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制度性改革方案與保國會風潮

  膠州灣事件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列強強占勢力範圍等事件，引起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高度關注。清政府內部一些具有全局視野的大臣們、督撫們也在思謀良策，為了應對民族危機，儘早著手進行變革。時在天津督練新軍的袁世凱，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裡兩次向翁同龢呈遞建議書，希望翁同龢能夠利用自己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推動清政府儘早開始變法，為中國尋求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在這兩份建議書中，袁世凱比較詳盡地分析了中國所處的國際形勢及各大國關係的微妙變化，以為中國不能再固守多年來的「以夷制夷」外交路線，更不能把中國的未來建立在俄國人的保護上，清政府一度奉行的聯俄外交路線並不可靠，中俄之間的利益衝突遲早總會表現出來。能夠拯救中國危機的根本力量只在於中國社會內部，中國只有走上真正的變革之途，才能改變這種在國際局勢中的被動地位。袁世凱批評自甲午戰爭後的所謂變法思潮與政府的變法舉措大多流於空言而未見諸實行。針對這些問題，袁世凱提出自己的變革思路，將變法的落腳點放在用人、理財和練兵這樣三個問題上。翁同龢1897年12月30日收到袁世凱的第一封建議書後的批語，竟是「論各國情形甚當，變法，空」。

  一　康有為上清帝第五、第六書

  體制內的開明官僚如袁世凱輩的見識不過如此，這種見識自然很難獲得清政府高層的賞識。清政府內部高層對於先前變法舉措難以推行的認識不會比袁世凱等人少，他們現在已經深切地感到中國如果不進行整體性的變革已經很難挽救中國的危機，所以他們對於袁世凱輩的類似建議都很難再感興趣，他們需要的是整體性、徹底的變革方案。而這種方案是體制內官僚無論如何都難以提出的，而只有游離於體制的知識分子如康有為的思考才是清政府內部高層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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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為沒有辜負翁同龢等清政府內部高層的期待。1897年12月5日，康有為向清政府呈遞《上清帝第五書》，明確提出開國會、定憲法兩大政治主張。這兩大政治主張與袁世凱提出的三點建議確乎難以同日而語，獲得清政府內部高層一部分人的激賞，當然反對聲也就更為激烈。

  在《上清帝第五書》中，康有為詳盡分析了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以為中國如欲擺脫被動的國際環境，只有在內功上下工夫，使中國儘快以近代民主國家的形態出現在世界舞台。為達此目的，康有為向清政府提出了三點建議：一是取法俄國、日本等與中國國情比較類似的國家已經走過的成功道路，儘快開始變法，從根本上剷除舊制度的根基，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即建立俄國、日本式的君主立憲體制。為此，康有為建議光緒皇帝乘膠州灣危機這一背景，下詔罪己，激勵人心，明定國是，與海內更始。建立國會以通上下之情，盡革舊俗，一意維新。採擇萬國律例，定憲法公私之分。康有為相信，這一新的政治體制的建立必將為中國的未來發展提供必要的保障，也有助於克服因膠州灣危機而導致的困局。二是大集群才，集思廣益而謀變法。三是聽任疆臣各自變法，以局部試驗為全國性的變法提供經驗。

  康有為三點建議的後兩點應該說並沒有多少新意，這也是當時的一般激進知識分子和政府內部中層開明官僚如袁世凱之輩的思考，袁世凱在1898年初向翁同龢提出的第二份建議書中也曾建議清政府要允許那些「忠誠明練」的督撫在自己的轄區進行改革試驗，待這些局部性的試驗取得一定的成效之後再向全國大範圍推廣。至於大集群才，集思廣益，更是當時所有有識之士的共同看法。康有為三點建議最有價值也是後來引起震動最大的是其第一條，即取法俄國、日本進行政治制度變革的主張，根據這個主張，中國勢必要對已有的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改造，開國會、定憲法也就是這一建議中的應有之義了。

  制度性變革的設想或許是當時中國的唯一出路，但康有為的「小臣」身份使他的建議無法直達清政府高層。當他將這份建議書循例呈遞給工部主管當局的時候，內中那些直率的言辭、超越清廷已有政策底線的制度性變革建議實在是嚇壞了工部主管們。從保全自己和保護康有為，以及忠誠清廷等任何一個角度考慮，他們都不敢將這份建議書直接呈送清政府高層，而是壓了下來。

  不甘寂寞的康有為當然不能容忍工部當局的做法，他在向工部當局呈遞這份建議的同時，也向其他相關方面提供了副本，以喚起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所以當工部主管當局扣壓了他的《上清帝第五書》不久，給事中高燮曾卻覺得康有為的建議甚有價值，值得向光緒皇帝等高層推薦，並希望光緒皇帝能夠召見康有為，當面聽取康氏對政府改革的通盤設想。

  高燮曾的建議很快被光緒皇帝所接受，此時的光緒皇帝主要心思也在考慮整體性的政治變革如何開局等問題。1898年1月16日，光緒皇帝在召見群臣時曾將此意略作表達，希望各位重臣能夠從國家根本利益上進行考量，提出如何變法的系統構想。各位重臣此時正忙於膠州灣危機的善後，根本無暇思考這些變革問題，只有翁同龢稍有對答，希望政府的未來改革能夠從內政方面做起。緊接著，翁同龢等人在光緒皇帝的同意下於第二天連發三道上諭，一是要求改進中央政府各衙門的辦事作風，提高效率；二是要求各省督撫切實淘汰冗員，舉薦人才，開創新局；三是要求各省根據自己的情況儘快籌款開辦製造局廠。總之，光緒皇帝期待中國能夠在內政方面有辦法。

  光緒皇帝此時關注內政與改革制度，有意實行高燮的建議，即出面召見康有為。主持朝政的重臣恭親王奕礙於清朝的禮儀傳統，以為康有為的級別太低，皇帝不宜直接出面與其交談，並建議光緒皇帝如欲向康有為詢問什麼問題，可由各位大臣代為詢問。

  奕的折中建議化解了矛盾，光緒皇帝雖然沒有能夠面見康有為，但畢竟使康有為能夠在清廷諸位重臣面前暢談自己對國事的看法。1月24日下午3時，康有為在總理衙門所在西花廳接受榮祿、李鴻章、翁同龢以及刑部尚書廖壽恆、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等人的問話，康氏似乎也乘此機會將《上清帝第五書》直接呈遞給政府最高當局。

  西花廳問話至今沒有發現詳實的檔案記錄，當時參與問話的翁同龢在日記中記道：「傳康有為到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數大端。狂甚。」從內容上看，康有為將自己多年來的見解盡情發揮，各位大臣也就自己關心的問題與康有為進行了探討。但從氣氛上看，康有為似乎並沒有在各位重臣面前贏得多少好感，即便對他不薄的翁同龢都覺得他「狂甚」，那麼給其他幾位對他素有成見的大臣如榮祿等人，就更難留下什麼好的印象了。

  在多年之後，康有為回憶這次問話時，也隱含著這樣一種意思。在他慷慨陳詞地講述了自己的變法主張後，榮祿似乎也是不經意地提醒他「祖宗之法不能變」，而康有為也不客氣地回應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時制宜，誠非得已。」康有為的辯論自然有足夠的道理，如果他當時確實以這種口氣回應榮祿的提問，即便榮祿有宰相之腹，也很難容忍康有為這樣的小狂生，由此也為後來的政治發展留下了伏筆。

  儘管如此，進行變法畢竟是大勢所趨，也是光緒皇帝當時思考的重點，因此怎樣變法就成了這次問話不可迴避的問題。刑部尚書廖壽恆就此發問，讓康有為談談究竟應該怎樣變法？康氏的回答格外簡單，即「宜變法律，官制為先」。其中隱含的深意或許是康氏當時的發揮大概都是改變中央政府的設置和功能，似乎有盡撤六部、盡棄舊例的含義。於是長期在中央政府主管日常事務的李鴻章問道：「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康有為答道：「今為列國並立之時，非復一統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統之法，弱亡中國，皆此物也，誠宜盡撤，即一時不能盡去，亦當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已有政治制度的所有價值，也是從根本上、從所有方面仿效西方制度進行變法。這種激進的政治觀點如果僅僅是理論式的探討還有一定的價值，如果用之於實際的政治運作，肯定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務實的政治家如李鴻章輩怎麼能夠從容接受康有為的建議呢？

  或許是擔心康有為的冒失會導致更多的不愉快，甚者將影響即將到來的變政大業，翁同龢迅即轉移話題，詢問康有為在籌款方面有什麼考慮。康答道：「以日本之銀行紙幣，法國印花，印度田稅，以中國之大，若制度既變，可比今十倍。」於是他陳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信、會社、海軍、陸軍之法，並言日本維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備，與我相近，最易仿摹。他稱自己已經編輯有《日本變政考》及《俄大彼得變政記》，比較翔實地考察了日俄兩國的政治改革過程，對於中國即將開始的政治變革或許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西花廳問話的真實情形已無法復原，但從這些零星的材料中可以明顯地觀察到清廷重臣以及康有為等人的政治趨向及思路。對於這些重臣們來說，康有為的這些建議或許並無新意，他們在自己的政治實踐中早已明了這些道理。不過對於康有為來說，儘管他的狂妄姿態引起了一些重臣的極端反感，為後來的政治發展或許留下了若干變數，但他直率的言辭和極端的見解，尤其是他那種「片面深刻」的思路確實給這些重臣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影響。西花廳問話成了康有為政治生涯中的一個最值得記憶的轉折點。

  隨後，翁同龢便將西花廳問話的大概情形上報給光緒皇帝。或許是翁同龢的傾向性描述，更加引起了光緒皇帝的興趣，光緒皇帝覺得有必要召見康有為直接談談，以便能夠理清中國未來發展的思路。光緒皇帝的決定再次遭到恭親王奕的反對，奕依然以祖宗的儀禮傳統阻止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不過他同時也建議光緒皇帝不妨命令康有為將書面意見儘早呈報，如果從中發現確有價值，可以考慮用什麼辦法安排召見。至於康有為期待的職務安排，似乎根本就沒有被提上檯面，一氣之下，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甚至決定就此離開京城，不再與清政府合作。

  康有為的心態很快被翁同龢所獲知，大約在西花廳問話的次日凌晨，翁同龢以帝師之尊來到南海會館拜會康有為。他似乎期待這位將來終有一日掌握清政府中央大權的年輕後生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計較一時之得失，不要以這小小的挫折就放棄多年的追求，更不應該意氣用事地一走了之。他似乎還就自己所知的一些情況作了介紹，甚至向康表白自己也是主張變法維新的新黨，與康有為在本質上是同道。總之，康有為在翁同龢的勸說下回心轉意，他覺得無論從哪一個方面說，自己都不應該過於看重官職的高低，還是應該留在京城利用自己已經贏得的機會，為將要進行的變法事業貢獻自己的心智。

  1月29日，康有為遵照光緒皇帝的旨意將最近趕寫出來的《請大誓臣工開制度局革舊圖新以存國祚折》（即《上清帝第六書》），連同《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記》一併呈遞到總理衙門。這次上書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順利，康有為的政治處境較之先前已獲得極大改善。

  《請大誓臣工開制度局革舊圖新以存國祚折》是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六書》，或簡稱為《應詔統籌全局折》。這是康有為在戊戌年間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康有為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在這份文件中，康有為從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引證當時波蘭、埃及、土耳其、緬甸等國墨守成規，不思變革，最終導致亡國或被瓜分的慘痛教訓，以為國際社會正處在一個新的組合分化過程中，中國應該把握這一機遇，儘快將中國改造成一個近代國家，成為國際主流社會中的一員。他說：「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中國只有徹底地棄舊圖新，才能擺脫被動的外交局面；中國只有從內部發生真正的變化，才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與平等。總之，只要國內政治有辦法，外交上就有辦法。而國內政治的唯一辦法，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造中國自古以來幾百年乃至數千年不變的政治體制。

  在這份奏摺中，康有為沒有過多地論述中國應該進行變法改革的理由，因為中國不變則亡的道理在當時已經是朝野各界的共識。所以康有為在這份奏摺中的思考重點是中國應該怎樣去變，即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究竟應該怎樣開始和進行。

  康有為認為，中國的國情與日本、俄國進行改革前的國情比較相似，日俄兩國通過政治改革極大地動員了國內各方面的力量，從而促使兩國的經濟、社會乃至軍事力量等都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它們的成功為中國樹立了很好的典範，中國應該仿照日俄兩國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所走過的道路、所採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維新中最重要的舉措實際上只有三點：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國是，在政府高層內部形成必須進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識；二是廣開言路和徵求人才的通道，願天下所有英才為我所用；三是開制度局而定憲法，以憲法去約束人的活動，從而使日本一躍成為近代民族、民主國家。

  基於日本的經驗，康有為向清政府的最高決策層鄭重建議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證變法維新的政治改革獲得成功：

  第一，由光緒皇帝在天壇或太廟或乾清門大誓群臣，詔定國是，宣布變法維新正式開始，堅定群臣革舊維新的信心與信念，宣布廣采天下輿論，廣取萬國良法，重建中國全新的政治體制。

  第二，由政府最高層在午門設立待詔所，委派兩名御史專司此事，允許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儘自己所知上書言事，對國家的政治發展、經濟建設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議。所有上書不得如舊體制由堂官代遞，以免阻撓。凡上書中有可取之處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關部門的主管予以召見，量才錄用，人盡其能。

  第三，開制度局於宮中，征天下通才20人參與其事，統籌全局，下設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礦政、鐵路、郵政、造幣、遊歷、社會以及武備等12個分支機構，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體制，重建新的政治體制及相適應的各項制度章程。至於中央以下各級行政機構的改革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變動，康有為也在這份奏摺中提出一些設想，大要不外乎是本著政情上通下達，棄舊圖新的原則。

  綜觀康有為《應詔統籌全局折》，其核心是設立專責制度建設的制度局。或許是因為當時反對政治變革的勢力太大，或許是接受了某些人善意的忠告，康有為在這份上書中暫時放棄了先前《上清帝第五書》中提出的開國會、定憲法等更為激進的政治主張，而改為設立制度局這一具有明顯漸進色彩的主張，這樣或許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爭執，便於新政的推行。

  設立統籌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為維新變法思想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他認為這是變法維新能否成功的關鍵之所在。所以在提出這一建議之後的一個月左右，康有為於2月28日又在代宋伯魯御史擬定《請設議政處折》中再次強調設立專門議政機構的重要性，為制度局的創立提供輿論支持。此後，康有為還多次上書催促清廷儘快開設制度局，向光緒皇帝特別強調：「皇上不欲變法自強則已，若欲變法，而下手之端，非開制度局不可。」在他看來，制度局猶如航行在滄海中的巨輪的導航儀，有了它可以克服驚濤駭浪、千難萬險，順利地抵達目的地；反之，則結果可知。

  康有為的《應詔統籌全局折》及同時呈遞的《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記》深獲光緒皇帝的讚賞，光緒皇帝在收到這些文件後，日加批覽，「於萬國之故更明，變法之志更決」，對於後來的政治發展與演變，《應詔統籌全局折》起到過重要的作用。

  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康有為的《應詔統籌全局折》確乎為戊戌年間變法維新的綱領性文件，中國未來發展的政治訴求在這份文件中都有很深入的表達。不過正因為如此，這份文件也受到極為強烈的批評和質疑，反對者對這份文件欲擺脫現存的行政運行體制而另起爐灶的真實動機不能不引起懷疑。按照康有為等人的設計，他們計劃開辦制度局專責改革要務；設立民政局，有仿行西方近代國家的下議院的意思；準備設立的議政局，類似於西方近代國家的上議院。這樣一來，原有的行政體制勢必全部癱瘓或廢除，原有的官吏隊伍也勢必面臨著生存危機。於是，原本有意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設立制度局構想反而成為阻礙改革進程的餿主意。反對者批評康有為等人動機不純，他們只不過是一些權力的邊緣人，他們基於自己邊緣人的立場試圖通過新設機構奪取權力，所謂制度局云云，不過是想奪取樞府之權的託辭；所謂十二分局的構造，不過是將原有的中央六部分解功能而已；至於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六書》中提出的各道設立民政局的建議，更是居心叵測，是試圖以民政局奪取各省督撫將軍之權；清政府如果聽任康有為這些人胡作非為，其最後的結果不是中國走上強盛的發展道路，而是「天子孤立於上，內外盤踞皆康黨私人，禍將不忍言矣」。

  二　保國會風潮

  康有為等政治新人的心態絕不會像反對者所猜測的那麼骯髒。但毫無疑問的是，作為邊緣化的政治新人，康有為等人是無法與那些政治老人和睦相處的，他們確實希望能夠利用光緒皇帝的政治權威掃除舊人，重用新人。而政治運轉的規律從來都不可能按照任何一方的主觀意圖去運行，作為清廷政治權力的中心，光緒皇帝實際上受到各方面的制約，他不可能甚至也不願意完全聽從康有為等政治新人的擺布，所以康有為創設制度局的建議儘管獲得光緒皇帝的激賞，但操作的步驟卻是一拖再拖，從而使康有為也覺得完全依靠清廷內部的力量去推動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可能具有相當大的困難，於是他又將精力轉向民間，期待民間的進步力量能夠形成相當的氣候，然後再與這些政治邊緣人一道去推動清政府走上政治體制改革的道路。

  基於這種政治判斷，康有為採取先前行之有效的政治手腕，即「既上書求變法於上，復思開會振士氣於下」的辦法，在向清廷上書的同時，策動正在京師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成立新的政治組織，並相機聯名上書，向清政府施壓，重演1895年公車上書的故事。

  1898年1月5日，康有為策動在京的廣東應試舉人及各界名流20餘人聚會於南海會館，宣布成立粵學會，欲續強學會之舊。粵學會具有極強的示範效應，在粵學會成立之後不久，在康有為的鼓動下，林旭聯合張鐵君等旅京福建省籍人士於1月31日在福建會館成立閩學會。緊接著，與康有為等人關係密切的宋伯魯、楊深秀與閻乃竹、李岳瑞等人聯絡陝西、山西在京人士於2月8日成立關學會。3月間，曾經參加過強學會的楊銳聯絡四川省籍人士發起成立蜀學會。至於直隸、湖南、浙江、江西、雲南、貴州等省的在京人士也都差不多被康有為等人鼓動起來，準備或已經成立各種各樣的新政治團體。

  新政治團體的相繼成立為康有為的民間政治活動提供了廣泛的舞台，使他具有相當重要的政治背景。於是他在利用自己工部主事的官方身份從事政治活動的同時，更注意利用民間的力量向清政府進行輿論方面的施壓。1898年3月19日，康有為向總理衙門提交《為脅割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聯英日，堅拒勿許，以保疆土而存國祚呈》，堅決反對將旅順、大連租借給俄國，以免引起英國、法國等列強的仿效，進而瓜分中國。3月25日，康有為代擬就《俄患孔亟，所請宜堅持勿允，謹陳三策以資抵禦折》，建議清政府或將旅順、大連開闢為通商口岸，供各國通商，或聯合英、日與俄國對抗，或設法向美國貸款數萬萬以練陸軍、創海軍，進而與俄國一決雌雄。

  康有為的這些舉措都沒有能夠阻止清政府內部準備將旅順、大連租借給俄國的既定政策，於是他決定聯合各省舉人集體上書，繼續向清廷施壓。3月27日，由康有為口授、其弟子麥孟華筆錄的《乞力拒俄請，眾公保疏》在其弟子梁啓超、龍應中、況士任等人的聯絡下，由兩廣、雲貴、陝西、山西、浙江、江蘇等省在京應試的百數舉人聯名，送達都察院。不過，由於清政府內部已經決定接受俄國的租借要求，這份上書並沒有轉送清廷。

  零星的請願活動不足以引起清政府高層的警醒，分散的政治組織也不可能發揮真正的作用，經過甲午戰爭後三年大體平靜的發展，清政府內部和士大夫階層對於新的政治問題失去了必要的敏感，要想重新喚醒清政府內部和士大夫階層的覺悟，促使他們重新關注因外交問題再次引起的中國生存危機，「魚爛瓦解，有若旦夕」，而「舉國在於沉舟之下、覆屋之中」，從而使康有為覺得有必要聯合各個分散的新政治團體組建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政治團體，「以伸國憤」，使少數先知先覺的愛國熱忱化為全民族的自覺行動。

  有康有為這種想法的知識分子在當時也不在少數，御史李盛鐸當此時也有意聯絡在京應試的舉人成立全國性的政治團體，以民間外交壓力去應對俄國政府要求清廷租借旅順、大連的蠻橫主張。經過協商，李盛鐸與康有為達成了合作的意向，由他們二人作為主要的發起人，開始籌建全國性的政治團體——保國會。

  又經過一番緊張的籌備，1898年4月17日，保國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南橫街粵東會館舉行，到會的各省應試舉人及京城中央各部上至二三品大員、翰詹科道、各部員郎主事，下及於在京之行商坐賈等二三百人。

  粵東會館的入口處大書保國會的標語，在後院戲樓設置的會場上，人聲鼎沸，座無虛席。保國會的發起人之一康有為被公推為演說人。他在會上發表了極富激情、聲色俱厲的演講，歷數西方列強在鴉片戰爭以後短短的半個世紀裡，尤其是進入1898年以來這幾個月中，向中國提出一系列無恥的要求，企圖聯手瓜分中國，中國當前面臨著國土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的生存危機。與西方近代國家的國民相比較，康有為認為，當今的中國人猶如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只能供人驅使，聽人宰割。這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悲劇，是中國人的奇慘大痛。他期待肩負著民族責任的士大夫階層能夠重新振奮起來，激勵其精神，增長其心力，聯合全國四萬萬民眾，「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臥薪嘗膽，人人熱憤，懲前毖後，以圖保全國地、國民和國教。中國如果不能充分利用目前的危機進行政治體制等方面的全面改革，那麼中國勢必要重蹈緬甸、越南、印度、波蘭等國家的命運，或亡國，或淪為西方某一大國的殖民地。

  康有為的演講極富感染力，當他講到傷心悲痛之處時，淚隨聲下，聽眾無不為之動容，甚者隨之而泣下，整個會場充滿著肅穆莊嚴的氣氛。這次會議討論了保國會的章程及組織機構，宣布全國性的政治團體保國會正式成立，並期待各省迅即響應，成立各省的保國會分會。根據當日議定的保國會章程，該會實際上具有明顯的近代政黨性質，它的宗旨是保國、保種和保教，具體而言就是保全國家之政權土地，保全中國民族種類之自立，保全聖教之不失。其「三保」的具體運作方式，就是廣泛團結全國的士大夫階層，對內共同講究內治變法之宜，講究經濟之學，以助有司之治；對外講究外交勝敗之故，刻念國恥，激勵憤發。其組織形態是在京師及上海兩地設立保國總會，各省各府各縣皆設立相應的分會，形成全國性的組織網絡。會中公選總理、值理、常議員、備議員、董事各若干人，分別負責會中的各項事宜。對於入會的會員，章程也有明確的規定，既歡迎志趣相投者隨時入會，也對那些心術品行不端，有污會事者予以拒絕。會中同人要遵守藍田鄉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的基本原則，努力提高會員的道德修養水準，必求心術品行端正明白。至於保國會的經費來源，主要依靠會員的捐贈。

  保國會成立之後，立即遭到了一些人的攻擊。最先向保國會發難的是來自康有為、梁啓超的廣東同鄉。廣東籍的許應騤及兵部左侍郎楊頤攻擊保國會「惑眾斂財，行為不端」，必須嚴加斥逐，警告廣東同鄉不得再允許康、梁的所謂保國會在粵東會館聚會。

  剛剛宣布成立的保國會儘管良莠不齊，可能也會有行為不端之徒以及惑眾斂財的嫌疑。不過從總體上說，保國會的成立畢竟合乎當時政治發展的實際需要，因此反對者的意見在當時的輿論背景下是一種政治攻擊。粵東會館不敢再讓保國會使用，但這根本無法阻止保國會在堂堂京師繼續舉行活動。4月21日，保國會假宣武門外達智橋胡同河南會館嵩雲草堂舉行第二次大會，公推梁啓超等人發表演說。梁啓超在演說中指出：甲午戰敗之後三年相對平靜的政治發展嚴重麻痹了中國人的心智，使許多中國人以為中國在西方列強相互競爭的國際環境中必將逐步獲得恢復和發展，西方列強在中國相互利用又相互衝突的利益均衡足以保障中國不被他們所瓜分。中國之亡，不亡於貧，不亡於弱，不亡於外患，不亡於內訌，而實亡於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之不知真相的空發議論，以自己的善良願望代替對國際國內環境的真切觀察。梁啓超認為：經過甲午戰爭後的三年調整，國際環境、東亞政治格局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中國的民族危機並沒有從根本上獲得化解，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企圖一刻也沒有停止。最近所發生的一系列外交衝突已經清楚地表明民族危機就在眼前，中華民族正處在生死存亡、亡國滅種的關鍵時刻，「今之憂瓜分懼危亡者遍天下」，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充分利用這一民族危機的不幸時刻行動起來，「各竭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團結起來，組織新的政治學術團體，以講究救國之道，喚醒民眾，救亡圖存，「使吾四萬萬人者，咸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厝之於不亡之域」。梁啓超相信：「人人如是，而國之亡猶不能救者，吾未之聞也。」

  梁啓超的演講說理充分，感情激昂，對於動員、激勵士大夫階層組織起來，參加保國、保教、保種為宗旨的救亡圖存運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甚至促使清廷部分當權者也覺得有必要重新檢討幾年來的內外政策，「朝野上下，皆惕惕以夷禍為憂」，救亡圖存、保國、保教、保種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官僚、知識分子階層的共識。

  4月25日，保國會又在貴州會館舉行第三次集會，進一步擴大了保國會的政治影響。先後列名參加保國會的人數，僅《京城保國會題名記》中就列有186人，而全國各地先後參加的人數則一直沒有完整的統計。再加上與保國會具有重要關係的各地及京城相繼成立的保浙會、保滇會、保川會等等，保國會的政治影響確實已不容小視。

  保國會的政治影響正在逐步擴大，但反對的力量也開始重新集結。當保國會第一次會議召開的前夕，徐桐就將保國會的另一重要發起人李盛鐸找來責問，深怪李盛鐸作為國家公職官員不該參與組織這類民間政治組織，致使李盛鐸在第一次大會召開時藉口別有要務而遲到。此後不久，李盛鐸又受到榮祿的責怪，於是李宣布退出保國會，從此不再參加保國會的任何活動。

  榮祿不僅責怪李盛鐸不該參加什麼保國會，而且還向外放話稱：康有為妖言惑眾，僭越妄為，成立什麼保國會，簡直是混帳之舉；現在許多大臣都未死，即使亡國也輪不到你康有為去保。他揚言對康有為這樣的人非殺不可，以絕後患。對於其他有意參加保國會的人，榮祿警告他們小心自己的腦袋。

  徐桐、榮祿等人對保國會的態度很快傳播出來，從而使那些本來就與康、梁等人政治見解有異的反對者更加肆無忌憚。4月26日，浙江籍舉人孫浩在吏部主事洪嘉與的指使下向清廷上奏《駁保國會折》及由洪嘉與擬定、由孫浩署名的《駁保國會章程》，對保國會及康、梁等人竭盡謾罵之能事，攻擊康、梁等人厚聚黨徒，擅自成立什麼保國會、保浙會之類的政治組織，是干涉憲典、妄冀非分，務在動搖民心、瓦解國基，形同叛逆。如果真的依從康、梁等人的政治見解進行改革，必將天下大亂，華夏糜爛，人民流離失所。康有為竭力鼓吹的所謂變法維新，就其本質而言是「盡變成法以從海西，是謂客強而非自強」，根本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5月2日，御史潘慶瀾向清廷最高當局呈遞《請飭查禁保國會片》，指認康有為等人擅自成立保國會是「聚眾不道」，有害於政局的穩定，建議清廷予以查禁，以絕後患。第二天，曾經參與發起保國會的御史李盛鐸見勢不妙，擔心自己受到牽連，亦幡然悔悟，欲與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為敵，向清廷呈遞《會黨日盛宜防流弊折》，建議清廷儘快將保國會之類的政治組織予以查禁。5月17日，御史黃桂鋆上奏參劾保國會及保浙會、保滇會、保川會等組織均是保國會黨包藏禍心，乘機煽惑，糾合那些落第舉子而成立的非法政治組織，他們逞其簧鼓之言，巧立名目，以圖聳聽，希望能夠博得政府的准辦諭旨，便可以此為「攬權生事之計」。黃桂鋆強調：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原則是權操於上則治，權分於下則亂，如今所謂民主、民權宣傳日益猖獗，給社會穩定已經帶來很多的問題，如果政府允許保國會合法，允許各地類似的政治組織成立，恐「會匪」等不良人等聞風而起，勢必天下大亂，國無寧日。在這一片嚴厲查禁的鼓譟聲中，魯莽強勢的軍機大臣剛毅甚至準備好了人馬，一旦查禁令下，立即執行，將康、梁等人逮捕歸案。

  查禁保國會的風聲甚緊，但光緒皇帝似乎並沒有查禁的意思。在光緒皇帝等人看來，保國會的宗旨既為保國，那便不可能有意推翻政府，煽動造反，統觀保國會的章程，並非有礙國家，有礙君權，會能保國，豈不大善，任其自由發展，並給予適當地指導，不是比嚴厲查禁更好嗎？所以當御史文悌當面詆毀保國會「名為保國，勢必亂國」的時候，光緒皇帝不客氣地痛斥文悌實在是不負責任的胡說八道，並下令將文悌革職查辦。對於所有彈劾保國會的奏章，為了防止外泄，特別是為了防止慈禧太后藉此動怒，查禁保國會，光緒皇帝特別囑咐一律歸檔封存。保國會終於在光緒皇帝的直接干預下度過了成立之初的生存危機。

  保國會雖因光緒皇帝的關照而未受到查禁，但實際上在反對者的壓力下，保國會在召集了三次會議之後於無形中消散，此後並未再以該會的名義舉行過多少重要活動。

  保國會雖然於無形中消散，但它傳播了愛國維新的思想種子，各省志士紛紛繼起，自是風氣大開，人心大振，士大夫階層對中國必須走上維新變法的政治道路有了更多的共識。這對於此後光緒皇帝正式宣布詔定國是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輿論氛圍。康有為、梁啓超以及康門其他重要弟子也都在這次重要的政治活動中得到了鍛鍊，為後來的政治變革準備了足夠的幹部和豐富的人事資源，京城士大夫階層及官僚階層中一些開明人士一度以結識康、梁等新派人物為榮，這也為後來康有為、梁啓超的政治活動提供了豐厚的人脈資源。

  不過就保國會的內部組織形態來說，也有許多可議之處。雖說保國會是近代中國較早的具有政黨意義的政治團體，但其內部組織實在無法與後來的政黨同日而語，外在形式也確有許多被反對者所抓住的把柄。比如說，保國會在成立之初為了擴大影響，在一些《題名錄》中無中生有，將一些並未宣布或親自參加保國會的人也拉了進來，這就有點「行同誆騙」、「借眾人以自保」的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