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中外貿易狀況的變化

  一　中外貿易基本態勢的變化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取得了更多的對華貿易優勢條件，進一步擴大對華貿易，使1865-1894年30年間的中外貿易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狀況。這可通過該時期的相關統計數據來說明。不過，在近代中國，對中外貿易作較為系統的統計是海關總稅務司署成立以後才有的，此前雖然也有一些可資參考的統計資料，但缺乏系統性和可比性。現將海關所作的1865-1894年間的貿易統計數字列如表3-1，以示總體狀況。

  表3-1 1865-1894年中外貿易統計表（單位：千海關兩）

  資料來源：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pp.22-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周廣遠著《1870-1894年中國對外貿易平衡和金銀進出口的估計》，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4).

  說明：表中所列的「修正值」，系指對原統計資料數據的不合理之處經過修訂後的數值。對此，周廣遠的《1870-1894年中國對外貿易平衡和金銀進出口的估計》一文中有如此說明：在1889年以前，海關當局單純從稅收意義上去記錄進出口貨值，不是從國際收支的意義上去計價的。因此無論進口或出口貨值，都以進口和出口商品在該中國通商口岸的市場價格為準，這一計價方法一直延續到1903年。從國際收支的觀點來看，這種進出口貨值自應分別換算為進口貨的起岸價格和出口貨的離岸價格來表示。進口貨市價中應減去進口關稅、鴉片厘金和進口商品在起運、貨棧、訂貨佣金等投放市場前的一切雜費開支；出口貨市價應加上出口關稅和從口岸市場至出口商船上的一切雜費開支。此外，還需補充未列入統計的鴉片走私進口值、1890年開始單獨統計的對朝鮮貿易值。海關原有的統計方法，從對外收支的意義上來說是很不合理的。1889年以後，海關當局已注意到這一點，在每年的貿易報告中都附有一個進口按起岸價格、出口按離岸價格計值的修正數字，但估算仍不夠合理。因此有必要對海關原統計數字進行修正，具體方法是：修正進口值=海關統計進口值+從朝鮮進口值-當年進口稅-（海關統計進口值+從朝鮮進口值-當年進口稅）×4%（各項雜費的比重）-對朝鮮復出口值-鴉片厘金+鴉片走私進口值；修正出口值=海關統計出口值+對朝鮮出口值+當年出口稅+（海關統計出口值+對朝鮮出口值）×4%（各項雜費的比重）。

  1865-1879年的修正值由筆者依據周廣遠的方法另行統計，其統計過程見下表3-2:

  表3-2 1865-1869年進出口值修正統計表（單位：千海關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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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進口和出口原統計值、進口稅和出口稅，見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p.22、132；走私值（即鴉片走私進口值），見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2冊，598頁，北京，中華書局，1962.

  說明：（1）修正後的進、出口值與海關原統計相比，出口值歷年均比原統計為高，但進口值則前後期有所不同，1887年之後歷年均比原統計為低，1886年之前則高低不一。這主要是因為：1886年之前，作為修正進口值最主要增加數額的鴉片走私價值數量較大，但也有大小之別，當鴉片走私數量較小時，修正進口值就低於原統計值，反之則高於原統計值；1887年之後，由於九龍和拱北設立海關，香港和澳門這兩個最主要的鴉片走私渠道轉變為正式進口門戶，走私數量大幅度減少，加之同年還開徵鴉片厘金，使修正進口值時不僅在海關原統計進口值上所加的鴉片走私值大幅度減少，而且還要減去為數不少的鴉片厘金數額，所以修正的歷年進口值均低於原統計值。（2）劉克祥主編《清代全史》第10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第303頁也有同類數據，其每五年進口平均值與本表基本相同，依次為70.9、74.8、79.8、94.9、126.7（單位：百萬海關兩），但每五年出口平均值與本表相差較大，均在1500萬海關兩以上，依次為80.4、86.9、87.6、102.3、132.7（單位：百萬海關兩），因而擴大了出超值的狀況，不僅每期均為出超，而且數額較大，只是到1895年以後才開始由出超轉變為入超。

  從表3-1來看，1865-1894年這30年間的中外貿易呈現以下兩種態勢：

  第一，中外貿易有較大的增長。進出口總值從1865年的12019.7萬海關兩（修正值，下同）增至1894年的28605.9萬海關兩，增加了137.99%。如果以五年平均值計算，則從12921.1萬海關兩增至24308.7萬海關兩，增加了88.13%。其中進口值從1865年的6003.6萬海關兩增至1894年的14605.4萬海關兩，增加了143.28%;出口值增幅略小一點，從6016.1萬海關兩增至14000.5萬海關兩，增加了132.72%。如果以五年平均值計算，進口值從6712.8萬海關兩增至12539.9萬海關兩，增加了86.81%;出口值的增幅則略高一點，從6208.4萬海關兩增至11768.7萬海關兩，增加了95.22%。可見，這30年中的中外貿易有了較大增長。從五年平均進出口總值的增長狀態來看，呈現為前期、後期增長較快，中期增長緩慢的態勢：1870-1874年的第二期比1865-1869年的第一期增長了12.69%,1875-1879年的第三期比第二期的增幅降至6.26%,1880-1884年的第四期比第三期的增幅再降至3.38%,到1885-1889年的第五期比第四期的增幅快速上升至17.29%,1890-1894年的第六期比第五期的增幅又加速上升為29.58%。正是由於中外貿易的這種不斷增長，才使得海關稅收有持續較大的增加，也使清廷的財政收入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後得到逐漸的恢復和增加。

  第二，中外貿易平衡狀況的變化以1872年、1885年為界呈現為三個階段。1865年之前，中國的對外貿易基本上均處於出超的狀態，據表3-1所列的海關統計，到1864年時尚出超244.4萬海關兩。但是，1865年之後就開始轉變為入超的狀態，直至1871年。在這7年中，依修正統計值而言，只有1865年和1868年有少量的出超，如依海關的統計值而言，則始終處於入超的狀態，因此這一階段可以說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態勢階段。從1872年起到1884年，進入出超態勢階段。在這一階段的13年中，依修正統計值而言，除1879年和1882年有少量入超、1881年有較多入超外，其餘10年均為出超，因此這一階段可以說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出超階段。不過就海關的統計值來看，出超狀態只保持到1876年，其餘8年均為入超。這也是導致論者產生分歧之所在。從1885年之後，又轉變為入超階段。依修正統計值而言，除1887年和1889年有一定的出超外，其餘8年均為入超，如依據海關統計值則10年均為入超，年均入超425.9萬海關兩。這種從出超轉變為入超的現象，雖然從1885年以後開始出現，也為多數論者所指出，但其轉變的態勢則是從1879年，尤其是1880-1884年第四個五年期開始的。在此期間，出口平均值只從上一期的7996.1萬海關兩增至8015.6萬海關兩，增幅僅為0.24%,其增長已經處於停滯的狀態；而進口平均值的增長則有所加速，從7475.3萬海關兩增至7978.4萬海關兩，增幅達6.7%,從而顯示了出口優勢開始喪失，已進入出超與入超狀態逆轉的過渡階段。總起來看，這30年中，前25年年均出超尚有72.9萬海關兩，在整體上還保持著出超的態勢；但是，到最後一個五年期，入超的狀況開始嚴重起來，不僅每年均為入超，而且入超的數額也較大，年均達771.2萬海關兩，從而使整個30年也開始轉變為入超的態勢，年均入超67.8萬海關兩。

  二　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

  與上述中外貿易的數額增加和平衡態勢轉變相應，進出口商品的結構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對於進口商品的結構變化，嚴中平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對此有一個統計，但其統計的方法和數據存在不盡合理之處。現將該統計表抄錄（見表3-3）並作說明。

  表3-3 1870-1894年主要進口商品比重（五年平均）①（單位：千海關兩）

  資料來源：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3冊，1602-1606頁；肖梁林著《國際貿易統計》，22、38-39、52-53頁。

  表3-3的問題在於這樣幾點：第一，各類進口品貨值和比重互相換算後都與表中的數字不合；第二，根據筆者回查原資料及其統計過程，其中各項進口品的在進口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似是依據姚賢鎬所作的歷年比重統計數再作五年平均計算的，但姚賢鎬是根據歷年進口各項貨品實際值與進口淨總值計算的，該表所引用的卻是進口毛總值（即包含進口品的復出口值），且1875-1879年的數字有誤（應為75287千海關兩），這既是第一個問題的原因所在，也造成了第三個問題；第三，各類進口貨值中，鴉片和棉製品的貨值無誤，是通過實際計算得出的，那麼按理其他進口品貨值應是進口淨總值減去鴉片和棉製品貨值後的剩餘部分，但該表已採用進口毛總值，必然就有問題了；第四，即使以毛總值進行計算，該表也存在著計算上的嚴重問題，各類進口品貨值之和與進口總值驗算，只有1870-1874年、1885-1889年兩個年期互相符合，其餘均不符合，特別是1890-1894年的驗算數字竟相差29205千海關兩。

  根據筆者依據海關統計數據所作的統計，這一時期的進口商品結構變化情況應如表3-4所示：

  表3-4 1867-1894年進口商品結構統計表（單位：千海關兩）

  說明：本表根據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3冊1602-1605頁的數據計算而得。

  從表3-4可見，在1867-1884年的四個時段中，進口商品結構仍然延續著1864年之前以鴉片和棉製品為主的狀態，年均進口值仍以鴉片為最多，占進口淨總值的比重分別為39.81%、39.12%、41.84%和37.49%。其次是棉製品進口。其他各種商品的進口值，在1870-1874年只占進口淨總值的28.58%。到1885-1889年時，這一排序開始顛倒，各種其他商品變成進口最多者，鴉片變成進口最少者。到1890-1894年時，這一排序的顛倒程度就更大了，各種其他商品的進口值占到進口總值的43.92%;棉製品進口值仍位居第二，但所占的比重有所提高，改變為34.98%;鴉片進口值所占的比重則下降為21.1%。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表34中所列的所謂其他商品中，鐵、錫、火柴、煤、糖、煤油六種新商品的進口值大幅度增加。它們的進口數量和貨值，從1867年到1894年的增加情況是：鐵，從113441擔、264503海關兩，增至1185411擔、2467590海關兩，各增加了944.96%、832.92%;最高年份1891年增至1726056擔、3182613海關兩，各增加了1421.55%、1103.24%。錫，從33502擔、582146海關兩，增至97008擔、2046897海關兩，各增加了189.56%、251.61%;最高年份1888年增至107466擔、2274919海關兩，各增加了220.77%、290.78%。火柴，從79263籮、71384海關兩，增至6615327籮、1638931海關兩，各增加了8246.05%、2195.94%。煤，從113430噸、992649海關兩，增至486295噸、3221343海關兩，各增加了328.72%、224.52%。糖，從186176擔、754609海關兩，增至1823890擔、9507153海關兩，各增加了879.66%、1159.88%。煤油，從1886年的23038101加侖、2211459海關兩，增至69705416加侖、8005314海關兩，各增加了202.57%、261.99%。除鴉片之外的各種商品，特別這些新商品進口的快速增加，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工礦業建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狀況的改變，同時也是進口貿易趨向正常化的表現。

  對於出口商品的結構變化，嚴中平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對此也有相關統計，現抄錄（見表3-5）並作說明：

  表3-5 1870-1894年出口主要商品統計表（價值單位：千海關兩）

  表3-5中，有關茶葉的統計，擔數的數據采自姚賢鎬編的《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2冊1204-1205頁，其中包括經樊城輸往俄國者，1887年還包括九龍和拱北與香港和澳門的帆船貿易者，所以其數字大於海關統計數；其餘貨值和比重均按海關統計數據計算。有關生絲的統計，其數據均采自海關總署編的《絲》203頁（生絲出口值，1870-1874年間為1872-1874年的平均值），各項數據均與海關統計不同。為了統一比較起見，筆者全部採用海關統計數據，並補充1870年之前有統計可查的幾年數據，對此作統計，列為表3-6.

  在1865年之前，茶葉和生絲是中國傳統的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在出口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都在90%上下。到這一時期之初仍保持著這種狀態，在1867-1869年、1870-1874年的兩個年期中，出口值的比重仍占86%以上。從1875-1879年期開始，茶、絲出口比重開始下降，特別是1885-1889年期以後，下降的幅度明顯加大；到1890-1894年期，比重已降至51.38%,其他出口商品的比重已相應上升至48.62%,雖然還不占多數，但已有很大的改善。

  表3-6 1867-1894年出口主要商品統計表（價值單位：千海關兩）

  本表根據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p.109,pp.117-118以及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3冊第1606-1607頁有關數據計算。

  在其他出口商品中，增加較快的是草帽緶、棉花和糖。它們的出口數量和貨值，從1867年到1894年的增加情況是：草帽緶，從1361擔、28018海關兩，增至120609擔、2531219海關兩，各增加了8761.79%、8934.26%;最高年份1887年增至150953擔、3738310海關兩，各增加了10991.33%、13242.53%,並成為唯一的數量和價格同時增長的出口品。棉花，從29391擔、412995海關兩，增至747231擔、7361343海關兩，各增加了2442.38%、1682.43%。糖，從89124擔、416358海關兩，增至780078擔、2436625海關兩，各增加了775.27%、485.22%。

  此外，牛皮和羊毛的出口可以說完全是從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在1871年以前很少出口，年出口值只有數千兩銀子，1872年之後才快速增加起來。到1894年時，這兩種商品已成為重要出口品，牛皮的出口達到11.9萬擔、109萬海關兩，羊毛的出口則達到22.6萬擔、208.9萬海關兩。

  出口商品結構的這種變化，說明中國對外貿易品種的範圍擴展，也是對外貿易的一種正常化表現。當然，這一時期的出口品仍然限於供西方民眾生活需要和輕工業需要的農副產品及粗加工品。

  茶葉和生絲是中國的主體出口品，那麼它們的出口狀況如何影響著整個外貿的盛衰呢？從表36所列的五年平均出口量來看，茶葉的出口量，在前25年中是持續增長的。從1867-1869年的1427636擔增至1885-1889年的2108735擔，增幅為47.71%,到1890-1894年才回落至1744250擔，較前期跌落17.28%,但仍比第一、第二個五年期分別高出22.18%和6.65%。如果從單個年份來看，狀況也基本相同，在1888年之前，各年雖略有升降，但基本保持不斷增長勢頭，從1867年的1313567擔增至1888年的2167462擔，增加了65.01%;只是從1889年起才出現較大的持續減少狀態，當年減至1877331擔，此後各年均低於此數，數量最少的1892年為1622681擔，但尚比1870年之前的數額高。生絲出口量的變化，呈現為與茶葉不同的兩頭增長、中間低落狀態，即只有1880-1884年期略有回落，從上一期的73290擔跌至69032擔，下降了5.81%。但在茶葉出口量大幅下降的1890-1894年期，生絲卻出現了高幅度的上升，從上一期的76663擔上升到95444擔，增加了24.50%,如果與第一期的50273擔相比，則增加了89.85%,較茶葉出口量的增幅高出1倍多。從單個年份來看，總體態勢亦是如此，只是開頭一年與結尾一年相比，增加幅度更大了，從44990擔增至95444擔，增幅為121.04%;如果與出口量最大的1891年的102005擔相比，則增幅為126.73%,超過茶葉增幅的近1倍。總的來看，在這一時期中，茶葉和生絲的出口數量上升年份多於下降年份，在1890-1894年期茶葉出口量雖有較大下降，但得到了生絲出口量大幅上升的彌補，基本上保持著不斷增長的態勢，即使尚不夠繁榮，也說不上衰退，而只是增加勢頭的波動和減弱。

  但是，茶葉和生絲的出口值變化態勢，卻與它們的出口數量變化態勢不盡相同。茶葉的出口值，雖有增加的年份，但在整體上則是減少的。它只有1870-1874年期較上一期有所增加，達到3515.3萬海關兩，此後即逐期減少，到1890-1894年期時，減至2921.8萬海關兩，減少了16.88%;如果與1867-1869年第一期的3252.6相比，則只減少了10.17%。生絲的出口值，與茶葉的態勢相反，雖有減少的年份，但在整體上是增加的。它亦在1870-1874年期之後轉為下降，但到1890-1894年期又有回升，達到2579.7萬海關兩，比1870-1874年期的2246.8萬海關兩增加了14.82%,如果與1867-1869年第一期的1825.0萬海關兩相比，則增加了41.35%。如果把這兩種商品的出口值加起來進行考察，就可以更清楚地評估這兩種商品出口值對整個外貿狀況的影響，它們相加後的歷期出口值是：第一期5077.6萬海關兩；第二期5762.1萬海關兩，比上期增加684.5萬海關兩；第三期5668.8海關兩，比上期減少93.3萬海關兩；第四期5111.1萬海關兩，比上期減少557.7萬海關兩；第五期5055.0萬海關兩，比上期減少56.1萬海關兩；第六期5501.5萬海關兩，比上期增加446.5萬海關兩。而整個外貿的進、出口值歷期平衡狀況（海關統計數）是：-738.4萬海關兩、+29.8萬海關兩、-153.6萬海關兩、-824.6萬海關兩、-1923.8萬海關兩、-3484.9萬海關兩。

  由此可見，茶葉和生絲出口值的增、減變化狀況與外貿進、出口值平衡變化狀況的走勢是一致的；但是，前者對後者的影響度是有變動的，只在第三、第四期有決定性的影響，到第五、第六期則面對巨額的出超已沒有多大影響，主要影響者已轉變為外國輸入值的急劇增加，這也反映了1884年中法戰爭之後外國對華貿易的擴張。因此，這一時期隨著進出口貿易的擴大，茶葉和生絲的出口值對外貿平衡的影響作用在逐漸失去其原有的主要因素地位，而進口值的影響作用和因素地位在逐漸提高。

  茶葉和生絲的出口值呈現與其不斷增長的出口數量相反的變化，當然是因它們的出口價格下降所造成的。那麼又是什麼原因致使茶葉和生絲出口價格下降的呢？論者大多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隨著電報通信技術應用於商業的增多，日本和印度的絲、茶生產技術進步和日益增多地進入歐美市場，使中國逐漸失去了絲、茶價格的決定權；二是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世界金融市場發生金貴銀賤變動，西方各國都相繼採用金本位制貨幣，而中國仍採用銀本位制貨幣，這又增加了中國出口品價格下降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認為，在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國絲、茶生產技術的停滯不前，使絲、茶的質量和生產率漸趨落後，與日本和印度同類產品的競爭力逐漸減弱，而逐步被取而代之。這也就是說，使中國絲、茶出口價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場及通過市場而起作用的技術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