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社會經濟與人口吏治問題的凸顯

  18世紀，無論對於中國和世界，都是很重要的歷史發展階段。對於西方初興的資本主義國家，18世紀正是其黃金時代。產業革命與近代科學技術相輔相成，互為促進。血腥的海外殖民掠奪，更為其原始資本積累注入了第一桶金。世界已別無選擇地進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時代。

  18世紀的中國也適逢自己的王朝盛世。乾隆帝這位世紀老人完全有理由為自己的文治武功而驕傲。而其武功中，最值得稱道的便是平定準噶爾部。在他所自詡的「十全武功」中，兩次平準即占其二。清王朝從馬背上得天下，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仍必須要有軍事手段，要靠「武功」來解決問題。17世紀80年代，也即康熙中葉，清政府先後平定「三藩」，統一台灣，穩定了對廣大漢族人口居住地區的統治。接著，它又為鞏固自己的邊疆地區作出了巨大努力，不僅遏制了沙俄侵略勢力，維護了自己的東北邊疆，而且挫敗了準噶爾部上層分子的分裂活動，鞏固了對外蒙古以及西藏、青海地區的統治。但直到18世紀50年代，也即乾隆中葉，清政權消滅準噶爾部勢力及平定回部叛亂以後，才最終完成了對中國這一多民族的龐大帝國的統一。中國的疆域也直到此時才最後底定。《清史稿·地理志》說：「逮於高宗，定大小金川，收準噶爾、回部，天山南北二萬餘里氈裘湩酪之倫，樹頷蛾服，倚漢如天。自茲以來，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疏勒至於蔥嶺，北極外興安嶺，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莫不稽顙內鄉，誠系本朝。於皇鑠哉！漢、唐以來未之有也。」中國的陸地面積，幾達1300萬平方公里。而在乾隆時代所繪製的《坤輿全圖》中，現在被人稱作日本海的那片海域，也赫然以「大清海」之名標註其上。

  

  平準作戰的武器裝備中實際上是有熱兵器的。但在當年所製作的意在歌頌乾隆帝平定準噶爾勝利的銅版畫中，我們卻不難發現，畫面上的清軍將士主要是以手中的大刀、長矛等冷兵器來對付敵人。這些畫面也許是為了展示清軍的英勇善戰，但不經意間卻凸顯了清朝武器裝備的落後，從而在一個層面上反映其在近代科學技術上的落後。

  這一事實和其他許多事實一起，共同向人們揭示：18世紀的中國依然是在自己的傳統時代。

  發端於戰國，興盛於唐宋，爛熟於明清的中國傳統時代——教科書中通常稱作封建社會，其基本特徵，既不是什麼「封建」，也不是什麼地主制經濟，而是以男耕女織、高度集約的小農生產方式為經濟基礎，以中央集權的專制王朝為政治的上層建築。小農經濟以其集約化而著稱於世。相比若干民族的遊牧經濟以及西歐粗放的農牧經濟，中國的小農經濟在同樣的土地面積上必須投入更多的勞動力；但是反過來，中國的小農經濟顯然要比其他經濟能夠供養多得多的人口。中國因此以其眾多的人口而著稱於世，也因此在傳統時代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一直居於世界最先進的行列。

  從戰國直到清代，組成中國社會的基本成分始終是被稱作「四民」的士、農、工、商四大社會集團。四民既是社會職業的分工，也是社會地位的標誌。漢代人對四民的定義是：「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四民中，又以農為主要成分。清代學者包世臣說「三民居一，而五歸農」，意思是說，士、工、商三民（也即非農業人口）加起來約占總人口的1/6或16.7%;而農業人口則占到5/6或83.3%。

  傳統時代發展到了清代，也有一些顯著的變化。

  首先，清代縉紳地主的特權壟斷地位遭到相當程度的削弱，無功名官爵的庶民地主（多為中小地主）大為發展。鄉居地主中的絕大多數是後者而不是前者，他們以及與其直接對立的佃農乃至廣泛存在的自耕農均同屬於四民中「農」的範疇，在社會等級中亦均屬於凡人等級。鄉村中原有的若干賤民等級，如一些地區的世仆、伴當等，也在清代相繼得到開豁，至少在法律上已具有平民的身份。僱工的法律地位，也因庶民地主的大量存在而有所提高。

  其次，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土地占有及使用方式，亦於清代得到最為充分的發展。土地的私有與自由買賣，使得地權的轉換變得極為頻繁。所謂「人之貧富不定，則田之去來無常」，「田地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在清代都是習以為常的現象。甚至「百年田地轉三家」的民間熟諺也不足以表現地權轉換的頻繁，因為有些土地「十年之間已易數主」。地主與農民之間，尤其是那些處於邊緣的中小地主與富裕農民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一些力農起家的富裕農民有可能很快上升為地主，若干地主僅因分家析產便可降為普通農戶。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的進一步分離，還使得不少地方出現了地主與佃戶分掌「田底」與「田面」的現象，地主對土地的任意支配權也受到了抑制。

  18世紀的中國經歷了康雍乾三朝的文治之盛。當中國剛剛跨入18世紀的時候，正值中國社會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時期，也是清代人口增長最快之時。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因「海宇承平已久，戶口日繁」，人民「並無差徭，共享安樂，優遊閒居」而「欲知人丁之實數」。為此，他發布了中國歷史上享有盛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上諭，內稱：

  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詰以余丁何事？咸云：蒙皇上弘恩，並無差徭，共享安樂，優遊閒居而已。此朕之訪聞甚晰者。前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變，地方殘壞，田畝拋荒，不堪見聞。自平定以來，人民漸增，開墾無遺。或沙石堆積，難於耕種者，亦間有之，而山谷崎嶇之地，已無棄土，盡皆耕種矣。由此觀之，民之生齒實繁。朕故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征錢糧也。今國帑充裕，屢歲蠲免，輒至千萬。而國用所需，並無遺誤不足之虞。故將直隸各省見今徵收錢糧冊內有名人丁，永為定數，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將實數另造清冊具報。豈特有益於民，亦一盛事也。

  為貫徹這一上諭所採取的具體措施並沒有使康熙帝達到他了解人丁實數的初衷，但促進了丁賦徵收制度的變革，為雍正年間的「攤丁入地」準備了條件。番薯、玉米、花生等高產作物在明末業已引進，此時得到進一步的推廣和普及。經濟持續穩定的繁榮和高產作物的引進，使得清代的中國有能力供養比前代多得多的人口。1700年前後，中國大約有1.3億人口。1720年前後，人口上升到1.6億，已達到或超過明代盛年的水平。1740年前後，大約為2億。1790年，統計人口已超過3億，估計實際人口不少於3.13億。1800年前後，估計已達到3.42億。18世紀確實是中國人口激增的時期，不僅超過了明代盛年的1.6億，而且還在此基礎上翻了一番。從人口的增長也可以推論：18世紀時，中國的經濟實力已遠超以往的任何時期。

  經濟的發展乃至人口的增長與地理環境的變遷也很有關係。中國人口主要分布於宜農的東部季風區域。這一區域，又可以秦嶺——淮河一線為界，進一步細分為南方亞熱帶濕潤地區和北方溫帶亞濕潤地區，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南方和北方。南方多稻米，北方多旱作。民情習俗等，也都有一定的差異。在唐代以前，中國社會經濟和人口的重心是在北方。宋代以降，中國的氣候長期變冷，這兩個重心也相應地向南方轉移。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前後，秦嶺——淮河一線以南的南方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68.24%,已占壓倒優勢。北方生態環境的變遷以及南方山區人口因番薯、玉米等高產作物的引進而激增，顯然都是造成這一態勢的重要因素。

  從康熙、雍正一直到乾隆，幾代皇帝都很強調重本抑末，即發展農業，抑制工商業，對民間「尚虛華，安佚樂，逐末者眾，力田者寡」的現象則予以指斥。但城市及其工商業的繁盛卻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甚至在乾隆朝官至閩浙總督的陳輝祖，也因貪戀蘇州的紛華靡麗，而不願回湖南原籍，不僅在蘇州「買房一所」，而且在吳江縣盧溪鎮開有當鋪。他這種「忍棄祖父墳墓，貪戀繁華」的行徑，受到乾隆帝的嚴詞斥責。其實乾隆帝本人亦何嘗不貪戀江南的紛華靡麗！乃祖和他本人各六次南巡，都是沿運河並以江浙為最終目的地，從未走過河南、湖廣一線。巡視江南耗費了大量的人、財、物力，也助長了社會上的浮華之風，但也充分顯示了康雍乾盛世經濟實力之雄厚，客觀上對政局的穩定、經濟的發展，尤其對南北文化的溝通，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然而，「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清王朝和此前的歷代王朝一樣，也未能逃出盛極而衰的命運。

  人口壓力被認為是最為重要的原因。還在18世紀末，朝野已感受到人口增長的壓力。就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的那一年，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帝在一份上諭中表達了他對「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深切憂慮：

  我國家承天眷佑，百餘年太平天下，化澤涵濡，休養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戶口之數，視昔多至十餘倍。以一人耕種而供十數人之食，蓋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戶既日益繁多，則廬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於閭閻生計誠有關係。若再因歲事屢豐，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畝荒蕪，勢必至日食不繼，益形拮据。朕甚憂之。猶幸朕臨御以來，闢土開疆，幅員日廓。小民皆得開墾邊外地土，藉以暫謀口食。然為之計及久遠，總須野無曠土，家有贏糧。方可戶慶盈寧，收耕九餘三之效。

  同年，著名政論家、文學家洪亮吉（1746-1809）寫下了《治平篇》與《生計篇》。這位被後人戴上「中國的馬爾薩斯」桂冠的學者，在文章中充分闡述並進一步發揮了乾隆帝的相關思想，明確提出了「為治平之民慮」的警告：

  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為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為治平之民慮也。

  進入19世紀以後，中國的人口仍在緩慢而不斷地增長。1825年（道光五年），統計人口為3.87億，但估計此時的實際人口業已跨越4億大關。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時，統計人口為4.13億，估計實際人口已近4.3億。1850年太平天國戰爭爆發時，統計人口已達4.3億，估計實際人口不少於4.5億。這也是中國傳統時代人口所能達到的最高峰。當時遠在歐洲的兩位觀察家評論說：

  在這個國家（指中國），緩慢的但不斷增加的過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

  既然中國的人口早已成為社會發展的「沉重枷鎖」，為什麼還能緩慢而不斷地增長呢？有人說，這是「人口慣性」使然。但這是一種很可質疑的論點。只要人口總量還能維持不變，甚或以極低的速率增長，就說明這個社會依然具有維持或擴大人口再生產的物質條件。而一旦這種條件不存在了，比如因災荒而造成大饑饉時，等待人們的只會是大量的死亡，而根本不可能有什麼「慣性」的增長。

  土地兼併或土地集中被認為是另一罪魁禍首。歷史學家胡如雷說：

  我國封建社會不斷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其根源就是土地兼併及由此引起的基本經濟矛盾的尖銳化。在危機襲來的時候，主要的生產關係，即租佃關係，日益擴大和膨脹，而社會再生產的規模卻在逐漸縮小和萎縮，個體農民連簡單再生產也無法維持。這時，生產關係同生產力的矛盾、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都極度地尖銳化了，因而不斷爆發農民起義。

  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也持有類似的見解。此書的緒論部分是這樣敘述的：

  土地越來越集中，農民受剝削越來越嚴重，許多自耕農、半自耕農以至一部分小地主，喪失了土地，變成了農奴和佃戶，大量的農民在農村中生活不下去，流離失所。明朝末年連續十多年的農民大起義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到了清朝，又大致重複了明朝所經歷的過程。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間（1662-1722年），除了集中的官田以外，民田的所有權比較分散，但是權貴豪門的兼併土地的趨勢發展很快。……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撫楊錫紱說：「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這種百分之五六十的田地歸於少數富有的地主手裡的情形，是各地普遍的現象。

  然而，所謂「土地越來越集中」只是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即使是在土曠人稀的清代初年，土地兼併的強度絲毫也不比清代中、後期為弱；而不斷的土地兼併，更沒有從宏觀上改變鄉村中各階級占有土地的狀況，土地並沒有更多地「集中」到地主階級之手。「土地不斷向地主階級集中」，這是對的，因為這裡說的是一個過程；「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越來越多」，這就不對了，因為事實上並沒有出現這樣的結果。我們所看到的實際上是這樣的情景：擁有大量土地的富裕之家有能力養育更多的人口，從而增值分化出更多的家庭，土地集中過程的本身即已成為日後再度分散的條件；中等之家擁有的土地人口都適中，一般可勉強維持物質資料和人口的「兩種再生產」；土地極少或已失去全部土地的貧寒之家，在宗嗣延綿的生存競爭中大概只可能是失敗者。正是這一「自然」的，但十分殘酷的變動過程，保證了鄉村人口在宏觀上的階級結構的穩定。

  人口的增長（人均土地減少）與土地的兼併（土地不斷向地主階級集中），都不足以影響到王朝社會結構的宏觀穩定性。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凌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

  腐敗與專制權力如影隨形。中國的皇帝握有絕對的權力，乾隆帝更是將其發揮得淋漓盡致。還在其當政之初的1738年，乾隆帝即申明：

  朕為天下主。一切慶賞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而采而用之，仍在於朕。即朕之恩澤也。

  在其執政60年而不得不禪位之後，乾隆帝仍以太上皇的特權駕馭一切，其所用「歸政仍訓政」的玉寶，在其禪位後仍留在養心殿（為皇帝臨政之所）訓政達3年之久，直至其逝世等等，無一不彰顯了這位太上皇的權勢欲。乾隆朝後期吏治敗壞，武備廢弛，以和珅為代表的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官僚，更是明目張胆地貪贓枉法、巧取豪奪、結黨營私、排斥異己，造成朝廷綱紀墮廢、內政疲敗。

  嘉慶帝親政後，除迅即整肅和珅及其黨羽外，更加強了對地方吏治的整頓。但吏治的腐敗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江蘇山陽縣令王伸漢因冒賑而毒殺委員案件，便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典型。

  1808年，江蘇淮、揚大水。清廷調撥賑銀近十萬，賑濟災民。兩江總督鐵保等因淮安報災辦賑，派候補知縣李毓昌等赴山陽縣督察。按慣例，「凡委員往，漫不省察，惟收其陋規而已」，只要李毓昌按官場潛規則辦事，本來也可分肥，更不會惹上殺身大禍。然而這位新科進士偏偏「以清白自矢」，「居心實為清正」，且辦事極為認真，「遍往各鄉村，查出浮開飢戶無數」，並「具清冊將揭諸府」。冒領賑銀的山陽縣令王伸漢坐不住了。他擬與李毓昌私了，「許分肥，不受」，又請知府代緩頰，亦不從。於是王鋌而走險，設計毒殺了李毓昌，又在淮安知府的包庇下，以其「自縊」報聞。但李之家人發現疑點，遂開棺驗屍，並走京師，訴都察院。終於在皇帝的親自過問下，查明了案情真相。於是，毒殺委員的山陽知縣被處斬，包庇他的淮安知府被處絞，兩江總督以下多位要員亦被革職。嘉慶帝為此感慨道：

  至江南有如此奇案，可見吏治敗壞已極。該督撫直同木偶，尚有何顏上對朕，下對民！

  他後又說：

  朕體恤民艱，痌瘝在抱。地方偶遇水旱偏災，發帑拯（賑）濟，從不絲毫靳惜。原欲使顛沛窮黎咸登衽席。在職司民牧者，即照定例分別極貧次貧戶口，實心撫恤。猶恐僻壤窮鄉未能周曆巡查，致有遺漏。乃不肖州縣，非惟不認真經理，且竟從中侵蝕，私肥囊橐。……是直向垂斃饑民，奪其口食，豈復尚有人心，行為竟同盜賊。向來疆吏，因辦賑地方國帑攸關，未嘗不特派多員，會同查辦。俾互相稽核，以杜弊源。而委員中存心公正者甚難其人，扶同一氣者正復不少。欲杜弊而轉多舞弊之人，欲節用而更增分銀之吏。

  所謂官吏「行為竟同盜賊」，「欲杜弊而轉多舞弊之人，欲節用而更增分銀之吏」，話從嘉慶帝本人口中說出，可見吏治之敗壞確實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到了1830年，遷任陝西布政使的周天爵在陛見召對時，與道光帝有過這麼一段對話——

  道光帝問：「今之督撫貪廉何如乾隆朝？」

  周天爵免冠搖首連聲說：「不如不如。」並作了如下這一番解釋：

  乾隆名臣如陳宏謀、尹繼善、李湖、李世傑，其清正明練固矣，其次雖操守可議，無不以猷（按：指功業、功績）為自進，處一官，一官之事皆振作，是貪與廉皆能辦事也。今則清謹者但拘文法循資格，中下者更墮廢苟且，是貪與廉皆不能辦事也。故臣以為不如。蓋督撫乃封疆重寄，斷非一「廉」字可了事。凡全身遠害者，似無過失，而禍伏未發，二十年其人已去。惟國與民受其弊，此不可不察。道光帝為之「動容稱善」。

  所謂「貪與廉皆不能辦事」，正是一個王朝由盛而衰的最為明顯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