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躑躅前行的科學技術與禁錮保守的思想文化

  在傳統時代，中國的科學技術曾長期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但近代意義上的科學技術卻沒有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產生。跨入19世紀之時，中國的科學技術依然是在傳統的道路上躑躅前行，與西方的差距已越拉越大。此時中國的思想文化也極為沉悶，以致詩人龔自珍於1839年不得不發出「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悲鳴。而這一切都與清王朝所奉行的文化政策密切相關。

  清王朝在文化政策上大體繼承了明王朝的統治衣缽，繼續以科舉取士制度籠絡知識分子，崇尚宋明理學且鄙薄科學技術，並對知識分子實行嚴密的思想禁錮。由於清朝統治者是以社會形態較為落後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其統治手段更加殘酷，某些方面也更加保守。清王朝作為統治者有其成功的一面，但其專制主義的政策、措施也必然帶來嚴重後果。清王朝對東南地區的殘酷鎮壓，嚴重摧殘了當地的社會經濟，並使清代差不多用了近一百年的時間，即到清代中葉，才使手工業等重又恢復到明代中葉的水平。重農抑商與海禁限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使海外貿易萎縮，失去了世界市場，也使手工業缺少發展的資金與動力。以上這些當然都極大地阻礙了中國自身科學技術的發展。

  然而清代初葉又是西方某些科學技術得以引進的時期。其時，明代的許多著作被禁。徐光啟、宋應星等因是明代官員，其所遺留下來的科學技術著作也在禁止之列；同時，許多漢族學者因排滿情緒拒絕出仕，一時間科學技術方面頗為冷落。清朝統治者為此任用了許多西方傳教士為其服務。康熙年間，因康熙帝個人對自然科學的愛好，促成了更多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使始於明末的西學東漸潮流進入了一個高漲時期。在此潮流的影響下，中國的科學技術呈現了復甦氣象。但由於這些科學技術活動受政治需要的限制，統治者也忌諱漢人與傳教士的接觸，因而當時的一些科學技術成果和許多西方科學技術知識最終成了宮廷壟斷的專利品。在這一時期，傳教士們帶來的西方科學技術，有些被擱置起來，如火器製造技術。傳教士們幫助製造的火炮在平定三藩以及抵抗沙俄侵略時還發揮過很大作用，至康熙中期，因無軍事需要，便不再受到重視。而採礦技術，因統治者怕人民「聚眾鬧事」，私人開礦受到極嚴格的限制，傳統技術也無以發展，當然更不需要什麼外來技術了。又如西方人體解剖與生理學，康熙帝雖曾請傳教士為其講授過，但為維護傳統道德和其自身統治利益的需要，經傳教士譯成滿文的解剖學著作也就秘藏高閣而僅供御覽。然而有些門類的科學技術，特別是像天文學和數學等，由於清代並不禁止民間研習，經過一些中國學者如王錫闡、梅文鼎等人的努力而被接受、吸收，並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科學技術在這方面的發展。

  但在統治階層中，在維護儒學正統的背景下，虛驕自大、盲目排外的思想傾向始終存在。清初就有楊光先於1664年因反對西洋曆法而興曆獄，竟提出「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荒謬主張。到了1723年，因政治及文化的因素，雍正帝趕走了除欽天監以外的傳教士，關上了國門。從那時起到鴉片戰爭爆發的百餘年間，基本上關閉了原本狹窄的，也是唯一的東西文化和科學技術交流的渠道。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羅馬教皇解散了耶穌會，第二年在中國欽天監工作的最後一個傳教士蔣友仁死去，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也就完全中止了。

  還在明代末年，當耶穌會傳教士把歐洲一些科學知識帶到中國的時候，就引起徐光啟等少數知識分子試圖解答中學與西學的關係問題。他們的設想是「會通以求超勝」，先使兩者「會通」，然後由中學「超勝」西學。他們曾多次談到傳統文化和西學的相似性，即所謂中學、西學「心同理同」。到了清代康熙年間，由於社會和政治的變革，一度頗為流行的「心同理同」論逐漸為「西學中源」說所取代。明代遺民最早提出這一看法，而由康熙帝在「御製三角形推算法論」中加以進一步的闡述。主流的知識界則力圖證明：西方的一些先進科學技術原本就是中國的。「禮失而求諸野。」到了乾隆年間修纂《四庫全書》時，戴震更在天文算法類書目提要中列舉資料，證明西方的某些算法先從中土流入西方然後又轉而流回中國。「西學東源」由此差不多成了清朝官方學說。

  西方一些科學知識的傳入，本是中國傳統文化吸收新知和發展自己的一個機會。但清代的學者們卻錯失了這一機會。愛因斯坦說過：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

  由利瑪竇、徐光啟共同翻譯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已被收入《四庫全書》，其形式邏輯體系也為清代學者中一些人所熟知。但他們並沒有因此發展形式邏輯體系的思維方法。戴震撰《孟子字義疏證》，模擬歐幾里得《幾何原本》，每題先下定義，次列公理，然後解題、推論，批評宋明理學家的「理」只是意見，並非真理。他自以為這部書代表了平生學術的最大成就，但強調的是形式邏輯對於經學考據的工具作用，而不是形式邏輯體系的思維方法。更多的學者則是把經學方法作為思維的最高方法。凡有辯論，總要引證詩云子曰作為根據。孔學經典上的是與非，就是他們認識上的是與非。對於科學發展最為重要的獨獲創知，首先從方法論上就被扼殺了。

  造成如此局面，當然是清朝統治者精心「教化」的結果。前已說過，清代對於知識分子的思想禁錮是十分嚴密的，在科舉制度的束縛之外，還實行多種思想禁制。在號稱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為鎮壓漢族知識分子中的不滿情緒，清朝統治者竟不惜屢興文字之獄。乾隆朝社會經濟乃至文化的繁榮均超越康、雍兩朝，而其文字獄和禁毀書之嚴苛，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人估算乾隆朝文字獄竟有130起，比康、雍兩朝大大增加，且多屬捕風捉影，深文周納，硬加莫須有的罪名。乾隆朝因文字而得罪的多為下層知識分子，罪名大多是影射譏訕，觸犯聖諱，措詞不當，實際上並無鮮明的反清思想。這實質上是統治階級對下層人民反抗的預防性反應。「罪名的真實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嚴厲的懲處使社會懾伏。」龔自珍詩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這正是對當時知識界共同心態的生動寫照，也是對所謂「太平盛世」的莫大嘲諷。

  與文字獄互為表里的是毀書、禁書。乾隆帝趁編修《四庫全書》之機，在全國範圍內搜檢書籍，對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進行查禁、銷毀或篡改。《四庫全書》總計錄書3471部，79618卷；而不符合清政府標準，「采進而不收錄，僅作存目」的書多達6819部，173252卷。全國查繳的各類禁書的分量，比不禁的書多十數或數十倍。不禁的書，只要繳進一部。但民間搜得禁書多少部，就要繳多少部，連同刻版一律繳毀。民間流行的劇本、小說等，也在搜查之列。從不同文獻統計數據來看，至少約有3100多種、15萬部以上的書籍被銷毀，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場浩劫。官修《四庫全書》目的在於鞏固清王朝的思想統治，評論書籍的標準也以皇帝的意見為轉移。乾隆帝見四庫全書館進呈李廌《濟南集》中有「漢徹方秦政、何乃誤至斯」之語，大為不滿，說：「朕於異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書，親加披覽，見有不協於理者，如關帝舊諡之類，即降旨隨時釐正。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為萬世嚴褒貶，即以此衡是非。此等背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為改正以昭示方來。」於是所有提及「劉徹」之名的古籍均遭修改或刪削，「一體更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更在卷首的《凡例》中聲明：「宏綱巨目，悉稟天裁，定千載之是非，決百家之疑似……與歷代官修之本泛稱御定者迥不相同。」這種「只唯上，不唯實」的是非評定標準對士人學風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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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王朝所頑固推行的閉關鎖國政策，對斷絕知識分子與外界的接觸與交往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清王朝規定：中國人不得與外國人接觸，不得自由出洋，不得長期居留外國。馬克思即曾指出：

  毫無疑問，17世紀末競相與中國通商的歐洲各國彼此間的劇烈紛爭，有力地助長了滿族人實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這個新的王朝害怕外國人會支持一大部分中國人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後大約最初半個世紀裡所懷抱的不滿情緒。出於此種考慮，它那時禁止外國人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

  晚年的乾隆帝在詩作中也把這層意思說得十分明白：

  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人事天時誠極盛，盈虛默念懼增哉。

  遲至19世紀30年代，也即鴉片戰爭前夕，與外人的交往仍被嚴格禁止。俄國漢學家德明（科萬科）曾在其回憶錄中記敘了自己於1830-1836年在華的逸事。他提及有一位名叫「齊四爺」的曾做過宮廷御醫的中國官員，因在理藩院工作的便利，收受過俄國傳教士團的禮物，後因收受庫倫辦事大臣賄賂事發而入獄，並終被發配。這位齊四爺在剛一得知事情敗露時，就立刻派人將一架電動的機器、燒瓶、曲頸瓶以及一切與西方醫術有關的物品和器具，乃至傳教士團醫生送給他的禮物等等，統統交還俄國使團，以免在司法機關抄沒其家產時，給他加上一個私通洋人的新罪名。

  內部的禁錮和外部的隔絕導致清代在思想文化的發展上出現了比明代還要黑暗的局面。且在雍、乾年間，統治者在實行高壓恐怖政策的同時又採取籠絡政策，曾兩次組織編寫大型叢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以吸引廣大漢族學者。失去了思想言論自由和廣闊學術研究空間的知識界被迫走上了考證古典文獻這條較為保險的道路。清代中葉，乾嘉學派的復古思潮成了學術的主流，當時絕大多數人不是去做「經世致用」的學問，只是把典籍作為研究對象，因循守舊，無所作為。在保守、閉塞的環境中，少數有為的學者沿著傳統道路在摸索中前行，在傳統醫學、數學、天文學、物理學等方面多少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整個科學技術的發展異常緩慢，到鴉片戰爭前夕，與同期在科學技術上突飛猛進的西方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有著極其敏銳洞察力的詩人龔自珍，正如恩格斯所讚許的義大利詩人但丁那樣，「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儘管他比但丁晚了整整500年——於嘉道之際向世人大聲疾呼，提醒人們注意，所謂的「天朝盛世」確實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們所生活的時代，不過是「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而實則是「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的衰世。偶有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其結果只能是由衰到亂，「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他期待著，甚至渴望著「山中之民」能夠「一嘯百吟」，「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在社會下層的卑賤者們已然開始行動的時候，時代的先覺者們所能做到的大概也只有如此了。他們又能做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