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五口通商與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

  根據中英《南京條約》第2條之規定，清政府允許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允許英國僑民商人帶家眷居住貿易。在中國沿海增開口岸、擴大對華貿易是英國政府一貫的企圖。根據中英條約規定，英國在五口具有設領、駐艦之權，僑民、商人也在五口享有特殊權益。隨著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及中國與其他歐洲國家之間條約的簽訂，清政府一體允准西方各國商人在五口通商居住，外國人在五口的特權也因各個不平等條約的互相援引而日益擴大，從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最先開放的五處通商口岸及其後逐步增開的沿海、沿江口岸，成為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武裝侵略、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的前哨據點，中國在這些口岸地區的行政權、司法權、關稅自決權，甚至包括領土主權，遭到空前的損害。在此影響下，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變化，開始由傳統的、獨立的主權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的危機與苦難日益加重。

  一　五口的開放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條約口岸陸續開放。

  第一個依約開放的口岸是廣州。中英簽約後，清廷授伊里布為兩廣總督，至廣州繼續與英使璞鼎查交涉通商事宜。雙方約議，定於1843年7月27日於頒布通商新例當日廣州開市貿易。伊里布病死後，清廷再派耆英為欽差大臣，赴粵繼續與英方談判商訂五口通商章程和海關稅則。1843年7月12日，璞鼎查照會耆英，要求依其與伊里布議定期限，開放廣州。耆英初以時限緊迫，口岸章程和海關稅則尚未議訂妥帖為由，令黃恩彤、咸齡等人向當時在廣州的馬禮遜、羅伯聃、麻恭等人辯說。但英方驕橫無理，急切地要把條約規定的侵略特權付諸實施。馬禮遜等人堅持認為：「福州等處新設馬（碼）頭，誠恐趕辦不及。廣州近在咫尺，又系通商舊地，一經頒發新例，即可奉行，無虞阻隔。且伊國眾商貨船停泊外洋已有三十餘只，均因新例未定，不便進口貿易。」並威脅稱：現在英國商船「久停洋面，台颶堪虞，且船戶水手人數眾多，一切汲取淡水，購買食物，甚為苦累。現在眾情洶洶，有不能約束之勢」。他們堅持要求先行將廣州一口如前約定，屆期開放。「黃恩彤等復嚴加駁斥，而該夷目等抗辯不屈，固請不已，情詞極為迫切。」耆英認為，英人「以通商為性命，准其貿易則恭順如常，絕其貿易則驕蹇難制，故自明至今，羈縻夷人皆借通商為餌」。現在英人堅持廣州如約開市，而伊里布生前亦已與之議定，「即所稱商船多隻停泊洋面，觀望苦累情形，亦尚非虛捏」。如果等待新訂口岸章程及海關稅則奏部議復後再行開市，總得在一個月之後，他擔心「倘此一月內貨船駛集日多，均停口外，不惟奸民私販偷漏必多，且恐夷情或有變更，所關匪細。查現實稅則，增者毋庸再與議增，減者亦不使之不減，通盤合算，實屬減者少而增者多，於國課有贏無絀，將來部議似亦不致駁詰。與其遲行一月慮生反側，何如早行一月俾知感戴。」因此，他「衡其輕重，擅自從權」，宣布准於是年7月27日廣州開市，英商各船屆時即可進口按照新訂章程及稅率進行貿易。道光帝接耆英奏報後，認為耆英「所辦可嘉……深得大臣之體」。7月24日，耆英在奏報與英交涉議定《五口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時又稱：「除廣州一口已定於七月初一日查照新定章程，開市貿易，其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四處，俟部復到日，再行開關。」但他又擔心，「廣州既經開市，誠恐福州等口商船聞風駛至」。因此，他請求道光帝速下諭旨，「敕下部臣迅速議復」所奏章程及稅則，「並由部徑咨各該省知照，俾有遵循」。1843年7月27日，即在耆英和璞鼎查在香港公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的當天，中國近代史第一個依據不平等條約設立的通商口岸——廣州被迫開放。7月30日，道光帝下諭予以批准。

  隨之開放的口岸是福建省廈門。1843年10月26日，英國派駐廈門領事記里布和派駐上海領事巴富爾一同先至廈門，巴富爾隨即轉赴上海，記里布在廈門與地方當局交涉，選擇開港碼頭。經調查，記里布選定廈門海關前吳姓關閉之空行房屋一所，認為與海關緊相毗連，便於稽查，甚為合意，遂出錢賃住，以作碼頭。11月2日，廈門開市，一切通商事宜，遵照廣東議定條款。廈門開港後，福州將軍復奏薦福州知府戴嘉穀馳赴廈門，會同興泉永道恆昌、協領霍隆武等，會同辦理通商事務。但在開市之後，英領事記里布復以「廈門民居稠密，屢有火患，此外空隙之處又多墳冢」為由，擅自移往此時尚為英軍所據的鼓浪嶼建造領事館，並請璞鼎查向耆英照會。時任閩浙總督的劉韻珂以鼓浪嶼依約應於1845年交還中國，事關重大，一面派福建布政使徐繼畬與記里布交涉遷出，一面移咨廣東耆英。耆英咨復稱，璞鼎查照會要求英領事欲在鼓浪嶼居住，業經向其復絕，並囑福建當局一體嚴拒。劉韻珂乃復飭徐繼畬與記里布再三交涉，該領事則以尚未見到璞鼎查之通知，借詞遷延。同時，徐繼畬等「連日將廈門可以建蓋夷館各處飭令選擇，該夷又以地勢不便為詞」，不肯遷出鼓浪嶼。1844年3月26日，劉韻珂將此情形奏報清廷，並稱：「記里布業經璞酋撤退，另派李太郭前來接替……探聞李太郭現在粵省另有經手事件，須三四月間方可到廈……俟李太郭到日，由臣等督飭興泉永道等妥為諭止，令在廈門擇地建屋居住，以杜希冀。」道光帝遂於4月25日諭令劉韻珂等：英國領事館選址之事，「即令空房給令賃住……俟李太郭到後，飭令該道等將住居鼓浪嶼一節，堅持原約，向其峻拒。該夷如已帖服，即行飭令妥辦。倘仍事瀆請，一面資商耆英再向璞酋申諭，一面仍飭徐繼畬馳往廈門，相機經理。」其後，英國全權駐華公使璞鼎查奉調回國，英國改派德庇時來華接替璞鼎查之職。1844年8月，經福建當局移咨耆英與德庇時交涉，德庇時表示待中國政府依約交清1845年賠款後，英軍即由鼓浪嶼、舟山撤兵。閩浙總督劉韻珂復派員與英國駐廈領事記里布交涉，諭其將領事館由鼓浪嶼撤出，在廈門覓址建館。記里布無奈，只得先在廈門擇「官荒」二處，以為建館之址。同年11月間，德庇時至廈門「查看馬（碼）頭，所言亦復相同」，劉韻珂再次「飭興泉永道等催令記里布在選定處所建蓋房屋」。不久，德庇時改派亞利國至廈門接充領事，記里布返回廣東。亞利國至廈後，又復多多挑剔。至1845年2月間，經福建當局與廈門地方同亞利國多方交涉，亞利國始選定廈門興泉永道舊署餘地一段作為駐廈領事館館址。不久，李太郭改派駐廈領事。1845年3月22日，英軍自鼓浪嶼全數撤出。因其駐廈門領事館尚未建竣，英領事李太郭等人仍暫棲島上。7月1日，英駐廈領事館建竣。9月11日，李太郭率英領事館全體人員遷出鼓浪嶼。

  接著，上海、寧波也相繼開放。璞鼎查所派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離開廈門後，於1843年10月28日帶同譯員麥華陀駛抵上海。10月29日，蘇松太道宮慕久即往與晤，雙方議定上海口岸於11月17日開放。「惟因建造會館尚需時日，暫先登岸憑寓居住，並不騷擾居民，一面覓地建館，即行搬移。"12月19日，英國駐寧波領事羅伯聃率大小火輪船各一艘，兵船一艘，駛至寧港，即與浙江提督李廷鈺會晤，約定寧波於1844年1月1日開市貿易，羅伯聃等於城外江北地方賃租民房，暫為居住。6月30日，英國駐福州領事李太郭乘船駛抵福州，經由地方當局代覓寓所，暫住於城外鴨母洲空房數間。7月1日，其即帶同隨員、通譯等，欲往各衙門會晤。閩浙總督劉韻珂等「因該夷甫經到省，未便即令進城，致駭觀聽」，又覺於其初到之時，即出城與之接觸，「未免有虧體制」，因此先令藩司徐繼畬等先與接洽。7月3日，徐繼畬、協領霍隆武及沈汝瀚、王江等，在城外空廟與李太郭會晤。一般認為，是日即是福州開港之期。至此，依據中英《南京條約》規定的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五處通商口岸，全部開放通商。

  李太郭在福州城外棲住月余，「意甚相安」。10月間，新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德庇時至福州查看碼頭，徐繼畬奉飭出城與晤，德氏認為英國領館「卑陋」，要求另覓新址。德氏去後，李太郭即致函徐繼畬，要求在福州城內白塔寺附近地方租房設館，閩浙總督劉韻珂等以「白塔寺地居省會之中，民居稠密，一旦該領事移入居住，輿情是否相安」為憂，未敢遽允。「其時紳民許有年等亦已聞知其事，即聯名赴藩司衙門呈請諭阻」，徐繼畬遂以「民情不順」為由，拒絕李太郭之要求。同時，劉韻珂等移咨耆英與德庇時交涉，「轉向李太郭阻止」。李太郭復又提出租賃福州城內鳥石山積翠寺數間空房為址，劉韻珂、徐繼畬等「再三固拒，而李太郭以城外恐有水火盜賊之虞，堅求入城，詞意激切」。結果，1845年初，福建當局無奈遂許李太郭向積翠寺僧人租房，移入居住。2月底，李太郭經由德庇時調任駐廈門領事，駐福州領事職改由原駐廈領事亞利國任。亞利國至福州後，亦經由福建當局允許，寓於積翠寺內。

  二　廣州人民的反入城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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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當局允准英國駐福州領事進入福州城選址設館，復被德庇時援以為例，進而在廣東向耆英提出要求，英使館欲移駐廣州城內。1845年12月，德庇時利用清政府將於1846年1月依約交清賠款、英軍應遵約從舟山撤軍之機，拒絕接受清政府的最後一批賠款，向耆英提出待進入廣州城後，再行考慮英軍自舟山撤退之事。於是耆英以事關舟山收還，連續上奏清廷，陳述准予英人進入廣州城的利弊。耆英認為，英人堅持要求進入廣州城，「立意甚堅，兼有各國夷人從中慫恿，其勢不如所請不止。複查前議條約並無准夷人進城之說，而稽考歷來案牘，亦並無不准夷人進城明文，且福州、寧波、上海等處業已均准進城，獨於粵省堅拒不允，尤難免有所藉口。」但他既怕堅拒會「致生枝節」，又復擔心答應英人要求則「粵東民心浮動，眾論不一」，因此請求道光帝授權「體察情形，酌量辦理」。12月21日，道光帝諭示耆英，令其向英使說明「貿易之事期於彼此相安，今欲更改舊章，人心必為疑怪，粵民素稱強悍，且恐良莠不齊，倘或滋生事端，彼此均為不便」，要求耆英拒阻英人進入廣州城。但英使仍然固執前說，要求入城。耆英復向清廷奏陳，英使現將舟山撤軍與廣州入城二事「牽合為一，藉以挾制」，「若不允所請，恐未必即肯退還」。同時，「粵省民情浮動，若不俟眾論允洽，驟准夷人入城，又恐易滋事端」。1846年1月10日，道光帝因顧忌英人借廣州入城之端不肯依約從舟山退軍，只得下諭：「即使准其入城，如何予以限制，嚴明條約，俾民夷兩不相擾，可以經久相安，方為妥善。」同時，他對英人借端要索，也自甚為惱火：「求進廣州省城既非條約所有，該酋屢次瀆請，究竟是何意見？且民情不順，即易滋事端，恐生枝節……若舟山交還，自當以銀兩全清為斷，與進城一節毫無關涉，何得因此議未定，借詞挾制，有意遷延？」他心中雖然有些怨怒，但還是原則上准允英人進入廣州城。

  英國侵略者借端滋事，要求進入廣州城，遭到了廣州人民的堅決反對。耆英奉諭後，於1846年1月13日張貼准英人入城的告示，當夜即為廣州群眾撕毀。同時，廣州人民還張貼出許多揭帖，警告清政府當局，如果准允英人入城，「義民將攫官而殺之」，同時表示將以武力對付入城的英國侵略者。第二天，數千群眾攻入廣州知府衙門，燒毀朝珠公服，廣州知府劉潯越牆而逃。為了緩和民眾情緒，耆英只得貼出「杜絕英人入城之請」的告示。這樣，英國第一次借端要挾進入廣州城的要求，在廣州人民的堅決抵制下，遂化泡影。

  但是，英國侵略者並未就此罷休。事隔一年之後，1847年1月，兩名英國水手潛入廣州城，遭到當地民眾的驅逐。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乃藉此大做文章，他向英使德庇時發出指令，令其向廣東當局要求懲罰「兇犯」，同時威脅稱：「英國政府決不容忍中國群眾虐待落在他們手裡的英國人。如果中國當局不用自己的權力處罰或禁止這類暴行，英國政府不得不自己來處理。「4月，德庇時率大小艦船20餘艘，載英軍1000餘名，占領沿江炮台，炮擊廣州城，向廣東當局提出包括進入廣州城在內的7項要求。耆英既懼怕英軍擴大事態，同時又懼怕允許英人入城激成民變，最終他與英人約定，兩年之後准予英人入城。1848年3月，徐廣縉接任兩廣總督，其時英國政府改派其新加坡總督文翰接任駐華公使職。文翰來華後，即著手安排於1849年9月進入廣州城事宜。但此時清政府迫於廣州民眾的壓力，有意取消耆英與德庇時所訂兩年後准予英人進入廣州城的協議。1848年8月31日，道光帝傳諭徐廣縉，令其與文翰交涉廢除入城協議。1849年3月，徐廣縉與文翰在虎門會晤，文翰以武力威脅，並揚言要駕船北駛進京詢問，堅持要進入廣州城。徐廣縉上奏清廷，請求批准英人入城。3月11日，道光帝只得下諭，批准英人「暫令入城瞻仰」。他同時諭令廣東文武各員，「慎密嚴防，各將所轄兵民加意撫戢，務要處處周匝，不令多事……設有疏虞，朕必將何人所轄之地，所司之事，查明致釁之由，嚴行懲治，斷不稍加寬貸」。但是，廣州民眾具有堅決反抗英國侵略的精神，他們對清廷的決定並不買帳。允許英使入城的消息一經傳出，廣州民眾便在城廂內外貼滿紅白揭帖，堅決反對。同時，當地民眾自發組織起來，準備武裝抗擊英軍侵略。結果，在廣州人民的堅決反對下，清政府再次收回准許英人入城的決定。英國侵略者亦曾領教過三元里數萬民眾自發抗英的威力，加之中英戰爭結束未久，暫且無力也不願再次發動戰爭，使已經攫取到手的特權受損，因此廣州入城問題遂被擱置。

  三　「國中之國」——租界的出現

  英、美、法等國又逐步將不平等條約所賦予的在五口地區賃房造屋居住的特權擴大，延伸為列強可以在條約口岸租劃成片地界以為居留地，從而逐步在中國土地上形成了一個個「國中之國」——租界。

  英國是第一個在中國土地上攫取租界的國家。1843年上海正式開埠後，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利用中英《南京條約》《虎門條約》的相關條款的規定，向上海道台宮慕久要求在上海劃出一塊僅供英國領事、僑民占用的居留地。宮慕久認為華洋分居可以減滋事端，乃將劃定上海外國人居留地作為地方事務處理，與巴富爾進行談判，並簽訂了《上海租地章程》。1845年12月29日，宮慕久以道台名義，用告示的形式公布了這一章程。據此，巴富爾將上海洋涇浜以北、李家莊以南、東起黃浦江岸地方，劃為英國僑民租住之地。次年9月，宮慕久復與英方議定，以邊路為英人租地之西界。這樣，這塊面積約為830畝的地段成為英國人占用的居留地，亦即後來的上海英租界。繼英國之後，法國、美國也依據中法《黃埔條約》和中美《望廈條約》的相關條款，在上海勒索獨占的居留地。1848年1月，法國第一任駐上海領事敏體尼一到任，即在上海縣城與英租界之間的地段內租地造屋，設立領事館，並開始援引英國先例，向上海當局勒索居留地。上海道台吳健彰迫於法國壓力，於1849年1月發布公告，將南至護城河、北至洋涇浜、東至廣東會館至洋涇浜一段河岸、西至關帝廟至周家木橋，總面積約為986畝的地段，劃為法國租界。美國則遲至1867年6月，也在上海勒索到從「壕溝起，沿蘇州河至黃浦江，過楊樹浦三里之地，由此作一直線至壕溝」的面積約為1856畝的遼闊地段，為其租界地。英、法、美等國在租界地內非法設立工部局，實為租界政府，以為殖民統治機關，下設有軍警、監獄、會審公廨等，擁有租界地內徵稅、審判、管理市政、教育衛生等權利，剝奪了中國政府在外國租界地區的行政司法主權。後來，西方列強將租界制度推行到廣州、廈門、福州、杭州、蘇州、天津、營口、奉天、安東及鎮江、九江、漢口、沙市、重慶等中國沿海及內地沿江重要城市，成為它們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政治奴役、經濟掠奪和文化腐蝕的堡壘和基地。同時，由於西方列強迫使清政府承認其於租界地之內的獨立的行政權、司法權、治安權、市政權及其他主權，因而租界儼然「國中之國」，對中國的領土主權進一步構成了巨大損害。

  四　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

  東南五口開放通商之後，根據不平等條約確立的片面最惠國待遇和利益均沾的原則，英國、美國、法國以及其他來到中國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這裡幾乎享有同樣的侵略特權。於是，他們在五口地區傾銷商品，走私鴉片，掠奪原料，掠賣勞工，強占租界，培植買辦，控制海關，無所不為。殖民主義侵略者貪婪兇惡的本性暴露無遺，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通商口岸成為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殖民侵略的前哨據點，成為藏納殖民主義罪惡污垢的淵藪。西方列強以條約口岸為基地，憑藉武力訛詐、商品傾銷、鴉片走私和天主教傳播，將其殖民侵略勢力步步伸向中國內地，在進而為其攫取更多、更大的侵略特權的同時，也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影響，促使中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變化。

  隨著近代中外不平等條約體系的初步形成，中國領土完整、國家主權獨立受到嚴重損害，國家權益嚴重流失。中國由一個傳統的、獨立的國家，開始了走向半殖民地化的進程。鴉片戰爭結束後，英國通過《南京條約》規定，使其在戰爭初期對中國香港的武裝占領合法化。從此，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在英國政府割占香港之後，葡萄牙人也於1849年8月攫取了中國政府對澳門的管轄權。英國、葡萄牙對香港、澳門的霸占，嚴重損害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也極大地刺激了西方列強霸占中國神聖領土的貪婪欲望。在此後的中國近代史上，中國邊疆危機迭起，大面積領土淪喪，中國的領土完整遭到更大的損害。而這一切，皆以香港、澳門被英國、葡萄牙強占為其肇端。

  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國家依據其強加給清政府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沿海地區強迫開放通商口岸。依據不平等條約的規定，列強國家在通商口岸擁有領事裁判權、居住權、傳教權、駐兵權、航海權，並據片面協定稅則的規定，逐步控制了中國海關。同時，根據不平等條約確立的片面最惠國待遇和利益均沾的原則，列強國家得以共同分享擁有同其中一個或幾個國家從清政府那裡通過侵略戰爭、武裝訛詐及其他各種手段攫取的侵略特權，進而造成中國的司法權、內政權、關稅自主權和領海權等國家主權大面積流失淪喪，國家的獨立自主被損害幾盡。

  中國社會經濟在鴉片戰爭之後重大變化的另一個表現則是，西方列強利用開放的通商口岸為據點，進一步加深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傳統的經濟形態逐步解體，並逐漸淪為西方傾銷商品的巨大市場和掠奪原料的基地，中國人民的苦難更加深重。東南五口開埠後，西方殖民主義侵略者利用不平等條約為護符，由通商口岸出發，把其侵略勢力伸向周邊地區，進而擴張到中國腹地。他們肆無忌憚地走私鴉片，傾銷其工業化生產的廉價商品，掠奪原料，拐賣和殘害華工，一次又一次地給中國社會留下創痛至深的傷害。

  鴉片走私貿易作為引起中英戰爭的直接導火索以及給中國社會和廣大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元兇禍首，在鴉片戰爭後，不僅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惡性泛濫。鴉片戰爭前，英國等殖民主義國家的鴉片販子們的走私基地尚局限於廣州一口。不平等條約簽訂後，鴉片販子們的走私躉船公然駛向每一個開放的口岸，甚至中國沿海的許多重要城市。據統計，在鴉片戰爭結束後的1843年，印度的鴉片輸出數量即達42699箱，已經超出鴉片戰爭前輸出最高年份1838年的40200餘箱。1849年達53075箱，1853年達66574箱，次年又暴增至74523箱，1855年更達78354箱，10餘年間，數量幾乎翻了一番。而這些由印度輸出的鴉片，絕大多數走私傾銷到中國內地。戰後，上海逐漸代替廣州，成為鴉片輸入的最大口岸：1847年，在上海走私進口的鴉片為16500箱，價值8349440元；1848年進口為16960箱，價值11801295元；1849年進口為22981箱，價值13404230元；1853年進口增加到24200箱。至1857年，鴉片進口增加到31907箱，這個數量「比二十年前輸入全中國的數字還要多」。當時，「在中國的英美商家每一個人都充分利用了他們的資力去作這項毒品生意」。而由此造成的中國白銀的外流，較之戰前更形嚴重，數額之龐大足駭世人：1845年，中國在中外合法貿易中出超240萬英鎊，但當年鴉片輸入值達490萬英鎊，中國反而入超250萬英鎊；1846年，中國對英、美貿易出超1600萬元，而鴉片輸入值達2300萬元，中國反而入超1000萬元；1849年，僅上海一口，由於鴉片走私輸入造成的貿易逆差即高達241多萬英鎊。鴉片走私的惡性泛濫，造成煙毒之患更加猛烈。全國城鎮鄉村，吸食者之眾已遠非戰前可比。而巨額白銀的外流，使中國社會財富於煙霧騰騰之中化為烏有，銀貴錢賤，不僅造成清政府財政上的巨大困難，也使下層民眾在深受身心毒害的同時，生活益發困頓不堪。

  除了罪惡的鴉片走私貿易之外，西方殖民者同樣也絕不會放過任何一種可資他們牟取暴利的機會，此為殖民主義本性使然。而在其對中國進行殖民侵略與掠奪的過程中，英、法等國所進行的劫掠拐賣華工的罪惡行為，尤堪令人髮指。早在鴉片戰爭之前，西方侵略者即在中國開始進行拐賣華工出國的罪惡勾當。五口開放通商後，西方人口販子更加肆無忌憚地以拐騙、誘逼、綁架等手段，把許多中國人販賣出國。當時，「英國的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特別是秘魯和古巴的墾植者，把中國看作是為發展他們大地產而招募勞工的一個場所」。1845年6月，法國船隻把鴉片戰爭後第一批華工運往國外。此後，與廣州、上海兩口作為西方列強對華商業貿易和鴉片販子走私貿易的主要港口有所不同，廈門成為西方人口販子掠賣華工的主要港口。據統計，從廈門口被販賣出國的華工，1845年為185人，1846年為200人，1848年為120人，1849年為280人，1850年猛增至1000人，1851年復暴增至2066人。另據美國駐廈門領事布蘭特雷的報告，從1847年至1853年3月，在不到7年的時間內，即有12151名華工被劫掠販賣出國。英國殖民侵略者則成為當時最大的人口販子，他們開設洋行，在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門、汕頭等地專門從事人口販賣。1847年3月7日，英船「阿蓋爾公爵」號即載運400-450名華工駛向哈瓦那販賣。除廈門一口外，有人統計的鴉片戰爭後20餘年間西方人口販子從中國沿海各地劫賣中國人口的情況：1849-1855年，美國從廣州掠賣出國華工39126人（其中尚不含1853年數），更有統計，在1860年之前，從廣州被劫往國外的華工竟達六七萬人之眾；1851-1859年的數年間，從香港被販出國的華工137829人；1852-1858年，從汕頭被拐賣出境的華工達4萬人；1853-1874年，從澳門被販出國的華工更達到可怕的30萬人。另據統計，自1845年起，10年之間，被劫出境華工之數超過15萬人；19世紀上半期，出國華工估計為32萬人，年均6400人；而在1850年後的25年間，出國華工更達128萬人，平均每年高達5.1萬人。

  華工在被運往海外的船上，受到非人的待遇，途中死亡者不計其數。據馬士所著《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所記：

  1850年，在開往喀拉歐的兩艘船上的740名移民中，有247人在航程中死亡，占全數33%。1852年，在前往巴拿馬的一艘船上的300名移民，有72人在航程中死亡，占全數的24%……1856年，「波特蘭公爵」號載運332名中國移民離開香港前往古巴，其中有128人在航程中由於疾病和自殺而死亡，占全數39%;並且，「約翰·喀爾文」號船也載運298名移民前往古巴，在航程中有135人喪命，占全數45%。

  上述這些事實，「僅是少數被發現的案件而已」。而那些倖存者，被人口販子運到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和英國在中美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亞等以及亞非其他地區的殖民地後，被以200-400元不等的價格在人口市場拍賣，失去人身自由，被迫從事奴隸勞動，受到更加酷虐的待遇，直如墜入人間地獄。在古巴，華工在契約期內的死亡率高達75%,勞動壽命均只有5年。而西方殖民主義者則從這血腥無比的人口貿易中，牟取驚人的利潤。

  在進行罪惡的鴉片走私貿易和血腥的人口貿易的同時，西方殖民主義者當然也在華通過五口從事「合法」的商業貿易。但是，這種合法貿易是在不平等條約規定的特權保護下的商品傾銷和農業原料的掠奪。以英、美對華貿易為例，1843年，英國輸華貨物總值1456180英鎊，幾乎是1840年輸華貨物總值524198英鎊的3倍。1845年，總值增至2394827英鎊，增長達100萬英鎊；1852年為2503599英鎊，1860年為5318036英鎊，是1843年的將近4倍。美國輸華貨物總值，1850年為148.6萬美元，1851年為215.6萬美元，1852年為248萬美元，1853年為3213萬美元。在英、美輸華的貨物中，其大宗為機器棉紡織品，所占比重均在2/3以上，最高接近90%。在對華大規模傾銷其機器化生產的棉織品等廉價商品的同時，英、美等國也對中國的絲、茶等農產品進行掠奪性輸出。它們從中國口岸運出的茶、絲的數量，1844年茶為7047.65萬磅，絲為2604包；1850年茶為7743萬磅，絲為21548包；1853年茶超過10122.7萬磅，絲為62896包；1859年茶為11091.52萬磅，絲為67874包。

  鴉片戰爭後，開放五口的中外貿易的特點有所不同。除了上文所述廈門一口成為西方殖民主義者進行人口販賣貿易的主要港口外，寧波對外貿易額一直不大，地位較低。福州在開埠10年間對外貿易額也很小，但以其臨近武夷山茶區，自1853年後，逐漸發展成茶葉出口重要口岸。廣州和上海則是五口之中對外貿易最為發達的口岸。該兩口的對外貿易地位也開始逐漸發生變化。在開埠的頭10年間，即至1852年，廣州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均處領先地位，但總體上呈下降趨勢。而上海則以其毗鄰長江下游富庶繁華的江浙地區，輻射中國中部內陸腹地的優勢，在開埠後，對外貿易得到很快發展，不論是非法的鴉片走私貿易，還是「合法」的中外商品貿易，在廣州呈逐年下降趨勢的同時，其進出口貿易額及其在全國的對外貿易比重呈迅猛上升之勢，並最終於1853年超越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最大口岸。在這一過程中，中外貿易的中心也逐步由廣州北移至上海。這一點也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的一個顯著變化。

  隨著五口開放後中外貿易的擴大，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形態受到巨大衝擊。英、美等國廉價棉織品在中國的大規模傾銷，使中國原有的利用手紡車和手織機紡織的土布喪失了市場，從五口至內地，當時的中國逐漸接受並習慣購買「價廉物美」的洋布，進而嚴重打擊了中國的紡織手工業，摧毀了傳統的中國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生產形態；而英、美等國對中國絲、茶等農產品的大規模購運出口，也更進一步刺激了中國國內繅絲業和植茶葉的生產，這也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形態起到了瓦解作用。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傳統中國社會開始艱難地向近代商品經濟社會邁進。這一點堪稱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經濟變化之最為深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