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播散維新種子

  自從曾國藩創建湘軍、平定太平天國之後，湖南人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一直居於重要的位置。但曾國藩去世之後，李鴻章與淮軍相繼崛起，皖籍軍人與政客一度在中央政權中取代湘籍軍人與政客成為主導性的力量。所謂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並不是整個中國軍隊的失敗，實際上只是淮系軍閥與淮系政客的失敗。所以在淮系軍隊一敗朝鮮，再敗遼東之後，中國政府並沒有徹底失望，而是企圖重溫「中興名臣名將」的舊夢，選派湘軍將領領命出征，企圖挽回敗局。時任湖南巡撫的吳大澂也有意於重振湘軍昔日的輝煌，故主動請纓。清政府遂命令湘軍將領魏光燾、陳湜、李光久、余虎恩等招集兵勇，開赴前線，並令吳大澂募集湘勇北上。

  有了清政府的命令，吳大澂在省內開設「求賢館」，延攬人才，而湖南士人也群情激昂，以為重振湘軍的輝煌、打敗日本猶如探囊取物。然而，當時的日本不是昔日的太平天國，吳大澂苦心經營的新湘軍實際上只是一群未經訓練的烏合之眾，他們在訓練有素的日本軍隊面前，毫無招架之力，一敗牛莊，二敗營口，三敗田莊台。湘軍的連連敗績震動了國人，更震動了一直處於虛驕狀態的湘人，「湖南人始轉側豁寤，其虛驕不可嚮邇之氣亦餒矣」。

  湘軍的失敗是湖南人的奇恥大辱，但湖南人並沒有在這次失敗之後一蹶不振，而是很快形成一種尋求變革、追求進步的新風氣，並與京師、上海等中心城市的維新思潮遙相呼應。1895年10月，陳寶箴就任湖南巡撫，由於他的開明引導與鼓勵，湖南的維新運動較其他省份更早發生。

  陳寶箴向來推崇曾國藩、左宗棠、曾紀澤、郭嵩燾等湖南先賢的思想與事功，就任之初即以開化湖南為己任，銳意進取，致力於革新。他以為湖南地處內陸，向以守舊而聞名，拒斥西方近代的新思想與新文化，所以湖南要想成為中國改革的先鋒，就必須在思想觀念上進行徹底的更新。他到任之後，迭與湖南省內的官紳反覆磋商，尋求振興湖南的根本辦法。在經濟上，陳寶箴認為只要是有利於湖南經濟的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新舉措，都應該給予支持和扶植，很快成立了湖南礦務總局，主持開發湖南的礦產資源；又倡導修建湘粵鐵路，企圖以湘粵鐵路的開通帶動湖南社會風氣的根本改變。湖南一批具有近代特徵的新興實業，差不多都成立於陳寶箴任內。

  在開發經濟的同時，陳寶箴更注意文化觀念的轉變和教育制度的更新。他和1894年出任湖南學政的江標一起，提倡經世之學，以改變士風、開創新的社會文化風氣為己任。同時著力整頓舊式書院，購置不少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等方面的科學書籍和實驗儀器，並設立輿地、算學、方言等學會，試圖將舊式書院改造成培養新式人才的基地。陳寶箴、江標的思想認識和這些做法深深地影響了湖南知識界，從而使湖南知識界很快形成一批具有維新思想、變革精神的新知識分子群體，為後來湖南新政的順利推行準備了有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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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湖南官方倡導變革幾乎同步而行的，是湖南民間新勢力的自發維新運動。1895年7月，在外漫遊多年、具有維新思想的湖南青年知識分子譚嗣同致函乃師歐陽中鵠，提出在湖南進行變法維新的系統主張，以為中國的變法必須先從改變中國的知識分子始，只有知識分子的知識構成發生了大的變化，才能帶動中國社會的大變化。而要改變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構成，又必須先從改變傳統的科舉制度始，「從士始，則必先變科舉，使人人自占一門，爭自奮於實學」。基於這種認識，譚嗣同建議歐陽中鵠及湖南學政江標先從一縣進行改革試驗，在瀏陽創辦一算學格致館，造就有用的人才，為即將到來的變法維新運動服務。

  根據譚嗣同的建議，歐陽中鵠在湖南積極籌備，準備將瀏陽縣原有的書院改為習格致諸學，並以算學為入手之始，同時計劃將南台書院直接改為算學館，但遭到了守舊勢力的竭力反對。譚嗣同得知這些情況後，迅即邀請具有維新思想，並在湖南學界略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唐才常、劉善涵等人聯名稟請湖南學政江標，繼續表達將瀏陽南台書院改為瀏陽算學館的要求，指出：「算學者，器象之權輿；學校者，人才之根本……考西國學校課程，童子就傅，先授以幾何、三角術，以後由淺入深，循序精進，皆有一定不易之等級。故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兵農工賈，未有不通算者，即未有通算而不出自學堂者。蓋西國興盛之本，雖在議院、公會之互相聯絡，互相貫通，而其格致、製造、測地、行海諸學，固無一不自測算而得。故無諸學無以致富強，無算學則諸學又靡所附麗。」他希望江標轉飭瀏陽知縣同意將南台書院改為算學館。這一建議正合乎江標的主張，江標遂於1895年9月批准了這一方案，並決定在當年的鄉試中「搜取試卷中之言時務者拔為前列，以為之招」。但瀏陽知縣仍藉故拖延，拒不執行，瀏陽南台書院改為算學館的計劃似乎並沒有成為現實。

  有了江標的支持，歐陽中鵠、唐才常等人開始自行籌款，於瀏陽文奎閣創辦了算學社，聘請新化晏孝儒為教習，開始講授算學。最初入學者僅16人。人數雖少，但這是湖南境內開始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最初起點。「瀏陽果大興算學，考算學洋務，名必在他州縣上，至推為一省之冠。省會人士始自慚奮，向學風氣由是大開。"1896年，瀏陽算學社的規模繼續擴大，歐陽中鵠等人遂將算學社改名為算學館。制定章程規定公推7人主持館務，館中設山長一人，監院一人，負責管理學生的學習和生活。規定入學生員除學習規定的算學外，也應「余時溫習經史，閱看外國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學、格致諸書及各新聞紙。其有心得及疑義，與夫應抄錄以備遺忘者，即隨時分類錄入雜記。每日雜記，無論行楷，總需過百字。有分數可相比較者，列為圖表。有變通可鬚髮揮者，即作論說、雜著。」

  譚嗣同、歐陽中鵠等人創辦算學館、改革舊式書院的想法與做法既合乎當時的思想潮流，也合乎清政府的政策。從思想潮流方面說，在甲午戰爭之後，包括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在內的所有進步思想家在反省中國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時，差不多都追因於中國舊式教育體制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中國舊有的具有上千年傳統的舊書院體制已經全面變質，19世紀80年代就已有人指出，現存書院有名無實者十居八九。即便那些依然進行正常教學活動的書院，其所傳授的內容已經嚴重過時，「或空談講學，或溺志詞章，既皆無俾時用，其下者專摹帖括，注意膏獎，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所以，梁啓超在《變法通議·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敏銳地指出：「吾今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這就將改變科舉制度、興辦新式學校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前此所未有的高度。

  在清政府高層官僚中，也有一些人比較早地意識到中國舊有的教育制度必須改變，西方的新式教育體制應該有計劃地引進。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折》，向清政府建議命令地方各省、府、州、縣設立學堂，並請在京師設立大學堂。17日，清廷從陝西州撫張煦奏，立格致書院於涇陽。7月，山西巡撫胡聘之等奏請變通書院章程，主張書院教授天文、算學、格致等具有實用價值的新學科。8月11日，清政府批准李端棻的建議，命令各省推廣學校，致力於實學。8月21日，孫家鼐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辦法六條。10月，禮部議復整頓各省書院折。1897年3月，安徽巡撫鄧華熙奏請各省都應該在各自的省會城市另行設立格致等學堂。清政府同意了鄧的建議，此後各省興辦新式學堂蔚然成風。這也是湖南時務學堂之所以成立的大背景。

  湖南時務學堂成立與湖南鄉紳王先謙等人的實業活動有關。陳寶箴就任湖南巡撫之後，對於湖南省的實業開發採取鼓勵和支持的態度。1896年，湖南地方鄉紳王先謙聯絡黃自元等人，集股創辦機器製造公司，名「寶善成公司」。寶善成公司原為官督商辦，由王先謙始終經理其事。公司成立之初，購買有各種機器，且有小鍋爐一具，刨床、車床各一台，計劃製造電氣燈、東洋車等，1897年在長沙創設了一個規模不大的發電廠，由是長沙省城開始有了電燈照明。寶善成公司在經營實業的同時，也注意在文化教育事業上的投資，1896年冬，王先謙、張雨珊、蔣德鈞、熊希齡等公司高層負責人為了擴大公司的業務規模，向陳寶箴申請30000兩的資助，陳在申請報告上批道：「公極則私存，義極則利存。」這兩句帶有多重含義的批語使王先謙等人極不高興，以為未辦事而先受申飭，遂改為少用公款而多用民間資本。嗣後不久，參與其事的蔣德鈞更覺得寶善成公司「跡近謀利」，不太合乎他們原先創辦該公司的宗旨，於是提議在機器製造公司之下也即寶善成公司之下設立時務學堂，推廣工藝。這大概是湖南時務學堂的最早動議。

  蔣德鈞提議創辦時務學堂歸屬於機器製造公司即寶善成公司，這個學堂的創建目的似乎也只是為了推廣工藝，計劃招收二三十名學生，常住局中學習製造；並計劃聘請一位通重學、汽機等學的老師主持其事，「俾日與諸生講解製造之理，並隨時入廠，觀匠人製造」。這似乎帶有機器製造公司培訓人才的意味。

  機器製造公司創辦學堂的計劃，由公司負責人王先謙等領銜上報湖南巡撫陳寶箴，這一計劃與陳寶箴的思路不謀而合，陳寶箴於1896年12月將這個計劃批准立案，並將之命名為「時務學堂」。時務學堂的性質似乎也由此而變，因為陳寶箴在批准創辦時務學堂的同時，還同意每年從湖南省礦務贏利中劃撥3000兩作為學堂的常年經費，並經清廷批准，援天津、湖北武備學堂的先例，每年於正款項下劃撥1.2萬兩，酌充時務學堂和湖南武備學堂的常年經費。這樣一來，時務學堂雖然由王先謙等人動議創辦於機器製造公司之下，但現在實際上成為湖南省政府下的一個機構，享有與官辦武備學堂同等的待遇。

  時務學堂收歸政府主辦之後，在名分上仍是機器製造公司的下屬機構，「開局之初，刊發關防，本以機器製造公司時務學堂為名，欲令教授學徒，俾通製造」。當時，除了王先謙之外，還有熊希齡、蔣德鈞、張雨珊、陳程初一同受命負責，熊希齡因有他事，在最初階段並沒有到任，蔣德鈞、陳程初參與過二三次會議，唯王先謙、張雨珊在一起主持其事約年余。在最初階段，他們因商股難以招集，建議兩江總督劉坤一將湖南鹽斤加價二文，鹽行余厘項內每百斤補收二分，以作為機器製造公司及時務學堂的經費。他們的報告已經寫好，適蔣德鈞有事前往上海，就決定由蔣自帶面商於劉坤一。不料，熊希齡擅自「改竄稟詞，專以時務學堂為言」。所以，待劉坤一批准這一方案後，機器製造公司的各位主管就此發生了分裂。蔣德鈞飄然入都，不再回湘。而熊希齡則以避免責成不專、互相推諉之敝為由，建議將製造公司中的輪船、製造、學堂三事分開，由熊希齡獨任時務學堂事宜。

  熊希齡接手時務學堂的管理責任後，遂邀譚嗣同、黃遵憲等人參與其事。黃遵憲為新任湖南按察使，他得知時務學堂創辦後，即向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竭力推薦《時務報》主筆梁啓超擔任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時務報》的翻譯李維格（嶧琴）任西文總教習。1897年9月9日，黃遵憲致函《時務報》總理汪康年，稱「學堂人師為天下楷模，關係尤重」，他勸汪氏從維新事業的大局考慮，同意梁啓超、李維格二人來湘主持時務學堂的學政。與此同時，湘中人士譚嗣同、熊希齡、鄒代鈞等也紛紛「勸駕」，甚至聲言如果汪康年不同意放梁啓超、李維格到長沙主持時務學堂，他們不惜「蠻拉硬作」。在這些友人的反覆動員下，汪康年同意梁啓超、李維格赴湖南兼任時務學堂的中西文總教習。

  在梁啓超抵達長沙的時候，時務學堂在陳寶箴、熊希齡、黃遵憲等人的籌辦下已經成立，1897年9月，時務學堂的創辦手續已經基本完成，常年經費也已經落實，辦學所需的圖書儀器或已購置，或正在置辦，籌辦工作已經大體完成。在這種情況下，遂由陳寶箴出面發布《招考新設時務學堂學生示》，既介紹時務學堂設立的原委，又鼓勵青年學子勇於報考時務學堂。根據他在這篇文章中的說法，時務學堂計劃招收120人，均由各府廳州縣學官紳士查報匯冊考試。惟早一日開學，即早收一日之效，而建造學舍尚需要時間，所以第一年議定暫租衡清試館開辦，延聘中西學教習，擇期開學，一面拓地建築校舍，擬先行招收60人入學，其餘的60個名額俟校舍建築略有頭緒時再由各府廳州縣錄取選送。在談到學堂的教學內容及學生的未來出路時，陳寶箴強調：鑑於西方近代科學文化，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長，補我之短，必以中學為根本。惟所貴者不在務博貪多，而在修身致用。諸生入學三四年後，中學既明，西文既熟，即由湖南省政府負責選擇數十名優等生，由政府提供經費，或送往京師大學堂繼續就某項專門學問進行深造，考取文憑；或公費送往國外，就水師、武備、化學、農商、礦學、商學、製造等專業進行深造。待這些學生學成歸來，省政府再按照每人的情況加以提拔使用。至於那些依然願意由正途出身者，陳寶箴許諾他們可以作為生監，一體鄉試，獲取功名。這一舉措在科舉制度僅僅開始鬆動而並沒有真正廢除的條件下，應該說對於那些青年學子極具吸引力。

  陳寶箴的《新設時務學堂學生招考示》發布之後，在湖南省境內各府廳州縣獲得了廣泛的反響，至9月24日正式考試的時候，「諸生投考者至四千餘人」。經過較為嚴格的考試，最後錄取了40名，陳寶箴原計劃第一批錄取60名並沒有實現，堅持了寧缺毋濫的原則。

  當湖南時務學堂的招生在緊張進行的時候，梁啓超還沒有離開上海，他與熊希齡等人之間書信往來，就學堂的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及人員配置等問題進行了反覆磋商，他根據自己追隨康有為在萬木草堂的經驗及所知廣雅書院、兩湖書院的教訓，堅持分教習必須由學堂總教習自主聘任，否則總教習與分教習發生分歧，或觀念差別太大，勢必影響學堂的教學質量。熊希齡等人接受了梁啓超的建議，同意梁啓超聘任其同門好友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三人為中文分教習。在教學方法上，梁啓超認為新辦的時務學堂應該兼容舊式書院和新式學堂兩者的優點，兼學西文者為內課，用新式學堂的教學方法進行講授；專學中學不學西文者為外課，用舊式書院的教學辦法進行傳授。他覺得既然準備在時務學堂花費一兩年的時間、心力，那麼就應該儘量多地培養出一些有用之才，所以在招生規模上，他主張教授四五十人與教授一兩百人所花費的時間、心力相去並不太遠，所以在招生規模上不必太保守，而應該多多益善。他的這些建議在後來的實踐中逐步成為時務學堂的主導思想。

  1897年11月14日，梁啓超偕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及西文總教習李維格從上海抵達長沙，稍事準備，即於11月29日正式開學。

  梁啓超到了長沙之後，正式公布《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共十章，以此作為時務學堂的辦學原則。這十章的內容分別是立志、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從形式上看，這個學約更多的是繼承了傳統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學的講學遺風，強調了個人修養的「內聖」功夫，然後再以「內聖」開出「外王」，培養出合乎時代需要的人才。但在實際上，這個學約在繼承儒家思想精華的同時，更多地強調了向西方學習，即便是在「經世」的層面，也強調學生在深通儒家六經製作之精意的同時，證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求治天下之理。顯然，梁啓超的心目中，實際上是期望時務學堂能夠成為即將到來的變法維新運動的人才基地。

  時務學堂的功課，梁啓超也有比較獨特的設計。他將這些功課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所有學生入學後半年必須修的博通學，其中包括儒家經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歷史地理以及比較淺顯的自然科學基礎等。這門課所用的教材主要有《孟子》《春秋公羊傳》《禮記》《論語》《荀子》《管子》等先秦諸子之作。其教授方法，主要是指導學生反覆研讀這些經典，仔細體會其中的「微言大義」，如《孟子》中的民權思想，然後指導學生用中外政治法律進行比較參證，使學生充分理解變法維新的歷史必然性。經過大約六個月的所謂博通學的訓練之後，學生將按照各自的志趣和特長選擇不同的專門學，從而使之學有專長。專門學主要有公法學、掌故學、格致學及算學等。只是在學習專門學的時候，學生仍應就博通學中一些書目進行學習。

  在要求學生所讀的書目中，由於種類太多，梁啓超又將之分為「專精之書」和「涉獵之書」。專精之書由總教習或分教習負責全部講授，循序漸進，仔細體會，認真研讀。此類書約占每天學習時間的6/10.涉獵之書，則由教習指導略加瀏覽，約占全部學習時間的4/10.不論是專精之書還是涉獵之書，梁啓超都要求學生隨時作札記，每日將所讀之書，按照書名、篇名等詳細註明，或寫出自己的閱讀心得，或抄錄書中的內容。這些札記每隔五天上交一次，由總教習和各位分教習批閱評定。

  梁啓超剛到長沙出任時務學堂總教習的時候，受到湖南各界各方面的一致歡迎，到達的當天，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公子陳三立、湖南學政江標、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時務學堂代總教習皮錫瑞以及湖南官紳、社會名流鄒代鈞、熊希齡、唐才常等前往迎接，學堂全體師生更是齊集學堂門前燃放鞭炮予以歡迎。第二天，人們又在北門內左文襄公祠堂設宴為梁啓超一行洗塵。在此後的幾天裡，梁啓超的住處每天都是賓客盈門，甚至連湖南最有名的守舊派人物王先謙在梁啓超剛到的時候，也發自內心地感到高興，對梁尊禮有加，曾專門設宴唱戲，以示歡迎。然而沒過很久，梁啓超卻與湖南的舊勢力發生了極為激烈的衝突。

  在《時務報》主持筆政的時候，梁啓超就有意於宣傳乃師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說和新學偽經說，只是受制於張之洞一系和與《時務報》創建諸人的約定，梁啓超在宣傳乃師的主張上，還顯得比較謹慎和克制。然而到了時務學堂，他覺得這些約束已不復存在，故而敢於放言高論，無所顧忌。他在重印康有為的《長興學記》的時候，有意鼓吹康有為創立新孔教的意義，提出「推孔教以仁萬國」。在其所撰寫的《讀西學書法》中，梁啓超認同康有為新學偽經的說法，強調學生應該知道孔子之為教主，應該知道儒家六經皆為由孔子改定製度以治百世之書，應該知道東漢以來所暢行的所謂古文經學並不是儒家的正宗，而是劉歆的偽造，應該知道東漢以來以訓詁名物為基本特徵而至乾嘉時代鼎盛一時的所謂漢學也非儒學正統，而是儒學的變異與無聊，應該知道三代以後中國君權日尊、民權日衰是中國積貧積弱之根源，而導致這一惡果最有影響的人物則是秦始皇、元太祖、明太祖。凡此種種激烈的言論，勢必開啟與湖南思想界舊勢力的爭論。

  為了指導學生閱讀《春秋公羊傳》和《孟子》，梁啓超在繁忙的教學之餘著有《讀春秋界說》和《讀孟子界說》兩篇文章。前者借用乃師的觀點，強調《春秋》為孔子托古改制而製作的以教萬世的著作，《春秋》為明義之書，而非記事之書。《春秋》立三世之義，其目的就是為了以明古往今來天地萬物遞進的道理。後者將孟子視為儒學的正統，以為孟子所傳的大同之義，都屬於儒家思想最有價值也最有現實意義的內容，至於《孟子》中的民權思想，梁啓超也作了極致的發揮，以為與西方近代以來的民權思想具有相似或相近的地方。這顯然也是乃師康有為大同學說的翻版。

  梁啓超在時務學堂時代更激烈的言論還不在自己寫作的文章中，而是在批閱學生札記時所反映出的那些言辭中。他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寫讀書筆記。這些學生在梁啓超的指導下，本來就讀過不少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法律方面的翻譯書籍，受到過基本的啟蒙教育，而當他們再聽到梁啓超的啟發式演講和閱讀梁氏那些具有異端傾向的文章之後，學生在札記中的言辭自然容易出現激烈的異端傾向，而梁啓超的批語則更與這些激烈的思想傾向相呼應、相激盪。比如有的學生在札記中提及民權學說，而梁啓超在批語中則借題發揮，強調《春秋》大同之說就類似於西方的民權，如果將六經中關於民權的文字彙集起來，肯定是洋洋大觀。有的學生在札記中提及議院，梁啓超也就此多有發揮，積極提倡。他認為，議院制度雖然創製於西方，但在中國古代的思想傳統中也多有類似或相近的意思，只是中國的君主專制時間太長，議院制度在中國就沒有從思想轉化為實踐的可能。至於有學生在札記中提出廢除跪拜式的舊禮儀，梁啓超在批語中表示極為贊成，甚至強調中國如欲變法維新，就應該從天子降尊始，這樣如果不先廢除跪拜禮儀，上下仍習虛文，就不僅為外國人所嘲笑，也無法建構合理的政治體制。有的學生提到改正朔、易服色這一中國自古以來作為改朝換代的象徵問題時，梁啓超在批語中也不加迴避，而是直抒己見，不但將改正朔、易服色與即將到來的維新變法運動聯繫起來，聲稱：「衣服雖末事，然切於人身最近，故變法未有不先變衣服者。此能變，無不可變矣。」而且由此引申，梁啓超毫無顧忌地聲討清兵入關後殘殺漢人的野蠻行徑，「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為。稱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眥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或幾乎息矣。」這顯然已經不是幫助清政府的「自改革」運動，而帶有勢必推翻清廷、改朝易代的意味了。

  不過，梁啓超的這些極端言論均在時務學堂內部發表，由於時務學堂的學生全部住校，這些極端言論所發揮的作用也只在學堂的內部，學堂內部的空氣日日激變，而學堂的外面並無人知曉。所以，在時務學堂開學之後最初的幾個月里，湖南各界對時務學堂很恭維，比較一致地認為時務學堂在梁啓超費心思的操持下總算走上了正軌，教員比較賣力，學生也知道用功。然而到了是年春節放年假的時候，來自全省各地的學生離開學堂回到各地，他們將那些具有異端思想的札記及教習們的批語散布出去，於是「全湘大嘩」，「引起很大的反動」，甚至為後來發生的戊戌政變都提供了最有力的口實。

  1898年3月3日，梁啓超因故暫時離開長沙，隨著梁啓超的離開，攻擊時務學堂的流言蜚語開始在長沙學界散布，或謂陳寶箴對梁啓超已經有了意見，或謂陳寶箴將調王先謙取代熊希齡出任時務學堂總理，由葉德輝出任總教習，或指責熊希齡不該聘請粵人出任分教習，指責熊更不該同意梁啓超讓學生讀《春秋公羊傳》，散布康有為的異端邪說，「議論紛紛，是非莫辨」。謠言的流傳對時務學堂構成了相當大的影響，再加上樑啟超已不在長沙，學堂分教習韓文舉、歐榘甲、葉覺邁三人對謠言的傳布極為憤怒，相率辭職，後在唐才常的再三挽留下，勉強留了下來，但心中的不滿並沒有平息。

  6月30日，嶽麓書院學生賓鳳陽、楊宣霖、黃兆枚、劉翊忠、彭祖堯等上書山長王先謙，以維護綱常名教、忠孝節義為名，肆意攻擊黃遵憲、徐仁鑄，主要目標對著時務學堂和梁啓超。他們強調，湖南民風素來淳樸，本為一安寧的世外桃源，不料黃遵憲到湖南後，提倡什麼民權之說，民風為之稍變；而自徐仁鑄來後，肆意傳播康有為的異端邪說，湖南風氣為之大變；自熊希齡力邀梁啓超主持時務學堂之後，由於梁啓超為康有為的大弟子，大暢師說，鼓吹什麼孔子改制、新學偽經之類的東西，深刻地影響了湖南青年學子，改變了湖南原本純正的學風。他們指出，康、梁所用以蠱惑人心的，不外乎什麼民權、平等這些口號，而中國及湖南目前所需要的並不是這些東西，「試問：權既下移，國誰與治？民可自主，君亦何為？是率天下而亂也。平等之說，蔑棄人倫，不能自行，而顧以立教，真悖謬之尤者！」他們還搜集梁啓超等教席所批學堂課藝日記等作為證據提供給王先謙，請求王先謙利用自己在湖南學界的影響力，要求湖南當局對時務學堂嚴加整頓，辭退梁啓超等新派教習，另聘品學兼優者接管時務學堂。

  收到賓鳳陽等人的檢舉信之後，王先謙也對梁啓超等人在湖南肆意傳播康有為的異端邪說深表不滿，大為震驚。他指出：清政府鼓勵開辦新式學堂的目的是為了採納西學，並不是讓中國人去信奉西教。西教的流行，在中國已有不可阻擋之勢，但真正的西教也有其合理的地方。而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為一教，並非真的西教。其言平等，則西方國家也並沒有完全做到平等；言民權，則西方國家或有君主，或有總統，也並不是將國家權力交給人民。王先謙說：「康梁謬托西教，以行其邪說，真中國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中，有此鬼蜮！今若謂趨重西學，則其勢必至有康梁之學，似覺遠於事情。且康梁之說，無異叛逆，此豈可黨者乎？彼附和之者，今日學堂敗露，尚敢自號為新黨乎？」顯然，在王先謙看來，梁啓超在湖南放肆地鼓吹康有為的異端邪說，就不僅僅是個新舊思想的學術論爭，而是嚴肅的政治問題，是關係到清廷的合法性問題。

  基於這樣的認識，王先謙即聯絡湘籍守舊士紳葉德輝、張祖同、孔憲教、劉鳳苞、蔡枚功、汪概、黃自元、鄭祖煥、嚴家鬯等聯名於1898年6月10日向湖南巡撫陳寶箴呈遞《湘紳公呈》，附錄賓鳳陽等人稟詞，控告梁啓超借充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之機，「承其師康有為之學，倡為平等、民權之說」，「學子胸無主宰，不知其陰行邪說，反以為時務實然。喪其本真，爭相趨附，語言悖亂，有如中狂。始自會城，浸及旁郡。雖以謹厚如皮錫瑞者，亦被煽惑，形之論說，重遭詬病。而住堂年幼生徒，親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無數聰穎子弟，迫使斫其天性，效彼狂談，他日年長學成，不復知忠孝節義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上書中除了控告梁啓超外，尚涉及中文分教習韓文舉、葉覺邁以及湘省維新人士譚嗣同、唐才常、樊錐、易鼎等人。他們請求陳寶箴對時務學堂嚴加整頓，屏退主張異學諸人。

  王先謙等人的請求義正辭嚴，似乎應該能夠獲得陳寶箴的同情和支持。無奈在王先謙等人的上書送達陳寶箴的時候，陳寶箴已經獲悉在長沙街頭到處流傳的署名賓鳳陽等人的揭帖，此揭帖的內容除了王先謙等人致陳寶箴書中的控告外，還有不少對時務學堂的污衊不實之詞，如稱「學堂教席爭風，擇堂中子弟文秀者，身染花露，肆性雞姦」等，這就有點捕風捉影、不負責任了。結果，待王先謙等人的控告函送達陳寶箴的時候，陳寶箴就接獲了時務學堂控告賓鳳陽等人污衊時務學堂的函件並附有賓鳳陽等人署名的揭帖。陳寶箴大為光火，覺得此揭帖「醜詆污衊，直是市井下流聲口，乃猶自托於維持學教之名，以圖報復私忿。此等伎倆，閱者無不共見其肺肝。若出於讀書士子之手，無論不足污人，適自處於下流敗類，為眾論多不齒耳。」陳寶箴批示指出：此等下流污衊之語，對於被誹謗的學堂和學堂教席毫無所損，但其根本用意是為了解散時務學堂，阻撓新政之推行，既違背了朝廷興學育才之至意，又大為人心風俗之害，於是他指示總理學堂事務布政司立即查明此事，徹底查究。

  王先謙聞訊後也極為恐慌，立即致函陳寶箴進行辯解，聲稱遍詢諸人，均未見長沙城中有此揭帖，他認為此揭帖可能是那些不懷好意的「痞徒」乘機播弄是非，有意向賓鳳陽及嶽麓書院栽贓。他還向陳寶箴保證，賓鳳陽是嶽麓書院「品學俱端」的學生，決不會有此「造言惡習」。他甚至流露出自己的委屈，有意辭去嶽麓書院山長的職務。陳寶箴收到王先謙的這封辯解信之後復函道，此揭帖中的下流污衊之語雖不能遽然斷定為賓鳳陽等人所為，但以理度之，如果為人假託，賓鳳陽等如果品學皆端，見此等市井下流之詞，儼然指為己出，必且面赤背汗，於心不安，即使不顧及受到誹謗的人與之為難，亦當考慮用什麼辦法進行辯白，有以自處，而賓鳳陽等人卻選擇了持續沉默，這就不能不令人懷疑了。他勸王先謙相信事實總會調查清楚，既不要過於偏袒自己的學生，更不必因此而辭職。收到陳寶箴的覆信後，王先謙第四次致函陳寶箴進行辯解，而陳寶箴也再復書堅持自己的看法。不過，陳寶箴還是給王先謙留足了面子，此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王先謙等人並沒有就此停止對湖南維新勢力的打擊，他以嶽麓書院山長的身份聯絡城南、求忠兩書院，以三書院學生的名義邀請湘省紳士訂立所謂《湘省學約》，進一步攻擊時務學堂和梁啓超等人。他們聲稱湖南開辦時務學堂，本為當務之急，凡屬士民，無不聞風而起。但學堂用人不當，竟然聘請廣東舉人梁啓超出任中文總教習，廣東人韓文舉、葉覺邁等為分教習，他們自命西學通人，實皆「康門謬種」，他們大張其師康有為之邪說，蠱惑湘人，無知之徒，翕然從之，其始在隨聲附和，意在趨時；其後迷惑既深，心腸頓改。「考其為說，或推尊摩西，主張民權；或效耶穌紀年，言素王改制，甚謂何種以保種，中國非中國；且有臣民平權、君統太長等語。……似此背叛君父，誣及經傳，光天化日之下，魑魅橫行，非吾學之大患也哉！」他們企圖通過《學約》中所標明的正心術、核名實、尊聖教、辟異端、務實學、辨文體、端士習等內容，繼續約束青年知識分子追隨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思潮，進而阻止湖南正在開展的新政活動。

  湖南的維新勢力和守舊勢力一樣強大，面對守舊勢力的不斷挑釁，維新勢力也從沒有放棄過反抗。當王先謙等人《湘紳公呈》送達陳寶箴之後的第三天，即1898年7月13日，時務學堂總理熊希齡聯合湘籍戶部主事黃膺、翰林院庶吉士戴展誠、前廣西知縣吳獬、候選訓導戴德誠等，向湖南巡撫陳寶箴呈遞「整頓通省書院」的請求，針對全省書院的積弊，提出從七個方面進行整頓：（1）定教法，聘請純正博學、兼通中西的著名學者編訂教法章程；（2）端師範，書院不再由庸陋之紳士占據山長的位置，而是聘請明正通達之士擔任；（3）裁乾修，即裁去那些不稱職的書院山長的薪酬；（4）定期限，規定書院山長不能任意決定到院時間，規定凡山長住院每年以十個月為度，不得視書院為傳舍，致負朝廷殷殷教育之至意；（5）勤功課，厘定各書院課程，規定書院課程雖不能照新式學堂那樣中西並學，亦須令學生每日必呈札記一條，由山長親自評閱，不能再托人點竄；（6）嚴監院，改革書院內部的管理制度，廢除由學生選齋長的辦法，改為任命本地教官為監院，或以紳士充當，限令住院，申明條規，免滋流弊；（7）速變通，從前山長多半守舊、不通時務，若聽其主持書院，則不能適應時代發展需要，應仿江蘇另延山長的辦法，將本年束脩全行致送，另籌款項，邀請博學者主講，以免曠時弛業，致誤學生前程。這些建議不僅切中湖南各舊式書院的時弊，而且所批評的內容多為針對王先謙為山長的嶽麓書院等而發，故而也是對湖南守舊勢力的有力反擊。

  熊希齡等人的反擊固然有助於湖南維新勢力的增長，但湖南巡撫陳寶箴出於息事寧人、平衡大局的考慮，對王先謙欲以挽留，下令免去熊希齡的時務學堂總理職務，委派黃遵憲、汪貽書主持，之後又將中文分教習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等辭退。時務學堂與湖南舊勢力的衝突獲得暫時的平息，而湖南的維新勢力卻因此蒙受巨大的傷害。

  時務學堂雖然因梁啓超的離去、熊希齡的去職而基本結束了它在維新運動早期的使命，但其在維新運動史上的歷史功績還是值得人們記憶的。

  首先，湖南時務學堂的開辦，極大地刺激了湖南省內各府縣開明士紳改革舊式書院、創辦新式學堂的熱情。在此之後不久，岳州府巴陵、平江、臨湘、華容等縣士紳仿照湘省校經書院章程，改岳陽書院課程為經學、史學、時務、輿地、算學、詞章等六門。寶慶府武岡士紳將鰲山、觀瀾、峽江三書院，一律改課實學，課程分為經義、史事、時務、輿地、兵法、算學、方言、格致等八門。瀏陽士紳也計劃將該縣六個書院合併為一所規模較大的致用書院，後因縣內守舊勢力的阻撓沒有成功，只能將南台書院闢為講舍，進行新式教育。郴州士紳在新式教育的影響下，也集資創辦了經濟學堂，致力於培養通達時務的新式人才。所有這些，應該說都是在時務學堂的影響下所發生的。

  即便從辦學成果看，時務學堂也為湖南乃至全國培養了一批對西方近代以來的新思想、新學說有相當體會的新型知識分子，為湖南正在開展的新政運動及全國範圍內的維新變法運動輸送了一批人才。首批40名學生在此後的10餘年間大半死於國事，在戊戌變法、自立軍起義、辛亥革命以及後來的反袁鬥爭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如自立軍起義時犧牲的林圭、秦力山，反袁運動中的領袖人物蔡鍔等。

  更重要的是，湖南時務學堂的開辦，尤其是在梁啓超等人主持下，對於開通內陸省份湖南的風氣，對於衝擊湖南的守舊勢力，都發揮了無以倫比的巨大作用。學生們得到了一種新的信仰，不獨自己受用，而且向外傳播，極大地改變了湖南的社會風氣，湘中志士於是靡然發奮，湖南很快成為全國矚目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