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太平天國起義和建都天京

  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國內的危機進一步加深。社會各階級之間，尤其是官民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各級官府，首先是州、縣的所謂「親民之官」，只知變本加厲地敲詐、勒索，把戰費與賠款的負擔轉嫁到廣大納稅者，尤其是貧苦農民頭上，致使他們的生活陷入絕望的境地。官府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激化了。早在1843年，即鴉片戰爭後不久，時任兩江總督的耆英向皇帝匯報說：「官與民，民與兵役，已同仇敵。……吏治日壞，民生日困，民皆疾視其長上。一朝有事，不獨官民不能相顧，且將相防。困苦無告者，因而思亂。「1847年夏，道光帝在接見即將赴四川按察使任的張集馨時，更把國家比喻成一所年深日久的大房子，「不是東邊倒塌，即是西邊剝落，住房人隨時粘補修理，自然一律整齊，若任聽破壞，必至要動大工」。他看到了清王朝統治危機日益顯露，卻提不出根本解決的辦法。立朝已兩百年的清王朝，此時已毫無振作的希望。儘管鴉片戰爭沉重打擊了清王朝的盲目虛驕自大，但統治集團依然昧於天下大勢；極端的封建專制主義，又使得統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無法改革弊政，從而有所作為。為官清謹者但拘文法循資格，中下者更惰廢苟且，形成了「貪與廉皆不能辦事」的可悲局面。大局的敗壞，已非「隨時粘補修理」所能解決。底層社會，尤其是南方各地的社會動盪開始加劇。到了1850年，連綿不斷的反抗官府的起事，終於匯成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人民革命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