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外資企業發展和買辦隊伍擴大

  一　外資貿易商行的擴展

  中國的對外貿易主要是通過在華外資貿易商行——洋行進行的。早在中國開埠通商前的大半個世紀內，廣州作為中國唯一的外貿口岸就已設有一些外國商行的代理商行和獨立經營的外商洋行。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新舊洋行開始陸續向不斷增開的通商口岸轉移、擴展或新設，數目有所增加。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列強雖然進一步取得了向中國進行經濟擴張的特權，但中外貿易因受太平天國的影響而很少有新的發展，從事中外貿易的洋行也少有增設。自清軍攻下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的第二年（1865年）起，洋行才隨著中外貿易發展的需要而呈現出新的擴展勢頭。

  一是洋行的數量增加和國別構成變化。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19世紀40年代約有洋行40家，到1864年應有所增加，但因缺乏統計資料，確切數字無可稽考，估計不會超過150家。1872年增至343家，1894年達到552家，最多的年份1893年為580家。這些洋行的國別構成，按1872年的情況進行排序，占第一位的是英國，1872年時有221家，占總數的64.43%;1894年時增至350家，占63.41%;最多的1892年為363家，占總數579家的62.69%,比重略有減少。占第二位的是美國，1872年有42家，占12.24%;1894年減至31家，比重也降至5.62%;最多的1873年為52家，占總數345家的15.07%;最少的1883年為18家，占總數354家的5.08%。占第三位的是德國，1872年有40家，占11.66%;1894年增至85家，占15.40%（期中未出現更少和更多數量的年份，以下凡未指出的皆同）。占第四位的是法國，1872年有17家，占4.96%;1894年增至32家，占5.80%,比重有所下降；最少的1875年有6家，占總數343家的1.75%。占第五位的是俄國，1872年有9家，占2.62%;1894年有12家，占2.17%;最多的1877年有18家，占總數349家的5.16%。其餘各國的洋行數，在1872年時3家以下，並在這一時期中一直增加不多，唯有日本的情況比較特別。在1872年時尚無日本洋行出現，1873-1876年均只有1家，到1877年即增至9家，接著在1879年和1880年又下降至2-3家，此後就大幅增加，最多時的1888年達到67家，占總數521家的12.86%,1893年時為42家，尚占總數的7.24%;1894年下降至9家，為不正常現象。因此，到1893、1894年時，洋行的國別構成及其排序情況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英國仍位居第一，只是比重略有下降；德國從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比重有較大提高；日本從沒有位次者躍居到第三位，來勢頗猛；美國從第二位降至第四位，就1894年的情況來看，已低於法國，但總體狀況尚明顯好於法國；法國的洋行數量雖有較大的增加，但還是從第四位降至第五位；俄國則從第五位降至第六位。

  二是大洋行的新出現和洋行分布地域的擴大。這一時期新設的洋行以中小洋行為多，但也出現了一些著名的大洋行，尤以後來居上的日本和德國為多。如英商太古洋行（Bullerfield&swire），於1867年在上海設立，1870年設分號於香港，1872開辦太古輪船公司，先經營布匹進口和茶葉出口貿易，代理英國藍煙囪輪船公司業務，後逐漸擴大至拖駁、船廠、糖房、油漆廠、碼頭、堆棧、保險等業務。

  日商開設的著名大洋行有三：一是三菱洋行（Mitsubishi Co.)。它是三菱公司（1873年設立）於1875年改稱「郵便汽船三菱會社」後即來中國設立的，先是經營橫濱至上海的輪船航運業務，到1894年時已在上海、漢口、香港等地設立支店或代理處，經營範圍擴大到航運、工礦投資、保險及進出口貿易。二是三井洋行（Mitsui&Co.)。它是三井物產會社於1876年在東京創辦後旋即來中國設立的，先後在天津、上海、香港、營口設立分支店所，以經營進出口貿易和航運業為主，如租船向上海輸入煤炭等。三是吉田洋行（Yoshida&Co.)。它於1885年在上海成立，先後在漢口、青島、天津、蕪湖、南京、鎮江、無錫、杭州、松江、江陰、蚌埠、海門、揚州、高郵、泰縣、仙桃、沙市、孝感、廈門設立分號，所進口的物品包括棉紗、棉製品、毛紗、呢絨、人造絲紗、人造絲綢、五金、五金工具、化學藥品、砂糖、罐頭、麵粉、油類、染料、塗料、麻袋、麻線、電料、建材、化妝品、菸草、鐘錶、收音機、陶瓷器、雜貨，出口的物品有穀物、油粕、棉花、羊毛、皮革、制油原料、飼料、油脂、麻、麻製品、豬鬃、蛋類、禽毛、獸腸、蠶繭、礦物、中藥材、棕櫚、竹皮、生絲、綢緞以及四川各種土特產，並開辦有榨油、棉花加工、玻璃器皿製造、清酒釀造、麵粉等工廠。

  德商開設的最著名洋行有二：一是瑞記洋行（Arnhold,Karberg&Co.)。它於1866年在廣州開辦，旋遷香港，經營蠶絲及雜貨貿易，1881年和1883年分別在上海和漢口設立分號，經營的範圍幾乎包括所有的經濟領域，從化妝品到飛機、大炮的貿易，也辦理工廠、礦山、航運、貸款等業務。二是魯麟洋行（Reuter,Brockelmann&Co.)。它於1878年在廣州創辦，1880年設香港分號，1885年到上海開業，並漸轉為總號，1890年後又設台灣和天津分號。其經營範圍極廣，進口品包括德、英、法、比、美、加、澳等國所產的紙張、玻璃、文具、呢絨、毛線、五金、麵粉、食品、機器、電器、建材、化學品、鐵器、橡膠、香水、石蠟、毛紗、棉紗、布匹、照相機、自行車部件及雜貨；出口品包括紗頭、生絲、茶葉、皮貨、草帽、黃銅器、棉製品、葛製品、腸衣、豬鬃、古玩、蛋製品、瓷器、錫器、藤器、漆器、繡貨、發網、滑石粉、北京工藝美術品、籽仁、生皮、獸脂及其他中國土特產。

  就洋行的地域分布而言，則隨著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各洋行分支機構的推廣而不斷擴展。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到1894年，實開通商口岸已從5個增加到25個，新增者有潮州（汕頭）、天津、牛莊（營口）、鎮江、漢口、九江、登州（煙臺）、淡水、台灣（打狗、台南）（以上1860-1863年開設）、瓊州、宜昌、蕪湖、溫州、北海（以上1876-1877年開設）、拱北、九龍、龍州、蒙自（以上1887、1889年開設）、重慶（1891年開設）、亞東（1894年開設）。據現有資料記載，這些新開通商口岸中，除瓊州、宜昌、溫州、北海、龍州、蒙自、亞東在1894年之前尚未有洋行外，其他13個口岸已有多少不等的洋行出現。同時，各洋行的分支機構的地域分布也漸趨擴大，紛紛進入這些新開口岸，這從上面列舉的幾家新增大洋行的分支機構的分布狀況已可見之。在這些新開口岸中，尤以天津和漢口的洋行為多。在天津，1866年時有洋行15家，1879年增至26家，到1890年時已增至47家。在漢口，到1892年時有洋行45家。不過，天津和漢口的洋行多數是總部在上海、香港、廣州的大洋行的分號，幾乎所有著名的大洋行都在這兩個城市設立了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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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洋行的業務種類結構變化。1865年之前，各洋行的主要業務，進口幾乎都是鴉片和棉製品，出口幾乎都是茶葉和生絲。1865年以後，除了繼續經營原有的進出口商品外，其他商品大量增加，出現了一些專門進口鐘表、珠寶和五金機械的洋行，更多的洋行則擴大了進出口品種，業務種類漸趨多樣化。

  在經營鐘錶、珠寶進口方面的專業性洋行主要有：1864年在上海設立的德商亨達利洋行是一家鐘錶首飾行，經營鐘錶的進口銷售和修造，也兼營百貨，並隨即在天津和漢口開設分號。1867年在香港開辦的英商霍近拿鐘錶行（Falconer&Co.,G.)經銷一般鐘錶、精密計時錶、天文鐘、珠寶首飾及相關製作和修理業務。1883年在上海開設的法商大昌洋行（Gaillard J.)，經營範圍包括鐘錶、酒類、百貨及進出口貿易，並將分行推廣到天津、北京、漢口、福州、煙臺、旅順。1891年以前來華開業的法商烏利文洋行（Ullmann&Co.)先後在香港、上海、北京、天津、漢口設立分號，主要進口和經銷瑞士和法國的鐘表、珠寶首飾、水晶、水晶器皿、大理石鐘、刻花玻璃、銀器、電鍍器皿、光學製品、香料、香水等商品。1886年在上海開設的德商雙龍洋行（Agthe&Ismer）專營鐘錶、眼鏡、首飾的進口和銷售。瑞士商人於1870年在上海開設的永昌洋行（Hirsbrunner&Co.)經營鐘錶、珠寶首飾、雪茄、酒類、眼鏡、光學製品、打字機、航海儀器的進口和銷售業務。

  在經營五金機械進口方面的專業性洋行以德國洋行為突出。德國洋行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瑞記洋行和魯麟洋行之外，還有禮和洋行（Carlowitz&Co.)。這是一家著名的德國大洋行，雖於1845年在廣州發端，正式成立於1855年，1866年設香港分號，但它的迅速發展是在1877年上海分號成立以後。1886年天津分行設立，它乘清政府興辦洋務之機大做軍工生意，「曾供應數省地方政府以鑄幣機件作鑄錢之用，還供應麵粉廠、火藥廠、子彈廠、槍炮廠等的機器設備」，「還供應速射炮和軍火、鐵路材料、鋼軌、機車、客車、貨車等等。同時，該行從天津輸出的羊毛、草帽緶、豬鬃等」。1891年又在漢口開設分行，「也有與中國政府談判的買賣，並供應火藥廠、鋼鐵廠的器材，及附近萍鄉煤礦的採礦用的機器設備、煉焦爐等等」；從漢口輸出的則有「植物油脂、五倍子、斑貓、棉花，特別是畜產品，如鵝毛、鴨毛、豬鬃、蛋白、蛋黃及水牛皮」。到1908年時，「在各地分行總雇有歐籍職員250人，中國人和日本人共1000人」。

  這一時期的洋行，相對於中國傳統的商號來說，已是一種比較先進的商貿企業。特別是那些大型的洋行，以兼營或參股的方式，逐漸形成為集採購、銷售、運輸、倉儲、金融、投資、保險、出口加工於一體的商貿集團；有的憑藉與本國及其他國家的商貿關係而擁有廣泛的外貿渠道。這不僅使中國的傳統商號難以與之競爭，在外貿上更不得不依賴于洋行，而且逐漸引起中國傳統商業的仿效。

  二　外資交通和工礦企業的發展

  隨著西方列強對華貿易的擴展，從適應貿易擴展的交通運輸和商品加工需要出發，他們在華投資開辦資本主義性質的交通、工礦企業方面也出現了新的勢頭。

  輪船航運業是西方列強為擴大對華商品傾銷和原料掠奪而在這一時期興起的一個重要產業部門。西方列強在開展對華貿易之初，主要依靠設在本國的輪船公司，通過在華洋行代理，進行遠洋和沿海運輸，利用中國的木船進行內河運輸。從19世紀60年代起，隨著開放口岸的增加、長江航線的開放和中外貿易的發展，開始出現洋行自行購置輪船直接從事沿海和內河航運的現象，並逐漸形成高潮。美國學者劉廣京的研究認為："1862-1863年間，上海有不少於二十家洋行，每家都經營一、二艘輪船。……1864年，長江剛剛開放時，有十家以上洋行定造的輪船抵達中國。……有七家洋行試圖經營長江販運貿易的班輪。」

  有些資本較雄厚的洋行還在中國設立專業的輪船公司。在1848年時，曾有過外資在香港設立廣州小輪公司之事，但規模很小，且於1854年停業。到1861年以後，在華設立輪船公司從事中國沿海和內河航運業務，成為外資輪船航運業擴張的一種最主要的方式。據現有研究，這一時期在華設立的主要的外資輪船公司如表3-7所示：

  表3-7 1862-1883年開辦的主要外資輪船公司一覽表

  資料來源：聶寶璋《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輯（1840-1895）上冊，390頁；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131頁；黃光域《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481、758-759頁。

  說明：德忌利士輪船公司亦譯作「道格拉斯輪船公司」；另據聶寶璋《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輯（1840-1895）上冊第526頁記載，資本為942900元。

  表3-7所列的外資輪船公司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幾家公司：

  一是美商旗昌洋行所開辦的旗昌輪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它由旗昌洋行於1862年在上海設立，實際名稱為「上海輪船公司」，資本100萬兩，至少擁有8艘輪船，航行於長江、珠江和上海至香港的航線。1866年時，輪船增至12艘，資產總額達到196萬餘兩，並增闢上海至寧波、上海至天津的航線。到1872年，資本增至225萬兩，資產總額增至332萬餘兩，船隻增至19艘。到1877年，旗昌輪船公司糾合太古、華海兩家輪船公司對洋務派所設立的輪船招商局展開激烈的跌價競爭，結果傷及自身，不得不宣告破產，將所有船隻和航運設備賣給輪船招商局。

  二是英商太古洋行所開辦的太古輪船公司（The 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Ltd.)。太古洋行先在1866年聯合一些英商船主成立一個輪船公司叫做「中國海船組合」（俗稱「老太古公司」，China Coasters，或Coast Boat Owner），從事上海至福州及東南沿海各口岸間的航運業務，擁有5艘船隻。19世紀70年代，該組合的船隻增至7艘，並增闢牛莊至汕頭間航線。1872年，太古輪船公司正式在倫敦註冊成立，股本號稱100萬鎊，實收36萬鎊（合97萬兩），在英國訂造3艘新船，並收購了1867年成立的英商公正輪船公司的全部輪船和航運設備，共有6艘船隻，從而成為旗昌輪船公司在長江航線上最有力的競爭者。1874年，太古洋行在參與對招商局跌價競爭的同時，以中國海船組合集資購船開闢牛莊至汕頭航線，使其所擁有的船隻增至8艘。到1883年，太古輪船公司將中國海船組合合併，增資至50萬鎊，擁有輪船20艘。此後，太古輪船公司繼續通過擠壓輪船招商局，擴展長江和沿海航線，不斷增加船隻，到1894年時，所擁有的輪船達到29艘、34543噸，成為最大的在華外資輪船公司。

  三是英商怡和洋行所開辦的怡和輪船公司。怡和洋行先於1873年集資成立華海輪船公司（The China Coast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額定資本50萬兩，實收32.5萬兩（1875年全額收足），有輪船6艘，從事上海至天津和福州的航運業務。1879年，怡和洋行鑑於華海公司盈利頗豐，又集資30萬兩成立揚子輪船公司，專營長江航線。1881年又另購船隻開闢牛莊至汕頭航線。到1881年11月底，怡和洋行將先前所開設的輪船公司和航線全部合併，在倫敦成立印中輪船公司（即怡和輪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額定資本120萬鎊，實收449800鎊（合137萬兩），擁有17艘船隻。到1894年，也通過擠壓輪船招商局而獲得進一步擴展，輪船總數增至22艘、23953噸，資本略增至495890鎊（150萬兩），分公司遍及香港、上海、牛莊、廣州、鎮江、天津、蕪湖、汕頭、九江、寧波、漢口、煙臺，成為僅次於太古輪船公司的外資航運企業。

  此外，還需要提到的是省港澳輪船公司（The Hongkong Canton and Macao Steamboat Company）。它是珠江下游最大的外資輪船公司，由英商德忌利士洋行於1865年集資在香港創立，資本75萬元，旨在接替瓊記洋行和旗昌洋行在珠江下游的航運業務，以4艘輪船從事廣州、香港、澳門和珠江下游的航運業務，並形成其壟斷地位。

  除了直接在中國設立輪船公司之外，還有不少設在列強各國本國的輪船公司開闢了對中國的遠洋航線，有的還開闢了中國的沿海和內河航線。幾乎所有的侵華列強都有航行中國的輪船公司，它們主要通過委託在華洋行作為代理開展業務。這類輪船公司主要有英國的賀爾特海洋輪船公司（俗稱「藍煙囪航線」，1866年）、蘭卡歇爾輪船公司（1874年）、愛得輪船公司（1874年）、密爾本輪船公司（1874年）、皇家郵船公司（1879年）、里子輪船公司（1882年）、中國貨主互助輪船公司（1882年）、英印輪船公司（1891年）、殼牌輪船公司（1892年），美國的花旗郵船公司（1866年）、中國太平洋輪船公司（1873年）、東西洋輪船公司（1891年），德國的輪船行業局（1872年）、北德意志輪船公司（1886年），日本的郵便汽船三菱會社（1876年）、三井洋行中日航線（1876年），法國的郵船公司、孖地洋行廣東沿海航線（1891年），荷蘭的荷印輪船公司（1880年）、皇家郵船公司（1890年），俄國的黑龍江輪船公司（1871年）、黑龍江貿易輪船公司（1891年），奧地利的奧國郵船公司（1891年），等等。

  總的來說，從1861年以後到1894年，先後有近50家的外國洋行在中國經營輪船航運業，外國商人在中國設立過16個輪船公司和4家駁運公司，有25家外國遠洋輪船公司通航中國。中間雖有一部分在競爭中停業，但1894年之前，至少仍有7家外國輪船公司和10餘家外國洋行在中國沿海和內河經營航運，共有輪船180-190艘左右，計15萬噸上下；約25家外國遠洋輪船公司和企業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或代理店，經常來往的輪船近200艘，約66萬噸。

  在擴展輪船航運業的同時，外資還在尋求開闢鐵路交通和電報通信業，以便為其對華貿易提供更為便捷的陸上運輸和商情傳遞。

  西方列強圖謀在華建築鐵路權利的活動，從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開始就一直沒有中斷過，並在19世紀70年代作了一次嘗試。1872年，上海的英美商人聯合組成吳淞道路公司（Woosung Road Co.)，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在上海修築鐵路的陰謀活動。首先通過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以修建馬路的名義騙取上海道台馮焌光給予收購地基的權利；旋即改吳淞道路公司為吳淞鐵路公司，在倫敦掛牌集資，並於1874年12月擅自動工築路。1876年7月，吳淞鐵路築成通車，全路長10英里。不久因遭當地人民反對，清政府於1877年10月以28.5萬兩的代價贖回並拆除。由此，英美商人不僅從清政府那裡獲得了豐厚的贖路代價，而且在該路通車期間獲得了良好的效益，在1876年12月至1877年10月的10個月內，票價收入達38300元，嘗到了好處，也達到了把鐵路向中國「介紹進來」的目的。

  西方列強在中國開闢電報通信業的圖謀則開始於19世紀60年代初，到70年代得以部分實施。1870年4月，英國的大東電報公司（The Eastern Extension Australasia and China Telegraph）通過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向總理衙門要求獲得自廣州、汕頭、廈門、福州、寧波到上海的海底電報線架設權。隨即獲得總理衙門的「通融辦理」的許可，限以「線端不牽引上岸，與通商口岸陸路不相干涉」。於是，大東電報公司便將海底電報線接至停泊在吳淞口外的船上，基本上達到了目的。接著，由丹麥、挪威、英國、俄國商人聯合組成的大北電報公司（The 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以其子公司大北中日電報公司（Great Northern China and Japan Extension Telegraph Co.)於1873私自鋪設了上海至長崎、上海至香港的海底電報線。1881年，大東公司又乘李鴻章請求大北公司架設津滬電線之機，獲取了香港至廣州的電線架設權。

  隨著在華和來華運行外資輪船數量的增加，以修理輪船為主外資船舶修造廠也進一步發展起來。由於此類工廠直接與外資輪船航運業相關，所以最早於19世紀40年代中期在香港和廣州出現，並逐漸形成為香港和廣州黃埔地區的外資船舶修造業中心。接著上海、福州、廈門、汕頭、煙臺、天津等沿海口岸，也從19世紀50年代起出現外資船舶修造企業。60年代以後，除香港、黃埔地區的外資船舶修造業繼續發展之外，上海的外資船舶修造業迅速發展，形成浦東地區的船舶修造業中心，而且在機械設備和造船技術上也有較為明顯的改進。

  在香港、黃埔地區，1863-1866年新成立的工廠有9家，到1867年時經過競爭、兼併，獲得發展的主要有香港黃埔船塢公司（Hongkong and Whampoa Dock Co.）、於仁船塢公司（Union Cock Co.）、高柯船廠（Cow&Co.)和花嬌臣船廠（Ferguson&Co.)4家，共有泥塢、碎石塢、碎石洋灰塢等各種船塢12座。香港黃埔船塢公司的資本額從創辦時的24萬元，增至1865年的75萬元、1870年的100萬元、1886年的156萬元。據1867年的記載，各船廠「都裝備著鉗機浮門、蒸汽抽水機、旋床、刨床、螺鑽機、截斬機和壓穿機，還有鍋爐廠、煉鐵廠、鐵工廠和造船廠」。它們已成為規模較大、具有一定現代化程度的船舶修造廠，不僅能夠修理各種輪船，而且也製造和裝配了一些輪船。在1843-1869年間，該地區共設立外資船舶修造廠47家，總計造成新船21艘，多數為帆船；1869-1894年新設船舶修造廠19家，所造的新船達69艘，且多數為輪船。這表明，這一時期新設船廠較之上一時期不僅規模擴大，而且生產設備和技術水平明顯提高。

  在上海地區，外資船舶修造廠雖然在19世紀50年代已有所發展，但規模較小，設備較差，進入60年代之後，則狀況大有改變。1860-1865年共有9家船廠建成，其中最主要的是1862年建立的英商祥生船廠（Boyd&Co.)和1865年建成的美商（後改變為英商）耶松船廠（Farnham&Co.)。祥生船廠，在創辦之初稱「內格生船廠」（Nicolson&Boyd），到1865年經過改組而稱本名，已建有機工場、鐵工場、木工場、鍋爐房、翻砂鑄工場，機器設備則包括蒸汽引擎、鍋爐、車床、刨床、軋床、鑽孔機、剪截機、蒸汽鐵錘、熔鐵爐等，當時被譽為「東方設備最完備的企業之一」。到1888年時，已製造輪船31艘；1891年時改組為有限責任公司，擁有資本80萬兩、工人近2000人。耶松船廠，在開辦後的幾年內，租用他人的船廠和船塢進行生產，1884年時已能生產載重2000噸、航速11海里的先進輪船，到1892年時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擁有資本為75萬兩、工人2000餘人，並收購和豐船廠。該兩廠在1882-1893年間共造成大小輪船37艘，其中19艘為清政府所定造。

  此外，福州、廈門、汕頭、煙臺、天津也陸續出現了外資船舶修造企業，表現外資船舶修造業在這一時期開始普及開來。

  繼船舶修造業之後，外資從19世紀60年代起開始設立以繅絲和制茶為主的出口品加工工業。

  外資繅絲企業出現於60年代初，且集中於最主要的輸出口岸上海。1861年第一家外資繅絲廠——怡和紡絲局在上海成立，到1870年因虧損而停辦。從70年代末開始，外資絲廠重新崛起，並形成高潮，使上海成為既是生絲出口中心又是繅絲業基地。其中主要的絲廠有：1879年，旗昌洋行建成旗昌絲廠，到1882年時約有繅絲車400架。1882年則有三家相關企業成立：一是美商有恆洋行集資30萬兩籌建的絲綢公司，以織綢為主，兼營繅絲、染色，置有織機200張；二是英商公平洋行創辦的公平絲廠，置有繅絲車216架；三是怡和洋行設立的怡和絲廠，置有繅絲車200架。1890年以後又有4家外資繅絲廠出現，即1891年成立的英商綸昌絲廠、1892年成立的美商乾康絲廠、1893年成立的法商信昌絲廠、1894年成立的德商瑞綸絲廠。據20世紀初的記載，這4家繅絲廠共計約有150萬兩資本、1500架繅絲車。但是，這些繅絲工廠由於蠶繭供應的困難或經營的問題，到1894年時有5家破產，2家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唯有怡和絲廠1家獲得了較好的成效和發展。

  外資茶葉加工企業最早於1868年在台北出現。從70年代中期起，漢口成為外資機器茶葉加工業的中心，出現了一些俄國商人開辦的磚茶加工廠。1875年，漢口的英國領事報告說：「這裡有兩家俄國商人經營的磚茶製造工廠，他們用蒸汽機器代替了本地人多年使用的粗笨的壓機。"1878年時，漢口的外資磚茶工廠已增至6家，但真正使用機器加工的只有3家。到1894年前後，又有1家機器磚茶廠出現，合前為4家，共有磚茶壓製機15架、茶餅壓製機7架，能日產茶磚2700擔、茶餅160擔。從1872年起，俄商磚茶廠開始逐漸向福州、九江等重要茶葉出口地區擴展，截至1877年，福州已有9家茶廠，九江也已有了2家茶廠，此後基本保持這一狀況。

  此外，外資還開始向其他輕工業和公用事業領域擴展。如在出口品加工業方面，榨油、製糖、蛋粉、製革等企業有所建立。在進口替代品製造業方面，開設了一些麵粉、麵包、糖果、釀酒、汽水等食品工業和燭、皂、火柴、家具、建材、造紙和印刷等生活用品製造企業。在公用事業方面，設立了一些為來華外國人服務的發電、自來水和煤氣等企業。不過，這些輕工業和公用事業，尚為數較少，規模較小，處於起始狀態。

  三　外資金融和保險企業的擴展

  1865年是外資金融業在中國擴張的一個重要年份。在1865年之前的20多年中，外國銀行雖已開始在中國的香港、上海、廣州設立分行、代理處等分支機構，但數量尚不多，總行均未進入中國，業務也只限於為中外貿易服務的中西匯兌和外匯投機，唯有麗如銀行一家在香港發行鈔票。從1865年起，外資銀行的情況開始發生重大變化，這是從滙豐銀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在香港設立而開始的。

  滙豐銀行發起於1864年，是以控制中國金融市場為首要目的、廣泛滿足外國對華經濟擴張需要的第一家外資銀行。它的發起書聲稱：「目前在中國的銀行，只是總行設在英國和印度的分支機構，它們的目的局限於本國和中國之間的匯兌業務，很難滿足本地貿易的需要。……滙豐銀行就要彌補這個缺陷。」它設總行於香港，成為第一家將總行設在中國的外國銀行。它的最初資本由在香港的洋行老闆們集成，發起後又面向香港、中國大陸以及日本的商界廣泛招股；到1865年3月，額定資本500萬元即被認購滿額，並收足半數，從而又成為第一家在中國籌集資本的外國銀行。4月，香港總行和上海分行同時開業，同時在香港發行紙幣，1867年在上海發行鈔票。1866年，相繼在福州、寧波、漢口、汕頭設立分理處，其中漢口和福州分理處於1868年升格為分行。進入70年代以後，其勢力逐漸向各通商口岸擴展，先後在廈門（1873年）、煙臺（1876年）、九江（1879年）、廣州（1880年）、北海（1880年）、天津（1881年）、澳門（1881年）、打狗（1886年）、北京（1889年）、牛莊（1892年）、基隆（1894年）11個城市開設分支機構。與此同時，其經濟勢力也迅速擴大，資產總值從1870年的3805萬元上升到1890年的14969萬元，上升了293.40%;同期的存款數額從940萬元增加到10311萬元，增幅達996.91%;發鈔數額從1874年的224萬餘元增至1892年的976萬餘元，增加了335.71%。由此可見，到1894年之前，滙豐銀行已成為一個規模最大、效益最好、影響最廣和勢力最強的外資銀行。

  在滙豐銀行設立以後，從19世紀70年代起，一批外資銀行陸續進入中國，並得到了其所屬國家政權力量的支持。

  英國的德豐銀行（National Bank of India）、大東惠通銀行（The Trust and Loan Company of China,Japan&the Straits）、中華匯理銀行（National Bank of China）相繼於1875、1890、1891年進入中國。

  德國政府於1872年支持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ktien Gesellschoft）到中國設立據點，到1890年又以德華銀行（Deutsche Asiatisehe Bank）取代德意志銀行，作為在中國的專營銀行。

  法國政府也在1890後專門成立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de L'Indo Chine），接替1860年在中國設立的法蘭西銀行（Comptoir D'Escom ptede Paris）分行。

  日本政府所支持的「作為執行政府政策的工具」、「對外貿易的責任銀行」的橫濱正金銀行，於1893年在上海設立了代理處，開始將觸角伸入中國。

  俄國政府所支持的華俄道勝銀行也於此時進入中國。

  經過20多年的擴張，到1894年時，西方6個主要列強國家中，已有英、法、德、日、俄5國的銀行勢力進入中國，只缺美國；外國銀行（包括滙豐銀行）的分支機構已達到45個，基本上遍及各通商口岸。與此同時，進入19世紀70年代以後，發行紙幣者從滙豐銀行一家擴大到此前成立的英商麥加利銀行、德華銀行、東方匯理銀行。由此，外國侵華金融資本系統已基本形成，使中國的金融市場和貨幣流通日益受到外資銀行的影響乃至控制。

  外資銀行還日益增多地向中國提供貸款，成為外國資本輸出的主要代理者。

  中國舉借外債始於1853年，到1890年共計舉借外債43筆、45922969庫平兩。1864年之前為13筆，數量總額為2234748庫平兩，貸款者主要是外國在華洋行。1865年之後為30筆，數量總額為43688221庫平兩，是上一時期的19.55倍，其中除了2筆外債由銀行和洋行合作貸款之外，由銀行單獨貸款者有20筆，合計數額高達32778739庫平兩，占這一時期外債總額的75.03%。顯而易見，隨著外資銀行數量的增加及其經營業務的改變，使之日益成為中國舉借外債的主要渠道。不過，由外資銀行所提供的外債，絕大多數出自滙豐銀行，計17筆、28964775庫平兩，分別占外資銀行貸款總數（筆數以22筆計）的77.27%、88.36%。其他外資銀行雖均有向中國提供借款的欲望和舉動，但除了英商麗如銀行和德國華泰銀行分別都單獨提供1筆、與洋行合作提供1筆、德華銀行提供1筆之外，大多在滙豐銀行的競爭下而沒有成功，可見從銀行和國別構成上來看，外資銀行向中國貸款尚未成為普遍現象。

  與金融業有著類同性質的保險業也在這一時期有比較明顯的擴展。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已有極少數的外資保險公司出現。據目前所能見到資料來看，最早出現的外資保險企業，是由一些在廣州的外國商人合資，於1805年在廣州成立的諫當保安行，到1836年由英商怡和洋行接管，並改組為諫當保險公司（亦稱「廣東保險公司」，Canton Insurance Company Ltd.).1835年，寶順洋行還在廣州（1841年移香港）創立於仁洋面保安行（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隨著中國通商口岸的開放、對外貿易和沿海貿易的發展，保險公司逐漸增加起來，並開始向各通商口岸推進。1857年，怡和洋行的諫當保險公司在上海和香港開設了分公司。1862年，由美商旗昌輪船公司在上海設立揚子保險公司（Yangtze Insurance Association），創辦資本40萬兩，實收20萬兩。1863年，由祥泰、履泰、太平、沙遜、匯隆5家洋行合資在上海成立了名為「保家行」（North China Insurance Co.)的保險公司，其實收資本，初創時只有12.5萬兩，到1869年時已增至30萬兩，不久又增至60萬兩。

  1865年後，在華外資保險公司有了進一步發展，新設公司不斷出現，舊有公司規模擴大。1865年，由華僑商人集股在香港開辦保寧保險公司（China Traders'Insurance Co.,在香港亦稱「中外眾國保險公司」），以美商瓊記洋行為總代理，仁記、德興、華泰、英茂、旗昌、利源、和記、德記等為地方代理行，在香港、上海、廣州、福州、天津、漢口、煙臺、九江、營口、寧波、廈門、汕頭等地經營水火保險業務。1866年（或說1867年），怡和洋行又在香港創辦火險公司（亦稱「火燭保險公司」，Hongkong Fire Insurance Co.,Ltd.).1867年，在香港的英國和美國商人聯合發起成立中華火燭保險公司（China Fire Insurance Co.,Ltd.)，先後在上海、漢口、天津、汕頭、廈門、福州、寧波、九江、煙臺、北京、廣州、營口、瀋陽設立分支機構。1870年，瓊記洋行在上海設立維多利亞保險行（Victoria Ins.Co.)，資本150萬元。同年，寶裕保險公司（China and Japan Marine Insurance Co.)成立。還有在1871年之前設立的中日水險公司（China&Japan Marine Insurance Co.).1871年，華商保安公司（China Traders Insurance Company）成立，資本6萬鎊。1875年之前，還有中國保險公司（Chinese Insurance Company）成立，資本6萬鎊。1875年，太古洋行又在上海設立海洋保險公司。1893年，立德洋行在重慶設立利川保險公司。在以前設立的保險企業中，諫當保險公司於1881年進行改組，額定資本擴大到250萬元，當年收足50萬元。於仁洋面保安行，到1874年時，其分支機構已發展到汕頭、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鎮江、漢口、煙臺、天津、牛莊、台灣及日本的某些商埠。揚子保險公司，在1865年以後，業務和規模都有了較大的發展，到1883年業務擴展到倫敦及世界其他地方，額定資本增至80萬兩；1889年，改組為有限責任公司；1891年，其創辦者旗昌洋行倒閉，公司便成為獨立企業。

  此外，外國保險公司也紛紛在中國設立代理機構。這些公司有：1861年前，英國公裕太陽火險公司（Sun Fire Office）；1861年，德國亨堡勃力門保險公司（Hamburg Bremen Fire Insurance Co.）、英國皇家保險公司（Royal Insurance Co.);1867年前，英國鳳凰火險公司（Phoenix Fire Insurance Co.）、英國巴勒保險公司（North British&Mercantile Insurance Co.,Ltd.）、英國永平保險公司（Imperial Fire Insurance Co.）、英國倫敦保險公司（London&Provincial Marine Insurance Co.）、英國環球保險總行（Liverpool London&Globe Insurance Co.,Ltd.）、英國皇后保險公司（Queen Insurance Co.）、荷蘭的水火保險公司（Batavia Sea&Fire Insurance Co.);1872年前，英國尤寧水險公司（Union Marine Insurance Co.,Ltd.of Liverpool）、荷蘭望賚保險總公司（Java Sea&Fire Insurance Co.);1884年，英國的永隆保險公司；1891年前，東京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Tokio Marine&Fire Insurance Co.,Ltd.）、德國北德商保險公司（Nord Deutsche Insurance Co.）、美國的永安保人險公司（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紐西蘭的南英保險公司（South British Fire&Marine Insurance Co.）、保宏保險公司（New Zealand Insurance Co.）、義大利的意泰保險公司（Assicurazioni Generali）);1891年，加拿大的永明人壽公司（Sun Life Assurance Co.of Canada）。

  這些保險公司，在初期都由相關航運企業合夥設立，主要為合伙人自己互相保險，都主要做輪船運輸方面的保險業務，後來逐漸發展為面向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專業保險公司，業務範圍也大有擴展。如香港火險公司，為公眾性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哈爾濱、北京、漢口、安東、宜昌、天津、福州、重慶、大連設有分號或代理處，經營範圍包括水火、家庭財產、盜難、地震及其他。於仁洋面保安行，在初期時它的「顧客就是該行的股東，它們用這個辦法為自己謀利。到1874年這個辦法結束了，這家保安行在倫敦設立了分行後，已經發展為其活動範圍遍及全球的一家大的專業保險公司，不再是只為股東提供互助保險的企業了。」上海各火險公司於1892年時議定的一份保費協議書寫道：「各款保費價目錄列後：一、上等雜貨洋棧，除絲茶洋布不在其內，每千兩一年計保費四兩。二、上等最好石庫房四面有牆者，或兩幢相連，四面高圍牆者，每千兩八兩。三、上等洋房號鋪堅固磚牆者，每千兩八兩。四、石庫門堅固房屋，前後磚牆，兩邊三五家屋面有風火隔牆者，每千兩十兩。五、市房門面仿洋式內系中國式者，每千兩十兩。六、木架市房洋布字號，每千兩十二兩。七、店號市房或住宅木架房屋，每千兩十五兩，煙館每千兩另加二兩。」這說明，這家保險公司所從事的業務是各種房產保險，與輪船航運已沒有什麼關係。這種經營業務的變化和擴大，在其他保險公司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現。

  總之，到1894年時，加上前一時期，外國在中國所辦各類企業的資本總額已達到21370萬元，其中商業資本9284萬元，占43.44%;工業資本2791萬元，占13.06%;交通業資本2615萬元，占12.24%;金融業資本6680萬元，占31.26%。可見，截至1894年，外資對華擴張的主要領域雖仍然在商業，但金融業已有較大增強，工業和交通業也開始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