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北京條約》訂立後的教案

  從鴉片戰爭到義和團運動期間發生大小教案有400起。鴉片戰爭後第一次有影響的教案是1848年3月發生在江蘇青浦縣的「青浦教案」。這次教案系因英國傳教士麥都思、雒魏林、慕維廉三人非法潛入青浦縣傳教，並毆打中國水手而引起。中國水手復將麥都思等打傷，青浦知縣即派人護送麥都思等回上海。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蓄意擴大事態，令英船停付關稅，並派軍艦封鎖吳淞口。英副領事羅伯遜乘軍艦到南京要挾兩江總督李星沅。結果蘇松太道咸齡被撤職，10名水手被捕戴枷示眾（其中2名被判徒刑），另賠銀300兩。

  從19世紀60年代起至19世紀末，隨著列強對華侵略、滲透的進一步加深，教案發展演變大體有三個多發期。每一個多發期都是以列強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強迫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為起點。第一個多發期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及《北京條約》的簽訂後的10餘年內，外國駐京公使可以直接干涉中國內政，外國人可以到內地遊歷、通商和傳教，使民教衝突的事件也急劇增多，且頻繁發生。第二個多發期集中在邊疆危機和中法戰爭前後，這一時期列強在採用軍事、政治手段侵略中國西南邊陲、東南沿海地區以及長江流域的同時，也特別重視在這些地區大力擴展傳教事業，法國尤其如此。這一時期的教案大多發生在這些地區也與此密切相關。第三個多發期集中在甲午戰爭後幾年內，列強競相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中國面臨空前的民族危機，與此相應，教案亦愈演愈烈。在這三個時期中，教案發生日益頻繁，次數日益集中，表明隨著每一次侵華戰爭後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滲透的進一步擴大，與列強炮艦政策相配合的傳教事業，自然也隨之拓展其在華的勢力和影響，中國民眾的反教鬥爭也以此為起點，一步步走向高潮。

  

  《北京條約》訂立後，以1861年的貴陽教案為起點，進入了教案第一個多發期。這一多發期的重大教案還有發生在南昌、重慶、酉陽、揚州、台灣等地的教案。

  （一）貴陽教案

  即1861年發生的青岩教案和1862年發生的開州教案，是《北京條約》訂立後，外國教會勢力進入中國內地而最早引發的典型教案，以此為起點進入了全國教案的多發時期。

  1859年法國傳教士胡縛理出任貴陽教區主教，在六衝關和青岩鎮購地建造大修院及印刷廠，遭到民眾抵制。1861年4月胡縛理乘坐紫呢大轎前往貴州巡撫何冠英官府遞送「護照」，聲稱有條約保護，可在內地任意傳教，態度十分傲慢。何冠英當面給予駁斥。胡又往見提督田興恕，被拒之門外。田、何聯名向全省發出秘密公函，暗中鼓勵對「傳教惑人」者，「務望隨時驅逐，不必直說系天主教，竟以外來匪人目之，不得容留。倘能藉故處之以法，尤為妥善」。是年端午節，青岩鎮郊遊的民眾行至修院時與修士發生爭執，團首趙畏三率團兵逮捕修士，焚毀修院，並在田興恕指令下，將三名修士及一名修院廚工處死。胡縛理急向法國駐京公使報告，提出賠款、護教、懲凶三項要求。法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雙方正在交涉之際，開州又發生教案。1862年元宵之時，法國傳教士文乃爾慫恿教民抗交祭龍捐，開州知州戴鹿芝奉田興恕指令，將文乃爾及4名抗捐教民處死。法國公使即聯合英、美、俄等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提出強烈抗議，提出處死田興恕、戴鹿芝等，派親王大臣到法國謝罪及賠償損失等三項要求。談判經3年之久始結案。除何冠英、戴鹿芝、趙畏三已死不予追究外，田興恕發配新疆充軍，提督衙門撥給天主教使用，兩案共賠償白銀1.2萬兩。

  （二）南昌教案

  1862年1月法國傳教士羅安當在南昌擴建天主堂及育嬰堂，收養男女嬰孩，引起當地紳民疑忌。3月，反教揭帖《湖南合省公檄》傳至南昌，「痛詆該教不敬祖宗，不分男女，甚且有採生折割等事，遍貼街市」。時逢南昌院試之期，「生童雲集，眾論譁然」，前往教堂論理。3月17夜，聚集的紳民將筷子巷及袁家井兩處教堂及教民之義和酒店、合太煙店搗毀。次日，又將羅安當的坐船及距城5里的廟巷教堂搗毀，幸無人員傷亡。羅安當倉促逃離南昌。案發後，江西巡撫沈葆楨奏報朝廷，總理衙門亦主動照會法國駐京公使。沈葆楨對紳民的反教行動暗表同情，無意查拿為首之人，自請「交部嚴加議處」。次年7月，沈葆楨派署九江道蔡錦春與羅安當談判，議定由司道刊貼告示，禁止滋擾教堂；賠償銀1.5萬兩結案。

  （三）重慶教案

  1862年10月，法國天主教川東主教範若瑟通過法國代理公使哥士耆出面，要求將重慶城內的長安寺（又名「崇因寺」）改建為天主教堂，以抵還川東4所教堂舊址。總理衙門行文川省，表示：若該寺系閒廢廟宇，即可照辦。長安寺供有關帝、文昌、呂祖三尊銅像，又是川東保甲團練總局及駐渝八省紳首辦公之處。重慶紳民聯名呈請官府撤回原議。川東道吳鎬、巴縣知縣張秉堃擬定由地方籌款，另購閒地建立教堂。范若瑟拒不接受這一方案，哥士耆也向清政府提出交涉，總理衙門奏准依照原議或擇地抵給。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則令川東道吳鎬限期將長安寺撥給教會。1863年3月，巴縣知縣張秉堃傳集紳士籌議撥給，引起紳民公憤，保甲局紳董程益軒、張先釗等召集局勇、團民千餘人，由監生陳桂生率領，先打毀姜家巷天主教真原堂，繼將蓮花池等地學堂、醫院、育嬰堂18處教會房屋及20處教民住宅打毀，教民一人被毆致死。此後兩日，又接連發生滋擾教民事件。事後，崇實、駱秉章即派候補道恆保接替吳鎬處理善後，並以侵吞局款之罪名逮捕張先釗等4名局紳。范若瑟則赴京會同法國公使向總理衙門交涉。1864年初，范若瑟回川，在官府干預之下，與重慶紳民達成協議：天主教放棄對長安寺的要求和對原教堂舊址的清查，重慶紳民賠償銀15萬兩，被捕的局紳因查無實據而免予議處，涉案人員查實者僅8人，因系從犯而判以枷號兩月。

  （四）酉陽教案

  酉陽地處四川東南邊區，在1865和1868年兩次發生較大規模的教案。1862年法國天主教教士鄧司鐸到此傳教，建立教堂公信堂，招收教徒。1864年，教民張添興等人強邀劉勝超入教被拒，即對劉勝超漫罵欺凌，雙方積怨甚深。1865年2至3月，劉勝超率眾將公信堂和張添興的房屋打毀，毆斃窩留鄧司鐸的店主何魁；鄧司鐸逃至重慶。法國代理公使羅淑亞向清政府施加壓力，清政府下令將酉陽知州董貽清撤職，派鄧清濤接任，查辦此案。不久，法國傳教士馮弼樂赴酉陽傳教，煽動教民尋釁報復。8月，冉從之（即冉老五）等數十人與馮弼樂論理，發生互毆，馮弼樂被毆斃。法國公使羅淑亞聞訊後即照會總理衙門，以武力相威脅。清政府將酉陽知州鄧清濤撤職，派胡圻接署酉陽知州，調重慶知府錫珮任川東道尹嚴辦此案。至1867年始結案，冉從之被處死，劉勝超等2人被判徒刑，賠銀8萬兩。

  事隔一年，酉陽再度發生教案。法國傳教士李國及華籍教士覃輔臣組織教堂武裝，修築炮台城堡。教民張添興等人有恃無恐，糾眾劫掠鄉紳張佩超家，殺害僱工3人，將張佩超之子張玉珖押至重慶，迫害致死。教民龍秀雲強迫朱永泰退婚，捆辱團首何彩之母，激化民教衝突。1868年11月，何彩率眾焚毀教堂，毆斃李國。酉陽知州出動清軍將民團繳械解散，教堂武裝乘機報復，民團死傷甚眾。1869年，法國公使羅淑亞多次照會總理衙門，提出懲凶、賠款要求。清廷先派成都將軍崇實督辦此案，繼派湖廣總督李鴻章入川查辦。12月，李鴻章會同川省要員前往重慶查辦，將何彩立即處斬，另一反教首領劉幅被處以絞刑，另外徒刑多人，賠款3萬兩；教民龍秀雲亦被判刑，但率教堂武裝殘殺平民的華籍教士覃輔臣卻逍遙法外。

  （五）揚州教案

  1867年法國傳教士金緘三在揚州開辦育嬰堂、醫院等慈善事業，以吸引民眾入教。1868年英國內地會傳教士戴德生也來到揚州租房傳教。是年，育嬰堂不少嬰孩因受虐待或患疾病死亡，民間紛傳「育嬰堂係為食小兒肉而設」。6月以後，當地士紳多次會議，散發揭帖，鼓動民眾驅逐洋教。8月，適逢府學考試，秀才葛壽春率考生及民眾先攻打天主教堂，未找到金緘三，然後包圍戴德生寓所，搗毀門窗家具。事後，英國駐滬領事麥華陀先後向揚州知府孫恩壽、兩江總督曾國藩提出懲凶、賠償等要求。曾國藩同意賠償銀1000兩，修復教士寓所，但拒絕麥華陀提出懲辦晏端書等紳士的要求。麥遂率軍艦4艘到南京示威，然後率英兵300人隨上海道台應寶時前往揚州查辦，雙方最後達成協議：晏端書等紳士不再追究，抓獲的涉案人員經戴德生指認後嚴加懲辦，賠償白銀1228.4兩、洋銀270.9元，將官府保護教堂的告示刻石立碑。

  （六）台灣教案

  1859年菲律賓天主教聖多明峨會傳教士桑英士、杜篤拉從廈門首先進入台灣傳教。1865年，英國長老會派馬雅各醫生到台南等地傳教。台灣民眾對傳教活動一直心存疑忌，打教士、焚教堂之事時有發生。1868年4月風聞教民莊清風「以藥毒人」，有人便將其打死。英國商人潛入內山及非通商口岸，擅自收購樟腦偷運出口，也引起官民忿恨。9月，又傳聞傳教士誘拐孩童，剖腦製藥。鳳山縣民眾怒焚多處教堂。10月，英國公使阿禮國照會總理衙門，指責台灣地方官員「辦理傳教受教各事，與條約迥不相符」，要求懲凶、賠款，並派兩艘軍艦到台灣示威。11月，英軍侵占安平炮台，逼死副將江國珍，殺害多名士兵，焚毀兵營和火藥庫。閩浙總督英桂派興泉永道曾憲德赴台與英領事吉必勛談判，最後被迫同意賠款、懲凶，取消台灣官廠的樟腦專賣權，代為修建被打毀的教堂，告示民眾嚴禁誹謗基督教，將鹿港同知和鳳山知縣革職。

  這一時期教案的頻頻發生，既根源於列強對中國侵略和滲透的日益加深，也凸顯了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傳統禮俗政教的嚴重衝突。教會禁止教民祭祀神祇、祖先，以及吸收女教徒、男女共同禮拜等等教規儀式，引起了官紳和民眾的極大疑忌和反感。1866年，安徽巡撫喬松年曾指出天主教「以不祀神、不祀先為首務，悖理敗倫，凡有識者，皆所深惡」。流行甚廣、影響頗大的《湖南合省公檄》將「該教不敬祖宗及諸神靈」，列為洋教「最惡而毒者十害」的第一條。1867年流傳的《南陽紳民公呈》也對「紊亂綱紀倫常，棄絕廉恥禮義」的洋教痛加討伐：「彼教無君父之尊親，惟耶穌之是奉，是無綱紀也。無骨肉之親愛，惟主教之是崇，是無倫常也。且己有妻女任其與主教褻淫，則廉恥喪。只敬天主而不祀神祇祖考，則禮義亡。此等亂夷，行同禽獸，不待教而誅矣！豈容彼禽獸之教，化良民為莠民哉！」中西文化差異所引起的種種訛言，更是放大和強化了洋教的「惡魔形象」。如為教徒洗禮被猜忌為「不分男女，赤身共沐」，男女禮拜被謠傳為「互相姦淫以盡歡」，育嬰堂被描繪成「取小兒腦髓心肝」的地方。這種被強化和放大的「惡魔形象」，也是中國紳民反教鬥爭愈演愈烈的重要誘因。

  教案的頻頻發生主要根源於傳教士和教民的不法行為，也與地方官紳倡導和支持反教密切相關。傳教士憑藉條約的庇護，藐視官府，強行傳教；教民依仗教會權勢，橫行鄉里，欺凌紳民，這都侵犯了地方官紳的權力和利益，威脅到他們的地位和名望。他們對民眾的反教行動或暗中支持，或公開倡導，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和推動了反教鬥爭的出現和擴大。正因如此，每一次教案的交涉，傳教士無不首先要求懲處為首官紳，甚至不惜捕風捉影、無中生有。而清政府以懲處官紳將「有損國體」、「有失人心」而反覆辯駁，堅不讓步；地方官員也儘可能地爭取減少懲處「兇犯」的人數。

  除了上舉的重大教案外，這一時期在直隸、四川、貴州、雲南、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西、山東、湖北、湖南、江西、陝西、河南等省都發生過規模不等的教案。據不完全統計，《北京條約》後的10年間（1860-1869年）全國共發生教案90起，這些教案彼此呼應，相互影響，終於引發了規模更大、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