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辛酉政變與慈禧太后垂簾聽政

  1861年8月，咸豐帝在熱河病逝，遺詔以年僅6歲的兒子載淳繼位，同時任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總攝朝政。載淳的生母、權力欲極強的慈禧太后得到恭親王奕和握有兵權的勝保等人的支持，翦除了肅順等八大臣的勢力。載垣、端華、肅順等三人被處死，他們所擬定的年號「祺祥」也被改為「同治」，自此形成了兩宮太后垂簾聽政而實質為慈禧太后專擅權勢的局面。

  一　咸豐帝病逝熱河

  二　辛酉政變

  皇太子載淳繼位後，改年號為「祺祥」。咸豐帝的皇后鈕祜祿氏晉封皇太后（後加徽號慈安）；載淳的生母葉赫那拉氏亦晉封為皇太后（後加徽號慈禧）。為區別起見，或稱鈕祜祿氏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為聖母皇太后；或因鈕祜祿氏住承德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東暖閣，稱東太后；那拉氏住西暖閣，稱西太后；或以各自徽號相稱。載垣等8人則被稱為贊襄政務王大臣，並行文知照吏、兵兩部，今後所有諭旨由贊襄政務王大臣繕擬後，呈遞皇太后、皇上用印發下，上鈐用「御賞」印，下鈐用「同道堂」印，傳諭京師內外各衙門一體遵照執行。八人辦事認真，同心協力。有人稱「八位共矢報效，極為和衷，大異以前局面」，「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勢」。

  奪權的第一步是要求閱看奏報。贊襄制度實行之初，兩宮太后對八大臣所擬之旨僅鈐印而已。其後西太后聯合東太后，要求凡有陳奏摺件需下發諭旨者，先由八大臣擬旨，經皇太后、皇帝（實為那拉氏）閱後蓋印方為有效。至於用人大權，各省督撫要缺，先由八大臣擬名呈遞，再請兩太后裁定，等等。八大臣屈從了她的要求。然而，慈禧太后並不以此為滿足，她心中的目標是代行帝權，故不久即挑起垂簾聽政之議。1861年9月10日（咸豐十一年八月初六日），都察院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以「事貴從權，理宜守經」為由，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並另簡親王一二人輔政。這個奏摺正合她的心意，收到奏摺之後即「召見載垣等面諭照行」，而載垣、端華、肅順等人則「膽敢面稱伊等系贊襄皇上，不能聽太后之命，並言伊等請太后看折亦系多餘之事」，以至「聲震殿宇，天子驚怖，至於啼泣，遺溺後衣」。這次衝突以兩太后的妥協而暫告解決。八大臣在形式上取得了勝利，但兩太后已與恭親王奕等密定了剷除他們的計劃。

  《北京條約》簽訂之後，恭親王奕在清王朝，尤其在那些留京的諸王、大臣中的威望大為提高。贊襄政務的八大臣中，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位尊權重，但實權掌握在端華之弟、協辦大學士肅順之手。此人在咸豐朝時即屢興大獄，前大學士耆英前往天津議約，因不候旨回京而下獄議罪，「擬絞監候」，肅順「獨具疏請立予正法」，咸豐帝雖斥其言過當，但還是賜耆英自盡。大學士柏葰典順天鄉試，以縱容家人舞弊，「讞大辟」，咸豐帝念其為舊臣，「獄情可原，欲寬之」，又是肅順力爭，「遂命斬」。由於其不擇手段打擊異己，朝臣親貴人人自危。出於各種原因對肅順等心懷不滿的人，紛紛聚攏在恭親王奕的周圍。奕以祭奠乃兄梓宮為由，於1861年9月5日（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由北京趕至熱河避暑山莊，並與兩宮太后秘密會商。據記載，叔嫂見面後，「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三奸之策」。但兩位太后對所謂「夷務」仍有顧慮，奕乃「力保無事，又堅請速歸」，並「令各兵九月十二日到此」。

  奕返回北京後，即在親信大臣中秘密串聯，暗中進行政變的準備，尤其加緊軍事方面的布置。當時，手握重兵的僧格林沁與勝保等人，都不以肅順等人試圖撇開兩宮太后的所謂「贊襄」為然，而是無條件地站在皇太后和奕一邊。僧格林沁在八大臣明確表示異議之後，仍堅持奏摺中必書「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字樣。而勝保表現得尤為突出。他於咸豐帝死後，即自行帶兵回京，經與奕密商，奏准赴熱河祭奠咸豐帝，並乘機在京畿一帶和京、熱之間沿途布防。奕也將京城武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八大臣的親信中也有人見風轉舵，賣身投靠，使得奕等人隨時掌握肅順等人的動向。載垣、端華、肅順等人在此關鍵時刻又犯下了致命的錯誤：一是「因差務較繁」，放棄了他們原所分別兼任的鑾儀衛、上虞備用處、步軍統領、響導處等可以直接掌控軍隊的要職；二是在返京問題上接受了對他們極為不利的安排，即肅順護送咸豐帝棺柩在後慢走，載垣等則隨同兩太后、小皇帝間道先行，以便在東華門跪迎。這樣，八位贊襄王大臣就被分割兩處，終被各個擊破。

  10月31日，兩宮太后和小皇帝一行抵達京郊，奕出城迎接。勝保乘機上奏，明確提出「非皇太后親理萬機，召見群臣，無以通下情而正國體；非另簡近支親王佐理庶務，盡心匡弼，不足以振綱紀而順人心」。11月2日，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奕等向群臣宣示了誅除肅順等人的「上諭」。內稱：「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畫乖方所致。載垣等復不能盡心和議，徒以誘惑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淀園被擾，我皇考巡幸熱河，實聖心萬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將各國應辦事宜妥為經理，都城內外安謐如常。皇考屢召王大臣議迴鑾之旨，而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為奸，總以外國情形反覆，力排眾議。皇考宵旰焦勞，更兼口外嚴寒，以致聖體違和，竟於本年七月十七日龍馭上賓。……追思載垣等人從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實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載垣、端華、肅順著即解任，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軍機處。派恭親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伊等應得之咎，分別輕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應如何垂簾之儀，著一併會議具奏。」已在京城的載垣、端華和剛剛走到京郊密雲的肅順都被迅速逮捕。

  

  11月3日，恭親王奕被任命為議政王、首席軍機大臣、宗人府宗令，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右侍郎寶鋆為軍機大臣，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原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仍值軍機處。7日，廢八大臣所擬定的祺祥年號，以明年為同治元年，意即兩宮太后共同臨朝而治。8日，宣布了對八大臣的處置：肅順立斬，載垣、端華賜令自盡，穆蔭革職並發往軍台效力，匡源、杜翰、焦祐瀛革職，景壽革御前大臣職，保留公爵及額駙品級。11月11日（十月初九日），小皇帝在太和殿舉行登極大典，接受百官朝賀。12月2日（十一月初一日），兩宮太后在養心殿正式舉行了垂簾聽政的儀式。6歲的載淳坐在高高的御座上，在他的背後，隔著黃紗屏風並排端坐著慈安太后鈕祜祿氏和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奕則在下面率領百官行禮朝賀。從此，慈禧太后便成為實際上的女皇，在中國統治了47年，直到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病死為止。

  三　清政府眼中的列強和列強眼中的清政府

  辛酉政變的上諭中所宣布的八大臣的重要罪狀之一，是「不能盡心和議，徒以誘惑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於此可見，外國侵略者在清朝政府的政治動向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陸續撤出北京，侵略者保存了清朝的統治秩序。負責談判的恭親王奕對此大喜過望，以為是「非始願所能料及」。他又說：「自換約以後，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似與前代之事稍異。」他堅持認為：「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肘腋之憂也。英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後來，他更進一步將自己的觀點發展為著名的「中外同心以滅賊為志」之說，也即朝廷與地方應抓緊有利時機，共同以「滅賊」為要務：

  臣等伏查外憂與內患相為倚伏，賊勢強，則外國輕視中國，而狎侮之心起；賊勢衰，則中國控制外國，而帖服之心堅。自臣等籠絡英、佛以來，目前尚稱安靜，似可就[匿]而匿[就]我。若不亟乘此時，臥薪嘗膽，中外同心以滅賊為志，誠恐機會一失，則賊情愈張，而外國之情必因之而肆。

  戶部尚書沈兆霖也說，英、法入侵，清朝的底細固然被外國人摸清楚了，但外國人的底細也被中國人摸清楚了。英、法的意圖是以兵「脅和」，而不是取代清朝的統治。奕以及和他持相同觀點的大臣們認為，只要今後嚴格遵守條約，按照規定辦事，儘量同外國保持「和睦」，對清朝政府的統治是有利的，也是可能的。因此他們要求在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與各外國打交道。

  1861年1月20日（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咸豐帝批准設立總理衙門，並派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3月11日（咸豐十一年二月初一日），總理衙門正式啟用關防。該衙門成立前，奕派人徵詢英、法的意見。英使館秘書威妥瑪對此「甚為欣悅」，認為是其「數十年求之不得之事」。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對此也表示贊成，認為這是「中外各國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這年春，法、英公使相繼在北京設立使館。數月後，俄國公使也來到北京。自此，外國對清政府中以奕為代表的這派勢力積極加以支持和培植，甚至對奕掌權寄予很大期望。但咸豐帝在世時，因受肅順等人的影響，覺得外國人的動向難以把握，始終對侵略者心存疑懼。而侵略者方面，普魯斯、額爾金等都不掩飾他們對肅順等人的厭惡。俄國方面更因肅順曾拒絕其領土要求而將其視為「頭號壞蛋」。正因為有了這樣的不同認識，所以奕赴熱河前就迴鑾一事相商時，外國侵略者則給予某種許諾，而他也因此敢於向慈禧太后保證：「外國無異議，如有難，唯奴才是問。」

  外國侵略者本來擔心掌握實權的肅順等人返回北京後，外交上很可能出現反覆。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奕的上台，使他們感到十分滿意。

  1861年11月12日，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向英國政府報告說：激烈派的垮台和逮捕載垣等人諭旨的言辭等於是對條約的實際批准，雖然它形式上去年已執行了。這次危機之決定轉向有利於我們在華利益的方面，實受我們所執行的路線的極大影響。在過去12個月中，已造就了一個傾心於並相信同外國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別。有效地幫助這一派人掌權，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成就。我們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滿意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這個政府的顧問。

  幾個月後，上海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也為此歡呼道：

  當英法兩國駐華外交代表與各條約國家的海陸軍司令，不僅對太平軍不再表示任何同情，而且為撲滅這種叛亂正積極同清軍合作的時候，本報滿意地獲知，清朝政府的對外關係正日益趨於友善和誠懇。在當今皇帝取得權力以前，許多人害怕根據天津條約成立的停戰協議，僅僅是些空話，它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為最近還在執政的贊襄政務會議以某種侵犯或侮辱行為而撕得粉碎。現在，這個不可一世的贊襄政務會議及其成員已經完全遭到壓抑，而對外國利益表示親善的恭親王已經恢復他的權力。我們有一切理由認為，在這個素來保持閉關政策與嫉視外國的帝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外國代表能夠比得上英法這兩國公使，得以在北京的朝廷里擁有這樣巨大的勢力。俄國駐華大使曾有一個時期在這個帝國的京城內享有比其他歐洲國家代表更大的權威，但在目前，卻沒有一個國家享有像英國公使所享有的權勢。這種情勢之所以產生，無疑主要是由於這位青年皇帝左右伶俐的大臣們特別是恭親王，對「太陽永遠不落的帝國」——我們島國女王的權威已經有所理會。同時，中國政府關於具體情況的認識，以及天津條約在財政方面所起的作用等等，都對鞏固中國與我方的友好關係具有重大的分量。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對發財致富還比中國人更感興趣，而他們的統治者和西方極其奢侈的土耳其人與基督教國家王子一樣，對和平或戰爭對於財富的價值，是很明白的。在外國人控制下，清朝的國庫正從各個商埠收到大量的金錢，而在過去，這些地方的稅收除掉為不誠實的官吏吞沒外，是很少解交國庫的。當今政府對英法兩國代表所採取的方針，只要無損我們兩國的尊嚴，為著我們自己的利益，顯然應以一切方法加以扶植。

  盟國駐北京代表同清朝新攝政之間的相互信任日益增長，雙方的親睦關係必將在不久的將來得到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