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金田起義

  前後歷時半年的馮雲山案是太平天國開國史上的大事件。在此之前，由馮雲山在紫荊山區首創的拜上帝會始終是一個公開傳教的宗教團體。雖然在洪秀全到來後，曾有過洪、馮親率會眾外出搗毀邪神偶像的激烈舉動，但從總體上說，拜上帝會的活動並沒有超出中國傳統社會秩序所能允許的範圍。直到馮雲山被官府羈押後，拜上帝會仍堅持以合法的手段抗爭。馮雲山在申訴時強調其敬拜上帝是「遵旨敬天，不犯不法」，又引用儒家典籍中的相關論述作為佐證。洪秀全則試圖通過廣州傳教士的教堂直接向兩廣總督耆英申訴。

  但在此之後，拜上帝會開始秘密謀創立國，興兵起義。它的性質也有了根本的轉變。從客觀上說，地方團練的相逼是迫使拜上帝會走上造反之路的外部條件。李秀成在追敘金田起義的起因時說過：「自道光廿七八年之上下，廣西賊盜四起，擾亂城鎮。各居戶多有團練。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和（伙），團練與團練一和（伙）。各爭自氣，各逞自強，因而逼起。」

  馮雲山案件的發生，無疑起了一種催化劑的作用。而楊秀清與蕭朝貴兩人之脫穎而出並得以躋身領導層，是促成拜上帝會轉化為革命組織的內部條件。

  一　楊秀清與蕭朝貴嶄露頭角

  馮雲山的被羈押以及隨後被遞解回籍，加上洪秀全的一度回廣東，給精悍的楊秀清造成了嶄露頭角的機會。1848年4月，他利用當地民間的「降僮」習俗，聲稱「天父下凡」，逐步控制了紫荊山區的拜上帝會。

  同年9月，楊秀清的密友蕭朝貴也假稱「天兄下凡」，從而取得了代「天兄」傳言的資格。作為「皇上帝太子」的耶穌降臨人間，是對「天父下凡」的必要補充，也是其合乎邏輯的發展。從此兩人相得益彰，通過天父、天兄的頻頻下凡，左右了拜上帝會的活動及其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耐人尋味的是洪秀全在此事件中的態度和所起的作用。洪秀全在宣揚拜上帝的教義時，曾作《原道救世歌》，中有「第五不正為巫覡，邪術惑眾犯天誅」等句，可見其對「巫覡」之術深惡痛絕。但同是這個洪秀全，居然認可了楊、蕭的神靈附體。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他的這一轉變？有人認為，洪秀全之所以承認天父、天兄附楊、蕭之體下凡，是被迫作出的妥協。但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因為判別神靈附體之真偽的裁決權掌握在洪秀全的手裡，他完全可以利用教主的身份一概否決這類下凡活動。事實上，在拜上帝會內部，與楊、蕭同時出現神靈附體的尚有黃（王）姓等多人，並曾一度造成糾紛與混亂。而洪秀全僅承認了楊、蕭的下凡活動，否決了所有其他的神靈附體。沒有洪秀全的全力支持，楊秀清與蕭朝貴是成不了氣候的。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太平天國起義記》的說法，楊、蕭先後下凡時，洪秀全與馮雲山均不在紫荊山，只是到了1849年6月兩人一起返回廣西後，才認可了楊、蕭代天父、天兄傳言的資格。但從《天兄聖旨》的記載來看，並不是那麼一回事。至少從1848年11月19日到1849年2月13日，洪秀全在紫荊山，並與天兄（即蕭朝貴）有過多次對話。而這些對話反映出，所謂天父、天兄的降凡活動，與其說是楊、蕭兩人單方面的行為，更不如說是他們與洪秀全共同策劃、導演的活劇。

  如1848年11月洪秀全與天兄的一次對話。

  天王問天兄云：

  本書首發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天兄，我們天父身穿黑龍袍，小弟還記得也，但天父頭上所戴，小弟卻不記得矣。」

  天兄曰：「爾升高天，見過天父多少，爾就忘記乎？天父金須拖在腹，頭戴高邊帽，身穿黑龍袍，其坐裝兩手覆在膝。」

  天王曰：「天兄，小弟在獅旺遇難時，見無數天使來救小弟。」

  天兄曰：「那時不是差兵將救爾，恐爾難矣。」

  天王曰：「有數婦人焉，是誰乎？」

  天兄曰：「其中有一是高天爾妻子也。」

  天王曰：「天兄，太平時軍師是誰乎？」

  天兄曰：「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俱是軍師也。洪秀全胞弟，日頭是爾，月亮是爾妻子。馮雲山有三個星出身，楊秀清亦有三個星，蕭朝貴有兩個星，楊秀清、蕭朝貴他二人是雙鳳朝陽也。即番郭亦有一個軍師。」

  天王曰：「他姓什麼？」

  天兄曰：「姓蔡。」

  天王曰：「既來中國否？」

  天兄曰：「目下還在番郭也。」

  天王曰：「微天兄說明，小弟幾不覺矣。」

  又如是年冬（1848年12月）的一次對話。

  天王問天兄基督云：

  「天兄，孔丘在天如何？」

  天兄曰：「爾升高天時，孔丘被天父發令捆綁鞭打，他還在天父面前，及朕面前跪得少麼？他從前下凡教導人之書，雖亦有合真道，但差錯甚多。到太平時，一概要焚燒矣。孔丘亦是好人，今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矣。」

  天王曰：「觀音是好人否乎？」

  天兄曰：「他是好人。他今在高天享福，亦不准他下凡矣。」

  天王曰：「觀音在高天享福，天兄呼他為何乎？」

  天兄曰：「我呼他為妹。」

  天王曰：「我呼他為何乎？」

  天兄曰：「亦是呼他為妹。」

  天王曰：「小弟當時升高天，天父及天兄送小弟下凡時，門首有紙票用銀硃筆寫云：『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其來歷如何乎？」

  天兄曰：「爾就忘記乎？此七字是高天寫來，那時天父同朕差兵權送此七字，在爾門首，畀爾作憑據。爾當時升高天戰勝妖后，天父封爾為天王大道君王全。今高天爾有殿在東廓，爾就忘記麼？」

  天王曰：「天兄題起頭，小弟卻知尾矣。」

  經過一段饒有趣味的對話後，天兄又叮囑洪秀全：「但爾稱王，不得稱帝，天父才是帝也。」

  洪答曰：「遵天兄命。小弟作《黜邪崇正書》，亦辨惟天父稱帝；天父以外，皆不得僭稱帝也。」

  甚至洪秀全回廣東的行動本身，也披上了遵天兄「旨意」而行的神聖外衣，如1849年2月13日洪秀全與天兄的對話。

  天兄曰：「爾今回東，五月上來或冬時上來也。」

  天王奏曰：「遵命。」

  天王曰：「小弟問天兄，番人羅孝全是真心否？」

  天兄曰：「是真心也，有牽連也。」

  這一時期的《天父聖旨》缺失。但可以想見，在洪秀全與天父，也就是與楊秀清之間，應該還有不少他們共同編造的「親承帝命」的神聖對話。

  這種人「神」之間的對話，不但完全肯定了洪秀全此前苦心積慮編造出的君權神授故事，而且還大大豐富和發展了這一神話。天父、天兄可以隨時隨地下凡，可以直接參與若干重大決策活動，因而極大地方便了洪秀全由拜上帝教的教主向天下凡間的「真主」的轉變。

  由此可見，洪秀全之所以選擇支持楊、蕭的天父、天兄代言人的身份，是基於共同的利害關係。通過天父、天兄的一系列下凡活動，楊秀清與蕭朝貴得以進入領導核心，權勢急劇上升，而且在名義上也與馮雲山一起成為洪秀全的開國軍師。他們是當然的受益者，然而最大的贏家卻是洪秀全。他不但通過楊、蕭的天父、天兄下凡活動鞏固了自己的教主地位，而且進一步明確了作為「天下萬國真主」的統治者身份。以後拜上帝會的一切活動，包括天父、天兄的歷次下凡，無不是朝著擁立洪秀全稱王登極的方向而努力的。

  二　「上帝小家庭」與領導核心的形成

  1849年7月，馮雲山在洪秀全陪同下從廣東返回紫荊山。天兄當即「下凡」，欲洪、馮「兩位胞弟」「安心」，「不須憂慮」。拜上帝會自此形成了洪、馮、楊、蕭為首的四人核心。

  四人為此結成了異姓兄弟：洪秀全為二兄，馮雲山為三兄，楊秀清為四兄，蕭朝貴為妹夫（蕭妻楊宣嬌為妹）。他們自稱是高天同胞兄弟，即同為上帝之子（或婿），耶穌則是其長兄。儘管這一做法已蒙上了一層宗教神話的色彩，卻仍然是江湖結義的傳統形式。洪秀全之只稱二兄，除了必須把長兄的稱謂留給耶穌外，與中國若干地區不願稱大哥而只稱二哥的民間風習可能也有關係。

  後來這一神聖家族的成員有所擴大：比楊宣嬌年長的韋正成了上帝的第五子（宣嬌退而為第六女），最年輕的石達開則成了上帝的第七子。

  韋正，一名昌輝，生於1826年，住桂平縣紫荊山麓之金田村。韋氏家族究系土著僮族（現稱壯族）還是客籍來人，這個問題在清代即已有不同說法。1954年，廣西省太平天國文史調查團曾一度「確認」韋氏為僮族。但根據多種《韋氏族譜》的記載，韋氏先人原籍廣東，後遷至廣西梧州、潯州平南，約在明末清初遷居桂平金田，其為客家人應毋庸置疑。韋正之父韋元玠頗有家業田產，但有錢無勢，曾遭受其他地主富戶的欺凌。韋正本人是捐納的監生，為人機敏。他正式成為上帝小家庭成員，系在1849年9月24日蕭朝貴假託天兄下凡之時。

  當時因貴縣方面「十分傳揚」，天兄便欲石達開等人將洪、馮二人送至金田韋家「藏沉」。就在此時，天兄突然問韋正：「爾呼朝貴為何乎？」因為事情來得太過突然，這位素有「見機靈變之急才」的韋正也一時不知怎樣稱呼，因而「語言遲出」。洪秀全卻立即接過話頭，反問蕭朝貴：「天兄，韋正在高天與小弟們是同胞否？」天兄也立即答覆：「他同朕們總是共條腸也。」

  不久，蕭朝貴到金田，又以天兄下凡的形式當面對韋元玠說：「爾子韋正肉身是爾生爾養，亦是爾子；但在高天論，又是朕老弟。爾不好看小他也。」他又以韋正跟得起洪秀全做「大人」之事勸勉韋元玠道：「他跟得去，爾亦跟得去。子有福，爺亦有福。一人有福，帶涉滿屋。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祿。」韋正從此正式進入拜上帝會的領導核心。金田韋家也從此成為拜上帝會密謀策劃的指揮機關所在地和主要的供給基地。

  石達開，客家人，住貴縣北山里之那幫村，於1831年出生於一個富有的農家。10歲前後，其父母相繼亡故，又無其他兄弟，因而很早就經受了獨立操持家務的鍛鍊，是一位頗具才幹膽識、深孚人望的年輕人。李秀成說他「家富讀書，文武備足」。已佚的太平天國史書中也有洪秀全訪石相公的情節。石達開何時成為上帝小家庭的成員不詳，但現存《天兄聖旨》中，初次提及石達開是在1849年9月24日（己酉年八月初八日），天兄在其家下凡。1850年1月的紀事中，又有石達開等人打破「妖窟」之後，天兄因顧慮糧草將盡，欲其「班師回朝」，但年輕氣盛的石達開卻敢於當面「抗旨」，寧願自己頂起糧草而不肯就此罷休的記載。天兄也即蕭朝貴當時的處置手段是避而不答，轉諭韋正等遠處人馬暫且班師。「有願留者，分發一二十人在此。至近處兵，現停頓在此，待後天然後回歸也」，實際上是與其達成了妥協。石達開此時年方虛齡19歲，但「達開哥」剛毅的性格和在眾人心目中的威望已可見一斑。

  《天情道理書》說韋、石二人「亦是富厚之家，後因認實天父天兄，不惜家產，恭膺帝命，同扶真主」，看來這也是二人得以躋身領導核心的重要因素。

  三　洪秀全於平在山登極

  拜上帝會領導核心的形成與擴大，尤其是洪秀全「真命天子」地位的逐步確立，有力地保證了金田起義的發動。

  洪秀全雖然很早就有了成為人間之王的夢想，但直到楊秀清、蕭朝貴二人取得代天父、天兄傳言的資格，並祭起「君權神授」的法寶後，他的夢想才有了實現的可能。洪秀全究竟何時由宗教的領袖而明確轉為凡間的人王？從種種跡象看，應是在1849年（己酉年）到1850年（庚戌年）間。由於洪秀全之正式就任太平天王，是「親承帝命」或「恭承帝命」的結果，除了他自己昔日的「異夢」而外，必須還有上帝的降言，也即托楊秀清之口的「天父聖旨」與之配合。可惜早期的《天父聖旨》已亡佚。但從現存的《天兄聖旨》中，仍可找出若干蛛絲馬跡。

  1849年1月1日（戊申年十二月初七日），也就是洪秀全生日的前三天，蕭朝貴在假託天兄下凡時，暗示洪秀全的幾位表親當晚就帶上祭天的豬肉，懇求天父恩准洪秀全「早正大位」。由於這一時期的《天父聖旨》缺失，這次活動不知下文。看來是時機尚未成熟，沒有得到天父，也就是楊秀清的首肯。

  此後約有一年的時間，天兄不再提及洪秀全正位之事，只是在歷次下凡中，不斷地點化拜上帝之人要「識得」洪秀全，或「識得」秀全的別稱「三星兄」、「二兄」，為秀全的稱王繼續造輿論。當然，天兄也沒有忘記要眾人「識得」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這三位軍師。

  但到了1850年初（己酉年底、庚戌年初），《天兄聖旨》中對洪秀全的稱呼突然變為「太平王」、「三星禾王」。這表明洪秀全此時業已稱王，他作為「人王」或「真主」的身份已正式經天父認可。

  剩下的事便是擇日登極。果然，我們在1850年4月5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天兄聖旨》中發現了洪秀全「穿起黃袍」的記載。這是經過長期精心策劃的結果。

  這一日，天兄「勞心下凡，時在平山」。

  天兄問洪秀全：「秀全，爾穿起黃袍麼？」

  秀全對曰：「然也。」

  天兄道：「要避吉，不可命外小見，根基不可被人識透也。」

  秀全對曰：「遵天兄命。」

  洪秀全穿起黃袍，應是在此之前不久剛剛發生的事情。黃袍加身的意義誰都明白，這就是稱王登極。問題是洪秀全此次穿起黃袍究竟是正式登極「正大位」，還僅僅是一次登位的「預演」？

  一些學者相信這僅僅是一次預演。因為他們接受了洪秀全於1851年3月23日（太平天國辛開元年，亦即咸豐元年辛亥二月二十一日）在廣西武宣縣之東鄉正式登極的既成說法。然而太平天國自己並沒有所謂「東鄉登極」之說。迄今所發現的太平天國文獻，未對洪秀全登極的時間、地點作過任何具體說明。

  考「東鄉登極」之說，最早見於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此書於1851年3月23日條下標明：「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登極（按：時在廣西武宣台村東嶺三里附近）。」

  郭氏對此解釋道：「太平天國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王詔旨中有：『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極節』,同年十月十四日詔云：『二月念一哥登極，亦朕登極人間和』。所謂『登極』,即指洪秀全正式即位而言。此二月二十一日，自系太平天國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亦即咸豐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以是時尚無所謂天曆。」

  顯然，郭氏之所以認定洪秀全於辛開元年二月二十一日登極，遵循的是正式登極只能在揭幟起義之後的邏輯思路。

  筆者在《洪秀全「登極」史實辨正》一文中，論證了洪秀全之正式登極是在1850年4月3日（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其理由有二：

  第一，留存至今的太平天國官修史書《詔書》之一的《太平天日》中，載有洪仁玕在1844年（甲辰年）「染病見天啟」之後所作的「預言」：「兄三十八歲方登天子位也。」

  所謂「天啟」，系指上帝向人顯示其旨意及真理。這裡的天啟式預言，實際上是將後來已發生的事實作為當初的預言而加以描述，因而是可信的。洪秀全生於1814年1月1日（嘉慶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按照中國傳統算法，其38歲是在道光三十年庚戌。因此，其登極只能在庚戌年之內，即公曆1850年2月12日到1851年1月31日這段時間。

  第二，洪秀全登極的具體日期又只能在二月二十一日。除前引郭廷以所轉述的天王詔旨中對登極日期的申明外，洪仁玕於1860年與英國傳教士艾約瑟的一段對話中也強調指出：天王在規定二月二十一日之天兄暨天王登極節時，是想把救世主之被釘十字架與天王登極的時間統一起來的。但他沒有採用猶太人的逾越節日期（二月十四日），而堅持採用二十一日，因漢字之二、十、一共同組成一「主」字。由此可見，二月二十一日是洪秀全心目中登極的吉日，這一日期也是毋庸置疑的。

  綜合上述兩點理由，能夠滿足設定條件的洪秀全之登極日期只能是一個，即1850年4月3日（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

  洪秀全之在平在山登極，也有間接的地點和人物方面的旁證。查1860年12月22日（太平天國庚申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幼主詔旨，內有「平在山勛舊，俱升封義爵」之說。所謂「勛舊」，當指開國時的元勛，也即洪秀全登極時的一班舊臣。提「平在山勛舊」而不提「金田勛舊」或「東鄉勛舊」，說明洪秀全之登極，確在平在山，而不在別的什麼地方。再以幼主詔旨中開列的17人名單，對照洪秀全在平在山活動時期的有關天兄聖旨，其中就有9人的姓名先後出現過。考慮到只有與天兄下凡活動直接有關的少數人員的姓名才會出現在《天兄聖旨》中，這樣高的比例應該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了。

  然而拜上帝會對於洪秀全的登極，並沒有採取大肆張揚的做法，反而實行了極為嚴格的保密措施。

  天兄不僅在洪登極的第三天就告誡他要注意「避吉」，不可被人識透「根基」；此後（1850年4月9日）還一再叮嚀在場的有關人員：「太平事是定，但要謹口，根基不可被人識透也」；「千祈不好泄漏天機，不好講太平事先」（同年7月28日）。所謂「太平事是定」，是指太平天王已即位，立國之事已定；之所以「不好泄漏天機」，是因為各地拜上帝人馬有待發動，公開揭幟的時機尚未成熟。而這一切，正在緊鑼密鼓地安排之中。

  從《天兄聖旨》的記載看，庚戌年春、夏，各地拜上帝會的首腦人物及骨幹分子均相繼被召至平在山秘密朝覲洪秀全，並聆聽天父、天兄的聖旨。神秘而莊嚴的氛圍使得這些開朝元勛既誠惶誠恐，又振奮不已。他們紛紛表示效忠，甚至不惜變賣家產，捐獻財物，用於太平天國的開創大業。曾隨父親蒙得恩參加過這種朝覲儀式的蒙時雍後來回憶說：「竊自庚戌年二月敬拜天父上帝、天兄耶穌，為日無幾，即隨先父到平在山面覲真聖主天王聖顏，仰蒙面詔教導，指引甚屬精詳。侄與先父從此格外信實認真，去邪崇正。其時令甚嚴肅，不准輕泄機關，故此不敢輕與人言。」

  四　團方與團圓

  此時，廣西全省的社會矛盾已更趨激化，各種武裝衝突愈演愈烈。其中影響最大的仍然是天地會所組織發動的武裝起事。

  被清朝方面稱為「艇匪」的天地會的水上武裝，興起於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他們大多是在鴉片戰爭後被裁撤的壯勇，「聚黨於潯、梧江上，剽掠客販貨物，日益橫肆」。洪秀全於1847年在西江遭劫，很可能就是這幫人所為。此時，他們更是截斷了西江流域的水上交通線。這些人雖多系天地會信徒，但並沒有明確的反清目標。湖南興寧人李沅發所領導的起義軍，轉戰於湘桂邊界地區，直至1850年夏才最後敗亡。陳亞貴為首的武裝力量，則占據了廣西的腹地。來土衝突，亦即土著居民與客籍居民之間的矛盾衝突，所在皆有，大規模械鬥幾乎是一觸即發。各鎮協的官軍，幾乎盡數為天地會武裝所牽制。地方團練的實力，亦在上述武裝衝突中遭受極大損耗。拜上帝會對這些武裝衝突，尤其是清朝官軍與天地會武裝之間的衝突嚴守中立，採取了「待等妖對妖相殺盡憊」，然後舉事的策略。起義時機已漸趨成熟。

  1850年夏，各地拜上帝會的首領根據天父、天兄的旨意——即拜上帝會領導核心的決策，各回所在，分頭發動群眾。7月底，洪秀全的家屬也已派妥人從廣東接來。太平天國史上被稱為「金田起義」的偉大鬥爭，就此揭開帷幕。

  「金田起義」是太平天國自身文獻中的用語。因此，考察一下太平天國人士所理解的金田起義，其確切含義到底是什麼，它與今人的理解有何異同，看來還是有必要的。對於「起義」一詞，《現代漢語詞典》是這樣解釋的：「為了反抗反動統治而發動武裝革命。有時指反動集團的武裝力量背叛所屬的集團，投到革命方面。」這是今人的理解。《辭源》的解釋只有四個字：「仗義起兵。」這是它的本義。太平天國文獻中的「起義」一詞，用的正是其本義。有時或不用「起義」而代之以「勤王」，其義為「為王事盡力」，多指起兵救援王朝。如：「溯自廣西倡大義，金田各處起天兵」（《醒世文》）；「金田起義，用肇方剛之旅」（何震川：《建天京於金陵論》）；「自扶真主金田起義以來，萬民響應，四方樂從」（《太平救世歌》）；「恭祝萬壽起義」（《洪仁玕自述》）；「萬方兒小別家庭，離鄉立志做忠臣；前來勤王當虎豹，今知有主可成人」（《天命詔旨書》）；「惟願各各起義，大振旌旗，報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勛」（《頒行詔書》）；等等。

  結合有關記載看，太平天國所謂的「金田起義」有其特定的具體內容，大體是指以金田為中心的各路拜上帝人馬團營舉兵，「共扶真主」，也即仗義起兵勤王。

  為適應起義鬥爭的需要，拜上帝會領導核心內部進行了分工。已經就任太平天王的洪秀全是起義的擁戴對象，又非本籍人，不便公開出面，因而接受了天兄對他的安排——和家眷一起密藏山人村胡以晄家「避吉」。對拜上帝會有首創之功的軍師馮雲山，同為外省人，又曾被桂平知縣判決「遞籍管束」，也不宜出頭露面，因而亦被安排隨同密藏。出面組織起義發動工作的，是另兩位軍師——楊秀清與蕭朝貴。他們因有代天父、天兄傳言的資格，已把最高權威掌握在自己手裡。天父，尤其是天兄在此期間頻頻降凡，發布旨意，迅速果斷地處理瞬息萬變的軍機，嚴厲打擊藉機下凡的其他「星宿」或「妖」——也即利用降僮之術對其權威進行挑戰的會內其他派別與個人，從而在根本上保證了起義的組織實施。

  在起義發動期間，由於楊秀清「代弟妹贖病」，「身體十分苦楚」，甚至一度口啞耳聾，幾成病廢，實際事務系由蕭朝貴代為主持，而以幹練的韋正（韋昌輝）襄理。但楊並非無所作為。從這一時期《天兄聖旨》中的用語「萬事有天父主張，天兄擔當」來看，重大決策可能都是由楊秀清做出的。而且，在起義動員過程中起了極大作用的上帝的有關降言，也只有通過楊秀清之口才能傳出去。

  楊、蕭二人在發動起義的過程中充分顯示了自己的才幹和魄力，也因而進一步膨脹了權勢欲。他們已不再甘心居於書生出身的馮雲山之下，對同樣因策划起義而權勢急劇上升的韋正也懷有忌意。

  1850年9月5日，蕭朝貴在馮雲山、韋正都在場的情形下，借天兄降凡，假意對洪秀全說：「秀全，當前朕話誰人想出？」

  秀全答曰：「是朝貴妹夫想出也。」

  天兄曰：「是他想出，他都做得事。」

  秀全答曰：「天下萬郭都靠秀清、朝貴二人，豈有不做得事！」

  天兄曰：「他二人又不識得多字墨，雲山、韋正方扶得爾也。況天下萬郭（國）又有幾多幫手，又有珠堂扶得爾也。」

  秀全曰：「這邊幫手不是十分幫手，秀清、朝貴乃真十分幫手。至珠堂，有好多人未醒，何能幫得手也！」

  天兄嘆曰：「秀全，朕天父天兄若不是差秀清、朝貴二人下來扶爾，爾實難矣。」

  秀全答曰：「小弟知得天父天兄看顧扶持之恩矣。」

  天兄又曰：「秀全，朝貴有大過麼？」

  秀全曰：「無也。秀清、朝貴，天父天兄降在他二人身，他二人分外曉得道理。朕從前曾對兄弟說曰：他人是學成、煉成，秀清、朝貴是天生自然也。」

  天兄曰：「朕怕他有大條大膽，或行到路中辛苦，對爾面前稱功道勞，就要打一百也。」

  秀全答曰：「朝貴妹夫，瞞不得天兄，確是好人。天父亦曾稱讚他曰：秀全，爾看爾妹夫這個樣子，都知得他是好也。」

  天兄曰：「為人總不好太過。眾小弟放草、寬草，朕回天矣。」

  經過如上的一番對話，楊、蕭滿意了。馮雲山與韋正卻當面遭到了貶斥與羞辱。大約也自此時起，三位開國軍師的排名變成了楊、蕭、馮。

  金田起義的具體過程，在太平天國文獻中又稱「團營」，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各地拜上帝會眾按地域分別團營，各自成軍（在《天兄聖旨》中，這種按地域的分頭集結被稱為「團方」）。起義之初，參加團營的拜上帝會眾大致集結於如下幾個地區：

  （一）桂平的紫荊——金田地區，是為拜上帝會領導機關所在，也是團營起義的最後集中地，以楊秀清、蕭朝貴、韋正等人為首；

  （二）貴縣、桂平交界的白沙地區，以石達開、秦日綱等人為首；

  （三）平南的花洲地區，以胡以晄、蒙得恩等人為首；

  （四）鬱林州的陸川、博白地區，以賴世舉（賴九）、黃文金等人為首；

  （五）廣東高州的信宜地區，以凌才錦（凌十八）兄弟為首。

  上述各地的團營，以信宜的凌十八為最早，約於夏季集結，8月中下旬，已與本縣練勇發生激烈衝突。平南的花洲地區，因洪、馮在附近的山人村藏身之故，遲至10月中下旬方正式團營。其餘數處，包括金田基地，大約均在8月開始團營。以上各集結地，都分頭秘密置辦軍械，以供團營的會眾使用。據說，石達開率領的貴縣隊伍於8月在白沙駐屯時，甚至公然立轅門，開爐鑄炮。懾於其聲勢，也因為官府方嚴辦土來械鬥之案，附近各團未敢起練往剿。

  集結的會眾大都是合家投營。這是因為拜上帝會的成員多為生活極不穩定的客家人，由於土來械鬥的嚴峻局面，為本人及家屬安全計，勢必合家舉族聯合一體，共同抵禦敵對勢力。拜上帝會的輿論宣傳顯然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據傳，上帝在1849年（己酉年）曾降言：庚戌年將遣大災降世，「人將瘟疫，宜信者則得救」。後果然，故信者愈眾。到了1850年（庚戌年），上帝又降言：過了9月（八月）以後，「有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后土人、來人相殺，上帝的預言又得到了驗證。上帝的降言成了最有力的團營令。參加團營的會眾，「將田產屋宇變賣，易為現金，而將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俱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產制度，人數愈為加增。」

  團營的第二階段，各路拜上帝人馬向金田地區集中（《天兄聖旨》中稱此為「團圓」），並在預定時間公開揭幟起義。

  種種跡象表明，1850年11月4日（庚戌年十月初一日）是預定的公開揭幟起義日期。但遠方陸川、博白以及廣東信宜的大股人馬，由於種種原因的耽擱，根本不可能按期趕赴金田。10月29日，蕭朝貴在平南之洪山（鵬化山）借天兄下凡，緊急通知：「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現不可扯旗，恐好多弟兄不得團圓矣。近處團方，現匝住馬。密諭遠方兄弟，預備多買紅粉（火藥），聲信一到，就好團圓也。」

  這位在外人心目中似乎已成病廢的天父代言人，突然於此時在金田公開露面，執掌兵權，只能與揭幟起義有關。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說：「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陸]川、博白、白沙不約同日起義。此之天機，變化多端，實不詳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起義之時，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晄家內密藏，並無一人得悉。那時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具[俱]在金田。」

  李秀成列舉的在金田起義現場的主要領導人只有四位：楊秀清、韋正、石達開、秦日綱。可見，楊秀清是在遠處「團方」人馬未及齊聚金田，洪秀全、馮雲山二人仍在山人村密藏，甚至連蕭朝貴也未趕回金田的情形下宣布揭幟起義的。這樣做顯然是為了證明「天父」的旨意不可更改，以牢固樹立自己的權威。值得注意的是，在李秀成親供原稿中，「道光卅年」原作「咸豐元年」，後經刪塗改正，但「十月」之期卻始終未變，這說明「十月」舉義在李秀成心目中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起義之始，拜上帝會已有公開張貼告示的舉動。考其內容，應該就是後來收入《頒行詔書》的以軍師楊秀清、蕭朝貴共同發布的《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這篇起義檄文著力宣揚了天父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權能，尤其是戊申歲天父、天兄先後降凡所顯示的「無數權能」，曉諭世人「好醒」，「亟早回頭，拜真神，丟邪神」，敦促參加團勇、壯丁的三合會黨，不要忘記洪門歃血、結義拜盟時的反清誓言，號召各省有志之士「各各起義，大振旌旗，報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勛！」

  五　「金田起義出大王」

  金田及其附近村落，前控新墟平原，背靠紫荊山麓，是理想的屯兵處所。11月4日（十月初一日）以後，各路拜上帝人馬便在楊秀清的統一指揮調度下，加速向金田地區集結。11月21日，陸川、博白的起義者擺脫敵人的尾追堵截，抵達桂平境內的大洋。25日，在金田方面的策應下，北渡黔江，進入金田。到12月下旬，除廣東信宜凌十八的隊伍外，各路兵馬已齊會金田。

  活躍在大湟江口的天地會水上武裝的首領羅大綱（又名羅亞旺）與張釗（大頭羊）、田芳（大鯉魚）等人也在此時入金田投營。張釗與田芳等人不願遵守太平軍紀律的約束，又「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莊（壯），非是立事之人，故未投也。後投清朝向提台矣。至羅大綱，與大頭楊（羊），兩不相和，後羅大綱投之」。羅大綱終於留了下來，後來成為太平軍的一位著名戰將。

  其時，連同陸續來投的客家人與天地會武裝，總人數大約已達兩萬。楊秀清、蕭朝貴等著手將此兩萬男婦編組成一支統一的軍隊，即太平軍。太平軍在初組建時，可能是按地域編制的。保存至今的《太平軍目》在論述旗制時，提及每面旗幟上均須書有「太平某省某地某旗」字樣，並列舉了廣西貴縣、平南、武宣、桂平、博白、蒼梧和廣東歸善、湖南道州等地名。看來在揭幟起義之初，各路勤王兵馬公開打出的就是此類旗號，而在後來的軍制中仍予以保留。

  太平軍有著嚴明的紀律。洪秀全於1851年1月初旬返回金田後即詔明5條軍紀：「一、遵條命；二、別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儺，各遵頭目約束；五、同心合力，不得臨陣退縮。」太平軍的編制仿照《周禮》司馬之法，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一軍足員為13156人，各級首長稱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但在金田時期，軍制尚未健全。全軍計編成前後左右中五軍。前、左兩軍設有軍長，後、右兩軍設有副軍長，其下則有百長、營長等統兵將領。前、左二軍且設有先鋒長，各統帶500名兵將。直到駐軍茶地，擴編為十軍，始廢軍長等職，按《太平軍目》設立軍帥以下各官。但每軍仍不足員。

  從現存太平天國的家冊中，不僅可以看出太平軍初起時的嚴密組織，還可以看出拜上帝會眾全家投軍後，男女老少分別入營、各盡所能的狀況：「後二軍軍帥梁立泰，年三十四歲，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白沙墟人，庚戌年七月在金田入營，八月封前營長東兩司馬，九月升前營旅帥，辛開元年十一月封后二師帥，十二月蒙天父天兄天王東王大開天恩，封為后二軍軍帥。父梁萬鑄在家升天，母胡大妹隨營封為后四軍女軍帥，妻廖大妹在繡錦衙，妹梁晚妹北殿內貴使，子梁小保幼，女梁二妹幼，以上俱隨營。……」

  1850年12月下旬，楊秀清下令蒙得恩等率軍往攻思旺墟，大敗潯州協副將李殿元所部兵勇，拔除了清軍安置在平南、桂平交通要道上的這一據點。28日，洪秀全以及馮雲山等人終於結束了長達數月的密藏「避吉」，在大隊「扶主」人馬的拱衛下，勝利返回金田。月末，駐紮潯州的黔兵周鳳岐部來犯，於金田附近的望鰲嶺陷入太平軍的包圍中。黔兵七營「相率宵遁」。統帶該部兵勇的清江協副將伊克坦布「策馬回走」，墜於蔡村江橋下被殺。周鳳岐馳援，「堵御一晝夜，圍始解」。

  兩役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初興的太平軍的士氣。1851年1月11日（庚戌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勝利的喜慶氣氛中，全軍在金田熱烈祝賀了洪秀全的38歲壽辰。這次祝壽活動標誌著歷時數月之久的金田起義終於有了一個圓滿的結局。凡參加此次祝壽者，後來都得到了「功勳加一等」的殊榮。大約亦在此時，洪秀全以太平天王的身份，封立長子洪天貴為幼主，並宣布以明年為太平天國辛開元年（改地支「亥」為「開」）。之所以建國號為太平天國，顯然是因其為太平天王所治理的國家。「太平」者，治之至也，反映了自古以來中國人民對安定的理想社會的追求，「天國」（the kingdom of heaven）之稱，則源於基督教之《聖經·新約》。

  金田祝壽後的第三天，太平軍沿大湟江而出，占領了位於潯江與大湟江交匯處的江口墟。由於方言中湟、王同音，當地百姓的口碑傳說中，便把太平軍的這次勝利進軍稱做「金田起義出大王」。

  這裡有必要對所謂的起義日再作一番辨析。迄今為止，史學界對金田起義之日主要有兩說：一是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起義說，這是已經寫到教科書里的說法；另一是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起義說，這是後來提出的一種說法。

  十二月初十日起義說的主要依據是洪仁玕被清方俘獲後寫在供詞中的幾句話：

  此時天王在胡豫光[以晄]家中駐蹕，乃大會各隊，齊到花洲，迎接聖駕。合到金田，恭祝萬壽起義，正號太平天國元年，封立幼主。

  洪仁玕的敘述很有些含混之處。如「乃大會各隊……恭祝萬壽起義」云云，主語便不可能是洪秀全，而只能是拜上帝會中的其他領導人。再如祝壽之事在庚戌年，太平天國元年已是辛開[亥]年，祝壽之時是不可能同時「正號元年」的。但洪仁玕的敘述至少透露了這樣兩個信息：第一，金田起義的領導人不是洪秀全本人；第二，洪秀全早已登極正位，因而在慶賀壽辰時才會有「封立幼主」之舉。

  筆者贊同十月初一日起義之說。其主要依據，便是前已引述的《李秀成自述》《天情道理書》以及《天兄聖旨》。值得注意的是，李秀成自言有關洪秀全等人「應立開基」、「出身起義」等情節的敘述，系據太平天國官修史書《詔書》的記載，且「一片虔心寫就，並未隱瞞半分」。可見，「十月不約同日起義」之說，是太平天國官方正式的提法。所謂「不約同日起義」當然是故神其事，實際是指各路人馬在約定的同一天公開打出旗號，也就是蕭朝貴假託天兄所說的「扯旗」。強調其為「不約」，又列舉金田等幾處地名，說明這一天起義者並未齊聚金田，否則便無任何神奇可言，李秀成也就不會說「此之天機，變化多端，實不詳周」了。因而揭幟起義之日，絕不可能是給洪秀全祝壽之日，而只能是楊秀清「復開金口」的十月初一日。

  清方的奏報也可作為十月起義說的佐證。1850年12月8日，廣西巡撫鄭祖琛等奏報：「查桂平縣屬之金田村、白沙、大洋，並平南縣屬之鵬化、花洲一帶及鬱林州屬，現據該州縣稟報，均有匪徒糾聚，人數眾多。」

  州縣之得知起義信息當要更早些。而且有意思的是，鄭祖琛列舉的幾處地方幾與李秀成所述完全一致。如果不是幾處人馬同時公開揭幟，清方的探報是不可能如此準確的。

  1851年1月6日（十二月初五日），抵達廣西的欽差大臣李星沅在奏報中又提及：「桂平之金田村，另有會匪聚集，號稱萬餘，並帖偽示誘脅。」這表明清方所探知的金田村的起義者張貼告示之舉至遲也在1851年1月6日之前——這還不算準確的探報傳到欽差大員手中所遷延的時間。如果我們取十二月初十日起義說，就會得出拜上帝會（太平軍）在洪秀全生日時公開揭幟，而在此前多日就已有起義文告發布的自相矛盾的結果。仔細推究這份奏報，不難發現，李星沅所奏正是十月金田起義之始的情形，當時各路拜上帝人馬尚未齊集金田，因而在金田村聚集的人數只是「號稱」萬餘。對於剛剛抵達廣西的李星沅來說，這確實是新發現的一個更值得注意的重大目標，儘管從時間上說金田村「會匪」們的起事已經過去了整整兩個月。

  綜上所述，在太平天國文獻中，廣義的金田起義是指1850年（庚戌年）秋歷時數月之久的各路拜上帝人馬向金田地區團營的全過程，起義的確切含義是仗義起兵勤王；狹義的金田起義日，即公開揭幟的日期，則是太平天國官方史書《詔書》記載而為《李秀成自述》所沿用的1850年11月4日（庚戌年十月初一日）。無論就廣義或狹義來講，金田起義的領導人只能是楊秀清、蕭朝貴等，而不是洪秀全本人。因為他已於1850年4月3日（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正式登極就任太平天王，從而成為金田起義所擁戴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