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新團體與新報刊

  《時務報》和《國聞報》的先後出版發行，標誌著戊戌維新時期主要維新報刊均已登上歷史舞台，而這些新報刊的背後也差不多都有一個或多個新的社會團體作為支撐。

  自從群學觀念傳入中國之後，新知識分子群體相對說來都比較重視組織社會團體的作用，京師、上海兩地強學會相繼成立之後，風氣所及，各地的維新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特別是當京師強學會被清政府強行封閉之後，並沒有真正遏制新知識分子的結社風氣的蔓延，相反這一極端的措施卻促使新知識分子離開了京師，利用清政府政治統治力量的不平衡和各地開明官僚的力量，創辦新的學會和新的報刊。

  在京師，強學會成立於1895年11月。為便於立足並號召四方，強學會在成立之初不得不拉入一批權勢人物以壯聲威。強學會複雜的人事構成顯然不便於開展工作，於是參與強學會的一批新知識分子及部分開明官僚緊接著又組織成立了更加鬆散的「強學小會」，規模只有數十人。可能是由於康有為已經離開京師，所以強學小會就沒有康氏列名，其主要骨幹人物有梁啓超、吳樵、夏曾佑、黃紹箕、陳熾、汪大燮、沈曾植、沈曾桐等。這些人物顯然都是京師強學會的主要骨幹。他們沒有固定的會所，也沒有固定的主題，但每隔幾天就在陶然亭聚會談論朝政，「相與講論治平之道，亹亹勿絕」。

  強學會遭封禁後，強學小會也隨之而亡。不過，在李鴻藻奏請將強學會改為官書局後，強學小會也因此而逃過劫難，繼續開展活動，「相與講求實學，惟日孜孜」，人數也逐步擴大，文廷式、徐世昌等開明官僚相繼加入。後經總理衙門同意，由刑部主事、總署章京張元濟主持，在琉璃廠設置固定場所，延聘通西文者數人，作為教習，每日皆有固定的課程，會中人每日咸集於此，彬彬濟濟。強學小會繼續演化，於1897年2月12日由張元濟主持改名為通藝學堂，招收20餘名學生補習外國語言文字。

  1897年底因膠州灣事件的影響，康有為再返京城的時候，他便開始計劃重續強學會之舊，與粵籍旅京人士20餘人於1898年1月11日在南海館成立粵學會，意在團結粵籍維新志士。康有為又覺得各省會館皆為各省京官會集的中心場所，因此值得在各省會館中推廣這一以地域方式命名的新學會，「乃草書交御史陳其璋上言，請將總署同文館群書頒發各省會館，以便各京官講求，奉旨俞允。」正是在康有為粵學會的影響下，清政府接受陳其璋的建議，各省旅京志士紛紛成立區域性的維新團體，從而使百日維新前的新學會總數急劇上升。

  1898年1月31日，閩籍內閣中書林旭遍謁閩籍旅京同鄉賢達，鼓吹成立閩籍旅京人士參加的新學會，「一日而成」。閩籍旅京知名士大夫雲集福建會館，正式成立閩學會，張鐵君等為領袖。

  3月，由川籍內閣中書楊銳與川籍刑部主事劉光第等人發起，邀集旅京川籍同鄉在北京四川會館成立蜀學會，「集貲巨萬，規模倉卒而成」。

  粵學會、閩學會、蜀學會後來都相繼加入康有為於1898年4月成立的保國會，為保國會的主要骨幹和成員單位。

  保國會成立之後，沒有來得及在北京成立區域性維新團體的各省志士轉而追隨康有為之後，紛紛成立類似的組織，主要有保浙會、保滇會、保川會等。它們的發起者和主要成員均為各省旅京志士和開明官僚，成立的時間也大都在1898年4月保國會成立之後。

  在創辦成立粵學會的同時或稍前，康有為又與文煥、夏虎臣等滿洲官員數人計劃籌組「經濟學會」，擬將京中八旗士大夫自親王及各大臣以下集中在經濟學會的旗下，「講求實學，可以為天下風氣」。由於該會的組織構成以八旗貴族為主，故曾一度有「八旗學會」之稱；又由於此會的主體為八旗士大夫，因此康有為等人計劃邀請慶親王奕劻主持，並將已經擬定的章程送呈奕劻，甚至已代奕劻草就序文。奕劻似乎原則上答應了康有為等人的請求，但對「經濟學會」這一名稱略有異議，堅持要刪除「會」字。奕劻的意見也不為康有為等人所接受，「議不合，事遂已」，經濟學會終於胎死腹中。

  

  經濟學會雖然沒有辦成，但康有為辦學會的想法正濃，於是他令丁叔雅協助滿洲貴族弟子壽富創辦「知恥學會」。知恥學會的籌設至少應在1897年9月，因為9月26日出版的《時務報》第40冊上就刊載有梁啓超的《知恥學會序》及壽富的《知恥學會後序》。梁啓超在這篇文章中著重強調中國經過甲午戰爭的慘敗，已經證明中國確實處在危機之中，中國人應該由此而覺悟，更弦易轍，知恥而後勇。然而反觀中國現實，官、士、商、兵、民，幾無一真知中國所面臨的真實處境，無一真知中國之恥。他指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偶然的失敗並不可怕，但舉國上下在失敗之後而不知恥，則是更可怕的事情。

  知恥學會的內部組織及其活動情況和影響，由於史料闕如，現在都已不太清楚。有學者結合壽富的整體活動，認為該會的創設「在當時清朝官僚士大夫間頗有震動，對外地也有影響」，而另外一些學者則根據梁啓超的記載，以為知恥學會之設，「都人士咸以為狂，莫或應也」，以為此會的參加者寥寥無幾，影響不大。

  繼知恥學會而成立的是關西學會。關西學會又稱「西學會」，成立於1898年2月8日，發起人為陝西、山西旅居京師的閻乃竹、宋伯魯和李岳瑞等，「學會題名」者還有內閣中書雷延壽、戶部主事王步瀛、戶部主事王鳳文、候選府焦連城、舉人張翰等。關西學會當時公布的成立緣起強調，該會的成立主要是基於甲午戰敗的刺激，欲組織學會，喚醒國人，更要喚醒沉睡已久的關中人民。

  根據關西學會制定的學規，關西學會確乎為一學術性的維新團體，其目標為推動中國的變法維新運動，其方法則是從學術入手，致力於學習西方及日本的語言文字、自然科學等。對於外省的有識之士，關西學會也不拒絕其參加，願入會者，不分畛域，一律延攬，所有會員，交會費二十金，享有會員的同等待遇，每星期聚會一次不少於四小時，各以讀書所得，質疑辯難，會員若有著述，也可互相質證，以期相互提高。

  百日維新前在北京創辦的學會多為政治性的維新團體，而在上海，或許是因為當地的社會風氣使然，百日維新前雖然也創辦了為數不少的學會，但除了康有為創辦的上海強學會以外，更多的不是政治性團體，而是知識性、專業性學術團體。

  在上海最新創辦的學會現在看來可能是新學會，而新學會究竟成立於上海強學會之前還是之後，似乎還很難判斷。1897年8月出版的《新學報》第2冊發表的《節錄本報章程》稱，「數載以來，同人等本設有新學會，取《大學》新民、日新之意」。根據同年10月《新學報》第5冊發表的《本學會謹啟》，可知新學會實際上是一個以研討、傳播新知識為宗旨的學術性團體，其主持人為江蘇吳縣人葉耀元，葉原為上海廣方言館生員。1897年，新學會在上海創辦《新學報》，開始成為上海比較活躍的一個學術團體。

  新學會內部原本就有研究、傳播算學的人才和功能，然而似乎為了更強調算學的重要性等原因，1896年又由新學會出面在上海創辦專門研討算學、傳播算學知識的算學會。

  在算學會成立的同一年冬，羅振玉、蔣黼、徐樹蘭、朱祖榮等人在汪康年及《時務報》館的支持下於上海發起成立農學會。農學會又稱「務農會」，其宗旨是「採用西法，興天地自然之利，植國家富強之原」，推廣西方近代以來在農業技術方面的新成果，從而使中國新知識分子知道「以化學考地質，改土壤，求光熱，以機器資灌溉，精製造之法之理」，以及農業產品的各種深加工技術和工藝等。

  農學會並不僅僅只是重視農耕，而是兼及農、圃、林、澤、畜牧、釀造等方面，並注意改造土壤、農業工具以及育種等，同時農學會注意引進西方農藝知識，聘用西方化學師、動植物師等，所以在它成立之後引起各地的普遍重視，各種形式的農學會先後在各地成立，有的還自稱是上海農學會的「分會」。

  由農學會創辦，羅振玉、蔣黼主編的《農學報》初為半月刊，後改為旬刊。其計劃通過若干年的努力，系統翻譯出版東西方各國關於農學方面的一些重要著述，「近師日本，以考其通變之所由；遠摭歐美，以得其立法之所自；追三代之實學，保天府之腴壤。」該報初創時擬名為《農會報》，有農學會機關報之意，後正式出版時命名為《農學報》。先後為《農學報》撰稿的除了創辦人羅振玉、蔣黼外，還有梁啓超、張謇、史念祖、馬良、陳虬、譚嗣同、汪大鈞以及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擔任翻譯的有王豐鎬、吳治儉、吳爾昌、朱樹人、陳壽彭、胡浚康、沈紘、羅振常等。

  《農學報》的欄目設置主要有奏摺錄要、各省農事、西報選譯、東報選譯、農會博議，以及農學入門、蠶桑問答、農學初階、農具圖說等。其論說欄先後發表有梁啓超的《蠶務條陳敘》，張謇的《論農會書》，羅振玉的《農官私議》《論農業移殖改良》《墾荒私議》《德意志農會紀略》《閩中農語》，譚嗣同的《瀏陽麻利述》《瀏陽土產表敘》，汪大鈞的《論農會書》，史念祖的《史撫軍推廣開墾折》，以及馬良、湯壽潛的《務農會條議》等。

  《農學報》共出版315冊，1906年1月終刊，是近代中國最早的農學專門刊物。

  在算學會成立的同一年即1896年，鄒代鈞、汪康年、陳三立、吳德瀟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地圖公會，設會址於上海四馬路時務報館內。鄒代鈞（1854-1908），字甄伯，又字沅帆，湖南新化人。他出生於一個輿地世家，其祖父鄒漢勛是清代著名的輿地學者，曾協助魏源繪製過《海國圖志》中的列國地圖，並有地理學及地圖繪製方法方面的著作傳世。鄒代鈞自幼致力於測地繪圖之事，通曉歷代疆域沿革，精於測繪之學。1885年，經兩江總督曾國荃的推薦，鄒代鈞曾隨劉瑞芬出使英俄兩國。在出使途中，他一面協助辦理外交，一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研究地學，所著《西征紀程》詳細記錄所經各國的地勢、疆域、山川、海洋、政教及歷史、風俗等。1889年歸國後，他一度出任會典館纂修。1891年，湖北輿圖局成立，鄒代鈞應張之洞之邀，出任輿圖局總纂，主持湖北全省地圖的測繪與編輯。1894年，他完成測繪任務後轉任武昌譯書局海國地圖編輯。1895年，他列名上海強學會，並且於此時在吳德瀟、陳三立、汪康年等人的支持下，在武昌創辦了一個名為「輿地會」的新社團。不久，鄒代鈞應邀赴湖南主持《湘學報》輿地門，在南學會主講輿地學一門，似乎還曾出任過湖南時務學堂輿地學教習。

  鄒代鈞的思想傾向介於新舊之間，他在總體上對當時中國的危機有清醒的認識，認為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有所改變，否則不足以救亡圖存。但是，他似乎也不贊成康、梁等人的政治解決方案，而認為中國問題的真解決應該從各個方面的細節做起，所以他雖然列名過強學會，但對這種只圖政治熱鬧的事情並不太熱心。他曾指出：「蓋學會有甚難處，所講之學，門徑甚多，我輩數人自問所有，似不足以答天下之問難，且泰西學會無非專門，如輿地會等類是也。今欲合諸西學為會，而先樹一學會之的，甚不容易。」所以，由鄒代鈞牽頭成立專研地圖的新學會，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地圖公會成立之前，以中文註記的世界地圖已有數種，如《瀛寰志略》本、《海國圖志》本、製造局的《地球圖》本等，這些地圖雖然都是照西文原圖翻譯，但輾轉繪刊，不無差異。且前此的地圖比例過小，山川形勢等標記也不太清晰。而坊間所印的一些萬國輿地圖及中外地輿圖說等等，則錯誤更多。鄒代鈞計劃將德國、俄國、英國、法國等比較權威的地圖儘量照原圖石印，以便為國人提供更加權威、更加實用的世界地理知識和地圖。至於國內各省的地圖，鄒代鈞「擬用胡文忠全圖為底本，而以本會所藏近今中外測定各種新圖」，「參訂胡圖，誤者改之，略者增之。並不惜重貲，托友人於京師將各省業經咨呈會典館圖稿摹繪一分，以資參訂，分省為圖，其分率較外國圖大倍之」，大約有600餘幅。

  譯印西文地圖是鄒代鈞多年來的夙願，在汪康年等友人的支持下，鄒代鈞在長沙組織了一批人，似乎以「輿地會」或「輿地局」的名義進行了艱難的工作，他們大約用了一年的時間，就繪出國內各省地圖近百張，極為精美。為了體現更好的印刷效果和提高繪製速度，鄒代鈞同意改變原來用石印的計劃，準備引進日本的印製技術，改用銅版進行印製。

  譯印西文地圖公會成立於上海，但由於鄒代鈞個人主要在長沙協助陳寶箴辦理礦務總局的新政事宜，所以繪製地圖的工作也就主要在長沙進行，汪康年與鄒代鈞之間主要依靠通信進行聯繫。大約到了1896年10月底，西比利亞、西域、蒙古等處的新圖百餘幅已經繪製完畢，鄒代鈞等人開始著手繪製中國內地的新圖。1896年12月30日，鄒代鈞收到汪康年寄來的印製地圖合同，確定第一批百餘幅地圖在武漢印製，預定於1897年5月16日前後出版發行，計劃於1897年「七八月間又可接印第二批」。從譯印西文地圖公會的組織結構及運作情況看，這類新學會雖然列名者不少，但真正從事此項工作的人並不多，這種專業性特強的學會事實上只是少數人的職業。

  在上海，與譯印西文地圖公會相類似的新團體還有王仁俊（干臣）於1897年8月28日創辦的譯印中西書籍公會及由顧澗賓、黃堯圃等人於1897年10月創辦的上海印書公會，由董康、趙元益等人於1897年秋創辦的譯書公會等。

  譯印中西書籍公會的發起人和實際日常事務的主持人王仁俊為《實學報》的總理，而《實學報》創刊於1897年8月28日，王仁俊為總理，章太炎任總撰述，孫福保、項思勛、范禕、王季鍇等任撰述，王斯源、朱樹人等任翻譯。大約在《實學報》創設的同時，王仁俊就在《實學報》下附設有譯印中西書籍公會，以便利用各方力量，廣譯英、法、日等有關實學的著作，介紹東西方近代以來的新知識。由於該會為實學報館集股創辦，所以其會址也附設在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的《實學報》館內。譯印中西書籍公會經過兩個月的籌備，似已略顯規模，資金股本問題似乎也已解決。但中西書籍的翻譯出版並不太理想，至《實學報》終止，以實學報館的名義出版發行的《實學叢刻》也只有十餘種，而算得上翻譯作品的更少，只有《格致古微》、《中西政學問對》等寥寥數種。

  上海譯書公會由惲積勛、惲毓麟、陶湘、董康、趙元益等人發起，創辦於1897年秋。此前，趙元益計劃翻譯出版法文地輿史學一大冊，正當他集資興辦的時候，適有董康提議創辦譯書公會，雙方遂合作興辦，並邀集其他發起人共同發起，邀請章太炎等擔任主筆，其實際主持人為董康和趙元益。

  在譯書公會成立之前，西文及日文書的翻譯在中國已有一段時間，但總數並不太理想，僅有400種左右，無法包容近代西方的全部新知識。同文館的翻譯偏重於法律類，上海江南製造局、天津水師學堂的翻譯則多為兵家之言，各在華教會也翻譯了不少西文著作，但多偏重於宗教，而於西方國家政教之本與一切農工商藝術卻極少翻譯。譯書公會的成立，在某種程度上是要彌補先前翻譯西文圖書之不足。

  譯書公會的創辦宗旨是為了翻譯介紹近代西方與日本的新知識，「使中國識字俊民人人得窺泰西東國之由與致用之實」，「以采譯泰西東切用書籍為宗旨」，延聘翻譯高手，並與倫敦、巴黎等地各大書店相聯繫，及時將西方各國出版的有關政治、學校、法律、天文、輿地、礦務、農學、軍事以及光、化、電、汽等諸種新學譯介國中。章太炎更期望譯書公會的成立，能使中國人接受西學的進度大大加快，「然則是譯書會者，安知不如微蟲之為珊瑚，與蠃蛤之積而為巨石也。嗚呼！斯又夸父、精衛之志也。」

  按照譯書公會同人的設計，該會最初集股20份，每股規元銀500兩，官利暫提周年6厘，三年後將所獲盈餘按股均分。在組織結構上，譯書公會延聘總理一人，協理二人，英文翻譯六人，法文翻譯三人，德、俄、日文翻譯各一人，西文總校一人，中文總校一人，另有一般工作人員若干。至於譯書之法，譯書公會規定，翻譯能夠兼通中西文者，由自己筆譯，否則如當時最流行的翻譯辦法，由一人口授，一人筆錄，然後相互勘校。譯書公會原本是要將西方和日本近代以來有用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新知識全面介紹到中國來，但從其第一批選譯的書目看，仍然側重於社會科學，尤其是各國歷史文化及典章制度，法文有《五洲通志》《東遊隨筆》《歐洲今世史》《國政制度字典》《拿破崙任總統及得國記》《俄帝王本紀》《英政府議院制》《歐洲通制》等，英文著作有《交涉紀事本末》《中日構兵記》《拿破崙失國記》《西事紀原》《維多利亞本紀》《英民史略》《各國和約》《歐洲人物誌》《古今人物傳》等，日文著作有《日新叢書》共7種及《歐洲新政記》等。這些書籍的來源多為各國報刊上的連載作品，而翻譯成中文後，也多先在譯書公會的機關報《譯書公會報》上發表，然後再視情況而決定是否單獨成冊出版。

  《譯書公會報》選譯的東西方報刊雜誌有英國的《泰晤士報》《律例報》《東方報》，法國的《非軋羅報》《勒當報》《國政報》，德國的《東方報》，美國的《自立報》《紐約報》，以及日本的《政策報》等數十種，分設的欄目主要有西報匯譯、東報匯譯、各國報譯、外報選譯、交涉紀事本末、各國人物、大事紀略、章程、文編等。從這些欄目的設置看，《譯書公會報》實際上是一份外國報紙的中文選編，具有明顯的文摘功能，對於開拓當時中國人的視野顯然具有直接的幫助。

  由於《譯書公會報》是譯書公會的刊物，因此該報在選譯外國報刊雜誌文章的同時，也注意系統地翻譯和介紹東西方比較有系統、有體系的著作，曾經連載過的翻譯著作有《交涉紀事本末》《拿破崙兵敗失國記》《威靈吞大事記》《維多利亞載記》《英國史略》《五洲通志》《東遊隨筆》《中俄揚兵記》《萬國中古史略》《各國金銀銅三品貨幣表》《延壽新法》等。1898年5月24日，《譯書公會報》停刊，共出版20期。

  譯印中西書籍公會和譯書公會雖然均具有商業的目的，但其宗旨無不為向中國輸入西學和日本的經驗，所以他們致力於翻譯和印製西學書籍。稍後於它們兩家成立的上海印書公會，雖然同樣致力於印製圖書，具有明顯的商業目的，但宗旨不是為了擴大西學和日本經驗的傳播，相反卻是為了尋找西學及日本經驗在中國的同構關係。上海印書公會的發起人為顧澗賓、黃堯圃等。其會址設在上海六馬路格致書院東首，自備有全套的銅模鉛字和機器。印書公會的宗旨雖然以印製中國傳統典籍為主，兼及「海內通人」尚未出版的著述，但在實際工作進程中似乎也不絕對拒絕「有市場」的西文翻譯書籍，而是一個以經濟效益為主要評判標準的團體。

  上海是具有濃厚商業氣息的近代城市，它在百日維新之前成立的一批新學會，除了極個別的如強學會具有濃厚的政治氣息外，更多的則為具有商業目的的專業性機構，它們在客觀上為上海乃至全國的進步與發展作出了貢獻，但其發起人的本意也只是追隨潮流、與時俱進地追逐商業效益而已。各新式印書機構還算具有相當的政治、文化追求，而更專門化的團體，其商業目的似乎更加明顯。

  在百日維新開始之前，上海成立了不少專門化的學術團體，除了已經說過的農學會等外，僅醫學類的團體就有醫學善會、醫學會等。

  醫學善會的創辦人為吳以棨和龍澤厚。吳以棨字仲弢，又字子信，四川達縣人，是戊戌時期重要人物吳德瀟之子、吳樵之弟，也是梁啓超的學生。吳樵為庸醫所誤，英年早逝，對乃弟吳以棨構成極大的打擊，傷感無比，發誓提倡醫學。龍澤厚（字積之）也因其父於客棧患痢疾，為庸醫所誤，痛心疾首。於是龍澤厚與吳以棨聯合發起成立上海醫學善會，「開醫會以通海內海外之見聞，刊醫報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立醫學堂、選高才之士，以究其精微，設醫院、循博施之義，以濟貧乏」。

  或以為醫學善會雖為戊戌時期的學會，但其確立的主要依據似乎只是梁啓超的那篇《醫學善會敘》，而其成立之後實際活動在1897-1898年的多種報刊中都很少見到，於是有學者斷定該會的「社會影響極小」。醫學善會的實際活動很少見諸於報刊或許是事實，但報刊不記載也不能斷定其沒有活動，吳以棨1898年1月下旬致汪康年函，不僅證明醫學善會有不少活動，還可索隱出醫學善會的參與者還有汪康年、黃春圃等人。由此可知吳以棨的方案是著力於醫學的研討與傳播，而汪康年或其他一些人似乎更傾向於先辦醫院。

  上海醫學會的創辦人為孫直齋、王仁俊、沈敬學（習之），成立時間為1897年秋。上海醫學會的成立目的主要是為了介紹和引進西方近代的醫學知識。該會成立之後，「廣購書籍及西醫各種器具，以備入會之人隨時可以取閱試演」。上海醫學會成立之後的主要活動有：一是從1898年5月20日起邀請一些名醫在上海舉辦義診；一是於1898年初在上海創設醫學堂以培養人才，至是年秋初具規模；一是於1898年7月創辦月刊《醫學報》，廣泛傳播西方近代醫學知識。1898年5月，蘇州仿設醫學會後，上海醫學會遂改稱「上海醫學總會」。

  從行業分布的角度說，百日維新前的上海除了醫學類的專業學會外，教育類的新學會更多，主要有蒙學公會、中國女學會等。

  蒙學公會的創辦人為葉瀾、曾廣銓、汪康年及汪鍾霖等，成立時間也為1897年11月。蒙學公會以「童幼男女，均沾教化」和「正蒙養，造人才」為宗旨。該會發布的《蒙會學報簡章》闡述了其立會的理論依據和未來考慮，應該說是對中國傳統的幼兒教育理論的超越。從蒙學公會的創辦宗旨看，顯然是要以西方近代以來的兒童教育學的理論和方法去改善或取代中國傳統的幼兒教育理論和方法，這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抓住了中國教育體制中所存在的問題，故而梁啓超深感興趣，給予格外的關注和支持。

  蒙學公會所從事的具體內容據其成立公啟稱有四：一曰會，即成立學會，「連天下心志，使歸於群，相與宣明聖教，開通故蔽」；二曰報，即創辦其機關刊物《蒙學報》，「立志廣說新天下之耳目，而為蒙養之表范」；三曰書，即編寫印製一批適合兒童閱讀和使用的啟蒙讀物，「為圖書歌誦論說，便童蒙之誦習而浚其神智」；四曰學，即設立童蒙師範學及幼童養育學兩館，並視條件改善，逐步擴大為中學專門之學，「端師範，正蒙養，造人才，必兼賅而備具」，「庶成才日多，上之可備國用，下之不失本業」。蒙學公會工作的起始之點，還是從汪康年等人最熟悉的領域開始，即從翻譯、編輯印製書報開始，進而創辦學堂，而以會學為其歸宿。

  中國女學會又稱「上海女學會」、「中國女學堂」、「上海女學堂」及「女學會」、「女學堂」等，成立時間為1897年11月，主創人為經元善。或許因為經元善在上海實業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故會同創辦或局外主持者多為上海紳商各界乃至京師政界及全國範圍內的知名人物，如嚴信厚、鄭觀應、施則敬、陳季同、康廣仁、袁梅、梁啓超、汪康年、康有為、張謇、沈敦和、周舜卿、趙鳳昌、朱幼鴻、楊子萱及譚嗣同、文廷式、鍾天瑋、吳保初、狄葆賢、陳三立、曾廣鈞、麥孟華、吳德瀟、徐勤、王修植、黃遵憲、江標、龍澤厚及西儒林樂知、斐理思、李提摩太等，給予支持的新聞界則有《蘇報》《上海匯報》《文匯西報》《字林西報》《萬國公報》等。

  中國女學會初名為女學堂，其創辦的宗旨，據經元善後來的敘述，顯然是為了應對甲午戰敗之後的國際國內環境變化，也是當時國內輿論界興辦女學、重振民族雄風的必然結果。經元善說：「甲午後，創巨痛深，朝野之間競言興女學，今議開辦女學以翼中國自強本計。」他認為，社會的構成本來就是男女兩性，如果中國人口總數一半的女性無法接受教育，那麼中國的自強也只能是一句空話，「使婦而無學，何以為勸勉之資乎？」「感切世變，每以今日中國不振，歸咎於二千年女學不開。」所以中國的未來出路就在於能否將占中國人口總數一半的女性的智慧開發出來。「中國人數號為四萬萬，而婦女因不讀書，遂不能明天下之事，凡言論事功，皆依靠男子，則中國人去其一半矣。西人謂吾為半教之國，乍聞之必憤驚，然細思之，非半教而何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經元善遂邀集同志創辦中國女學會。

  11月15日，中國女學堂在上海一品香舉行第一次會議，張謇、林樂知、斐理思、汪康年、吳保初等數十人出席了會議。會議宣布中國女學堂的籌備工作正式啟動，會上還就一些具體問題作出規定。關於女學堂的經費，他們除了向政府當局申請資助外，主要的是依靠社會各界的捐助，並交給已經成立的上海不纏足會代為保管，憑經元善、康廣仁、梁啓超三人的簽名字條支取，其收入支出狀況按月在《時務報》及上海各日報上公布。會議還決定中國女學堂的堂址設在滬南桂墅里，校舍的建設爭取在翌年3月完工，第一批計劃招收3個班，約60人。

  經過緊張的籌備和會商，中國女學堂發出公啟，宣布於12月6日「大會中西女客」，此公啟的單行本署名「中國女學會」，而發表在《申報》上的文字則為「中國女學堂」，表明此會的名稱在此時已有了某些調整，也表明中國女學會的籌備工作已經基本完成。12月6日，中西女客122人在張園如期集會，討論女學會的發展事宜及女學堂提調沈瑛擬定的女學堂條規。根據中國女學堂的章程規定，該學堂起先聘有專職教習4人，中文西文各半；堂中設提調2人，中西各1人，常駐學堂，負責處理學堂的日常事務，領取薪水；設不領薪水的外董事12人，皆以曾經捐款之人之子、若父、若兄弟為之，負責籌款及延聘教習、提調等學堂大事。女學堂在開辦之初設有專門之學三科，即算學、醫學和法學。三科之外別設師範科，專門講究教育童蒙之法。堂中功課，中西文各半，皆先識字、次文法，次讀各門學問啟蒙粗淺之書，次讀史志、藝術、治法、性理之書。

  中國女學堂的創辦，在當時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關注。南洋大臣劉坤一予以褒獎，以為「此舉有益，可開風氣之先，並准刊用木質關防，以昭信守」。經元善動員自己的家人率先認捐開辦費400元、常年費60元。在他的帶動下，上海各方人士的捐助也有不少，以為此舉為當時應辦之事，僅半年時間，就有102位女界人士捐款，籌集開辦費6130元，常年費575元。

  經過幾個月的緊張籌備，中國女學會主持的女學塾於翌年5月31日在上海城南高昌鄉桂墅里正式開辦，沈瑛、魏瑛、李端惠、廖之華、劉靚、蔣蘭等負責堂中諸務。第一期共招收女學生20餘人。同年8月17日，秋季開學，就學學生日多，至是年底已達40餘人，學堂遂於秋季開學時聘請美國人林梅芯為西文總教習，並於是年10月31日在城內淘沙場增設分塾，延請中西教習各一人。至1899年3月，中國女學堂的聲名已遠播四方，自願入學者已達70餘人。1900年1月，經元善因領銜發出上海紳商反對朝廷立儲的通電而遭到清廷的通緝，不得已遠走他鄉，中國女學堂在隨後不久而停辦。

  上海在百日維新之前成立的另一個專業團體為經濟學會。1898年2月，南匯縣紳士奚世干（干臣）等「以時事關懷，為振興學校，輔翼富強起見，集同志四五十人擬定章程」，準備設立上海經濟學會。會址最初計劃設於上海，後因某種原因暫設浦東召稼樓鎮。得知奚世干準備設立上海經濟學會的消息後，吳縣葉耀元、沈敬學等，均願意以各自所創辦的並已有相當成效的算學、新學、醫學等會加盟經濟學會，「以期漸推漸廣」。顯然，這家新成立的經濟學會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前上海所創辦的一些學會的聯合體，至於其後來的活動目前尚不太清楚。

  江浙地區受上海的影響比較大，但在百日維新之前所成立的新學會中，江浙地區的並不像上海的新學會那樣，只局限在專業的、非政治性的團體方面，江浙地區的一些新團體似乎像京師的團體一樣，具有相當的政治傾向性。

  先看江蘇的情況。

  在江蘇最先成立的是明通學會。該會的成立明顯受到甲午戰敗的強烈刺激。據該會的創辦人金楙基自述：「中日一戰，天地震盪，山淵反覆，阨塞不足以守險，船械皆以之齎敵。蓋中國二千年來未有之巨創，五大洲不經見之奇辱。而士氣不奮，異才不出，外彝罔笑侮弄，至儕諸非洲之族類，睡國之喻，形於報章。瓜分之譚，不堪入耳。而我衿纓冠帶之屬，詎可有耳者辭聾，有目者諉瞽，有足者怡躄，有胸者養愚乎？聖君恥之，朝相恥之，疆將恥之，有司恥之。伍有恥兵，隴有恥農，府有恥工，市有恥商，學校有恥士。立庭以呼臥薪而旦，汲汲顧景揮以魯戈。嗚呼！人盡能恥，未有國運之不能轉弱為強也。金子深恥中國之積弱，自發大心，欲為四萬萬人請命，於是慨然恥鬚眉丈夫之不立，而思創學會……丙申之春，與陳君慶林結明通學會於里塾，考求當時之務。」丙申為1896年，「陳君慶林」即陳去病，二人均為江蘇吳縣人。由此可知，明通學會為金楙基與陳去病合作在1896年春成立於江蘇吳縣。1897年12月，金楙基與陳去病將明通學會改組為雪恥會，「聯絡英俊，集思廣益」，會員擴大為40餘人，其中有柳亞子的父親柳念曾等。雪恥會後來一直延續到義和團運動興起之後。

  在江蘇境內，繼明通學會之後、雪恥會之前成立的是金陵測量會。金陵測量會是一個專業性極強的學術性團體。該會成立於1897年5月2日，創辦人主要有譚嗣同、楊文會、劉聚卿、黃子貞等，會址設於南京花牌樓楊文會的公館。按照該會章程的約定，所有參加者均應向測量會提供自己所有的新式儀器，於是金陵測量會在成立之初就擁有不少新式儀器，如天文鏡、子午儀、經緯儀、紀限儀、疊測儀、羅盤、測向儀、行船記里輪、陸地記里輪、水準鋼練帶尺、度時表、帶佛逆之寒暑表、水銀風雨表、空氣風向表、燥濕表、量風器、量雨器等等。當然，這些新式儀器雖為所有參加者自願提供，但大部分還是該會的主要創辦人楊文會從英國購置的。

  在江蘇境內成立時間稍遲於金陵測量會的新學會為1897年夏季成立於蘇州的蘇學會，發起創辦人為章鈺、張一麐、孔昭晉等。蘇學會的成立與明通學會一樣，也是直接受到了甲午戰敗的強烈刺激，但它又與明通學會不同，是在其宗旨中明確表示自己的純學術的學術團體，而不是以議論朝政、改革政治為目的政治團體。其成立公啟在談到之所以成立這一學會的背景與宗旨時稱：「自中東一役，吾華人士，稍稍知苟安之不可狃，而自強之不可遲也。讀新會梁君之《變法通議》，則勃然以興。讀長白富君之《告八旗弟子書》，則又悱然以思。」「往者曾左諸公，既平大難，贊成中興，汲汲焉講求西法。」當此時，蘇州思想家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實開變法之萌芽」。進而求之，崑山顧炎武也曾「慨然以經世為己任」。這都是蘇學的優良傳統，值得繼承與光大。「比者，國家廣設學堂，力開風氣，兩湖兩粵，皆興學會，雖僻小郡邑，亦知自新，而吾吳省會之地，獨闕如焉。詎非吾黨之恥哉？惟事難創始，而效期於有恆。長州章鈺、元和張一麐、吳縣孔昭晉，今擬各集同志，量為醵貲，多購圖書，以增智慧，定期講習，以證見聞，不開標榜之門，方屏門戶之見，遠師亭林有恥博文之宗旨，近法校邠采西益中之通論。」這就是蘇學會的成立背景。但在其發布的《蘇學會簡明章程》中，他們又標榜「本會專以學問相砥礪，凡非分所應為，不得干預，但當實心實力，講究有用之學，儲為經濟，以報國家，勿議朝政，勿談官常，庶可持久。至標榜傾軋諸習，尤為學者易犯，更當痛戒。」

  蘇學會成立的具體目的，就是要以學會的名義進行籌資，然後再集中財力和精力，創辦新式學堂。至於學會、學堂的為學宗旨，他們參照京師官書局的辦法，主張「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輔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此是立會宗旨。」這種主張顯然與後來張之洞所宣傳的「中體西用」說一致。

  按照「定期講習，以證見聞」的約定，蘇學會成立之後大約每半個月集會一次。會中的管理人員如經理、協理、分理等，均由參加者公舉，民主管理，不領薪水。蘇學會與此時成立的其他新學會略有不同的地方是，對會員規定有比較嚴格的紀律，如規定：「會友均讀書明理之人，應守身知恥，如有逾越規矩，不安本分，為經理察知，或會中人公同糾舉，初次勸戒，二次出會，會費充公，至士子吸食洋菸，原干例禁，亦宜戒絕，以端志趣。」這似乎是當時其他新學會所沒有規定的。

  蘇學會成立之後，先是利用會友交納的會費購置了一些圖書，供會友借閱。1898年2月，又由蘇學會經辦張一鵬、蔣祖庚等在蘇州設立一所中西學堂，添造洋式樓房，聘請英文教席，設置甚為詳備，第一期招收學生30人，後來又逐步增加到120餘人。學堂分小學、大學兩院，小學畢業後即升入大學院。蘇學會為蘇州地區的教育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與江蘇境內的新學會情況基本相似，浙江境內在百日維新運動開始前的新學會，既有政治性團體，也有專業性團體。同時，由於浙江是汪康年的故鄉，因此浙江在此時的一些重要政治團體、學術團體，也差不多都與汪康年或與汪康年的朋友有或多或少的聯繫。

  在浙江境內最先成立的新學會是楊臨主持的群學會。楊臨字仲莊，浙江仁和人，楊文瑩的次子，後曾官農商部主事。楊文瑩（1838-1908）字粹伯，號雪漁，光緒三年進士，翰林院編修。1883年，楊文瑩出任貴州提學使，三年後告歸。維新運動時，楊文瑩曾在杭州協助杭州太守林啟創辦養正書塾，任總經理。後充任浙江學海堂掌教。年長汪康年近20歲的楊文瑩似乎與汪氏家族有著某種親戚關係，而其輩分似乎也比汪康年要低一輩。或許正是這種複雜的關係，使楊臨在創辦群學會的時候，首先想到找汪康年幫忙。1897年2月16日，他致信汪康年報告將要成立的群學會的準備情況及成立宗旨，還告訴汪康年，群學會的會址設在杭州豐樂橋直街覺苑寺，並已請到慈谿承甫費先生出任會中掌教。他請求汪氏踐行在《時務報》第17冊告白中的承諾，即各省學堂學會均可獲得免費贈閱的《時務報》一冊。

  1897年3月3日，群學會如約正式開館，第一期共招收學生12人，住校者4人，其餘的則隔日到校。按照該會擬定的《習算條例》規定，該會的基本宗旨是研討中西算學，教學方法實際上介於傳統的書院和新式學堂之間，掌教盡其所能進行講述，而學生則逐日筆記，自行閱讀，記錄自己的研究心得，也可進行自由研討，強調「中西兩派殊途同歸，各抒己見，正可互相發明，幸弗伐異同黨，致開聚訟」。

  浙江境內在百日維新之前成立的第二家新學會為興浙會，又稱興浙學會。時間約為1897年6月，參與創辦的有董祖壽、連文澂，以及與汪康年有相當深厚關係的章太炎、宋恕、陳虬等。章太炎在《興浙會序》中指出，浙江為中國東南地區最具優良傳統的省份，在浙江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五位值得浙人自豪的民族英雄，即參與推翻蒙元民族統治「論功最高」的劉基、抗擊蒙古貴族入侵而令「北虜震慄」的于謙、「學與政兼之」的大學者王陽明、「比跡萁子，以闡大同」，「聖智摩慮」之黃宗羲和堅貞不屈、「功敗身殲」而「後世尤悲其志」的抗清名將張煌言。這五位民族英雄為浙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他們之所以成立興浙會，也就是要繼承浙人的優良傳統，振興浙江，進而振興中國、振興亞洲。

  從興浙會的宣言看，這一團體顯然具有政治目的，而這一政治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改革政治，而是具有明顯的反清訴求。因為從它所表彰的五位民族英雄的事跡看，至少興浙會的參與者已漸漸地對清政府失去了信賴和信心，他們已經不願意繼續扶持清王朝的變革，開始傾向於反對清王朝。

  根據興浙會章程的約定，該會以研討劉、於、王、黃、張五公的學問為職志，但也不排斥與會者博覽群書，更不鼓勵與會者墨守成規，獨守五公之學，而是鼓勵學者各從性情所近，研討中國歷史文化尤其是歷代典章制度，「大抵以《周禮》、兩戴記為最要，由訓詁通大義，足以致用。史以三史、《隋書》、《新唐書》為最要，所謂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子以管、墨為最要，至荀子則入聖域，固仲尼後一人。持衡諸子，舍蘭陵其誰哉？」可見盛讚管子、墨子及荀子的學說。至於經世之學，興浙會的章程主張「法後王」，以為「雖當代掌故，稍遠者亦芻狗也。格致諸藝，專門名家；聲光電化，為用無限。而學者或苦於研精覃思，用心過躁，卒無所成。……大抵精敏者宜學格致，驅邁者宜學政法。官制、兵學、公法、商務，三年有成，無待焠掌。且急則治標，斯為當務。若自揣資性與藝學相遠，當亟以政法學為趨向。」它將向西方學習視為當時中國最急迫的任務。

  在具體的研討內容上，興浙會一如鄒代鈞的地圖公會那樣，格外強調輿地學的重要性，認為應該借鑑西方近代以來的地理學方法重新繪製中國地圖，尤其是對浙江的地理環境更應該有新的認識，強調興浙會應該致力於浙江地理方與之學的研究。此外，《興浙會章程》還提出，要設法研究和變化浙人的「文弱」氣質，這一點似乎開了後來的「軍國民教育」的先聲。

  興浙會在成立之初，設會長一人，會董二人，皆以平等相待。會長必取博綜古今、通達經濟的學人擔任，會董則必取敏練庶務、綜核名實、具有極強辦事能力的人擔任。會董常駐省城，負責與遍布全省的會員進行聯繫和溝通，會員中凡有著述甚佳者，既經會中同人評議，復有會長同意，即由會董刊為報章，每月一冊，此即後來興浙會的會刊《經世報》之來歷。會中的經費，一如當時其他團體一樣，除了個別大額的捐贈外，主要依靠會員的會費。

  據認為，由章太炎負責起草的《興浙會章程》末尾註明「丁酉五月同人擬定」，可知興浙會的醞釀、成立應在1897年6月。不料到了「丁酉九月中」，即1897年10月6-15日，《經世報》第8冊卻刊登出一篇《本館告白》稱：「本館第二、三期報所登《興浙會序》及《章程》，迭接友人來書，謂措詞殊欠妥洽。遵即轉致會中同人，屬令改訂。」而這個修改稿就是刊登在《經世報》第5-6冊上的《續擬興浙學會章程》。作者署名為許家惺。許家惺（1873——?)字默齋，別號東雷，浙江上虞人，光緒庚子辛丑併科舉人。甲午戰爭後，他曾在杭州參與創辦群學輯譯社，《時務報》刊行時，曾應汪康年之邀充任《時務報》書記，是時與擔任《時務報》主筆的章太炎應該有不少接觸。他在重擬的《續擬興浙會章程》中，不但將「興浙會」更名為「興浙學會」，而且所規定的學會宗旨與性質也與先前所宣布的《興浙會章程》有異。《續擬興浙會章程》寫道：「本會學術門類，雖分政法、藝事、輿地、商務四綱，然其餘細目，如天地、動植、兵戰、醫礦等類，亦當一律研求。苟能舉浙中切要興革之事，尤合本會興浙微意，如兩浙物產、土宜、民情俗尚、形勢要隘、水道通塞、紗線明暗，皆須切實詳述。」這實際上等於廢棄先前弘揚劉基等浙中先賢的民族精神的宗旨，而將興浙學會定性為一個純粹研討振興浙江實業和經濟的學術團體。

  至於該會將要從事的主要工作，《續擬興浙學會章程》也對章太炎先前研討、弘揚浙中先賢的民族精神予以放棄，而改為以著書勸世為第一要務，更使章太炎無法接受的是頌揚孔教成為學會的一樣重要工作。這些普及教育的工作固然重要，興浙學會也確實值得去做，但顯然這種變化已與興浙會成立之初的宗旨相差太遠了。

  1897年8月中下旬，浙江秀水人董祖壽在《經世報》第3冊發表《學會興國議》，對中國傳統的教育體制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提出興學會以救中國的政治主張。他強調，中國自甲午戰敗之後，雖然變法維新的聲音在國中此伏彼起，朝野俱有共識，但中國的教育體制卻沒有在這變法維新的聲音中有真正的變革，「朝廷以八股試帖取士如故也，書院以帖括詞章課士如故也。所謂歲科鄉試兼取算學格致時務者，不過考據而已；所謂書院添課算學格致時務者，不過皮毛而已。夫考據皮毛之西學，與帖括詞章浮文空談之學，相去幾何？涉獵其藩籬，掇拾其端緒，剽掠其章句，不辨西學之一器一物，不習西學之一技一藝，而謂足以踵武泰西，富強中國，此西人譚笑之柄，而我華夢囈之境也。」那麼，怎樣才能使中國步入學習西方的正途呢？董祖壽的方案就是「非廣興學會不可」，他提出應該及早建立的學會至少要有化學、農學、礦學、商學、電學、算學、博物等。至於化學學會，他的認識和規劃是：「化學為一切格致工藝之本，不明此學，無以考萬類之根源，各質之形性，凡農學、礦學、地學、電學、醫學、動學、植學，均浮而不切，略而不詳，墮於虛無影響，而莫可究。即他格致學，有必待化學而明者，亦無可措手。西人幼童入塾即授此業，良有以也。」在他看來，化學為一切科學之基礎，之所以成立化學學會、集中同志研討化學，是當時一切新學之急務。

  由於有這樣清醒的認識，董祖壽於1897年9月在杭州創設中國第一個化學公會，「聯合同志，創興斯學，購備器料，訂期試驗，上遵朋友講習之經訓，近采聯邦公學之略例」。先後加入該會的有33人。

  化學公會成立之後，暫設會所於《經世報》館，並由該會創辦人出資略備器料，先行試驗，並採用當時其他學會的辦法，由後來入會者量力集資，添置設備。該會由同人公舉總理一人，主招集同志，收管銀錢，及推廣辦理等事，不取薪水。1897年11月9日，化學公會舉行第一次試驗，並規定以後每月於農曆初一日、十五日各舉行一次試驗。然而，或許由於經費方面的原因，化學公會也僅僅存在了一個月左右就不了了之。

  除京師、上海、江浙外，百日維新之前的政治中心還有湖北。湖北在張之洞的治理下，對於新思想的吸收、新人才的引進，相對說來也比較積極，但在維新運動正式開展之前，湖北境內成立的新學會卻只有質學會一家。

  質學會於1897年春成立於武昌，其宗旨意在勸學，務充質實，故名質學會。學會內部擬分經學、史學、法律、方言、算學、圖學、天文學、地學、農學、礦學、工學、商學、兵學、格致學等14目，前六科為兼習之學，後八科為專門之學，習專門必兼六科，乃有體有用。質學會強調「深之六經諸史，以植其體；達之中外古今，以拓其用」；「須知六經皆聖人經世之書，西國富強之術，不能出其範圍」。這實際上也是張之洞的所謂「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的新學會宗旨。由此可見，所謂質學會實際上是湖北境內一個綜合性的新的學術團體，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為什麼在湖北這樣一個新人才甚多、新思想引進也不少的地方只有一個新學會的原因。

  按照質學會的章程規定，該會成立後的主要工作與當時的其他新社團大體相當，即利用社會資金和資源組建一個新的圖書機構，「廣搜圖書，以餉學友，中書而外，兼購西書，凡五洲史籍、格致專家，律例章程、制度政典，皆儲藏賅備，用資他山」，而與會的學友之間交流的主要方式是依靠學會將創辦的學報及將刻圖書。但關於這些活動的詳細情況，由於史料闕如，目前不得而知。

  與湖北的情況正好相反，湖南是全國新政治的中心，所以湖南的新學會、新報刊都遠較他省興盛。為了敘述的方便，將在探討湖南新政的時候予以集中描述。

  廣東省雖為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等維新志士和革命志士的故鄉，但在百日維新運動開始之前，也僅有新學會數家。以成立先後的時間為序，一是孫中山首創的農學會。早在1890年，孫中山就已意識到中國應該像西方國家那樣，高度重視農業的改進與發展，「道在鼓勵農民，如泰西興農之會，為之先導」。在這前後幾年的時間裡，孫中山不僅在自己的故鄉採用西方的新知識與新技術進行農業改良方面的試驗，而且為鄭觀應起草《農功》專論，後被鄭氏收入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由此可見，孫中山對農業的重視由來已久。1895年2月，孫中山往來廣州、香港間，準備進行廣州起義。同年10月6日，在廣州雙門底王家祠堂發起成立農學會，並在廣州《中西日報》發表成立宣言，稱該會「首以翻譯為本，搜羅各國農桑新書，譯成漢文，俾開風氣之先。即於會中設立學堂，以教授俊秀，造就農學之師。且以化學詳核各處土產物質，闡明相生相剋之理，著成專書，以教農民，照法耕植。再開設博覽會，出重賞以勵農民。又勸糾集資本，以開墾荒地」。此即孫中山創設農學會的基本宗旨。

  孫中山創立農學會的想法得到了廣州官紳潘寶璜、潘寶琳、劉學詢等數十人的支持和署名贊助，康有為的弟子陳千秋在得到孫中山的邀請之後也「頗有意」於參加，只是後來礙於康有為的反對而未果。

  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孫中山流亡海外，其所創辦的農學會當然也不會繼續進行下去，廣東境內的新學會也一直沒有進展。直到1898年春，方由梁肇敏、鄧家仁、譚頤年、陳兆煌、陳芝昌、鄧家讓、陳國照、鄧純昌等發起成立了一家具有新式學堂性質的新學會，即廣州時敏學堂。時敏學堂成立《公啟》稱：「今春明降諭旨，詔開經濟特科，方聞之彥，應時而起，咸爭自振厲，以期副國家需才之意，吾黨二三志士，閔時艱之孔亟，懼儒術之寡效，首倡學會，各集同志，量為醵資，廣購圖籍，日有講習，以擴見聞；日有課程，以抒心得。凡期人讀有用之書，國儲遠到之器，誠誼舉矣。」顯然此為具有新式學堂性質的學會組織。

  廣東境內於1897年成立的群學會，雖有不少著作著錄，但其詳細情況尚不得而知。

  康、梁等維新志士沒有在自己的家鄉建立相應的維新組織可能另有原因，但康有為於1897年2月抵達廣西桂林，與正在桂林主持廣西一切的廣西按察使蔡希邠及廣西地方士紳唐景崧、岑春煊等人發起成立聖學會，並創辦廣仁學堂，刊行《廣仁報》，在與廣東比鄰的廣西傳播維新思想的種子。

  康有為之所以在廣西籌建聖學會，主要是因為梧州通商以後，外國人云集，外國教會的勢力在廣西也有很大的發展，而廣西士大夫「乃不知獨尊孔子以廣聖教」，聽任外國宗教的傳布，似乎已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正統意識形態的存在，所以他期望在廣西成立聖學會以抵制外國教會勢力的影響，「以尊孔教救中國為宗旨」。康有為的想法得到了蔡希邠及廣西各界的支持。經過一番緊張的籌備，1897年3月7日，廣西政界、學界及士紳200餘人齊集桂林西華門愛經堂，舉行隆重的聖學會成立典禮，宣布廣西聖學會正式成立。

  由於聖學會得到廣西當局和士紳的廣泛支持，因此具有明顯的官方色彩，其經費來源比較充裕，其政治、文化色彩也趨於保守。它雖然不忘鼓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其根本是要維護地方之安寧以及「發揚大道，激勵後士」而已，其所渴望達到的目的也只是「光宣大教，俾孔子於二千五百年後，道大光明」而已。

  儘管聖學會具有相當濃厚的保守色彩，但由於是新銳人物康有為發起和主持的，所以當時也引起國內輿論界的高度關注和期待，梁啓超將之列為與強學會並行的兩大新學基地，稱：「方今萬國交通，新學大啟，歐米條法，日益詳明，於是中原志士，咸發憤而言變政，報館學會，繽紛並起，北肇強學於京師，南開聖學於桂海，湖湘陝右，角出條奏，雲霧既撥，風氣大開。」或以為「將來風氣日開，見聞日廣，桂地雖僻，有此會而士人藉以通知時務，講求經濟，他日人士之成，孔教之不墜者，官紳提倡之力也」。總之，聖學會是一家具有官方背景、具有一定守舊色彩的維新組織。

  依靠官方背景成立新的維新組織，是百日維新運動開展之前新學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在江西南昌，1898年5月成立有奮志學社，其發起人就是「卸事回省」的「江西典史」李榮植（瑞庭），其成立背景也是感於清政府特設經濟科之御旨，期望以此組織邀集同志，「專意講求吏治時務實在學問」。

  在奮志學社成立的同時，在南昌由周鹿坪發起成立有勵志學會。這個學會也具有深厚的官方背景，由南昌知府江訒吾「主會」，「以昌孔教，講實學，開風氣，袪積習」為學會宗旨。由於當時清政府已經開始提倡變法維新，「邇來新政迭舉，非洞達中外情形，深明措施本末，斷難推行盡利」，因此具有維新宗旨的新學會實際上是在清政府的政策鼓勵下所產生，已遠非先前冒險成立的那些維新社團所能比，自然為各路官僚所歡迎和支持，「各大憲深為嘉許」。

  在四川，四川尊經書院院長宋育仁和楊道南、吳之英等人一起於1898年3月22日間在成都創辦蜀學會，川省學界名流廖平等72人出席了成立典禮，宋育仁、易靜山、吳之英、呂典楨、廖平等相繼發表講演，竭力鼓吹儒家倫理的現代意義。宋育仁指出：「孔子始言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而廖平更重申「孝道自天子以至庶人，自聖人以至椎魯，皆能行之」，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的宗旨是外王，而《孝經》的主旨則是內聖。「內聖可以統外王，故《孝經》可以統萬事，倘於孝字之外，別求一道，別定一名，萬不能統一。」「人受天之氣而生，人皆天之子也。第尊者得尊名，卑者得卑名。帝王者，天下之尊者也，故得其名。」就是這樣一種極端守舊的倫理觀念基本上支配了蜀學會的全部。

  蜀學會的政治理念如此怪異也不足為奇，它的成立背景實際上與江西等省的情況大體相似，都是帶有響應清政府號召的意味。按照其章程的規定，蜀學會仿照京師官書局及各省中西學堂而變通之，稍有不同的是，蜀學會「以集講為主，推廣學堂之意，即寓其中，各就本地措辦，不動官帑」，堅守民間的立場。至於蜀學會的政治傾向，多少隱含有地方自治和堅守傳統倫理道德以抵抗西方思想文化的入侵等意味。

  蜀學會成立後大約每半個月就舉行一次集會，參加者除川省的學術名流外，主要以尊經書院的學生為主，研討的內容大體都以經訓為主，圍繞著儒家倫理的意義尤其是《孝經》中的一些問題而展開，因此多涉及中國古代禮制等問題，他們主張以孝道為立身治行之本，強調「唯孝為至德，五倫雖天下之達道達德，獨孝為至」。所以蜀學會的研討會氣氛總是帶有濃厚的復古主義色彩。蜀學會的研討也曾涉及到現實問題，諸如「當今之勢如何變」、怎樣選拔有用的人才、怎樣改革學校制度等等，但由於章程明確規定他們的研討是「以經訓為主，與祖尚西人、專門西學者有別」，所以其結論不外乎「復古制」，而很少像康、梁等人那樣從現實出發提供方案。從這個意義上說，蜀學會雖然名為學會，但其本質依然類似於舊式書院，與當時各省的維新社團明顯不同。

  蜀學會是四川在維新運動中的一個奇特現象，但四川省內在維新運動時期也曾創辦過具有維新性質的新學會，即1898年在四川威遠創辦的威遠農學會。其發起人為郭中元、袁光中、徐廷萃、胡執中、隆作棟等，其宗旨為「始則約會講求，繼則擇地試驗，總以廣樹藝、興畜牧、浚利源、究新法」。

  百日維新開始之前在各地成立的新學會，其宗旨及政治傾向總依創辦者、參加者的情況不同而有異。同為邊遠省份的貴州，在此時卻因人事關係的特殊而成立了比較激進的政治性學會，即仁學會。

  仁學會的創辦人為吳嘉瑞，湖南長沙人，既是譚嗣同的同鄉，又是譚氏的好友。譚嗣同於1896年與康、梁在北京結識之後，遂奉父命以同知入貲為候補知府，分司浙江。他在南京候補的時候，閉戶養心讀書，潛心孔教、佛教義理，會通群哲之心法，著有《仁學》一書，闡發君民關係的新觀念，深刻批判了君權神授的虛假性和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荒謬。當此時，吳嘉瑞「說心法於上海」，與譚嗣同交往密切，「譚以《仁學》示吳，吳錄副而去」。吳嘉瑞由此接受了譚嗣同的仁學思想。

  大約1897年的時候，吳嘉瑞出任貴州貞豐州白層河厘金局總辦，他遂與楊虛紹等人一起在貴陽文昌宮發起成立仁學會，先後加入該會的有30餘人。他們大肆宣揚維新思想，結合維新變法的思想講解國內外政治時事，同時還講授算學等新的知識，「以為新學之漸」，對貴州這一邊遠省份新思想的傳播起到相當大的作用。

  在福建，自清政府頒布鄉試及歲科試改時文為策論之後，福建境內的知識分子也紛紛響應，各書院紛紛按照新要求進行改革，並先後創辦有新學會、實學會、閩學會、匯賢堂等新團體，以便互相觀摩，相互促進。但這幾個新學會的詳細情況，諸如成立時間、人員狀況等，目前尚不太明朗。

  百日維新運動正式開始之前的新學會當然不止這些，像成立於湖南的公理學會、方言學會，以及在各地都曾存在，且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不纏足會及戒鴉片煙會、延年會等等，雖然也應該算做百日維新運動正式開始之前的新學會，但畢竟過於偏重社會風俗的改良方面，在此不詳加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