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舉人才與合大群
2024-10-02 04:17:37
作者： 姜濤，卞修躍，虞和平；謝放等
公車上書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案頭上，然而最有意思的是，就在公車上書註定失敗的那一天，即1895年5月3日，康有為卻實現了自己多年來為之奮鬥的理想，榮登龍門，成了新科進士。5月5日，康有為被引見，授工部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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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維新運動的發動
獲取功名原本是康有為多年來的願望，但當他真的獲得了功名之後，他卻因外部環境的變化，而基本不太看重這一功名。這個外部環境，一是民族危機的日趨加深，使他不能再像他的前輩們那樣只能從書齋中討生活，或者只在官場中周旋；二是通過公車上書以及前幾年的機緣際會，康有為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只會讀書的進士、文人，他不僅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本，在京師知識分子層享有很高的名聲，而且在朝廷大臣中也有了相當的背景，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就對康有為非常賞識。有了這些背景和資本，康有為當然不再看上那個工部主事的職務，他以自知非吏才為藉口，甘願放棄官方的職務，安心於以民間的身份繼續他的變法維新活動。
康有為繼續留在北京，觀察形勢的發展。5月8日，中日《馬關條約》的換約儀式如期舉行。同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致電李鴻章，表示日本政府願意接受德國、俄國和法國三國的建議，可以考慮放棄遼東半島，具體細節容後再商量。5月22日，日軍退出奉天、鞍山。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借款談判也已經有了眉目。所有這些，都使得一部分官僚覺得中國在甲午戰爭後的危機即將成為過去，「和議既定，肉食袞袞，舉若無事」，相信中國還將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即便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為中國積弱至此，是天運使然，無可如何，徒嘆息悲傷而已。朝野上下瀰漫著濃厚的苟且氛圍。
這種苟且偷安的氣氛深深地刺激了康有為。他認為，先事不圖，臨事無益，亡羊補牢，猶未為遲。中國不能再這樣渾渾噩噩地度日，而應該汲取甲午戰敗的教訓，速圖自強，中國還是可以救亡圖存、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康有為取公車聯銜之書，就其下篇專言變法的內容加以引申，並詳及用人行政之本，於1895年5月29日第三次通過都察院上書光緒帝。
康有為此次上書長達13000字，補充和發揮了公車上書未及提出的問題，詳細討論了變法下手之方及先後緩急的順序，充分說明中國必須利用甲午戰敗後的形勢趕緊變法的理由。他指出：甲午戰敗的後果是有清二百餘年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也為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所罕見，中國經此劇痛，應該像越王勾踐那樣臥薪嘗膽，深刻反省，急籌自強大計，而不應該上下熙熙攘攘、渾渾噩噩、復慶太平。
在具體的變法主張上，康有為重申了公車上書中的富國、養民、教士三個問題，另外增加了練兵一條。他強調，練兵之策，一定要改變過去大一統的陳舊辦法，建議採用如下六法：（1）汰冗兵而營勇；（2）起民兵而立團練；（3）練旗兵而振滿蒙；（4）募新制而精器械；（5）廣學堂而練將才；（6）厚海軍以威海外。康有為相信，如果按照他的這個辦法去進行，水陸並練，那麼以中國之地大物博，則將來飲馬南洋、秣兵歐土也並不是一件什麼難事，何況區區一個小小的島國日本呢？
中國重塑輝煌並不是一件難事，但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不拘一格地選用合適的人才。他真誠地希望統治者能夠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廣其選，通下情而合其力。因為處非常之世，應非常之變，必須啟用非常之才，而過去那些尋常守舊、苟且偷安、奉行文書、按循資格的庸謹之才，雖然可以守常，但決不足以應變，絕不可能將中國引向一個自強、繁榮的坦途。他建議光緒帝務必要將選拔人才作為頭等大事親自抓起來，垂意旁求，日夜鉤訪，盡知天下之名士，盡知其數，盡知其所在，悉令引見，詢以時事，破除常規，越次擢用，這樣天下之士必踴躍發奮，冀酬知遇之恩，必出而為國家效力，輔佐皇上，共謀中興大業。
從康有為列舉的條件看，最關鍵的條件是要皇帝保持清醒的頭腦，明白今日中國所處的環境及存在的問題，「仍在皇上自強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理由很簡單，因為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為之君，自強為天下之健。康有為懇切地希望光緒帝能夠接受他的建議，遠鑒中國早期聖哲的諄諄告誡，近鑒俄羅斯、土耳其變革昌盛、不變革則亡的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獨攬乾綱，破除舊習，勿搖於左右之言，勿惑於流俗之說，權其輕重，斷自聖衷，更新大政，厲行改革，將中國引向光明燦爛之途。
康有為在這次上皇帝書中所表達的看法雖然顯得驚人，但實在說來也是當時每一個關心中國時局的知識分子和有良知的高階層官員所共同關注和思考的問題。那時，一部分官員和知識分子因為《馬關條約》的換約變得渾渾噩噩，覺得中國已經暫時度過了戰爭危機；而另一部分官員和知識分子則覺得中國的問題剛剛開始，中國如果不能有效地汲取甲午戰爭失敗的教訓，變法圖強，中國的危機還在後面。所以，此時的清政府內部已經有了願意變革、願意變法的跡象，整個大環境已與先前明顯不同，清政府的一部分高階層官員，乃至光緒帝本人都在認真地思考著中國的未來，都覺得中國不可能再沿著舊有的軌道前進。1895年4月底5月初，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分别致函直隸總督王文韶、戶部尚書翁同龢、大學士李鴻章，敏銳地意識到中國在甲午戰敗之後必須儘快調整內外政策，實行變法，才能變弱為強、轉敗為勝、後發制人。他在5月5日致李鴻章的信中指出：和議已定，社稷粗安，浮議只可置之不問。然而喪師失地之後，即不為收復計，亦當為善後計。中國苟能發憤自強，必須先在中央政府這一層面進行改革，除了吏政、禮政、刑政暫不更動外，戶政、兵政、工政必須變法。其變法的決定權固然在光緒皇帝之手，但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徵求各方意見等具體工作，除了李中堂李大人外，還有誰能夠做得到呢？所以他建議李鴻章應該將變法的事情認真地思考並付諸行動。如果言而不聽，聽而不行，則慷慨乞休，不再遷就，乃足以對三朝而謝天下。在4月28日致王文韶的信中，盛宣懷認為：中國目前之兵力、實力確實不足以廢除《馬關條約》而與日本再戰，而是以暫時接受《馬關條約》為上策，但如果中國沉醉在馬關之約甘心順受，何以紓宵旰之憂，而保中原之危局？光緒帝若果能發憤以圖自強，與其不忍於須臾，而以京畿一帶為孤注，不若遠效越王勾踐、吳王夫差，近師普魯士、法國，含忍目前，發奮圖強，壯大國力，力籌報復。在4月30日寫給翁同龢的信中，盛宣懷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並強調：所謂自強之道，不外作人才、儲國用、飭武備三大端而已。他實際上是勸翁同龢要利用與光緒帝的特殊關係，敦促光緒帝毅然變法，振興國家。
作為光緒帝的老師，作為甲午戰爭中主戰派的主要人物，翁同龢對中國必須實行變法較他人有著更加直接的感受，他已明確地意識到「舊法實不足恃」，中國「不變法，不大舉，吾知無成耳」。基於這種認識，翁同龢在1895年初當《馬關條約》尚未成立時，就開始考慮戰後中國的改革問題，他在同盛宣懷、胡燏棻、伍廷芳等人通信中，曾經討論如何改革戶政、兵政及工政以及發行印花稅、開設銀行、辦理郵政、修築鐵路等洋務思想家多年來一直建議而政府不及實行的新政。他甚至將陳熾的《庸言》、湯震的《危言》等著作推薦給光緒帝，希望以此促使光緒帝推動維新運動的開展。此後不久，翁同龢又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美國傳教士李佳白以及即將離任的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等人一起討論過有關聘請西人、效法西方近代國家實行變法等問題，彼此就進行幣制改革、修築鐵路、開採礦產資源、舉辦實業，以及設立新政部、教育部、整頓海軍、開辦報紙新聞、開放輿論等問題充分交換過意見。翁同龢有意於聘請李提摩太擔任中國政府的新政顧問，李提摩太甚至還為翁同龢代擬了變法維新的計劃書，由翁同龢提交給光緒帝參考。
翁同龢確實有意幫助他的學生光緒帝變法圖強，改變中國積弱積貧的局面，但他也知道清廷的政治權力並不在小皇帝的手裡，光緒帝雖然有意於變法圖強，然而在清廷內部並沒有一支真正值得信賴的政治力量。這也是他開始支持康有為上書言事，有意援引康、梁等政治新人的深層背景之一。
對於康有為的大名及其主張，翁同龢早有所聞，但在康有為獲取功名之前，翁同龢無意於與其接觸。只是到了他看到康有為5月29日的上書後，當時朝中已有變法維新的氣氛，因此他開始有意識地與康接觸，由戶部主事、康有為的同鄉陳熾陪同，不惜屈尊到康有為下榻的粵東會館，可惜的是，康有為此時不在會館，兩人沒有順利見面。待康有為得知翁同龢的來訪之後，他立即前往翁家回訪，兩人就中國面臨的困境及可能的解決辦法深入地交換了意見，翁對康的一些見解表示贊同，帝黨領袖翁同龢與康、梁新派人物結盟由此開始。
翁、康相見的第二天，即6月3日，都察院將康有為5月29日的上書轉呈光緒帝。這也是光緒帝第一次得讀康有為的上書。據說光緒帝覽而喜之，覺得康有為言改革之條理甚為周詳精當，當即命抄錄三份，以一份送呈慈禧太后，其餘的三份一份留存軍機處，發各省督撫將軍議，一份放在乾清宮，一份存勤政殿，以備不時參考瀏覽。而翁同龢也在這一天向光緒帝密報了他昨日與康有為見面的情況，鼓勵光緒帝應該利用康、梁等新派人物鞏固自己的權力，推行變法。於是光緒帝也開始注意康、梁等新派人物的言論與行動，有意將這些新派人物招募到自己的麾下。
人才的不足或不合時用，是光緒帝最為憂心的重要事情之一，也正是甲午戰敗的原因之一，康有為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在5月29日的上書中不厭其煩地反覆建議光緒帝要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這一建議正中光緒帝及其老師翁同龢下懷，於是康有為贏得了光緒帝和翁同龢的賞識。其實，康有為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看法，在當時的知識界和高階層官員中似乎是一種普遍的反省。就在康有為第三次上書送達光緒帝的同一天（6月3日），新疆巡撫陶模也向清廷上了一份《培養人才疏》。陶模認為，國家的強弱，完全依人才的昌盛、衰落為轉移，人才不足，不但和與戰均無可恃，即幸而戰勝，亦無益於根本。而反觀當時的人才狀況，陶模以為太不如人意，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已成為清王朝所面對的重大問題。因此，陶模建議，天下事所當變通者不止一端，然而人才選拔機制的變革已成為當務之急，非懲前毖後，破除一切拘牽之見，無以振天下之士氣，而收實效於將來。基於這種認識，陶模提出了變革人才選拔機制的13點建議。
當康有為得知自己5月29日的《上清帝第三書》被都察院轉呈光緒帝的消息後，其激動的心情應該是難以言表的，這當然也激勵他再接再厲於6月30日第四次上清帝萬言書。他鑑於第三次上書只談「通變之方」，未發「體要及先後緩急之宜」的缺憾，在第四次上書中專談變法體要、先後緩急及下手之法。
在上清帝第四書中，康有為指出，治國之道在於審勢度理。勢就是大勢所趨，本無強弱大小之分，一切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理就是道理。難定美惡，其是非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古來的治國之道不斷變化、不斷創新的事實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個道理甚為明白。時代發展到今天，國際、國內的環境都與往昔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外通商的開始與實行，不論中國是主動還是被迫，實際上都迫使中國加入一個與往昔完全不同的國際經濟體系之中。同時，由於中國加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而西方列強對市場的覬覦是主動的，因此，中國目前所面臨的環境就是「外國環逼，既與彼我對立，則如兩軍相當」。這種中國往昔從未遇到的新情況就迫使中國的執政者無法繼續沿用過去的經驗與政策，而必須以變化了的形勢為基點，研究西方之所以富強、中國之所以積弱積貧的原因。
關於西方諸國之所以富強的原因，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四書中充分吸收前此改良主義思想家的觀點，認為西方諸國之所以富強並不單單是西方依靠軍事上的強大、向外不斷擴展、不斷尋求殖民地的結果，而是在強兵之外，尚有治法與文學。具體而言，至少有三點可以給中國的改革以有益的啟示：
一 是千百年來西方諸國並立，競爭激烈，若其內政稍有不振和疏漏，就有可能被其他的國家所滅亡，所以西方國家為了自己的生存，上下勵精圖治，日夜戒懼，尊賢而尚功，保民而親下，其國君、大臣對於其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其國內政治的設施與措施，對於民眾多護養之意而少防制之意；相對待而存在，西方國家的臣民對於其國家、其政府，皆能親之。所以西方國家從總體上而言，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國人之精神議論，咸注意於鄰國與他國，一發現鄰國與他國有什麼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爭勝之，有外交內政，必思離散而窺伺之。蓋西方國家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時時有相牽相勝之意，所以西方國家講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後也能相持不衰，不斷向別國學習，不斷創新。分析康有為這段描述的深意，似乎是在說中國作為一個地域遼闊的大帝國，幾乎一直沒有遇到過強鄰的入侵和挑釁，中國君臣乃至一般民眾的危機意識較之西方諸國實在差得太遠，結果使中國人養成不思進取、不思變革、因循守舊的劣習。
二 是改革體制，鼓勵發明與創新。康有為指出，大約在中國宋元時代，處在中世紀的西方諸國因為宗教的愚昧而相當的貧弱。到了明永樂時，英國哲人培根提出新的主張，以為聰明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華，主啟新不主仍舊，主宜今不主泥古，建議政府改革舊有的體制，鼓勵發明與創新。西方知識分子著有新書發前人未創之說者，賞以較高的地位及待遇；其技術人才每有新器之製作、發從來沒有之巧者，政府就給予優厚的獎勵，並允許其擁有此項專利。西方國家鼓勵科學發明創新的這些措施，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國人踴躍，各竭心思，爭求新法，以取富貴。從此之後，西方科學技術獲得了日新月異的大發展，將具有幾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遠遠地拋在了後面，中西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康有為建議中國政府應該從體制上考慮科學技術創新的問題，以便為中國的恢復與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援。
三 是設議院以通下情。這是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四書中最重要的建議，也是引起爭論最多的建議。他認為，設議院具有很多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處，也是西方走向富強的制度化保證。他說：「人皆來自四方，故疾苦無不上聞；政皆出於一堂，故德意無不下達；事皆本諸眾議，故權奸無所容私；動皆溢於眾聽，故中飽無所容其弊。」康有為強調，西方國家正是因為制度化的保證，從而使西方百度並舉，以致富強。
從康有為的觀點來看，西方國家的特點或者說優點，正是中國所不具備、所需要學習的地方。但是，由於中國積習太深，若不能盡棄舊習，再立堂構，無以滌除舊弊，維新氣象。所以，康有為建議光緒帝：如欲變法圖強，就必須痛下決心，革除弊政，從根本上進行改革，建立中國發展、富強的制度化保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康有為提出五點具體辦法：
1.下詔求言，破除壅蔽，罷去忌諱，准許天下言事之人到午門遞折，令御史輪值監收，謂之上書處，如漢代公車之例，皆不必由堂官呈遞，亦不得以違礙阻格，永以為例。若言有可采，溫旨褒獎，或令面對，詳加詢問，庶辟門明目，洞見萬里。
2.開門集議，令天下郡邑每十萬戶推舉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門令之會議，三占從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縣咸令開設，並許受條陳以通下情。
3.設立顧問館，請皇上打開便殿，廣陳圖書，皇上每日辦事之暇，以一時左右的時間到此閒坐，顧問之員輪二十員分班侍值，皇上翻閱圖書，隨宜咨問，訪以中外之故、古今之宜、經義之精、民間之苦、吏治之弊、地方之情，顧問們應盡其所知，無所避諱，提供諮詢，上以啟皇帝之聖聰，即廣所未聞；下以觀人才，即勵其未學。
4.中國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在康有為看來，莫若開放言論，命令直省要郡開設報館，州縣鄉鎮亦視條件令其續開，日月進呈，並備數十副本分送各衙門參考。至於外國出版的各種報紙，康有為也建議政府多加採購，由總理衙門委派專人每日翻譯其政藝、言論，除了供皇上閱覽外，也應多印副本，隨邸報同發，供各衙門參考。
5.鑑於中國各級官吏的實際情況，康有為建議恢復漢代行之有效的幕府體制，使從中央到各省督撫、各縣縣令都廣開幕府，延攬天下之英才，合天下之知以為知，取天下之才以為才，然後興舉新法，經營百度，昭明融洽，天下一家，無幾微之弊而不去，無幾微之利而不舉。
至於這五項措施實行的先後順序及輕重緩急，康有為建議，先由皇上下詔罪己，以收天下之心；次賞功罰罪，以伸天下之氣；然後舉逸起廢，求言廣聽，廣顧問以盡人才，置議郎以通下情，數詔一發，天下雷動，變法維新運動自然就能推動起來。
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的核心問題是要解決洋務思想家早就意識到的「君民之隔」，康有為的方案是建立議院體制，並在各省府州縣都設立相應的議院，這是在體制內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康有為在第四書中還提出設立報館與學會，這是體制外保證中國能夠像西方近代國家一樣徹底解決君民之隔的問題。如果中國真的能從這兩個方面解決問題，那麼中國的政治體制不僅能從制度上保證決策的合理化、理性化，而且勢必引導中國向近代國家發展，應該說這是康有為為近代中國貢獻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思想，在後來的維新運動中，維新派與守舊派之間的反覆爭議，實際上也是圍繞著這一問題展開的。守舊派沒有弄懂康有為的真實意圖，總以為如果實行了這些政治體制的改革，勢必影響皇權的至上性。實際上康有為並沒有否認皇權的至上性，他只是覺得中國問題的真解決，是政治上必須有辦法，只有政治上有辦法，其他的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康有為的第四次上書原本計劃像第三次上書一樣由都察院代遞，然而都御史徐郙以康有為已被任命為工部主事為由拒絕接受，將此次上書於6月30日（閏五月八日）轉至工部。工部尚書孫家鼐對康有為第四次上書有稱道之詞，許為代遞，五堂皆畫押。然而李文田適署工部，可能是因為康有為第一次上皇帝書時與李結下了矛盾，李不肯畫押。孫家鼐礙於情面，數次致書李文田並面責之，但李始終不肯同意，通過工部代遞的可能已不復存在。之後，康有為與梁啓超、麥孟華聯名再遞都察院，都察院以工部不收，「不便因此失歡」為由，仍不肯收。又交袁世凱遞督辦處，榮祿亦不肯收。康有為的第四次上皇帝書終於不能上達。
康有為的第四次上書雖然沒有送達光緒帝的手裡，但其在京師政界、學界的影響力卻日益增加。7月5日，光緒帝發布《舉人才詔》，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將軍督撫專折保薦人才，破格提拔那些具有真知灼見、器識閎通、才能卓越、究心時務、體用兼備以及那些具有奇才異能、精於天文、地輿、算法、格致、製造諸學的各種人才，一秉大公，詳加考核，任命適當的職務或職位。應該說，光緒帝的這一舉動，實際上是康有為以及陶模、翁同龢等人建議的結果。
光緒帝的《舉人才詔》等一系列具有改革意味的詔書發布之後，獲得了各省將軍督撫的響應。署兩江總督張之洞於7月19日上《籲請修備儲才折》，就人才儲備等問題提出九點建議：
1.加速訓練陸軍，各省自設學堂，延聘西方國家的軍事教練，採用西方近代的新式辦法，爭取在一年之內，沿海各省訓練成三萬陸軍。同時，挑選年力精壯、明敏有志者百餘人出國專修軍事，待學成歸國後徹底改善中國軍隊的人才構成。
2.加強海軍建設。由於中國海岸線太長，無論國家如何困難，即使借款，也應該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至少要儘快恢復南北洋及閩、粵四支海軍。若限於物力，則南北洋兩支海軍斷不可少，否則勢必失去海戰的主導權。
3.加緊鐵路建設，改變先前不允許外資介入中國鐵路建設的既定政策，在開始的階段，可以先允許西方小國的商業資本投資到中國鐵路建設上來。他指出，中國的版圖太大，其所以長時期利不能興、弊不能去者，除了各種複雜的原因之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地勢之阻隔，各地不能順利地交通、交流的緣故。若鐵路成，則萬里之外旦夕可至，小民生業靡不流通，朝廷耳目靡不洞達，山川之產靡不盡出，風俗之陋靡不盡除。假如中國各省鐵路全通，則國家氣象大變，商民貨物之蕃息當增十倍，國家歲入之數亦當隨之增加十倍。所以，張之洞認為，鐵路的建設是當前中國最急之要務，必須充分利用西方小國的資本從速建設，但不能利用英法諸大國的資本，否則恐獲利之後，收回或費口舌，惟小國、遠國商業資本無此慮。
4.在各地分設槍炮廠，大批製造新式武器。張之洞認為，甲午戰敗的技術原因，除了軍隊將士訓練無素外，也因為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不如人。為改變這種狀況，應儘快提高新式武器裝備的自造能力。如果多設有困難，也應選擇兩三處條件較好的舊廠加以擴充、改造。
5.廣開學堂，培養各方面的專門人才。張之洞指出：人皆知西洋各國之強由於兵，而不知西洋各國之強由於學。一國之強大與否由於人才，而人才出於立學。不能大規模地舉辦各級各類學校，何以指望人才輩出？他建議清廷下令各省全部設立學堂，自各國語言文字以及種植、製造、商務、水師、陸軍、開礦、修路、律例各項專門名家之學，博延西方國家名師教習，三年小成，再選擇其中才識較勝者，送到國外繼續深造。當務之急，是選擇一批粗通西方文字語言的青年才俊分赴各國留學，以應國家之急需。
6.講究商務，鼓勵各省設立商務機構，興辦公司，振興商務。國家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保護商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至於護商之要，張之洞認為不外乎合眾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國家與民間之力以濟其窮。
7.講究工政。張之洞指出：世人皆言西方國家的富強是由於以商務立國，這種觀點對近代中國實在是一種誤導，是皮毛之論。西方國家在近代之所以走向富強，主要的是國家對工業的重視。西方國家講究格致，通化學，用機器，精製造，化粗為精，化賤為貴，而後才有商業流通的剩餘價值。他建議政府下令各省設立工政局，就各省的特色加以講究，加快各省工業的發展步伐，如開礦、煉鐵、製造、農副產品的深加工等等，都能採用西方近代工藝，何至有憂貧之事？
8.中央政府及各省督撫應該多派各級官員及專門人才出國考察，增長見聞，增長閱歷，知己知彼，熟悉國際商務中的通行規則，將來充任洋務、商務之職，以有效地提高洋務、商務的質量。
9.預備皇帝巡幸之所，恢復久已不修的巡幸之典。對於當時包括康有為等人在內的遷都之議，張之洞均認為不可行。他指出：清朝立國以遼瀋為肇基之所，若首都過於偏西，相距太遠，則不能控引援應。而且京師為天下根本，人心所系，豈能輕易遷移？況諸家所提出的遷都方案，都以陝西、山西為目標，而陝西、山西的經濟過於落後，不足以容萬乘而供六師，若一一締造經營，也不是現在的國力所能辦到。即便從國際形勢的角度而言，當時的國際衝突重在交涉，軍事之強弱全在海防，商務財源也多在海口，若建都關中則距海太遠，南北洋皆鞭長莫及，耳目難周，海軍的建設必將廢弛，中國的海口門戶更易洞開。所以，為了清朝的長久之計，張之洞建議與其遷都，不如在關中建立巡幸之所，恢復巡幸之典，如遇外敵入侵、京師危機，則可巡幸關中。然後濱海及邊關諸將便可放手攻戰，毫無牽制顧忌。
由於張之洞獨特的政治角色和從政經歷，他這九點建議不僅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而且更切中時弊，其中有些建議在當時並沒有及時得到採納，但在此後不久開始的維新運動中也逐步演化成政治實踐。
大約在張之洞上奏摺呼籲修備儲才的同時或稍後，御史胡燏棻也向清廷上了一份《變法自強疏》，明確提出變法自強的政治主張。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中稱光緒帝在1895年於群臣上書中凡存九折，並以胡燏棻為第一，康有為第三次上書為第二。稱第一者，可能就是指的《變法自強疏》。
在這份奏摺中，胡燏棻分析了中國在《馬關條約》簽訂後所面臨的問題，以為中國在接受了和議條款之後，雖然可以獲得暫時的喘息，但如果不思改革，不思進取，恐怕數年之後，大局更不堪設想。在他看來，中國當時之要務，首在籌餉，次在練兵。而籌餉、練兵之本源，尤在敦勸工商，廣興學校。他指出：「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立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為此，胡燏棻提出變法自強的十點主張：
1.開鐵路以利傳輸。中國鐵路之議，屢舉屢廢，但經過甲午戰爭的測試，中國軍事調動之所以遲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的鐵路不夠發達。因此胡燏棻建議採取各種辦法廣開支線與幹線，這樣一旦疆場有事，運餉運兵，朝呼夕至，今日寓強於富之道，恐怕沒有比廣建鐵路更切合的了。
2.改革、重建新的貨幣體制，設立隸屬於政府的銀行，建立全國統一的金融體系，採用西方國家行之有效的辦法，用商務之章程，杜絕官場之習氣。
3.鑑於官辦洋務企業的低效、腐敗與不負責任，胡燏棻建議利用民間資本，大力發展民辦企業，使官辦、國有、官有的企業逐步減少，並最終淘汰。他指出，中國如果繼續走官辦、官有、國有辦企業的老路子，即便再過一百年，中國企業也終無起色，不要說去與外國競爭，就連滿足國內的需要都不可能。政府應該准許各省廣開民廠，令民間自為講求。政府如果需要購買槍炮、船械、機器等，也應該採用國家採購的辦法，均托民廠包辦、包用，其試不如式者，雖定造亦必剔退。果如此，則人人有爭利之心、虧本之懼，自然專心致志，實力講求，以期駕乎西制之上。胡燏棻的這個建議不僅立足於對洋務企業弊病的考察，實際上也為中國民間資本的發展提供了政策空間。
4.鑑於先前中國開採礦產資源方面的教訓，胡燏棻建議應該仔細研究開礦方面的政策及技術問題。他提出四個要點：一是用重金聘請西方國家高水平的礦師，不要像先前那樣被西方那些「外托行家，陰圖漁利」的低水平礦師所蒙蔽；二是慎重選擇礦產地，要注意選擇交通便利處，否則成本居高不下，終無利可圖；三是要細考礦質，不同的質量有不同的價格，同樣的成本而獲利不同；四是要厚集資本，招散股不如招大股，招商股不如招官股，而其根本在於必須找到赤心為國、絕無一毫私見的人去管理，否則礦不成則害在公家，礦既成則利歸私室。
5.鑑於漕運南方大米運往京師的弊端，胡燏棻建議政府不要再介入此事，而改為市場化操作，南米北來淵源不絕，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市之有米與官中有米同，則少米之患在今日可以無慮。據胡燏棻估計，如果實行這種市場化改革，僅此一項就可為政府節省數百萬開銷。
6.實行大規模的裁軍方案，減少兵員名額，對各省綠營無用之兵，裁其老弱，年裁二成，五年裁竣，用由此節省下來的軍費按照西方軍隊的方法招募創練新軍，同時仿西方巡捕之制在各城鄉市鎮維持地方治安。這似乎是近代中國警察制度的最初提出。
7.鑑於中國舊有的驛遞體制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胡燏棻提議廢除這一體制，而代之以西方近代的郵政體制，僅此一項，每年就可為政府節省300餘萬金。
8.創練陸軍以資控馭，命令各省一律改練近年新出之西法，設立武備學堂，聘請西方國家的軍事人員充當教習，為軍隊培養一批懂近代戰法、兵法的中下層軍官；武科鄉試的科目也應該進行改革，廢除舊的內容，改為以槍炮命中為去取；酌情提高軍隊官兵的薪水與待遇，杜絕剋扣之弊。
9.重整海軍以圖恢復，在力所能及購置西方先進的設備外，更應該改定章程，選拔合格的將才，仿西方之制，海軍提督但聽樞府之號令，不受各省督撫、疆臣之節制，一旦發生對外戰爭，允許其便宜行事，提高海軍的戰時應變能力。
10.設立學堂以儲備人才。胡燏棻的這個看法與張之洞的看法基本相似，建議各省改書院為學堂，棄章句小儒之學，求經濟匡世之才。
胡燏棻的十點建議確有不少新東西，其中有些內容是當時有心於時局者共同關心的問題，有些是他自己的獨立思考，故而能夠得到光緒帝及政府高層的重視，胡氏本人在此後也不斷地被委以重任。
說胡燏棻的某些建議是當時關心時局的有心人的共同思考，主要是為了說明維新運動的發動並不單純是康梁系維新派與帝黨領袖翁同龢等人之間的密謀和籌劃。在胡燏棻的奏摺呈遞的同時，農曆七月（8月20日至9月18日）間，曾經兩次參加中日議和談判並奉旨前往煙臺與日本換約的道員伍廷芳也上書清廷，提出九點變法建議，其中有些與康有為、陶模、張之洞、胡燏棻的看法相同或相近，有些是其獨有的思考。
議論改革、昌言變法在《馬關條約》簽訂，尤其是換約之後已經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經過光緒帝的鼓勵，上書言事在官僚層、知識分子層已經成為一種風氣。這種風氣不僅為後來發生的維新運動提供了智慧資源，許多建議終於演化成政治實踐，而且為後來的維新運動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氛圍。此後兩年間，維新書報大量刊行，維新學會大量創建，人人爭當新派人物，這些實際上都應溯源到1895年公車上書之後幾個月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
二 京滬強學會的成立
在康有為的策動及影響下，中國國內的政治氣氛自公車上書之後已有重大轉變，公開談論國事，提出變法維新的主張，已經不再是違規違紀的事情，高階層的官員、關心時局的知識分子開始以維新為時髦，在這種政治氣氛下，組建維新團體，團結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推動維新變法的開展，就成為最急迫的事情。於是有京滬強學會的相繼建立。
京滬強學會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甲午戰敗的強烈刺激下成立的一個具有近代政黨性質的政治團體，它的發起人和主要成員鑑於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已明確地認識到，要推動中國的進步與發展，要喚醒國人的覺悟與覺醒，就必須想辦法開風氣、開知識，必須將國人尤其是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組織起來。其實，早在萬木草堂講學的時候，康有為就已意識到，「凡講學莫要於合群，蓋以得知識交換之功，而養國體親愛之習。自近世嚴禁結社，而士氣大衰，國之日孱，病源在此。」因此，欲改變國人的風氣，提升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意氣，就必須將這些知識分子組織起來。康有為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的風氣向來散漫，士大夫鑑於明代集權政治的高壓摧殘，自明末東林黨失敗之後，基本上不敢相聚講求，故轉移風氣極其困難。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經過痛定思痛的反省，社會風氣稍有變化，但真正轉移風氣，就非合大群不可，「必合大群而後力厚」。合群，非組織團體不可，而在外省組織團體，則一地方官足以制之，而結合士大夫及中高階層的開明官僚在京師組織則不然，既得登高呼遠之勢，可令四方響應，又因成立於京師這樣的政治中心，還可以避免守舊官僚不必要的懷疑。
基於這種認識，康有為在第四次上皇帝書被拒絕之後，並沒有急於離開京師，返回故里，而是接受戶部郎中陳熾、刑部員外郎兼總理衙門章京瀋曾植等人的建議，留在京師籌劃組織團體的事宜。他天天以「開會」之義號召於同志。康有為的弟子梁啓超等人也「日攘臂奮舌，與士大夫痛陳中國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宣講組織學會的必要性。經過康、梁等人的反覆宣傳，明白此中道理的人越來越多。在陳熾、沈曾植的支持下，康有為組織了三次「游宴」活動，試圖通過這種士大夫比較容易接受的方式籌組團體。或許是因為康有為的政治企圖太過於明顯，康有為的三次「游宴」活動並不成功，籌組團體的工作沒有很大的進展。但經過近兩個月的宣傳鼓吹，成立學會的輿論在官僚士大夫階層已經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官僚士大夫階層已從最初的驚恐中走了出來，他們終於聽到從來沒有聽到的理論與見解，終於知道中國在當時世界格局中的實際地位，開始相信實行改革、實行新法的益處，並逐步認同康有為組織團體的呼籲。
在康有為等人積極宣傳的影響下，組織學會的共識在新一代知識分子階層逐漸形成，一些開明的官僚士大夫逐漸相信了組織團體、設立學會有益於中國的政治改革與社會進步。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以及孫家鼐等開明官僚開始暗中支持康有為籌組團體的活動。
1895年8月下旬（農曆七月初），康有為在陳熾的幫助下，分頭約請袁世凱、楊銳、丁立鈞、沈曾植、沈曾桐等人參加宴會，商談籌組京師強學會的事情。康有為為了壯大聲勢，爭取當朝重臣的支持以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又通過沈曾植拉攏軍機大臣李鴻藻的得意門生張孝謙參加。此次聚會解決了京師強學會成立的幾個關鍵問題：一是參與者約定各出義捐，一舉而得數千元，袁世凱當場認捐500元；二是當場推舉陳熾為提調，負總責，推舉張孝謙協助陳熾；三是推舉康有為負責起草強學會的成立宣言和章程，由康與其弟子梁啓超擬定之後交給參與者討論定稿。
參與籌備的丁立鈞、張孝謙「畏謹」不定，康、梁負責起草的成立宣言與章程經數次討論也難以定稿，康有為深知其中的困難，只好迂迴而從之。此後，集會、宴會較前增多，來者日眾。
籌設強學會的資金到位之後，他們就開始擇地設置機關，在北京宣武門外後孫公園安徽會館的一部分，即《萬國公報》所在地設立會址，每十日集會一次，由康有為等人發表演說，宣傳愛國自強主張。至此，北京強學會已粗具規模。
強學會的局面在初步打開之後，康有為開始利用這些條件進行更多的活動。他計劃先開辦一家圖書館，因為在強學會尚未正式定名之前，強學會又名為「譯書局」，其自定的職責似乎也主要是翻譯西學書籍。1895年10月，強學會在琉璃廠成立了一家圖書館，除了接受各界捐贈的圖書、儀器外，還委派麥孟華等人去上海採購新書。
如果條件允許，康有為還計劃向國外派遣一批留學生，直接接受西方的近代教育，為中國的持久發展準備人才資源。
為了這些長遠的目標，為了購置圖書、儀器，強學會在開辦之初繼續向官僚士大夫階層籌款、募捐。他們經過多方活動，並發函給各省督撫，取得從中央到地方部分開明官僚的支持。戶部尚書翁同龢答應每年從戶部撥給若干資金進行資助，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及劉坤一也各捐5000元，提督宋慶、聶士成等也各捐若干元。李鴻章主動提出向強學會捐款2000元以入會，但強學會諸負責人考慮到他剛剛簽定過賣國條約《馬關條約》，而拒絕了他的捐款。北京翰文齋書店向強學會贈送了大批圖書，英、美公使也向強學會表示願意捐助一批西學圖書和儀器設備。在華的英、美傳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更是熱衷於支持強學會，他們不時與強學會方面的人士相互宴請，宣傳西學，不斷發表關於中國進行政治改革的意見，雙方時常就此進行討論。
參加強學會的人成分比較複雜，各方面的人物都有所包容，主要來自這樣幾個方面：一是以康、梁為首的維新志士，如麥孟華、汪大燮、王鵬運等，他們既是強學會的發起者，也是其政治上的設計者、倡導者和實際操作的人，他們忠實於強學會追求國家富強昌盛的宗旨；二是具有帝黨背景的人物，如陳熾、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等人，他們基本上同意強學會的宗旨，是強學會的同盟者，但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強學會自身的發展與強大，不是為了使強學會自身發展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而是為了聯合強學會的人物，壯大帝黨的勢力，利用強學會的活動能量、社會影響、新學知識和變法才幹，通過某些改革以與後黨爭奪對中央政府的控制權，他們的後台便是皇帝的老師翁同龢。而從強學會的主導力量方面說，他們也想利用帝黨方面的支持以壯大自己的影響和勢力，並真誠地希望能夠通過帝黨的支持、援引而打開通往清廷最高權力中樞的道路，從而實現他們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強學會的中堅人物願意與帝黨方面相結合，也正是通過他們的相互利用促成了強學會的成立與初期發展，而強學會後來的被封殺，自然也導源於此。除了上述兩個方面的勢力外，在強學會內部還有第三種政治勢力，這些人大體上說來是那些具有一定開明意識的官僚政客，在統治階層中基本屬於中下層的年輕官僚，他們一方面對現實政治表現出某些不滿，期望改革，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全在於推動政治改革的發展，而是和其自身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社會地位的變化密切相關，因而他們加入強學會雖然有其真誠的一面，但更多的則帶有政治投機的成分，他們把參加強學會作為一場政治賭博，作為提升自己政治地位的終南捷徑。這批人物的代表者主要有張孝謙、丁立鈞、褚成博、張仲炘、袁世凱、徐世昌等。除了上述三種政治勢力外，在強學會內部還有一些人並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而是遊蕩於各派政治勢力之間，視各派政治勢力的消長而決定自己的態度。
在強學會籌備成立之初，為了會名的問題，各方之間曾經展開過交鋒。維新派的領導人主張以「強學」為名，但反對者擔心此名會引起爭議和麻煩，「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謂有其實不必惟其名也」。名稱的爭論從表面上看可能僅僅是一個鬥爭的策略問題，實際上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勢力如何規定該會的性質與宗旨的大問題，反對以「強學」為名，實際上也就是擔心強學會的宗旨與性質過於激進，他們只要點滴的、漸進的改良，根本不敢採取任何激進的手段與鬥爭方式。而當時的康有為抱定宗旨，不肯遷就。他強調，他之所以創辦強學會，並沒有真的指望這一機構能夠對中國的政治發生多麼大的直接影響，只是期望通過創辦強學會，「將以破除數百年之網羅，而開此後之途徑」。正是由於康有為的堅持，「強學會」的名稱才最終得以保住。這可以看做是強學會的主流派與內部異議者的第一次交鋒。
在康有為等人的堅持下，強學會得以成立，但在康、梁起草的強學會成立宣言（《強學會序》）及章程的討論過程中，又一次發生較為激烈的衝突。康有為在《強學會序》中首先分析了中國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以為中國如再不變法，必將亡國。欲挽救中國的危亡，在康有為看來，就在於開學會，講求變法自強之道，改變「風氣未開，人才乏絕」的狀況。而開風氣、培養人才，就要建學會、集群賢，就新知舊學進行研討。過去曾國藩、倭仁諸賢講學於京師，與湘軍將領羅澤南等講練於湖湘，卒定撥亂之功，成同治中興之偉業；而普魯士也因有強國之會，終報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終成明治維新之治。因此，康有為呼籲新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積極加入強學會，為中國的振興貢獻自己的心智。
康有為的《強學會序》是一篇振奮人心的重要宣言，他痛陳亡國之後殘酷之狀，激勵了不少的新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加入強學會，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強學會的發展與壯大。許多讀者在閱讀這份宣言的時候情不自禁地「多為之下淚，故熱血震盪，民氣漸伸」。然而也正是這樣一篇宣言卻在強學會內部引起不同派別之間的激烈爭論，張孝謙、丁立鈞等人對於《強學會序》中的激烈言辭持反對態度，憂慮這些言辭可能會引火燒身。經過幾番討價還價，各方都作了一些讓步，方使《強學會序》在強學會內部勉強獲得通過，而各方的政見分歧並沒有因此而消弭。
在康有為尚在北京親自主持強學會的時候，強學會內部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矛盾與問題，但它畢竟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在京師具有很大的影響，中外士人積極參與其事，勢力擴張極快。這自然引起守舊者的反感，守舊派官僚徐桐和御史褚成博等揚言要對康有為等人進行彈劾，於是嚇得陳熾、沈曾植連忙催促康有為離開北京。於是康有為在10月11日出京南下，京師強學會的日常事務交給了陳熾等人料理。
康有為離開京師後，強學會的主要領導人為帝黨人物陳熾。但過了不久，強學會卻變成了以陳熾、丁立鈞、張孝謙、沈曾植四人為總董，而以張「主其事」的格局。張孝謙為人「故反覆」，做事也不太有「經緯」，他只是憑藉與李鴻藻的特殊關係，以李為靠山，便「意見重，氣焰大」，「以局為其局」，將強學會看做自家的私有財產和自己的政治資本，聯合丁立鈞排斥陳熾、沈曾植等人。強學會的其他政治勢力與人物由於幻想借重李鴻藻的政治勢力以謀發展，故而對張孝謙的專橫過於遷就退讓，終於使強學會的領導權旁落，組織渙散，差不多達到不戰而敗的結局。
強學會的內部人事格局決定它不可能長久存在，而其外部環境也使得強學會很難獲得新的進展。強學會的創辦本為後黨所不容，後黨中的重要人物李鴻章在強學會成立之初曾向強學會的負責人表示有化解隔閡的願望與誠意，並答應向強學會捐款。但是，強學會的負責人沒有真正理解李鴻章的意圖，反而因李鴻章剛剛簽定過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為由拒絕了李鴻章的捐款。這樣，雙方的矛盾與隔閡越來越深。原本可以支持改革的李鴻章對強學會諸人的好感至此蕩然無存，他在奉命出使俄國前曾揚言：「若輩與我過不去，我歸，看他們尚做得成官嗎？」這雖然有點「小說家言」的味道，但確實反映了李鴻章此時的心態。於是乘李鴻藻「赴陵差」的機會，「欲藉此以興大獄」，指使其兒女親家、御史楊崇伊於1896年1月20日上折彈劾強學會「私立會黨」、「植黨營私」，請求清政府下令查封。
清廷在收到楊崇伊的奏摺之後，即著都察院查明封禁。當天中午，張孝謙得到這個消息，就嚇得驚慌失措，一方面立即「囑速遷」，另一方面派人向李鴻章「獻好」，乞求李鴻章手下留情。強學會的另一負責人丁立鈞甚至「泣下」，想趕緊將書籍交還同文館。褚成博、張仲炘等人更是嚇得「紛紛逃匿」。只有沈曾植、梁啓超、楊銳、汪大燮、王鵬運等人還算冷靜，主張具呈力爭。
面對清廷查禁強學會的命令，帝黨的中堅人物翁同龢仍在設法挽回。他密奏光緒帝說：「教育人才，自強之本，未可阻遏，使天下寒心。」他建議清廷不要盲目地查禁強學會，以免引起許多負面影響。
1月29日，對強學會愛護有加的李鴻藻回到北京。翁同龢迅速往見李，希望李設法勸清廷收回查禁強學會的成命。與此同時，翁同龢還利用此時紛紛議論開學堂的輿論機會，鼓動由御史胡孚宸出面上書，批駁守舊派官僚強加給京師強學會的污衊不實之詞，指出強學會並沒有利用學會獲取經濟上的好處，更沒有違反法紀的事情，強調強學會下屬的強學書局所藏圖書除了列聖之訓及各種政書外，更多的則是同文館及上海製造局所刻西學著作，因此他建議清政府不要徹底查禁強學會，而是採取變通的辦法，將強學會改為官書局，「此日多一讀書人，即他日多一報國之人，收效似無淺鮮」。他的這一建議既在事實上保住了強學會，也給予彈劾者以足夠的面子，未嘗不是兩全其美的辦法。於是清廷下令發還查抄的強學會的圖書、儀器等，設立京師官書局，指派孫家鼐負責管理，調集譯員選譯各國新報及各國史書，繼續承擔宣傳維新變法的功能。
強學會改為官書局，在事實上保住了強學會。然而當這個消息傳出後，強學會內部的一些投機者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政治投機，他們或「群奔走」於管學大臣，企圖在官書局中謀求到新的差使；或把官書局作為一個在政治上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趨之若鶩。只有那些真誠擁護維新改革的志士如陳熾、沈曾植、梁啓超等，不再參與其事，退出強學會，自然也就退出了由此而來的新辦的官書局。
在京師，由康、梁等維新志士創辦的強學會至此終結。
北京強學會的終結當然並不意味著維新運動的結束。事實上，當康有為離京南下，於10月29日抵達上海之始，就開始在上海這個相對更自由的城市創辦一個新的政治組織。
為了取得具有維新色彩的開明官僚張之洞的支持，康有為到上海不久即專程前往江寧遊說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在張之洞那裡前後盤桓有20餘日，與張隔日一談，每談必至深夜，兩人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應該有足夠的共識。張之洞同意康有為在上海建立強學會的主張，並自願捐款500兩，劃撥公款1000兩，以此充辦會的經費。
有了張之洞的支持，上海強學會的開辦比較順利。11月下旬，康有為偕同梁鼎芬、黃紹箕等人返回上海，很快便將籌備中的上海強學會的會所選在跑馬場西頭的王家沙1號。各項籌備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12月初，康有為撰就《上海強學會序》，然後以張之洞的名義先後刊布在《申報》《中外紀聞》及《強學報》上。康有為在這篇文章中重申和強化了他在北京《強學會序》中所陳述的觀點，以為西方近代國家之所以走向富強昌盛的關鍵，就在於他們找到了「合群」的方式與方法，那就是開辦學會、培養與積累人才。由此他認為，挽救中國的危亡在於開風氣，在於人才的培養與積累；而開風氣以及人才的培養與積累可以有多種辦法，但在目前中國最有效、最便捷的辦法就是講學術，講學術在合群。因此，康有為在這篇文章中借張之洞之口號召人們積極參加學會的活動，「以應天子側席之意，而濟中國之變」，為中國的富強昌盛而共同奮鬥。
康有為在替張之洞撰寫了《上海強學會序》之後不久，又發表了《上海強學會後序》。他在這篇文章中依然重申先前組織學會有利於中國發展與富強的觀點，並以中外歷史教訓作為例證，強調當前的世界一個最明顯的趨勢就是「兼弱攻昧」，就是弱肉強食。因此落後的中國要想避免繼續落後，要想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強。自強之術有二，一是力強，一是智強。美國立國僅僅百年，但其所以強大，在於美國人善於組織學會，其百年間著書立說多於希臘、羅馬三千年，這就是智強。而智強的根本，不是一人逞智，而是群人共學，這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列強之所以走向富強的根本；而反觀中國，在過去的一年裡，中國之所以被彈丸小國日本打敗，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散而不群，愚而不學之過也。今者思自保，在學之群之。」因此，康有為希望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類者，都應該「合群共學」，學習西方及東洋的團隊精神，結成一個強大的新民族、新國家。
在進行輿論準備的同時，康有為也開始了組織上的準備與行動。在他與黃體芳、黃紹第、屠仁守、汪康年、鄒代鈞、梁鼎芬、黃遵憲、黃紹箕、左孝同、蒯光典、志鈞、張謇、沈瑜慶、喬樹柟、龍澤厚等16人於1895年12月聯名發表的公啟中，公布了《上海強學會章程》，正式開始籌建上海強學會。
《上海強學會章程》規定上海強學會是專門為了中國的自強而設立的政治組織和愛國團體，基本方法是聚天下之圖書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略仿中國古代學校之規及各家專門之法，以廣見聞而開風氣，上以廣先聖孔子之教，下以成國家有用之才；「專為聯人心，講學術，以保衛中國」。《上海強學會章程》規定上海強學會主要職能是辦好四件事：（1）翻譯和編印圖書。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學，莫若譯成中文之書，俾中國百萬學人人人能解，成才自眾，然後可給國家之用。（2）創辦報紙。（3）創立圖書館。近年西政西學，日新不已。今之聚書，務使海內學者知中國自古有窮理之學，而講求實用之意，亦未遽遜，正不必驚望而無極，更不宜畫界以自封。上海強學會準備先購置一套四庫全書，先搜其經世有用者，再旁及西人政教及各種學術圖書，以廣考鏡而備研求。（4）創立博物院。如有餘力，上海強學會還計劃設立學堂以培養人才；設立講堂以傳播孔教；派員遊歷西方、東洋及國內各地以考察地輿、礦務、風俗；設立養貧院以收容乞丐，教以工藝技術等等，顯然充滿著理想主義的色彩。
或許是鑑於京師強學會隊伍不純的經驗教訓，上海強學會在竭力吸引人才的同時，也較京師強學會規定了更為嚴格的入會條件，強調入會的成員應該是「品行心術端正明白」，「不論名位學業，但有志講求，概予延攬」。對於那些入會後可能會「別存意見，或誕妄挾議，及逞奇立異，或作奸犯科，致招物議」的人，《上海強學會章程》還規定了嚴格的處理辦法，即「公議辭退」。
儘管上海強學會規定了比較嚴格的入會條件及處理辦法，但當上海強學會正式成立之後，實際上還是存在著激烈的內部衝突與鬥爭。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自然不滿意以張之洞為首的洋務派的政治、經濟、文化主張，以為洋務的主張顯然不再合乎中國當前的實際，而只有他們的變法維新主張才真正反映中國當時的社會需求。
對於康有為所主張的孔子改制問題，張之洞從一開始就不同意。他之所以以兩江總督的重位支持康有為在上海創辦強學會，實際上是想利用康有為當時的政治影響力、號召力以及他人所不具有的創辦學會、網羅人才的能力為自己所用，並為自己在即將到來的政治變革中撈取政治資本。這是老練的政治家張之洞的如意算盤。可惜，張之洞過於低估了康有為的政治堅定性及政治原則性。他先是當面委婉地勸說康有為以後不要再宣傳所謂孔子改制之類的荒唐學說，後又委派梁鼎芬去向康有為明確表達這個看法，梁鼎芬甚至代表張之洞表示，只要康有為明白宣布放棄所謂孔子改制說，張之洞就一定為上海強學會提供足夠的活動經費。張之洞相信，憑藉他手中的政治權力以及他那頗為誘人的經濟支持，一定能夠說服康有為，使康有為放棄這種荒唐的學說，改弦易轍，回歸到他所主張的漸進的「中體西用」的改良路線上來，不要用西方那些激進的思想路線來破壞中國既成的發展模式。
孔子改制說不僅是康有為在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發現」，而且實在說來也是康有為在甲午戰敗之後積極從事政治變革的思想理論基礎，因此他面對張之洞的威脅利誘並沒有屈服，他堅定地表示：「孔子改制，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其所學，香濤奚取焉？」換言之，康有為不願意為兩江總督張之洞提供的那點區區經費而放棄自己的原則和信仰。
康有為的不聽話與不合作無疑激怒了張之洞。張之洞一計不成，便轉而使用其他的伎倆。他已經明白，要讓康有為從理論和信仰上屈從自己的「中體西用」的政治改革模式已經相當困難。那麼，兩害相權取其輕，張之洞便不再願意在自己的轄區內發生什麼激進的政治事件，更不願意出現脫離自己掌控的激進的政治組織。鑑於他已經同意康有為在上海創辦上海強學會的事實，於是他只能加派自己的心腹去上海從組織上把握和掌控這一組織，孤立康有為，將這一政治組織在實際上變成自己所能把握的、具有可以接受的政治色彩的組織。
根據張之洞的安排，其心腹梁鼎芬、黃紹箕等人隨同康有為一起來到上海，參與籌辦上海強學會。他們除了負有從組織上掌控上海強學會的使命外，也帶有監督康有為的任務。這樣，上海強學會在籌辦之初就面臨著複雜的鬥爭形勢。
即將正式開張的上海強學會能否在張之洞的掌控之下，在張之洞方面並無絕對把握。因此他在加派親信參與籌辦的同時，也試圖設法支走康有為。他利用康有為將回廣東為其母親祝壽的機會，勸告康有為不妨在廣東也創辦一個強學會，並建議由康有為主持廣東的強學會，另派他在湖北的舊屬汪康年到上海主持上海強學會。
張之洞的打算似乎已被康有為覺察，康有為不僅無意在廣東創辦新的學會，而且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領導權，在離開上海回鄉省親的時間空當里，根本無意徵得張之洞的同意，便調徐勤、何樹齡來上海主辦《強學報》。
當張之洞發現康有為根本不接受他的建議，並背開他單獨進行強學會的活動時，他覺得應該與康有為劃清界限了。於是他致電康有為，提出停辦上海強學會，理由是「論學不合」。而康有為自此更無所顧忌，便以「會章大行，不能中止」為由拒絕張之洞的停辦要求。
康有為的拒絕無疑深深地激怒了張之洞。為時不久，當《強學報》強行出版之後，張之洞一系的梁鼎芬、黃紹箕等人便開始以《強學報》的內容、形式與發起人原先議定的原則不合為由向康有為發難，並最終導致張之洞於1月26日下令將上海強學會強行解散。
北京、上海的強學會相繼被查封是維新運動所遭受到的挫折，但在這批志士仁人的影響下，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維新運動已從根本上不可遏制。各地紛紛組織學會和創辦報刊，人們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
三 《時務報》與《國聞報》
康有為等新知識分子在創辦具有近代政黨性質的社團的同時，更不忘創辦自己的言論機關，試圖以新聞媒介的作用去影響新一代知識分子，並期望以此去爭取官僚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已經充分意識到創辦自己的言論機關與創辦學會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康有為指出，中國士大夫不通外國政事風俗，而京師也無人敢創辦報刊以開知識。而變法本原，非自京師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而陳熾甚至認為，創辦自己的言論機關，可能比開辦學會、聚集人才更為迫切，「辦事有先後，當以報先通其耳目，而後可舉會」。於是，康有為等人為了開風氣、開知識，在創辦強學會之初，就於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先行創辦了《萬國公報》，並與發送《京報》的人協商，由他們在送《京報》的同時，每日附送1000餘份給朝中大臣及一些高級知識分子。《萬國公報》創辦兩個月，輿論漸明，初則駭之，繼亦漸知中國變法維新的必要性及新法可能帶給中國的好處，從而為京師強學會的順利成立提供了積極的輿論支持，使自願參加強學會的達官貴人、知識分子愈來愈多。
《萬國公報》為雙日刊，其刊式與《京報》相似，報名與英美傳教士所辦的報紙相同。其之所以定名為《萬國公報》，是因為上海廣學會編的《萬國公報》在清政府的官僚中已經行銷有年，甚有知名度，不僅在朝中大臣及知識分子中擁有相當大的知名度，康有為、梁啓超等人都深受這份傳教士《萬國公報》的影響，光緒帝也經常閱讀。因此，康有為等人創辦自己的第一份刊物時不自覺地盜用了《萬國公報》的大名，其目的也不外乎為了便於推廣和擴大影響。
康梁系的《萬國公報》出版兩個月左右，李提摩太有機會與康有為直接會晤，不久，李甚至參加了京師強學會，並聘請梁啓超擔任他的臨時中文秘書。當他發現康梁系的《萬國公報》是盜用廣學會的名義時，便向康、梁提出了抗議，康梁系的《萬國公報》被迫停刊。
《萬國公報》每冊有編號，無出版年月，其第1冊出版於1895年8月17日（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前後共出版45冊。這是最初3個月的全套刊物，也是康梁維新派在北京出版的第一份最有影響的刊物。它的大多數文章都是從上海廣學會的《萬國公報》上轉載而來的，自己組織撰寫發表而未署名的文章大都出自梁啓超、麥孟華之手。這些文章主要是介紹西方先進國家富國、養民、教民之道，包括開礦、鑄銀、制機器、造輪舟、築鐵路、辦郵政、立學堂、設報館以及務農、勸工、惠商、恤窮等內容，基本上是在發揮康有為在《上清帝書》中所提到的那些變法主張。《萬國公報》先後刊發的重要文章有：《地球萬國說》《地球萬國兵制》《通商情形考》《萬國礦務考》《萬國郵政章程價值考》《學校說》《鐵路情形考》《鐵路通商說》《鐵路改漕說》《鐵路備荒說》《鐵路便行旅說》《鐵路興屯墾說》《鐵路工程說略》《佃漁養民說》《農學說略》《農器說略》《鑄銀說》《西國兵制考》《印俄工藝興新富國說》《報館考略》等。
《萬國公報》所傳播的新思想、新知識引起了新知識分子的興趣，喚起了他們的救國熱情，但同時也激起了守舊勢力的反感與嫉妒。守舊勢力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探知《萬國公報》竟然出自康、梁之手，於是「謗言乃大興，人皆畏而避之，拒不收」。當新出的《萬國公報》循例送給這些達官貴人時，他們再也不敢笑臉相迎，而是「輒怒以目，馴至送報人懼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矣」。在這種政治高壓下，共出版了45期的《萬國公報》只好草草收場，被迫中斷。
康有為離京南下之後，強學會的日常事務由其弟子梁啓超負責，各項活動依然進行。1895年11月中，強學會更名為「京都官書局」，原強學會的政治、學術色彩逐步減弱，而商業氣息逐步濃厚，似乎真的要演變成一個純粹商業性的出版機構，與康、梁等人最初創辦京師強學會的宗旨越離越遠。只是這批書生並不真的懂經營、會管理，反而使商業化越來越重的京都官書局的經營每況愈下，人心也開始渙散。
官書局的經營狀況不算太好，但梁啓超、汪大燮、麥孟華等人還算賣力，他們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籌備，終於把被迫停刊的《萬國公報》改名為《中外紀聞》，於1895年12月16日在北京繼續出版。
《中外紀聞》的報館仍然設在強學會的會址，報紙也仍如《萬國公報》一樣為雙日刊，逢單日出版，木活字印刷，每冊在中縫註明出版年月，無編號，竹紙印製，每冊包括封面在內約有10頁。封面「中外紀聞」四個字為紫紅色，似出於康有為的手筆。每面10行，每行22字。這些方面似乎與《萬國公報》沒有太大的差別。但在編輯技術、欄目設置以及內容、篇幅上，《中外紀聞》對《萬國公報》作了很大的改進。在經營方面，《萬國公報》完全免費向京師官僚士大夫階層贈送閱讀，而《中外紀聞》則在免費贈閱10天之後，改為訂閱或購閱。其不僅發行於京師，而且還向外地寄售。
在編輯方面，《萬國公報》每期一般只有論說一篇，沒有記事，而《中外紀聞》除了偶爾發表一些自撰的論文外，還有閣抄、譯錄英國路透社電、選譯西報如《泰晤士報》《水陸軍報》等，此外摘錄各省新報如《直報》《滬報》《申報》《新聞報》《漢報》《循環報》《華字報》《維新報》《嶺南報》《中西報》等等，以及設有論考文章等欄目。
在《中外紀聞》之「譯印西國格致有用諸書」欄中，曾經刊載或連載《英國幅員考》《各國商船及海上貿易價額考》《普國礦利考》《西國鐵路考》《各國駐華師船考》《英國度支考》《格致窮理論》《地球奇妙論》等等，大都在文末附有簡論，以簡潔的文字啟發讀者思考。
1896年1月23日（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中外紀聞》與強學會一起遭到清政府的封禁，前後共出版18期。
上海強學會成立之後，即著手創辦了《強學報》，以此作為上海強學會的機關報。其宗旨「專以發明強學之意」。內容以論說為主，要目有《開設報館議》《孔子紀年說》《論會即荀子群學之議》《毀淫祠以尊孔子議》《變法當知本原說》《論回部諸國何以削弱》《欲正人心先修法度說》等等。顯然，《強學報》的政治觀點較先前出版的《中外紀聞》更加鮮明和激進，但其要旨似乎都是康有為的觀點。
《強學報》於1896年1月12日創刊，5日刊。擔任該報主筆的是康有為避開張之洞而專門從廣州調來的徐勤及何樹齡。
徐勤、何樹齡在政治信仰上自然聽從康有為的指派，他們主編的《強學報》自然在政治傾向上接近康有為的激進政治主張。他們不顧清廷的規定，擅自公布清廷未經公開的「廷寄」，即光緒帝內發各省將軍督撫議行十四條新政的上諭，此上諭已經遭到後黨的反對和壓制，明確不予實行，而《強學報》卻把它公之於世，並附有短論稱頌這份文件是清朝三百年來之「特詔」，是「中國自強之道基，臣民講求時事之本」；甚至公然以為「破去拘牽之見，光大維新之命，化行風被，人人可以昌言新法」等等，以此鼓吹變法維新、救亡圖強。凡此，顯然都極易受到保守勢力的攻擊。
由於康有為在學術上反覆論證孔子改制的理論，這對《強學報》的主編者有著很大的影響，因此在新創刊的《強學報》封面上，主編者徐勤等人有意將「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所謂「孔子紀年」置於「光緒二十一年」之前，同時發表《孔子紀年說》，鼓吹使用「孔子紀年」以喚起人們的改革激情。然而康有為等人這一做法的客觀效果卻恰恰相反，「見者以為自改正朔，必有異志」，擔心用孔子紀年取代清朝的紀年必將給強學會帶來大禍，「會中一二俗士聞之，則舌撟汗下色變，懼禍將及己，汲汲請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不奉今王的正朔，在當時帝制體制下可是殺頭的罪名。於是發起人之一的梁鼎芬致函康有為，指責康不遵守發起人之間的約定，試圖將《強學報》辦成鼓吹自己的學術觀點的私家刊物，「借局以行其經學」，已經違背了他們發起成立上海強學會、創辦《強學報》的初衷，因此梁鼎芬表示「欲登報除名停辦」。
上海強學會另一發起人，也是張之洞親信的黃紹箕在看到新出版的《強學報》之後，也立即致函已到廣東的康有為，指責《強學報》用孔子紀年實違反了清朝的「國制」，並告知康有為他已經通知《強學報》社，停止出版新的報紙，並說他和其他的發起人正在考慮怎樣結束上海強學會的事宜。顯然，《強學報》並不太明智的政治舉動實際上使它失去了相當多的支持者。
梁鼎芬、黃紹箕都具有張之洞的背景，他們的指責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張之洞的真實想法。張之洞既然從一開始就不同意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說，更不能容忍康有為等人不顧「國制」，一意遵行什麼「孔子紀年」，因此當他發現康有為根本無意聽從他的指揮，根本無法將其收編到自己周圍的時候，他唯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斷絕上海強學會的經濟來源，甚者動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強行解散上海強學會。而恰當此時，北京方面查封強學會的消息傳來，於是張之洞趁機於1月26日委派專人致函上海各報館，宣布強學會報章未經同人商議，遽行發刻，內有廷寄及孔子卒後一條，皆不合。現時各人星散，此報不刊，此會不辦。上海強學會及其機關報《強學報》由此而正式結束。
當梁鼎芬、黃紹箕等人向康有為發難的時候，康有為正在廣東，他雖然已經感到事態嚴重，但決沒有想到會嚴重到被強行解散和強行停辦的地步。他在1月26日致函徐勤及何樹齡時尚稱：「彼有不辦之心，我有必辦之意。」他勸徐勤、何樹齡二人要忍辱負重，堅守崗位，又致電黃遵憲出面「力持」，爭取不停辦。但終究沒有阻止張之洞的決心，《強學報》與上海強學會還是被張之洞扼殺了。
張之洞之所以那麼匆忙地改變自己的主張，由上海強學會的支持者一變而為反對者，除了理論上他實在不能贊同康有為托古改制的學說外，更主要的是他對中央政局的把握與回應。他一開始支持康有為到上海創辦強學會，並與康促膝對談20餘日，是因為他覺得自京師而來的康有為或許有什麼大來頭，畢竟康在京師創辦的強學會有那麼多官員參加，所以他不僅不反對康有為在上海創辦強學會，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樂觀其成的。但是，當康有為在上海創辦強學會不幾天，中央的政治局面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896年1月20日，清廷接受御史楊崇伊的建議，發布上諭查封了京師強學會。這就難怪張之洞要保全自己了，他不僅要與強學會劃清界限，而且要在自己的地盤裡徹底禁絕這種可能給他帶來極大政治風險的組織。
張之洞在下令停辦強學會和《強學報》的同時，也為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預留了一定的空間，他要禁止的只是康有為的那些可能引起爭議的學說，而無意將具有維新思想的青年才俊驅逐出自己的轄地。所以，他在下令停辦強學會和《強學報》之前就決定調汪康年到上海主持強學會的事務，試圖從人事布局上掌控強學會。
汪康年是張之洞門下具有維新思想的幕僚，與梁啓超、麥孟華也有很深的交情。當甲午戰爭進行之時，他在京師與梁啓超等人相商，「我輩今日無一事可為，只有廣聯人才，創開風氣，此事尚可半主」。這一見解實與康有為的主張暗合。中國在甲午戰爭戰敗後，汪康年與張之洞的幕僚如鄭孝胥一樣，有遷都、拒和、聯絡英國和德國、進行變法的動議，這些主張雖然沒有被張之洞全部接受，但部分地融入了張的政治主張中。1895年初，汪康年有意於聯絡同仁創辦「譯報」及中國公會，這個想法或許是與康、梁的想法的暗合，或許正是汪康年在京師時與梁啓超等人商量的結果。在此後的幾個月中，譯報館和中國公會的籌備工作在緊張有序地進行，只是由於汪康年的家事及其他人事原因的耽擱而遲遲未能公開成立，而北京的強學會則已成氣候。
當北京的強學會初步成形的時候，康有為南下江寧，欲說服張之洞支持在上海創建強學會，經過20餘天的交談，張之洞不僅同意康有為在上海創辦強學會，而且建議康有為應將上海強學會與廣東的強學會同時舉辦，並暗示上海方面的事務可以由汪康年主持，而廣東方面則由康有為全權負責。張之洞的用意雖然不太清楚，但這一建議對康有為來說則歡迎之至。1895年11月16日，康有為將張之洞的建議向尚在湖北的汪康年作了通報，歡迎汪儘快到上海接收強學會的事務。所以當張之洞下令停辦強學會和《強學報》之前，下令由汪康年接管上海強學會的事務時，康有為不僅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而且期望汪康年的到來會為上海強學會帶來新的希望。
接到張之洞的命令及康有為的邀請信後，汪康年並沒有像康有為所期望的那樣離開湖北趕往上海，主持強學會的一切。他此時似乎無意於放棄自己一直在積極籌辦的譯報館和中國公會，而且由於京滬兩處強學會內部紛爭的消息不斷傳來，使他和他的朋友都覺得介入康、梁系的內部矛盾之中並不是一件太合算的事情，不如留在武漢干自己的事情，與京滬兩地「不即不離」，這或許是上策。
汪康年離開武漢到上海接手強學會的會務，是因為他在武漢籌辦譯報館與學會的事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而他剛到上海的時候，恰恰又遇到張之洞停辦強學會與《強學報》的命令發布的時候，所以他一介入上海強學會的會務，就不是為了強學會的發展，而是按照張之洞的意圖辦理強學會的善後事宜。
1896年4月23日，上海強學會的善後事宜基本結束，那一天的《申報》刊登的《強學會收支清單》稱已將強學會的餘款點交汪康年收存，上海強學會及《強學報》的事務至此應該說已完全結束。
汪康年在辦理強學會善後事宜的時候，似乎就有意於利用強學會的結餘款項作為他一直想辦而沒有辦成的譯報館，為此他曾與張之洞進行過協商，但張之洞似乎並不贊成汪康年在上海另辦新的報紙，所以張對汪康年辦理強學會善後事宜的權限也有所限制。按照《強學會收支清單》的說法，強學會共計收銀730兩，收洋2247.42元。支出洋2172.7元，實存銀730兩，存洋75.14元。另有一些自備的辦公用品等。這裡的余洋75.14元可能交給了汪康年，但存銀730兩可能已經按照張之洞的安排直接移交給了經元善。
上海強學會的大筆餘款由張之洞安排交給了經元善收存，汪康年準備利用強學會餘款創辦新報的想法並不能順利實現，不過他對此也沒有徹底灰心，而是將強學會原租房屋一年的租金追回了一半，得350元，又將強學會購置的辦公用品、圖書等加以變賣，得200餘元。有了這筆錢作基礎，汪康年繼續進行創辦新報的準備。他計劃以他手頭控制的強學會餘款作資本進行招股，以此為基礎與由京師強學會改組的京師官書局合作，以其分局的名義在上海恢復分會，然後以上海分局的名義出版他構思已久的《譯報》，並考慮在條件合適的情況下，與康有為等再度合作。
汪康年的計劃遭到吳樵、汪大燮、沈曾植、葉瀚等人反對，他們既認為京師官書局「諸人大率非我族類，萬萬不便沾染」，也覺得與康有為等人恐怕並不好合作，「近則見擠於康，退又貽誚於人」，與其將來發生衝突，不如從一開始就謹慎從事。
朋友們的建議對汪康年甚有影響，他與正在上海的黃遵憲商量進行辦法。黃遵憲原本為強學會同事之人，對張之洞下令停辦上海強學會本來就不滿意，也一直試圖設法重新振興之。而汪康年的辦報想法正與黃遵憲吻合，所以黃遵憲毫不猶豫地對汪康年的想法給予全力支持。他自願捐獻1000元作為新報的開辦費，並明確告訴汪康年：「我輩辦此事，當作為眾人之事，不可作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為股書，不作為墊款，務期此事之成而已。」
有了黃遵憲的大力支持，汪康年籌辦新報的進展迅速加快。1896年4月23日、24日，汪康年連續兩次致電在北京的吳樵等人，告知籌辦報館的事情已經有了眉目，「大有成局」，並催促梁啓超儘快趕到上海，參與籌辦的具體事務。梁啓超對汪康年在上海籌辦新報的事情早有所聞，他在4月2日致汪康年的信中就明確表示：「兄在滬創報館，甚善。此吾兄數年之志，而中國一線之路，特天之所發，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當唯命所適。」雖然他對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懷疑，但也保證只要創辦成功，他將樂於合作。所以，他在收到汪康年催促南下的電報後，稍作準備就離開了北京，趕往上海，參與辦報。
梁啓超到了上海之後，通過汪康年的介紹與黃遵憲相識，在他們三人的共同策劃下，就辦報宗旨、體例、內容等基本達成共識。鑑於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汪康年主張多翻譯西方報紙的內容，因而繼續傾向於他先前的「譯報」構思；梁啓超基於自己的經驗和體會，主張在新創辦的報紙上要多刊發自己的論說，以擴大政治影響；而黃遵憲基於自己在官場上的經驗及去年強學會被封的教訓，採取了折中態度。於是汪、梁二人都同意論說可以增加，但不能有太多「譏刺」的基本方針。
辦報的基本方針定下來之後，《時務報》的名稱也隨之確定，於是他們以汪康年、梁啓超、黃遵憲、吳德瀟、鄒代鈞五人名義印製《公啟》一兩千張分送各處同志。此《公啟》有30條，為梁啓超初擬草稿，由黃遵憲「大加改定」，比較系統地反映了《時務報》的創辦宗旨，詳細介紹了《時務報》招股集資的方法與方式。
《公啟》的發布獲得了各地同志的相應，鄒代鈞在黃遵憲首認1000元之後，也認捐500元。緊接著，各地的認捐消息不斷傳來，湖南礦務局同意捐助400元，並及時將這筆款項送交給汪康年，而原本不太支持汪康年在上海辦報的張之洞也終於同意將原上海強學會的700元餘款轉給汪康年作為辦報的經費，這筆錢於6月13日由經元善派人送給汪康年，唯張之洞不願就此出名，所以在《時務報》第三冊公布各地捐款情況時，標明為「汪穰卿進士、梁卓如孝廉集銀」。
1896年8月9日（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時務報》在上海正式問世。根據《時務報》第三冊公布的時務報館工作人員名單，該報的總理為汪康年，撰述為梁啓超，另有英文、法文、日文翻譯若干及具體辦事人員等，黃遵憲、鄒代鈞、吳德瀟等人可能因為其官方的身份背景，並沒有歸入報館的工作人員中。《時務報》為旬刊，每月逢初一、十一、廿一日出版。第一冊的主要欄目有「論說」、「諭旨」、「奏摺錄要」以及京外近事、域外報譯等，這些欄目後來也有局部的調整，但大體上保持了第一冊的欄目和風格。
《時務報》最值得看的，也是當時之所以風靡一時、成就梁啓超大名的還是「論說」欄中的梁啓超的文章，梁啓超從第一冊開始直到他離開《時務報》為止，幾乎每一期都有他那議論新穎、文字通俗、筆頭常帶感情的文章。在《時務報》第一冊上，署名為梁啓超的文章有兩篇，一篇是《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篇為從第二冊開始連載的《變法通議》之自序。
前一篇相當於《時務報》的發刊宣言，梁啓超在這篇文章中列舉西方近代國家報紙的發達與政治進步的互動關係狀況，指出報紙的發達有助於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廢疾。不了解世界發展之大勢，不了解國內之政情，就是無耳目，無喉舌，結果便是「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如此之上情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達，就是廢疾，就是一個不完整、不健康的社會。所以，要營造中國社會上下不隔的正常秩序，就要鼓勵有識之士出來多辦報紙，這樣才能「去塞求通」，有助於社會的良性發展。
後一篇所序的《變法通議》是梁啓超的成名作，這篇長文共有13節，除第一冊發表的《自序》外，分別為：論不變法之害、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學校總論、論科舉、論學會、論師範、論女學、論幼學、學校餘論、論譯書、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論金銀漲落、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等。從這些目錄中不難看出，梁啓超的這篇文章對於中國當時將要到來的變法維新運動所可能涉及的問題都有所論述，他的這些觀點雖然並不一定為當時所接受，但對於衝破舊思想的禁錮，對於新思想的傳播，還是起到過極其重要的積極作用。
《時務報》第一冊出版發行之後，在國內立即引起強烈的反響。北京方面在官場或半官場的朋友如汪大燮、沈曾植、李岳瑞、王鵬運等對第一冊的編排及內容都感到滿意，但同時也勸告汪康年、梁啓超諸主持人要謹慎從事，不要有意去觸犯朝廷的禁忌，「不必作無謂之譏評」，以免出征未捷而身先死，再蹈強學會的覆轍。這從來就是中國官場人士自我保護屢試不爽的規律。
從湖南方面傳來的消息更是令人振奮，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公子陳三立轉達了黃遵憲對梁啓超的稱讚，稱看了第一冊《時務報》之後，確實感到梁啓超真的是「曠世奇才」，並相信《時務報》如果能夠堅持辦下去，「必能漸開風氣，增光上國」。陳三立還建議增加一些貨價表之類的東西，以便使商人亦可購買閱讀。鄒代鈞也從湖南致函汪康年，他已經收到的100份已經散發完畢，現在向他索要《時務報》的人很多，看樣子在湖南省可以銷售200份，囑汪康年儘快補寄來。至11月，僅鄒代鈞經手的在湖南就可達到400份。至第二年即1897年底，鄒代鈞在湘的銷售數已達700冊，還不包括其不斷加寄的一些合訂本。
在湖北，黃紹箕致函汪康年稱讚《時務報》「至美至美」，並表示願意幫助擴大該報在湖北地區的發行。而張之洞的幕僚葉瀚在讀到《時務報》第一冊之後，也致函汪康年稱讚梁啓超「大才抒張」，為不可多得的辦報天才。鄭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說：「《時務報》燦爛而出，如挈白日，照耀赤縣，可謂傑哉！梁君下筆，排山倒海，尤有舉大事，動大眾之慨。」正在「重慶舟中」的吳樵在收到《時務報》第一冊之後，「急讀之下，狂舞萬狀，自始至終，莊誦萬遍，謹為四百兆黃種額手曰：死灰復熾；謹為二百里清蒙氣、動物、植物種種眾生額手曰：太平可睹。我輩亦當互相稱慶。」總之，《時務報》的出版發行，在全國各地都獲得了良好反映，大受歡迎，在不太長的時間裡，銷行達萬餘份，為中國有報館以來所未有之盛況。
《時務報》的暢銷可能還有其他原因，但梁啓超的文筆與思想應該是《時務報》獲得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一冊之後的每一期里，梁啓超除了連載他那篇具有變法綱領意義的《變法通議》外，他還發表了許多重要文章，如《波蘭滅亡記》《古議院考》《戒纏足會敘》《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說群自序》《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等，都對國人產生過振聾發聵的啟蒙作用。在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中，梁啓超從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的原則出發，強調中國之所以落後，是由於政治上沒有辦法，是政治體制上不如人，中國自秦王朝以來的兩千年間，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越來越嚴密，皇帝的個人權力越來越大，越來越沒有制約，歷代皇帝為了獨攬大權計，不惜對人民實行愚民政策，結果便是舉國上下了無聲息，人人自畏。這是中國在政治上沒有辦法最典型的表現。而西方近代則不然，西方近代鑑於中世紀的黑暗，高度注意興民權，開議院，人人有自由之權，國事取決於公論，人人有愛國之心。由此，梁啓超強調，現在的中國雖然民智未開，不宜驟設議院，但由君權向民權逐步過渡，既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也是中國解決當前困境的唯一辦法。
梁啓超在《時務報》上的言論，給當時中國一度沉悶的政治格局注入了一股清新的信息，在傳播新知、啟發民智、宣傳變法、主導輿論等方面都起到了莫大的作用，梁啓超因此而「暴得大名」，《時務報》也因此而暢銷，甚至連最初不太支持汪康年創辦《時務報》的張之洞在讀過幾期《時務報》之後，也致信梁啓超，邀請梁在方便的時候到湖北一游，稱有要事相商，並隨信捐助銀元500元。與此同時，張之洞還下令湖北全省「官銷」《時務報》，稱：「本部堂披閱之下，具見該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足以增廣見聞，激發志氣。凡所採錄，皆系有關宏綱，無取瑣聞；所錄外洋各報，皆系就本文譯出，不比坊間各報訛傳臆造；且系中國紳宦主持，不假外人，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
張之洞對《時務報》的支持應該說在此時是真誠的，作為清政府當時最有權勢的封疆大吏之一，張之洞在甲午戰敗之後確實希望中國能夠通過變法維新重新振作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必懷疑張之洞對《時務報》的支持及對梁啓超賞識的真誠性。但是，張之洞的身份畢竟不同於汪康年、梁啓超等人，他對《時務報》的支持是因為《時務報》的言論合乎他的主張，而一旦《時務報》的言論不再合乎他的主張，乃至侵犯了他的利益之後，再指望張之洞繼續支持《時務報》顯然也不太現實。
在張之洞「公費訂閱」《時務報》的通知剛剛下發不久，梁啓超卻在《時務報》第五冊發表的《變法通議》之《論學校》一節中，公開批評張之洞署兩江總督時創建的「自強軍」用高薪聘用洋人似有媚洋的嫌疑，又稱滿洲人為「彼族」。所有這些，都引起了張之洞的極端不快，他一方面準備不再「公費訂閱」《時務報》，另一方面也在考慮另外創辦一報館，專門批駁《時務報》之議論。
張之洞的不滿通過與張有密切關係的吳樵及時轉達給了梁啓超，但梁啓超對此似乎並不太在意。他在隨後出版的第八冊《時務報》發表的《變法通議·論科舉》中對倭仁之反對西學的思想進行了嚴肅批判，在第十冊發表的《變法通議·論學會》中又對當時尚在思想文化界占主導地位的漢學及其首領紀曉嵐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以為正是以紀昀為首的漢學家的崛起遏制了中國學術團體的正常發展。梁啓超的這兩個觀點今天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妥，但在當時中國的政治背景下，無疑觸犯了清廷的忌諱，時任張之洞幕僚的紀昀五世孫紀鉅維「大怒」不已，張之洞看了之後也甚為不滿，張立即授意其親信梁鼎芬著文反駁。梁鼎芬是汪康年的朋友，他在著文反駁的同時，又致函汪康年進行規勸，反對梁啓超對紀昀和倭仁的批評，告誡汪康年提醒梁啓超在此後的文字中務必要小心才是。
汪康年雖然在《時務報》創辦之初與梁啓超有某些意見分歧，但後來當他看到梁啓超因《時務報》而名譽鵲起，也一度躍躍欲試，開始著文宣傳維新變法的政治主張，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比梁啓超的主張還要激進。在《時務報》第四冊，汪康年發表《中國自強策》，在第九冊又發表《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公開宣傳當時還比較忌諱的民權思想。他認為，中國在甲午戰爭後之所以裹足不前，「廟堂無定策，中外無定議，舊弊未一除，新猷未一布」，其原因不在於中國之「無策」，也不在於中國人不明白中國積弱積貧之根源，而在於中國在政治上一直沒有辦法，中國的政治體制出現了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權無所歸」。他舉例說，現在清廷的執政大臣名曰軍機大臣，人雖多而權不統一，但能唯諾於「上前」而不能堅持己見，但能「恭擬諭旨」而不能自發號令。所以，中國不變法則已，要變法就必須從政治體制改革始，必須使權有所歸，權力統一。而要達到這一點，汪康年認為，就必須採用西方國家行之有效的議會制度，開議院以興民權。顯然，這些觀點遠較梁啓超已經說過的還要激進，是《時務報》公開宣講「議會」、「民權」的第一聲。
汪康年的想法或許是要建立自己報人及政論家的形象，不料他的這些激進的看法發表之後，立即引來張之洞一系的批評與反駁，葉瀚、梁鼎芬等在讀過這些文章後紛紛致函汪康年，轉達湖北方面一些政界要人的意見，勸他少發表這些容易引起爭議的「偉論」，「萬萬不可動筆」，做好自己的報館經理就行了，這樣於《時務報》、於個人都有好處。在長沙的鄒代鈞也致函汪康年，勸其不必撰寫文章，理由是：「報論卓如主筆極佳，甚明通又不為時人所詆。公此後萬勿出筆，緣前次所撰，已為梁大痛斥，且公筆亦遜卓如，各用精神於所長，庶能有濟。」
武漢方面張之洞及其幕僚們的不滿以及各方朋友的勸說，引起了汪康年的重視，為了使《時務報》能夠生存下去，汪開始注意調整《時務報》的言論，對一些過分偏激的言論稍有矯正；另一方面，汪也接受武漢方面的告誡，更加注意對《時務報》人事、經濟等實際權力的掌控。
當汪康年接受武漢方面的建議，對《時務報》進行局部調整的時候，梁啓超請假40餘日回廣東省親。在省親期間，梁啓超繼續履行《時務報》主筆的職責，不時為《時務報》提供稿件。1896年11月17日，梁啓超致信汪康年，稱由於《時務報》的影響不斷擴大，廣東方面原康有為一系的同門康廣仁、何穗田等計劃仿照《時務報》的體例在澳門創辦一份旬刊，並準備借用《時務報》的名氣，取名為《廣時務報》，又告訴康、何等人必欲得梁啓超為新刊物的主筆，只是他並沒有立即答應，而是同意待回到上海後視情況如何再作決定。25日，梁啓超又致信汪康年，對《廣時務報》的情況作了更加詳細的報告，強調之所以取名「廣時務報」主要是基於兩個意思，一是推廣之意，一是謂廣東之《時務報》。其「廣」之法，約有數端，一是多翻譯格致各書、各報以續《格致彙編》。二是多載京師各省近事，為《時務報》所不敢言者。三是報末附譯本年之列國歲計政要，其格式一依《時務報》。梁啓超還建議汪康年應儘量促成此事，「令彼知我實能辦事，則他日用之之處尚多」。顯然，梁啓超此時雖然願意全力支持《廣時務報》的創辦，但他的立場還是站在《時務報》方面，並沒有離開《時務報》的絲毫想法。
對於梁啓超關於《廣時務報》的建議，汪康年在最初的階段似乎並沒有反對，《時務報》第15冊刊登的《廣時務報公啟》，基本上是梁啓超對汪康年報告的那些內容，註明《廣時務報》將由梁啓超「遙領」，並稱對於近事「不容已於言者」，也「擬抉擇多載」，以言《時務報》所不敢言。
《廣時務報公啟》的刊登，立即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與《時務報》關係密切的吳德瀟、鄒代鈞、吳樵等群起而反對。吳德瀟的態度相對溫和，他認為，《廣時務報》的主筆，梁啓超似乎可以兼領，但必須坐鎮上海。以梁啓超的才華，兼領幾家刊物的主筆，當不是難事。然《時務報》為中國報館之祖，汪康年、梁啓超為祖館之主，「萬不可降而他適」，「祖館兩字無取於讓，為祖者豈可他就？」吳樵認為，《廣時務報》的辦法極好，能言《時務報》所不能言，這樣南北兩刊相互呼應，應該是一個不壞的主意。「惟有一層極不妥，斷不宜與《時務報》相連。惟其能言《時務報》所不能言，尤不可不如此。吾輩此時利在多營其窟，將來澳報必有大振腦筋之語，我堂堂大國於澳門只可瞠目而視，然《時務》必任其咎矣。」顯然，這是出於對《時務報》未來安全的考慮。對於梁啓超可能兼任《廣時務報》主筆的事，吳樵也不贊成，甚至對於「廣時務報」之名，吳樵也建議汪康年函請廣東方面更改報名，不要造成與《時務報》有關係的印象，「與其兩敗，毋寧慎之於始」。對於吳樵的態度，譚嗣同致函汪康年解釋道：「鐵樵深怪貴館不當與《廣時務》館粘連一片，恐一被彈而兩俱廢也。此其關鍵，甚微而甚大，高明宜早籌之。」鄒代鈞在致汪康年函中也對梁啓超兼領《廣時務報》的主筆，表示不滿，認為梁啓超如執意留在澳門擔任《廣時務報》的主筆，則是「大有陰謀」，他建議汪康年務必說服梁啓超放棄這一想法。
反對《廣時務報》與《時務報》發生聯繫，本是出於對《時務報》的愛護，他們的共同擔心是處於殖民統治下的《廣時務報》放言高論，雖然能夠起到與《時務報》遙相呼應的效果，但總有一天會將《時務報》拖下水，這對正在進行的維新變法宣傳活動顯然是有害的。他們的真實想法是，各地的維新報刊各自另立門面，暗通消息，以成鼎足之勢，而不必在表面上連為一體，以免一損俱損，對維新勢力造成太大的傷害。應該說，這一主張是有道理的。然而或許是由於溝通不夠，或許是汪康年的解釋對梁啓超來說太缺乏說服力，《廣時務報》雖然在後來接受汪康年等人的建議改名為《知新報》，並於1897年2月正式創刊，梁啓超也只兼任一般的撰稿人，但梁啓超對汪康年的誤解卻由此而加深。兩人關係的破裂只是時間問題了。
1897年3月，梁啓超從廣東回到上海，在《時務報》工作的同門梁啟勛、韓雲台向梁啓超匯報了在梁離開上海這段時間裡的情況，並向梁抱怨汪康年在這段時間對他們多有不公正的舉措，而館中的傭人甚至也對他們另眼相看。對於梁、韓的抱怨，梁啓超當然不會高興，他在隨後寫給黃遵憲的信中，也多少抱怨汪康年對這些問題的處理不盡妥當。黃本來就與汪康年稍有矛盾，在《時務報》籌辦之初就不希望汪一人攬權，於是在收到梁啓超的信之後，立即致函汪康年，再次提出仿西方近代國家立憲政體，將立法、行政分開，設立報館董事會，提議汪康年辭去《時務報》館總理的職務，而改任總董，提議由吳樵或康有為的門人龍澤厚擔任總理。
梁啓超致信黃遵憲或許僅僅是為了獲得黃的同情而已，而黃致汪康年的信則使問題更加複雜化。梁啓超認為，他自己雖然不太滿意於汪康年的一些舉措，但事情尚未鬧到需要汪辭去總理職務的境地，《時務報》館的總理在當時非汪康年莫屬，於是他抱怨黃的建議實在是「鹵莽不通人情」，反而使梁啓超自己在報館中的處境更為尷尬。汪康年在收到黃遵憲的信之後當然很不高興，他覺得黃遵憲與梁啓超聯手是在有意識地排擠自己。
黃遵憲的來信使汪康年與梁啓超的矛盾幾近公開，這對於剛有起色的《時務報》的未來發展極為不利，汪、梁的一些共同朋友如譚嗣同、張元濟、夏曾佑、吳德瀟、鄒代鈞等得知此事後也萬分焦急，紛紛勸說他們以大局為重，不要因正常的意見分歧而影響報館的事務。
在各方友人的勸說下，也正是出於對大局的考慮，梁啓超主動與汪康年和解。他向汪解釋說，這次矛盾之所以產生，主要是因為雙方性格差異所致，相互之間又缺乏及時的溝通，至於黃遵憲的建議，也不應只從消極及權力一層去分析，黃的建議就其本質而言，也是為了《時務報》的未來發展所考慮，有其合理的成分在。他與汪康年共約，既然各自的意見都已講明，從此以後，當「誓滅意見」，為《時務報》的未來貢獻各自的心智。
或許由於梁啓超的大度，使梁、汪之間的衝突得以消解。然而這種消解並沒有維持很久，他們之間卻又因其他方面的問題再次衝突。梁啓超回到上海重新主持《時務報》的筆政後，可能是因為剛從廣東拜見乃師康有為回來的緣故，在此後所發表的文章中，他一反《時務報》創辦之初的承諾，而熱衷於宣傳乃師康有為的「三世說」、「大同說」以及創立孔教等主張，在時務報館中的梁啓超同門甚至以康有為為「教皇」，「又目為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如此狂妄的說法當然激怒了也在《時務報》館主筆政的古文經學干將章太炎。章太炎借酒壯膽，大罵康有為為「教匪」，遂於1897年4月14日與康門弟子發生極不雅觀的肢體衝突，章太炎憤而辭職，離開了時務報館。
《時務報》的內部矛盾，勢必增加梁啓超與汪康年之間的相互猜疑，梁啓超離開《時務報》的想法也就越來越清晰。1897年8月，黃遵憲奉調署湖南按察使。抵湘之後，聞湘中官紳有創辦時務學堂之舉，他遂向湖南方面主事者推薦由梁啓超擔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遙領《時務報》主筆。
梁啓超出於多種原因，急於接受湖南方面的邀請，後經與汪康年反覆協商，終於達成一致。梁啓超如願以償，於1897年11月中旬赴湖南就任時務學堂總教習的職務。
梁啓超抵達長沙之後，繼續兼任《時務報》主筆的職務，但他與汪康年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因為距離的擴大而有所緩和，反而越演越烈，終於導致二人關係的徹底破裂。經過一番交涉，《時務報》繼續由汪康年主持，梁啓超不再兼任《時務報》主筆。不過由於梁啓超的離開，《時務報》已經沒有先前的氣勢，在思想理論界的影響也遠不如以前了。
《時務報》的影響主要在南部中國，而在北部中國當時最具影響力，且與《時務報》齊名的有《國聞報》。主持《國聞報》筆政的嚴復與梁啓超齊名，有「南梁北嚴」之說。
嚴復（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為復，字幾道，晚年自號瘉埜老人。因他是福建侯官人，故學者又稱其「侯官先生」。嚴復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積極向西方尋求真理，以挽救中國於危亡、促進中國進步與發展的傑出代表。他翻譯的《天演論》以及其他西方學術名著，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把西方近代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哲學等著作介紹到中國，在中國思想界發生了持久的重大影響，使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活動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嚴復早年入馬江學堂學習海軍，初步接受了西方文化的薰陶。1877年5月，他被選派到英國繼續學習海軍。他在英國除了學習海軍必修課程外，更願意接受西方近代以來的思想文化，從歷史文化層面探討西方之所以富強、中國之所以逐步衰弱的根源。1879年7月，嚴復奉調回國，充任母校馬江學堂教席。又一年，他調任北洋水師學堂，後升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在此奉獻了凡20年。
在北洋水師學堂的那些年，嚴復在盡心盡力辦好學堂的同時，也密切關注著祖國的命運和前途。尤其是1894年的甲午戰爭，使北洋海軍幾遭滅頂之災，這對北洋水師學堂的總教習嚴復來說，其刺激顯然要比一般的中國人還要激烈、直接，因為在那些為國捐軀的北洋海軍將士中畢竟有不少是他在英國留學時的同學或他在北洋水師學堂的學生。甲午戰爭喚醒了國人，更喚醒了嚴復，使嚴復由此深切地感到，中國的富強除了發展海軍之外，可能還有許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895年2月4日，嚴復開始在天津《直報》上連載他的第一篇重要論文《論世變之亟》。此後一發不可收拾，他相繼在該報發表《原強》《原強續篇》《辟韓》等一系列振聾發聵的戰鬥檄文，不僅奠定了他在中國學術界尤其是早期傳媒界的地位，而且喚醒了國人，為維新運動的蓬勃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西方思想資源。
嚴復的這一系列文章從文化背景、歷史趨勢等多角度地分析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原因乃至必然性。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在向西方學習了數十年之後不堪一擊，是因為中國並沒有從根本上學習、掌握西方的真精神，「夫與華人言西治，常苦於難言其真」。那麼西方社會的真精神究竟是什麼呢？根據嚴復對西方社會文化的體認，西方的真精神「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政刑則屈私以為公而已」。這兩個問題，原本與中國社會發生之初所信守的道理沒有多大的區別，但之所以在西方社會「行之而常通」，在中國行之而常病，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自由不自由異耳」。這就將中西之間的差異歸結為東西方對「自由」這一根本要義的理解。
東西方對自由的理解既然不同，那麼由此而產生的問題也就不一樣，比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重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於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像這些差異，在嚴復看來，雖然難說其優劣，但確實由此確定了中西社會所走的不同路向，也由此決定了中國現在的結局。顯然，嚴復的這些分析較康有為在甲午戰爭後的那些分析更趨於理性，也就更為深刻。可以這樣說，嚴復這一段對中西社會文化差異的分析，已成為近代中國人看待中西社會的經典看法。
正是基於這種判斷，嚴復認為，中國目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學習西方，進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的全面變革，使中國步西方之後，也能夠坦然地走上富強之一途。舍此之外，留給中國的就是自絕於世界民族之林。為此，嚴復鄭重提出頗具個性特色的「開民智、興民德、鼓民力」的所謂「三民主義」。
由於嚴復特殊的西學背景，他所強調的向西方學習顯然已不是洋務活動期間所致力的科學與技術，而是近代西方最新的思想學說即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
在嚴復看來，中國的危機之所以如此嚴重，是由於今日西方國家已遠非昔日中國所面對的那些「夷狄」，中國已經不可能再用過去那些傳統的觀點如以夷制夷、以夏化夷等去處理中國與西方的關係，現在的西方「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主要在於西方人的思想觀念在近代以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1）自其自由平等的立場觀之，西方人則捐忌諱，去煩苛，決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2）自其官工商賈章程明備觀之，人知其職，不督而辦，事至纖悉，莫不備舉，進退作息，未或失節，無間遠邇，朝令夕改，而人不以為煩，則是以「有法」勝也。其「有法」與「無法」的有機結合，為西方社會建立了良性的循環秩序，不僅促成了西方的強大，而且推動了西方在「德慧術知」諸方面遠較我中華民族領先。故所謂耕鑿陶冶，織紉樹牧，上而至於官府刑政，戰鬥轉輸，凡所以保民、養民之事，其精密廣遠，較之中國之所有所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且其為事也，又一一皆本於學術；其為學術也，又一一求之實事實理，層累階級，以造於至大至精之域，蓋寡一事焉可坐論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嚴復認為，這主要的差別就在於西方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
將西方近代的社會精神概括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這在某種程度上說嚴復已觸及中西社會差異的本質問題，也在根本點上為中國社會的前進指明了方向。中國不進步則罷，中國如欲向西方學習，步入近代國家的行列，就只能沿著「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道路前進，舍此則別無他途。顯然，嚴復的這些觀點已不是在中國舊有的觀念中進行修補，而具有根本性的改革意義。
當嚴復在天津「突發高論」的時候，康有為、梁啓超等人也正在北京謀組學會，創辦報刊，鼓吹變法維新、救亡圖存。嚴復與康、梁的思想見解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但在細節上則有同有異，所以嚴復也很快與梁啓超取得聯繫，探討各自觀念的異同。
對於上海《時務報》的創辦，嚴復雖然沒有直接介入，但他出於與康、梁幾乎完全相同的心情，曾經給予很多的支持。他在致汪康年、梁啓超的信里對《時務報》稱讚有加，以為「於此見神州以內人心所同」，此中消息甚大，不僅振聾發聵、新人耳目而已。他還隨信附寄匯票百元，以表其「樂於觀成此事之心」。
金錢的支持尚屬其次，由於嚴復覺得與康、梁至少在此時算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於是他同意梁啓超的建議，將自己去年已經在《直報》發表過的《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文章在《時務報》上重新發表。
《時務報》重新發表嚴復的《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文章，自然擴大了影響範圍，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贊成者拍手稱頌，反對者則深惡痛絕，視為洪水猛獸，原本對嚴復一度尚有好感的張之洞竟然急令屠仁守撰寫《〈辟韓〉駁議》，並強行要求刊登在《時務報》上。
為梁啓超主編的《時務報》供稿，只是嚴復在維新運動中所作貢獻的一個方面，而真正確立嚴復在維新運動中的歷史地位的工作，還是他與友人王修植、夏曾佑、杭辛齋等於1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租界所創辦的《國聞報》。此報由杭辛齋、王修植主持，日出1張，計8開，用四號鉛字排印，毛邊紙，單面印，對摺成4面，每日8000至1萬字。《國聞報》的欄目設置主要有上諭及直隸總督府的公文；路透電報；社論及全國性的重要新聞；地方新聞，首天津本地新聞，次京師新聞，次保定新聞，次山東、河南等北方各省新聞，次西藏等地新聞，次東南各省新聞；次外國新聞。
至於《國聞報》的辦報目的和宗旨，《〈國聞報〉緣起》一文中強調以「求通」為其根本宗旨，而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從國家的立場而言，必以通下情為治國之要義，下情不通，則有利而不知興，有弊而不知去，若是則國必弱。而進入近代之後，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也日趨增多，不論從哪一個方面說，中國都不可能再如過去那樣閉關鎖國，獨自發展，因此近代中國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通外情，昧於外情則坐井而以為天小，捫龠而以為日圓，若是者則國必危。基於這兩通的原則，《國聞報》當然以溝通上下之情和中外之情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其根本宗旨就是強調民主，強調學習外國、改造中國，使國家富強起來。故而《國聞報》出版不久，就成為「北方報紙之最佳者」，是戊戌維新運動時期與南方的《時務報》地位相埒的重要報刊之一。
嚴復等創辦人感到日報的文章很難有深度，遂決定仿《泰晤士報》的先例，在辦好《國聞報》日刊的同時，又於1897年12月8日創辦出版旬刊《國聞彙編》，並由嚴復、夏曾佑負責主編。10日1冊，約3萬言。
《國聞彙編》的創刊宗旨顯然是為了彌補作為日報的《國聞報》之不足，有意識地系統介紹西方的新知識和西方各國新聞的深度報導。其第一冊所載《國聞彙編敘例》規定其內容為：譯泰西名論第一，譯俄國各報第二，譯英國各報第三，譯法國各報第四，譯德國各報第五，譯美國各報第六，譯日本各報第七，述各國近聞第八，述盛京、吉林、黑龍江、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近聞第九。顯然，《國聞彙編》的重點在翻譯東西各國的一些重要言論和重要著作。基於這樣的方針，《國聞彙編》從第一冊起連載嚴復翻譯的西學名著《斯賓塞爾勸學篇》，從第二冊起連載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第一冊還發表有伍光建的《歐洲政治略論》。各冊的翻譯作品多來自歐洲各大報如《泰晤士報》《中法新匯報》等，其內容多為各報對中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分析和評述。
《國聞彙編》共出版6冊，1898年2月15日終刊。《國聞彙編》的翻譯作品在當時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但是該刊時間太短，在京津一帶真正具有持久影響的還是《國聞報》和《直報》兩大日報。
旬刊《國聞彙編》停刊後，所有人員集全力於日報。嚴復總其成，經常為這份報紙寫社論，但往往不署名。
嚴復在《國聞報》充噹噹時中國最著名的政論家的同時，更注意利用自己的專業特長，致力於西方思想文化的翻譯介紹，並由此而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譯作就是《天演論》。
據考察，進化論首先傳入中國是1873年由華蘅芳翻譯的英國著名地質學家萊伊爾（又譯賴爾、雷俠兒）的《地學淺釋》（一名《地質學初步》、《地質學原理》）。這部書比較詳細地闡述了古生物的緩慢進化學說，指出從地層中間所保存的動物甲殼和骨骼以及絕種的植物的莖、葉和果實，證明了植物和動物進化的歷史。這本譯著的出版便把自然進化觀念最早引進中國。此後如1877年傅蘭雅主編的《格致彙編》所載《混沌說》;1881年益智書會出版的《地學指略》;1891年格致書院出版的《格致彙編》所刊載的《地學稽古論》等，均有關於介紹進化論的內容，只是沒有明確提及達爾文或赫胥黎的名字而已。
比較詳細地向中國介紹進化論的是美國傳教士丁韙良（1827-1916），他的《西學考略》不僅介紹了拉馬克的物種變異說和赫胥黎的人猿同祖說，而且對達爾文的進化論作了比較詳細和系統的介紹。
在華西人，特別是傳教士將達爾文的進化論傳播給了近代中國人，但是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及文化背景，他們介紹達爾文學說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向中國傳播西方的近代科學觀念，因而他們不可避免地曲解或者歪曲進化論的積極內容。只是到了嚴復向國人介紹達爾文及其進化論的時候，中國人對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學說才有比較正確的理解。就思想的文本而言，嚴復譯介的進化觀念主要來源於達爾文，但嚴復從事翻譯的底本，卻是赫胥黎1894年出版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集（T.H.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嚴復將之更名為《天演論》，而所譯內容也只是赫胥黎原著的《導論》和《進化論與倫理學》兩個部分。
嚴復向中國人譯介進化論的時間在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但大體上說嚴復開始翻譯《天演論》的時間應該在甲午戰爭後不久，因為現在已經發現有《天演論》1895年3月的陝西味經售書處重刊本，當然這個版本與後來的流行本有很大的區別，顯然還不是嚴復的最後定本。此後，嚴復屢加訂正，至1898年正式出版。
嚴復「煞費苦心」的翻譯對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影響巨大，他的翻譯使千百萬中國人知道了「物競天擇」的道理，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因此，他在翻譯的過程中，刪除了原著中著重介紹的生物學方面的進化原理，同時結合中國社會實際情況，通過大量的按語發揮書中的論點，試圖以此喚醒中國人保種自強、與天爭勝、變法圖存的政治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