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教門會黨與社會下層的騷動

  與官府的貪鄙無能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下層社會的騷動與活躍。儘管中國傳統時代的社會組織從宏觀上說相當穩定，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始終存在。不僅地主與農民之間已不存在什麼不可逾越的鴻溝，就連所謂天潢貴胄的帝王之後也不能世代保持其貴族身份與地位不變。為人們所熟知的一個典型，就是三國時代的風雲人物劉備。史籍明載劉備為中山靖王劉勝之後，論起輩分，還是漢獻帝的叔叔，但他本來的身份僅是布衣，「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實際上已淪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戰國時代的孟子說過：「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表明這位一代宗師以哲人的銳敏最早注意到這種社會流動的現象。唐人劉禹錫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則以美文學的詩句揭示了門閥貴族不過是歷史的短暫插曲。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西遊記》中孫悟空的「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更以農民造反者的快人快語道出了居於社會下層的人們對至高無上的皇權以及將相之位的覬覦，當然同樣也反映了他們對上層社會生活的嚮往和憧憬。

  與其相應的是，作為社會下層群眾的集合體的各種民間宗教組織和其他結社組織，也始終在滋生和發育著。到了清代，主要是在18世紀中葉以後，隨著人口的空前增長，被現代學者稱作「秘密社會」的各種教門、會黨組織日益活躍起來。所謂秘密社會，是指那些具有秘密宗旨和教義，按照較為嚴格的秘密儀規從事特殊的宗教、社會和政治活動的秘密團體。但在本質上，秘密社會始終是作為被拋向社會底層的人們的自救互助性組織而存在，代表和反映了這些現存社會秩序造反者的利益、願望和信仰。乾隆中期以後，中國日漸減緩的經濟發展與緩慢而不斷增長的人口之間的矛盾漸趨突出。城鄉大量存在的所謂游惰人口，以及農村中為數眾多的處於破產邊緣的貧苦農民，成了秘密社會孳生的最好土壤。

  清代的秘密社會名目繁多，但大體上可歸結為以白蓮教為主體的教門系統和以天地會為主體的會黨系統兩大類。根據第一歷史檔案館軍機處錄副奏摺相關案卷目錄的記載，清代的教門主要有白蓮教、在理教、先天教、無為教、大乘教、清茶門教、八卦教、天理教等各種名目，而會黨則有天地會、三合會、三點會、雙刀會、小刀會、哥老會、江湖會、花會等各種名目，總計有215種。如果加上各地方志和其他文書的記載，估計不會少於三四百種。當然，這其中包括了同一組織的許多變名。而這些眾多教門、會黨的名目，絕大部分是在1755年（乾隆二十年）以後才出現的。

  教門與會黨在社會成分、組織結構、思想信仰和地區分布等方面，都有一些差別：

  首先，秘密教門的領導常是一些有文化知識的衙門書吏、被革生員、星相醫卜、和尚道士之流，其基本群眾是農民、手工業者、礦工、水手、城市貧民等；會黨的頭目大多是散兵游勇、江湖俠客，其基本群眾主要來自破產勞動者遊民。

  其次，秘密教門通常採取傳教的方式吸收徒眾，大多根據農村聚族而居的社會結構，按照血緣關係、姻親關係、鄉土關係需求發展，一般是由教主、教師直接傳教於門徒弟子，即「口傳密授」，並以燒香施符為招募徒眾的不二法門；會黨則採取開山立堂、結盟拜會的方式招募群眾，凡持傳抄印發的會簿、票布，即可糾集夥眾，十百為群，不序年齒，結拜兄弟。

  第三，秘密教門的宗教色彩較濃，大都宣揚彌勒佛下凡和劫變觀念，崇奉「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等信仰，以入教可以「免劫保家」動員群眾，抗議現實的苦難，嚮往美好的未來；會黨的宗教色彩比較淡薄，雖然也崇拜關公等偶像，但主要是將其作為忠義的典範，宣揚「桃園結義」、「梁山根本」、「瓦崗威風」，比較注意現實的利益，很少幻想虛無縹緲的未來彼岸世界。

  最後，秘密教門主要分布在中國的北方，華北地區黃河流域特別盛行，秘密會黨主要活躍於中國的南方，天地會在福建、兩廣、湘贛等地特別活躍，哥老會在長江流域各省尤其昌盛，因此有所謂「北教南會」之說。但這也是相對的。清代白蓮教在南方活動較少，但並沒有絕跡。而其在南方勢力的日漸削弱，主要是與會黨在南方的崛起有關。

  白蓮教的起源，可追溯到南宋時期的白蓮宗。其初創時是融合佛教天台宗識法和淨土宗彌勒念佛等信仰的淨業團體，在傳習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劫變觀念和彌勒降世信仰，發展到明季又吸取了羅教所創「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的信仰。所謂真空乃宇宙永恆之根本，為萬物之源；所謂無生即不生不滅。無生老母為宇宙之至高無上之神，也是人類的祖先。她在天地初開之時，曾遣九十六億皇胎兒女下凡投奔東土。但這些皇胎兒女貪慕塵世榮華，受了物慾之迷，失卻本性。無生老母憐其兒女，欲招其返回家鄉，侍養身旁，享極樂世界，乃於青陽、紅陽二期，降下大道，差遣諸佛，下凡臨世，搭救眾生，僅度四億兒女，剩下九十二億皇胎兒女要盡在紅陽、白陽變換世界之時，普降差遣彌勒佛度回家鄉。由此可見，白蓮教的相關信仰，對於社會下層群眾為擺脫貧窮苦難的孜孜追求，有著莫大的鼓舞。但其「無父無君」的叛逆思想卻為統治階級所不容，清王朝對白蓮教等「邪教」嚴行禁止，對其「為首」、「為從」之人都加以殘酷鎮壓。然而白蓮教的各支派在清代還是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其反叛的活動也不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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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4年，山東壽張等縣年歲歉收，地方官額外加征，引起民眾不滿，傳習清水教的王倫自稱「真紫微星」，乘勢起事，並先後攻陷壽張、陽穀、堂邑、臨清等地。王倫起事雖僅歷時一個多月便遭到清朝政府軍的鎮壓，但其發生在承平已久的所謂盛世，因而對統治當局仍不啻是晴空霹靂，引起了很大震動。

  乾隆末年，因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白蓮教的各支派又乘勢而起。僅湖北、四川、陝西、河南邊界地帶，就有混元教、西天大乘教、收元教等三大支派在活動，其活動方式由秘密轉向公開，其活動內容也逐漸由宗教傳布轉向組織群眾性的政治鬥爭。白蓮教勢力的迅猛發展，引起了清朝官府的恐慌，清政府於1794-1795年相繼捕殺了這三大支派的絕大部分首領，其各派分支組織也幾乎被破壞殆盡。各地官吏以收捕白蓮教徒為藉口，株連無辜，對民戶強行敲詐勒索，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激起廣大人民群眾的義憤。1796年（嘉慶元年），湖北的白蓮教徒以「官迫民反」為號召，首先揭竿而起，很快便席捲川楚陝等省。這次大起義，前後歷時9年之久才告失敗，參加群眾多達數十萬，抗擊了清王朝從全國16個省調集的軍隊，使清政府耗費了2億兩軍餉，相當於當時4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成了清王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此後，又有1813年波及河南、山東、直隸三省的天理教起事。這次起事，雖為時不到兩個月，但有內廷太監參與，且一度突入紫禁城內，因而被嘉慶帝認為是「漢唐宋明未有之事」。他於起事的第三日即頒硃筆《遇變罪己詔》，指出「變起一時，禍積有日」，並為此斥責了中外臣工「因循怠玩」的大弊。但他也吸取以往株連無辜的教訓，一再強調「但誅叛匪，不誅邪教。……其平日雖系習教，而此次並不謀逆，亦不深究」，並要求「刊刻簡明告示，廣為曉諭」。

  白蓮教等秘密教門由於植根於貧苦民眾之中，即使某個地區的某個組織被消滅了，它的教義、教儀仍會傳下來，並改頭換面，在其他地區重新出現。其教徒也極其頑強，即使一部分遭到屠戮、充軍，其倖存者也會繼續從事傳教的活動。白蓮教在嘉慶末年一度消沉後，於道光年間又有所表現。北方各省都屢有發現習教傳徒以及起獲經卷的案例上報。道光帝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說：「習教傳徒，久干例禁，近來匪徒故態復萌，實堪痛恨，必應密速查拿，認真辦理，以期淨絕根株。」但其有生力量畢竟遭到摧殘，且一經發現，即遭查禁，已不可能再掀起大規模的群眾抗爭活動。

  與北方秘密教門系統的漸趨衰微形成強烈對照的，是南方秘密會黨系統的日益活躍。

  清代最主要的秘密會黨為天地會，活躍於南方數省及海外華僑中間。其名取自「一拜天為父，二拜地為母」之意，會內則通稱洪門。傳說中的天地會起源甚早，為明朝遺老於康熙年間所創，且以「反清復明」為宗旨。所謂洪門，也被認為取自明太祖年號洪武。天地會內部的秘密文件《西魯序》等也透露其可能創立於康熙年間。但這些顯然晚出的傳說或文件，並不能為天地會的真實起源提供可靠的依據。檔案史料則表明，天地會起於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為福建漳浦縣的洪二和尚，即萬提喜，俗名鄭開所創。福建漳、泉一帶，為南明政權反抗清王朝的最後基地之一，也是清王朝禁海令的直接受害地區，「民情獷悍」，其糾眾結會習俗久已有之。《清實錄》中所提及的清代早期會黨，如小刀會、父母會等，就都發生在漳州府屬之長泰、漳浦、海澄等縣，前者且有駐軍之兵丁參與其中。天地會吸收了這些早期會黨的組織形式和結拜方式，但又獨創了「開口不離本，出手不離三」，「取煙吃茶，俱用三指」，以及「木立斗世」等暗號。「五點二十一」或「三八廿一」則暗喻洪門，也是天地會特有的象徵。

  天地會成立之初，即在閩粵、閩浙的邊界地區迅速傳播，並圖謀舉事。1768年，在漳浦縣發生了以盧茂為首「編造詭名悖逆詩詞，並分散花藍布號，煽誘各村莊愚民，聚匪百餘人，欲圖搶劫縣城」的事件，驚動了清廷。乾隆帝下令「務即密速查拿，盡法嚴行懲治」，「毋令一人漏網。不但首凶宜正顯戮，即助逆各犯，亦當按律駢誅，不得稍存姑息之見」。但在暗中指使的萬提喜還是漏網了。1783年，福建平和人嚴煙將天地會傳入台灣。1787年1月（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台灣即爆發了天地會發動的有數十萬群眾參與的大起義。起義軍建號「順天」，並推舉為人慷慨豪爽的林爽文為大盟主。舉事之初，即殺死殘民以逞的台灣知府孫景燧等貪官污吏。其起義告示說：「照得本盟主因貪官污吏，剝民脂膏，爰是順天行道，共舉義旗，剿除貪污，拯救萬民。」又說：「本盟主為眾兄弟所推，今統雄兵猛士，誅殺貪官，以安百姓。貪官已死，其百姓各自安業。惟藏留官府者死不赦！」清王朝花了一年多時間，先後調遣福建、廣東、廣西、浙江、湖南、四川、貴州等7省10餘萬兵力，動用軍費1000萬兩，才將其鎮壓下去。清王朝於此總算認識到天地會動員和組織群眾的能力。「靖台灣」之舉被乾隆帝自詡為十全武功之一。《大清律例》中更具體規定了懲辦天地會的律例。但天地會還是從福建、台灣一帶傳至浙贛、兩廣、兩湖、雲貴等廣大地區，甚至傳布到南洋。其名目則有添弟會、三點會、三合會、仁義會、串子會、雙刀會等數十種之多。其結拜儀式和隱語暗號等漸趨嚴密複雜，反抗官府（反清）的意識也漸趨強烈。原在四川的嘓嚕會也在天地會的影響和滲透下，逐步發展為晚清時期在長江流域具有很大勢力的哥老會。其後進一步發展為以「青紅幫」並稱於世的「紅幫「（」青幫」與漕運和羅教有關，乃是從教門系統發展演變而來）。

  天地會能在南方取得支配地位，並繼白蓮教之後成為最活躍的秘密社會組織，有其歷史的原因。乾隆年間興起的天地會，似乎更具有「近代」的色彩。它以開山立堂、結盟拜會的方式招募群眾，標榜「忠義堂前無大小」，成員彼此之間以哥弟相稱，一般會眾也「多得與聞秘密之事」。至少在形式上看，天地會要比以傳教的方式吸收徒眾、實行教主的家長制統治的教門更「民主」些。天地會宗教信仰淡薄，注重現實的利益，也更適合那些流動性很強的「江湖」遊民的需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國南方商品交換的發達和人口流動的頻繁。

  天地會的組織形式也很具有生命力。它的各個山堂互不隸屬，彼此獨立，但又有一套相互識別、聯絡的暗號隱語。不同山堂的弟兄也有相互協助的義務。這使得它在處境惡劣時便於隱蔽分散，保存有生力量，不致一網打盡，條件適宜時又能迅速傳播擴散，相互聯絡一氣，造成極大聲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