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方案

  一　些反對者批評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方案比較多地注意到了西方近代國家的政治體制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這些反對者相信，如果真的按照康有為的方案去進行改革，那麼中國的未來可能不是「自強」，而是「他強」，實現了西方列強用武力威脅而沒有達到的目的。於是另外一種改革方案也在醞釀之中，這就是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維新方案。

  張之洞在很大程度上贊成康有為等人關於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的設想，但在中國應該怎樣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及怎樣看待西方近代思想資源和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對未來政治發展的作用方面存在著差異，這是他撰述《勸學篇》的主要動機。特別是康有為等新派政治人物逐步受到光緒皇帝的信任之後，張之洞的這種著述願望更加強烈。據張之洞當時的主要助手之一辜鴻銘的回憶，張之洞在有限的直接了解中，原先對康有為、梁啓超的個人印象都比較好。但張的幕府中的一些人，特別是辜鴻銘本人，通過與康有為等人更多的接觸，開始忠告張之洞不要與康、梁等人過於密切，尤其是康有為，他的個人人品可能並不像他自己所說或原先所認識的那樣高尚，真實的情況可能是「康有為人品鄙劣，計劃虛誇不實」；辜鴻銘還把「愛國主義是惡棍的最後避難所」這句西方名言儘可能準確地翻譯介紹給張之洞，期待張之洞能夠主動地與康、梁等人疏遠。然而，張之洞並沒有聽從辜鴻銘的勸告，反而責怪具有很深西方背景的辜鴻銘不懂中國政治。

  隨著1897年底和1898年初新的外交危機的爆發，康有為在京城利用這一新的外交危機發起成立保國會，並隨之向清政府最高領導層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方案，而且受到了以光緒皇帝為代表的清廷內部開明派的歡迎。張之洞的幕僚們肯定認真研究了這些方案，他們的結論是：如果按照康有為的這些方案去進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將給中國帶來無窮的災難，康有為的方案只是一百年前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主義的翻版。

  幕僚們的看法影響了張之洞的觀點，特別是隨著京城不斷傳出要求查禁保國會的消息後，康有為等人不僅沒有受到查處，反而受到光緒皇帝的信任，開始以皇帝的名義大肆頒布改革法令卻引來一系列混亂的時候，張之洞覺得不論是為了國家的利益，還是為了洗刷自己與康、梁等人的關係，他都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於是張之洞召集他的心腹幕僚在武昌棉紡廠的頂樓會議室舉行了一次極端重要的內部會議，專門討論怎樣對付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張之洞在這次會議上情緒激憤，他在來回踱步的時候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不得了！不得了」的話語，言下之意是再也不能容忍康有為雅各賓主義的胡作非為，他必須向清政府的最高層提出自己的方案了。

  棉紡廠頂樓的會議並沒有作出任何決定，不過在此次會議之後，著名的《勸學篇》便「立即寫出來」了。按照辜鴻銘的理解，這部著作的主旨是張之洞反對康有為雅各賓主義的宣言書，也是他的「自辯書」。該書告誡人們要反對康有為的改良辦法，凡是此類的改革必須首先從教育入手。

  《勸學篇》分為內篇和外篇兩個部分，按照張之洞自己在序言中的說法，其內篇主要討論有關世道人心的問題——「以正人心」；外篇主要討論有關工商業、教育、新聞等實際的事務層面如何參照西方近代國家的成功經驗進行改革的問題——「以開風氣」。從這兩個方面看，張之洞的《勸學篇》雖然堅決反對康有為雅各賓主義的激進改革，但他也沒有完全排斥西方近代國家在政治、法律尤其是教育、經濟等方面的成功經驗，他提出的口號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在張之洞看來，中國的未來與發展，既要學習西方一切有益於我的東西，又不可能全盤西化，採取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如何處理外來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之間的關係，是自中西文化衝突以來學者們和政治家們最為關心的問題。張之洞在肯定必須向西方學習的前提下，更充分肯定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倫理的作用，強調只有在樹立健全的民族自信心的基礎上才能有效地吸收外來文化。他在《勸學篇·自序》中說：「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教以及經世大法無不具備，但取西人之長補我不逮足矣。」他對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激進主義的變革主張深感恐懼，因此他在主張必須向西方學習的同時，強調絕對不能拋棄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的精華，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應該建立在自己已有文化成果的背景下與基礎上，即以穩健的姿態向左右兩個方面進行鬥爭，既反對頑固、守舊，也反對不顧中國國情的激進。應該承認，張之洞的方案比較好地回答了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外來思想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應取的關係。

  就對那些所謂極端守舊的主張而言，張之洞主要從正面闡述了中國必須學習西方的必要性及唯一原則。他主張今日中國如欲進步與發展，便不能不在教育體制上作根本性的變革，諸如設學堂、廣譯書、變科舉，以及創辦報紙以廣中國人的見識、長中國人的志氣等等，這些都是張之洞竭力主張並身體力行進行推廣和實踐的。

  對康有為等人的激進的政治、學術主張，張之洞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他認為，康、梁對儒家學術精神的曲解，如果任其發展，將危害極大。他說：「平生學術，最惡《公羊》之學，每與學人言，必力詆之。四十年前已然，謂為亂臣賊子之資。至光緒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說以煽亂，至今為梗。」這實際上是在正面批評康有為所主張的今文經學，以為康有為僅僅憑藉《公羊》今文經學的主張，不僅不能救中國，反而會給中國的未來增添無窮的變數。

  

  張之洞對康、梁政治及學術主張的最大不滿，主要在於康、梁對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家倫理價值的基本估計方面。在談到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倫理的價值時，張之洞說：「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教以及經世大法無不具備，但取西人製造之長補我不逮足矣。」堅持以儒家倫理、傳統中國的文化精神為主體，合理吸收外來文化，重新建構中國人的價值新體系，這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確切含義。

  顯然，張之洞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無疑取一種保守主義的立場，他雖然在相當程度上承認中國文化如科舉制度等有改革、廢除的必要，但他對中國文化精神、文化精華，尤其是儒家倫理的理解，顯然也沒有達到時代認識的最高水平。他在《勸學內篇·循序第七》中指出：中國立學宗旨，無論何種學堂均應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從而使學生的心術一歸於純正，然後再以西學瀹其知識，練其技能。「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然於不通西學者矣。」這就將中國文化的精華限定在儒家倫理的綱常名教、忠孝節義等方面，顯然與當時蜂擁而至的西方民權、自由平等思想不能同日而語。

  當然，如果從統治者要求穩定社會秩序、協調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張之洞強調忠孝節義、綱常名教的現實作用也情有可原。基於血緣、地緣關係的中國社會，幾千年來之所以能夠持久、穩步地前進，且不斷地創造並長時期領先於世界文化，其最根本的一點無疑在於這個社會的封閉性和穩定性。在這種穩定性的現實基礎上創造了綱常名教、忠孝觀念，反過來，綱常名教、忠孝觀念又促進、維護了這個社會的穩定與協調。然而，自西方文化特別是民權、自由觀念輸入以來，對中國舊有的綱常名教觀念構成了致命的威脅，加上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舊的社會結構雖沒有被全部沖毀，但也確實受到了強大的衝擊。在這舊轍已毀、新軌未立的大變動時代，社會信仰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極端危機。試想，中國如果向前再走一步，即刻接受西方自由平等的民權思想，開議院，行共和，能行嗎？不要說社會基礎尚不具備，即使在知識分子階層也未必能行得通。不過，如張之洞那樣倒退到綱常名教的舊觀念上也不是最佳選擇，它雖然使儒家倫理一度獲得改造和復興，但總有理論滯後於時代之嫌。

  張之洞通過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倫理的解析，肯定了傳統文化和儒家倫理中應該肯定的東西，並力圖使傳統文化、儒家倫理與外來文化進行有機的結合，以創造出一種適宜於中國需要的「新文化」，即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於經文而必無悖乎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悌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器機，夕馳鐵路，無害為聖人之徒。他的目的是在堅持儒家倫理不變的前提下，吸收外來文化的合理部分，重新建構民族文化的新體系。這一理念本身似乎並無大錯，只是張之洞畢竟忽略了社會條件的變化，而仍一味尊崇孔孟程朱，置民權平等、民主共和等西方現代理論於不容討論之地位，顯然為智者之失。

  在對待外來文化的問題上，張之洞儘管注意到了公法學等政治理論層面，但他對馮桂芬、馬建忠等人提出的開議院和改革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議則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以為當時的中國尚不足以走到這一步。他在《勸學篇·內篇·正權第六》中分析道：按照中國舊有的制度，國家遇有大事，京朝官可以陳奏，其他的官吏也可呈請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愛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達？如其事可見實行，故朝廷所樂聞者。但是建議在下，裁擇在上，便可收群策之益，而無沸羹之弊，中國何必一定要因襲西方那種議院之名呢？顯然，這是張之洞在理論上的重大倒退。

  歷史上往往發生這種現象，即凡不承擔具體的社會責任，或者說那些在野的思想家總是比較容易地走在時代潮流的最前列，所發表的見解也往往超越當時社會的實際承受力；而那些擔當具體社會責任，或在統治階層擁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思想家、政治家，不論他們的思想如何開明，他們所持的態度、所闡明的觀點總是較為緩和、較為現實，多少總與社會的實際承受能力相一致。張之洞之所以否定開議院等主張在當時中國實現的可能性，可由上述理由來解釋。

  從後來的觀點看，張之洞的《勸學篇》所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具有濃厚的傳統主義色彩，似乎也是為了與康有為等人的激進主義變法思想故意立異，甚者如前面已經引證辜鴻銘後來回憶的那樣，《勸學篇》的寫作本來就是為了反對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是作為封疆大吏的張之洞對清廷表示的忠誠。

  凡此種種立異的說法，如果從發生的時間來考察，應該都是百日維新被殘酷鎮壓下去之後所產生的。這可以真的為張之洞進行「自辯」，表明張之洞雖然在過去的許多時間裡曾經與主張維新的青年一代知識分子有過密切的來往，但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對清廷的無限忠誠。仔細閱讀張之洞的《勸學篇》，可以輕易地發現張之洞與康有為的本質區別，一個是大清帝國的忠臣，一個是「犯上作亂的賊子」。

  事實上，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還可以發現另外一種矛盾的看法，即張之洞的《勸學篇》雖然提出了一套與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全然不同的漸進改革方案，但在當時政治發展中的實際效果並不是阻止或遏制了康有為的方案，真實的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即張之洞著作的發表更進一步促成了康有為激進改革方案轉化為實際政治運作的進程。一個很顯然的道理是，像張之洞這樣的重臣都已公開表示支持清政府進行政治性的改革，其他人還有必要對將要進行政治改革提出什麼懷疑嗎？所以，深受康有為思想影響而力主進行政治改革的光緒皇帝對張之洞的《勸學篇》不僅沒有絲毫反感，反而高度贊同，以為自己又獲得了這位封疆大吏的支持，更進一步激發了他要從事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所以仔細地閱讀了《勸學篇》之後，他並沒有像先前處理檢舉揭發保國會的告狀信那樣要求密封存檔，不得外泄，而是給予高度評價，欣然批示廣為刊印，切實力行。

  光緒皇帝沒有看到張之洞《勸學篇》與康有為激進的政治改革方案之間的區別，是因為這些區別實在太微小，而在許多大的關節點上，張之洞不僅承認了中國進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而且有著另外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他在《勸學篇》的序言裡列舉了五個「知」的對象，即要知恥，恥中國不如日本等國家一樣強大；知懼，懼中國再不改革可能會重蹈印度、安南、朝鮮、埃及、波蘭等亡國滅種的覆轍；知變，中國人如果再不改變自己千百年來形成的習俗，就不能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變法；知要，特別是要知道西方各國的為政之道、富強之本之所在；知本，不要因多知西方近代的東西而忘記中華民族自己的傳統。從這五個「知」中，人們能夠感覺出張之洞反對變法的思想傾向嗎？

  張之洞的本意或許是要修正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激進主義的政治改革方案，他覺得無論中國進行怎樣徹底的改革，中國人都不能也不應該忘記自己還是中國人，中國還是東方的中國，中國有自己千百年來形成的優良傳統，這是中國立國之本。但是作為近代中國最早一批身體力行洋務實踐的優秀政治家，如果說張之洞堅決反對中國進行變革，是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的，即便張之洞也不會承認的。這既可以從他既往歷史中得到證明，也可以從《勸學篇》中尋找出許多的例證。

  在《勸學篇》中，張之洞反對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將中國變成一個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共和國，以為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中國不能走上西方近代國家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共和國體，那樣將更加嚴重地削弱中國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行政效率，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應該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決定了中國不能實行漫無限制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決定了中國人的道德倫理觀念還必須以儒家的標準為標準，而且他通過對西方近代國家的認知，甚至證明這些西方的近代國家在道德倫理方面也同樣在遵循儒家三綱五常的道德信條，履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項道德責任。因為三綱的道德命題無法進行反命題，如果反過來說臣為君綱、子為父綱、妻為夫綱，這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所以，儒家的道德倫理觀念不僅中國人應該繼續遵守，即便西方近代國家的建立，實際上也是在實踐著這些觀念，只不過具體的說法不同而已。由此，張之洞在《勸學篇》中也承認研究西方近代國家政治制度對中國的未來變革與發展是有利的，西方政治制度中的許多東西完全可以借鑑過來為我所用，西方有用的書籍包括政治、法律等方面都應該更大規模地翻譯；中國的報紙應該繼續增加，並且應該借鑑西方近代國家的辦法，獨立辦報，新聞自由，以便使人民對國家事務有更多的了解；中國的軍隊應該改組，並借鑑西方國家的訓練辦法，使中國的軍隊更加強大；中國的鐵路、礦山以及一切需要開發的實業應該像過去幾十年的做法一樣繼續開辦，利用外資、利用外國先進的技術，已經不必爭議，在這一點上應該比過去幾十年做得更好。他甚至在《勸學篇》中如康有為和當時一般進步知識分子一樣地宣稱「中國前途惟士是賴」，並明確認定反對變法的人大體可以分為三類，即泥古不化的保守主義者，那些擔心一旦變法就必須發奮自勵的苟且偷安的官吏，以及遇事就要批評的吹毛求疵的人們。顯然，這三類人不可能包括張之洞本人。正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張之洞是戊戌年間開展的變法維新運動「最有力的附和者」，他的名著《勸學篇》在中華帝國境內行銷了100萬冊，普遍為人所閱讀。在毫無瑕疵的古典式的行文之下，它對於凡是讀過這本書的知識分子都很有號召力，並且在皇帝以下所有人們的心裡都起了作用。

  從某種意義上說，張之洞只是一個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中國道德的維護者，他不反對中國進行必要的變革，只是反對後來稱之為「全盤西化」的徹底、激進、不顧中國特殊國情的變革。可以這樣說，張之洞是近代中國變革維新思潮與運動中的「左翼」力量，正是由於他和那些與他具有同樣價值觀念同道者的堅守，才使近代中國的變革道路一直游離於激進與保守之間。

  張之洞的《勸學篇》助成了康有為的願望，使人們一時間覺得中國除了走上變法維新的政治道路之外已經別無選擇，至於如何變、怎樣變，那畢竟只是一個技術性的枝節問題，人們已普遍地相信隨著政治變革的正式開始，這些技術性的枝節問題一定會得到妥善的解決。清廷內部的各派政治勢力已不在要不要變上較勁，而是開始施展自己的本領，在如何變、怎樣變上角逐。即便是對康有為的個人人格最早就表示過反感且思想極端保守的榮祿也在那時保舉過後來的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期待這些年輕的維新者能夠通過政治變革為中國帶來新的活力，中國能夠重鑄新的輝煌。中國進行政治體制的某些變革不是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而是時機和時間的問題，關鍵是清廷實際最高領導人慈禧太后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