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中國私人資本工商業的變異和創新

  一　中國商人對外資企業的參與

  在華外資企業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產生以來，就利用中國的傳統商人和商業渠道開展各種業務。到19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外資在華開辦各類企業的地域開拓、數量增加和業務擴展，其利用中國傳統商人和商業渠道的範圍和數量也急劇擴大。這使更多的中國商人在被雇用為外資企業買辦的同時，也成為外資企業的經營者和投資者。

  在利用中國傳統商人方面，主要是進一步利用和擴大買辦制度，從而也使買辦的隊伍不斷擴大。這首先表現為上海的買辦數量擴大，且逐漸由以廣東人為多轉變為以江浙人為主。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上海替代廣州而日益成為中國的外貿和外資企業中心，加之浙江和江蘇地區的大量商人為躲避太平天國起義而紛紛湧入上海，作為外國商行和企業代理人的買辦隊伍也開始較快地擴展起來。到1861年之後，除了以廣東商人為主的早期買辦繼續增加之外，其他地區的一些商人也日益增多地進入買辦行列，尤以浙江和江蘇商人為多。有人說：「沿海各郡，自五口既開之後，士民嗜利忘義，習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來，至今未睹戰勝之利，於是妄自菲薄，爭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語、悉洋情，猝致富貴，趨利若鶩，舉國若狂。」其中尤以寧波商人為最，紛紛依附洋行，「充任各洋行之買辦，所謂康白渡者」，「其餘在各洋行及西人機關中充任大寫、小寫、翻譯（昔曰「通事」）、跑街（昔曰「煞老夫」）者，亦實繁有徒」。湖州、蘇州、紹興的商人也在與外商進行絲、茶貿易中迅速轉變成為買辦。有記載說：「道光以後，湖絲出洋，其始運至廣東，其繼運至上海銷售。南潯七里所產之絲尤著名，出產既富，經商上海者乃日眾。與洋商交易，通語言者謂之通事，在洋行服務者謂之買辦，鎮之人業此因而起家者，亦正不少。」

  其次表現為其他通商口岸的買辦增加。從1860年起，各通商口岸隨著外資企業逐漸進入，充當買辦者也相應增加。據現有研究，天津、漢口、九江、鎮江、蕪湖、汕頭、煙臺等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開放的通商口岸都從1860年起有買辦出現，特別是前三個口岸的買辦數量隨著洋行的增加而快速增加。如天津開埠以後，上海、廣州的廣東籍和寧波籍買辦隨洋行北上，還引薦自己的同鄉充當買辦，形成了廣東幫和寧波幫，到1894年時已有著名買辦12人；漢口和九江各有著名買辦13人和11人。如寶順洋行在香港、廈門、汕頭、福州、鎮江、九江、寧波、漢口、天津、煙臺、牛莊、淡水、打狗、基隆各地相繼設立分支機構，每地都雇有買辦，在天津雇有亞培、徐子榮，在牛莊雇有陳洛明，在鎮江雇有黃墨硯，在九江雇有徐渭南、鄭濟東，在漢口雇有盛恆山、楊輝山，在煙臺雇有梁枝等。

  再者表現為單個外資企業和新興行業所雇用買辦數量的增加。這一時期外資企業的規模有所擴大，經營範圍也有不同程度的擴展，特別是一些新興行業的出現和發展，其所雇用的買辦也相應增加。據現有記載，各洋行在1860年以後雇用的買辦人數及其占1831-1894年所雇用買辦總數的比重為：旗昌洋行17人，占80.95%;怡和洋行21人，占70%;寶順洋行14人，占66.67%;瓊記洋行11人，占55%;其他各洋行買辦72人，占總數（除1894年以後雇用者1人外），占90%。外資銀行在1865年後所雇用的買辦27人，占總數（除雇用時間不詳者3人外）的90%。外資輪船公司在1865年後所雇用的買辦15人，占總數（除雇用時間不詳者1人外）的88.24%。買辦數量在這一時期急劇增加的狀況，與此可見一斑。

  在利用中國傳統商業方面，外資企業主要通過三種途徑。

  一是利用買辦自己開設的商號。這種現象從60年代起逐漸普遍化。有些買辦原本設有商號，在其成為買辦之後就以其原有的商號服務于洋行。如瑞記洋行買辦吳少卿原系上海成順泰絲棧主，延昌恆洋行買辦楊信之原先設有上海泰康祥絲行和絲棧，旗昌洋行買辦阿堯原本辦有平祥絲號和瑞祥絲號，怡和洋行買辦祝大椿原先設有源昌煤鐵五金洋貨行。有些買辦則在出任買辦後開設商號，為洋行對口服務，其中最典型的是上海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和寶順洋行買辦徐潤。唐廷樞先後開辦了修華號棉花行、謙慎安茶棧，以及泰和、泰生和精益3家錢莊，並通過設立分號將業務活動延伸到漢口、天津、揚州、鎮江及內地。謙慎安茶棧就在產茶的內地設有7所分號。徐潤從1861年升任買辦後又先後開設寶源絲茶土號及立順興、川漢各貨號，經營範圍包括絲、茶、菸葉、白蠟、黃白麻、桐油等出口貨。

  二是通過買辦溝通其他華商行號。買辦一方面自己四出聯絡華商，另一方面以自己所掌握的進出口業務而吸引華商，與華商結成廣泛的業務關係。像唐廷樞、徐潤這樣的大買辦擁有廣泛的華商支持系統自不必說，其他買辦也程度不同地以華商作為自己的業務活動渠道。如在唐廷樞之前擔任怡和洋行買辦的林欽以其所開設的福興隆茶號與11家華商茶行建立收購關係，福州寶順洋行的買辦阿蒙把收購茶葉的業務全部包給商人王召庭開設的金記行，王召庭又通過數以百計的小茶商廣泛收購茶葉。推銷洋貨的渠道亦是如此。上海天福洋行買辦胡熙垣、廣昌洋行買辦袁承齋開設的義泰和紗布號，推銷洋貨的渠道一直聯繫到「四川幫商人」。沙遜洋行買辦陳蔭棠依靠「潮州幫」而得以每年推銷價值600萬兩左右的鴉片。

  三是洋行直接與華商建立供銷關係。洋行為了擺脫買辦的中間阻梗，以便通暢、廣泛地展開對華貿易，逐步通過給華商提供「冒名」、「包銷」、「子口半稅單」等便利條件，與之建立直接的業務關係。如19世紀60年代時上海就有不少華商「以洋商出名」設行收棉花。19世紀70年代以後，通商口岸華商「掛洋行牌子則比比皆是」。仁記洋行的進口布匹有蕪湖的7家華商承銷，並再轉由漢口的4家華商販往內地。在漢口，經華商之手而出口的茶葉在1870年時達54%,出口的牛皮亦多由洋商「從漢口市支那（即中國）牛皮行買入生牛皮」。在洋行提供的「子口半稅單」保護下，內地華商得以直接到通商大埠運銷洋貨。如四川商人直接到上海販運洋貨；由鎮江、寧波、漢口、九江、福州、廈門、蕪湖等口岸進口的各種洋貨，由華商運銷到省內外各州、縣。凡此種種，使洋行與華商的直接業務關係日益廣泛。在19世紀60年代前後，上海「從英美兩國進口的紡織品有一半是由華商訂購的」，其他進口洋貨由華商訂購者多達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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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值得注意的是，外資企業吸收了大量的華商資本。可以說外資在華企業從一開始就是利用華商資本而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外資航運企業——旗昌輪船公司的創辦者金能亨自稱：「創建資金是由中國人匯集的」，他們是「最大的股東」，公司股本總額100萬兩中有70萬兩來自華商。第一個外資保險企業於仁洋面保安行是「廣東省城商人聯合西商糾合本銀」而創設的。第一家在華設立總行的外資金融企業滙豐銀行，「許多中國商人」都與之「有利益關係」。在最早出現的幾家外資繅絲廠中都有華商股本。如1882年設立的怡和絲廠，「全部股票的十分之四由外國人出資購買，其餘由中國人購買，董事中華人三人、外人三人」。外資企業對華商資本的吸收，隨著其規模的擴大而不斷增加。僅就有案可查的各外資企業華人大股東人數而言，19世紀60年代為18人，70年代為27人，80年代為21人，90年代為64人；涉及的外資企業有63家，實收資本總額達4030萬餘兩，華人股本約占其半。

  這種外資企業利用中國傳統商人、商業和資本的過程，既是把中國傳統商人轉變為它們的代理人和依附者的過程，也是使中國的傳統商人轉變為近代商人和資本家的過程；既是它們向中國推銷商品和掠取原料和財富的過程，也是把中國的傳統商業和市場捲入世界商貿體系和市場的過程；既是把中國經濟逐漸拖入半殖民地化境地的過程，也是引起中國自辦新式企業挽回利權、產生某些資本主義性經濟變化因素的過程。

  首先，外資企業雇用中國商人為買辦和職員，使他們不僅積累起巨額的資金，而且獲得了一定的經營管理資本主義企業的經驗和知識。在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和買辦數量增加的同時，買辦所持有的資產也得到了相應的擴大。買辦的收入主要有以下兩項：一是薪金，月薪為幾百至千餘兩白銀；二是佣金，一般為其所代理買賣金額的2%-3%,這是買辦的主要收入。買辦收入的總數，雖沒有確實的統計，但有學者從兩個角度做過估計：一是按照外貿進出口總值和買辦提取佣金比重所作的估算，1864年之前中國外貿總值約為年均5000萬元，累計約為1億元，買辦所得的佣金為2000萬——3000萬元；1864-1894年，外貿總值累計為75.9億元，買辦所得的佣金為1.5億——2.2億元，加上前期則為1.7億——2.5億元。如果再加上買辦的其他收入和沒有買辦名義的買辦商人的收入，其總數有3億——4億元。二是按照外國在中國設立洋行總分行及其所雇買辦的情況進行估計，以每個洋行平均雇用一至三名買辦，每名買辦平均任期三到十年，到19世紀70年代時，先後做過買辦的至少應有二三千人；如再加上那些雖沒有買辦名義，但實際上卻為洋行對華貿易服務的買辦商人，其總數至少也有四五千人。從低以每個買辦擁有5萬——10萬兩資產計算，便共有資產2.5億——5億兩。如果以此類推，那麼到1894年時，買辦的總資產至少有4億——8億兩，這一估計數字未免過大。這兩個數字雖然都只是一種估計，但也可以確認買辦已掌握了巨額的資金，已具有巨大的投資能量。這些買辦一般都程度不同地參與了所雇用外資企業的經營管理，甚至出任董事和高級職員，使這些舊式商人在資本主義企業中經受訓練，逐漸轉變為精通業務的新式企業經管人員，後來有不少人成為中國自辦新式企業的創辦人和經管者。如洋務派所辦的各民用企業，幾乎全部由買辦擔任經營管理之職；在1894年前創立的商辦企業中，由買辦創辦和管理者亦為數不少。

  其次，外資企業雇用大量的中國工人，不僅使中國產生了第一代產業工人，而且為後來華資企業的產生、發展提供了部分技術工人來源。如在廣州、上海外資船舶修造廠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工匠，從60年代起不斷受聘於中國的官辦和商辦企業。洋務派首領之一的張之洞曾指出：「粵工多習洋藝，習見機器，於造槍、造彈、造藥、造雷，皆知門徑；香港素多鐵工，尤易招致。」洋務派所辦的各企業，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間接招聘在外資企業中受過訓練的工匠擔任技術工人。在商辦企業中也不乏這種現象，如廣州造紙廠成立時「雇用了幾個以前曾在美國的造紙廠中工作過的中國工人」。

  第三，外資企業大量吸收華商資本，引起了中國商人投資於新式工業的興趣，對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的轉化起到了一定的啟蒙導向作用。後來，這些附股於外資企業的買辦或其他華商投資創辦自己的企業，與其附股外資企業的感受不無關係。這些華商附股者投資的雖然是外商企業，並處於依附的地位，但是所投資金作為資本的功能及其本人作為資本所有者的資本家屬性是同樣存在的，且有自己相對獨立的利益所在和追求。因此，他們實質上已成為中國最早的資本家。

  第四，外資在華開設新式企業，為封建社會的中國注入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並以其先進的生產技術、管理方式和高額的效益、優質的產品，逐漸引起中國人的注意乃至直接仿效，使創辦資本主義企業的風氣逐步打開。早在19世紀60年代，洋務派干將盛宣懷就指出：「火輪船自入中國以來，天下商民稱便，以是知火輪船為中國必不能廢之物，與其聽中國之利權全讓外人，不如藩籬自固」，自辦輪船公司。後來成為民族資本麵粉和紡織大王的榮德生在1900年自述道：「余自十九歲至粵，至本年滯港，來來往往，曾見興新業而占大利者已不少，如太古糖廠，業廣地產，火柴，制罐食品，電燈，自來水，礦業等等，頗欣慕。」外資企業的出現也使封建主義的堅冰開始裂縫，民族資本企業得以援例而設。正如李鴻章在籌設輪船招商局時所說：「我既不能禁華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華商之自購輪船？」「以中國內洋任人橫行，獨不令華商展足耶？」

  西方列強憑藉武力獲取的種種特權，並通過利用中國的人力和財力對中國開拓貿易和設立企業的過程，既使中國經濟被日益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潮流之中，並逐漸引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產生，又達到了它們對華經濟侵略的目的，甚至開始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後者是它們的主觀動機所在，前者是它們帶來的客觀結果，兩者將對這一時期以及以後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產生既傳動又抑制的雙重影響。

  二　商辦新式工業企業的產生和初步發展

  在對外貿易和外資企業的影響下，商辦企業陸續出現。這時期的中國商辦新式工業企業與洋務企業一樣，最早出現於1865年前後，又受外貿和外資的影響較多地集中在外貿服務工業、出口加工工業、進口替代工業三個行業領域，到1884年時已在下述行業中產生了新式企業。

  作為外貿服務工業的主要是船舶修造企業和輪船航運企業。在1865年之前，廣州和上海都已有少數以手工生產為主的作坊型的船舶修理企業，1865年之後，特別是1870年之後，則有較為明顯的發展，尤以上海為突出。在1866-1891年間，上海大約先後出現過27家能夠修理輪船的中小型機器廠。這些工廠大多是在為外資船舶修造廠服務的鍛鐵、造船手工業作坊的基礎上積累起一定數量的資本，添置一二台簡單車床而逐漸發展為有一定機器設備的資本主義性企業；其資本薄弱，數額小者為100元，大者為500元，生產設備也比較簡陋。其中稍具規模的主要有兩家：一是1865年前後成立的均昌修船廠，其創辦人梁鳳西、李松雲均系買辦出身。19世紀80年代前期，該廠資本已增至4.7萬兩，造成小輪船6艘，噸位雖較小，技術則較先進，航行時速一般都在13海里左右，高於外資船廠所造輪船的時速。在造船過程中，工程師由曾在江南製造局學習過技術的廣東香山人許啟邦擔任，其他一切設計、繪圖、監造的工作亦均由中國人擔任；但到1884年，因原創辦人股票投機失敗而破產，改組為發昌船廠，繼續從事輪船修造業務。二是1874年成立的附屬於輪船招商局的同茂鐵廠，它在初創時只能做零星的輪船修理，兩年後就擴充為運用汽機的中型修船廠，能自制汽船的鍋爐、引擎等。

  作為出口加工工業的有繅絲和榨油兩類企業，尤以繅絲企業為主。在這一時期中，華商創辦的機器繅絲企業集中在廣東和上海地區。

  在廣東地區，第一個產生的機器繅絲企業是繼昌隆繅絲廠。它是華僑商人陳啟源鑑於世界生絲市場的廠絲（即機器所繅之絲）熱銷行情和廣州土絲出口衰落的狀況，於1873年在南海縣創辦的。它在創辦之初只有資本7000兩、繅絲釜位數十個，後來規模逐漸擴大，最多時達到800釜位、700名工人。在生產技術上，初期採用腳踏法國式繅絲車，後來改用蒸汽動力，生產效率比傳統的舊方法提高5-9倍，而且所繅之絲粗細均勻，色澤潔淨，彈性較大，售價也高1/3，獲利頗豐。此後，「三四年間，南（海）順（德）兩邑相繼起者多至百數十家」。到1894年，廣東的機器繅絲廠已發展到88家。如果包括規模和機械化程度較低的繅絲工場在內，廣東則有二三百家之多，已成為出口生絲的重要生產基地。

  在上海地區，機器繅絲業也從1882年開始發展起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公和永絲廠，由上海絲業公所主持人之一的浙江絲商、公和洋行買辦黃佐卿（宗憲）創辦，有資本10萬兩，設置法國造繅車200部；到1892年時，發展成為擁有資本30萬兩、繅車380部、職工1000名的大型繅絲企業。1890年後，上海的華商機器繅絲廠有所發展，到1894年時機器繅絲廠共有8家。上海的機器繅絲廠，其數量雖比廣東少得多，但規模比廣東大得多，機械化程度比廣東高得多，資本總數達206萬餘兩，超過廣東地區繅絲廠資本總數163萬餘兩的26.38%;繅車總數達2576部，且大多為義大利造，較廣東所用的法國造更為先進。單個企業規模最大的，是買辦化大商人葉澄衷在1892年創辦的綸華繅絲廠，擁有資本40萬兩、繅車500部；規模最小的錦華繅絲廠也擁有資本12萬兩、繅車150部。而且出現了同一創辦人開辦第二家企業的現象，如黃佐卿在擴大其公和永絲廠的同時又集資33萬兩創辦新祥機器繅絲廠，擁有繅車418部、職工850人。還出現華商購併外資繅絲廠的新現象，如1882年成立的英商公平絲廠於1885年為華商所租辦，後來又完全轉為華商企業；1892年開辦的美商乾康絲廠，不久也轉賣給了中國商人。

  機器榨油業尚處於萌發狀態，所設企業為數極少，規模也很小。1885年之前開辦有兩個企業，即1879年開辦的汕頭榨油一廠和1881年前開辦的潮陽榨油廠。此後，到1893年僅有汕頭榨油二廠之設。這3家企業，資本均在1萬兩上下。

  作為進口替代工業的企業，其範圍較前兩類企業為廣，涉及了麵粉、火柴、造紙、鋸木、製糖等行業的企業。其中產生最早的是麵粉企業，數量最多的是火柴企業。

  在麵粉製造業方面，最早出現的企業是1878年在天津成立的貽來牟機器磨坊。它由曾任天津招商局總辦的朱其昂創辦，規模較小，只有機器2座，估計有資本1.5萬兩，僱工30名，日產粉能力150包。此後，於1883年和1891年，上海、北京先後各有1家麵粉廠成立，規模相仿。

  在火柴製造業方面，第一家企業出現於1879年，到1894年前發展至11家。第一家火柴企業由日本歸僑衛省軒在廣東佛山創辦，取名「巧明火柴廠」。該廠規模較小，資本不過3000兩，工人數十人。規模最大的一家企業是由大商人葉澄衷大約於1890年在上海創辦的燮昌火柴廠，有資本20萬兩，僱工800名，日產能力50箱。其餘9家則分布為廣州2家、九龍1家、重慶2家、天津1家、廈門1家、浙江1家、太原1家。這些火柴製造企業名為工廠，實則均為採用手工生產的工場，規模較小，產量很少。

  除了以上兩個行業之外，具有進口替代性質的行業企業還有：造紙企業，第一家企業於1882年創辦於上海，1884年投產，名為「上海機器造紙總局」，創辦資本11萬兩，到1892年因虧損，以87500兩轉讓他人，改名「倫章造紙局」。此後，到1894年前又增設4家，分布為廣州1家、寧波1家、香港1家、南海1家，其中唯有1890年創辦於廣州（南海）的宏遠堂機器造紙廠規模較大，有資本15萬兩，是這一時期規模最大的一家造紙廠。此外，從19世紀70年代起，還開辦了印刷企業8家、鋸木廠2家、製糖廠2家。

  三　商辦新式工業企業的總體狀況和特點

  上述各行業中商辦新式工業企業，到1894年時約139家，資本總額約455萬兩，其企業種類及資本構成狀況如表3-8所示。表3-8可見，這一時期的商辦新式工業企業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絕大多數企業集中於外貿服務業、出口加工業和進口替代品製造業。繅絲業幾乎完全為出口服務，它的產生和發展也是由生絲的大量出口所推動。僑商陳啟源所以會返鄉創建繼昌隆絲廠，主要是有鑑於世界生絲市場的行情和廣州生絲出口的狀況。該廠投產後，「出絲精美，行銷於歐美兩洲，價值之高倍於從前」，「期年而獲重利」，從而刺激了南海、順德乃至廣州繅絲企業的迅速發展，也使廣州地區的廠絲出口量從1883年的1254擔，增至1885年的3437擔、1890年的10219擔、1895年的18179擔。

  表3-8 1865-1894年商辦新式企業統計表（資本單位：兩）

  資料來源：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457、461、477、478頁；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611-614頁；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1170-1173頁。

  說明：（1）另有礦廠1家，在湖北荊門，其餘不詳。（2）「廠數」指創辦數，非實存數。

  上海的機器繅絲業也同樣是為了取得更好的輸出效益而開設的。其產品的出口量在上海生絲出口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尚不到10%,這主要是因原料供應不足，使絲廠不能滿運行生產所致，實際上絲廠產品也是全部供應出口的。1894年時，上海有華商繅絲廠8家，共有繅車2576部，合計年產量為2782擔；還有外資繅絲廠7家，共有繅車約3000部，如參照華商絲廠的產量計算，其年產量約為3240擔，而1895年上海所出口的廠絲為6276擔，與上海華商和外商絲廠的年產量之和基本相等。

  榨油廠的產生也與食油出口有著一定的關係。火柴廠、麵粉廠、造紙廠的產生，則主要是生產進口替代品，一是為了塞漏卮、挽利源，二是為了仿製洋貨以供市場所需。

  船舶和機器修造廠的出現，最初直接出自來華外商輪船修理的需要，後來陸續發展到賣船、造船和造機器。如1869年成立的第一家機器修造廠——上海發昌機器廠，其業務範圍為「小火輪出售」、「專造大小火輪船機器」、「兼造門市車床、汽錘、銅鐵器皿」。可見這些工廠的產生和發展與受外資的刺激頗有關係。

  第二，絕大多數企業集中於上海、廣東兩地。該兩地合計，企業有124家，如果把汕頭包括在廣東之內，則為126家，占企業總數的90%左右；資本有428.7萬兩，占資本總數的比重高達94.28%。如果把這兩地分別計之，則上海有企業29家，廣東有95-97家，廣東遠比上海為多；但從資本數量來看，上海為244.5萬兩，廣東為184.2萬兩，則上海超過廣東32.74%,企業的平均資本分別為8.4萬元和1.9萬元，相差3.42倍。這表明了上海和廣東兩種不同的工業建設和發展模式，即上海以創建大企業為主，設備較先進，這一階段所出現的幾家規模最大的企業全部集中在上海；廣東則以創建小企業為主，設備較落後，但效益並不差，如上述的繅絲工業，廣東的總體效益就要比上海好。

  第三，繅絲業占絕對突出地位，其他各業均處於起步狀態。這一階段所設立的商辦工業企業中，繅絲企業達97家之多，占總數的69.78%;其資本數達372.4萬兩，占總數的81.90%,且企業的平均資本額也較大，位居第二。可見，這一階段的商辦工業，除了繅絲業已形成相當規模和水平之外，其餘各業均處於剛剛起步的狀態，或是企業規模較小，或是企業數量較少。如果計及各行業所設企業的創辦時間，則這一特點就更為明顯。表3-8中本階段已產生行業在1894年之前所設139家企業中，有72家設立於1885年之後，占總數的51.80%,且後期設立的企業資本額大多較前期設立者為大，如資本數量最多的繅絲業中，上海的8家企業有7家成立於1885年之後，資本量為175.6萬兩，占該業1894年資本總量的47.15%。本章為了便於統計，也便於讀者對這一階段產生的各行業有整體的了解，所以將1885年前後兩個階段成立的企業合在一起考察。

  第四，各類企業資本規模大小懸殊。規模最小的是船舶和機器修造業，平均每家企業的資本額僅有625兩；規模最大的是造紙業，企業平均資本11.8萬餘兩；位居第二的繅絲業，企業平均資本3.8萬餘兩。這種企業平均資本數大小懸殊的狀況是由各類企業的產生途徑所決定的。船舶和機器修造業各廠都是在原有手工作坊的基礎上添置少量機器設備而轉化成的，因而手工生產和機器生產並存，技術水平低下，集資方式多系獨資或合資。這也表明這類企業與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關係較為密切。那些規模較大的企業，則是以引進外國的生產設備而建立起來的，機械化程度較高，技術水平較先進，投資需要量也較大，大多採取招股集資的方式，因而與資本主義萌芽無多大關係。其他中等規模的企業的產生途徑，基本處於新舊共存狀態，或由手工作坊轉化而來，或以手工生產與機器生產並存。總的來說，這一階段的商辦企業或從手工作坊轉化而來，或引進外國設備全新建廠，兩者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