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法國天主教傳教士隨同法國侵略軍一起進入天津，充當法軍的翻譯，參與《北京條約》的談判。1861年北京北堂的本堂神甫衛儒梅到來天津主持傳教，法國領事強迫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將三岔河口北岸的望海樓讓給天主教會。1862年天主教會又取得與望海樓毗連的崇禧觀的永租權，望海樓則作為法國領事館。望海樓曾作為皇帝行宮，崇禧觀也是著名寺院，被法國領事和教會強占，嚴重傷害了天津官紳士民的民族感情和宗教信仰。1864年天主教會又在與望海樓隔岸相望的小洋貨街修建了仁慈堂、醫院、施診所、修女住宅及一座小教堂。1866年法國神甫謝福音主持天津教務後，為了獲得更多的歐洲捐助的傳教經費，吸引更多的百姓入教，便鼓勵仁慈堂、醫院大量收容嬰兒、病人。1869年又開始在崇禧觀舊址修建大型教堂，即望海樓教堂。

  1870年入夏以來，天津傳染病流行。仁慈堂收容的兒童病死較多，夜間抬至河東義冢草草掩埋。6月4日，幼孩兒屍體被野狗扒出，引起民眾圍觀，「有謂天主教挖眼剖心者」。接著又拿獲拐犯兩人，供認用藥迷拐幼孩，經官府訊明正法。天津知府張光藻貼出告示稱：「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託，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腦挖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暗示教堂難免沒有「挖眼剖心」之事，這更激起民間的反教情緒。6月18日，又拿獲拐犯武蘭珍，供稱受教民王三指使，以藥迷拐幼孩，拐一人給洋銀5元，夜間便宿於教堂。此供傳出，輿論譁然。從6月5日以來，民眾不時成群結隊地聚集在教堂附近，發表憤激的議論，要求仁慈堂釋放幼孩。修女害怕由此引發暴力行動，同意民眾選出5位代表入內檢查，當選出的代表進入仁慈堂內時，法國領事豐大業趕來阻止，出言不遜地把代表攆出堂外。

  6月21日上午，天津道周家勛會同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帶武蘭珍前往教堂對證，卻未找相關證據及王三其人。周家勛等人離去後，圍聚在教堂外的民眾與法國領事館人員發生衝突，向教堂拋擲磚頭。豐大業要求崇厚派兵彈壓，崇厚僅派知縣劉傑及巡捕2人前往制止。豐大業見狀大怒，持槍率秘書西蒙往見崇厚，一進門即怒言相向，開槍示威，將室內什物信手打破，揚長而去。行至路上，遇見自教堂返回的劉傑，豐大業迎面放槍，將劉傑家人高升擊傷。成千上萬的憤怒民眾當場將豐大業和西蒙毆斃，接著將望海樓教堂、法領事館、仁慈堂及洋行焚毀，又焚毀英國禮拜堂4處、美國禮拜堂2處。混亂之中毆斃或燒死18名外國人，連同豐大業和西蒙，共20人。遇害的還有中國教民16人。

  關於這場突發事件的起因，美國歷史學家馬士曾作過如下分析：「半世紀的種族嫌惡，十年來的民族怨恨，反基督教情緒的滋長，部分的基於宗教的偏見，部分的基於迷信，部分的基於輕信謠言；所有這些達到了一個共同的焦點，並且這種上漲著的紛擾於三小時的殺人、放火和搶劫中達到極點。」實際上，民眾的猜疑和怨恨只是聚積的火藥，而豐大業首先開槍則直接引發了火藥的爆炸。美國公使鏤斐迪表示不相信豐大業會向崇厚開槍，但相信豐大業「是在激動得瀕於發狂的狀態下走進崇厚的衙門的」，也指出豐大業「拔出他的手槍對群眾放了兩三槍，我對此是不懷疑的。看來這便成了暴民動手血洗的信號」。

  天津教案發生後，中外震驚。6月22日，法國代理公使羅淑亞聯合俄、西、美、德、比、英等七國公使照會清政府，要求迅速懲治兇犯；英、法等國軍艦則駛至大沽口海面示威。在中國各口岸的外國人還紛紛提出了連鏤斐迪也認為「太過分而不合理」的賠償辦法以及「形形色色的報復措施」，甚至揚言「最低要求是使用武力迫使整個中華帝國開放對外交往，從要求較高的將所有中國官吏一律斬首，推翻現政府，乃至將全國置於外國保護之下」。

  清廷於6月23日諭令直隸總督曾國藩赴津會同崇厚查辦。曾國藩時駐保定，正在病中，其幕僚多勸其不可倉促赴津。曾國藩奉旨後於27日奏明，立意不與各國開釁，認為此案「最要之關鍵」是查明「教堂迷拐」和「挖眼剖心」之真相，「審虛則洋人理直，審實則洋人理曲」；同時「嚴拿兇手以懲煽亂之徒，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曾國藩深知此案重大棘手，赴津凶多吉少，行前特意留下遺書。他說：「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

  7月4日曾國藩離開保定啟程，8日抵達天津。紳民的反教狂熱並未平息，甚至傳說皇上派曾國藩來天津驅逐洋人。天津縣48保各派代表，攔輿遞稟，皆控教會誅害幼孩、挖眼剖心；朝中清議也宣稱民心可恃，力主拒外，形成強大輿論壓力。李鴻章致函提醒曾國藩「與洋人交略參用痞子手段」，但曾國藩在對外交涉中向來堅持「忠信」第一的原則，認為「非得有確實證驗，斷不足以折服洋人之心」，決意按既定方針，先從查清「教堂迷拐」和「挖眼剖心」的真相入手。然而，經提審王三等教民，訊問津城眾多紳民，調查仁慈堂內150多名男女等，結果沒有找到任何證據，只得承認「彼直我曲」。17日法國公使羅淑亞到津，曾國藩與之談判。羅先提出賠修教堂、埋葬豐大業、懲究地方官及查辦兇手等要求。兩天後又以武力相威脅，提出必須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和提督陳國瑞抵命。7月21日曾國藩奏明將張光藻、劉傑二員革職交刑部治罪，陳國瑞交總理衙門查辦，並說明這是在羅淑亞威逼下為速成和局而違心作出的決定。他說：「該府縣等實不應獲此重咎，惟該使要求之意甚堅，若無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決裂。」同時奏請朝廷明降諭旨，通飭各省，「俾知從前檄文揭帖所稱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

  在曾國藩審案之際，各國公使一再到總理衙門施加壓力。9月，英、美公使先後照會總理衙門，「以遲延咎中國，以兵力為恫喝」，聲稱「是不和睦之釁，中國自開其端」。俄、德、美、英四國公使又聯合照會總理衙門，指責清政府辦案不力，「情重刑輕」。清廷迫於列強的壓力，要求曾國藩儘快緝兇定案，又諭令江蘇巡撫丁日昌、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赴津協助辦案。

  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曾國藩不惜採取變通律例的辦法：凡群毆中下手者，不論毆傷何處，均視為正凶；凡本犯無供，但得二三人指實者，即據以定案，分別於9月18日、10月7日分兩批奏報懲辦名單，共擬定正法者20人、軍徒者25人。並聲稱：「辦理不為不重，不惟足對法國，亦堪遍告諸邦。」此時，法國也相應地在天津府縣官員抵命的問題上作了讓步。清廷於10月5日和9日發布上諭，著照曾國藩所擬，將上述人犯分別即行處決或發配充軍。在此之前，根據刑部判決，張光藻、劉傑已被發往黑龍江充軍。李鴻章抵天津接任直隸總督後，於10月19日將馮瘸子等16人處死，另有田二等4人原以殺死俄人而擬定正法，經覆審以誤殺罪減刑。翌年1月3日，又將於起等25人分別處以軍、杖、徒各刑。

  同時在北京和天津兩地分別就賠償、撫恤兩項與各國談判。最後議定賠償法國領事館、教堂及商人等損失共21萬兩，英國禮拜堂損失2500兩，美國禮拜堂損失4785.19兩，德國商人損失1203兩；撫恤法、比、英、意等國死者共25萬兩、俄國死者3萬兩、中國教民死者5000兩；全部合計503488.19兩。清廷還派崇厚持國書赴法國「代達衷曲，以為真心和好之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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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政府對天津教案的處置，開了「重刑結案」的先例，受到朝野清議的普遍抨擊。儘管曾國藩是奉旨行事，但依然成為眾矢之的。他亦自稱「內疚神明，外慚清議」。1872年3月12日，這位清王朝的「中興名臣」在「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一片譴責聲中死去。

  重刑結案雖然意在「關洋人之口而服其心」，但無法關國人之口、服國人之心。當馮瘸子等16人走上刑場時，成千上萬的天津民眾為之送行並舉行公葬，募捐為他們立碑建祠。法國代理天津領事在當天就記述了他所目睹的情形：

  在前往刑場途中，儘管是凌晨，群眾早已雲集。犯人們向一批批群眾高聲叫喊，問：「我們面可改色？」大夥立刻齊聲回答：「沒有！沒有！」他們控訴當官的把他們的頭出賣給洋人，叫人們用「好漢」的稱呼來表示對他們的尊敬，人們當即同聲高呼。判死罪的這些人的親友一路跟隨前進，放聲慟哭，淚流如注。到達西門外刑場時，罪犯們開始拉長了嗓音高唱，聽到這歌唱聲，執法官協台下令斬首。罪犯們伸頸就戮，毫無懼色。

  這位領事承認說：「從我最近聽到的，這些殺人犯的死不大可能使百姓留下引為前車之鑑的印象，反而有可能加深他們對洋人的敵對情緒。這些被置於死地的人，無疑在民眾眼中被視為烈士。」

  為了防範再發生類似教案，清政府又於1871年向各國駐華公使館提出《傳教章程》，對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作了若干規範，要求傳教士遵守中國的政教風俗。主要內容有：（1）育嬰堂收養幼孩難免釀疑起釁，何不將育嬰堂概行裁撤，以免誤議。（2）各教堂內凡中國婦女概不准入堂，即外國女修士亦不准在中國傳教。（3）傳教士居往中國當從中國法律風俗，不得自立門戶，不准干涉訴訟。（4）民教交涉之案，擬罪均當平允，教民犯法，亦當按律拿辦，教士不得庇護。（5）教士何人到何省傳教，須在所領執照中註明，不得暗赴他省，或轉給他人。（6）收人入教，須事先訪查其人有無作惡犯罪之事，並知會地方保甲登記在冊。（7）教士當照中國規矩，不可干犯名義，擅用關防印信於大小衙門送遞照會。（8）教士不得任憑私意指請索還教堂，凡買地建堂或租賃公所，須向地方當局呈明，不得偽托他人買產，私自成交。這些建議和要求，出於規範教士和教民的行為，以減少民教衝突，是完全合理和正當的，但立即被各國公使斷然拒絕，也遭到傳教士的堅決反對，成為一紙具文。天津教案之後，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受不到限制而無所不為，中國民眾對洋教的憤恨得不到舒緩而日益熾烈。從此以後，教案發生的次數更加頻繁，波及的範圍也更加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