讀，後入資江書院就學。1898年，陳天華考入新化的新式學堂——實學堂，始接受新式教育。1903年3月，陳天華以官費留學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學師範。留日期間，他積極參與留日學界的愛國革命活動。在拒俄運動中，他踴躍參加義勇隊，並以軍國民教育會「運動員」的身份回國活動。1904年，陳天華與黃興、宋教仁等人籌劃華興會的長沙起義，事敗後再次流亡日本。1905年6月，陳天華與宋教仁等人在日本東京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隨後參與籌劃同盟會的創建。同年12月8日，為抗議日本政府的「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而憂憤蹈海自盡，年僅30歲。

  陳天華是辛亥革命時期著名的革命宣傳家，有「革命黨之大文豪」之稱。在他短暫的一生中，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寫下了《猛回頭》《警世鐘》《獅子吼》《國民必讀》《最近政見之評決》《最近之方針》《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中國革命史論》等革命宣傳小冊子和政論性文章，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是《猛回頭》與《警世鐘》。

  《猛回頭》與《警世鐘》兩書寫成於1903年下半年。這兩本書的基本思想是反帝愛國和排滿革命。首先，作者揭露了帝國主義列強侵略與瓜分中國所造成的嚴重的民族危機，認為中國已經到了亡國滅種、生死攸關的危急時刻。「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計中藏；法蘭西，占廣州，窺伺黔桂；德意志，膠州領，虎視東方；新日本，取台灣，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割土分疆。這中國，那（哪）一點，我還有份！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其次，批判了清政府腐敗無能的統治及其賣國行徑，指出清政府事實上已經變成了「洋人的朝廷」。「你道今日中國還是滿洲政府的嗎？早已是各國的了。那些財政權、鐵道權、用人權，一概拱手送與洋人，洋人全不要費力，要怎麼樣，只要下一個號令，滿洲政府遂立刻奉行。」「你道現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嗎？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還不信，請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那（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號令？」最後，號召全國人民起來進行反帝愛國與反清革命鬥爭，以完成救國大業，使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洋兵不來便罷，洋兵若來，奉勸各人把膽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我們要想拒洋人，只有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這愛國的心，一定要發達了，這救國的事，一定要勇任了。前死後繼，百折不回，我漢種一定能夠建立個極完全的國家，橫絕五大洲。」

  《猛回頭》與《警世鐘》兩書，以說唱彈詞與白話文的方式寫成，文字淺顯通暢，易於在中下層社會，尤其是軍、學兩界廣泛流傳。「各兵士每每讀《猛回頭》、《警世鐘》諸書，即奉為至寶，秘藏不露，思想言論，漸漸改良；有時退伍，散至民間，則用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學堂之青年，亦時以偷看《猛回頭》為樂。」《猛回頭》與《警世鐘》是革命派極為重要的宣傳品，對革命思想的傳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由於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革命宣傳家的努力宣傳鼓動，20世紀初年中國大地上民主革命思潮激昂高漲，為各地革命小團體乃至中國同盟會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