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太平軍向南京的進軍

  太平軍乃得從容分水旱兩路向永安州進軍。陸路旱兵由蕭朝貴、韋正、秦日綱等指揮，水路則由楊秀清、馮雲山等統領。

  

  天王洪秀全在舟中發布詔令，欲「眾兵將千祈遵天令」，他告誡眾人：「眼前不貪生怕死，後來上天堂，便長生不死。爾若貪生便不生，怕死便會死。又眼前不貪安怕苦，後來上天堂，便永安無苦。爾若貪安便不安，怕苦便會苦。總之，遵天誡，享天福；逆天令，落地獄。」

  1851年9月25日（辛開元年又八月初一日），陸路兵以羅大綱為先鋒，攻克了永安州。這是太平軍自金田起義以來所攻占的第一座州縣城池。

  在進軍途中，太平軍人數又有增長，如太平天國後期的主要將領、藤縣大黎里人李秀成即於此時參軍。據他回憶其參軍的經過如下：「此時（指金田起義之時）我在家，知到（道）金田起義之信，有拜上帝人傳到家中，後未前去，仍言（然）在家。……西王、北王帶旱兵，在大黎里屯紮五日，將里內之糧谷、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將糧谷盤入深山，亦被拿去。西王在我家，近村鄉居駐，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仝（同）家食飯，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臨行營之時，凡是拜過上帝之人，房屋具（俱）要放火燒之。家寒無食之故，而隨他也。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

  李秀成的這番遭遇，可能是那些未及參加金田起義而後來被陸續「招齊」、「團集」的普通拜上帝會眾都經歷過的。

  一　永安建制

  進駐永安後，太平軍全軍人數已達3.7萬人。太平天國抓緊時機在永安開展了各項軍政建設。

  首先是加強軍隊紀律。

  天王洪秀全為此發布了一系列詔令。他告誡全軍將士，「各宜為公莫為私」，「繼自今，其令眾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

  又下令「通軍大小男女兵將，千祈遵天條」，「特詔令清胞、貴妹夫、山胞、正胞、達胞暨各軍各頭領，務宜時時嚴查軍中有犯第七天條否。如有犯第七天條者，一經查出，立即嚴拿斬首示眾，決無寬赦」。

  所謂第七天條是「不好奸邪淫亂」，但在此時卻連夫婦同宿也予禁止了。

  為鼓勵將士奮勇殺敵，天王在詔令中還規定了獎功罰罪的具體辦法，嚴令各軍記錄在案。

  其次是建立健全各級官制。

  1851年8月間於茶地移營時，太平軍已確立了五軍主將制，即蕭朝貴為前軍主將，石達開為左軍主將，同統前、左各軍開通前路，楊秀清為中軍主將，統中一、中二等軍護中，馮雲山為後軍主將，韋正為右軍主將，同統右、後各軍押後。此時又進一步明確了軍帥以上，經監軍、總制、侍衛、將軍、指揮、檢點、丞相等直達軍師的各級職官，並且許諾：「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勳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女子也有各級職官之設。對於打仗升天的功臣，也規定了若干具體的辦法。

  右軍主將韋正於進入永安後，「托賴天父天兄開恩，差作天王軍師」，即經楊秀清、蕭朝貴兩人假託天父、天兄下凡的形式而正式成為太平天國的第四位軍師。正、副四位軍師均稱「王爺」，並分獲九千歲遞降至六千歲的尊呼；不久，天王洪秀全正式下達分封五王詔旨，使得身為左軍主將，但不是軍師的石達開也能稱王，並得到了五千歲的尊呼。封王詔旨曰：

  前此左輔、右弼、前導、後護各軍師，朕命稱為王爺，姑從凡間歪例，據真道論，有些冒犯天父，天父才是爺也。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為東王，管治東方各國，褒封右弼又正軍師為西王，管治西方各國，褒封前導副軍師為南王，管治南方各國，褒封后護又副軍師為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褒封達胞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

  這一詔旨認可了楊秀清以左輔正軍師東王的身份總攬太平天國軍政事務，使他取得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獨特地位。楊秀清既獨攬軍政大權，又可借天父下凡挾制洪秀全，這就使得太平天國權力中心出現了一種很不穩定、很不協調的二元結構。封王詔旨強調了中央集權，如所封各王俱須受東王節制，但又流露出欲在取得全國政權後分茅裂土的「封建」意向。這說明太平天國領導人在國家政權建設問題上的認識是相當粗淺、幼稚的。

  太平天國在永安還有「改正朔」之舉，即制訂《天曆》，並從1852年（壬子二年）起正式施行。

  天曆據稱系南王馮雲山於1848年（戊申年）受困於桂平之獄時所創製，但從歷理上看，壬子二年的天曆應是參照了咸豐二年的歲實。據當時曾親見壬子二年曆書式樣的張汝南記載：「又制偽歷，其簽標：《真天命太平天國曆書》。首頁有『小弟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蒙得天等，敬遵天父排定日期，月月好，日日好，時時好』等語。每日下止書干支二字及二十八宿名。成開閉破及吉星凶星宜忌等俱無，惟每七日下書『禮拜』二字（禮拜先一日，洪賊悉焚七日內所著裡衣）。以單月為大月，月三十一日；雙月為小月，月三十日。每年定為三百六十六日，不置閏。有時晦日可以見月，望日才死魄。」

  由此可見，與十分注意陰陽調和、「居陽而治陰」的中國傳統曆法相較，《天曆》最大的特異之處即在於它完全置朔望月於不顧，而採用了以二十四氣為依據的純陽曆形式。它還公然廢除一切吉凶宜忌，又於每七日註明一次「禮拜」之期。《天曆》有簡單易行的優點，但它過分追求復古及單月單數（31日）、雙月雙數（30日）的形式上的「平勻圓滿」，不惜採用《堯典》中366日的過大數據作歲實，很快就造成了節氣的後天，以致8年後不得不有改歷之舉。

  由於某種迄今尚不清楚的原因，《天曆》自頒行之初即已錯前一日，造成了它的紀日干支、日宿比《時憲書》提前了一日，其禮拜之期也比西曆的禮拜日（星期日）早了一日。此外，《天曆》中還有若干改字，如干支中，「丑」改為「好」，「卯」改為「榮」，「亥」改為「開」；紀日和紀月的二十八宿中，「壁」改為「璧」，「鬼」改為「魁」；等等。

  除頒布《天曆》外，太平天國還刻印了大量書籍。1851年（太平天國辛開元年）及1852年（壬子二年）新刻的「旨准頒行」的書籍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永安時期刻印的。

  在永安駐紮時期，還發生了一件在太平天國內部震動極大的事件——天父揭露並處決周錫能的案件。

  周錫能，廣西博白縣人，金田起義之後受封為軍帥。1851年6月太平軍駐紮新寨時，他曾懇求楊秀清恩准其回鄉，「團集」當初未及齊來的「真道兄弟姊妹」。楊秀清批准了他的請求，並派人「與之偕往」。至11月駐紮永安時，周錫能卻未能把博白的兄弟姊妹帶來，甚至連與其同行的黃超連也不見蹤影。據周錫能自己辯解說，因為清軍「各處卡口把守查察甚嚴，以致兄弟姊妹裹足不前，僅帶有兄弟數十餘人，充當妖魔壯丁而來，現今投在妖魔營內，不能脫身，意欲少待一二日再往妖營設計，令伊等潛蹤逃出」。而黃超連「業已先返，小弟曾辦資斧，送伊渡江」，「今日尚未轉回，不知是何緣故」。楊秀清開始對周錫能產生懷疑，隨即派人監視其活動，在發現了若干疑點之後，便以天父下凡的形式予以揭露，周錫能不得不承認「出外錯從妖人，被其誘惑，曲從妖計回來，以為妖魔內攻外應」。北王韋正當即承天父命，在東殿前曉諭兵將，大聲唱道：「眾兵將！今我們托賴天父皇上帝權能，破殘妖魔詭計，指出周錫能反骨偏心，謀反對天。眾兵將同心踴躍，立志頂天，天做事，天擔當，齊要放膽，時刻要記念天父權能恩德，每事要加時長靈便。」眾兵將則「同心唱嘆天父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在」。周錫能也於臨刑前「一時良心發見」，大聲呼喊：「眾兄弟，今日真是天做事，各人要盡忠報國，不好學我周錫能反骨逆天。」

  清朝方面確有策反太平天國人員之舉，如烏蘭泰等人以胡以暘策反其兄胡以晄而遭失敗之事，在當事人的日記中即有記載。但現存清方文獻中於周錫能事件卻毫無反映。究竟是周錫能真心投敵，還是楊秀清為顯示「天父」權能而一手製造冤案？後人對此已無法予以辨別。但通過周錫能案的處理，太平天國領導人，尤其是東王楊秀清，達到了大顯天父權能，從而以宗教迷信團結群眾的目的。

  太平天國雖偏處永安一隅，卻沒有忘記自己推翻清朝統治的根本使命。於《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之後，楊秀清與蕭朝貴又相繼共同發布了《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及《救一切天生天養中國人民諭》。前一篇檄文突出了反滿民族革命的主題。後一篇檄文則以更多的宗教色彩論述了「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的道理，重申了閻羅妖即東海龍妖是「妖頭鬼頭」，各菩薩偶像皆是其妖徒鬼卒，號召那些「從前不知大義，誤幫妖胡，自害中國者」醒悟，「反戈替天誅妖，以獎上帝主意」。

  應該說，以楊、蕭共同名義發布的幾篇檄文，從文字到內容都不怎麼高明。如《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中，因為攻擊滿洲「韃靼妖胡」，竟連帶攻擊了以北京方言為基礎而形成的「京腔」，說是「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為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們甚至對中國人口的多寡也毫不知情，從而沿襲了兩千年前西漢時期的人口數字：「予總料滿洲之眾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眾，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眾受制於十萬，亦孔之丑矣！」

  在那些受過正統儒學薰陶而又不知太平天國造反背景的人士看來，這些檄文即使不是大逆不道，也起碼屬於荒誕不經的東西。然而這些偏激的、充斥著濃郁宗教氣息和狂熱民族仇恨的文字，卻正是為宗教激情所引起的南國貧苦農民發自內心的吶喊。它們表達了這些昨天還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們的一種信念和追求，一種對於現存封建社會秩序極其可畏的破壞力量。

  二　虎兕出柙

  太平軍攻克永安，使得負責圍剿的清朝欽差大臣賽尚阿聲威大跌。他本人被「交部議處」，向榮等人也受到摘去花翎、頂戴，戴罪自效的處分。統兵將領之間，尤其是烏蘭泰與向榮之間的矛盾鬥爭更顯突出，因而始終未能對堅守永安的太平軍發動有力的攻勢。

  太平軍在永安駐守了整整半年，與清軍形成了相持的局面。但長期相持對被圍的太平軍不利。據《天情道理書》說：「壬子歲時在永安，糧草殆盡，紅粉亦無，妖魔數十萬四面重圍，無路可出。」除了「妖魔數十萬」是過分誇張外，可知太平軍確實是在糧草、火藥耗盡的情況下被迫突圍的。

  1852年4月3日（壬子二年二月三十日，咸豐二年二月十四日），天王洪秀全向全軍男女將士發出突圍詔令：

  通軍男將女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堅耐威武，放膽誅妖。……高天差爾誅妖魔，天父天兄時顧看。男將女將盡持刀，現身著衣僅替換；同心放膽同殺妖，金寶包袱在所緩；脫盡凡情頂高天，金磚金瓦光煥煥。高天享福極威風，最小最卑盡綢緞。男著龍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勞馬汗。

  4月5日傍晚，太平軍丟棄輜重，輕裝乘雨向東突破古蘇沖防線。直到次日凌晨，賽尚阿才得知太平軍已全部撤出州城，趕緊布置追堵。7日凌晨，烏蘭泰的追軍乘霧偷襲，「殺死天朝官兵男女二千餘人」。太平軍見其勢逼太甚，「大眾次日齊心與烏軍死戰，復殺死烏軍四五千」。長瑞、長壽、董光甲、邵鶴齡等四總兵陣亡，烏蘭泰僅以身免，就連接應的向榮部也折損800多人。清軍元氣大傷。

  賽尚阿在向咸豐帝的奏報中說：「不意兵勇連日苦戰，又兼露宿饑寒之後，大雨淋漓，山徑險滑，適值雲霧罩合，被賊拼死衝突，一經挫折，以致垂成功敗。……奴才當此幾於力竭心殫，仰天叫苦，撫膺頓足，愧憤難名。」

  為了掩蓋敗績，多少挽回一些臉面，賽尚阿親自導演了一出生擒所謂天德王洪大全並獻俘北京的醜劇。洪大全實有其人，原名焦亮，湖南興寧人，廩生出身，有文名。但他根本不是什麼天德王，而只是天地會下屬一個山堂——招軍堂的首領。他與其弟焦玉晶分別娶許月桂、許香桂姊妹為妻。其弟及許氏姊妹也因而成為天地會招軍堂的重要人物。太平軍攻克永安後，焦亮前往投奔，上天王用兵策，並建議向湖南進軍，他願率湖南天地會為前驅。由於他對太平天國的若干政策大加指斥，不久便由座上賓變成階下囚。永安突圍時，他戴著鐐銬、鎖鏈上路，因而在太平軍後隊失敗時即被清軍俘獲，解送賽尚阿大營。賽尚阿在奏報中捏稱焦亮為太平天國的天德王洪大全，說他與洪秀全「同駐州衙，凡賊中運謀定計，皆該犯一人之力」。他又捏造供詞，將其作為「首要逆犯」，檻送北京。

  當時清朝官員中即有人尖銳地指出：廣西拿獲的「賊匪偽軍師洪大全」，「不過供賊驅策，並非著名渠魁。從前查奏逆首姓名，亦並無此人。嗣因賊眾竄出永安，於無可如何之時，不得不張皇裝點，藉壯國威，並以稍掩己過。……應請特降諭旨，將洪大全之不值解京，明白宣示，飭令沿途督撫，無論該犯行抵何處，即行就地正法。」咸豐帝也明知洪大全「系從賊伙黨，原非首要之匪」，但「既檻送在途，仍著解至京師，以憑訊究」。

  太平軍反敗為勝、粉碎清軍的追堵後，東王楊秀清即下令由小路過牛角瑤山，出荔浦之馬嶺，經高田墟、六塘，於4月18日直抵桂林城下。此時全軍男婦已增至5萬人。

  省城桂林兵力空虛，僅有數百名鄉勇和一些團練，廣西官員自巡撫鄒鳴鶴以下「莫不惶懼」。烏蘭泰於次日趕到，在與太平軍交戰時身受重傷，數日後不治而死。但向榮卻率軍晝夜兼程，先太平軍一日搶入桂林城布置守御。

  太平軍圍攻桂林整一個月，在當地人民的積極支援下，先後使用了雲梯、呂公車等多種器械攻城。呂公車又稱臨沖呂公車，大約是在宋、明之間，綜合古人臨車和衝車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大型攻城器具。明末天啟年間，叛亂的永寧土司在進攻成都時曾使用過。據記載，這是一種長達50丈的大旱船。太平軍所使用的呂公車則是大竹所制，「其車高與城齊，寬二丈，每車有雲梯七具，可連袂而上。車有數層，每層可容百人。第二層儲滿火藥包。」呂公車製作頗費時日，但究系竹木結構，加之形制蠢笨，根本無法抵禦城頭清軍所投擲的火藥包以及火炮的轟擊。太平軍僅在5月15日夜間使用了一次即遭受慘重失敗。進攻文昌門的呂公車，剛向城上飛火藥包時，即被清軍所飛火藥包引燃二層火藥起爆，車上殘存人員被迫倉促撤退。進攻南門的呂公車，尚未駛近城邊，亦被清軍開炮轟仆。太平軍「用計兩旬」，動用多人製作的秘密武器，竟然在頃刻之間即遭失敗。此後，他們在攻城時便廢棄了這種過時的蠢笨器具。

  太平軍因攻堅無望，便於1852年5月19日（壬子二年四月十五日，咸豐二年四月初一日）主動撤圍。他們於象鼻山束草人為疑兵，又以長繩引藥線燃炮。清軍對太平軍撤圍竟毫無知覺。守御桂林的將帥們「藉堅城為坐鎮，賊來不能擊之使去，賊竄又恐其復來」，遲至5月26日仍不敢開城門解嚴，欽差大臣賽尚阿只能登雲梯入城，從而坐失了戰機。

  太平軍乘此有利時機北上，於21日進至興安縣屬之海陽坪，興安縣署知縣先期逃避。22日，太平軍前隊沖入興安縣城。其主力繼續北上，向全州進發，24日即已進抵全州。署理知州曹燮培全力堵御，但因「城中所存者止千餘人，寡不敵眾」，只得以血書向清軍統兵將領求救。援軍劉長清、余萬清兩部因太平軍扼守要衝，無法迫近城垣。太平軍無後顧之憂而全力攻城。他們占領了城外的江西會館，「穴牆置炮，轟擊西門，守陴者不能立。乃匿民房穴城，下置火藥十六石。"6月3日隧道竣工，乃實施爆破，城崩二丈余，突擊隊於西城缺口攻入城中。守城官兵少數乘亂逃散，大部戰死。從此，穴地攻城成了太平軍最主要的，也是最有效的攻城戰術。

  攻克全州後，太平軍北進湖南的態勢已十分明顯。湖廣總督程矞採為此奏報說：「查永州水陸兩途均緊與全州接壤，水路尤為迅捷。江永防兵分布要隘，兵力本不甚厚，又經兩次抽撥赴粵應援，現調湖北之兵，因道遠刻難趕至。賊氛猝近，實覺單薄堪虞。」

  太平軍克全州後，未及停留，即於6月4日夜間撤出全州，沿湘江水陸北進，突入湖南，沿途且「大張偽示，欲直撲長沙，湖南民情浮動」。

  楚勇頭目、湖南興寧人江忠源為防止太平軍入湖南，在全州城北十餘里的蓑衣渡伐樹填河，予以堵截。在前有堵截、後有追兵的情況下，太平軍於6月7日被迫放棄水路，全部改由小路陸行。倉促間，部分船隻、輜重被清軍虜獲，一些掉隊的老弱婦孺慘遭殺戮。尤為可惜的是，南王馮雲山在攻克全州後不幸犧牲，太平天國喪失了一位極為重要的領導人。

  三　轉戰兩湖

  在湘南的天地會眾，也即所謂「土匪」的導引下，太平軍由山徑間道向永州進發。由於沿途沒有遭遇清軍的設防堵截，一路進軍神速，6月9日即已進抵永州城外。由於瀟江水大漲，加之守城官吏撤去江面船隻，且焚燒對岸民居，太平軍無法渡江，隨即放棄攻城，在天地會人員嚮導下，從容逾險，乃於6月10日越過雙牌，次日襲取道州。

  道州位於湘粵桂三省邊境，為湘南要衝，易守難攻。前湖南提督余萬清部以及守卒合計僅500人，見無法守御，竟然「私將所壘西門撤開，帶兵數百，如魚竄鳥飛，由江華奔去」，太平軍見西門未閉，「蜂擁直入」。

  道州的攻克，使得太平軍獲得了落腳之地和可貴的休整之機。清朝方面則對丟失道州的官員嚴加追究，余萬清等分別受到斬監候及從軍、革職等懲處。

  太平軍又相機攻克了江華、永明。三城互為犄角，形成了有利的防禦態勢。在湘南，太平軍「向富戶訛索穀米銀錢，並叫村人仍做生意」。清方的記載也說他們「假飾仁義，籠絡鄉民，不甚殺戮」。「粵逆志在擇肥而噬，下戶窮檐搜求不暇，且或以時詐示仁義，愚弄吾民，買飯求漿，多給市值。至於不法兵勇，罔知號令。方其攫取姦污，則窮苦之家，亦鮮除免。於是民不怨賊，而反怨官兵矣。」這支新興的農民軍得到了湘南人民的熱烈歡迎。自入永州以後，「土匪之迎降，會匪之入黨，日以千計」，不僅很快恢復了元氣，而且還新組建了「道州大旗」等隊伍。

  太平軍經補充兵員和整頓之後，軍力大增，在湘南地區轉戰期間逐步取得了戰場的主動權。但在決定下一步前進方向時，領導集團有了分歧。據張德堅《賊情彙纂》的記載：「道州四面山險，惟一線可通，鳥道崎嶇，人力難逞。賊亦因踞此休歇，以避炎夏。揚言偽太平王生長子慶賀，彌月後方議行兵。其實仍系前術，蓄意以伺我隙。盡擄州民暨沿途裹脅之眾，編伍而部署之，大封有功，增修戰具，補益軍目，製備軍火。七月（8-9月）成軍欲出。群賊懷土重遷，欲由灌陽而歸，仍擾廣西。秀清獨謂非計，曰：『已騎虎背，豈容復有顧戀？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東，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遂轉掠郴、桂，欲由衡郡下犯。」

  張德堅所述有些史實的錯誤，如洪秀全長子並非於道州出生。而從此後太平軍的作戰方向來看，也並非此時即已確定「專意金陵」。但說楊秀清建議「舍粵不顧」，向長江流域發展，且得到洪秀全等人的贊同，應該還是符合實際的。在廣西近兩年的徘徊，已給了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以極其深刻的印象：必須決然地跳出廣西。從此虎兕出柙，以排山倒海之勢迅猛發展了。

  8月10日，太平軍趁夜撤離道州，轉向郴、桂方向。12日，破嘉禾縣城。14日，克桂陽州。15日，和春統率的清軍進抵嘉禾。太平軍乃一分為二，一部在桂陽州設防，一部則進取郴州。

  8月17日，和春等部1萬餘人進逼桂陽州城下，城內數千太平軍出擊，陣斃敵千總以下官兵多人，清軍敗退20餘里。同日，另一路太平軍攻克郴州。在桂陽州的太平軍乃於當日夜間從容出東門，「絡繹前往郴州大路」。賽尚阿等人向皇帝匯報說：「此次賊蹤飄忽，旬日之間奔竄數百里。我軍節節追剿，其勢萬難合圍。猶幸賊至嘉禾、桂陽，和春大軍緊追，奮力剿殺，賊眾奔竄，兩城旋即克復。」

  統兵主帥的讕言，遭到了咸豐帝的痛斥：

  逆匪自竄湖南以來，勢甚剽悍，連陷數城，如入無人知境，固由土匪勾結內應。何以各州縣地方官兵，既不能事先偵探，又不能嬰城固守？迨至賊匪棄城逃竄，又復任其所之，全無抵禦？該大臣奉命出征一年有餘，粵楚各處，紛紛失守。歷次奏報軍情，不過派兵尾追，並未迎頭截擊，出奇制勝。所謂調度者安在？程矞采籌辦防堵，為日已久，何以地方文武毫無布置？遇賊撲城，竟不能相持數日，以待外援耶？!現在賊已越過永郡，踞守郴州，勢將下窺衡郡，竟圖長沙，似此蔓延滋擾，何所底止？!賽尚阿現赴衡州與程矞采會籌防剿，若再失機，自問當得何罪？!

  郴州為湘東南重鎮，水陸兩路均可直通長沙。湖南省城為此一片恐慌。和春主力遠在郴桂邊境，賽尚阿等人手中沒有機動兵力，只得截留川陝等省官軍守城。

  太平軍入郴州後，繼續休整、擴軍。據時人記載，「賊全股屯踞郴州，收永、桂、郴、衡之齋匪、遊民，其眾遂多。」

  但據現存當時被俘的29名太平軍人員的供詞，這些在湘南投入太平軍的人員看來並沒有教門或會黨的背景，而且除從事小買賣的商販2人，替別人做傭工的5人外，其餘似均從事耕種。考慮到農村中的傭工主要也是從事耕作等農業勞動，可以說，普通農民參軍者占了絕大多數。

  此時太平軍的人數，較前有了較大的增長。據李秀成回憶：「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眾，足有二萬之敷（數）。此時追軍，即向、張兩軍。後移師到柳（郴）州，入柳（郴）州亦招二三萬眾，荼凌（茶陵）州亦得數千。」張德堅也估計：洪秀全等在道州兩個月，「整頓軍容，補益卒伍，故盡擄州人並婦孺而行，除即時逃回不計外，尚余男婦三萬餘人，由江、永而至郴、桂，更得挖煤礦徒劉代偉之黨，已倍前數。」則此時太平軍總人數當已在六萬以上。

  在計議進攻方向時，西王蕭朝貴認為長沙「城卑防疏」，建議以輕兵倍道襲取。這一方案得到洪秀全、楊秀清等人的贊同。於是蕭朝貴率曾水源、林鳳祥、李開芳等統帶2000名老戰士，以郴州天地會眾為嚮導，先後攻取永興、安仁、攸縣，他的隊伍也迅速擴充至4000餘人。9月7日寅刻由攸縣起程，晝夜兼程，8日子刻即占領醴陵。9日寅刻又於醴陵起程，10日申刻即到長沙，離城十里紮營。由於蕭朝貴部避實就虛，進軍迅即，且嚴密封鎖消息，長沙守城的清軍對其長途奔襲竟毫無察覺。甚至當長沙城外有人入城報警之時，城內文武居然「怒其無公文，執將斬之」。

  9月11日，太平軍與駐紮在石馬鋪一帶的清軍展開激戰，辰刻進兵，至巳刻即已「破連營七八里，殺死大小妖官數十餘員」，「所得軍糧大小炮甚多，紅粉四千餘，騾馬不計其數」。這支清軍幾乎全軍覆沒。12日，蕭朝貴開始指揮攻城。他的部屬曾水源、林鳳祥、李開芳等正準備發起攻擊，「回稟西王帶牌刀手往各門進攻」，不料清軍突然放炮，「打著西王胸膛乳上穿身，十分危急，口眼俱呆」。他們不得不暫停攻擊，並聯名向東王等稟報了西王負重傷的不幸消息。在稟文中，他們一方面希冀能得天父照顧，「效天兄故事」，出現奇蹟；另一方面，則懇請東王「遣上將統帶多少聖兵，凡兵各帶乾糧三斤，前來同進取城」。

  然而奇蹟並沒有發生。蕭朝貴終因傷重不治而亡，太平天國失去了一位傑出的軍事統帥和主要領導人。這是太平天國繼南王犧牲之後的又一重大損失。

  蕭朝貴死後，曾水源等繼續督軍攻城。負責防守的清前湖北巡撫羅繞典、提督鮑起豹等全力抵禦，並動員城中士紳協防。他們先後兩次破壞了太平軍所開挖的地道，挫敗了太平軍的進攻。隨著清軍各處援兵的不斷聚集，曾水源部兵力漸形不支，只得轉取守勢，等待主力的到來。清軍和春、江忠源等部或入城、或在城外駐紮，就連業已決定遣戍新疆的向榮，也經皇帝同意，「帶罪圖功，以觀後效」，並率軍與曾水源部太平軍激戰。

  蕭朝貴的犧牲，促使洪、楊率全軍向長沙進發。1852年10月13日（太平天國壬子二年九月初十日，咸豐二年九月初一日），全軍開抵長沙城下。

  同日，咸豐帝諭令著欽差大臣賽尚阿等「嚴飭帶兵鎮將，合力兜剿，迅將長沙城外賊匪，全數撲滅，其郴州、永興一帶竄出賊伙，趕緊分投截擊，使賊首尾不能相顧，毋得再任遷延貽誤，致乾重罪」。但第二天，即因賽尚阿調度乖方，勞師糜餉，日久無功，「著革職拿問，由徐廣縉派員解交刑部治罪」。湖廣總督程矞采亦「著即行革職，仍留軍營辦理糧台事務」。已在長沙城內的駱秉章、鮑起豹等也受到了訓斥。

  此時陸續調集的清軍各路兵馬已號稱十萬之眾，但兵多怯戰。各部在進攻曾水源部太平軍先後遭受挫敗後即取守勢，兩軍處於相持局面。太平軍主力到達後，除繼續攻城外，又與外圍清軍展開了激戰。17日，翼王石達開分兵數千西渡湘江，占領了長沙的西路要衝回龍潭。31日，清軍向榮部數千人前往爭奪，痛遭伏擊，「兩健將戰歿，士卒死者千餘」，向榮與河北鎮總兵王家琳以「騎善馬得免」。長沙城上「諸軍望見，為之奪氣」。

  太平軍三次穴地攻城均未成功。據李秀成說：「天朝官兵，有糧無有油鹽可食，官兵心莊（壯）而力不登，是以攻城未就。"11月30日，太平軍乃夜撤長沙之圍，西北走寧鄉、益陽，主動結束了歷時80天的圍攻長沙之役。城上守軍竟毫無知覺。次日，「將帥聞報，皆愕且懼，無敢言賀」。

  12月3日，太平軍進抵益陽。由於有著嚴明的軍紀，受到當地人民焚香執花的熱烈歡迎。原「欲靠洞廷（庭）湖邊而到常德，欲取河南為家」，因在益陽「忽搶得民舟數千，後而改作順流而下，過林子（臨資）口而出洞廷（庭），到缶（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湖北巡撫常大淳此前曾親赴林子口，花了經月時間「沉大船載巨石，以塞湖口，歸而侈然自得，以為片帆不能飛渡矣」。但太平軍水路兵馬到達後，「役民夫數萬人去沉船，一日而通」。12月13日，太平軍陸路兵馬不戰而得岳州。

  岳州為洞庭湖通往長江的門戶，是稻米、木材、油鹽等重要物資的集散地，也是清軍軍餉停駐轉運之所，但防務十分薄弱。湖北提督博勒恭武統帶800名兵丁駐守城外，在太平軍攻城前即已自行潰散，逃回武昌。岳州營本有額兵500餘名，但已被先後調走300名赴長沙省城防堵，加上護解軍餉、火藥者100餘名，實存兵丁僅80餘人。博勒恭武與棄城而逃的岳州知府廉昌、巴陵知縣胡方谷、署岳州營參將阿克東阿事後均被按律問斬。

  太平軍在岳州又徵集到數千艘民船。素孚人望的水手唐正才被楊秀清封為典水匠，職同將軍，籌建太平軍水營。17日，起出170餘年前吳三桂留下的大炮軍械，「從岳州起程，千船健將，兩岸雄兵，鞭敲金凳響，沿路凱歌聲，水流風順」，直趨武漢。所過城鎮，望風披靡。

  1852年12月22日（壬子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咸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太平軍占領漢陽。29日，占領漢口，即由唐正才負責跨江修建浮橋兩道，「上由鯰魚套口至漢陽東門，下由草埠門外大堤口至漢鎮龍王廟」。橋寬丈余，臨流下有鐵錨，人馬來往，如履坦途，是為中國建橋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長江浮橋既成，方便了大軍對省城武昌的攻擊。其時武昌與漢口、漢陽的聯繫已控制在太平軍手中，9座城門悉被圍困。

  湖北巡撫常大淳等焚毀城外民房，大火幾晝夜不息，民情激變，紛紛投向太平軍。向榮等部援軍，則被遠遠堵在洪山以外。1853年1月12日（壬子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四日）黎明，太平軍由地道轟城，文昌門城頹20餘丈。陳玉成等數十名敢死的童子兵揚旗先登，林鳳祥等隨即率大軍蜂擁而入。常大淳以下100餘名清朝文武官員死難。

  武昌為太平軍興以來所攻占的第一座省城。此役顯示了太平軍的強大軍事威力。

  1月15日，天王等分駐巡撫衙門等處，且在武昌度過了癸好（丑）三年元旦（2月3日）。2月9日，各軍依次撤離武昌，順江東下。此時太平軍總人數據估計已高達50餘萬人。武昌居民，「男子從者十之九，女子從者十一二」，但其中有相當部分是被「裹脅」而從軍的。

  天王與東、北、翼三王及秦日綱、羅大綱、賴漢英等由水路東進，林鳳祥、李開芳、胡以晄等統帶陸路之兵護衛。時人形容道：「其由武漢下江南也，帆幔蔽江，銜尾數十里。」

  四　東下南京

  武昌的失守引起了清朝方面的巨大震動。清廷對太平軍的下一步行動捉摸不定，感到防不勝防，而又不得不到處設防。早在太平軍進軍武昌途中，咸豐帝在上諭中即指出：「該省（指湖北省城武昌）沿江直下，經九江至安慶，瞬息千里，防不勝防。而對江之漢口，尤為賊所垂涎。北由孝感，西由荊州襄陽，則河南震驚。賊勢剽急，所陷城池，擄掠即行，並不似永安、道州，尚為久踞之計，其心叵測。」

  1853年1月12日，也就是武昌被太平軍攻克的當天，咸豐帝還在部署：以欽差大臣徐廣縉署理湖廣總督，與向榮二人專辦兩湖軍務；以兩江總督陸建瀛為欽差大臣，督率水陸官兵，馳赴長江上游；以署河南巡撫琦善為欽差大臣，兼程前赴楚豫交界，三面合剿。

  武昌失守後，咸豐帝遷怒於徐廣縉，將其逮治，而以湖南巡撫張亮基署湖廣總督，以署湖北提督向榮為欽差大臣，專辦軍務，並以雲貴總督羅繞典專防荊襄。陸建瀛與琦善仍進防江皖與楚豫。

  向榮的數萬軍隊始終在武昌前線，與太平軍保持著接觸。武昌以北，琦善所部1萬多兵勇也陸續開至河南，分赴豫鄂邊界設防，其後續之八旗馬隊、陝甘綠營也在集結途中。河南防務漸趨充實。武昌西北的荊襄方面，兵力亦增至1萬多人，且可得到琦善在河南方面的支援。

  相形之下，武昌以東，也即江皖方面的兵力最為薄弱。咸豐帝為此十分憂慮。他多次在上諭中提及江皖方面兵單力弱，又是財賦之區，若太平軍水陸齊下，大勢將不可問。為此他曾責令擁有重兵的向榮「分撥精兵，保護下游」；又令琦善選派精兵，由河南陸路馳赴安徽一帶，「繞出賊前，合力兜剿」。但皇帝的部署一再落空。面對太平軍的優勢兵力，向榮、琦善所部僅能自保，根本不可能分兵支援東路的陸建瀛。

  但太平軍順江東下的意圖已越來越明顯。向榮從太平軍搬運糧食、輜重上船的舉動中揣測太平軍的動向。他於2月7日向皇帝奏報中正確地分析道：「該逆於城內擄取官民財物貨具極多，均已搬入船內，輜重滿載。該逆斷不肯舍水就陸。」但他又在後面綴了一句：「是下游之九江、上游之荊襄，及岳州回竄之路，在在均關緊要。」

  兩江總督陸建瀛在皇帝的一再催促下，於1853年1月5日離開豐北河工，15日返回南京。23日，他將江蘇防務移交由蘇州趕往南京的江蘇巡撫楊文定，遷延至2月2日，方才統帶3000名兵勇赴九江上游迎剿。10日，到達九江；11日，到湖北廣濟龍坪鎮，令壽春鎮總兵恩長為翼長，率水陸兵勇2000餘人溯流趕赴下巢湖左右駐紮，增防北岸老鼠峽。此時，駐守在武穴上下游的江南三省兵力約為5000人。

  2月15日，順江東下的數十萬太平軍人馬已過黃石、蘄州，當晚即以數千船隻衝破老鼠峽一帶江防。清水陸軍潰走，恩長自沉長江。陸建瀛「見勢難敵，棄師先奔。舟至小孤山，兵弁跪接，乃大呼曰：『賊勢浩大，快走逃生！』兵皆感之。」他置九江、安慶於不顧，一氣逃回了南京（別稱金陵，時為江寧府城，但習慣上仍沿明代舊制稱為南京）。然而他回南京後也無所作為，這位封疆大吏被太平軍的浩大聲勢嚇垮了。駐節南岸瑞安的江西巡撫張芾則逃往德安，所帶兵勇，不戰而潰。退回南昌省城時，其所從者已寥寥無幾。

  2月18日，太平軍占領已成空城的九江，隨即東下安徽。21日，攻占小孤山要塞。23日，太平軍數千艘船進抵安慶江面。24日，發起對安慶的攻擊。守城官兵已無鬥志，紛紛逃散。安徽巡撫蔣文慶於起草遺疏後自殺。城中所有餉銀、倉米以及炮位等均為太平軍所獲。

  太平軍在九江、安慶虜獲了大量的軍資儲備，更加壯大了自己的聲勢，但均未作停留。2月25日，太平軍水師前衛從安慶出發。26日，克池州。28日，占銅陵。3月3日，據蕪湖。沿江各城守城清軍望風披靡，文武官員率先逃遁。人民群眾則根據自己的判斷，對太平軍採取了熱烈歡迎的態度。據時人記載：「賊由九江東下，皖省各處紛傳偽詔，官府告示止用短條，不寫咸豐年號，稱賊為西兵、西騎。甚至紳士脅其令長預造煙戶冊，欲俟賊至，郊迎三十里，跪而投冊納印者，有門首黏一黃紙順字者，有箕斂銀錢、糧米、食物饋送者。聞有某處饋物甚微，而有生薑、山藥並裝一桶（引者按：寓『江山一統』之意），用黃紙糊之，賊嘉而受納。」

  3月5日，太平軍水師突破梁山江防。督帶清軍水師艇船的福山鎮總兵陳勝元陣亡。太平軍陸師則輕取東西梁山要塞。通往南京的陸路已全部敞開。

  6日，太平軍水師前隊占江浦縣之石磧鎮。次日，李開芳的陸師前隊進抵聚寶門。12日，太平軍主力趕到。自大勝關至七里洲，太平軍停泊的船只有1萬多艘，南京的門戶已為太平軍所扼。當時正在城中的汪士鐸記太平軍的威勢，說是「勇而眾」，並分析道：「然其勇猶可，其眾難敵也。破江寧日，號稱二百萬，七八十萬人足數也。……故或登三山門望之，自城外至江東門，一望無際，橫廣十餘里；直望無際，皆紅頭人。……既眾且整，吾人望之奪氣。」

  南京有13座城門，城池規模遠超過武昌。但清軍守城總兵力僅5000人，不得不藉助練勇的力量。藩司祁宿藻根據南京紳民於鴉片戰爭時期齊心抗英的經驗，早在1852年底即號召成立保衛局。然而這一次，「省民頗不踴躍」，先後成立的保衛局和籌防局徒有其名。祁宿藻哀嘆：「官不盡力，兵不用命，富者吝財，貧者吝力，城雖大，不可保也！」他在絕望中嘔血死去。

  1853年3月19日（太平天國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咸豐三年二月初十日）凌晨，太平軍採用穴地攻城法，轟塌北城儀鳳門城牆。林鳳祥部數百人先登，擁入城內。陸建瀛欲遁入滿城（今明故宮），卻為祥厚所拒絕，被趕來的太平軍路斬於小營。在守城清軍的反擊下，太平軍的這支先頭部隊不久又循原路退出城外，但已牽動了清軍其他各處守城兵馬，甚至祥厚的旗兵也一度反擊至儀鳳門。城南的李開芳等部乘虛支雲梯攻入，並撤去塞城土袋，大開城門。大隊人馬鼓角而進。南京城內的各街區遂為太平軍所控制。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等戰死，前廣西巡撫鄒鳴鶴等被殺於街市。上元縣令劉同纓「公服坐大堂」，將庫項及宦囊所蓄銀兩堆桌前，囑攻入的太平軍收此銀為城中的百姓開一條生路。太平軍對於穿戴清朝官服的人員本來都是一律要殺死的，至此亦認為此人是好官，「不忍加害」，但這位效忠於清王朝的官員後來還是自殺身死了。次日，太平軍攻克滿城。江寧將軍祥厚自殺，守衛滿城的旗兵除數百人突圍外，均被消滅。旗人之老弱婦孺也於幾天之後被驅趕至朝陽門外予以屠戮。

  太平軍克南京後，一面在城外設防，堵御向榮的追擊，一面分兵繼續東下。3月31日，克鎮江，由羅大綱、吳如孝等據守。4月1日，克揚州，由林鳳祥、李開芳等據守。自此，三城鼎立的局面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