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孫中山的早期思想與革命活動

  一　求學與上書

  在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漫長曆程中，有一位傑出的代表人物，他就是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

  孫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祖籍廣東省東莞縣（今東莞市），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孫家世代務農，「先人躬耕數代」，至乃父孫達成時更是以佃耕為生。出身「農家子」的孫中山，幼年時期飽受家境貧寒之苦，「早知稼穡之艱難」，因而對於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及其他下層民眾始終深表同情，改善這些普通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便成為他畢生革命事業的一個基點。

  1875年，9歲的孫中山開始入村塾讀書，從《三字經》《千字文》等幼學讀物入手，接受最基本的傳統文化教育。1879年，13歲的孫中山背井離鄉，隨母親到檀香山投靠兄長孫眉，「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一個嶄新的世界開始展現在他的眼前，並引發他全新的理想追求。這是孫中山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當時，孫眉已成為華僑資本家，有自己的商店和牧場。在孫眉的資助下，孫中山先後就讀於火奴魯魯的英國教會學校意奧蘭尼書院（Iolani College）和美國教會學校奧阿厚書院（Oahu College），接受西式中學教育，學習英文，並初步接觸西方社會政治學說與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同時，檀香山華僑寄人籬下的生活境況，以及夏威夷正面臨著美國殖民統治厄運的現狀，促使孫中山開始密切關注現實社會政治，尤其是自己祖國的前途與命運。這段在檀香山學習與生活的經歷，使孫中山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從而促使他思想意識的顯著變化，開始萌生出「改良祖國」的社會理想。他日後自述說：「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者。」

  1883年，因欲受洗入基督教，遭到孫眉的反對，孫中山離開檀香山回到故鄉翠亨。這時的孫中山已是一個具有新知識、新思想的新青年。居鄉期間，孫中山以新奇的海外見聞給這個封閉的鄉村注入了一絲新鮮空氣。他不但放言高論，抨擊清政府統治的黑暗腐敗，而且腳踏實地，積極參與諸如教育、防盜、街燈、清道、防病等改良鄉政活動。為了使村民們破除迷信，擺脫愚昧狀態，孫中山與同村好友陸皓東（1868-1895）故意損壞村中北帝廟神像。村民輿論大嘩，孫中山難以在村中立足，於是被迫離鄉到香港讀書。是年底，孫中山與陸皓東在香港受洗入基督教。

  在香港求學初期，孫中山先後就讀於拔萃書室（Diocesan Home）和中央書院（The Central School），繼續接受西式中學教育。這期間發生了中法戰爭，中國戰敗的結果使孫中山頗受刺激。日後他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也許此時孫中山已經有了革命的理想，但是，其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還有一個曲折的過程。

  1886年，孫中山畢業於香港中央書院，旋入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學醫。在此，他結識了同學鄭士良（1863-1901）。鄭士良為會黨中人，孫、鄭交誼，是為此後孫中山從事革命時積極聯絡會黨的始因。次年，孫中山轉入由著名改良主義思想家何啟（1859-1914）創辦的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for Chinese,Hong Kong），正式接受大學醫科教育。那時與孫中山志同道合、交往最為親密的主要有陳少白（1869-1934）、尤列（1866-1936）、楊鶴齡（1868-1934）三人，他們「常駐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時人目之為「四大寇」。儘管如此，當時的孫中山雖然已經懷抱著革命的理想，但並沒有更進一步付諸具體的實踐，至多還是表現在言論方面而已，「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恰是其此時心態與行為的寫照。正如孫中山所自稱，其大學時代只不過是「革命言論之時代」。

  1892年，孫中山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他先赴澳門行醫，開設中西藥局；後因受葡醫排擠而轉赴廣州行醫，開設東西藥局。雖然孫中山醫術高明，頗受民眾歡迎，但從醫並不是他的最終理想，因為這畢竟是無法從根本上實現他早年所期望的「改良祖國」的政治抱負的。因此，他不久即決計拋棄其醫人生涯，而從事於「醫國」事業。至於如何「醫國」，當時孫中山的思想基本上沒有超出改良的路向。其時，恰值維新變法運動逐漸興起的時候，康有為正在萬木草堂聚徒講學，孫中山本欲與康結交，卻因康有為要求其「具門生帖拜師」而作罷。孫、康交誼失之交臂。1893年底，孫中山與好友陸皓東、陳少白、鄭士良、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宸、魏友琴等人在廣州南園抗風軒聚會，試圖成立反清團體，孫提議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雖眾皆贊成，但結果並未成立正式組織。事實上，當時孫中山仍然沒有放棄「改良」的道路，上書李鴻章便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是當時清廷最有權勢的封疆大吏，因長期辦理洋務而獲有開明的聲譽，「在當時算為識時務之大員」，是改良派寄望主持改革的顯要人物。李鴻章又是香港西醫書院的名譽贊助人，孫中山在西醫書院讀書時即已設想上書李鴻章。1894年初，孫中山拋開在廣州所開藥店的業務，回到故鄉翠亨閉門起草上李鴻章書稿。在這篇《上李鴻章書》中，孫中山從「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四個方面，詳細描述了一個改革教育與用人行政制度、發展工農業生產、振興商務與交通事業使國家走向富強的經濟現代化方案。他說：「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這是一個系統的改良中國的理想藍圖。上書稿起草後，經好友陳少白稍加修改，孫中山即偕陸皓東轉道上海，拜訪鄭觀應等人，試圖打通關節，尋找上書門徑，然後北上投書。6月下旬，孫中山與陸皓東到達天津。他們拿著「港、滬友人介函」，通過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徐秋畦等投遞上書。其時中日甲午戰爭迫在眉睫，李鴻章「借辭軍務匆忙，拒絕延見」。上書沒有結果。

  

  孫中山滿懷希望上書當道，「冀九重之或一垂聽，政府之或一奮起」，結果未能如願。於是他絕了改良的念頭，「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孫中山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　創辦興中會與乙未廣州起義

  1894年秋，孫中山再到檀香山，開始在華僑中進行革命宣傳活動，並謀求組織革命團體。11月，在卑涉銀行華人經理何寬宅召開革命組織成立會議，孫中山與何寬、李昌、劉祥、鄧蔭南、宋居仁等20多人與會。會議由孫中山主持，他提議新組織定名「興中會」，規定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為宗旨，並宣布他所起草的章程九條。眾無異議，遂投票選舉劉祥、何寬為檀埠本會正、副主席，黃華恢為管庫，程尉南、許直臣為正、副文案，李昌、鄭金等人為值理。隨即，會員填寫入會盟書，並舉行宣誓儀式。興中會正式成立。此後，孫眉等人陸續加入，會員總數達130人之多。《檀香山興中會章程》第一條說明了建立興中會的宗旨：「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而不知，子民受制而無告。苦厄日深，為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申民志而扶國宗。」這個章程並沒有公開提出反清革命主張，表面上看來，興中會只不過是一個溫和的愛國救亡團體。但是，其會員入會誓詞則明確地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表明興中會希望徹底推翻清王朝並建立一個美國式的共和政府的民主革命目的。如果說興中會的宗旨在公開時的溫和與秘密時的激進之間的矛盾是出於立會者策略方面的考慮，這一點事實上可以從該會成立後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來印證，那麼可以說興中會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

  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後，孫中山即著手進行募捐籌餉與教練兵操的革命準備工作。由於當時的檀香山「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孫中山的工作開展得並不順利，「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在募捐籌餉方面，興中會會員交納會費及集股所得僅有1300餘元，加上鄧蔭南變賣全部家產和孫眉低價出售自己農場的部分牲畜所得，共籌得美金6000餘元。在教練兵操方面，孫中山擬組織華僑兵操隊，延請一個丹麥人為軍事教練，參加者僅有興中會會員20餘人，旋即解體。正當孫中山在檀香山的革命活動陷於困境而希圖轉向美洲發展的時候，上海同志宋躍如（1866-1918）來信催促回國。當時中日甲午戰爭方酣，清兵屢敗，清廷的腐敗暴露無遺，人心憤激，清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如此時局，正是舉行起義的大好時機。於是，孫中山決定放棄美洲之行，與鄧蔭南、宋居仁等同志毅然回國。

  1895年1月，孫中山等人到達香港。為了在香港籌建興中會組織，他一面召集舊友陸皓東、陳少白、鄭士良、楊鶴齡等人商議，一面與輔仁文社的楊衢雲（1861-1901）、謝纘泰（1872-1937）等人聯絡，得到了眾人的積極支持。2月，香港興中會成立，以香港地方議會議員商人黃詠商為臨時會長，會務實際上是由孫中山負責。香港興中會總部機關設在士丹頓街13號，對外掛著「乾亨行」的招牌，以為掩護。《香港興中會章程》是在《檀香山興中會章程》的基礎上修訂而成，其宗旨為：「本會之設，專為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章程雖仍然沒有明確提出反清主張，但其言辭更趨激烈，對清政府的腐敗統治的抨擊不遺餘力，認為「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矇昧無知，鮮能遠慮……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得剝民刮地，暴過虎狼」，是中國積弱至極的根源。香港興中會會員入會同樣要宣誓，誓詞與檀香山興中會同。據統計，1894-1895年間，有名籍可稽的興中會會員有178人，其中商人95人，工人40人，會黨12人，其他如實業家、公務員、醫生、教員、學生、職員、報人、傳教士、水師官弁等31人。這些早期興中會會員的職業身份表明，興中會是一個以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革命團體。興中會的成立，標誌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形成。

  香港興中會成立後，即舉起了反清武裝起義的旗幟。1895年3月，孫中山與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等人到廣州建立興中會分會，以雙門底王家祠雲崗別墅為會所，對外發起一個公開團體——農學會，以掩護興中會的秘密革命活動。為了策動廣州起義，孫中山等人積極在廣州及其周圍地區聯絡會黨、綠林、鄉團、游勇、防營、水師等武裝力量，楊衢雲等人則在香港籌措經費，購買槍械。與此同時，他們還試圖通過日本駐港領事中村恆次郎和香港兩家英文報紙《德臣西報》（China Mail）與《士蔑西報》（Hong Kong Telegraph），爭取日本和西方國家的同情與支持。在進行多方面的準備工作之後，他們計劃把發動廣州起義的時間定在10月26日（農曆九月初九日，重陽節），因為廣東民間有重陽拜祖掃墓的習俗，屆時起義隊伍可以隨著熙熙攘攘的鄉民進入廣州城內集結，而不至於引起當局的懷疑，以便及時發動起事。10月10日，起義迫在眉睫，興中會內部孫中山與楊衢雲兩派勢力因為選舉會長問題發生爭執，這個會長人選直接關係到起義以後成立的政府首腦——即所謂「伯理璽天德」（President，總統）人選的問題。謝纘泰推舉楊衢雲，陳少白、鄭士良推舉孫中山，雙方相持不下，孫中山「不欲因此惹起黨內糾紛，表示謙退，力誡士良、少白勿與競爭，結果此席為楊衢雲所得」。隨後，孫中山到廣州準備部署起義工作。他們決定用陸皓東製作的青天白日旗為起義軍用旗，以「除暴安良」為口號，用紅帶纏臂為暗號。10月26日清晨，各路隊伍大都如期到達廣州，等候總機關發令。但是，楊衢雲負責的香港一路隊伍未能及時趕到，在香港購買的軍械也沒有運來；另外，還有汕頭一路隊伍不能來。孫中山在無奈之下，只好遣散已經集結在廣州的各路隊伍。所謂乙未廣州起義未曾發動即告流產。儘管如此，興中會廣州密謀起事之舉仍被清朝官方偵知，清兵四出搜查，廣州興中會機關被破壞，陸皓東等人被捕犧牲，成為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流血的第一批烈士。乙未廣州起義是革命黨人密謀發動的第一次武裝起義，在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

  三　從倫敦被難到庚子惠州起義

  廣州起義密謀失敗後，孫中山遭到清政府的通緝和港督的驅逐，無法在內地和香港立足。1895年11月，孫中山偕陳少白、鄭士良東渡日本。在橫濱，孫中山組織僑商馮鏡如、馮紫珊、譚發等人成立興中會橫濱分會，並刊印《揚州十日記》等書進行反清革命宣傳。12月，孫中山正式剪辮易服，以示堅定的革命志向。隨後，孫中山到檀香山與美國進行革命組織與宣傳活動。1896年9月30日，孫中山到達英國倫敦。由於孫中山是清政府通緝的「欽犯」，因此，他的行蹤受到清朝駐英公使館人員的密切監視。10月11日，孫中山在倫敦街頭被清朝駐英公使館人員誘捕入使館拘禁，此即「倫敦被難」。清使館打算僱船把孫中山偷運回國處置。孫中山在使館英籍女管家郝維太太（Mrs.Howe）和僱工柯爾（G.Cole）的幫助下，向他曾經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的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和孟生（P.Manson）發出了求援信。康德黎和孟生得知消息後，立刻向倫敦警察總部報案，並採取緊急救援行動。他們一方面試圖通過媒體披露此事，以取得輿論力量的同情；另一方面又請求英國外交部出面干預，以得到政府勢力的支持。經過康德黎和孟生的多方活動，10月22日晚，英國外交部向清使館發出最後通牒式的照會，施加外交壓力，要求立即將孫中山釋放；與此同時，《環球報》的晚報連夜刊印號外，正式披露孫中山被清使館綁架的消息，倫敦輿論界一片譁然。23日下午，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英國外交部採取強硬的態度，迫使清使館不得不無條件立即釋放孫中山。倫敦被難事件之後，孫中山不僅借英國報刊發表了感謝英國政府、報界與人民的公開信，而且在英國出版了用英文寫成的《倫敦被難記》一書，不失時機地向西方世界宣揚了中國革命；與此同時，國際輿論對此事也同樣給予了足夠的關注，英國與其他一些國家、地區有不少報刊對此事進行了報導和評論，使西方世界對孫中山與中國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與認識。從此，孫中山開始逐漸成為享有世界聲譽的中國革命領袖人物。

  倫敦被難的經歷使孫中山更深刻地認識到反清革命的必要性。他認為：「目前中國的制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麼改善，也決不會搞什麼改革，只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此後，孫中山繼續逗留倫敦，進一步鑽研西方社會政治學說，並實地考察英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經濟生活，深入探索中國革命的理想道路。1897年7-8月，孫中山離開英國，途經加拿大，到達日本。在日本，孫中山結識了日本在野志士宮崎寅藏、宮崎彌藏、平山周、內田良平、萱野長知、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等人，並得識日本政界要人犬養毅、大隈重信等。儘管這些人同情和支持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目的不一，或出於真誠，或出於私心，但正是他們的同情和支持，使孫中山能夠較為順利地在日本開展革命活動。

  戊戌、庚子時期，維新變法運動旋起旋滅，緊接著是義和團運動勃興與八國聯軍入侵，國內局勢動盪不安。孫中山在與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改良派人士謀求合作無效之後，發動了第二次反清武裝起義——惠州起義。

  1900年初，孫中山命陳少白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和《中國旬報》，作為宣傳反清革命的輿論機關，並與楊衢雲等人在報社設立籌劃反清起義的總機關；同時，又派鄭士良到惠州、潮州、嘉應等地聯絡會黨與綠林，集結武裝力量；孫中山自己則在海外積極活動，籌集起義所需糧餉與軍械。正當興中會籌劃再次起義的準備工作緊張進行之際，由於義和團運動的蓬勃發展與八國聯軍的大肆入侵，北方局勢一片混亂，清朝統治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啟向陳少白獻策，提出一個由港督卜力（Blake）出面促成興中會與李鴻章合作實行廣東獨立的設想。孫中山得陳少白電告後「大喜」，表示「贊成」；港督卜力對此「極表同情」，極力從中斡旋；李鴻章也是「意頗為動」，只因清廷當時尚未陷於絕境而「遲疑觀望，未有正當表示」，但他的幕僚劉學詢、曾廣銓則「極力從旁慫恿」，並積極活動。後來，因為李鴻章應清廷之召北上議和，此事遂告作罷。孫中山在謀求與李鴻章合作實行廣東獨立的舉措失敗後，繼續加緊籌划起義工作。他與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到台灣找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尋求援助。當時日本想利用孫中山及革命黨人的力量，乘庚子事變之機獨占福建，並將侵略勢力滲透到東南沿海地區，因而表示「同情」中國革命，兒玉源太郎允諾接濟孫中山。孫中山還與菲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商定，借用獨立軍買下的一批軍械用於起義。10月6日，起義在惠州三洲田爆發，首戰告捷。隨後，鄭士良率領起義軍又多次擊敗清軍，但因為得不到孫中山的接濟，而很快就陷於槍械彈藥告竭的困境。一方面，日本政府並不真正支持中國革命，致使孫中山幻想日本的援助以及原定由台灣接濟軍火的計劃落空；另一方面，由於日本政客的貪污欺詐，菲律賓獨立軍在日本訂購的軍械全是廢品，無法派上用場。缺乏軍火接濟的惠州起義軍很快就被清軍鎮壓下去，起義最終失敗。鄭士良等人逃到香港。隨後，史堅如、鄧蔭南等人在廣州謀炸廣東巡撫署兩廣總督德壽，結果雖然炸塌了督署圍牆，但並沒有炸死德壽。史堅如被捕就義，成為繼乙未廣州起義時犧牲的陸皓東之後「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

  庚子惠州起義是孫中山及興中會發動的第二次反清武裝起義。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在當時產生的震動與影響不可低估。它不僅進一步強化了孫中山革命領袖的地位，如時人所謂「孫逸仙者，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而且極大地促進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覺醒與革命思想的傳播。正如孫中山所自述：「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眾望所歸的革命領袖的出現，人民群眾的覺醒，革命思潮的萌發，預示著一個革命新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