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太平天國的「掃北」及其失敗

  1853年3-4月間，太平天國繼占領南京後，又分軍東下，分別占領了位於長江南北的鎮江、揚州兩城，從此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不久，尾追太平軍之後的清軍向榮部在南京城東的孝陵衛一帶紮營駐屯，建立江南大營。與此同時，由另一欽差大臣琦善統率的清軍在揚州城外建立江北大營。這兩座大營的設立，對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尤其對無險可倚的揚州城構成了威脅，也遏制了太平軍向蘇南的常州、蘇州一帶以及蘇北里下河地區的進一步發展。但東王楊秀清為了儘快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決定置兩個大營的清軍於不顧，於5月間派出由林鳳祥、李開芳兩位戰將所統率的精銳主力北伐——按太平天國自己的說法是「掃北」，緊接著又發動了西征之戰。

  一　清軍江南、江北大營的建立

  1853年3月19日（咸豐三年二月初十日），也就是太平軍攻克南京外城的同一天，尾追在後的清朝欽差大臣向榮由南岸經水路抵達安慶，與由北路進軍的直隸提督、年逾七旬的老將陳金綬會合。第二天，另一欽差大臣琦善趕到，兩人會晤細商，決定向榮仍由南岸水路前進，琦善、陳金綬等率部由北岸陸路馳行，約定在東、西梁山地方彼此再行知會，合力拯救金陵。24日（十五日），向榮抵蕪湖，此時他應能得知南京失守的消息，但可能出於推脫責任和做足表面文章的考慮，他於26日（十七日）向皇帝奏報軍情時，竟仍大言不慚地說已由蕪湖登陸馳救金陵，並附錄了準備在南京張貼的《曉諭江寧軍民告示》。咸豐帝為此斥責道：「向榮於十五日即抵蕪湖，距江寧不遠，何以於十七日奏報尚不知江省失守之事？豈沿江一帶，毫無偵探耶？殊不可解！"27日，向榮軍抵板橋，進逼南京西路。同一日，琦善在安徽廬州得知南京失守，決定馳赴浦口，防止太平軍北上。

  由於太平軍對南京城防守極嚴，向榮乃決定繞道南路秣陵關，插入南京城東的孝陵、淳化鎮一帶「度地紮營，相機進剿」。這一帶，「地勢寬敞，進攻較易，兼可扼賊竄蘇、常之陸路」，選擇在此處構築營盤，確是向榮的得意之筆。但他未料到太平軍又先其一步，已於水路迅猛地向鎮江、揚州進軍。向榮軍推進至孝陵衛築壘時，守衛在鐘山營壘的四五千太平軍曾企圖乘其立足未穩，將其逐走，但被擊退。向榮軍從此在孝陵衛一帶駐屯下來。其所建大營，或因主帥而稱「向榮大營」，或因駐地而稱「鐘山大營」，但在清朝官方文書中多與琦善等人所建的「江北大營」對稱而被冠以「江南大營」。江南大營以欽差大臣向榮為統帥，以內閣學士許乃釗幫辦軍務，按察使彭玉雯為總糧台，所轄兵勇3.2萬餘人。

  太平軍進克鎮、揚之後，向榮除分軍2000人馳赴常州，協同江蘇巡撫楊文定防堵東路外，集中主力進攻鐘山，試圖以此為「圍魏救韓」之計，迫使進駐鎮、揚的太平軍回救。但守衛鐘山營壘的太平軍並不接仗，只是在牆內開放槍炮，守城部隊又增援城東營壘的防守。兩軍互有勝負。向榮的江南大營終未能突破鐘山防線，但仍設法廓除了太平軍在城外的一些營壘，在城東對太平軍的城防構成了一定的威懾。

  琦善統帥的清軍於3月30日趕到江浦。4月4日，逐走浦口太平軍守軍吉文元部。5日，又在浦口東山外趕赴江邊，以偷襲方式燒毀太平軍水師船隻20餘艘。停泊江心和在南岸的太平軍船隻雖不斷施放大炮，但均未駛赴北岸，清軍「多方引誘不出」，只得收兵。琦善在向皇帝的奏報中感嘆道：「臣等伏思，賊匪自粵西軍興以來，迄今三載，雖情勢猖狂，而豕竄狼奔，而有時而窮蹙。自岳州舍陸登舟，我兵由旱路進剿，盡落其後，彼逸我勞，到處肆擾。大江上下，一任橫行。其意實恃舟為藏身之固。此時京兵已抵北岸，而又堅避不出，意在疲老我師。」

  清軍在浦口已無所作為，而此時揚州已告失守。琦善決定由陳金綬、勝保等先行帶兵馳赴六合、儀征一帶，而由他本人飛催吉林、黑龍江弁兵前來，除酌撥留守外，亦即馳赴下游，以為接應。

  北路陸續調集的清軍組建成江北大營，並在揚州附近駐屯下來。江北大營以欽差大臣琦善為統帥，陳金綬、勝保幫辦軍務，前後徵調的兵員有2.4萬多人。江北大營對無險可倚的揚州構成了較大的威脅，也遏制了太平天國向蘇北里下河一帶的發展。但其兵員來源較雜，戰鬥力差。統帥琦善亦因此而過於持重，只是在揚州的東、北、西三門外逼城紮營，圍而緩攻。揚州的戰事比南京更為消沉，以致年少氣盛的勝保憤而上疏，狠告了琦善一狀。

  咸豐帝一直視勝保為「可用之才」，但對他的「意氣陵人」也早有覺察。4月16日，借其奏報謝恩，咸豐帝告誡他說：「將在外，能蕆大事者，未有不和衷能勝者也。汝非不能和衷之人，但恐稍有意氣陵人，則於事大無益也。」後來在太平天國掃北軍出征之後，更將其由江北大營調出，馳赴安徽承擔「進剿」太平掃北軍的任務去了。

  二　太平天國掃北軍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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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國之占領南京、鎮江、揚州三城，以及不久後正式以南京為首都（稱做「天京」），表明其戰略態勢已從此前的流寇式遊動作戰轉變為有穩定後方的機動作戰。儘管在此期間有過反覆，如洪秀全曾一度流露出打算遷都河南的想法，但終被楊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形式予以否決。此時太平軍的總人數據估計應不少於50萬人。其作戰部隊，在攻克武昌後已擴編為25軍，克南京後更擴至50軍，總兵力大約為10萬人。而江南、江北兩個大營的清軍加起來不過5萬人左右，且戰鬥力不強。太平軍並不以這兩個大營的清軍為對手。但面對業已築壘的敵軍，真正動手解決亦頗費時日。太平天國領導人並沒有花費精力去解決這兩個大營的問題，而是在1853年5月相繼發動了北伐和西征。

  北伐，按照太平天國自己的說法是「掃北」，其戰略目標是攻取北京，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太平天國領袖們於掃北之初所發布的指令現已無法知曉，但天王洪秀全在當年所頒布的《貶直隸省為罪隸省詔》中說：

  今朕既貶北燕地為妖穴，是因妖現穢其地，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故並貶直隸省為罪隸省。天下萬國朕無二，京亦無二，天京而外，皆不得僭稱京。故特詔清胞速行告諭守城出軍所有兵將共知：朕現貶北燕為妖穴，俟滅妖后方復其名為北燕；並知朕現貶直隸省為罪隸省，俟此省知悔罪，敬拜天父上帝，然後更罪隸之名為遷善省。

  詔旨中所謂的「北燕」即北京。

  東王楊秀清於掃北軍出發後不久給林鳳祥等人的一件誥諭中也提及送信之人「果是真心」，已奏封其為監軍，「至到北京之日，即與監軍袍帽，光寵其身」。於此可見，掃北的戰略目標確是北京。

  《清史稿·洪秀全傳》中載有天王洪秀全給掃北軍將領的詔令：「師行間道，疾趨燕都，無貪攻城奪地縻時日。」但這一說法靠不住。《洪秀全傳》中的有關記載，來源於羅惇曧撰於1913年的《太平天國戰紀》，所述相關情節系出於編造。且不論洪秀全是否有過這個詔令，在楊秀清總攬軍政大權的前提下，他能否直接向掃北軍將領發布詔旨都還是個問題。

  掃北軍統帥為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地官正丞相李開芳和春官副丞相吉文元。三人均久歷戰陣，林、李二人更是太平軍中最為驍勇的戰將。當時洪、楊、韋、石諸王以下，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僅封及六人，掃北軍統帥就占了一半，按照東王楊秀清在誥諭中的說法，他們已是「官居極品」，可見太平天國對掃北之役的重視。

  掃北軍共有9個軍的番號，出發時的總兵力約2萬餘人，在太平軍當時所有的50軍中，是戰鬥力最強的主力部隊。其中兩廣老戰士多達3000人，也遠遠超出其餘各軍。

  東王楊秀清關於掃北的誥諭大約於1853年4月中旬即已發布，而作為掃北軍主力的林、李所部當時正鎮守揚州。春官正丞相胡以晄奉命前往協調掃北和城守事宜。1853年5月8日（太平天國癸好三年四月三日，咸豐三年四月初一日），林鳳祥和李開芳率部乘船千餘艘離揚州，留指揮曾立昌、陳仕保等率少量部隊鎮守。

  5月13日，林、李與吉文元共統帶6個軍，從天京出發，是為掃北軍前隊，也是掃北軍的主力。13日當天，掃北軍前隊分三路於浦口登岸，隨即擊潰清軍防守的山東兵和黑龍江馬隊，並奪獲部分馬匹軍械。清軍在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等人統帶下退至安徽滁州。16日，掃北軍用大炮轟開滁州城門，知州死難。清軍又不戰而退至池河驛、紅心驛一帶，西凌阿更遠避至定遠。掃北軍隨即經池河驛、紅心驛、總鋪，於5月18日占領臨淮關，並在此駐紮暫休，等候後續部隊。清將西凌阿因畏戰而被革職。

  殿左三檢點朱錫琨、殿左七指揮許宗揚、殿右十六指揮黃益芸等統率掃北軍後隊6個軍，於5月15日在浦口登岸，當即趕至六合縣龍池，擊敗知縣溫紹原的團勇。但夜間宿營時突然起火，引起火藥爆炸，延燒甚烈，將士多人被焚死。炎四總制林紹璋統帶1個軍（前四軍）安全撤回天京，受到楊秀清的褒獎。朱錫琨、黃益芸統帶3個軍繼續北上，趕往臨淮關與前隊會合。其餘兩個軍似損失極為嚴重，殘部在許宗揚帶領下逃回天京。東王楊秀清以朱錫琨、黃益芸兩人帶隊繼續北上之功上奏天王，升二人為秋官正、副丞相。但二人升職的信息似未送達掃北軍中。

  5月28日，掃北軍克鳳陽府，並分軍回迎後隊。同日，楊秀清接到林、李、吉三人的稟報，當即指示：「爾等奉命出師，官居極品，統握兵權，務宜身先士卒，格外放膽靈變，趕緊行事，共享太平。其左軍及右軍錯路兵士，於初十日起行，至十一日俱各回朝，現今鋪排鎮守天京。前時既行誥諭示知，未識收到否？諭到之日，爾等速急統兵起行，不必懸望。」

  楊秀清在誥諭中隱去了掃北軍後隊在六合遭遇損失的情節，只含糊說其已回朝，並已安排鎮守天京。而這一誥諭發出之時，天京方面除守備寧、鎮、揚三城的部隊外，西征諸軍也已布置完畢，正待命出發，已不可能再抽出機動兵力加強掃北的力量。

  清朝方面在長江以北的兵力，以琦善的江北大營處於第一線，其餘主要部署在黃河下游。1855年6月，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改道之前，是向東走山東曹、單兩縣南部，由江蘇碭山經徐州東南至清江浦奪淮入海。早在揚州失守之時，鑑於揚州以北防守兵力較單，漕運總督楊殿邦即建議：「啟放各閘壩，洩盡淮水，使賊舟滯行，不能上竄。……若賊至高寶，或竟決洪湖，使水下注，俾全股淹沒。」咸豐帝在諭旨中說：「事至危急，或可相機應變。但恐賊匪未能全股淹沒，而吾民又遭昏墊之苦，朕心益增憫惻。該督等斟酌行之，不必拘泥。」由於形勢的變化，這一以水代兵的計策終未實行。

  此後，清廷進一步加強了蘇北、山東兩省，尤其是黃河兩岸的防守，以防太平軍由揚州直接北上。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已率部駐防清江浦，又令江寧將軍托明阿、刑部侍郎奕經等率軍增援清江浦、王家營，令署金州副都統杭州將軍瑞昌帶盛京兵赴淮、徐，會同署四川總督慧成布防。山東巡撫李僡已率部前出江蘇宿遷迤北，又令其就近督同兗州鎮總兵百勝等統帶弁兵，分扼要隘。並知照托明阿、奕經，互相聯絡，以壯聲援。曹州府屬之劉家口、董家口等處，也都派兵防守。

  當時由南京（江寧）北上的大路，是從浦口渡江，再進入安徽滁州，由定遠縣、鳳陽府渡淮，北至靈璧、宿州分為兩路，東北由江蘇徐州府渡黃河至山東兗州府界，西北則由河南永城縣趨歸德府，渡黃河至山東曹州府界。安徽巡撫李嘉端等也曾竭力要求加強對滁州、鳳陽一線的防守。但安徽本省僅殘存數百兵丁，咸豐帝只得下令截留已入皖境的山東兵、陝甘兵。在得知太平軍自浦口、六合「竄擾」至滁、鳳一帶之後，他更於5月30日下令「統領江北諸軍」的欽差大臣琦善統籌兵力，並酌派陳金綬、勝保二人中的一人，「前赴滁州一帶剿辦」。由於陳金綬年已老邁，琦善「商屬」勝保帶兵赴皖，咸豐帝於6月9日得知後認為此舉「甚妥」，並特許勝保「酌量調撥」兵力，「不必處處札商」。

  就在咸豐君臣忙於加強皖北防務之時，太平掃北軍前後隊已在臨淮、鳳陽一帶會師，並改道西北方向挺進。6月2日，克懷遠。6日，克蒙城。10日，克亳州。蒙、亳一帶的捻子和其他群眾紛紛加入掃北軍。當地流傳的民謠說：「咸豐二年半，長毛捻子會了面。」掃北軍途經蒙、亳，引發了捻子由地下狀態發展為武裝起義的捻軍。亳州為安徽進入河南的門戶。掃北軍自此即在捻子的導引下由皖入豫，開始了遠離後方的「掃北」征戰。

  當時太平天國上下對形勢估計普遍持樂觀態度。鎮江守將、殿左五檢點羅大綱於1853年6月上旬致函上海英國領事時估計，可在今後的「三兩月之間，滅盡妖清」。

  三　掃北軍的攻勢作戰與清王朝的防禦

  河南巡撫陸應谷為防禦太平軍入境，事先已有所布置。除派參將苗樟率部前出至安徽亳州外，又派南陽鎮總兵柏山前赴陳州，其本人則親率3000兵至歸德、商丘一帶堵御。6月12日，掃北軍在升家樓擊敗副將錫普常阿的清軍前隊。13日，掃北軍又與陸應谷部主力戰於宋家集，殺死清軍400餘人。陸部潰散過半，陸本人率殘兵數百人狼狽逃至柘城。掃北軍隨即攻入歸德府城，將城內「妖兵妖官盡殺，約殺有三千之多，得紅粉（火藥）二萬有餘斤，鐵炮無數」。陸應谷因歸德府城被「竄陷」而革職留任。

  掃北軍攻取歸德府後，諸將商議進一步行動，當即由林鳳祥、李開芳二人率領5軍兵將連夜趕赴距歸德府約40里地的劉家口搜取船隻，準備在此搶渡黃河。但清朝地方當局早已採取措施，控制、銷毀了大批船隻，掃北軍不得不改變進軍路線，折而向西。14日，吉文元、朱錫琨率後隊與反撲的清軍在歸德府城外大戰獲勝，連夜統兵於15日趕至劉家口與前隊會合。15日，「一同統兵」西進，進克寧陵。16日，克睢州。17日，克杞縣。18日，克陳留。19日，「至河南省城外，深深溝兩重，周圍並無房屋，離黃河二十里亦無船隻」。太平軍到開封的主要目的是尋找渡口，初攻不克後即放棄攻城。由於在開封附近沒有船隻，加之清軍追兵已趕到，幾位將領當即決定：「四十里至朱仙鎮，即時前往扎宿，近黃河七十里，亦點兵前去取船。」

  6月21日，掃北軍在朱仙鎮以林、李、吉、朱四人共同名義向天京匯報了戰況。稟報中最後說：「自臨懷[淮]至此，盡見坡麥，未見一田，糧料甚難。兵將日日加增，盡見騎馬騾者甚多。忖思此時之際，各項俱皆豐足，但欠穀米一事。臨懷[淮]至此，著人帶文回朝數次，未知至否？如此山遙水遠，音信難通，茲今在朱仙鎮酌議起程，過去黃河成功，方可回稟。」但我們所見到的這一份稟報並沒有送達天京，而是被清方截獲了。

  由於掃北軍攻勢凌厲，軍紀嚴明，一路雖未多所逗留，沿途河南民眾參軍者卻絡繹不絕。除捻子而外，豐口河工所解散的饑民數千人及在皖北所遣散的團勇亦紛紛入伍。此時掃北軍總人數已達4萬餘人。掃北軍在朱仙鎮停留二日，得民眾報告，知鞏縣洛河停有運輸煤糧的船隻，於是全軍繼續西行，6月22日克中牟，23日克鄭州，24日過滎陽，25日至汜水，26日克鞏縣。27日，掃北軍從洛河取得運煤船隻，開始在汜水口北渡黃河。因船少人眾，至7月4日主力方渡盡，並在擺渡中折損了一些人員和船隻。

  6月24日，清軍托明阿、善祿兩部抵達開封，西凌阿統帶的黑龍江馬隊也於同日前往會合。三部合軍已有5000餘人。他們在給皇帝的奏報中說已「馳抵汴城，賊匪敗竄」。但皇帝在諭旨中批駁道：「並未與賊打仗，賊已先竄，斷非因畏兵到而逃。著趕緊進剿，勿墮賊詭計。勝者論功，挫者罰罪。無別言可諭也。」

  7月1日，清軍抵達汜水，遭到掃北軍後衛的攔截。4日，掃北軍主力已盡渡，後衛部隊才撤出汜水，折回鞏縣。

  這支約千餘人的小部隊因西路偃師方向亦有清軍，遂越鞏縣南山，轉向東南密縣方向，反旆南下。南歸部隊人數雖少，「余氛猶足蔽日」。7月8日，占密縣。9日，抵新鄭。10日，入長葛。11日，進逼許州。許州城「城堅濠深」，但太平軍架起雲梯攻城，又以火燒城門。陸應谷急調數千兵馬馳救。13日，太平軍乃拔營南走，一路過臨潁、郾城，經西平、遂平、確山、羅山、大勝關，於7月30日入湖北境。又由湖北黃安、麻城經羅田，於8月10日入安徽境。中旬，自英山到達太湖。掃北軍的這支南歸部隊，與三省官軍周旋，歷時1個多月，轉戰1500餘里而不潰散，雖餘眾無多，但終得與西征的部隊會合。

  已渡河的掃北軍主力從此走上了更為艱險的歷程。7月2日，掃北軍攻占溫縣，並分軍至武陟。8日，開始進攻懷慶府城。此時，掃北軍9個軍的總兵力有3萬餘人，其中又以前一、前二兩軍實力為最強，共有1萬餘人，其餘7個軍共約2萬人。

  懷慶府城為河北鎮總兵駐地。鎮標兵經數次調撥，所余不過兩三百人，但武器彈藥仍多。其地勢西高東低，沁河經城北流過，與丹河會合後注入黃河，交通便利。懷慶城周圍9里，城高3.5丈，寬2丈，池深2.5丈，闊5丈，亦利於防守，知府余炳燾等率留守的清軍及團練壯勇據守。掃北軍攻擊懷慶，據被清方盤獲的太平軍的供詞說，其目的是「林鳳祥志在破城固守，以待南援」。但初攻不克，遂將城之四關圍困。7月15日起，掃北軍數次用地雷轟塌城牆，均被城內守軍截擊搶堵，未能得手；挖掘地道20餘處，亦遭城內守軍破壞。懷慶守軍的頑強抵抗和攻城屢遭挫折，無疑激發了掃北軍繼續圍攻的鬥志。掃北軍屯紮懷慶城外，也吸引和調動了北方各路清軍向這一帶集結。

  掃北軍久攻懷慶不下，外圍的清軍卻越聚越多。尾追而來的江寧將軍托明阿、貴州提督善祿、已革都統西凌阿等均已率部渡過黃河。內閣學士勝保率部由揚州經安徽繼至。山東巡撫李僡亦率山東兵至。7月13日，清廷命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為欽差大臣，統領河南、河北諸軍，並所有各路官兵統歸節制。理藩院尚書恩華、江寧將軍托明阿幫辦軍務。勝保率部到達後，咸豐帝又任命其幫辦軍務。

  訥爾經額統帶的清軍各部，首先在懷慶東北方面擺開攔阻的架勢，並逐步對掃北軍形成南、東、北三面的圍堵。掃北軍圍攻懷慶城之初，採取了積極進攻的姿態，後因屢攻不下，轉取圍困戰術。在增援的清軍陸續抵達後，掃北軍又不得不分出部分兵力對付外圍的清軍。但掃北軍將士能戰能守，林、李等又身先士卒，加之得到濟源、孟縣百姓的接濟，因而能與清軍長期對峙。在外圍的清軍不斷聚集後，掃北軍終於放棄了對懷慶的圍攻，於9月1日悄然撤圍，9月3日西出濟源而入山西。據當時身為掃北軍戰士的陳思伯回憶：「捉獲城內逃民，詢知內已無糧，人多餓斃，賊有不願入城之意。因城外扎有多兵，恐被追襲，密令各營懸掛羊犬，使腳擊鼓，並焚草入灶，俾官兵遠望有煙，然後拔隊北竄。賊去數日，官軍始探知，已偷越八百里太行山矣。」

  懷慶之戰，前後歷時56天。掃北軍因戰鬥減員以及後附者逃散而減至2萬餘人。

  掃北軍全師「遁」走後，欽差大臣訥爾經額等於9月3日會銜，編造出兵分五路、攻破賊巢、斃賊殆盡的赫赫戰果，並由八百里馳奏。咸豐帝聞訊大喜，明發上諭以宣布勝利，並對所有「有功人員」恩賞有加。但掃北軍以突入山西的實際行動，揭穿了訥爾經額等人的謊言。

  山西是清朝防守較為薄弱的省份。為儘快擺脫在懷慶周圍集結的清軍，並繞開已有設防的澤州府，掃北軍選擇了向西經濟源，過封門口，再經邵原鎮到山西垣曲的路線。330里山路，掃北軍強行軍，「晝夜跣足狂奔」，僅3天就趕到了。自1853年9月4-14日，掃北軍連克垣曲、絳縣、曲沃、平陽，並分軍克洪洞，又折而向東，於19日在曲亭會齊，繼續東進，於24日克潞城，25日克黎城。掃北軍在山西取得了人員和大批糧彈的補充。山西巡撫哈芬先因垣曲被竄擾而被革職留任，後更因「調度乖方，畏葸無能」而被革職拿問。陝安鎮總兵郝光甲最先帶兵入晉追趕，曾在平陽以北設伏而使太平軍遭受了一些損失，但終在曲亭鎮遭到掃北軍前後隊的夾擊而大敗，郝本人僅以身免。勝保則率部抄越掃北軍，趕到洪洞城北上紀落鎮攔截。9月23日，咸豐帝以勝保「臨陣奮勇爭先，戰功屢著」而特授其為欽差大臣。恩華、托明阿仍令幫辦軍務，並著訥爾經額派員將欽差大臣關防，齎送山西軍營，交勝保祗領。此前，原欽差大臣訥爾經額因掃北軍「西竄晉省，毫無準備」，且無論何路何事，「必待請旨而後行」而受到咸豐帝的嚴詞申飭。但在郝部大敗後，勝保與托明阿等部或在後追趕，或抄前攔截，都不敢過分逼近掃北軍尋戰。掃北軍因而常砍斫木牌，上書「勝保免送」等字於其來路加以嘲諷。

  9月26日，掃北軍復入河南境，克涉縣。28日，克武安，當夜東渡觀音嶺，入直隸境。

  清直隸總督訥爾經額自懷慶「凱撤」後，對掃北軍突入直隸竟然毫無防備。他隨身僅帶弁兵數十名，於9月28日晚行抵臨洺關，「見有武安逃出之商旅」，方才就近調集兵力，緊急布防。

  29日午，掃北軍前鋒至，訥爾經額命官兵出戰，永年縣的500多名「鄉民」也在一位監生帶領下助戰。未幾，太平軍大隊「跟接蜂擁，漫山而來」，官兵潰敗，傷亡兵卒400餘人，助戰的「鄉民」亦全部陣亡。訥爾經額狼狽逃至廣平府城，「軍火衣物餉銀一概失落」。此後他株守廣平一隅，貽誤了直隸全省和京畿防衛的事機，終於也受到了被革職拿問的懲處。

  掃北軍繼克臨洺關後，立即北上，從9月30日起，又連克沙河、任縣、隆平、柏鄉、趙州、欒城、藁城、晉州，10月9日，進克深州。掃北軍如此神速的進軍，顯然是想在隆冬到來之前，迅速占據有利地位，以便發動對北京的攻擊。然而，因部隊連續行軍作戰，過於疲勞，不得不在深州稍事休整，並擊敗西凌阿之追軍。同日，勝保軍至藁城西十餘里，得桂良飛咨太平軍已到定州，即北馳救援。

  掃北軍勝利攻入直隸的消息傳到天京，東王楊秀清奏請天王洪秀全，封林鳳祥為靖胡侯，李開芳為定胡侯，吉文元為平胡侯，朱錫琨為剿胡侯，黃益芸為滅胡侯。

  10月10日，北京誤傳太平軍已攻至定州，清廷大震。次日，咸豐帝在乾清宮行授印禮，任命惠親王綿愉為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為參贊大臣，部署京城防務。

  僧格林沁率京營兵四五千人赴京南涿州防堵，勝保亦率軍火速北上保定迎截。清軍擺下了欲與太平軍在北京城下決一死戰的姿態，但此時也正是北京朝野最為惶恐不安的時刻。時人記載道：「發逆北犯直境，訛傳已到定州，眾情惶亂。是日上御乾清門，頒奉命大將軍印綬，惠親王為大帥，京師戒嚴。……各官竟有抽身出都者。自本年二月，部院各衙門紛紛告假，至是部曹幾乎一空。」

  然而掃北軍卻未由保定方向直撲北京，在深州停留休整期間也是「但據州城，未擾支縣」。其時勝保所部清軍已由保定南下。10月16日起，兩軍在深州城外數次交戰，各有傷亡。21日，兩軍又戰。薄暮，掃北軍趁清軍收隊之際，繞出敵後橫擊。清軍協領三福等1000餘人陣亡。

  22日夜，適逢暴風天氣，掃北軍乘間東去。23日薄暮，克獻縣。25日，克交河。26日，到達運河邊上的泊頭鎮，「造橋渡河，搜括米物，裝載運船，水路[陸]並進」。大部隊沿運河向北挺進，綿亘十餘里，頗為壯觀。27日，在滄州城南殺敗駐防旗兵與當地漢回兵勇，並進克滄州。掃北軍於滄州受損較大，進城後殺人也最多。28日，占青縣。29日，占據靜海縣城，並分軍繼續向北占領獨流鎮，前鋒經良王莊到達楊柳青。

  天津一帶時值大水，「茫無所向，惟一堤可抵津郡」。10月30日，太平軍前鋒乃沿堤進抵天津西郊的稍直口，遭天津知縣謝子澄所募雁戶排槍伏擊，「受槍傷甚多」。

  掃北軍經此挫敗，更由於將士過度疲憊，不得不退返獨流、靜海等處紮營。此時部隊雖有較多減員，但仍保有9個軍的完整建制，總兵力超過3萬人。

  四　從勝利到失敗的轉折

  太平天國掃北軍在獨流、靜海屯紮的3個多月，是它由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時期。其間，勝保、僧格林沁所率清軍主力相繼抵達，掃北軍在兵力上漸處劣勢。然而真正給掃北軍帶來致命威脅的，不是勝保和僧格林沁的馬隊，也不是他們從京營調來的大炮，而是北方隆冬的嚴寒。

  早在1852年秋太平軍進攻長沙之時，清方統帥徐廣縉即認定太平軍「生長炎荒，畏寒喜暖，將來仍必回竄，斷不北行」。太平軍將士們以其實際行動打破了徐廣縉的判斷，但太平天國所占據的長江流域，從自然地理的區域劃分來說，仍然屬於南方。在太平天國人士的認識里，北方的直隸，「其地苦寒」，「北方之地，風沙無際，寒暑過嚴」。因此，黃河以北的隆冬不僅對出生於兩廣的太平軍老戰士，即使對兩湖三江的「新兄弟」們，也是前所未有的考驗。

  這一年北方的冬天來得很早。10月7日，掃北軍徒涉滹沱河時，河面即已結有薄冰。當時，正值秋分已過，欲交寒露之時（10月8日交寒露）。陳思伯在其回憶錄中寫道：「途中過滹沱等河，新秋水面已有薄冰。過河後著衣復行，不知下身腿足全受冰鋒劃傷，甫行數日，血出沾衣，竟脫不下，忍痛解衣，真苦境也。」

  掃北軍於10月29日（太平天國癸好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咸豐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入據靜海，並分兵占領獨流和楊柳青。此時的節令，霜降已過，立冬將臨。掃北軍在初攻天津於稍直口受挫後，沒再堅持繼續攻城，看來是吸取了對懷慶久攻不克的教訓，以免在隆冬季節頓兵于堅城之下。他們搶在敵軍到來之前在獨流與靜海修築木城，以利長期據守。所謂木城，實即木料紮成的營壘，內實以土，外開有門。獨流是靜海縣城以北的一個大鎮，地處運河西岸，子牙河、大清河在其北交匯，並東流入天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稍直口一戰之後，掃北軍「分股為二，前隊退扎獨流鎮，後隊踞靜海縣，相去十八里，中間聯絡小營十餘座」。在獨流，是跨運河兩岸修築木城，靜海因有城牆，系在城門外修築木城。楊柳青在獨流東北30里，駐紮此處的太平軍更是抓緊時間，用船隻向獨流搶運糧食等物資，往來檣帆不斷。11月7日，當勝保率軍進攻楊柳青時，太平軍即主動撤出，收縮了自己的戰線。

  勝保趁掃北軍收縮兵力之際，由楊柳青進至西距獨流不到十里的良王莊紮營，自11-19日，先後發動了四次攻擊。但太平軍堅守木城，並不輕易出戰。雙方進入了相持階段。

  鑑於太平軍將士「善於狂奔，肆志竄擾」，勝保向皇帝提出：「非設法合圍使其無路可走，不能悉數滅盡。」然而他又苦於太平軍「踞於靜海、獨流二處，相距十八里」，根本無法合圍。清軍只能布置在四處堵截的位置上，重點是在北面，主要是防止太平軍向北「竄擾」北京。而太平軍的兵力部署，重點也在獨流。據清方11月中旬偵察，駐紮靜海者「不過十之二三」。直到3個多月後的南撤前夕，兵力部署仍變化不大。據陳思伯回憶，「獨流約有一萬七八千人，靜海約有一萬三四千人」，仍以獨流方面為重。清軍無法合圍，自然也就無法切斷太平軍與周圍百姓的聯繫。在獨流、靜海駐屯期間，太平軍能夠不斷地得到糧食和其他物資的供應，甚至連火藥也能設法向周圍地區尋取，這是他們得以與清軍長期相持的一個重要條件。

  在皇帝的不斷催促下，處於一線的勝保各軍不得不向築壘固守的太平軍發起攻擊。然而太平軍方面，「濠日挑寬，壘日加厚，密排槍炮，負固深藏」；清軍方面，則是「兵勇行進[近]賊壘，即有心寒遲進之意」，少數冒死向前者，也因太平軍的槍炮「密如雨下」而不能撲進。

  12月23日，清軍各營列隊陣前，以便逼近木城修築營壘。太平軍乃分三路主動出擊，陣斬清營統帶炮兵的副都統佟鑒和統帶天津練勇的天津知縣謝子澄。佟乃二品大員，是太平軍整個「掃北」過程中所打死的官階最高的「妖頭」，但其名並不為太平軍所知。謝子澄在稍直口戰後已引起了掃北軍的注意。得知打死了此人，太平軍營中「互相慶賀」。勝保為此受到了降四級留任和拔去花翎的處分。他設法逼近太平軍木城高築炮台，但日間未能築成，夜間即遭太平軍平毀。後來炮台總算築成，可晝夜放炮，但太平軍堅守如故。勝保又設法在太平軍的五里莊營壘附近構築營盤，企圖隔斷獨流與靜海之間的聯繫，但直至太平軍南撤，也始終未能如願。清軍既不能冒死強攻，遠處施放槍炮又達不到殺傷太平軍人員的目的，勝保於是總結出一條萬全之策，即「圍而不攻」，「俟其食竭力盡而取之，事當易如反掌」。這一「萬全之策」，後來僧格林沁在連鎮和馮官屯合圍掃北軍時果然奏效了。但此時咸豐帝卻因軍餉籌措的困難，不准許他無限期地拖延下去。皇帝的諭旨說：「一切布置尚妥，是時萬不可再令竄逸，今歲總要滅盡。朕志已定，不可漫視。……今獨流之賊，迥非昔比。雖木壘有似於兩金川，然今日之餉，豈能延以待之，必至無繼而後已！」

  咸豐帝欲在年內消滅掃北軍的決心根本無法實現。勝保所統率的一線兵力有2萬餘人，加上僧格林沁擺在二線的數千人，總數雖已逾3萬，但還遠不夠對堅守的太平軍形成合圍。之所以未再增添兵力，籌餉困難是最主要的因素。

  掃北軍在年內並沒有被「滅盡」，但也沒有「竄逸」，而是在獨流、靜海整整駐屯了3個多月。在這3個多月的時間裡，形勢發生了不利於掃北軍的逆轉。除了使清王朝得以厚集兵力對掃北軍予以圍堵外，更重要的是使它有了足夠的時間穩定住北方，尤其是京畿和直隸的局勢。北京城在掃北軍攻入直隸前已有大量官民逃離，在其進至獨流、靜海後，更暴露出「軍備未嚴，民生日蹙」的嚴重問題。有人向皇帝匯報說：「巡防之效，至緝匪犯而止；團練之效，至堵拿鼠竊而止，猝有緩急，皆不足深恃也。京師綠旗各營，素多虛籍，自寇警漸逼，京師之精壯者大半調赴近京各處，其現存者皆挑選之餘與暫雇充數耳」；「各街巷十室九空，戶口日減」而「窮民較往年加增」，「推原其故，皆由富紳出京過眾，小民傭力無從，謀食艱難，生計日絀，非流離外徙，即凍餓待斃」。

  但京城防守的架勢畢竟已經拉開，民生問題也已受到關注，陣腳總算站住了。更重要的是，整個畿輔地區的局勢得到了控制。太平軍突入直隸之後，許多衣食無著、無以為生的貧苦群眾趁勢起而造反，其中有些加入了掃北軍的隊伍，但多數並未得到掃北軍的有力支持。清朝方面一旦得到喘息的機會，便利用手中握有的政權，官紳結合，大辦團練，並堅決鎮壓趁亂而起的「土匪」、「亂民」。本來官紳們對操辦團練並無迫切感，經費也往往無法籌措。但「土匪蜂起」、「大肆掠奪」的結果，使得他們有了生死攸關的切膚之痛，從而變得空前「大方」起來，經費、糧食乃至人員等等很快都有了著落。多養一個團丁，即少出一個「土匪」，這筆帳，官紳們還是算得過來的。掃北軍的支持者或潛在的支持者們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大為減少了。這一正一反的出入，使得掃北軍孤軍之勢已成。形勢和3個多月前已很不一樣了。

  林鳳祥、李開芳等率掃北軍堅守獨流、靜海，一直在等候天京再發兵來。在此期間，太平軍往來南北的情報人員絡繹不絕。據僧格林沁奏報，有從「賊營」逃出之人供稱：「有逆匪婦女扮作乞丐，往南搬取救援，並南省之匪二月可到各等語。」署山東巡撫張亮基在直隸、山東邊境查獲太平軍偵探，所供情節也與此相同。援軍肯定要北來，這沒有疑問；但是否「二月可到」，卻沒有把握。林、李等人鑑於形勢的惡化，決定提前拔營南撤，主動迎接北上的援軍。從1854年1月24日起，掃北軍連續派兵外出探路。28日（咸豐三年除夕），更派出3000餘人的隊伍，向西南大城縣方向出擊，占領了幾個村莊，由此試探出清軍在這一方向防守的薄弱，並最終選擇全軍從此方向突圍。

  陳思伯在回憶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況：

  相持至十二月，湖中冰凍、人能行走。賊情迫，派人查探冰路。不意湖中三村泊有兵船百號，排立三營，營外破冰為溝，阻不得出。賊造冰車二十四架，高寬各五尺，內外木板，中空一尺，以書實之，每車列炮眼二，下有圓鐵小輪四，左右用鐵環鉤筦，分則一人推行甚速，合則勾連儼如月城。又以長木系草二三束，在車後隨行，遇有冰溝，拋木入水，北風凜冽，草易結冰，片時凍成冰橋，賊可長驅前進。除夕連破三營，兵民船戶皆被戕害，無一逃者。夜半，官軍大營尚有賞號冰船八隻，不知失守情形，突來被害，船物悉為賊有。

  冰車的巧妙構造，足見掃北軍中不乏能工巧匠。

  1854年2月5日（太平天國甲寅四年正月初二日，咸豐四年正月初八日），獨流的太平軍向靜海集中。6日，掃北軍全軍趁夜踏冰向西南大城方向急速轉移。

  突圍的時機、地點和方向的選擇，甚至利用湖水冰凍、人能行走，這都沒有錯，充分顯示了掃北軍統帥在軍事指揮上的智慧。可是有一條他們卻萬萬沒有料到，這就是在嚴寒的天氣條件下，連夜踏冰行軍所造成的極為慘重的人員傷亡。

  據陳思伯回憶：

  甲寅四年正月初間，林逆在獨流約會駐紮靜海李逆傳令，夜由冰上踏雪急走。行冰路六十餘里，東方漸明，始上大堤。雖出重圍，而冰上凍死休息賊屍，沿路皆有。次早見堤上或坐或臥之賊甚多，初以為睡熟，迨呼喚不醒，推之應手而倒，始知全行凍死。至午前猶有大呼熱急，自行解衣飲雪，倒臥雪中滾死者，周身紅色，想是外受寒逼，陽氣內攻於心耳。

  這一觸目驚心的慘景，使得本來甚有組織的南撤成了恐怖的逃亡。此次突圍行軍，掃北軍戰士凍死極多，未死者足部也大都凍傷。損失之大，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戰鬥減員。陳思伯本人僥倖逃得一命，但凍傷也十分嚴重：

  予履冰一夜，足未停趾，次日行至午後稍為歇息；又行一夜，幸身帶麵食，得以不飢。至第三日，聞前隊駐紮陳谷莊，問距靜海縣，已行三百餘里矣。予因衣履結冰甚厚，不少溶化，兩腿凍直，難於行走，中途在已熄灰火內少立片刻，忽然掣痛，豈知因此一立，竟將足趾煨熟，到陳谷莊剪開鞋襪，見十趾黑色，又休息三日，雙趺始漸潰爛，兩手拳曲，半月不能稍伸，不但手與面上退去黑殼一層，且將左手二指凍死半節，可謂奇冷矣。

  清軍覺察到掃北軍在西南方向的異動，2月3日，僧格林沁統帶馬隊千人前往靜海正西的王家口紮營。此前，他已奉旨移營前進，與勝保合為一軍。2月5日，勝保「收復」獨流，因不知太平軍的去向，竟向西轉入霸州進行防堵。但僧格林沁得到了準確的情報，率馬隊跟蹤追擊。據清方的探報說：僧格林沁「於初九日（2月6日）誓師出隊，往前追逐，賊匪披靡，並無鬥志，盡力追殺無數，天明至白楊橋。此百餘里，賊屍遍野，可稱大勝」。時在勝保大營的張集馨於2月8日晨隨軍從王家口出發，記沿途所見，也說是「天氣嚴寒，賊屍遍野，係為僧王馬隊追戮」。「賊屍遍野」當是事實，但結合前述陳思伯的回憶，沿途掃北軍人員的倒斃，絕大多數應是嚴寒天氣所致。僧格林沁所率領的馬隊，此前並沒有實戰的經驗，但他們趁掃北軍南撤凍餒之後，已無鬥志之時進行跟蹤追擊，取得初戰勝利，確實鼓舞和激勵了士氣。

  2月7日，掃北軍入據河間縣的束城村，列隊抗拒僧格林沁的追兵。僧部因兵少，且輕騎不能攜帶大炮，也不敢遽行攻撲。太平軍後隊的人員如陳思伯等，約於8日趕上大隊。

  2月10日，勝保率軍前往束城與僧格林沁會合。此前由於勝保惡人先告狀，咸豐帝曾有意讓位高權重的僧格林沁將統帶的軍隊交勝保指揮，以一事權，並嚴令其不得掣肘。但勝保一再失機，僧格林沁卻咬住了敵人，並取得追擊的勝利。咸豐帝於是收回成命，承認了前線指揮權的易位，清方的統帥便由以勝保為主變成以僧格林沁為主了。

  僧格林沁（1811-1865）是道光帝為其守寡的姐姐挑選的過繼兒子，襲科爾沁郡王爵，自幼出入宮廷，是咸豐帝倚為親信的姑表哥。此次帶兵出征，又是在乾清宮皇帝親自授印的參贊大臣，無論身份、地位或威望都比勝保高得多，其年齡也長勝保10歲。他對勝保嘴上說得漂亮但實際做不到極為鄙視，敢於也能夠依照前線的實際情形採取有效措施。清軍主帥的易人，使得形勢朝著更加不利於掃北軍的方面發展。

  掃北軍在束城等村構築營壘，清軍並不敢近戰強攻。僧格林沁與勝保一起向皇帝奏報：「去歲地多積潦，茲屆冰雪乍融，平地泥深尺許，逼近賊巢，泥水更甚，步隊撲擊，殊形費力。……再四籌度，除無分晝夜用炮轟擊，並隨時相機進攻外，惟有開挖深壕，以資圍困。該逆如不肯坐以待斃，必然拼死奔撲，我兵即可奮力前截後襲。倘竟如前死守，我兵只須嚴此長圍，不日賊巢糧盡，即可不攻自潰，彼時亦易剿殄。」這確是對付掃北軍最為狠毒也最為有效的手段，但依然被咸豐帝斥為「仍屬敷衍」，並表示「斷不能再寬時日」。

  在束城的掃北軍也面臨著兩難的選擇：固守，條件已不如獨流、靜海，糧食將盡，且清方已加緊開挖長壕；突圍，行軍中部隊易受馬隊的襲擊而遭損失，且有大量傷足的戰士尚未康復。但3月7日深夜，太平軍還是趁大霧迷漫之際，從東南方向涉水突圍了。

  8日，太平軍再次占領獻縣。9日，前隊進占阜城，但後隊尚在40里之外的富莊驛。當晚，勝保率馬隊追至阜城。僧格林沁留在富莊驛，並派兵在驛南樹林中設伏。10日凌晨，太平軍後隊行軍遇伏，「不戰自亂」，「四路奔潰」，經前隊接應，才於當日黃昏進入阜城，或紮營附近村莊。但次日黎明時分，城外各營又遭到清軍馬步隊「一齊合圍，四面攻擊，彼此不能相顧」。由於是連夜紮營，未及修築較為堅固的防禦工事，前二、前五兩軍的營盤首先被攻破，僅逃出70餘人；上午，後一等軍的營盤又被攻破，逃出一隊，經清軍衝殺，「剩有百數十人入城」。午後，右軍先鋒營的營盤又被踏陷一半，經朱錫琨率眾用磚石奮力拋擊，又得城中戰士出援，才將清軍擊退。這是掃北軍第一次有幾個營盤同時為清軍所攻破。據陳思伯說，「此敗由於足凍不能得力也」。清方的奏報說「斃賊六七千名」，數字容有誇大，但掃北軍無疑是遭到了空前的損失。

  陳思伯本人的凍足，是後來到連鎮駐紮時，「得八寶珍珠散藥力，能去死骨，至八月後將凍死九趾用剪刀斷筋，逐漸收口學步，又月餘步履如初」。也就是說，直到當年10月，他才重新學會了走路。

  3月23日，掃北軍三丞相之一的吉文元陣亡。清方奏報說：「騎馬賊目頭戴黃風帽，我兵即開炮向擊，吉林、黑龍江馬隊槍箭齊施，射中該逆腰脅等處。旋見該賊目身帶三箭，跌馬倒地，群逆搶回。」當時還不知道這位「賊目」究竟是誰。後來「據連日投出難民等供稱，二十五日（3月23日）我兵進攻東門外賊巢，偽丞相吉文元額角中有炮傷，腰脅中箭數枝，登時斃命。逆眾當將屍身抬回，埋在縣署後院，並有欲將偽指揮黃姓推為丞相，等語」。

  統帥層將領的陣亡，這在掃北軍也是前所未有的事。其時在天京和南方戰場，將領們提升很快。但掃北軍仍維持了出發時的職位，如林、李、吉仍是丞相。吉文元死後，傳說林鳳祥等欲將指揮黃姓（即黃益芸）推為丞相，這應是掃北軍統帥人事上的重大變動，但並未成為現實。而比黃益芸職位高的檢點朱錫琨卻未見提及，其後事跡也始終不彰，很可能是在不久後的戰鬥中陣亡了。

  綜計掃北軍自獨流、靜海突圍以來，直到阜城駐紮時，沿途凍死及被追兵所殺的足有1萬多人，加上逃散和掉隊的，減員總數可能已高達2萬人。雖其骨幹力量尚存，但人數已大為下降，應只有1萬人或稍多。掃北軍喪師過半，加之凍足者多未痊癒，已不能輕易突圍轉移；即使突圍，也無法擺脫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且能快速機動的清軍的圍追堵截，他們把希望寄託於援軍的來救上。

  五　掃北援軍的敗亡

  對於掃北，天京方面早就有再發兵的打算。據李開芳被俘後的供詞說，是洪秀全等太平天國領導人打發他們過黃河，到天津扎住，然後告訴南京方面，再發兵來。掃北軍早在山西境內時，就已在打探由山東東昌到天津，也即沿運河前進的路線。進入直隸後，掃北軍不走西路旱路，徑由保定北上，而是繞至東路，走運河沿線至天津，不僅多花費了時間，且遭遇到預想不到的困難（直隸本年大水，天津一帶更成釜底）。這一執著的進軍路線，顯然是堅守了「到天津扎住」的預定計劃的結果。

  天京方面，掃北援軍早就應該派出，但卻遲遲未能發兵，主要是兵力不足。掃北軍出發不久，1853年6月初，西征軍約八九千人由胡以晄、賴漢英、曾天養等率領出發，兵力要比掃北軍少得多。此時還不可能徵調援軍掃北。直到1853年末，揚州守軍缺糧告急，楊秀清將已克武昌的部分西征軍調回，接應守軍撤離，留少量部隊守瓜洲，其餘均西上安慶。1854年1月，胡以晄攻克廬州，引起清王朝的恐慌，深怕其「覬覦北竄」。但廬州的太平軍並未趁勢再向北方發展。掃北援軍系從天京、安慶抽調兵力組成，由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陳仕保、冬官副丞相許宗揚等統率，共15個軍的番號，總人數在出發時約1萬人。其目的也正是到天津解圍。

  掃北援軍於1854年2月4日（太平天國甲寅四年正月初一日，咸豐四年正月初七日）自安慶出發。6日到桐城，8日過舒城。東北方向的廬州周圍有清軍聚集，援軍為避免糾纏，由西北方向走六安。14日，前隊入六安城。16、17兩日，援軍大隊到達。21日，到正陽關，即在此處北渡淮河。3月1日，到達蒙城。由於安徽北部的清軍都在廬州外圍，掃北援軍自出發直到蒙城，始終未與清軍遭遇。清方也一直未弄清楚這支太平軍北上的意圖，更由於沿途有大量本地群眾參加，甚至懷疑可能是「土匪」假充的太平軍。既到蒙城，清軍才弄明白來者確是真太平軍，「貼有偽示，前列偽官許、陳」，且「於蒙城北關搭蓋浮橋四道，有竄擾宿州並直趨徐州之意」。

  3月6日，援軍前隊進至河南永城。7日，進至夏邑。清軍的一位副將率部與其交戰，至陣前才發現是由「長毛」領隊，趕緊撤走。但當地的鄉勇不知情，仍繼續作戰，結果戰死280多人。8日晨，掃北援軍攻克夏邑縣城。當晚，援軍前隊拔隊前赴江蘇碭山，但後隊自永城來者仍絡繹於途，直到10日傍午才過完。

  掃北援軍於碭山、蕭縣之間尋渡黃河。3月10日，到蕭縣西北黃家口，遇到當地鄉團的抵抗。徐州附近的這些鄉團都是地方鄉紳為對付近年日益增多的饑民而建，目的是保護自己的身家財產不被來自饑民的「土匪」所搶掠。掃北援軍過境，他們不願也不能「走避」，但迎戰的結果都是被打垮，遭到或多或少的死傷。於是當地「土匪」進一步興起。援軍在黃河南岸找不到渡船，便繼續沿河下行，13日進據豐工（豐北廳下汛三堡決口之河工）下游的包家樓。時值枯水期，而此處漫流水淺，掃北援軍即於附近村莊拆屋取料，搭橋扎筏。自14-16日日落時，掃北援軍大隊陸續渡完。

  援軍後隊尚未渡河，接南京方面的探報，說是廬州被攻緊急，許宗揚即率後隊兩三千人折回，說明隨後仍來直隸。21日，自永城東郭外南下。25日，在潁州府西北南渡潁河，當日抵正陽關，從而返回安徽戰場。但這支部隊回到安徽後，並沒有改變廬州被清軍圍攻的局勢，後來也未再北上支援直隸。

  已經北上的掃北援軍主力於17日克豐縣，並由此進入山東境內。此時的援軍大約擁有13個軍的番號，總兵力已增至兩三萬人，甚至有說超過五萬的，但其中的能戰之士仍不足萬人。

  參加援軍的群眾主要有江蘇、山東兩省交界的大量饑民。自1853年春太平天國占領南京後，「南漕改折，或海運，挽夫、遊民數十萬無可仰食，豐北黃河連歲潰決，饑民亦數萬，弱者轉溝壑，壯者淪而為匪，剽劫益熾。」這些人隨時隨地參加到太平軍中來，數量很大，但游離性也很大。

  參加到掃北援軍中的還有些有組織的隊伍，主要是捻黨、幅黨和潰勇。

  捻黨即捻子，是來自皖北捻鄉的農民，在農閒時「裝旗」（集合編隊）出發，遠到數百里外「打梢」（掠取富有者的浮財），春耕時再各自回家。掃北援軍過境，正值他們農閒「打梢」之時。他們雖附入太平軍，但保留了很大的獨立性。

  幅黨，清朝官方稱之為「幅匪」，主要是運河沿線「隨漕逐末」的江蘇、山東兩省的群眾，「恆以匹布分幅帕頭，私相雄長，陰有部曲」，時有剽劫商旅的行為。

  潰勇是指以李三鬧為首的自揚州潰逃的鄉勇。李三鬧，江蘇徐州府睢寧縣人，1853年春因聚眾搶糧散給饑民，而被追緝。後他帶數百人赴揚州投河標游擊馮景尼營充鄉勇。是年冬，太平軍接應揚州守軍突圍，馮景尼部軍潰。李三鬧等逃至泗州，又聚眾數千。援軍得其眾為前導，方從河南永、夏來到徐州府屬之蕭、碭、豐境。

  這些群眾乃至有組織的武裝隊伍的加入，固然使掃北援軍的人數大為增加，但也使得它的成分日趨複雜，終於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在山東境內，援軍主要在運河以西向北推進，行動很快。16日，其先頭部隊即已與金鄉的練勇發生戰鬥。18日，擊敗單縣勇。19日，太平軍大隊攻入金鄉，殺其知縣。22日，克巨野，知縣以下戰死者達1300餘人。23日，不戰而入鄆城。25日，分兩路北進的援軍在運河沿線的張秋鎮會師，造成浩大聲勢。

  清廷對掃北援軍的北進和掃北軍這隻「將斃之虎，又添雙翼」的可能表示了極大的憂慮。3月20日，針對僧格林沁奏摺中所說阜城的掃北軍堅守不出，咸豐帝的上諭中說：

  覽奏焦急實深。數日來滿望可接捷書，何以令該逆又成死守之勢。挑穵長濠，固為扼吭之善策。第此時賊之不出，非盡窮蹙，實故意老我師，以待彼之南援。彼時腹背受敵，或兼顧不暇，皆在意中。無異於將斃之虎，又添雙翼也。著僧格林沁等設法誘出，盡行殲滅，萬不可再任竄逸。

  圍困阜城的清軍一方面加緊了對掃北軍的進攻，另一方面不得不派出部分兵力南下對付掃北援軍。最先從阜城南下的善祿共有馬步隊3000人，於24日來到東昌。面對援軍的浩大聲勢，清軍不敢再向南迎擊，而是依託府城以自保。援軍方面也有意避開東昌府城，26日在阿城鎮集中，向西攻擊沒有任何防守力量的陽穀。27日，占陽穀，殺其知縣。28日，克莘縣，知縣逃走。29日黎明，到冠縣。知縣閉門守城。援軍支雲梯攻城，忿其閉城頑抗，殺知縣以下人員頗多，並燒毀官署和部分民居。30日，分兩路向北挺進。31日，到達臨清。

  臨清北距阜城僅200餘里，其州城於1851年重修完畢。獨流、靜海的掃北軍南撤以來，居住在土城的「商民聞北警，已將財貨婦女輦運入城」；掃北援軍從南來，附近村莊之人又「爭避入城，街衢填溢」。臨清州城內積聚了大量財富。援軍停頓下來攻打州城，歷時近半月之久，於4月13日將其攻克。其間，清軍已迅速向臨清集結。其中以勝保從阜城率領南下的6000餘名官兵為最大股，其他有山東巡撫張亮基、山東布政使崇恩以及善祿等帶領的官兵，總計1萬多人。但清軍作戰不力，軍紀也很差，幾乎坐視了掃北援軍將臨清州城攻克。

  4月15日夜，掃北援軍繼續向北進軍。至紅廟遇伏，所抬藥簍又誤將火繩碰著，自相踐踏，死傷極多，沿途參軍的捻、幅、遊民等飽掠之餘，已不願繼續作戰，趁機大量逃散。曾立昌等帶人追趕，逃散者竟然反戈相向。援軍將領已無法驅使全軍繼續北行。在此期間，在臨清的曾立昌、陳仕保突然接到據說是阜城林鳳祥、李開芳的來信，「言伊等足以自了，不須來援，催其南竄；又雲官軍馬隊利害，須於要隘取民間桌椅橫塞，以防馬隊衝突。」由於後附入的隊伍「各欲雄長，日尋干戈」，援軍「遂無固志」。這封顯然是偽造的信件，促使了掃北援軍全軍的南撤。21、22日，村民中有膽大者到太平軍在城外建立的木城中掠物，清軍讓他們進城探視，才知太平軍已全部撤走，遂入城大肆搜掠。有人形容清軍官兵的行為說：「萬戶焚皆盡，三軍喜欲狂。撥屍搜屋底，遍發窖中藏。」琦善的侄子在勝保營中帶勇，其住所中「四壁堆錢甚多，書籍、衣服亦復不少，自雲從臨清城裡取來者」。

  掃北援軍從臨清連夜分股南撤，後參軍者又趁夜紛紛逃遁，軍中從此「號令不行」。清軍看出掃北援軍的潰散之象，一路緊追不捨，頗有殺傷。太平軍南撤至清水鎮時，尚有2萬人。曾立昌組織南來的老戰士千餘人於4月25日夜間沖至清軍營帳，乘風縱火，「火隨風烈，各營盤頃刻延燒，官兵奔避，勢如山裂」。他主張趁勢追殺，並「從此反轍往北」，繼續救援掃北軍，但「眾賊目堅不相從」，只得再往南撤。

  4月26日，掃北援軍南撤至冠縣。當地鄉團「知賊敗回」，其後還有官軍追趕，膽子大了起來，於是與勝保的追軍前後夾擊，使援軍遭受了數千人的損失，逃散者更多。曾立昌「怨眾不於縱火時追撲，坐失事機，又因違令歇息，官兵始能追及。若止鄉勇百姓，尚易設法制勝，何至一敗至此」，結果「眾怒欲殺曾」。身為援軍統帥的曾立昌大約即於冠縣悲憤自縊身死。此後援軍人心更為渙散，自冠縣南撤時，「各頭目擅自分股，每人或帶千餘人，或數百人，分路四竄」，結果遭到沿途清軍和鄉勇的截殺。5月2日經鄆城境分股南奔時，馬步已不足萬人。3日晚，進入豐縣城的有兩三千人，這支隊伍於4日晚搶渡黃河時被追及的清軍壓入河道，或是陷在泥濘中被槍箭殺死，或是捲入激流淹死。只有少數隨陳仕保渡過黃河，仍由蕭縣、永城一路南行返回安徽，又聚集起兩三千人。但陳仕保等在鳳台縣境內遭團練夜襲被殺，其餘部由潁上渡過淮河，經霍邱歸六安。許宗揚於8月間回天京，被楊秀清「收入東牢」。

  1854年5月，東王楊秀清將頂天侯秦日綱由安慶召回天京，晉封其為燕王，令其統兵二次北援。同時封胡以晄為豫王，「將使往河北以通南北糧道」。秦日綱率兵到舒城楊家店敗回。其稟稱「北路妖兵甚多，兵單難往」，不願再向北行，奉旨赴安慶安民。不久，胡以晄亦因戰敗而被革去王爵。二次援軍中道夭折。此後，由於西征戰事又漸轉危，太平天國再也無力派兵北援。

  六　英雄末路

  從1854年3月31日（勝保於是日自阜城分軍南下，同日掃北援軍到達臨清）直到4月21、22日（援軍於攻克臨清後南撤），前後有20多天時間。阜城的掃北軍如能在此期間突圍南下，應是和援軍會師的極好機會。但掃北軍竟然錯失了這一時機。究其原因，應是信息不通。阜城的太平軍雖屢屢派出偵探，但多被清軍或各州縣鄉勇所截獲。此時清軍不僅在城周紮營，且挖深、寬各一丈多的長濠兩道，又加一層樹柵。太平軍的偵探人員即使能探得有用信息，也已無法入城。掃北軍鑑於在獨流、靜海突圍時遭遇極大人員傷亡，也不能輕易突圍轉移，到最後下定決心突圍並一舉成功之日，卻正是掃北援軍兵敗黃河之時。這次成功的突圍已不能挽回掃北軍最後失敗的命運。

  1854年5月2日（太平天國甲寅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咸豐四年四月初六日）夜，掃北軍突然攻擊東南方向的培成營，順風縱火燒毀清軍營帳，填平重濠，並派兵堅守住突圍的缺口。5日夜，全軍突圍，分一股斷後，大股向東南移至運河沿線的連鎮。

  連鎮屬河間府吳橋縣，地處東光、吳橋交界，是跨運河兩岸的大市鎮。清軍追及時，掃北軍已做好抵禦的充分準備。僧格林沁遲遲不敢發動攻擊，甚至其營壘也遭到掃北軍的夜襲。5月19日，勝保率軍從南線返回。從此僧格林沁部在北，勝保部在南，但仍不能對掃北軍形成周密的合圍。

  此時，有一位能道各省語言的廣東婦女歷盡艱險，來到連鎮，送來密信，掃北軍始知南京方面續派的13軍已到山東臨清州。林鳳祥即商令李開芳督帶一千馬隊，前往會合。李開芳為此精心挑選出630餘名身手過硬的「先鋒」，於5月27日夜半，騎馬突圍，南下山東探明情況並作接應。

  5月29日中午，李開芳所率馬隊進入德州正南的恩縣城，在此已確知在臨清的掃北援軍早已南撤且敗沒，遂不再向西南去臨清，而於當天下午向南突入高唐州，未遇多少抵抗即占領城池，並關閉城門予以據守。

  林鳳祥率掃北軍主力堅守連鎮待援。除在東西連鎮之間的運河上架設兩座浮橋外，太平軍還在鎮外挖濠壘牆，構築木城，又在附近的幾個村莊紮營築壘，以為犄角。連鎮與各莊之間挖有地壕，人員往來俱從地壕中行。

  清軍面對掃北軍的堅強防禦，不敢強行進攻。他們仍採取在阜城的老辦法，在太平軍陣地的外圍開挖長濠。濠之外再壘牆，圈成土城。由於須躲避太平軍的炮轟，土城的圈很大，「周圍土城不下六七十里，高一丈五六，厚八九尺」。入夏之後，連降大雨，運河水漲，僧格林沁又策劃在運河兩岸修築套堤，以便截水浸灌，以水成圍。這都是亟需人財物力的浩大土方工程。但在僧格林沁的嚴令之下，周圍各州縣動用政權的力量，勸諭士紳，竭資助餉，且逐日征民夫數萬人，分界興築，結果很快就完成了。

  以水浸灌的計劃，因連鎮南面河堤被水衝決，而雨季之後，水亦退去，未能實現。但清軍興築的幾十里範圍的大濠牆卻成了太平軍難以逾越的屏障。更重要的是，這道濠牆圈子，從此隔絕了太平軍與周圍鄉民之間的聯繫。

  僧格林沁已勝券在握。早在5月16日，即勝保所部即將回防、李開芳的馬隊尚未突圍之時，他就向皇帝奏報說：

  該逆前在阜城約有萬人，屢經官兵殄剿及大炮轟擊，斃賊究有若干，彼時原不能知其確數。今日阜城居民在阜城城內南關、東南關紅葉屯、塔兒頭地內，掘出賊屍二千餘具。自竄連鎮之後，連日進攻，斃賊亦不下千有餘名。以此計之，現在逆匪亦不過七八千名。但人數雖系無多，惟該逆竄擾數省，曾經百戰，其狡猾詭詐之狀，筆難盡述，且自知斷無生路，眾心結成死黨。該逆若出巢抵敵，殄滅誠不費手；若堅匿不出，破之殊非易事。現據生擒逆匪及逃出被裹難民供稱：該逆互相嗟怨，深悔渡黃北犯，現在惟有向南回竄，又恐馬隊追殺，是以到處盤旋。查東省之賊亦經剿滅，此股潰敗之賊亡命南竄，似無北犯之虞。所有京師各路防兵，似宜酌量撤回，既可以息兵力，兼可節省帑項。……再，近日屢經拿獲鄉民代該逆購買馬匹、硝磺、火藥以及食物，業經訊明，就地正法。

  濠牆修築之初，清軍仍有進攻之舉。6月24日，清軍列隊進攻時陣亡30多名兵勇，副都統達洪阿亦身受重傷，並於不久後死去。此後清軍為避免傷亡，不再輕易入濠牆內作戰，而是派兵在濠牆上嚴密把守。

  連鎮太平軍並不甘心坐以待斃，但偵探人員無從外出，「選水賊由運河出探，悉被滾鉤魚網捉去」；高唐方面派來聯絡人員，要求連鎮太平軍突圍至高唐，也被清軍俘獲。掃北軍於夏秋間先後數次組織突圍，其間曾用過呂公車、雲梯等，均告失敗，遂堅守不出。但其貯存於河東的穀米，多遭水淹，米麥漸缺，不得不開始食用黑豆。部隊內部也開始出現離心傾向。

  入冬後，清軍開始運水澆淋土城外牆，竟成冰城，冰滑更難攀登。但太平軍竭力據守，堅不出擊，清軍也無計可施。此時，僧格林沁從投降人員口中得知，李開芳曾和林鳳祥約定，若回援時將於夜間施放噴筒火彈為號，就此設下騙局。12月8日，清軍有意將在濠牆內割草被俘的一個太平軍戰士釋放，並故意讓他聽到高唐太平軍已到吳橋的假情報。9日凌晨，清軍在連鎮以南施放噴筒火彈，並派叛徒在圍牆上跳舞吶喊，造成高唐援軍已占領圍牆的假象。連鎮的掃北軍將士「歡聲鼎沸」，紛紛衝出營壘。但就在接近圍牆時，掃北軍卻遭到清軍的連環槍炮轟擊，措手不及的掃北軍遭受了重大人員傷亡，只得拖拉屍體，踉蹌回奔，一時間又「哭聲振野」。這次假冒援軍的伏擊行動對掃北軍士氣的挫傷極重，軍中日益瀰漫著絕望的氣氛。各種怪異現象接連出現，甚至有笨拙火夫自言耶穌附體，竟然得到林鳳祥的極度信任，為之設軍師府，供給甚豐，惟命是從。後得知其「僭妄相欺」，又「將正副軍師一併斬訖」。

  隨著糧食短缺愈益嚴重，叛投清營的人員開始增加。1855年1月21日，叛降清軍並已得六品頂戴的施紹恆帶領陸續投出的兩百多人跑到太平軍營壘前叫罵。為嚴懲叛徒，檢點黃益芸親自帶隊出戰迎敵，但不幸在陣前被清軍用大炮轟擊身亡。林鳳祥失去了一位最為得力的左右手。僧格林沁在奏報中說：「查偽檢點黃姓為逆賊中狡悍兼全之人，所有賊巢布置及製造攻具、帶隊奔撲，林鳳祥皆賴該逆一人，洵為窮凶極惡之賊。此次被炮轟斃，實屬大快人心。」

  由於施紹恆等叛徒為湖北籍，僧格林沁開始有意識地使用離間計，故意對兩湖之人網開一面，屢次令已投降者寫信招降，並公開張貼告示，要求投降之人必須攜帶廣西人的首級，從而挑起掃北軍內部不同省籍人員之間的矛盾和猜忌。2月上旬，僧格林沁藉此成功地策反了「人極強悍，謀勇兼全」，曾深得林鳳祥信用，但此時已引起林鳳祥疑忌的湖北人詹啟倫。他在奏報中也深以這次成功的策反為自得。此時，投降清軍者已增至2000餘人。

  2月中旬，掃北軍斷糧的嚴峻時刻終於來臨。「聖糧館已報糧絕，無糧可發。各軍先殺騾馬，次煮皮箱刀鞘充飢；或掘沙土中馬齒莧、當歸、一切野菜者；亦有剝榆樹，取皮研末，造作麵食者；甚至捉獲官兵、逃賊，無不割肉分食。維時偽天朝將軍以上各館，尚有麥豆口糧。」陳思伯即在此時與另一湖北人相約，拼死逃出，投到僧格林沁營內。此時，陸續逃出投降者已增至3000餘人。

  僧格林沁將投降者編為「義勇」，發給口糧，但只許在長濠之內紮營，而且必須有「殺賊」立功的表現後才能剃髮。1855年2月17日（太平天國乙榮五年正月十三日，咸豐五年正月初一日），他驅使「義勇」打頭陣，與清軍合力環攻三晝夜之久，終將西連鎮和附近營壘攻克。清軍官兵傷亡10餘人。「義勇」陣亡100餘人，受傷800餘人。林鳳祥率餘部退守東連鎮。此後又有六七百人陸續投降，但僧格林沁認為他們「自知萬無生路，始行投出，希圖倖逃，斷難寬宥」，「當即隨時正法」，其領隊者甚至被凌遲處死。

  東連鎮的掃北軍餘部已不足兩千人，在糧食罄盡的情形下，於營內「遍掘新埋男女屍身，歸入聖糧館中，按人分肉」，又堅守了19天之久。3月7日，清軍對東連鎮發起最後的攻擊。掃北軍餘部「半死刀槍之下，半死運河水中」。身受重傷的林鳳祥與少數部屬藏在地洞中，打算在清軍撤離後伺機逃走。但地洞口被叛徒施紹恆發現。已服毒的林鳳祥被抬至清軍大營施救。3月14日，林鳳祥等被檻送到北京。次日下午，在菜市口被凌遲處死。林鳳祥就刑時，「刀所及處，眼光猶視之，終未嘗出一聲」。

  李開芳率領的630多名精騎，於1854年5月29日下午占據高唐州城。當晚，勝保的馬隊追至，於城北紮營。待其大批步隊調到，城內的太平軍布防已妥。李部600餘人堅守高唐孤城，與十數倍於己的清軍對峙，前後達九個半月之久。其間，李開芳曾多次派人到連鎮送信，囑林鳳祥不必再等救兵，即刻從連鎮南下，一起回南。但送信之人多被清方查獲。林鳳祥也多次組織突圍，但一直突不出來。李開芳始終未能等到連鎮的大部隊南下。李部人數不多，但極為精幹。他們常常趁夜晚騷擾敵人，「無日兵勇不為所害，至下半月黑夜尤甚」，且「每晚至附近村莊搶糧」。勝保雖驕橫，但不可能像僧格林沁在連鎮那樣修築周圍幾十里的大濠牆以切斷城內太平軍與四鄉群眾的聯繫，甚至其所統帶的川、楚等勇，也有暗中與太平軍通氣者。「是以官軍聲息，賊盡知之；而賊之情形，官軍反不能知。」

  咸豐帝對此也有所聞。11月25日，他在給勝保的上諭中指出：「逆匪在高唐城出入自由，並無阻隔，其擄掠米糧，召集黨與，為勢所必。」並痛斥其「數月以來所籌辦者，皆毫無成效。不過每閱數日，敷衍入奏，以為搪塞地步。似此庸懦無能，殊堪痛恨」。

  勝保各軍攻城不力，擾民肆虐卻無所不用其極。禮科給事中毛鴻賓在參奏勝保的折中說：「勝保營中，散漫無紀。兵勇在外掠人財物，淫人婦女，無所不至。甚或執持器械，結黨騎馬，白晝闖入莊村，紛紛攘奪，遠近二三十里無得倖免。」當時在勝保營中的張集馨對毛鴻賓的指控評價是「真偽參半」，但對勝保「派兵洗民村莊」一款，則承認「確有其事」。

  在咸豐帝的嚴責下，勝保自1854年冬加緊了對高唐州城的攻擊。1855年3月7日，他更採取挖地道、埋地雷的手段攻城。但所埋兩萬斤炸藥非但未能轟塌城牆，反而炸了自己。守備定某以下官兵數百人被炸死，勝保本人也受了輕傷。城上太平軍「大肆喧笑，鑼鼓並作」，並趁勢開城出擊，清軍被「踐踏燒死者，又數百人」。

  3月9日，僧格林沁率部南下。11日，到達高唐，即傳旨將勝保拿問解京治罪。

  敵方主帥易人，李開芳由此知道連鎮林鳳祥已經失敗。17日夜，他率所剩500餘騎衝出高唐，沿途打探前去黃河的路徑。18日拂曉，進至距高唐50餘里的馮官屯。上午，僧格林沁所率馬步官兵和「毛勇」（即所謂「義勇」，因本系「長毛」，故又有是稱）也已趕到。馮官屯屬茌平縣，是個有500多戶人家的集鎮，分前後寨，有寨牆，牆外有壕溝，糧食也充裕。李開芳遂率部在此據守。僧格林沁「令毛勇攻擊，互有殺傷」。但「毛勇」中有一位原擔任土將軍的劉子明，竟然趁機逃進了屯內。

  僧格林沁以重兵圍困馮官屯，且親自督兵進攻，但均被擊退。在4月19日夜的圍攻中，僧格林沁坐騎被擊傷，隨從戈什哈亦被擊斃。此時馮官屯外圍的清軍已是太平軍殘部的20倍以上，卻始終不能攻入。僧格林沁還是採取了在連鎮的老辦法，修築濠牆，長期圍困。為利用舊有河道引水淹灌地勢較高的馮官屯，他還「移咨東河總督、山東巡撫，委員復加細勘，趕緊設法修理」。總長120多里的運河，歷時1個多月竣工。修成後即引運河水入濠，又徵集二三千民夫，日夜用水車、笆斗將水灌入圍牆。李開芳的這支小部隊，原在屯中開挖有地道，可以靈活地出擊敵人。但大水灌淹後，地道塌陷，溺斃數十人，所藏火藥也被淹沒。圍牆以內，高處水深三四尺，低洼之處水深五六尺不等。屯內遍地皆水，只剩下兩三丈干地，「為李開芳支床處」，其他人都處於泥淖之中。由於水穢臭多蛆，飲水也成了問題。

  在此「萬無生路」的情形下，僧格林沁抓緊了誘降的活動。5月26日，清軍「用箭縛扎手諭」，「予限三日，投誠免罪」。27日以前，太平軍陸續投出兩湖等處人222人。僧格林沁「寬其一線，當即收錄」，但仍採取和在連鎮相同的做法，即令其「在圍隄以內安扎水營，攻賊贖罪」。28日，李開芳的先鋒指揮黃近文率140餘人，夾在數10名茌平、高唐的難民中，「一起擁出，紛紛鳧水，叫喊投降」。但僧格林沁認定其為詐降，將黃等140餘人渡引出牆外，「全數誅戮」。31日上午，李開芳與最後剩下的100餘人投出。除李開芳等準備送北京「獻俘」的少數人外，其餘100餘人被「悉數正法」。那位逃進馮官屯的土將軍劉子明更遭到凌遲處死的極刑。李開芳最後的表現，據當時在現場的張集馨記載：

  余到大營，問知李開芳在僧帳內坐，見余等入，亦知起立。該逆頭裹花洋布手巾，身穿月白緊袖小襖，青色縐綢單褲，短襪，紅色繡花鞋。面色黃白，瘦顴聳立，雙目下注，兩鬢皆長發。……申正後，僧王回營，牽李手入帳。該逆跪稱小的。僧王故意撫循曰：「我既准汝降，我斷不殺汝。將來江南，我還要帶汝同去立功，不卜平定江南，汝有何計？」李逆曰：「江南瓜鎮各營，我可招致，若專恃兵力，轉難得手。」僧王曰：「汝論甚善。大將軍惠親王欲見汝一面，即打發汝回，隨我南下。汝在京諒無多耽擱也。」

  很顯然，兩下說的都是假話。李開芳等於6月9日被檻送到北京。11日，被凌遲處死。

  李開芳之死，標誌著太平天國掃北軍的徹底敗亡。

  太平天國的掃北以失敗而告終。李秀成後來總結「天朝十誤」，掃北及其援軍的失敗就占其三。而「誤國之首」，即「東王令李開芳、林鳳祥掃北敗亡之大誤」。洪仁玕在被俘後的供詞中也說：「後乃發兵掃北。雖所到以威勇取勝，究系孤軍深入。……覆沒忠勇兵將不少。」

  但掃北軍時近兩年的征戰，還是在北方的人民群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在掃北軍最後失敗的山東，數十年後仍流傳著這樣的民謠：

  「長毛哥！長毛哥！一年來三遍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