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南方各地的社會動亂

  鴉片戰爭的失敗，並沒有能夠使清廷和統治階級上層中的多數人警醒和振作起來。道光帝本人日益消沉。「往事悽然如夢幻，流光倏爾若風煙」的詩句正是他消極悲觀心境的寫照。曾與林則徐一起在禁菸運動中叱吒風雲的鄧廷楨，其意氣也日漸消磨。他於1843年自伊犁流放地釋還，先在甘肅任布政使，1845年再升任陝西巡撫，回到了車水馬龍的西安。但此老「憂患之餘，生氣已盡，又已日薄崦嵫，縱情娛樂；來往過客，攀挽流連……幾於無日不花天酒地」，次年4月他死於陝撫任上。

  縱情娛樂、花天酒地的並不限於鄧廷楨這樣意氣衰朽的老官僚，而是整個官場的普遍現象。據時任陝西督糧道的張集馨說，西安地當赴西藏、新疆乃至甘肅、四川的孔道。對來往過境的官員，陝西當局必盡地主之誼宴請接待，具體則由糧道承辦，張燈結彩，傳戲備席。「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

  對於官場的醉生夢死，龔自珍曾有詩嘲諷云：「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儘管外面已充滿了肅殺的「秋氣」，但在這些「堂內燕」看來，似乎仍是一派溫煦的陽光，因而照樣輕歌曼舞，照樣花天酒地，同時也照樣加緊對勞動人民，尤其是對農民的壓迫剝削。

  統治階層的頹廢苟且，還表現在公然將官吏的貪污變為合法的陋規。據張集馨說，陝西糧道向上司及有關衙門每年的送禮定規：給西安將軍三節兩壽禮，每次銀800兩，表禮、水禮八色，門包40兩；八旗副都統兩人每人每節銀200兩，水禮四色；陝西巡撫，四季致送，每季銀1300兩，但節壽只須送表禮、水禮、門包雜費；連遠在蘭州的陝甘總督，也必須派家人按三節致送，每節銀1000兩，表禮、水禮八色及門包雜費。甚至高級衙門幕友的節壽禮亦有規定。據御史石景芬揭發，河南「撫藩臬三衙門幕友，一年節壽陋規，俱由首縣攤派各州縣。甚至書吏冊費，藩司竟用印劄代為催取」。

  基層州縣衙門的胡作非為，更是令人髮指。仍據張集馨（1847年已升任四川按察使）自訂年譜的記載：四川資州的吏目與牢頭相勾結，不僅對入監的其他犯人凌虐拷逼，甚至對寄監過站的犯人和差役也一併弔拷勒索，而州牧居然不聞不問。直至遭受弔拷凌辱的井研差役到省具控，才委查得實。遂寧縣盜賊打洞入室，致死人命。縣令徐某因緝捕令嚴，恐受參處分，為掩蓋盜案，竟然授意陷害死者的妻子和妹妹為謀命兇手。此案經張集馨親自過問查實，方得平反。張氏為此感慨道：「徐令不過因辦盜案處分，忍心害理，陷人凌遲重罪，存心尚可問乎？州縣萬不可靠，臬司真不易為也！」但這位徐某因有上層關係網的保護，最後僅是「乞病」回籍，未受追究。

  1850年6月（道光三十年五月），時已登基四個月的咸豐帝對前朝吏治的敗壞及其嚴重性作了如下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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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以來，登進冒濫，流品猥雜。短於才者，恃胥吏為腹心；急於利者，朘閭閻之膏血。以致政治墮壞，民生窮蹙。

  到了1852年初（咸豐元年底），時任內閣學士兼署刑部左侍郎的曾國藩更把「民間疾苦」歸結為三條：一曰銀價太昂，錢糧難納；二曰盜賊太眾，良民難安；三曰冤獄太多，民氣難伸。三條都與吏治的腐敗、民心的向背有關，而第三條尤為突出。署理刑部事務的曾國藩特意點出「令人聞之發指」的眾多冤獄，其用心所在，是不難體察的。曾國藩之所謂「民」，主要是指那些必須向政府輸租納稅的「業主」，是那些成為盜賊搶劫對象的「良民」，以及那些敢於告發權勢、豪強，卻因而蒙受冤獄的「原告」。他幾乎直言不諱地道出了中小地主對清朝吏治的極端不信任感。

  差不多與此同時，天地會所張貼的《萬大洪告示》則痛心疾首地宣稱：「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污吏，何異虎狼」，「富貴者縱惡不究，貧賤者有冤莫伸」，「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我等仁人義士，觸目傷心，能不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狼吏盡行除滅，救民於水火之中也！」

  相對富庶的南方，動亂也開始頻繁起來了。

  首先是抗租風潮的湧現。作為直接生產者的佃農，面臨愈益增加的地租剝削，多次掀起抗租風潮。由於抗租損害了作為官府徵收錢糧對象的業戶的利益，清政府對此採取了堅決鎮壓的措施。江蘇昭文縣於1842年發生了佃戶「聚眾抗租，焚燒運丁船隻，並打毀業戶多家」的事件，遭到地方官府的殘酷鎮壓。1846年，當地又爆發更大規模的抗租事件，佃戶們接連數天搗毀了40多家業戶的房屋家具，甚至在官府派人捉拿時「鳴鑼聚眾，欲圖拒捕」。1845年，浙江餘姚縣東北鄉佃農「抗租不還，業戶催租，佃戶反持器械向殷實富戶擄掠」。1849年大水災，貧苦農民更「結群毀富戶門乞米，日聚日眾，欲滿方去」。

  與抗租相表里的是針對官府的抗糧事件。由於錢糧的徵收直接牽涉各階層人民的利益，抗糧事件的參加者更為廣泛，其影響也更大些。人數眾多的自耕農和貧農占有土地少，但賦稅負擔重，是抗糧事件的主力。中小地主及其知識分子則是抗糧事件的積極參加者乃至組織者。據記載，1842年初湖北崇陽縣的抗糧事件，其領袖人物鍾人傑、汪敦族等人都是「富戶」、秀才，起初只是反對地方官「暴斂橫徵」，後因官府的「剿滅」政策所逼，才發展成萬餘人的反清起義，「並非預謀造反，也沒傳習邪教，興立會名」。1844年，湖南耒陽縣發生武裝抗糧的事件，其領導人陽大鵬等人也都是秀才，起因則是里差、胥吏們的敲詐勒索。同年台灣嘉義縣的抗糧，領導者是位武生。1845年浙江奉化縣的抗糧，領導者是地主士人。1846年江蘇昭文縣的鬧漕，領導者是位醫生。1847年江西貴溪縣的抗糧罷考，其領袖、骨幹全是貢生、秀才、武舉之類。

  清政府對各地的抗租抗糧採取了武力鎮壓的強硬措施，逼使各地的反抗活動逐步演化升級為矛頭直指清王朝的武裝起事。在這些起事中，原即存在於民間的教門、會黨組織，尤其是南方的天地會，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鴉片戰爭後的十年間，尤其是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以後，天地會勢力急劇蔓延擴散。它所發動的武裝起事也隨之日趨頻繁。據統計，在19世紀初（嘉慶初年），此類起事每年10起左右，而到1840年代末（道光末年），每年平均發生100餘起，差不多增長了10倍。

  1848年，廣東學政戴熙進京陛見道光帝，說他沿路所見，「盜賊蜂起，民不聊生」。1850年春，內閣侍讀學士董瀛山向咸豐帝奏稱：「邪教、盜匪，在在皆有。」

  面對天地會點燃的遍地造反烽煙，清政府防不勝防，剿不勝剿。天地會由於各山堂互不統屬的特點，它的起事始終不能突破「隨起隨滅，隨滅隨起」的基本格局，卻已極大地耗散了清政府的精力。

  鴉片戰爭後近十年間的武裝起事，幾乎遍及十八省乃至伊犁等地。但從起事的規模、爆發的頻度來看，又相對集中於地域相連的廣東、廣西和湖南三省，而以廣西為最。

  廣東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門戶，也是反侵略的前哨，首先成為大規模群眾鬥爭的中心地帶。廣東有著反清抗爭的歷史傳統，在三省中也是天地會最早開展活動的地區。嘉慶初年，揭陽縣已爆發有會眾四萬餘人的較大規模起事。林則徐使粵禁菸之初，基於「民心可用」的認識，積極倡導「由民間自行團練，以保村莊」。鴉片戰爭中，廣州三元里一百零三鄉人民的抗英鬥爭，第一次在英國侵略者面前顯示了自己的實力。此後，廣州人民還在社學等組織的發動下，多次進行了反對英國侵略者入城的抗爭。雖然社學的領導權掌握在一班士紳的手中，其抗爭對象亦僅是外國侵略者，但它卻使人民看到了自己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的偉大力量。當時即有人議論說：

  方琦相（即琦善）之羈縻義律也，粵東之民謠曰：「百姓怕官，官怕洋鬼。」迨三元里之役，粵民起而創之，遂興團練之局。未幾聞撫事定，積不能平，遂有次年揭帖之變，而大府亟出示安撫之，又從而謝止夷人之入城者。於是粵東之民又謠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於能怕其官之所怕，則粵東之民浸浸乎玩大府於股掌間矣。

  廣東的民謠揭示了一個微妙的三角關係。在外來的侵略者因素攪和進來以前，除非在「官逼民反」的極端時期，一般地說，中國的老百姓總是怕官府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可是，自從出現了「洋鬼」這一外來因素，情況開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從「百姓怕官」到「官怕洋鬼」，再從「官怕洋鬼」演變為「洋鬼怕百姓」。那麼，百姓還再害怕官府嗎？

  鴉片戰爭結束後僅僅一年，1843年，香山縣天地會首領高明遠即公然再次發動反清起義。此後，在1848-1849年間，廣東各地的天地會組織又多次起事。這些起事能在官府統治力量較強的廣東發生，不能不說是受到大規模群眾反侵略鬥爭的鼓舞，也正是「官——民——夷」三角關係發生微妙變化的結果。

  湖南之西部、南部一直為苗、土家、瑤、侗等少數民族居住，長期被視為「地瘠民貧」的「荒陋之區」。有清一代，隨著漢族人口的不斷增長，湘西、湘南逐步得到開發，漢族與土著少數民族之間的隔閡、矛盾乃至衝突鬥爭時有發生。由於官府與地主共同剝削壓迫的加重，少數民族與漢族人民曾多次起義。乾嘉之際，曾爆發著名的湘西苗民大起義。道光年間，起事愈益增多。1832年，江華瑤民起義，陣斬湖南提督，殲其全軍。1836年，更出現瑤、漢民聯合攻打武岡州城的起事。此次瑤、漢民族得以消除隔閡、共同起事，主要是受白蓮教教義的影響。湖南地處白蓮教與天地會兩大勢力的交會之處。教門、會黨的組織領導，加上少數民族的踴躍參加，使得湖南，尤其是湘南地區的反清起義頻頻發動，日趨激烈。1843-1844年間，武岡、耒陽、東安、寧遠、道州、新寧等地人民先後起義，或進攻州、縣（如武岡曾如炷殺死知州，耒陽陽大鵬進攻縣城），或轉戰數省（如新寧李沅發轉戰湘桂黔三省邊區），造成很大聲勢。

  然而，由於湘西、湘南多民族混居，民風強悍，當地漢族地主豪強早已養成尚武鬥狠、注意觀察地方情況的傳統。日益頻繁的反清起事，使得湖南的地主豪強們日益警覺，較早地產生了危機感，因而在鎮壓當地的反清起事中，也日益起著重大的作用。天地會所組織發動的武裝起義，有一些尚未形成氣候，即遭到當地所謂「強族」的鎮壓而胎死腹中。一些規模較大的起義，如道州李魔旺起義的餘部，以及新寧李沅發起義軍，也都是因地主團練力量過強而不能在本省立足，不得不轉入相鄰的廣西等省。

  相比而言，廣西是三省中統治階級力量最為薄弱、各種反清起事最為活躍的地區。

  在長江以南、雲貴高原以東的江南各省中，廣西經濟文化最為落後。全省每年額徵地丁銀69萬兩，在江南各省中位居最末，在全國十八省中位居第十五。每年除稻穀外，廣西幾無其他農副產品輸出，在省際貿易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清代公私文件在提到廣西時，總要加上「地瘠民貧」、「內無所產，外無所資」等語。直到19世紀50年代初，胡林翼還說：「粵西雖系邊疆緊要，而實無財賦可籌。」「文教不興，人才樸陋」，則是當時人們對廣西文化狀況的基本概括。

  落後的經濟文化，使得廣西通過科舉正途或捐納為官者人數都極少，本省士紳因而不能像湘、粵兩省形成較強的政治力量，同時也使得由外省人士擔任的省府州縣各級官員不安於位，不樂久任，因循敷衍度日。這就從兩個不同的側面削弱了統治階級的力量。廣西成為清王朝統治鎖鏈中最為薄弱的一環。

  廣西居民的民族構成十分複雜，全省有漢、壯、苗、瑤等10多個民族混居。此外，土客矛盾，亦即早已定居的土著與明末清初以來由湘、贛、粵、閩等省遷入的客民之間的矛盾也很突出。可以說，廣西全省幾乎無縣不有民族和土客問題。這是它與廣東、湖南兩省極不相同的地方。粵、湘兩省的民族雜居，僅限於局部地區；廣東除海南島外，僅西北一隅，湖南則集中於湘西、湘南。土客問題，湖南基本上不存在，廣東也僅少數縣存在。

  這種社會矛盾既複雜尖銳，官府統治力量又十分薄弱的狀況，使得廣西不僅成為本省各種造反勢力的藏龍臥虎之地，更成為外省造反者的逋逃淵藪。廣東、湖南的天地會眾和其他反抗者，在本省不能立足時即逃入廣西。遷入廣西的兩省客民，則成為他們最好的「窩主」。甚至鴉片戰爭以後廣東所裁撤的鄉勇，因本系無業游民，也「流入廣西，剽掠為生」。到1847-1848年間，廣西天地會起事已多至數十部。每部「少者數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不等」，「幾於無地無之，無時無之」。

  然而，廣西地方當局卻因兵餉兩缺而無力鎮壓：「兵多則餉絀，分守則力單。始欲節費而少出師，則力不足以相御，繼因添兵而多糜餉，則費已不可勝言。且食不足以給兵，則兵怨，兵不足以衛民，則民怨。」他們只能向清廷請求調撥。

  已屆暮年的道光帝，不能也不想有所作為，只求表面安靜。善於逢迎的領班軍機大臣穆彰阿，「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毛髮細故，輒請動用。」

  時任廣西巡撫的鄭祖琛私下嘆息：「左右兩難，乞身未敢，空手何能殺賊，徒為誤國庸臣。志不能伸，死有餘辜矣！」但他終於還是做了一個粉飾太平的「誤國庸臣」。而廣西全省形勢，「如人滿身瘡毒，膿血所至，隨即潰爛」，終至一發而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