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傳統農商工業的變異

  一　農業經濟的變化

  在對外貿易的影響下，中國的傳統農業發生了不同程度的現代性變異。這主要為農業經濟作物生產的擴大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農業經濟作物的生產自古以來就有之。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因對外貿易的增加而有所擴大，但主要限於茶葉和蠶桑。1865年之後，隨著對外貿易數量的快速增加和品種的逐漸擴大，並受出口農產品獲利較多的刺激，除了茶葉、蠶桑的生產繼續加速擴大之外，其他經濟作物的生產也相繼開拓，而且為了提高產量和質量以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生產技術也更加受到重視，並有所改進。

  在茶葉種植業方面，其盛衰狀況與茶葉出口狀況的變化相一致，表現為先盛後衰。在1865-1880年間，茶葉種植業隨著茶葉出口的增長而不斷擴展，除了老茶區繼續擴大種植之外，新茶區也有所出現。就老茶區而言，福建的武夷山地區，各處開荒栽茶，「漫山遍野，愈種愈多」。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地區，茶葉產量「異常地增加了」。浙江杭州府的於潛縣，「仰食於茶者十之七」。安徽的蕪湖地區，茶園「已擴張到蕪湖南部」。湖南、湖北的茶葉種植面積，在1871年時，較之10年前增加了50%,有些地區以種茶而取代其他作物，如平江「向種紅薯之處，悉以種茶」；瀏陽地區「以素所植麻，拔而植茶」。就新辟茶區而言，如安徽的建德，從1861年開始種茶，到19世紀70年代發展成為著名茶鄉。江西的安義、建昌、吉安、瑞昌、廬山等地，種茶業都是在19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台灣地區，自淡水開闢為通商口岸後，種茶業也開始發展起來，農民或將向種藍靛之地多「改種茶樹」，或拔掉甘薯「以擴張茶地」，使淡水的茶葉出口量從1865年的18萬磅，猛增至1880年的1200萬磅，增加了65.67倍。1880年以後，隨著茶葉出口數量的逐漸下降，茶葉種植也有所萎縮。

  在蠶桑養殖業方面，其發展狀況要比茶葉為好，呈現為持續發展的狀態。原本比較發達的地區，這一時期仍有進一步的發展。如太湖流域、南京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成都平原、岷江和嘉陵江流域、膠東半島等地，蠶桑業不斷擴大，或就地增加植桑面積，或由平原、丘陵地區向山區延伸，或由野桑、柘葉養蠶向家桑養蠶發展。在江浙蠶桑區，從1870年起，避戰外出的農民陸續回鄉，「在每片可利用的土地上，桑樹種植起來了，並有所增加」。江寧的農戶在種糧之外「多以種桑飼蠶為業」，蠶絲產量「年年增加」。丹徒縣原先僅有野桑和柘林，這時則桑田、桑園「遍境內」。安吉縣，不僅鄰近城鎮地區「家皆飼蠶」，「邇時山鄉亦皆栽桑」。吳興南潯鎮一帶更是「無不桑之地，無不蠶之家」。廣州珠江三角洲地區，「從前作其他用途的大片土地，現在都變成了桑林」。原本不發達，甚或不養蠶的地區也開始發展起來。在江蘇省，蘇、錫、常地區以往很少種桑養蠶，這時則「日漸加多，漸可與浙相埒」。如崑山，植桑飼蠶「成為恆業」；無錫、金匱兩縣，「荒田隙地盡栽桑樹，由是飼蠶者日多一日，而出絲者亦年盛一年」；常熟西鄉，「講求蠶業，桑田頓盛」。其他如江蘇的松江、句容、溧陽、江陰、宜興、江浦、高郵，浙江的溫州，安徽的績溪、滁州、全椒，江西的贛州、瑞州，廣東的東莞，直隸的清苑、滿城、定州、束鹿、高陽、灤州、昌黎、豐潤，熱河的承德、永平，山東的泰安、沂州、青州、東平，四川的銅梁、秀山，奉天的遼東半島，都程度不同地成為新興的蠶桑養殖地區。此外，廣西、湖北、河南、山西、陝西、雲南、貴州等省的某些州、縣，在地方官府的提倡和推廣下，也開始植桑養蠶。

  在棉花種植方面，老植棉區繼續有所擴大，新植棉區間有出現，但其擴展幅度不如種茶業和養蠶業。老植棉區的發展，如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山東、直隸、陝西等省的一些老植棉區，在原有的基礎上擴大或出現了一批棉花專業區。新植棉區的出現，如江蘇的宿遷過去很少植棉，布匹「夙仰通州」，到19世紀70年代則「遍樹木棉，閒習紡織矣」。1880年時，有報導說：「江西、浙江、湖北等處，向只專事蠶桑者，今皆兼植棉花。」江西九江府所屬地區，從前專種五穀雜糧，1870年前後則改為「木棉與雜糧各半」。直隸的永平、承德兩府所屬州、縣及鄰近蒙古地區，棉花「以前所種無多，近五六年來（即19世紀90年代），到處皆種」。但是也有學者用計量的方法進行研究，其結果顯示，全國棉花產量從1860年的811.98萬擔增至1894年的831.75萬擔，只增加了19.77萬擔，種植面積（按該項研究者估計的畝產皮棉0.23擔計算）則相應從3530萬畝增至3616萬畝，只擴大了86萬畝、2.44%,雖與1840-1860年間所增加的41萬畝、1.16%相比，增幅略有提高，但棉花種植面積的擴大還是很少的。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是由於植棉面積原有基礎較大；二是由於棉花出口數量雖在1888年以後有較大增加，到1894年達到75.51萬擔，但仍只占產量的9.08%;三是洋布、洋紗進口量的劇增，使棉花的國內使用量減少，從而出現棉花的新增產量只占新增出口量68.35萬擔的28.92%,餘下的大部分則由原來用於國內的棉花轉變成出口。即便如此，也不能輕視棉花出口對棉花種植業的促進作用，新增加的68.35萬擔出口棉花，需要有297萬畝棉田的種植，如果沒有這一出口量的較大增加，棉花種植面積不僅不能增加，反而還要減少211萬畝。

  此外，菸草和甘蔗的種植也在菸草和蔗糖出口的帶動下出現了新的發展。菸草在明代後期從南洋傳入中國後，其種植面積隨著吸菸者的逐漸增加而不斷擴大。到了這一時期，除了吸菸者繼續增加之外，出口也不斷增加，從1870年的4233擔增至1894年的113886擔，增加了近26倍，從而成為促進菸草種植的一個新的重要因素，使老的種植區繼續擴大種植面積，新的種植區也不斷出現。甘蔗的種植，在1885年之前有較大的發展，此後則隨著蔗糖出口的逐漸下降而萎縮。

  除了上述這些受出口貿易影響而取得新發展的農業經濟作物之外，還有一種值得重視的受進口貿易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經濟作物，這就是罌粟。罌粟作為製造鴉片的一種原料，它在中國的種植和擴大，則是受進口和販賣鴉片的巨額利潤刺激的結果。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中國基本上沒有鴉片生產，到19世紀50年代，有記載說：「雲、貴、四川境內之田，連畦接畛種植罌粟花。"1865年之後，甘肅、陝西、山西、東北、山東、河南等省，已有大量種植；安徽北部地區、江蘇徐州地區、浙江溫州地區、福建北部地區亦已有不少人家種植。到1894年時，國內所產鴉片約達32.5萬擔，所需罌粟的種植面積約為1300萬畝。在國內罌粟種植和鴉片生產增加之際，也是國外鴉片進口和走私減少之時，從這個角度來說，罌粟種植的產生和擴大也是一種進口替代品的生產。

  這些經濟作物在其種植面積擴大的同時，其商品化的程度也在提高。這些經濟作物產品雖然有一部分為種植者自己所用，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供市場銷售和出口。據現有資料估算，1894年時這些農業經濟作物的商品化率是：茶葉由於基本都上市銷售或出口，其商品化率可以視作100%,以往亦是如此；桑蠶繭為18.42%,柞蠶繭為51.99%（因缺乏前一時期的統計，反映不出其升降狀況）；棉花略有上升，從1860年的26.38%增至1894年的32.56%。其他菸草、甘蔗和罌粟三種經濟作物的商品化率尚無統計，但其產品為他人所用者較多，因而商品化率應當是比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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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糧食的商品化率，1894年為15.8%,比1840年的10%提高了58%,這一提高主要是1860年之後發生的。經濟作物的商品化率一般都比糧食作物為高，因此，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和產量的增加，就意味著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再加上糧食作物商品化率的提高，那麼這一時期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就更為明顯了。

  二　傳統商業和金融業的發展和變異

  傳統商業經濟的發展和變異，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隨著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新的商業行業開始出現和發展起來；二是在外國洋行的影響下，商業的經營方式發生了某些新的變化。

  就新行業的產生和發展而言，主要有這樣幾種：

  在新產生的商業行業中，最突出的是經營進口五金貨品銷售的行號。在1860年之前，五金貨品進口很少，由洋行直接販賣，也沒有專營商號。1860之後才有華商經營的五金商號出現。第一家五金商號於1862年在上海出現，即寧波商人葉澄衷開設的順記五金洋雜貨號。1870年，葉澄衷盤買了德商開設的可熾煤鐵號，成為中國第一家專營進口鋼鐵銷售的華商商號。此後，上海的五金商號快速增加，據1900年的統計，已有五金業14戶、鋼鐵業10戶、五金零件業5戶、玻璃（兼營洋釘、活頁、木螺絲等）11戶、銅錫業18戶。廣州於1873年出現了第一家五金商號，名為「永順源」，此後又有所增加。天津的五金商業以1880年所設立的上海南順記分號開其端。漢口的五金商業開始較晚而發展較快，自1885年上海的順記到漢口開設分號順記承之後，上海和廣州的五金商號相繼到漢口開設分號，計有貞記、順泰、永利昌、同利、同泰、復泰、永興祥等五金商號。

  經營銷售進口雜貨的百貨商號，是這一時期的又一個新生行業。此種商號的產生主要有兩類途徑：一是由原來土雜貨商號兼營洋雜貨而成的零售行號；二是新設洋雜貨店鋪發展而成批發行號。前一類百貨商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已經出現，到這一時期已基本形成一個行業，但數量不多，規模較小，就是像上海、廣州這樣的城市也只有數十家。後一類的百貨批發商號，在1860年以後才有較多的出現。據現有資料，第一家百貨批發商號任萬利於1858年在廣州出現。但是，廣州的百貨批發商號的較多出現還是在1880年之後，主要的商號有萬安隆、馬貞記、萬和、萬生等。上海也在1880年後有較多的批發商號出現，在南京路、河南路等地段陸續成立了十餘家，主要的商號有恆昌甡、興昌祥、全昌盛、全亨、悅生、華彰、太隆等。

  顏料商業和西藥商業也是新生的行業。這兩類進口商品原來均由百貨商號銷售，從1880年以後它們才先後有專營商號出現，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業。顏料商號在上海最早產生於1880年前後，名為「瑞康顏料莊」。此後有所發展，到19世紀末已發展為十幾家。西藥商號也最早出現於上海，即1888年由大英醫院職員顧松泉創辦的中國大藥房，後改稱「中西大藥房」，規模較小，創辦資本僅有幾千元。接著，1889年有華英藥房之設，由英國老德記藥房的買辦莊凌晨創辦。該藥房規模較大，創辦資本1萬元，後增為5萬元。此後，又有1890年開設的中法大藥房，1894年開設的中英藥房、華洋藥房、惠濟藥房，其中惠濟藥房創辦資本亦有1萬元。至此，上海已共有西藥房6家，初步形成為一個行業。

  在進一步發展的新興商業行業中，經營進口棉布商號的增加較為明顯。洋布商號自19世紀50年代出現以後，到1860年後有較快的增加。上海的洋布商號，到1884年時已增加到62家，比1858年時的15家增加了3倍多。到1900年時，再增加到一百三四十家，又比1884年增加了1倍多。其他各地雖無具體的數量統計，但洋布商號的增設無疑也是為數不少的，這從各地在上海開設的販運洋布莊號中可見一斑。這一時期，在上海逐漸形成的販運洋布的商幫，經營範圍較大的有天津幫、祥幫（即北京幫）、東北幫、漢口幫、長沙幫、川幫、江西幫、福建幫、寧波幫等；經營範圍較小的有山西幫、洛陽幫、南京幫、鎮江幫、紹興幫、雲南幫、皮貨幫（即甘肅、新疆客商）。其中，有的來往流動販運，有的駐人設莊販運，如川幫在上海駐人設莊的有重慶洋布商27家、成都洋布商3家、嘉定洋布商1家。

  除了因進口貿易的發展而產生的商業行業之外，也有因出口貿易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商業行業，這主要是經營茶葉和生絲出口的茶商和絲商。這兩個行業與洋布行業一樣，屬於在這一時期進一步發展的新興行業。從茶商的情況來看，到1870年以後有較大發展。在上海，已有茶棧幾十家。在漢口，開埠以後出現了七八家與洋商買賣的茶棧；經營毛茶的茶行，包括崇陽、羊樓司等產茶區在內，1886年時就有299家。在九江，1861年開埠時尚無茶棧，次年即開設了十六七家，到1882年，連同寧州、武寧、祁門等產茶區，已有茶行344家。在湖南，1871年，14個產茶區有茶行160家。在湖北，7個產茶區有茶行94家。在九江，在茶葉貿易繁榮時期，「茶莊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從絲商的情況來看，它與茶商基本相似，也在1870年以後有較大發展，如上海一地的絲棧、絲號在19世紀70年代初已發展到76家。

  就經營方式的變化而言，主要是經營規模的擴大，出現了地區性，乃至跨地區的連鎖商號。其中最典型的是葉澄衷所經營的五金商號。他在1862年開設順記五金洋雜貨號後，到1870年開始擴充，在上海設立南順記、新順記，原來的順記稱「老順記」；後來，上海的五金商號及第二、三代商店逐漸發展至400家左右，其中90%和葉澄衷的幾家順記號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1890年前，葉澄衷以南順記為中心，在江浙、長江流域、華北、東北的一些城市開設了十幾家分號，如1880年在天津開設分號，1885年在漢口開設分號順記承。由此，葉澄衷的順記號不僅在上海形成了它的強大的連鎖系統，而且形成一個廣泛的全國性連鎖系統。

  又如棉布商號中的漢口謙祥益號，它發源於山東章丘孟姓所開設的謙祥益綢布莊，原先經營綢緞和土布，鴉片戰爭以後也兼營洋布，1851-1894年先後在北京、漢口、山東、直隸等地開設8家分店，並附設織布染布工廠，還在上海、蘇州、杭州、廣州設立辦莊，專辦貨源採購。在漢口，它於1861年和1894年設立兩家分店，第一家專營批發，有運營資本15萬兩；第二家專營零售，有運營資本約10萬兩，並設有保記染廠。其批發業務遍及漢口、襄樊地區及河南、山西客幫。可見，謙祥益號在這一時期不僅將經銷洋布作為其主要的業務之一，擁有比較雄厚的資本，而且已發展成為合銷、供、產於一體的綜合性商號和分號、地區分布比較廣泛的連鎖性商號。

  除了商業的這些變化之外，傳統金融業也發生了新的變化。這主要表現為華商錢莊業與外資銀行業的利用與合作關係。外資銀行與洋行一樣，也聘用中國的金融業者擔任買辦，從事「對於華商交易」業務，如「莊票之別擇，現銀之鑑定，匯票之買賣」，以及「對錢莊之拆款」等。在被外資銀行雇用的買辦中，出身於傳統錢莊者占大多數。如滙豐銀行的買辦王槐山、席正甫、席立功、葉鶴秋（廈門滙豐銀行），麥加利銀行的買辦席鍚藩、王憲臣，德華銀行的買辦許春榮、許杏泉、劉義方（漢口德華銀行），東方匯理銀行的買辦胡寄梅、劉人祥（漢口匯理銀行）等，他們都是有名的錢莊商人。席正甫、席立功父子與人合開4家錢莊，許春榮家族獨資和合資開設的錢莊計7家。

  在雇用錢莊商人任買辦的同時，外資銀行還通過買辦與錢莊逐漸發生業務關係。外資銀行進入中國之初，主要是為在華外商辦理匯兌業務，與中國的錢莊基本不相往來。60年代以後情況發生變化，一方面是各洋行逐漸停辦兼營的金融業務，轉由外資銀行承辦，使原先洋行在貿易活動中與錢莊的資金融通和結算關係轉向外資銀行與錢莊間進行；另一方面是外資銀行逐漸擴大吸收華人存款，資金充裕，尋求投放對象；再一方面是錢莊自有的數萬到10萬銀兩資金不能滿足日益擴大的貿易對資金周轉的需要，希望得到外部資金挹注。於是，這種中外金融業之間潛在的融通需要，通過買辦的溝通而逐漸結合起來。

  外資銀行與錢莊的業務關係主要有兩種：

  第一種是「拆款」關係。所謂「拆款」，就是外資銀行向錢莊提供短期信貸，以彌補錢莊周轉資金之不足。1869年，滙豐銀行通過其買辦王槐山引線，向上海錢莊發放貸款。是為外資銀行向錢莊拆款之始。拆款渠道一經打開便迅速蔓延。1873年時拆款總額便達300萬兩左右，相當於當時上海市面日常所需周轉資金的全額；到90年代，增至700萬——800萬兩。上海錢莊的周轉資金絕大部分要依靠外資銀行的拆款，此種情況在其他通商口岸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如漢口從60年代起、福州從70年代起，都開始出現外資銀行向錢莊和華商放貸的現象。

  外資銀行的拆款雖然為錢莊提供了足夠的周轉資金，使之適應不斷擴大業務規模的需要，促進了內外貿易的發展，但是也使中國的錢莊淪為外資銀行的附庸，埋下了金融危機的隱患。拆款數額之大小、期限之長短、收回之與否，全由外資銀行決定。外資銀行拆款一旦縮減、收回、停止，就會立即引起錢莊周轉資金短缺，市面銀根緊張，甚至導致大批錢莊停業、倒閉。此外，錢莊把自己的融資活動寄於拆款之上，一旦市面發生波動，放款不能按時收回，就會因不能按期歸還銀行拆款而陷於破產、倒閉的境地。發生於1873年、1884年的兩次大金融風潮，不是與外資銀行拆款的減停、收回相關，就是與錢莊的拆款放貸不能收回相關，從而導致數十、上百家錢莊破產倒閉。

  第二種是財務結算和資金匯兌關係。在外資銀行參與華、洋商人貿易的資金融通業務之前，各洋行已廣泛利用錢莊的莊票作為與華商貿易的資金流通手段，即華商可以用錢莊開出的莊票向洋行訂購洋貨，洋行也可以用錢莊莊票向華商收購土貨，最後由洋行和錢莊定期結算。到外資銀行與錢莊建立拆款關係後，原先存在于洋行與錢莊間的資金融通和結算業務便逐漸向外資銀行與錢莊間轉移。由於外資銀行既接收錢莊的莊票，又接收洋行的支票，當莊票和支票的戶頭系同一對客戶時，銀行就可以進行軋抵沖銷。與此同時，錢莊的埠間資金匯兌也逐漸突破原有的莊票傳遞和票號匯兌的傳統手段，利用外資銀行進行埠間匯兌。如漢口的錢莊，在80年代時已「比較願意以外國銀行的匯票向上海匯款」。這種財務結算和資金匯兌業務不僅大大便利了金融流通，頗受華、洋商人歡迎，而且使錢莊與外資銀行的關係更加密切，互為依賴。

  由此可見，外資銀行在華建立和發展的結果，除了人所共知的為西方列強的資本輸出開闢渠道之外，也把中國的傳統金融業納入他們的體系之中，在使之淪為附庸的同時，又使之充分發揮為貿易服務的作用，並在外來資本主義金融業的衝擊和影響下，將逐漸發生內部變革，進而產生新的金融企業。

  三　傳統手工業經濟的變異

  傳統手工業經濟的變異，主要指某些手工業領域中出現了帶有一定資本主義性的因素，其具體表現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生產設備的改進和新產品的開發。

  生產設備的改進主要表現在廣州手工繅絲業中。自陳啟源在創辦繼昌隆繅絲廠時發明和採用蒸汽絲偈和腳踏單車之後，便被手工繅絲業所採用，在廣州「用此法者不下二萬餘人」，從而促進了繅絲手工業工場的發展。在新增的數百家繅絲手工業工場中，有的「創設足機多具，收購蠶繭，僱工繅之。更有集股公司，設置場所，購備足機百數十具，排列成行，並由炭火蒸水改用蒸汽熱水，儼如汽機繅絲廠焉。」有的「其製法用腳踩機，雖規模略小，女工多則百十人，少則六七人」。

  新產品的開發主要表現為南潯經絲和蘇州絲織品的開發和推廣。所謂經絲，就是將兩根白絲合紡、加湯而成，最早出現於浙江蠶農之中。這種經絲售予蘇州機戶的稱「蘇經」，售往廣東的稱「廣經」，而紡經之家稱為「車戶」。1870年之後，南潯有一家姓周的經行仿製了日本經絲，稱「東洋經」，令震澤車戶紡之，「銷與夷商，大為稱許」。於是這種東洋經在南潯、震澤大興，「約有車戶二三千家」，「每年出口達一千餘萬元之譜」。經絲在海關稱為「捻絲」，而捻絲則在這一時期已有相當普遍的推廣。據海關調查，生產捻絲的作坊，在福建漳州有249家，在湖北省有120家。

  蘇州的絲織品，在19世紀70年代開發出了紗緞和花緞兩種新產品。紗緞自開發以後，「營業興盛，年銷六百餘萬元，其銷路遠及俄國、高麗、緬甸、印度等處」。營業最盛之時，「共有木機九千餘架之多，職工三萬人連同率花、機具工、掉經等，男女賴以生活者約十餘萬人」。花緞的織制，有專門的花樣設計打樣工，「織綢花樣的製作及新的設計等等工藝，為操於二三百人手中之專利」，由他們先在織機上布絲打出花樣，然後在由織匠自行織制。

  二是資本主義性生產方式的出現。這主要表現為繅絲手工業中出現的包賣商制或散工制。所謂包賣商制或散工制，就是經銷商將原料和生產設備發給農家，由農家在自己的家裡進行生產，計件取酬，產品由經銷商收集銷售，再領取下一期的生產原料，如此循環往復進行生產，是一種帶有資本主義性的僱工生產方式。它在上述講到的經絲生產中已經存在。據記載，經絲生產中有一種方式是：「取絲於行代紡而受其值，曰料經」。這就是一種散工制。這種紡經散工即車戶，在南潯、震澤多達二三千家，說明散工制已相當普遍。包賣商制則在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絲織業中廣泛存在，稱為「帳房」。這種帳房雖在鴉片戰爭之前已經產生，但數量不多，地域有限，尚屬萌芽狀態。到1876年以後開始普及開來，在1840-1894年新開帳房19家，其中1864年以後開辦者15家。

  三是專業化程度的提高。這主要表現在農家棉紡織手工業中紡與織的分離和耕與織的分離。傳統的農家棉紡織業是自己紡紗自己織布，因此是紡織一體的。自洋紗大量進口後，由于洋紗不僅質量大大好於中國自紡的土紗，而且價格也比土紗便宜得多（如1887年牛莊海關報告：洋紗和土紗價格的差異，「前者每包重三百斤，賣價五十七兩，而後者同樣重量的每一包，賣價卻在八十七兩左右」），因此，農家就不再自己紡紗，而是購洋紗織布，於是就發生了紡與織的分離，出現了農家織布的專業化現象。傳統農家的棉紡織業只是農家的一種副業，即所謂男耕女織，或忙耕閒織，也就是說織是耕的一種補充。自洋紗的大量進口，使大批量織布成為可能之事，從而給專業織布手工工場和散工制的出現創造了條件，於是就發生了織與耕的分離，使手工織布業日益從農家分離出來而成為一個獨立的生產行業。從19世紀70年代起，這種織布手工業工場官方和民間都有所興辦。如閩浙總督卞寶第在1888年倡導設立了織布局；官方既為之倡，民間遂起而繼辦，用印度紗織布，遠銷者還可減免厘金。到1891年，共有60餘所織布局成立，年產土布100萬匹。其中由民間創辦的廣春和織布局招藝徒百餘人，規模相當可觀。在1896年英國布蘭克本商會訪華團的報告中，對其所考察地區的織布工場情況有這樣的記錄：四川萬縣幾家織布工廠，「接近於我們（英國）手工工廠制度」，有織布機12至50台不等，大的工廠僱工達80人。廣州的織布工廠僱工約30人。又雲南府的一家工廠，「擺滿了織布機，全都在開工織布」，用印度紗作經紗。貴州的黃草壩鎮是個織布中心，估計有織布機2500台，行計件工資。可見，到1894年時，手工織布工場的存在已相當普遍，有些工場已具有相當大的規模。

  傳統手工業的這種資本主義性的變異，雖然不能挽救它們在與同類外資工業的競爭中走向衰落，但也不能忽視它們力圖與洋貨抗爭、謀求自我發展新途徑的一面。這也是中國自然經濟逐漸解體的一種重要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