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湘學新報》與《湘報》

  南學會的發生、發展及其與湖南舊勢力的衝突，基本上都與《湘學報》及《湘報》有關，正是《湘報》對南學會的鼓吹尤其是其將南學會的演講詞刊登發表，使得湖南舊勢力甚為惱怒，促使雙方關係的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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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標於1894年出任湖南學政後，特別是當上海《時務報》出版發行後，深感湖南如欲發展，就必須開通民智，傳播外界的新思想、新文化，於是責成唐才常、蔡鍾浚等門生取其同門諸生粗有所得之卮言匯為一編，冀以海內學界相交流，於1897年4月22日（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創刊，每十天一冊，取名《湘學新報》，自第21冊起改名《湘學報》。

  《湘學新報》創刊的目的在最初階段並不是為了向外界散布湖南的思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湖南學界內部的交流，是為了促進湖南新思想、新文化的發展，其宗旨為「講求中西有用之學，爭自濯磨，以明教養，以圖富強，以存遺種，以維宙合」。報首隨時發表朝廷新近發表的諭旨及一切關於新學的奏章和消息，專從講求實學起見。《湘學新報》不談朝政，不議官常，堅守為學術而學術的方向，設立史學、掌故之學、輿地之學、算學、商學、交涉等六門，每學首列總說一篇，小為答問，以疏通之。報末附有自然科學常識及各處電傳要語等，以為研求物理，周知外國自然科學的最新進展為目的。對於儒家經學，《湘學新報》原本應該專列一門，但鑑於當時康有為的所謂素王改制說盛行一時，而這一學說又每每與現實政治相關聯，故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湘學新報》的主持者採取了暫時放棄的解決辦法。

  《湘學新報》出版發行之後，最初階段所發表的文字大都是講究經濟及時務方面的內容，對於康有為、梁啓超鼓吹的所謂素王改制說的宣傳很有節制，所以《湘學新報》很快就獲得了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支持，陳認為此報「指事類情，洵足開拓心胸，為學者明體達用之助」，並建議湖南省各州縣都應積極訂閱。而湖廣總督張之洞在得讀《湘學新報》之後，對其中有所謂「素王改制」一語甚為反感，以為「語意未甚明晰，似涉新奇」，遂責令湖南學政江標徹查。江標的解釋是此為編輯一時失誤所致，並非有意宣傳康有為的學說。對於江標的解釋，張之洞也表示理解，從該報總的方面看，他也認為該報刊登的內容基本上是教人講究時務等有益的東西，大體上屬於「平正無弊」、有益而無害的刊物，故同意湖北各道府州縣用公款訂閱，並發給各書院諸生參考。

  江標的解釋和張之洞的評價比較接近於歷史真相，在《湘學新報》的早期，確實沒有著意去宣傳康、梁所信奉的孔子改制說，而在當時思想文化界所能承受的範圍內，宣傳和介紹了西方近代以來的思想學說，對於兩湖地區維新運動的開展起到過積極的作用。《湘學新報》早期文字多出於報館主筆唐才常之手，他所發表的《公法定義》《外交論》《論中日通商條約》《史學論略》《史學要言》等數十篇文章，廣泛徵引各種資料，宣傳和介紹了西方近代國家的發展史，介紹和肯定西方近代國家之所以走向富強，是因為他們有著一套與中國的政治體制幾乎完全不同的制度，所以，中國要想擺脫貧困、落後而重塑民族的輝煌，就必須在政治上要有辦法，要學習、模仿、借鑑西方近代國家政治經濟制度，尤其是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度，要改變中國幾千年來的家天下的思想傳統，轉而信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民權觀念，開通政學，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壯大民族資產階級的勢力，逐步建立起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只有這樣，中國的問題才能從根本上獲得解決。這些政治主張雖然也比較激進，但大體上說來還能為當時的政界、思想文化界所接受，對於轉移湖南守舊的學風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湘學新報》創刊的最初階段，該報確實堅守著傳播新知識、新思想的既定立場，並沒有介入一些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但是當梁啓超於1897年11月到湘出任湖南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特別是南學會成立之後，徐仁鑄接替江標出任湖南學政，並從第24冊起接辦《湘學報》之後，《湘學報》的辦刊宗旨確實有所變化，最明顯的特徵是開始有意識地鼓吹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說，儼然站到了維新勢力的一邊了，這樣就難免與守舊勢力發生衝突。特別是1898年初，譚嗣同由湖北回到湖南，他的激進思想對湖南的維新勢力起到積極重要的刺激作用，《湘學報》上言論也日趨激烈，遂引起張之洞的不滿。1898年5月6日，張之洞明示《湘學報》不得再寄往湖北。5月11日，張又致信徐仁鑄，批評《湘學報》的辦刊方針已經偏移，「其中奇怪議論，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張民權，或以公法比《春秋》」，凡此，都與張之洞的思想觀念存在根本的差異，「學術既不敢苟同，士論亦不敢強拂」，所以他要求徐仁鑄此後不要再向湖北郵寄該報，禁止《湘學報》在湖北的傳播。

  張之洞的指責與霸道言辭，在湖南學界激起了強烈的憤怒和反彈，激進如譚嗣同等人對張的指責甚為反感，直欲反抗和抵制，但作為《湘學報》的主持人，徐仁鑄並不敢再一味對抗，「不敢不從」。此後的《湘學報》對於宣傳康有為的改制說略有收斂，而且從第37冊起，連續刊載張之洞的《勸學篇》，這除了有意與張之洞妥協外，可能也意味著徐仁鑄的思想主張也開始偏離康、梁等人過於激進的思想，而尋求與守舊勢力妥協，守住中庸穩妥的辦刊方針。他曾就與康、梁的關係向王先謙進行辯解稱：「康某七、八年前曾見一面，並未深談。至今對面，若不言明，猶不識也。其所著書，止見其最舊之《偽經考》並《改制考》，初未寓目。至於民權、平等之說，向所深絕。友人中有談此者，從未附和一詞。即去冬與吾丈晤談，何嘗及此等義哉？湘省士子之求新者，方慮其浮動無根，不能平實道地。清夜籌劃，正欲得一善法，以遏其奔軼無范之端。」由此可以看出徐仁鑄並不是湖南學界最激進的人物。

  《湘學報》在江標、徐仁鑄兩人的先後主持下，傳播了一些維新思想，對湖南新政的發展、湖南民眾的覺醒都起到相當大的作用。譚嗣同評價道：「諸新政中，又推《湘學報》之權力為最大。蓋方今急務在興民權，欲興民權在開民智。《湘學報》實巨聲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論處處注重民權，尤覺難能可貴。」但由於當時湖南守舊勢力的影響，特別是由於張之洞的控制，《湘學報》大體上還是堅守了最初的辦刊原則，更多地傳播了一些自然科學知識以及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對西方國家富國強兵方面的所謂實學，《湘學報》的興趣遠遠大於對康、梁改制說的興趣，它通過對西方國家這些實學的介紹，實際上是希望中國政府，特別是湖南當局能夠有所借鑑，有所仿效。所有這些，對於湖南學界、政界開闊視野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898年8月8日，《湘學報》停刊，前後共出版了45冊。

  同年3月7日，在譚嗣同等湖南維新人士的支持下，由唐才常主編的日報《湘報》在長沙創刊，同年秋天政變後的10月15日停刊，共出版177期。《湘報》的辦報宗旨一方面是為了彌補《湘學報》作為旬刊刊期太長，文字過於艱深，不能滿足湖南日益高漲的維新運動的需要；另一方面，膠州灣事件之後，瓜分之說甚囂塵上，「焚如之災，迫於旦夕」，為了更快地向湘省內外傳布救亡圖存、維新富強的消息，譚嗣同、唐才常等人決定在同志中集資創辦這張「專以開風氣、拓見聞為主」的報紙。唐才常在《湘報序》中談到創辦報紙的宗旨時指出：只有報紙可以「一舉而破二千餘年之結習，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戶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規模，不程時日而收延年惜陰之大效」。他們之所以致力於辦報，就是為了使中國儘快恢復昔日的輝煌，重新成為世界上一大文明強國。

  《湘報》創刊後，很快受到各方面的歡迎和支持，陳寶箴決定從省庫每月補助200兩。其主要辦事人員也為當時在湖南的一些具有維新傾向的知識分子，董事有蔣德鈞、王銘忠、梁啓超、李維格、譚嗣同、鄒代鈞、唐才常、熊希齡，撰述為戴德誠、梁啓超、樊錐、何來保、譚嗣同、唐才常，西文翻譯為李維格，總理兼總校為劉善浤、王兆元等。

  《湘報》的欄目設計主要有：（1）論說。主要刊登唐才常、譚嗣同等人關於變法維新的一些言論，他們在這個欄目下，發表了不少揭露清政府腐敗、宣傳愛國道理、主張變法維新救亡的言論，雖然其中也摻雜著一些陳舊的觀念，但總體上說對於傳播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社會學說，對於守舊勢力的衝擊，都曾起過積極的作用。（2）奏疏。經陳寶箴的批准，《湘報》可以刊登湖南當局的政府文告及公牘，但對於政府當局正在討論的一些計劃應當保密的一些事項，未經政府當局的准許，《湘報》也無權刊登。（3）電旨。（4）公牘。（5）本省新聞。（6）各國時事。（7）雜事。（8）商務。在這一欄目下，適當選登一些政學新書或其他報刊已經發表的內容。《湘報》上所發表文字，一部分由湖南政府當局提供，而另一部分則由報館派員採訪獲得。《湘報》還附錄各地物價行情，頗具近代報紙的一般特色。

  在唐才常的主持下，《湘報》集中了一批具有維新傾向的撰述人，其主張維新變法的政治傾向在一開始就極為明顯。先後在《湘報》上發表文章的有梁啓超、唐才常、譚嗣同、楊昌濟、易鼎等，其中譚嗣同先後發表有20餘篇，是《湘報》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湘報》致力於宣傳維新變法，並沒有怎樣受到守舊勢力的責難，像梁啓超的《論湖南應辦之事》、唐才常的《辯惑》、樊錐的《開誠篇》等，都在湖南的維新運動中起到良好的作用。這些文章的主旨，不外乎指出中國自甲午戰爭以來國勢已弱，危機日重，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而中國內部卻是依然腐敗如故，專制如故。因此，拯救中國就必須變法維新，必須在政治上要有辦法，必須學習西方國家富強的經驗，建立新的良性的社會政治制度。對於湖南正在進行的新政，《湘報》有很高的期待，他們希望湖南的新政能夠給全國作出好的示範，以便推動全國範圍的維新變法運動的開展。而湖南新政應該做到的事情，據梁啓超的分析主要是三點，即開民智、開紳智、開官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並舉，則於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領矣。」三件事情辦好了，其他一切事情都可以帶動起來。反之，在一個愚昧、懵懂的人文環境中，執政者的想法再好，方案再嚴密，也難以實現。而要做到這三點，梁啓超強調湖南應該對時務學堂進行改革，他認為，目前的時務學堂規模太小，無法滿足湖南正在發展著的社會需要。他建議將時務學堂的學生分成兩等，除每年培養120名成就遠大、各有專長的內課生外，另在各府州縣加收一批外課附課生，對這批學生不必要求太高，只需向他們講明政治之所以然的道理，使他們明白不改變中國之種種舊習就無法立國，就不足以保種，使他們知道中西不同歷史發展道路的大概，明白變法維新的意義，這樣就能有效地推動全省風氣的轉變，有利於化解湖南新政推行中的阻力。

  梁啓超這類建設性意見在《湘報》上發表很受各方面的歡迎，他的這些建議後來也被政府當局所採納。如果《湘報》始終堅守這樣的立場，那麼它肯定能夠持續地發展下去。無奈《湘報》撰稿人的構成畢竟以具有激進思想的人為主體，所以它在提供一些建設性方案的同時，也不時發表一些具有極端傾向的言論。《湘報》大量刊登南學會的演說文稿，大量報導省內外有關變法運動的新聞，尤其是3月29日出版的《湘報》第20號發表了易鼎的《中國宜以弱為強說》，其極端偏激的言辭受到各方面的尖銳批評，並挑起了新舊勢力之間的激烈衝突。易鼎在這篇文章中以為，中國如欲變成西方式的富強國家，就必須做到這樣幾點：一是「改法以同法」，就是西法與中法相參。二是「通教以綿教」，就是中教與西教並行。三是屈尊以保尊，即實行民權與君權兩重。易鼎認為，君權過重，民氣勢必不伸；而民氣不伸，則國勢必因之而弱。他建議清政府仿效英、德等西方近代民主國家，「君民共主之法，利之所在，聽民自興之，害之所在，聽民自去之」，政府只需坐享其成而已。四是「合種以留種」，即主張黃人與白人互婚以改變中國的人種結構。

  易鼎這些激進的主張在當時可謂空前的大膽，這就不僅引起守舊勢力的反對，即便先前對《湘報》持支持態度的陳寶箴看了之後也很難接受，「駭愕汗下」，以為「過於偏激，驚世駭俗，非處士所宜言」。他授意其幕僚歐陽中鵠向《湘報》主持人打招呼，要求《湘報》必須杜絕這類偏激的言論；同時急告熊希齡設法將此文收回，復囑其「著論救正」。

  易鼎的這篇文字除了在湖南學界、政界引起激烈的反響外，在湖廣總督張之洞那裡也引起了相當大的風波。張之洞於1898年5月11日致電陳寶箴及黃遵憲，指責易鼎的這篇文章「直是十分悖謬」，聲稱「見者人人駭怒」。他指出：「此等文字，遠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為亂階。且海內譁然，有識之士，必將起來指摘彈擊。」張之洞指示陳、黃二人及早設法處理，以免由此引起混亂。

  由於《湘報》對維新思想的宣傳過於激進，創刊不久不僅遭到陳寶箴、張之洞等官方人士的指責，而且引起湖南學界舊勢力的普遍反感和攻擊。王先謙、葉德輝對《湘報》極為反感，他們在對《湘報》進行批評的同時，甚至指使湖南籍的京官徐樹銘、黃均隆向清廷密報《湘報》的激進主張。在多重壓力下，《湘報》先是採納黃遵憲轉達的陳寶箴的指示，刪除每期報首中的議論文字，但采古今有關世道名言，效陳詩諷諫之名，繼則自第66號起，不再發表譚嗣同、唐才常等人文章。湖南政府當局原先每月給湘報館的200兩公款補貼也停止劃撥，並開始有計劃地追回湖南礦務總局先前借給湘報館的款項，試圖從經濟上遏制湘報館。

  《湘報》在失去陳寶箴等人支持後繼續支撐了幾個月的時間。戊戌政變發生後，湖南政府當局以《湘報》所刊登的言論過於龐雜與激進為由，對《湘報》進行了整頓，委派王笏等「承頂」接辦，但也僅僅繼續出版了4期，《湘報》終於在1898年10月15日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