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轉移風氣

  在湖南時務學堂開辦前後，湖南的維新局面已大體形成，陳寶箴網羅了一批有真才實學的新知識分子，有力推動了相對獨立於全國維新運動的湖南新政。而在這些活動中，除了以梁啓超為主導的時務學堂外，最值得注意的還有南學會等一大批維新團體。

  湖南具有悠久的學術傳統，省城長沙很早就有嶽麓、城南兩書院，歷史悠久，為湖南全省士子、生童肄業之所。只是在過去的若干年裡，這兩所書院和全國的其他書院一樣，著重於科舉考試，對於入學生童、士子的教育，也只是怎樣去應付科舉考試，而根本不顧及不斷傳入中國的西方新知識。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設置在嶽麓書院之內的校經堂的規模已經無法滿足湖南的社會發展需要，後經湖南新任學政張亨嘉的提議，並經巡撫張煦的批准，湖南當局決定在長沙湘春門外為校經書院建立新址。1890年12月，校經書院新址落成。翌年5月，校經書院在新址重新開辦，新增學生20名，連同原來的44名，共計有學生60餘人。書院內分設經義、治事兩齋，專課湖南全省通曉經史、熟悉掌故的青年知識分子。辦學目的也略有調整，已經開始注意適度放棄專門訓練科舉考試的方法，轉而注意培養對地方發展有實際效用的人才，這對於湖南後來吸收外來的新思想，尤其是湖南新政的開展，無疑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1894年江標出任湖南學政後，為了擴大校經書院的辦學規模，在書院原有的空地上建造了一所藏書樓，廣購圖書，並添置了天文、輿地、測量等學科所需要的實驗儀器，並計劃添設算學、輿地、方言、學繪諸科，創辦《湘學新報》，專門講述各種新學和藝學，以期學生在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同時，「開人知識」，「兼可知今」。對於校經書院的管理體制，江標也進行了一些改革，於1897年春夏間於校經書院設立校經學會，「為多士講學之地」。由此可知校經學會之由來。

  校經學會與校經書院為二名一體，是典型的書院式學會，同時兼有對全省教育的指導責任，所以校經學會又稱為「湘學會」，或稱「校經書院」學會。根據《校經書院學會章程》規定，該會設有三門，即算學、輿地和方言。算學務求淺近實用之法，輿地須知測量、繪圖之法，方言專習英文。三門各有學有專長的學長自行制定章程，自主招生，每類學額為40名，報名逾額即分作前後兩班課習。學會設有總理即監院一人，負責學會的日常管理。校經書院學會對學生的要求也比較嚴格，三年學習期限結束後，成績優異者由湖南當局會同學會保薦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或南北大學，或直接任職，或繼續深造。從這些情況看，校經書院學會雖然號稱學會，雖然也以湘學會而得名，但實際上只是湖南省內的高等學堂而已，其學會、社團的色彩甚少。

  與湘學會的性質極為相似即具有書院或學堂色彩的還有譚嗣同等人創建的瀏陽算學會，瀏陽算學會實際上也是一所專門研討算學的學堂，除了系統地對入學生員進行算學教育外，似乎對學堂之外並沒有太多的影響。

  在瀏陽算學會成立之後，在湖南乃至全國最有影響的新學會為湖南南學會。

  1897年冬，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加深，譚嗣同等湖南愛國志士在這種大局相對危險的時候，開始考慮作「亡後之圖」，計劃以湖南的獨立獲取未來的發展空間，「而獨立之舉，非可空言，必其人民習於政術，能有自治之實際然後可」。正是基於這種考慮，譚嗣同向湖南巡撫陳寶箴建議設立南學會，「以為他日之基，且將因此而推諸於南部各省，則他日雖遇分割，而南支那猶可以不亡，此會之所以名為南學也」。顯然，南學會是在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歷史關頭所作出的一個試驗，其目的是期望在大局不保的情況下，以地方的獨立與自治換取南方各省的繼續發展，為中華民族的未來復興奠定基礎。

  

  陳寶箴同意了譚嗣同的請求，並以湖南巡撫的身份為南學會遴選湖南省內較開明的紳士十人出任南學會的總會長，南學會的籌備工作正式開始。1897年12月14日，由梁啓超撰寫的《南學會敘》在《湘學報》上正式發表，標誌著南學會的正式成立。在這篇文章中，梁啓超刻意強調了湖南在中國未來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希望湖南等南方各省能夠像日本幕府末年的薩摩長門藩士那樣，成為推動全國維新變法運動和民族復興的重要基地。他指出：中國地域遼闊，積弊已久，期望中國能夠堅實地聯合一體，共同發展，恐怕並不可能成為現實。中國具體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發展在區域上的不平衡性，所以中國未來的真正希望之所在，可能就是先由一些省份的局部試驗推而廣之，成為風氣，相鄰諸省逐步聯合，然後形成全國性的維新變法格局，推動中國在整體上的進步與發展。湖南居天下之中，有著良好的學術文化傳統，人才輩出，其任俠尚氣的民風民俗，也與日本幕府末期的薩摩長門藩士的情形相類似。前有魏源、郭嵩燾、曾紀澤諸先賢精神的遺存，後有過去幾年湖南巡撫陳寶箴的經營與影響，「官與紳一氣，士與民一心，百廢俱舉，異於他日」，具有其他各省所不具備的政治環境與人氣，故將來強天下而保中國者，舍湘人則難成。按照梁啓超的期待以及南學會章程的規定，新成立的南學會具有地方議會的性質，其直接的功能是為實行湖南地方自治作準備，官紳士商，只要同意參加，俱可作為會友，俱可參加南學會組織的相關活動，希望通過這種活動，將湖南地方一切規制及興利除弊等各項地方事務進行研究，以通上下之氣，去雍閡之習，以「通民隱，興民業，衛民生」，為湖南正在開展的新政及將來的湖南自治提供具體的方案，以供湖南當局參考。

  按照南學會章程的約定，由湖南巡撫遴選的十名總會長負責擴大會員，他們根據自己所知，吸收新的會友。會友的性質分為三類：一類是「議事會友」，由南學會的創辦者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人充任，負責會中具體事務、章程的制定與執行；一類是「講論會友」，聘請學識淵博、擅長言辭的學者充任，請他們根據自己所掌握的新知識定期向會友進行演講，並隨時回答會友的疑問。講期規定每月四次。根據最初的安排，推舉湖南著名學者皮錫瑞主講中國傳統學術，黃遵憲主講政教，譚嗣同主講天文，鄒代鈞主講輿地。另一類為「通訊會友」，主要是指那些遠離長沙不便即席聽講的各州縣官紳及其他會友，只能通過通訊的辦法，提出問題，由講論會友或議事會友們負責解答。據統計，先後加入南學會的全省各地會友達1000餘人。

  1898年2月21日，南學會第一次講論在會所巡撫部院孝廉堂舉行，到會聽講者有200餘人。陳寶箴、黃遵憲、譚嗣同等在這次會議上發表了講話，而主講人為皮錫瑞。皮錫瑞的講題為《論立學會講學宗旨》，他在演講中根據中國歷史發展的事實，強調立學會和講學的重要性，以為中國現在面臨的外交困境雖然是西方列強造成的，但其根本原因還在於中國的內部。而欲擺脫這種困境，重塑民族輝煌，就必須進行改革，這一點已為政府當局主政者所認識，他們已經深知變通以開民智，求人才以為急務。所以，他希望南學會的成立能夠有助於湖南官紳共同講究「有體有用之學」，共求切磋之益。他對乾嘉以來無補時艱的漢學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希望南學會會友讀書窮理，務其大者、遠者，將中國聖賢的思想精義瞭然於胸，建立堅定的信念。然後對古今之事變、中外之情形，也要有深切的理解和體會，這樣才能真正成就「有體有用之學」。

  繼皮錫瑞之後發表演講的是黃遵憲，他的講題是《論政體公私人必自任其事》。黃遵憲指出，中國自秦漢以後，專制體制日趨嚴密，官民壅蔽，人民以官為擾，而期望無官。究其原因，是因為官之權獨攬，無所約束，官之勢獨尊。對於清政府現存的官吏體制，黃遵憲也提出了批評。他指出，中國歷史上的所謂「循吏」本來就很少，而清政府又規定本地人不得在本地做官，遂使現在許多州縣級的官員對於當地情況根本不了解，所以也就很難作出成績。這種狀況應該改變。至於怎樣改變，黃遵憲的方案是實行地方自治，即「自治其身，自治其鄉」，果如此，「則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聯合之力，收群謀之益，生於其鄉，無不相習，不久任之患，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縣專政之弊。由一府一縣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軌。」黃遵憲的演講獲得了聽眾的好評，不僅論述透徹，而且「人以為似天主傳教者」，蓋黃氏在國外經年，對演講技巧深有研究。

  繼黃遵憲之後登台演講的是譚嗣同，譚的講題是《論中國情形危機》。他在這篇演講中，分析中國自道光以來遭受列強侵略的情況，沉痛地指出像土耳其這種原本弱小的國家都想參加瓜分中國的行動，這實在是中國最感「可恥可危」的事情。他希望南學會諸會友能夠真正明白中國今日所處的危險環境，「共相勉為實學，以救此至危機之局」。

  南學會第一次講會的最後總結為陳寶箴，陳的講題是《論為學必先立志》。在這篇演講中，陳寶箴對孔孟以救世之心行教學之事的中國知識分子優良傳統給予充分肯定，指出「不學則無以開智慧、明義理」，學習一切有用的東西不獨是個人完善的必由之路，也是國家擺脫貧困、走向富強的必由之路。同時他還指出，「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所以支持成立南學會，也就是給大家提供一個共同切磋的機會和講台，共同研討，共同提高。在演講的後半段，陳寶箴強調中國遭受列強的欺辱，喪師辱國，實為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振作起來，發奮圖強，徹底改變乾嘉以來士大夫不務實學，而以虛美為高的惡劣習氣，不要再沉浸在無關國家富強的科舉考試的雕蟲小技上，而應該切實研習足以「振國匡時濟世安人之道」。陳寶箴的演講「說極切實」，對後來南學會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指導作用。

  南學會的領導層主要是譚嗣同、唐才常等人，但講論的核心人物則主要是皮錫瑞。在南學會總共13次講論中，皮氏登台演講12次，基本上由他一人包攬。這12次系統演講，不僅是皮錫瑞一生中的重要經歷，也是其學術思想得以較為完整闡發的時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皮錫瑞系統地表達了他對儒家經學的一般看法及他的今文經學的基本立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皮錫瑞並不是站在狹隘的今文經學的立場去反對古文經學，而是具有相當濃厚的超越今古經學的意味。他並沒有像當時的今文學者如廖平、康有為那樣一味地反對古文經學，為了傳播自己的學說，不惜把古文經學以及一切不合乎自己學術主張的學術派別貶損得一錢不值。

  皮錫瑞的南學會演講確實講出許多新見解，但是在涉及中國政治、文化的未來走向時，即他所說的「變法開智，破除守舊拘牽之習」方面，他的觀點顯得相當「守舊拘牽」。比如他認為，中國現在最迫切的問題恐怕還不是向西方學習，而是如何恢復和發揚光大我們自己的文化遺產等問題，即「講西學還得先通中學」。他指出：「不知西學雖有實用，亦必先通中學；不先通中學，則聖賢義理不能瞭然於心。中國政教得失，古今變革，亦不能考其故。此等人講西學，無論未必能精，即通專門之學，不過一藝之長。又下則略通語言文字，只可為通事、買辦，此等人才，又何足用？」這就與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基本上相似了，而不是康梁所主張的變法維新。

  皮錫瑞在晚清學術界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是他不蔽於狹隘的門戶之見的通人之學，實際上預示著晚清儒家經學界一直紛爭不休的今古文之爭即將停止，儒家經學的進步與發展有待於超越今古文、漢宋學術等門戶之見。然而，正由於皮錫瑞竭力排斥經學研究中的門戶之見，因此他個人在晚清學術界便自然受到具有極深門戶之見的今古文學者的雙重反對。

  南學會的系列演講除了皮錫瑞及黃遵憲、譚嗣同、陳寶箴在第一次講會上演講之外，喬樹柟在第一次講會上演講《論公利私利之分》，譚嗣同在第二次會上演講《論今日學西皆中國古學派所有》、在第五次會上演講《論學不當驕人》、在第八次會上演講《論全體學》等，黃遵憲在第二次會上繼續演講第一次會上未講完的題目，鄒代鈞在第三次會上演講《論輿地經緯度之理》，歐陽中鵠在第四次會上演講《論辯義利始自有恥》，李維格在第五次會上演講《論譯書宜除四病》，陳寶箴在第七次會上演講《論不必攻耶教兼及周漢事》，而最後一講為曾廣鈞的《論開礦當不惜工本》。從這些題目看，所有演講均為當時湖南學界、政界共同關心的一些學術及地方發展中的問題。

  南學會的設立及其系列演講的開辦，在湖南全省產生了重大影響，各府縣在南學會的帶動下，紛紛組織學會，開設系列演講，傳播新知識，鼓吹維新變法，有的學會還設法組織新式學堂，培養人才，為湖南新政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湖南的風氣也由此進一步開通，「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名聲未顯著者，而其數不可算計。自此以往，雖守舊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奪矣。雖全國瓜分，而湖南亡後之圖，亦已有端緒矣。」

  守舊勢力無法徹底遏制湖南新勢力的發展，但並不意味著他們不曾遏制。事實上，南學會的成立及其迅速發展，以及與湖南時務學堂相呼應，既有力地推動了湖南新政的發展進程，甚至對於全國正在興起的救亡圖存運動也起到良好的示範效應，當然也極容易引起舊勢力的仇恨。

  在南學會成立之初，便隱含有與舊勢力分立的態勢，湖南士林領袖人物王先謙因為陳寶箴對南學會的重視，在南學會第一次集會時曾經出席，他在此時似乎也自認為是能夠跟上時代步伐的新派人物，南學會的一些主持人也把他視為同道，承認王先謙在「未變科舉之前，將數百年講時文之老著名書院（嶽麓書院），而改定課章，以經義治事，分門提倡新學，樹立先聲，可謂難能矣。又虛心勤懇，自以譯算非己所長，另籌經費，延聘學長以代之教士，用心亦良苦矣。」在開始階段，南學會將王先謙視為新學同道，給予適度的尊重。然而隨著南學會的發展，這種尊重越來越淡，而會中的新奇議論也引起了各方的不滿，這自然也引起了王先謙的注意，促使王與南學會保持一定的距離。他曾對他的學生解釋道：「學堂、學會，先謙皆曾到場。以學堂系奉旨建立，學會則中丞殷殷注意，隨同前往，然皆僅到一次。因先謙事忙，並非有所避忌而不往也。學會議論新奇，因其刊入《湘報》，人人共見。始有辭而辟之者，先謙乃得以聞崖略。」所以當兩個月後，南學會的負責人邀請王先謙在南學會進行演講時，他並沒有領情，而以「不耐此勞」予以婉拒。

  王先謙之所以對南學會的演講邀請予以拒絕，除了表示他對南學會的不滿外，也意味著他實際上已經脫離湖南新派人物的思維軌道，開始與守舊勢力結盟，而守舊勢力的核心人物就是在湖南學界擁有極大影響力的舊派學者葉德輝。

  葉德輝，字奐彬，號郋園，湖南湘潭人。光緒十八年進士，授吏部主事。由於其先世經商致富，葉德輝坐擁貲財，即不復仕進。性喜買書，收藏頗豐。

  清末湘中學者，以「二王」（王闓運、王先謙）最負盛望。葉德輝治學，與王闓運絕殊，於王先謙雖為再傳弟子，但其論學亦不相同。對今文經說，葉德輝公開攻擊，對康有為、梁啓超的各種主張，更是竭盡全力予以批判和攻擊。

  葉德輝著有《周禮鄭注改字考》《儀禮鄭注改字考》《禮記鄭注改字考》《春秋三傳地名異文考》《春秋三傳人名異文考》《經學通誥》附《經學諸言》《六書古微》等。

  葉德輝的盛名除了他的學術成就外，在一定意義上說，還得之於他在近代政治風潮中的保守傾向。當梁啓超來湖南宣傳維新變法的思想主張和康有為的理論時，葉德輝便對康有為所持並作為變法理論根據的今文經學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他指出：康、梁的所謂今文經學「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時制，乃托於無憑無據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黨會之私智」。「其本旨只欲黜君權，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發攄其傺侘不遇之悲。」此種「煽惑人心，處士橫議之風，不圖復見於今日」。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不過是野說、邪詞，「作者論學則強人以難，居心則導人以逆，乃獨借講學以文其奸，殆亦鸚鵡能言之類耶」；「作者居光天之下，而無父無君，與周、孔為仇敵，苟非秉禽獸之性，何以狂悖如此！」「於是康有為之邪說乃大行於湘中，而吠聲吠影之徒，竟不知聖教為何物。有世道之責者，其能嘿爾不語乎？」

  王先謙、葉德輝的聯手，再加上湖南學界因維新運動的開展而逐步失意淪落的其他守舊人物，使湖南的舊勢力日益強大，並足以遏制新思想的繼續傳布。在南學會開講之後，這股勢力對南學會與時務學堂連為一體甚為憤怒，他們先是利用嶽麓書院的學生對時務學堂發難（見前節），繼則將矛頭直接對準南學會。

  1898年4月9日，葉德輝致函皮錫瑞，肆意攻擊南學會，對皮氏在南學會的系列演講施加壓力。此後他又連續三次致函皮氏，對南學會多有指責。葉氏與皮氏本有交情，但他連續施壓，遂使皮錫瑞深感為難，遂「以時事方亟，不宜互爭意氣，答書解說」，在無法說服葉德輝的情況下，皮錫瑞只好於6月8日離湘赴贛，仍主經訓書院的講席。由於他是南學會認定的主講人，因此他的離去不僅使南學會的系列演講停頓，而且在長沙學界引起一系列反響，「浮言更甚」。

  在皮錫瑞離開長沙之前的5月15日，曾廣鈞應邀在南學會作演講，在談到保種保教時，「人一鬧而去者大半」，南學會的系列演講至此徹底結束，湖南守舊勢力在與南學會的衝突中贏得了初步的優勢。

  6月3日，即皮錫瑞離開長沙的前五天，南學會邵陽分會會長樊錐被邵陽士紳驅逐出境，所謂「罪名」是守舊勢力認定其為：「首創邪說，背叛聖教，敗滅倫常，惑世誣民，直欲邑中人士盡變禽獸而後快。」而王先謙的得意門生蘇輿也對樊錐竭力詆毀，稱樊錐「直欲以我列聖以來乾綱獨攬之天下，變為泰西民主之國，其斯以為智與？真漢奸之尤哉！」宣布樊錐大逆不道，即便處以極刑，猶未足以彌補其罪責於萬一。

  南學會的成立和其初期活動在湖南乃至全國都有很大的影響，最明顯的標誌是繼南學會之後，湖南乃至全國的新學會風起雲湧，僅湖南境內，在南學會的影響下就成立有龍南致用學會、任學會、輿算學會、明達學會、群萌學會、公法學會、學戰會和法律學會等。

  龍南致用學會由江瑞清等人發起成立，並得到鄒代鈞的幫助和支持。成立時間為1898年2月，會址最初設在龍南西竺山寺山門內。致用學會的宗旨為以合群延請算學老師教授本會同人子弟，強調：「今之人才，動曰泰西以商戰，不知實以學戰也；商苟無學，何以能戰？學苟無會，何以教商？故今日之中國，以開學會為第一要義。」該會成立之後每月集會三次，探究學問，質疑問難，並依靠各方捐資購置了不少西學書籍，供會友自由借閱。

  任學會1898年3月成立於湖南衡州，發起人有陳為鎰、楊概、蕭邦恆、蕭邦懌等，其成立宗旨為「立志在宏毅，以能力任艱巨為主」。任學會成立之後的初步計劃與當時所成立的一些新式團體一樣，不外乎設立藏書機構、刊刻相關叢書等。該會比較有特色的計劃主要有：設立報館，以專門刊載新政方面的新聞及會中同志的相關著述；計劃在條件成熟的時候，設立新式學堂，進行新式教育；至於任學會的發展規模，任學會的創辦者也有相當宏偉的計劃，他們準備從衡州開始，逐步向外擴展，「海內同志願與樂成，分立斯會者，本會即視同一會，必不以方域歧視」，猶如西方的宗教團體和紅十字會等，甚至計劃在經費更加充裕的時候，選派會中同志遊歷海外，開拓能力，考察各國天文、輿地、政治、商務、學校等。由於該會有如此的追求，因此任學會自我要求：「必須自練學問，物色英才，仿孔門四科：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凡此四科，能精一義，即於本會有光。惟其人志不宏毅，識不堅凝，遇事作騎牆之見者，未便接入本會。」顯然，任學會雖然具有新思想和新想法，但其手段和道德自律的標準還是更多地吸收和繼承了傳統文化中的優良成分。

  輿算學會又稱為「郴州學會」，由湖南郴州生員陳為鎰、羅輝山、潘仁瑤、曹典球等20餘人於1898年3月創建於湖南郴州。該會以講求輿地、算學兩門學科為立會宗旨，以期「略去虛文，講求實學」，強調「輿地以繪險要、究兵略為主，旁及農礦算學，以程功董役行軍布陣制器為主，旁及天文，集資賃舍，廣購圖籍器具，延請海外通儒以為師範，義取兼綜，實事求是」。郴州學會的創建人在擬定章程時強調要有平等的觀念，所有加入學會的人，無論官階科第，均以學問為序，平居無事，尤宜討論中外古今盛衰之源，聯合士氣，互相師法，庶幾合天下為一群，合一群以振中國。郴州學會較當時其他新式團體一個最大的不同是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在郴州創設一所博物院，「即借公所廟宇先行陳列中國土產，凡花卉草木蟲魚泥沙有關考究者，無不可入。一面函知各省善堂書院首士商務會館襄同料理，此事有益於各省商務，無不樂從，即用文行知各國領事、商會、教會，亦可立行捐送，事不畏難，立志開拓，斷無不成之事。」顯然，這裡的所謂博物院實際上類似於現在的會展中心，是中國向外展示自己特殊物產的一個窗口，這也顯然是中西交流之後的應有之義。郴州學會的另一個特色是強調會友的體質鍛鍊，以為救亡之要務也應該包括中國人的體能方面。他們指出：「中國文士流於柔弱，均由不設體操，甚至因讀書而成癆瘵，遑論辦事？」所以他們計劃設立體操場，對幼童及青年進行體育訓練。郴州學會還格外重視師範教育的發展，其創建人是中國近代比較早地意識到師範教育重要性的一批啟蒙者和實踐家之一。他們在《章程》中稱：「中國學問之庸雜，全在師範。不立偶議數字，便擁皋比。本會藝成各生，由教習首士考試，稟請憲台給予文憑，以為教習。如無文憑者，不得為教習，以免學途庸雜。」明確規定擔任教習的人應該有比較正規的受教育經歷。

  輿算學會為郴州地方性的學會，與此會成立時間相同，湖南常德也於1898年3月成立了明達學會。明達學會是由原來舊有的書院改組而來，因此具有相當濃厚的書院色彩，它一方面重視對新學和西學的吸收，另一方面也不忘對傳統道德理論觀念的弘揚，其章程指出：「聖人設教，最重樂群敬業，親賢取友，孔門聚三千、七十子講學，凡經世大業，以及一技一能，無不研習。蓋學期實用，至治國平天下而止。今泰西政從學出，往往得聖經遺意，故人才盛而國運隨之。中國自帖括盛行，舊學蕪廢。本會創設之意，實欲滌向來孤陋之習，儲當世濟變之才，本中國義理之學，參泰西富強之術，集眾人之力，則事易舉；聯學者之心，則智日辟。可以保教，可以保種，而聖學宗風，且遍衍於地球各國，願我同人研究斯義。」常德明達學會的設置仿時務學堂，分別聘請中西文教習各一人，願入會者不限內外學，不限年歲，不限土籍客籍。至於課程的設置，他們基於中西交流、通商以來的事實和社會需要，強調不通語言文字則不能翻譯西書，不通數學不能明西學之精微，強調以譯學、算學為入學之階，以為致用之本。同時，學會強調「本會所望於學者，非僅充翻譯而已，欲其考察古今中外之故，天地人物之變，已成為匡時濟世之材」。此為其西學教育的基本宗旨。

  常德明達學會高度重視西學、新學知識的教育與普及，但它同時也受到舊式書院教育的深刻影響，並不格外強調中西學術的對立，而有一種中西學術互補的認識和傾向，他們在重視對學生進行新式西方知識教育的同時，也格外重視用中國的傳統倫理價值觀念對學生進行人生觀的教育，所以在明達學會的課程設置中兼及中學之經史大義，並及掌故、輿地、兵略，以中學端學生之人生趨向。這是常德明達學會與當時一些新學會明顯不同的地方。總體上看，明達學會雖然號稱「學會」，實際上較少學會的色彩，而只是一個新式教育機構而已。

  繼明達學會之後是1898年4月在瀏陽成立的群萌學會。該會的發起人與瀏陽算學會基本相同，即為譚嗣同、唐才常及黎宗鋆等人。此會的成立宗旨顯然是已經意識到瀏陽雖然在近代中國最先從事變革，但至今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學會，群萌學會就是為了改變此一局面。譚嗣同在《群萌學會敘》中說：

  合中國十八行省，上自朝廷，下逮草野、大夫庶士、縉紳先生，越百執事，至於氓隸，稱東事之後，能大變其風氣，聯群通力，發憤自強，以治新學者，必首湖南。雖遠在泰東、泰西，則亦云爾。而湖南合數十府廳州縣，上自院司，下逮草野、大夫庶士、縉紳先生，越百執事，至於氓隸，稱東事之後，能大變其風氣，力倡聯群通力，發憤自強，以治新學之說者，必首瀏陽。雖遠在外省，能稔習其端末者，則亦云爾。嗚呼！此非有他故，馬關之約初成，瀏陽即有以書院改肄算學格致之請為少先耳。然而湖南省會，既大張新學，有若南學會，有若校經學會，有若時務學堂，有若武備學堂，有若方言學堂，有若課吏館，有若保衛局，有若機器製造公司，有若旬報館，有若日報館，有若各書院之改課，駸駸乎文化日辟矣。獨吾瀏陽乃至今而不有學會。不有學會，是新學無得而治也。治而不能聯群通力，猶不治也。

  於是他們聯合同志，創辦群萌學會，「夫群者，學會之體；而智者，學會之用」。這就瀏陽群萌學會創辦之由來。

  群萌學會成立之後曾致書南學會稱：「泰西格致之學，若輪船、鐵路、電線，大率起於百年以來，是皆統一地球之朕兆，而西人先我發之，況其時正當吾華考據風行之日，吾日以虛文梏其士，而彼日以實用昌其徒，駸駸乎有凌轢五洲之勢，不獨挾以傲我鉗我也。支那人士，惱氣最靈，資乃先導，深入其阻，未必不青勝於藍也。」顯然，群萌學會的成立宗旨不外乎提倡實學，以吸收西方新思想、新知識，建設湖南，發展湖南。

  在瀏陽群萌學會成立的同一個月，即1898年4月，畢永年等人在省城長沙成立了公法學會，這是湖內境內當時真正具有近代「學會」意味的新式學術團體。公法學會的宗旨，顧名思義是研究國際公法。畢永年曾說過：「素王改制之精心，吾未知其一二，惟今朝政日圮，人心日渙，與外人交涉，且驚疑駭潰，以釀成種類之亡。吾恥之，吾之命懸祝宗忽忽至今者，徒以二三豪傑，力求自拔於茫茫苦海中，而心未死耳。爰與諸君子創立公法學會，期於古今中外政法之蕃變，和戰之機宜，條例約章之條列，與中國所以不齒公法之故，一一甄明而切究之，而一歸於素王改制之律意，以求轉圜於後日，補救於將來。」這就是畢永年發起公法學會的真實用意。

  基於這種認識，公法學會為自己確定的任務是：「本會專講公法之學，凡自中外通商以來所立約章，以及因應諸務，何者大弊，何者小疵？何者議增，何者議改？皆須細意講求，不可稍涉遷就，尤不可故立異同，庶為將來自強之本。」按照這一指導思想進行下去，無疑是近代中國以民間的力量對中外交涉開始以來的全部問題進行一次最為全面、最為徹底的清理。

  為了弄清中外交涉的問題之所在，不僅要關注、研究中外交涉的本身，而且應該弄清國際公約和各國之間相互交涉的大概情形。公法學會基於這種判斷，要求其會友對各國互立之新舊約章亦須切實考究，會友各持日記一本，廣泛搜集，仿中國傳統史學中的「史表體」，在每個所搜集的約章目下詳列其大弊、小疵、議增、議改四項內容。對內，會友可以相互交流，以廣見聞；對外，可以為政府提供諮詢和參考。

  在省城長沙與公法學會性質相類似且成立時間相同的還有學戰會和法律學會。學戰會的發起人有黃崿、何廷藻、黃藻、閻克植等人。唐才常雖然沒有參與發起該會，但似乎對該會給予很大幫助並具有很大的影響。學戰會的成立時間也是1898年4月，會址設在嶽麓書院篤志新齋。該會的發起人認為：甲午戰爭後，湖南最先覺醒，新學大張，學會林立，民氣振奮，實開全國風氣之先，各種學會各有宗旨，各有側重。但這些學會多注意兵戰、商戰等強國禦敵之直接目的，而相對忽略了學戰的意義，所以他們要與眾不同地創設學戰會，取「兵戰不如商戰，商戰不如學戰之意」，「以聯通群力，振興新學為主，而以急變今日現情、發揚中國光榮為念」。至於辦會的方法，該會強調參照「經濟特科六事，勉為實學，聽會友專門認習，或兼涉各學」。每年大會一次，每月小會一次。學戰會成立之後的活動情況一如其他新式學會一樣不太明了，只是長沙在此後有一家「學戰公司」，似乎與學戰會多少有點關聯。

  法律學會的創建人有施文焱、李延豫、周燾、嚴毓清、金鼎春、李海寰、沈嗣衡、、施文森、豐文達、吳文培、洪潤等20餘人，該會的成立宗旨如其名稱一樣明朗，就是專心研討法律問題，「志在講求法律，貫穿公理，瀏覽群書，洞識時務，以開拓胸襟，磨盪熱力，善不恥相師，過不惜相糾，開誠布公，力除客氣」。顯然，所謂法律學會實際上是一家具有專業性特徵而又有傳統講習會道德自律性質的學術類團體，所以在該會成立之後不幾天，就有發起人洪潤等9人發表聲明，強調法律學會成立之本意只是邀集同人相互切磋，並非是為了在湖南或全國廣開風氣，並以「入會者多系別業之人」、「品類不齊」，且有人在外散發章程，「日後必起招搖之漸」為由，遂決定「公議出會，以防未然」。

  繼法律學會而在湖南境內成立的新學會還有積益學會。積益學會成立於1898年6月百日維新運動將要開始或正式開始的時候，其創辦人有張礽、饒霈等，其宗旨是「講求有用之學」，其方法是「以現設經濟科六門為主，如會中諸君各有一得，相會時可參觀互證，以廣聞見」，規定每月聚會三次。與會者「各就其所近者而深造之，各抒其所得者而參觀之，合群策群力而交修之」。由此看來，積益學會倒是真正意義上的新學會，只是其後來是否堅持下去，則不得而知。

  1898年6月，湖南靖州會同縣教諭潘學海（廣文）與當地紳士羅子蔭等一起籌備創設三江學會，至7月正式開辦。三江學會以講究時務為宗旨，規定會友每天必須閱讀時務方面的圖書20頁，由會長答疑1小時。顯然，三江學會是具有地區特徵的維新社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