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曾國藩組建湘軍

  由於八旗和綠營正規軍的潰敗，咸豐帝於1853年初下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紳舉辦團練，組織地方武裝。湖南在籍侍郎曾國藩所組建的湘軍，在所有地方武裝中最為典型、最具成效。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1852年前，曾任四川鄉試正考官、翰林院傳講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等職，並歷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等部侍郎。1853年初，他因母喪在籍，受命幫辦團練。他以羅澤南、王錱的湘勇為基礎，「別樹一幟，改弦更張」，打破了辦團練不能脫離鄉土，不能取代正規軍的束縛，組建了一支不同於綠營的新軍——湘軍，在與太平天國的戰爭中脫穎而出，從而成為清王朝維繫其統治的重要支柱。但在1856年太平天國發生內亂之前，湘軍的戰績是勝少敗多。1856年的「天京事變」，不僅使曾國藩和湘軍擺脫了覆滅的命運，而且使其得以日漸壯大，終於成為太平軍最為兇惡的死敵。

  一　湖南社會與地主士紳

  湖南是多民族雜居的地區，山區面積幾占全省總面積的一半。先進的中原文化雖然早經傳入，但真正普及已是遲至明代。明清之際，湖南又遭到近半個世紀的戰亂破壞，直到吳三桂叛亂平定後，「上抵辰州，下至龍陽，慘毒異常，數百里人煙俱絕。歷二十年，陸續得歸者，十僅二、三。」清初，湖南仍是經濟文化較為落後的地區。統治者自己也往往將其視為化外，認為「湖南地鄰苗崮，罔識禮義綱常，幸賴天朝德化」。正因如此，清初湖南仍因襲明制，設偏沅巡撫。直至雍正初年，省的建制才最終確定下來。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

  經過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休養生息，湖南的經濟文化有了長足的發展。洞庭湖沿湖地區，每年均有巨量稻米外銷，甚至祁陽這樣的丘陵地帶，每年外銷稻米也多達10餘萬石。經濟作物如茶葉，僅安化一縣，道光時每年的產值亦將近百萬。工礦業在當時雖不占社會經濟主要地位，但桂陽州之砂銅、渣銅年產量已達三十六七萬斤，黑白鉛年產量亦近40萬斤。湖南的煤產量為數亦巨，且大量銷往外省。隨著農、林、工、礦各業的發展，湖南的文化也逐步發展，在國內的政治影響也有所增強。如進士中額，乾隆朝60年，共27榜，每榜5人左右；嘉道55年，也是27榜，每榜平均多至8人，增加十分顯著。學者、作家也多了起來，正如王闓運所說，「嘉道以後，才彥輩出，始洗蠻風」。為官出仕者，特別是高級官員的人數，也有顯著的增加。湖南籍人士官至巡撫、侍郎以上者，順治至乾隆凡150餘年，不到10人；而道光朝30年，官至督撫者已有7人。

  但湖南的社會階級矛盾也十分尖銳突出。經濟的發展，使得湖南地主士紳手中積聚了巨額的財富，有人甚至「歲積穀錢無所用，直刳大竹盛之，委階庭間」。但饑民「食草根俱盡，繼食白泥」，「道殍相望」，「死者盈途」的記載也觸目皆是。農民們搶米、吃大戶的自發行為和白蓮教、天地會的有組織的起事交織在一起，在嘉道年間愈演愈烈。而湖南之多民族雜居，也使得它成為少數民族起事的多發地區之一。湖南的漢族地主士紳說過：「苗瑤切膚災也」，「苗勢日熾」，「苗害相尋無已」。

  白蓮教傳入湖南已久。在嘉慶早期的三省白蓮教大起義時，湖南因與首義的湖北州縣緊鄰，也有眾多教徒起而響應。如龍山「邑人多附從者」，「土寇乘而起」，甚至長沙府也出現動盪。進入道光後，白蓮教及其分支教派的秘密傳播更廣，至1851年（咸豐元年），有人向皇帝匯報說：「湖南衡、永、寶三府，郴、桂兩州，以及長沙府之安化、湘潭、瀏陽等縣，教匪充斥。」天地會經過長期滲透，至道光時，在湖南南部（湘南）也已牢牢紮根，形成氣候。早在1835年（道光十五年），有人即指出：「湖南之永、郴、桂，江西之南、贛與兩廣接壤處所，會匪充斥，結黨成群，掖刀持械。……該處良民及商旅經由者，亦多出錢掛名入會，借免搶劫之害。」鴉片戰爭後，天地會勢力更為膨脹。永州府屬之寧遠縣，甚至「各鄉均有頭目，稱大哥」，「時有放台之舉，一調碼，頃刻雲集」。其武裝起事的頻繁、激烈，在全國僅次於廣西。

  但湖南地主士紳的力量要遠比廣西強大得多。首先是政治地位較高。湖南為官出仕者遠較廣西為多，這就決定了湖南士紳在國家事務中有著更多的發言權。其次是應變能力較強。湖南民風強悍，社會矛盾突出，這使得湖南的地主士紳，尤其是湘南、湘西的漢族地主士紳也養成了好武鬥狠的傳統。在苗民和三省白蓮教大起義時，有關州縣士紳即曾紛紛自組團練，積極參與鎮壓。1847年，新寧縣的瑤民雷再浩等起事，以江忠源為首的新寧團練於官軍到來兩旬之前即已將起事者圍困。而官兵到後，仍令「鄉兵居前，官兵居後」。雷再浩起事被鎮壓後，新寧團練仍固結不散。1849年，當李沅發起事時，新寧團勇很快就投入了戰鬥。1850年秋，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爆發後，江忠源等人的團勇武裝密切注視，並積極配合清軍前往廣西鎮壓。1852年6月的蓑衣渡之戰，正是江忠源團勇武裝的設伏，使初出廣西的太平軍遭受了嚴重損失。

  日益積累的社會問題，日趨激化的社會矛盾，還使得湖南士人更多地講究經世之學，以求問題和矛盾的解決。早在嘉慶初年，即有嚴如熤編寫《苗防備覽》等實踐在前，中經陶澍、賀長齡等人大加鼓吹，至道光年間，湖南經世學已風靡一時，取得巨大成就。湖南不僅出版了由賀長齡主持、魏源編輯的經世學百科全書式的巨編《皇朝經世文編》，以及湯鵬的《浮邱子》、陳啟書的《南言》和魏源的《海國圖志》等著作，而且還湧現出曾國藩、胡林翼、江忠源、左宗棠、羅澤南等一批人才。他們熱心研究地理、水利、鹽政、河務，乃至吏治、兵法等等。左、胡等人甚至商議要覓一險僻之處，以躲避他日的兵亂。

  太平軍興，蓄志已久的湖南會眾教黨紛起響應，全省出現前所未有的動盪局面。嚴峻的局勢使得湖南的士紳與官府更為緊密地結成一體。除江家軍外，士紳們紛紛集團自保。左宗棠更進入巡撫張亮基幕中，深得其倚重。有著共同政治抱負和相投思想志趣的湖南士紳們希望能夠團結、聯合起來，改變其各自為戰、自保身家的狀況，他們急需一個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作為政治上的旗幟和代言人。出身「寒門」，有著鄉居經歷，而又較早出仕，37歲即已官居二品的曾國藩成為最合適的人選。

  二　曾國藩組建湘軍

  曾國藩出生於世代農家。至其祖、父，雖已數代為地主，但財產不多，也無秀才一類功名。直至1838年（道光十八年）他中進士，才開始有了較大的改變。此後十餘年，曾國藩為京官，家產並無多少增加，但其個人因得穆彰阿的賞識保薦，連次超升，1849年已官至禮部侍郎。他與唐鑒、倭仁等講習程朱理學，與梅曾亮等研討為文之法，在學界也頗有名聲。咸豐帝即位後，為挽救江河日下的形勢，下詔征言。曾國藩為此連上奏章。1851年5月，在其友人的支持、激勵下，這位41歲的臣下鼓足勇氣，向21歲的皇上進呈一篇諫疏，把批評的鋒芒直接指向了皇帝本人。其要旨有三：一曰防瑣碎之風，二曰杜文飾之風，三曰去驕矜之氣。總的意圖是希望皇帝能夠抓大計，求實際，虛心聽取臣下意見，兢兢業業革除弊政。不久，曾國藩又連上《備陳民間疾苦疏》和《平銀價疏》，要求清廷關心民瘼，固結民心。這一系列奏疏，可以說是尚在形成時期的這一集團的政治綱領和宣言書，然而在當時卻未受到清廷應有的重視和採納。據說，咸豐帝在接到那篇題為《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的諫疏以後，氣得「怒捽其折於地」，只是當時正為用人之際，所以才又給以「優詔褒答」。

  曾國藩成了湖南士紳心悅誠服的領袖。士人們稱頌他「兼經師人師之望」；「道義文章高絕今世，而前日立朝之風，天下人所仰望」。江忠源、陳士傑等拜其為師。劉蓉、郭嵩燾、羅澤南等則是其摯友。正因為如此，當1852年10月曾國藩因母喪回籍時，正在辦團練的劉蓉、王錱等便立即向他請教。1853年1月，清廷令他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郭嵩燾、左宗棠唯恐他固守丁憂慣例，拒不就任，而由郭兼程至湘鄉勸其出山。

  張亮基、左宗棠也有意讓曾國藩籌建新軍，札調由羅澤南、王錱等帶領的湘鄉團練千餘人來長沙，並於1853年1月27日上奏：「欲委明干官紳，選募本省有身家來歷，藝高膽大之鄉勇一二千名，即由紳士管帶，仿前明戚繼光束伍之法行之。」

  1月29日，曾國藩至長沙，出任團練大臣，次日即上了一個主旨與上折相同的奏摺，提出省城兵力單薄，而湖南各標兵丁多調赴大營，因此必須「於省城立一大團，認真操練，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擇其壯健而樸實者，招募來省」。他還指出，軍興以來所用之兵，「無膽無藝」，所以「欲改弦更張」，「以練兵為要務」。咸豐帝的上諭中，對其所奏「訓練章程宜仿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既可防守省垣，復可查拏土匪」云云大加讚賞，認為「辦理甚為妥協」，並「著張亮基、潘鐸會同該侍郎悉心籌辦」。曾國藩以辦團練為名，實質上是編練新軍的計劃就此獲得皇帝的批准。

  身為團練大臣的曾國藩還有意將「團」與「練」拆開，分別予以解釋：「團者，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練則必制器械，造旗幟，請教師，揀丁壯」，定期訓練。「團則遍地皆行，練則擇人而辦」。

  2月，張亮基前赴武昌署任湖廣總督，左宗棠隨同北去。練兵建軍實際上由曾國藩一人主持。6月，太平軍開始西征。不久，南昌被圍，湖北吃緊。曾國藩又招募和編練了曾國葆、儲玫躬、周鳳山等營，並應江南大營幫辦江忠源之請，招募楚勇、湘勇3000餘人；同時，著手整頓省城綠營，親督綠營與湘軍一同操練，並專摺奏保既耐勞苦又忠勇奮發的撫標中營參將塔齊布。塔部數百人，也擴編為兩營，歸入湘軍建制。

  經曾國藩親自嚴格訓練的羅、王等營，在本省及江西各次戰鬥中表現突出。但應江忠源之請，所招之楚勇、湘勇暴露出的問題卻很多。如江忠淑所帶之楚勇，驕悍不馴，成分複雜，且根本不買曾國藩的帳。南昌解圍後，又爭餉鬧事，甚至自行散歸湖南。未經嚴格訓練的援江西湘勇，初戰即嚴重挫敗，且不斷鬧事。兩者鮮明的對比，於曾國藩觸動很大。

  曾國藩在省城訓練湘軍，也引發了他與省中大吏乃至綠營將領的矛盾。前者認為他「誅斬匪徒、處分重案」是「攘臂越俎」；後者則縱容綠營兵弁向湘軍挑釁滋事。為避免與文武大吏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再加上湘南天地會起事日益頻繁，必須就近加以彈壓，曾國藩遂離開省城，於9月末移駐衡州，一方面鎮壓天地會起義軍，一方面繼續編練湘軍。他吸取前段在省城練兵時的經驗教訓，制定營制營規，注意嚴格訓練，並強化了他個人對部隊的控制。

  在此期間發生了與湘軍發展極有關係的兩件大事。其一是王錱擅自擴軍，不聽節制。王錱本是湘鄉的一個青年秀才，咸豐初年，成為本縣辦團練的骨幹人員；湘軍建軍後，又是最初的3個營官之一。在鎮壓衡山、桂東等地天地會起事中，王錱因有突出表現，聲譽大起。他有此資本，便趁曾國藩命他回湘鄉招募新營之機，擅自擴大數額，招至3000人，並與省中大吏直接掛鉤，漸漸流露出不聽約束、欲自成一軍的傾向。曾國藩要求王錱除原帶一營外，新招者只留二營或三營，且營官須由曾處任命，並按統一營制編練。但湘撫駱秉章卻不令裁撤，命其加緊操練，駐省聽調。曾於是斷然將王逐出教門，並割斷與其一切聯繫，甚至不擇手段阻止王部的進一步發展。此後，王錱所部被稱為「老湘軍」，以別於曾國藩所統轄的湘軍。

  其二是建立水師。身在江西前線的江忠源曾為此數次致書曾國藩，尤其在11月中旬的一封信中指出編練水師的重要性：「方今賊據長江之險，非多造船筏，廣制炮位，訓練水勇，先務肅清江面，竊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永無安枕之日。」而能主持此事者只有他的老師曾國藩，而能領水師作戰者也只有江本人和羅、王等湘軍將領。這就把水師的戰略意義，及自造、自製、自練、自統四項建軍大綱一一指明。同月，曾國藩下決心創立水師，並先後在衡州、湘潭設廠造船，派人至廣州採買洋炮，命褚汝航、楊載福、彭玉麟等為營官，招募水勇。

  至1854年春，湘軍已粗具規模，計有陸師13營，5000餘人；水師10營，5000人，船艦近500艘；加上各種夫役，全軍多達17000人。此外，尚有暫不歸曾國藩統帶的羅澤南、李續賓兩營，歸湘撫節制的王錱一軍，共3000餘人。

  三　營制營規和其他建軍措施

  湘軍最初沿襲了湘鄉團練的編制，以360人為一營。湘鄉團勇調往長沙時，即為3營共1080人。但湘軍在作為正規軍編練時不能不考慮到人員與武器的搭配問題，所以人數不斷有所調整變化，最後確定為每營500人，營官除直轄親兵72人外，又統帶前後左右4哨，每哨107人，加上營官本人和4個哨官，每營的實際編制為505人。其具體構成如下表：

  資料來源：《曾國藩全集·雜著》卷二，《營制》。

  營官另有幫辦和其他辦事人員若干，不在編制之內。其經費開支，由營官在公費銀內自行支出。從上表可以看出，曾國藩非常重視各種武器的配置，刀矛利肉搏，而近、中、遠程則可分別用小槍、抬槍和劈山炮。每營另有長夫180人，雖穿號褂，但一般不參加戰鬥，行軍時運輸物資武器，紮營後則築牆挖壕。長夫的設立，既有利於弁勇休息體力，全力作戰，又可避免因徵用民夫，甚至強捉民夫而延誤行軍，惡化軍民關係。

  水師營制主要考慮大、中、小各型戰艦的配置。初時每營500人，其中大型快蟹一船多至45人，中型長龍24人，舢板14人。後來經過實戰的不斷檢驗，發現內河水系，其湖河港汊複雜，大型船笨重，不利靈活作戰，終於形成去大、減中、增小的方針。至1856年，每營長龍8艘、舢板22艘，人數也相應減少。以後續有變動，長龍數目更少。

  湘軍的騎兵組建較晚，始於1859年。

  湘軍士兵的來源，仍靠招募。湘軍最初3營是湘鄉團勇，全是本鄉本土的農民。後來成立新營，曾國藩採取先委派營官，然後令其各回本縣募勇的辦法。水師之褚汝航等因在湘潭監造船艦，系由別人代募，再加上他們為外省人，結果所招雖為湘鄉農民，但不服褚等管束，甚至鬧事。這使曾國藩更堅定了必須由營官自招的募勇方式，而所募勇弁必須是農民，且與營官必須有某種同鄉關係。隨著湘軍的發展，形成逐層遞選制度，即「先擇將而後募勇，有將領而後有營官，有營官而後有百長（哨官）」。為保證勇丁必須是合格的農民，曾國藩在《營規》中明確規定：「須擇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土氣者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同時還須「取具保結」，登記府縣、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存檔備查。

  為嚴密控制部隊弁勇，曾國藩制定了各種條規，要求各營從凌晨到晚間二更，站牆子、看操、點名各兩次，每月營官親自點名看操四五次。同時，還嚴禁賭博、鴉片、姦淫，對「造言謗上，離散軍心」、「妖言邪說，搖惑人心」、「結盟拜會，鼓眾挾制」者，輕則嚴究，重則斬首。

  湘軍對招募的弁勇厚給糧餉。曾國藩定正勇月餉4.2兩，親兵護勇略過此數。營官月餉50兩，外給公費銀159兩，以為支付幫辦等人月薪、置辦旗幟號衣等費用。但其結餘歸入營官私有。水師營官、艙長、炮手分別與陸營營官、什長、正勇相同。營官以上之統領的餉銀，則視所統營多少為定，3000人以上者，每月加銀百兩，5000人以上者，加200兩。湘軍糧餉雖不及其他勇營中之最高者，但已大大優於綠營。正勇月餉高於綠營馬兵一倍，高於戰兵、守兵三四倍，與一般農民的年收入更有天淵之別。因糧餉豐厚，農民踴躍應募，甚至有出錢賄買入伍者。

  湘軍有自己的後勤保障體系。清廷定製是兵餉分離，統兵將帥只管帶兵，平時由戶部按定製撥發，出征則另派大臣主持糧台，辦理各種後勤工作。太平軍興後，清王朝國庫日絀，餉源日窘，有時甚至無款可撥，只能聽任將帥自籌。曾國藩初時依靠撫藩撥款，但不久即決計自籌，擬定章程，派人設局勸捐。同時，又自行設廠造船，製造軍火武器，甚至雇用大批民船，與水師同進止，儲運部隊各種作戰和生活物資。在當時的條件下，湘軍不如此即無以自立，更談不上發展了。

  曾國藩「改弦更張」編練湘軍，最重要的還是選將，在初期實際上就是選營官。曾國藩痛切地感到：「不難於勇，而難於帶勇之人。」為此他提出帶勇之人必須具備四個條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這四條又可以歸結為「忠義血性」，有則「四者相從以俱至」，否則「終不可恃」。他選拔將才不論資格、官階，只看是否符合這四個條件，尤其看是否為「忠義血性」之人。為此他提拔了一批出身寒微但飽受程朱理學薰陶的士人，這些人在實踐中表現出幹練的才能、踏實吃苦的作風，從而與腐敗的官場和綠營習氣形成了強烈的對照。他為了杜絕綠營腐敗習氣的侵入，還強調「赤地新立」的原則，「須盡募新勇，不雜一兵，不濫收一弁」。但對於小官僚和綠營的下級軍官，只要表現好的，他也一樣予以吸納。

  據統計，他在1853-1854年，錄用的軍政骨幹人員計79人，綠營武弁只有13人，占總數的16%,且均為平時能吃苦、臨陣奮勇、聲名較好之人。就籍貫言，除不明者5人外，非湘籍只有15人，占總數的19%;湘籍59人，占總數的75%。這樣，再加上弁勇幾乎全是湖南人，就使湘軍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而湘籍中家庭為地主者44人，個人為士人者40人，分別占湘籍總數的75%和68%。

  外省籍的15人中，有5人為水師專門人才，如陳輝龍即為實缺水師總兵。其餘10人中，大都也是在湖南多年，頗得地方士紳讚許的小官吏。如李翰章、林源恩均為知縣，官聲甚好，前者且為曾之同年好友之子。羅澤南、王錱等只有生員一類功名，甚至還有不少白丁，亦與李、林等現任知縣和陳輝龍等武職大員同被委任為營官。湘軍於是形成了其特有的用人制度。這種制度「只論事寄輕重，不在品秩尊卑」；「有保至提鎮，而仍當哨官、什長，保至副、參、游，而仍充親兵散勇者，有在他軍充當統領，而仍在此軍充當營官者」。這樣，既有利於選拔人才，又有利於將帥以個人親疏恩怨取捨人員，為他們培養親信、控制部隊創造了條件。

  與綠營之兵均為世兵且兵將分離的狀況不同，湘軍之勇均為招募，應募入伍為勇，出伍則仍為民；將弁中，高級將領由大帥親自選拔，各級弁目則為逐層遞選。這就使湘軍上自將官、下至弁勇，視選拔他們的各級頭目為恩主，把優厚的糧餉視為恩主的私惠。正如曾國藩日後作為成功經驗所總結的：「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各將領對曾國藩更是感恩戴德。此外，曾國藩等大帥還提倡師生、戚友、同族、兄弟同入湘軍，同在一軍，甚至同在一營。如曾國藩之弟國葆、國華、國荃，江忠源親弟忠浚、忠濟、忠淑，族弟忠義、忠珀、忠信、忠朝，王錱兄勛，族弟開化、開琳、開來，族叔文瑞等，以及肖啟江、啟淮，張運蘭、桂蘭，李續賓、續宜等，都是兄弟同入湘軍，同在一軍。更有一些人本非師生兄弟，入軍後通過拜師、結金蘭，也成了師生和異姓兄弟。

  曾國藩等大帥精心維護這種私人關係，特別是他們個人對部將的恩主的地位。對於那些敢萌「他念」、背離恩主、另找靠山的人，他們則予以毫不留情的打擊。

  湘軍中既有著軍隊等級森嚴、制約性極強的上下級關係，又有著如上所說的同鄉、師生、戚友、家族和恩主交叉重疊的私人關係網。胡林翼、左宗棠，特別是曾國藩，既是統帥，又是這種特製關係網的總綱。具備這兩套系統的湘軍，成了排他性很強的兵為將有的軍隊，唯曾、胡、左之命是聽，他人根本無法指揮。處於生死危難關頭的清廷，於無奈之中默認了曾國藩等人與湘軍的這種特殊關係。

  四　湘軍出征與《討粵匪檄》

  從1853年初（咸豐二年底）曾國藩開始編練湘軍，直到1854年2月（咸豐四年正月）湘軍出征，全國的戰場形勢有了重大的發展變化。大致說來，可分為東、北、西三個戰區。

  東戰區：太平天國方面，以防守首都天京為中心，包括鎮江、揚州等城；清朝方面，主要是江南、江北兩個大營的軍隊。雙方形成對峙，但太平天國方面基本取守勢，且最終撤出了在江北的揚州等城。

  北戰區：太平天國派出掃北軍，採取凌厲的攻勢作戰，轉戰皖、豫、晉、冀等四省；清朝方面，則有先以訥爾經額、後以勝保為欽差大臣所統帥的各路軍隊，其後又增加了僧格林沁所統帥的京旗和關外的滿蒙馬隊。至1854年初，掃北軍已遭到清軍的圍困，失去了攻勢作戰的勢頭。

  西戰區：太平天國繼掃北軍之後，派出軍隊西征，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四省的廣大地區與清王朝展開全面的爭奪戰，並逐步發展為兩軍交戰的主戰場。

  至1853年末，太平天國領導人已認識到分兵四出的戰略錯誤，開始收縮戰線。12月，撤出揚州守軍，西調至安慶，並在此基礎上組建了掃北援軍。同時全力奪取安徽，並於1854年1月攻占廬州，清朝新任安徽巡撫江忠源兵敗自殺。1854年2月，得到加強的西征軍在黃州一舉殲滅湖廣總督吳文鎔的軍隊，並乘勢攻克漢口、漢陽，並進圍武昌。

  早在1853年12月12日，咸豐帝於安徽局勢緊張之時，即諭令曾國藩督帶湘軍水陸路趕赴安徽戰場，與江忠源會合。曾國藩則以「一俟戰船辦齊，廣炮解到，即行起程」奏報。此時曾國藩的湘軍，尤其是水師尚未編練完畢，但在形勢的逼迫下，已不得不出征了。1854年2月23日，衡州船廠畢工。25日（咸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太平天國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國藩即于衡州率軍起程，並隨即開往長沙，準備北上迎擊太平軍。全軍共計陸路大小13營，5000餘人；水路10營，5000人，各式船艦360餘艘。各艦共配置洋炮320尊，其他炮250餘尊，外雇輜重船百餘艘。此外，還有陸路各營長夫、隨丁，水路僱船之水手和糧台之員弁，合計全軍1.7萬餘人。王錱所部2000餘人雖歸湖南巡撫統轄，但也隨曾軍一起行動。因此，出征的湘軍總兵力達2萬餘人。羅澤南、李續賓兩營留守本省，以隨時彈壓群眾起事。

  出征伊始，曾國藩發布了討伐太平天國的檄文，即著名的《討粵匪檄》。這篇約一千字的檄文，表達了曾國藩和以他為代表的湖南士紳們的共同心聲。

  檄文首先申討了太平天國軍興5年來「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的所謂罪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浚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等等。檄文又試圖以鄉土觀念，挑起人們對以兩廣人為首的太平革命的仇恨：「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但初興的太平軍軍紀嚴明，其「不要錢漕」的貢獻政策也頗受農民的歡迎。而清軍之腐敗擾民則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就連曾國藩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潮勇有奸淫擄掠之事，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他聲稱欲把湘軍練成一支「秋毫無犯」的軍隊，「以挽民心而塞民口」，「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因此，檄文對太平軍的造謠、誣衊起不了什麼實際的作用。

  曾國藩發布檄文的主要目的是激發飽受儒學薰陶的地主士紳起而保衛綱常名教和私有制度的神聖不可侵犯。太平天國宣傳敬拜上帝，號召反滿革命，抨擊「爾吞我並」、「所愛所憎，一出於私」的私有制，憧憬「有無相恤，患難相救」、「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社會，並認為「天下多男人，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曾國藩的檄文則極力迴避滿漢問題，但明確宣示「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並利用人們仇恨外國侵略者，重視家庭倫常的心理，誣衊太平天國「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檄文迴避了太平天國「不要錢漕」的貢獻政策，但抓住「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之言進行了抨擊。

  此外，他還抓住太平天國的「反儒」不放：「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這樣，他就把與太平天國的鬥爭提高到維護傳統社會秩序的根本原則的高度。在這樣的鬥爭中，所有士人都不能旁觀，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當然，他更不允許思想上的任何懷疑和反抗。

  為了加強對底層民眾的號召力，檄文還借太平天國毀壞廟宇偶像的過激做法，乞靈於人們對於鬼神的敬畏，說太平天國「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檄文最後則是對所有可能加以利用的對象的分別號召：

  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

  檄文表面上的冠冕堂皇和威勢，並不能掩蓋其作為批判武器的實質上的蒼白無力。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真正解決問題還要到戰場上見分曉。西征的太平軍很快發現：一個難以對付的新的敵人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