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公車上書的發動與影響

  康有為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儒家學者，他對儒家精神的重新詮釋，並不具有純學術的意義，他的目的只是為了中國的變革與發展，只是為了政治的需要，因此當甲午戰爭爆發之後，特別是《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康有為義無反顧地投身於現實政治鬥爭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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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4月初，從日本不斷傳來的消息令中國人忐忑不安。最先引起震動的當然是那些擁有知情權的統治層。4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通過自己的渠道得知李鴻章在馬關議和的大概情形，他雖然對日本政府向中國苛刻的索賠條件感到憤怒，但也深知中國拒絕日本政府提出的條件可能會出現的問題，中國實際上陷入兩難的境地，對於日本的條件，「不允則目前無以自強，允之則日後何以自立，憂憤交縈，殆難言狀」。中國既不能接受日本的要挾，也不能拒絕日本的要挾，這是比較矛盾的一派人的看法，而另外一派則堅決反對。4月4日、6日，翁同龢連續兩次在廷議中力陳台灣不可棄，否則恐失天下人心。給事中余聯沅及翰林院編修丁立鈞於4月15日聯名上奏清廷，請求政府不要同意日本的條件，重行備戰，與日本決一雌雄。

  反對派的意見曾一度被政府所採納，但弱國無外交，中國政府終究頂不住日本的壓力。4月14日，清政府電示李鴻章：如果中國政府提出的條件日本還是不願接受，中日之間的和約即可簽字。第二天，李鴻章同意了日本的條件，中日之間的議和最終以日本的不讓步而結束。4月17日，《馬關條約》簽字，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列島，賠款兩萬萬兩，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日本人得在各通商口岸從事各項工藝製造。

  《馬關條約》正式簽字的消息傳來後，國內的反對聲浪較談判時期更為高漲。最激烈的反應首先來自將被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台灣巡撫唐景崧在和約簽字前後連電清政府，力言台灣不可割讓，否則中國將何以立國？台灣一旦割讓給日本，那麼百萬生靈如何處置？而且割讓台灣必將在國內外引起連鎖反應，「外洋能不生心，宇內亦將解體。閩、廣、江、浙，鄰台咫尺，一日不能安枕」。台灣民眾在得知台灣被割讓的消息後，一時哭聲震天，無可撫慰，慘不可言。19日，台灣紳民挽留唐景崧在台灣領導他們堅守到底。20日，台北罷市，紳民請英國駐台灣領事想辦法，擬將台灣交給英國保護。同一日，唐景崧致電清政府，表示台灣人民寧願效死而不肯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

  唐景崧的請求以及台灣所發生的變化深深地影響了清廷內部的看法。4月19日，文廷式偕秦綬章、戴鴻慈、陳兆文等聯銜具陳，指出日本在談判及已經簽字的條約中要挾過甚，要求清政府展緩商議，不要急於批准該條約；否則，中國必將在各方面受制於日本，「雖欲變法自強，其道無由」，「不知更以何者立國，何恃而與各國周旋？此約若行，大變計日可待」。同一天，李秉衡也上奏摺力阻和議，他的理由也頗有意思，他認為，中國割地賠款太不合算，中國如果拒絕此約，用這筆賠款去練兵，「以二十萬人計之，每月只一百餘萬，歲計亦不過一千數百萬。如能戰勝，則賠款可以不給，而中國可以自強。「4月20日，張之洞致電清政府，要求政府出面阻止和議，主張聯合英國、俄國，抵抗日本。他向清政府最高統治層反覆表達的意思，只是要最高統治者明白，「和則不可為國，戰雖不勝，猶未至於不國」。4月26日，侍讀學士文廷式甚至授意其表弟汪曾武聯絡各省舉人請都察院轉呈《為和議窒礙難行請飭改議公呈》，提出地不可割、中國土貨不得改造、倭奴之在內地貿易者不得免稅、蘇杭各口不可通商等四點建議，全面抵制《馬關條約》對中國的傷害。大臣們的意見對清廷的決策產生了些微影響，光緒帝在4月23日廷議時得知台灣民眾死守的情形時，也沉痛地意識到，「台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由此萌生變法圖強的想法，對後來時局的變動發生過相當重要的影響。

  清廷內部的討論已經不再是孤立地進行的，由於事關國家、民族的命運，因此清廷統治層之外的知識分子也極為關心。當中日和談在日本剛剛開始的時候，各省的舉人正在向京師雲集，參加對自己的未來前途最具有決定意義的科舉考試，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啓超均在其中。4月15日，康有為因偶然的原因在這批舉人中最先獲知《馬關條約》將要簽訂的消息，他當即囑咐他的弟子梁啓超去發動各省舉人聯名上書清廷，要求清政府拒絕日本的議和條件。

  根據康有為的安排，梁啓超首先聯合廣東舉人麥孟華、張壽波、賴際熙等百餘人；湖南舉人任錫純、文俊鐸、譚紹棠等數十人得知梁啓超的活動後，也積極參與，聯名上書，力言台灣萬不可割讓。4月22日，他們將上書送交都察院，請求都察院代奏光緒皇帝。

  都察院並沒有將梁啓超等人的上書立即代奏光緒帝。但一石激起千層浪，梁啓超等人上書雖然沒有轉呈皇帝，卻在民間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在梁啓超等人上書之後，福建、四川、江西、貴州、江蘇、湖北、陝甘、廣西、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雲南等省的舉人莫不發憤，紛紛效法廣東、湖南兩省舉人，上書都察院。當時，都察院逢雙日為堂期，故4月22、24、26、28、30等日，在都察院門口總是擠滿各省聯名上書的舉人，「章滿察院，衣冠塞途，圍其長官之車」。台灣省籍的舉人羅秀惠等人更是捶胸頓足，垂涕而請命，痛陳台灣民眾正向著京師慟哭，請求清政府不要拋棄台灣的土地，不要使百萬台灣民眾成為大清王朝的棄兒，「聞者莫不哀之」。

  中國人民空前的愛國熱情深深地感染了康有為，康有為以民氣可用，意識到各省舉人只有聯合起來，發動一次更大規模的集體請願運動，才能促使清廷當政者覺悟，也才能趕走那班守關的「虎犳」，敲開紫禁城的「帝閽」。5月1日，康有為聯絡18省舉人1300多人聚會松筠庵，擬上一公呈，請清政府拒和、遷都、練兵、變法，「蓋以非遷都不能拒和，非變法無以立國」。

  5月1日的松筠庵會議通報了最新情況，討論了將要起草的上書的主要原則，會議委託康有為執筆起草，然後再討論修改，徵集簽名。根據這一安排，康有為在此後的一晝兩夜間奮筆疾書，草成長達18000言的請願書，由梁啓超、麥孟華等連日繕寫1000餘份，「遍傳都下，士氣憤涌」，在朝野內外起到了極大的震撼作用。

  在康有為起草的這份請願書中，力言當時戰守之方、他日自強之道，竭力反對割讓台灣，憂心台灣一割，天下離心，士民渙散，西方列強必將效法日本之所為，接踵而來，瓜分中國。中國必將在列強的瓜分下土崩瓦解。所以，康有為在請願書中警告清廷：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一旦開了割地的先例，中國就更沒有能力阻止西方列強的瓜分，中國若是一一答應了他們，那就等於自啖其肉，手足腹心，應時殆盡，僅存元首，豈能生存？

  中國已處於危難之中，那麼有什麼辦法可以使中國擺脫困境，重塑輝煌呢？為此，康有為在這份請願書中提出四點方案：

  1.下詔鼓天下之氣。康有為在方案中建議光緒帝速下三詔：一是仿歷代先例，下詔罪己，激勵天下，共雪國恥；二是下明罰之詔，嚴厲懲辦那些主和辱國、割地通款的大臣，嚴厲追究那些戰陣不力、喪師失地的將帥，以及那些調度非人、守御無備的疆吏，以期刷新朝政，一新士氣；三是下求才之詔，破格提拔那些有作為、有能力、有膽有識、有謀有略的將帥和封疆大吏，甚至還可以採用一些非常手段，延聘山林隱逸、舉貢生監、佐貳雜職，以便使天下之士既懷國恥，又感知遇之恩，為國出力，報效國家。

  2.遷都定天下之本。遷都的想法是當時朝野均為關注的問題，尤其是《馬關條約》同意日本占領遼東半島之後，京師的屏障已不復存在，實際上處在危險的境地。遷都之事非同尋常，不到萬不得已，實在是很難痛下決心。在清廷內部，當戰局緊張的時刻，也曾提到過「西狩」的方案，就是將首都暫時轉移到西安，待時局穩定之後再遷回北京。這一方案雖然有助於化解京師的困境，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895年4月21日，張之洞的幕僚鄭孝胥就敏感地意識到：「今日之事，惟遷都則可毀約，苟戀京師，智者不能謀也。」第二天，鄭孝胥將他的這個看法整理成文報告張之洞，建議張以湖廣總督的名義上書清廷，提出遷都毀約的方案。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伸天下之氣，挽救時局。同一天，張之洞的另一幕僚葉臨恭也向張之洞上說帖，稱西狩不如南巡，且請張之洞合各督撫如合縱連橫之勢以動朝廷等。4月23日，鄭孝胥再作說帖上張之洞，重申遷都之議。是日夜，張之洞與幕僚們面商諸事，葉臨恭等幕僚申論南幸之旨，欲連衡以迎天子，張之洞笑其迂而並不表示自己的態度，但他顯然已意識到割讓遼東半島所導致的京師危機。他在7月19日的上書中，就曾建議清廷在陝西、山西等地建立行宮，遇有外敵入侵、京師告急之勢，可臨時巡幸，不必遷都，然後濱海及邊關諸將可以放手攻戰，毫無牽制顧忌。換言之，張之洞期望以建陪都的辦法緩解京師每每遇到的壓力，替代不甚可行的遷都之舉。

  京師不時出現危機是中國在馬關議和中被動的根源之一，所以康有為在其上書中列舉最近50年來列強動輒出兵進攻京師、索巨款、開商埠、割領土、陽攻首都以索邊省的事實，說明中國之所以在歷次外交衝突與交涉中屢屢被動，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京師距海太近。他批評過去50年割天下萬里之地，棄千萬之民，以保區區一都城的政策是至愚至狂，以後事料之，列強知中國不肯遷都為政策底線，必藉此對中國進行要挾。所以，中國如欲改變被動的局面，必須痛下決心將京師遷往內地。否則，智者無所騁其謀，勇者無所竭其力，必將坐困區區京城，受列強的脅迫，將邊省割盡而後已。反之，如果將京師迅速遷往西安，深藏首都於中華腹地，即便列強攻占天津、塘沽，即便沿海地區糜爛，即便攻占北京，但朝廷深固，不為震懾，猶可聚兵與來犯者決一死戰。因此，康有為相信遷都是目前中國緩解危機的唯一辦法。

  3.練兵強天下之勢。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原因比較複雜，但將衰、兵弱、器窳則是不爭的事實。鑑於此，康有為建議選將之道貴新不貴陳，用賤不用貴。中國軍隊的那些老將們基於自己過去的經驗，不思進取，不思改革。中國如欲在未來的戰爭中戰而勝之，就必須不拘資格選拔將才，用這些新的將領替換那些已經明顯落伍的舊將領，然後再由這些新將領各自訓練新兵若干，以應付未來可能遇到的外患。與此同時，鑑於列強講究槍炮、製作日新的現實，康有為建議，為了建設強大的軍隊，必須注意向西方先進國家購買新式武器，這樣就可以做到器械精銳，有恃無恐，穩操勝券。

  4.變法成天下之治。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三策，在康有為看來都是權宜應敵之謀，而非立國自強之策。真正的立國自強之策，康有為認為，就是變天下之成法。

  變天下之成法，是那幾年康有為思考的重心。他以為，清朝的法度主要是沿襲明朝而有所變更，至今已有數百年之久。物久則廢，器久則壞，法久則弊。而中國的外部環境也發生了與明朝時期根本不同的變化，方今當數十國之覬覦，值四千年之變局。如果當今統治者仍沿用過去的舊方法去治理天下，那就像盛夏已至而不釋重裘，病症已變而猶用舊方，結果可想而知。康有為認為，當今中國變法的根本要義，就是要求當今的統治者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道理很簡單，開創則更新百度，守成則率由舊章；列國並立則爭雄角智，一統垂裳則拱手無為。言率由而外變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無為而諸夷角爭，必至四分五裂。這是就大的原則而立論，在具體的變革方案中，康有為提出當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到的有富國六法、養民四法、教民四法。所謂富國六法，即鈔法、鐵路、機器輪舟、開礦、鑄銀、郵政；所謂養民四法，即務農、勸工、惠商、恤窮；所謂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舉、開設報館、設立道學。除了設立道學具有康有為的獨特創造性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十幾年間洋務思想家曾經提出而清政府不及實行的方案。設立道學的基本意思，用康有為的話來說就是「其有講學大儒，發明孔子之道者，不論資格，並加征禮，量授國子之官，或備學政之選」，即提倡以儒家倫理為武器挽救近日風俗人心之壞，抵制西方基督教對中國民間的影響。這實際上也是康有為後來意欲開創孔聖新宗教的思想萌芽形態。

  此外，康有為在這份代擬的上書中還提出一些積極的建議，諸如建議裁撤冗員、緊縮機構、澄清吏治、改革官制等，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尤其是他提出的所謂「議郎」制，不僅繼承了中國傳統社會舉薦體制的官吏選拔優點，而且賦予議郎們「上駁詔書，下達民詞」的權力，實際上是要求建立西方近代國家比較普遍實行的代議制，最終達到「君民同體，情誼交孚，中國一家，休戚與共」的政治局面，具有濃厚的政治體制改革意味。

  按照已經得知的清廷方案，中日《馬關條約》的換約儀式定於5月8日在煙臺舉行，為了爭取更多的各省舉人簽名，在康有為寫作這份上書的同時，由其弟子梁啓超、麥孟華負責謄抄，並在5月1日、2日、3日連續三天在松筠庵由各省舉人自由傳觀，徵集簽字，定於5月4日（四月初十日）都察院「堂期」時前往投遞，請都察院代轉清廷，以便趕在清廷決定換約之前影響清廷的決策。由於這份上書的簽字者均為各省舉子，所以史稱「公車上書」。

  松筠庵的集會在當時是一種公開的舉動，與此次集會相伴而發生的各省舉子上書清廷的消息在那幾天接連不斷。4月30日，都察院代轉了廣東舉人梁啓超等81人，湖南舉人文俊鐸等57人，湖南舉人任錫純等42人，湖南舉人譚紹棠等20人，奉天舉人春生等，江蘇舉人顧敦彝、劉嘉斌等，山東舉人夏廷相等人的上書，其中廣東、湖南舉人的上書均為4月22日遞交給都察院的。5月1日，都察院又代轉了廣東舉人陳景華、徐紹楨、梁啓超等279人及貴州葛明遠等99人、福建沈清等88人、江西陳維清等120人、廣西鄒戴堯等115人要求清廷更正和約的上書。而在松筠庵內外，5月1-3日也是熱鬧非凡，車水馬龍，各省舉人來來往往，摩肩接踵，人流不斷，群情激昂，紛紛在這份上書上簽名。所有這些，在京師內外已經鬧得沸沸揚揚，舉國譁然，「內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爭論」，這既激起了國人的愛國熱情，當然也使那些主和者甚感恐懼。

  公車聯章，本為主和者深忌，而上千公車大肆集會、聯名上書，更是有清二百餘年所未有，自然引起主和者的極端恐懼。5月1日晚，堅持對日議和的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孫毓汶就密派心腹潛往各省舉人聚居的會館造謠生事，意欲恐嚇、阻撓舉人們聯名上書。各省舉人多有震動者。第二天，更「陰布私人」潛往松筠庵以惑眾志，又在街上遍貼傳單，污衊、攻擊各省舉人之所為，有些意志不堅定的舉人開始退縮，甚且有要求撤回簽字的事。

  孫毓汶等主和者不僅設法破壞各省舉人聯名上書，而且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朝中不斷渲染中日交涉的困境，力主從快批准《馬關條約》，聲稱中國如果拖延批准此約，將給中國帶來更大的危險。實際上，孫毓汶等人的目的是要趕在公車上書之前批准此約，造成木已成舟、無法挽回之勢。

  光緒帝在翁同龢等人的支持下，有意拖延對《馬關條約》的批准，以待國際局勢的變化，並期待各省督撫能夠重新振作，調整對日交涉。翁同龢等人本來就對5月8日的換約感到緊張，曾建議清政府致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請展期5日。而孫毓汶等人擔心夜長夢多，堅持儘快批准。他不惜與權閹李蓮英勾結，由李蓮英運動慈禧太后對光緒帝施加壓力。不得已，光緒帝於5月2日開始改變先前拖延的態度，有儘快批准《馬關條約》的意思。當晚，主和派就將皇帝已經批准蓋印的消息廣為傳播，使不明真相的人普遍感到大局已定、不可挽救的態勢，從而瓦解各省舉人聯名上書的舉動。於是各省舉人群議渙散，有謂仍當力爭以圖萬一者，亦有謂大局已定，何必再為蛇足者，舉人們紛紛散去，取消、撤回在公車上書上簽名的就有數百人之多。轟轟烈烈的公車上書終於曲終人散，成為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段重要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