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 〕

  １ 陳毅拉他不回去，也不買豬鬃

  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船抵香港。杜月笙在陸根泉為他找的堅尼地１８號安頓下來了。５月２７日，上海國軍因抵抗不了解放軍的進攻撤出了上海，同一日，楊虎、吳紹澍等自大西路引入解放軍。共產黨指派陳毅為上海市長。陳毅進入上海後，所辦的第一件事，便是「情詞懇切」地公開致電旅港上海耆紳、金融工商「領袖五大亨」，杜月笙、陳光甫、李馥生、宋流章和錢新之。

  但是，陳毅的長電卻猶如石沉大海，「五大亨」並無隻字片語的答覆，於是，陳毅又派與「五大亨」關係頗好的徐采丞以上海市地方協會秘書長的地位與關係，專程跑一趟香港，迎接杜、陳、李、宋、錢「五大亨」返滬。徐采丞卻為自己脫離虎口，和陳毅耍了一起噱頭，他抵達香港以後，自己從此也不回來，留在香港，不再回到上海了。

  隨後，杜公館的各色人等陸陸續續地到了香港。堅尼地１８號房子不但不合理想，而且不成格局，廳不像廳，房不像房，真正能派得上用場的，簡直數不出幾間。

  但是，杜公館到了香港的人可不少了，從杜月笙以下，有三樓孫太太，姚玉蘭與孟小冬，長兒、長媳維藩夫婦已經有４名兒女，次子維垣、三子維屏、五子維新，都已建立小家庭，七子維善、八子維嵩還在讀書，外加大小姐杜美如，孟小冬的義女養娟，光是家中的眷口便有２０多人，何況還有跟出來的隨從徐道生、司機小阿三鍾錫良、大司務「小鴨子」及其下手、男僕陸圓、解子信、女雇阿妹、小妹等４人，傭人就占了１０個之多。

  而堅尼地１８號一樓一地的房子，樓上住的是陸根泉一家，樓下杜公館，既無庭園，又缺圍牆，外面的人朝里望，可謂「開門見山，一目了然」，全屋精華所在惟有一間半圓半方的大客廳，正房只有３間，其餘小房都是將就用走廊空隙隔出來的，一間做了秘書胡敘五的辦公室，另外３間住了杜美如和杜維善、維嵩兩兄弟。姚玉蘭和孟小冬的兩間附在杜月笙的大房間外面，劈面相對，而且聲息相通。

  將這幾個人勉強分配好房間以後，再要住人，便毫無空隙。廚房邊一小間只夠住一兩個傭人，其他的傭人必須住在外面，每天早出晚歸。

  因此，二樓陳太太一度由台灣到香港，她反倒住進新寧招待所，三樓孫太太則在外面與兒子同住，杜維藩的太太先帶小孩到香港，住過九龍李麗華的房子，後來杜維藩乘海輪抵港，一家６口便花兩萬港幣，在建華街買了一層樓，而跟同從上海來的王新衡隔街對門。其餘成了家的三兒一女，則杜維屏住堡壘街，杜維垣、維新住在渣華街，二小姐杜美霞嫁給了金元吉，她是金公館四少奶，金廷蓀由上海帶出來的一大家人也住在渣華街上。

  

  抵達香港後杜月笙由於精神體力的關係，加以當時環境之所限，心情蕭索，早已失卻創辦事業養家活口，作長期打算的壯志雄心。這麼一大家人的生活所需，他自己每月要港幣兩萬以上的龐大醫藥費用，光只堅尼地一處一月開銷至少也得港幣６萬之數，杜月笙帶一大家人到香港，他打的是什麼算盤？只好「坐吃山空」，用光為止。這位當代聞人、揮金如土的上海大亨杜月笙，１９４９年離開上海的時候他一共只有兩筆財產，其中之一，是美金１０萬，當年曾因預儲子女教育費的關係交給了好友宋子良，請他帶到美國代營「生意」。另一筆，約有美金３０萬，這是出賣杜美路那幢渠渠華廈之所得，在楊管北的幫助下早已提出預存於香港，留下來應付杜月笙逃難到香港的生活所需。

  杜月笙一家人遷居香港不久，便有一筆找上門來的好生意。

  說起來，這是一位熱心朋友好意幫忙，想給杜月笙在一進一出之間，賺一大筆錢。這位朋友是四川人，經常來往重慶、成都與香港，據他所知，四川豬鬃量特多，價格又低，又碰上了時局關係無法出口，因而一跌再跌，已經跌到成本之內，這位四川朋友早已決定斥集巨資大事搜購，並且他已接洽好了中航公司的飛機，代為運港，這批豬鬃運到香港以後，即使比市價再低的話，也可以有三倍五倍的利息。

  這豈不是千載難逢的良機？朋友極靠得住，生意更是十拿九穩，加若干股子進去，也許便在數日之間，就可以賺個三倍五倍，有這種好生意不做，更待何時？

  但是杜月笙聽過之後，卻一口謝絕了朋友的好意。他推說：「我現在沒有現款。」

  而這筆生意由於爭取時間的關係．必須立時立刻拿出鈔票來，杜月笙放棄了大好發財機會，他身邊的顧嘉棠則食指大動，他不惜傾家蕩產，把他從上海帶出來的３０萬元黃金甩下去，滿心賺個百把萬美金。顧嘉棠在小「八股黨」首領之中最善理財，他平素的作風「只進不出」，恰與杜月笙的「揮金如土」成對比，所以他省吃儉用的積蓄，尚且超過抵港以後的杜月笙，這一次是他一生一世最大的一筆投資。

  當顧嘉棠滿懷希望欣然加入的時候，四川朋友告訴他，大部分的豬鬃都已經收購好了，貨色集中在成都，只等中航公司的飛機開始履行合約，撥機逐批運港。這時，解放軍才只攻下了巴東，川邊吃緊，成都、重慶猶仍安如磐石，解放軍跑得再快，也不可能猛一下便威脅到成都，因此，顧嘉棠交付過股款以後，便篤定泰山地等著賺鈔票。

  萬萬料想不到，豬鬃方待啟運，１１月１０日一早，翻開報紙一看，中國航空公司與中央航空公司的負責人帶了１２架飛機一道飛往北平投共，使全國各線空運全部中斷。

  這是成為令人極為震撼的一條重大新聞。

  這一條重大新聞，對於顧嘉棠和那位四川朋友，震撼的程度尤足驚人，兩航反戈，航線中斷，運豬鬃的合同無人負責，大批的豬鬃堆在成都運不出來，一時又找不到其他的交通工具可資利用，這一個打擊對於當時的顧嘉棠來說未免太大，四川朋友本人蝕了美金３００萬，幾乎為之破產，顧嘉棠帶出來的全部家當美金３０萬元全部蝕光，沉重的打擊使心寬體胖的顧嘉棠長吁短嘆，愁眉不展，見了熟人便一聲苦笑地說：

  「一票豬鬃，蝕脫我１８磅。」

  他是在說家當蝕光以後，他的體重驟然減輕了１８磅之多。

  在香港時，氣候一變，杜月笙喘病又發，杜月笙治喘照樣是中西並重，藥石兼投，經常來為他把脈開方子的醫生，中醫有４位，西醫則３名，這７位醫師都不是碌碌之輩，在香港各個都有名望。由於中西藥石兼投，醫生一多，意見難免分歧，究竟該用誰的醫法，該吃哪位的藥，家人不敢做主，惟有杜月笙自己決定，因此之故，「久病成良醫」的說法應了驗，杜月笙反而變成自己的主治醫師了。加以親眷朋友，來往探病的人為數不少，人人對他表示關懷，貼心，今天張三介紹一位醫師，明日李四貢獻一個偏方，弄得杜月笙醫生越請越多，用藥越來越雜，幾個月下來的結果，他曾自嘲地說：

  「如今我是拿藥當飯吃，拿飯當藥吃了！」

  杜月笙本人無法拿出定見，決定只請哪一位醫師主治，別人更不敢代出這個主意，「群醫咸集，藥石紛下」。對於他的喘病畢竟是益少害多，以杜月笙的「急病亂投醫」的情況，是很難治療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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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在香港的日子很冷落

  在香港杜公館和任何一處杜公館不同，那便是堅尼地門庭冷落車馬稀，幾十年來杜氏門庭的熱鬧風光仿佛已成陳跡，這並不是說杜月笙落日餘暉，苟延殘喘，竟被各界人士冷落忽視，而是他一則抱病，一則也由於大陸局勢急轉直下，香港是國共雙方都在公開活動的是非之地，他有心避一避風頭，躲一躲糾纏。剛到香港不久，杜月笙便請袁樹珊給他看了個相，當時，袁樹珊曾慎重其事地說：

  「杜先生，最近一段時期，你最好閉門謝客，任何人都不見，否則的話，恐怕會有事非。」

  袁樹珊這一番話正中杜月笙的下懷，於是他命人寫張條子，貼在房門口，詞曰：

  「遵醫囑，礙於病軀，謝絕訪客。」

  條子貼出，倒也蠻有效力，卻是有一天，張公權來訪，一腳踏進了房間，因為是要好朋友，杜月笙不得不帶病見客，從此以後，病中謝客的「規矩」為之破壞。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間，在香港長住的杜月笙，雖然怕麻煩、怕糾纏，可是他那顆愛熱鬧的心，卻並未因健康太差而予稍減，即令氣喘咻咻，爬不起床，每天還是巴望著家人、親友多走動，常來來。

  每天一早，多半是小「八股黨」「碩果僅存」的老兄弟顧嘉棠頭一個到，他是專程前來打一個轉，問聲月笙哥昨夜睡得好嗎？今早可曾起床吃過藥了？他風雨無阻，問過便走，有時他並不一定要見到月笙哥，等歇到了快吃中飯的時候，他如果沒有應酬，這頓中飯便十有八九在杜家吃。杜月笙精神好，他便陪陪杜月笙，不然的話，就在外面飯廳陪陪杜公館的熟朋友。顧嘉棠一生一世對共產絕無好感，上海解放以後，他一提起共產黨便破口大罵。他說只要共產黨在上海，他是寧可死在外頭，也絕不迴轉去受罪的。

  跟杜月笙、顧嘉棠抱著同樣堅決反共態度的是金廷蓀，金廷蓀這次逃難，逃得非常之徹底，全家大小，４兒４媳全部搬到了香港。他也是抱定主張，絕對不跟共產黨打交道，殊不料他的夫人懷鄉情切，不耐客居，也不曉得聽了什麼人的蠱惑挑唆，居然跟金三哥老夫妻倆意見分歧，各行其事。金老太太不顧一切地帶了３個兒媳婦，４名女將由香港開回了上海灘，杜月笙、金廷蓀、顧嘉棠一般老兄弟再三苦勸，勸不動這位金三嫂。照金三嫂的意見，她堅持要把４名兒媳一道帶回去，幸好大少奶在香港醫院中待產，總算免於同行，少受了一番波折與磨難。

  金三嫂帶了３位少奶回上海，實使杜月笙、金廷蓀擔盡驚嚇，大費手腳。因為金三嫂回上海後住在殺牛公司附近朱家木橋的金公館，平安無事了一段時期。共產黨展開了清算鬥爭和三反五反，朱家木橋一帶每天都有滿載死囚前往市郊處決的卡車開過，嚇得金三嫂心驚肉跳，險乎得了神經病，金三嫂托人想辦法打張路條，自己先逃回香港，留下３位少奶，而其中的四少奶正是杜月笙的次女杜美霞。

  杜月笙在香港想盡方法，要把他的二小姐救出來，起先杜月笙命他的次婿金元吉，寫信到上海請杜美霞出來，後一再函電交馳，依然石沉大海杳無消息，最後則以杜月笙病危為詞，拍發急電，杜二小姐才回香港。

  同時，杜月笙的二樓太太陳夫人，在杜月笙赴港之先曾經到過一次台灣，想在台定居。杜月笙抵港，她也由台來港打了一轉，夫妻間話不投機，陳夫人便和維翰、維寧回了上海，而這趟回去後，竟始終沒有回來了。

  在這一段時期，杜公館人客雖少，飯廳里仍然每天中午準備兩桌飯，一張圓台面一張四方桌，通常那張圓台面必定坐得滿，圓台面坐不下了，再開方桌一席。

  經常來杜公館吃中飯的，除了杜月笙的兒子、媳婦、女兒，女婿、顧嘉棠、金廷蓀、王新衡，駱清華、沈楚寶等諸人之外，還有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總管萬墨林兩位在香港經常不離杜月笙左右的哼哈二將，朱、萬兩人為了往來方便，都在堅尼地租了房子，而且和杜公館近得很，等於隔壁。朱文德一家住在堅尼地１０號，萬墨林一家住６號。

  ３ 自己頂住了中共的統戰，朋友和秘書卻跑了

  杜月笙抵香港不久，共產黨方面立刻對他展開了統戰工作，共產黨爭取杜月笙重回上海，除開他個人的聲望及號召力量外，還有一層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上海金融領袖、工商巨子莫不紛紛跟著杜月笙轉移，他們挾巨資而抵香港，我黨在港統戰工作人員千方百計，一心一意促使那些金融工商巨子回上海去。

  但是，上海的金融工商巨子一向以杜月笙馬首是瞻，言聽計從，經過工作，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嚮往新生活而心存觀望。這時，旅港金融工商界人約可分為三種，一種人抱定決心在香港地區另創事業或者靜觀待變。一種人已被中共統戰政策打動，他們熱烈地希望杜月笙能夠帶著他們回上海。一種人接受統戰宣傳後，模稜兩可，遲疑不決，不過仍存一線之望，最好是杜月笙也回上海去。

  在我黨的統戰政策感召下，杜月笙的好朋友、上海金融工商巨頭如王曉籟、劉鴻生、吳蘊初等人，都已打定主意向左轉。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些有心回上海的人出入杜月笙之門，拼命地勸杜月笙跟他們同回上海，王曉籟和劉鴻生兩個更是無日無夜，舌蔽唇焦，聲淚俱下地勸，不過，杜月笙始終立定腳跟，不為其所動。

  然而，有一日，台北一家素具權威的報紙登出了一篇各方重視轟動一時的社論，在這篇社論中出現了兩個新名詞，所謂「政治垃圾」與「經濟蝗蟲」。王曉籟、劉鴻生認為這是一個「勸杜月笙回上海」的好題目，他們拿了報紙輪番去見杜月笙，告訴他說，社論中所指的暗中操縱上海金融、物資的「經濟蝗蟲」，不正是暗指你杜月笙嗎？台灣報紙差一點就要對你提名道姓了，尤其是那篇社論的結論，旨在「絕不容許政治垃圾、經濟蝗蟲」到台灣復興根據地去掀風作浪，重施故伎。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杜月笙難道還有到台灣去的可能？還不如「風風光光」地跟我們回大陸吧。

  勸說杜月笙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都是異口同聲，眾人一詞，杜月笙剪下這篇社論來，叫他的秘書邊讀邊為講解，社論的措詞確實過火，將「罪狀」與「實際」對證，杜月笙三個字仿佛也是「呼之欲出」，於是杜月笙不由得大受刺激，他小心翼翼地將那張剪報折好，放在自己的馬甲袋裡。

  ９月間，杜公館又有一位常客常常進出。

  他就是曾經身為和談５代表之一，被代總統李宗仁派到北平去跟毛澤東談判的章士釗。章士釗隨同和談代表團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日飛北平，談判２８天不得要領，後留下來歷時４月有餘，他又接毛澤東之命前往香港。

  一日，杜月笙正在客室和章士釗扃室長談。又來了一位好朋友，他就是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兼為立法委員的汪寶瑄，他是從廣州來的。

  杜月笙聽說汪寶瑄到訪，非常高興，他請章士釗到另外一間房裡小坐稍候，一面起身迎迓汪寶瑄。汪寶瑄和章士釗打了個照面。這時杜月笙面容清癯，神情憔悴，但是一見汪寶瑄，情緒就顯得相當的激動。杜月笙一伸手，從自己的中式馬甲口袋裡，掏出一份剪報，他搖頭、嘆息、苦笑，把那份剪報一直遞到王寶瑄的手上。

  汪寶瑄一看，便知道是引起軒然大波的台北某報一篇社論中用上了「垃圾、蝗蟲」二詞，斥責「投奔自由者」，言下之意仿佛這般人還想到台灣來烏煙瘴氣地搞垮台灣這一處反共的基地，因此譏諷這般人為「垃圾、蝗蟲」。

  當時，汪寶瑄向杜月笙一笑，他開門見山地告訴杜月笙說：

  「杜先生，我正是為這件事到香港來，專程拜訪你的。」

  激動之餘，杜月笙極其罕見地向汪寶瑄發了一頓牢騷。他說：「我並非國民黨員，而抗戰、戡亂，一連兩次為國民黨犧牲一切，毅然赴港，用心無非是免為國民黨的敵人所用，我這麼做完全是本諸良心，既不求功，也並不是為了求什麼顯人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台灣還有人認為我是『政治垃圾、經濟蝗蟲』，譏笑諷刺，不留遺地，實在是令人傷心。」

  汪寶瑄立即向杜月笙表明來意，他說：「在廣州因公稽留的洪蘭友公，正是奉當局之命，便道赴港將對先生加以安慰，並且有所解釋。」

  接著，汪寶瑄告訴杜月笙，洪蘭友為這件事心中也很難過，始終不得安心。洪蘭友托汪寶瑄轉告杜月笙台灣的近況，蔣介石猶未復職，一切難免顯得紊亂，某報的這篇社論大有親痛仇快之意，令人一見而知撰稿人既幼稚且有偏見，因此，當局目前已在著手整頓。

  眼見杜月笙的情緒漸漸平靜下來，汪寶瑄又說：

  「當局還有一封親筆函，將由洪蘭友公面交杜先生，信上所說的，和我剛才講的意思差不多。」

  頓了一頓，杜月笙方始語重心長地回答：

  「寶瑄兄，你回台灣以後，務心請你代我杜某人轉告台灣方面那許多黨政負責朋友，我杜月笙是白相人出身，我不是國民黨員，同時我也不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但是自從１９２７年起我追隨國民黨，往後的抗日、戡亂，甚至於將來反攻大陸，我一定還是跟著國民黨走。」

  「這不但是因為我杜月笙一生不做半吊子的事，而且，我還有我一層最簡單的道理，老實不客氣說，現在跟國民黨的人未見得滿意，不過我們大家應該明白這一點，跟國民黨縱使沒有乾飯吃，最低限度也有口稀飯喝，倘使去跟共產黨呀，」他接著突然提高聲音，極其輕蔑地說：「我敢於說將來連屎都沒有得吃的！」

  汪寶瑄不但甚以為然，尤且衷心感佩杜月笙，他想到當許多國民黨一手培育、造就、栽培的高級官僚，都在紛紛反戈投共的大混亂時期，杜月笙「忠貞不貳」，對自己的進退出處「大義凜然」，「晚節」不虧，杜月笙的作為，超過若干國民黨高級幹部，以此，他認為杜月笙的「忠黨愛國」，反使國民黨幹部有所勉勵。

  接下來，杜月笙又說：

  「寶瑄兄，這就是我的心意。無論如何，我還曉得個好歹香臭，所以，我絕不會跟共產黨走。杜月笙一生一世，凡事都要做到言話一句，哪能這麼一件大事反倒會破例？總而言之一句話，我杜月笙跟國民黨算是跟定了，隨便怎樣也不會回頭。」

  汪寶瑄感到很振奮，緊接著他便和杜月笙談起共產黨竭力爭取金融工商界領袖人物回返大陸的問題，汪寶瑄不惜指明了說：「撤離大陸的金融工商巨子多一半集中在香港，他們所攜出的只是少數的資金，絕大部分資產仍還留在大陸，我很為他們的未來動向擔心，惟恐他們自投羅網，落於陷阱。」

  接著他又強調說：

  「據我所曉得的，這麼些跟杜先生有關的金融工商界人士，他們留在香港進退維谷，左右兩難，其實，他們都是在看杜先生的風色。」

  「我的風向早已定了，」杜月笙一語破的，片言決疑，然後他又說：「倒是最近王曉籟和劉鴻生居然悄悄地回到上海去，使我心裡非常難過。」

  聽到這話，汪寶瑄知道自己所負的使命圓滿達成，他很高興，馬上到了午餐的時間，杜月笙邀汪寶瑄在堅尼地午餐，為他洗塵。同席的有王新衡和宣鐵吾，老友聚晤，備感歡快，席間杜月笙聽說汪寶瑄翌日即將返台，他殷切留客，命楊管北替他退票，留汪寶瑄在香港多住３天，以資盤桓。盛情難卻，汪寶瑄只好答應了。

  章士釗銜命而來，他深知中共主要目標何在，因此集中全力，先「解決」杜月笙的問題。到香港後，他便不時出入杜公館，登堂入室，有時直趨病榻之側，和杜月笙接席密談，他分析天下大勢，國際動向，尤其對他的同鄉後輩毛澤東大加讚賞。

  第一次長談，杜、章之間，便有一段頗為精彩的對話。

  當章士釗滔滔不絕，盛讚毛澤東是如何的尊老敬賢，求才若渴時，杜月笙很巧妙地接過他的話來，用非常關懷的口吻，問起章士釗：

  「章先生是決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嗎？」

  怔了一怔，章士釗答道：

  「是的。」

  「章先生是否照舊掛牌做律師？」

  「這個——」頓一頓，章士釗只好老老實實地回答，「誠然，共產黨統治下是用不著律師的，我不能再掛牌，不過……」

  這一次，杜月笙接口很快，他不等章士釗把話說完，便問：

  「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師，那麼，你有什麼計劃？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做生意嘛，只怕共產制度也不容許，」章士釗被杜月笙逼得太緊，惟有直話直說，坦然吐露，卻是接下去他又直言地說：「不過，毛主席當面告訴過我，我在大陸，一切由他負責。有了毛主席的這一句話，個人的生活種種，哪還用得著擔心嗎？」

  於是，杜月笙像在自言自語，他一疊聲地說：「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擔心，只是生活不用擔心。」

  第一次長談，自此草草結束。

  等到章士釗告辭離去，姚、孟二氏、兒子、女兒，還有親信諸人都在等候「消息」，杜月笙坐久了，有點累乏，可是他仍然說出了兩人之間所談的最要緊的一段，然後他搖頭苦笑地說：

  「章先生年紀一大把，做官的興致高！只要有官做，他跟誰都可以，但是他投了共產黨毛澤東，卻只說是保障他的生活。既然只為了生活的話，台灣、香港、美國……隨便哪一個地方，也要比共產黨那邊的日子舒服得多。」

  晚間，休息過來，精神回復，杜月笙又提起了章士釗的往事，抗戰八年，杜月笙怕章士釗落水當漢奸，始終把他拉牢了同在一起，章士釗夫婦曾與杜家合住香港、同游西北，尤其是曾同住南岸重慶，一應生活開銷，都由杜月笙負責，談到到這一件事，杜月笙嗬嗬一笑說：

  「負責生活，毛澤東不過給了他一句言話，我杜某人倒是真負責過不少年啦！」

  講過了往事，在一旁凝神傾聽的妻子、兒女，心裡都有了數目，章士釗怎能說服堅決反共的杜月笙？

  然而，章士釗還是三日兩頭地來，有時候就在杜公館吃中飯，和滿座嘉賓、杜門中人同席用餐，說說笑笑，情景依稀當年，卻是許多熟朋友間已有相當的距離，場面也顯得尷尬來兮。

  一次，碰到多年交好的老朋友吳開先，晚飯過後，杜月笙邀章士釗、吳開先一同到陽台上歇涼，看香港夜景，任輕風拂面。這時，章士釗忍不住又夸毛澤東何等的禮賢下士，獎推人才，他口口聲聲地保證，只要杜月笙肯回大陸去，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共產黨絕對不會虧待杜月笙。

  時常登門，章士釗的這場統戰攻勢，要到幾時方休呢？杜月笙不耐煩時，自有他的退兵之計。為了早日結束這一場必無結果的冷戰。漸漸地，在跟章士釗談論之間，杜月笙開始反轉來勸章士釗「棄暗投明」，勸章士釗到台灣去，或者遠走高飛。

  這時，杜月笙的秘書是胡敘五，他原是抗戰初期經黃炎培介紹過來的，抗戰八年、勝利四載，他為杜月笙效力甚多，杜月笙第一次旅港身邊的得力幫手是翁左青與胡敘五，第二次仍然還是這兩位，不過首度旅港杜門座客常滿，人文薈萃，如「老虎總長」章士釗，江東才子楊雲史，吳佩孚的高級幕僚樹千里，都曾降尊紆貴，為杜月笙司過翰墨詞章。二度香港居，文墨方面的工作就只剩了胡敘五獨挑大樑，因為翁左青明於事理，善長分析，頗能出出主意，管理庶務，若論筆下功夫，新舊文學俱有根底，那他畢竟是及不上胡敘五的。

  胡敘五隨同杜月笙到了香港，工作了一段時期，不知怎的忽然動了家鄉之思，起了還滬之念，口口聲聲地說要回上海。他這一決定使杜月笙大為不安，惟恐胡敘五回大陸引起無謂的麻煩與謠言，尤其旅港初期，胡敘五兼為杜月笙掌管機密，他曉得的事情太多，又怕共產黨對他加以利用。

  因此，杜月笙便親自奉勸敘五兄沒這必要，不要冒險自陷共區！他一再懇切挽留胡敘五，但是，胡敘五辭意頗堅，杜月笙無可奈何，又叫跟胡敘五談得來的長子維藩和萬墨林兩人從旁勸阻。

  萬墨林勸駕不曾發生作用，便由杜維藩接手，他約胡敘五到外面吃咖啡。

  杜維藩直打直地和胡敘五談判，他問胡敘五：

  「敘五兄，你說老闆從前待你好嗎？」

  「很好。」

  「那麼，你是否嫌比老闆現在待你不如從前了？」

  「我沒有這個意思。」

  「敘五兄，」既然是多年交往的自家人，杜維藩便坦坦白白地說，「老闆從前待你好，是因為從前的路子粗，進帳多，日子好過。現在跟從前大不相同了，現在老闆在香港，一點進帳都沒有，就靠帶出來的那點錢，天長日久，坐吃山空。老闆自家的日子不好過，跟他的人當然要比從前差一點，好在有粥吃粥，有飯吃飯，大家同甘苦共患難，所以我說你最好不要在這個時候離開，免得人家批評你不夠義氣。」

  胡敘五並不否認杜維藩所講的話有道理，但是他去意已決，無法挽回。勸阻無效，胡敘五還是辭去了一干十二三年的杜月笙秘書一職，他悄悄地回了上海。

  機要秘書出缺，使杜月笙大傷腦筋，幸虧早年即曾在杜公館任過秘書的邱訪陌，這時也在香港，杜月笙便去請了邱訪陌來，接替胡敘五之職。但是，這一時期許多昔日的朋友和部下一個個跑回了上海，這使得病榻上的杜月笙心情總是陰霾霾的。

  ４ 黃金榮虛驚一場，兩個兇手被槍決

  早先，杜月笙決心離開上海，赴港避亂之前，曾經扶疾往訪黃老闆，力勸他的金榮哥預早為計，也跟他一樣，做避難香江的打算。

  當時，黃老闆推心置腹，向杜月笙吐露自己不得而已的苦衷，黃金榮說：

  「月笙，我老了，這些年來，我跟你的境遇不同，我是能不出門便不出門，能不動頂好不動。你算算，我今年已經８０歲，俗話說得好：『人生七十古來稀』，我活到了８１，就已經多活了１１年，今日死或者明日死，對我並無多大的關係。」

  黃金榮接下去娓娓細訴地說，自從他６０歲那年正式宣告不問世事，安享餘年，他生活的目標就只剩下每天抽幾筒大煙，上一趟澡堂泡一個浴，湊幾位牌搭子碰幾副銅旗。除此三者以外，復無他求，也非有此三項享受而不歡。因此，他堆滿一臉苦笑訴與杜月笙：

  「月笙，你替我想想，假使我去了香港，頭一樣，差館裡發現我抽大煙要捉。第二樣，你叫我到那裡去找碰銅旗的搭子？第三樣，香港沒有澡堂，能否容我這８０多歲的人每天去泡趟浴，都是問題。何況，樹高十丈，葉落歸根，我已風燭殘年，能有幾年好活？好歹我也死在家鄉。」

  杜月笙聽他金榮哥說得如此剴切透徹，心知其意已決，也就不再勸了，卻是辭出來時，突然感到這便是最後的訣別，他忍不住灑了兩行熱淚。

  到香港堅尼地１８號定居，他第一次聽到金榮哥的消息，上海來人說得繪聲繪影，言之鑿鑿：

  上海淪陷前夕，黃老闆惟恐炮火殃及，自曹河涇黃家花園遷居鈞培里老宅，逐日泡浴、碰銅旗、吞雲吐霧如故。共產党進了上海，起先倒還安然無事。但是數月以後，忽有一日，足有一百多人氣勢洶洶地直撲鈞培里，圍在黃老闆公館大門口，大呼小叫，揚言要把黃老闆家中打得稀爛。這時候，黃老闆精神矍鑠，大踏步搶出門外，面對著那一百多攘臂擄袖、瘋狂暴跳的強徒，黃老闆拉開嗓門便是聲聲怒吼：

  「我就是黃金榮，你們各位今朝來，阿是要把我黃金榮的家裡打爛！」

  多一半人被這白髮皤皤老者的虎虎生震懾，也有人雜在人群中喊：

  「是的！今天一定要打爛黃家！」

  「好！」黃老闆斬釘截鐵地一答：「要打爛，我自己來，現在我把大門關上，我自家來打給你們看！等會兒你們進來查，有一件東西沒打爛，你們儘管把我的房子拆了！」

  說完，他就命手底下人關大門，童顏鶴髮的黃老闆擄起衣袖，抄根門閂，就此要自己打爛自己的家。這時候，偏偏不知從何而來的「調解者」隔扇大門之外，好說歹勸，高聲排解：

  「好啦，好啦，黃金榮已經知錯，看在他一大把年紀的份上，饒他一次！」

  緊接著，又有人來拍門，黃老闆氣喘咻咻的，親自把門打開，外面有幾個毛頭小伙子，張牙舞爪，指手畫腳，好生教訓了黃老闆一頓，一場毀家的糾紛方告有驚無險，化弭於無形，百把個窮凶極惡的人逐漸散去。黃老闆８０多年來從不曾受過這大的侮辱，回到客廳，氣呼呼地一坐，足有半晌說不出話，他老淚縱橫，徒呼負負，那幾個毛頭小伙子教訓了他些什麼，也是一個字也都不曾聽見。

  隔了不幾天，又有共產黨的幹部上門來，叫他「向人民大眾坦白」，黃老闆雙手一攤地問：

  「叫我坦白啥麼事？」

  「你這一生的罪惡，」共產黨幹部字字著力地說，「請你詳詳細細寫份自白書。」

  黃老闆有意反抗，但是家中各人苦苦勸他忍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反抗是沒有用處的。」迫於無奈，他請位朋友寫了厚厚一疊的自白書呈上去，從此以後便坐立不安，提心弔膽地等候判決，其結果，是共產黨派人來抄家，妙的是毛病還並不出在黃金榮的自白書上。

  黃老闆的二公子黃源燾有一枝自備手槍，又跟一位姓戚的諜報人員很要好，上海撤退，姓戚的有一大捆步槍存放在黃源燾住處。這件事黃老闆確實並不知情。

  「倘若是在黃老闆當權得勢的那些年，鈞培里黃公館，長短槍枝經常也有個五七十桿，這一大捆步槍，實在無啥稀奇。」杜月笙接口說。

  來人接著說：「不過共產黨來了，情形不大相同。因此當從黃公子的那一枝手槍抄到了一大捆步槍時，連經過多少驚風駭浪大場面的黃老闆，居然也給嚇得目瞪口呆，面如死灰。」

  「當時，共產黨僅只把槍枝沒收，黃源燾則被帶了去問話，共產黨對他倒也並不為難，招出來槍枝來源就此作罷。然而，正當祖、叔、孫三代，黃老闆、黃源燾和黃啟予之弟黃啟明衷心慶幸，逃過一場大禍，又數日，來了一份通知，黃金榮的自白書看過了，人民認為他有罪，所給他的處罰是每天早晨到黃老闆自家開的大世界遊樂場門口掃街。」

  「處在矮檐下，不得不低頭，老態龍鐘的黃老闆開始在大馬路大世界門口手執長帚掃街了。消息傳出當日，也不知有多少人驟集街頭，黃老闆則面部毫無表情，一步一步地在掃地，矮胖身軀，仿佛一具笨重的機械。許多記者來採訪，來拍照，許多幹部圍在黃老闆的四周。這張黃老闆在大世界掃街的照片，刊登在上海各報顯著地位。」

  杜月笙一聽，馬上忽然問起管家萬墨林：「上海報紙為何多日不見？」

  這時，他很關切上海方面的消息，家中各人則因為時值上海清算鬥爭期間，惟恐杜月笙看到老朋友如何受到屠戮迫害，心中難過會得妨礙病體，所以有時候便藏過幾張，不給他看。現在一定要看新到的上海新聞報，萬墨林無奈，只好再找出來，交到他的手上。

  杜月笙一眼便看到「黃老闆掃街」的那張照片，他臉色灰白，身子搖搖晃晃，勉強地將那一段新聞讀完，自此便坐在沙發里咻咻地氣喘。

  這幾天本來他精神略好一點，金榮哥所受的遭遇帶給他莫大的刺激，於是當日又告病倒，家人十分慌亂，因為他的喘勢越來越急。

  又是纏綿病榻，中醫、西醫川流不息。第二天，黃老闆的長媳李志清到訪，除了探病，她還有重要事體要跟杜月笙商量。

  杜月笙在病榻上很親切地喊李志清：「妹妹！」請她坐下，問她有什麼要緊事？於是，李志清拿出了一封方自上海寄來的信，黃金榮向他的媳婦「求援」，他叫李志清趕緊設法籌款匯寄上海。

  看完了信，杜月笙又是一陣憤恚與激動，好不容易用藥物把他的急喘壓制下去，他漾一抹苦笑，有氣無力地問李志清道：

  「妹妹，你打算怎麼辦？」

  李志清告訴他說：她正是得信以後急如熱鍋螞蟻，一時打不定主意，所以才到杜家伯伯這邊來討教。

  於是，杜月笙開口說話了：

  「妹妹，倘若是黃老闆能出來，只要平安無事到了香港，莫說是２萬美金，便是美金２０萬，我和你傾家蕩產都不夠，哪怕去求、去借，我們也是願意的。」

  李志清也是傷心難過，她點點頭說：

  「就是說嘛。」

  「倘使老闆到了香港，我們有飯吃飯，有粥吃粥，苦日子一樣過得快活。」

  李志清一心惦記她公公在上海如何受逼，如何受罪，純粹基於一片孝心，她以為能夠籌出這筆錢匯過去。

  她把自己的心意，向杜月笙說了，杜月笙聽後卻搖頭苦笑。他不贊成李志清的做法。

  李志清急得掉下了眼淚，她焦灼萬狀地說：

  「杜伯伯，你說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個做法？也不能看著老闆受逼呀！」

  「妹妹，你不要急，事已如此，急煞也沒有用處。」杜月笙柔聲地安慰她說，「要麼你照我這一個辦法做，回信老闆，告訴他在香港籌錢很不容易，跟親眷朋友開口，必定要說接得出老闆來，方始可以籌到這一筆大數目。唉！」浩然一聲長嘆，杜月笙又說：「老闆８１了，他還害得有老肺病，一生一世不曾起過早，如今喊他天天起早掃街，風塵殘年，能夠熬得了多久！依我看，即使要接他到香港，這件事也得趕快。」

  得了杜月笙的應付之策，李志清興辭離去，她為了盡孝道，她怕黃金榮在上海被共產黨逼得太緊，可能發生意外，因此她湊集一部分現款，又變賣了些手飾準備先匯一筆數目到上海去，也好讓黃金榮在上海有個緩衝的餘地。

  果然，錢還沒有匯走，黃金榮又打長途電話來，關照黃李志清速即籌款，立匯上海。黃金榮在電話中問起兒媳婦在香港借籌款項的情形，李志清曉得她身邊有監視，只好推託地說：

  「到香港來的上海朋友都在難中，叫我好去向那一個開口嗎？」

  於是，黃金榮便指明了只去找兩位老弟兄，杜月笙與金廷蓀。

  李志清馬上就說：

  「金家目前環境不好，我不便去談，杜家伯伯那邊早去過了，他也籌不出這麼多的錢，杜家伯伯又說我手頭這點首飾有限煞，我還有家人，他說我和啟予將來也要安身立命的。」

  時間將到，李志清才透露她已典當了所有，湊了１萬美金不日即將匯出。其餘部分慢慢再想辦法。

  匯出了那１萬美金以後，李志清根據杜月笙提示的原則，果然被她想出了一條妙計，她主動寫信寄回上海，稟告公公黃金榮，她說是已經和滙豐銀行接洽好，用黃家在上海的房地產作抵押，可以借到一筆巨款。不過，因為房地產的道契統統被她帶出來了，滙豐銀行方面表示，必須黃金榮本人到香港來親自簽字方可成立貸款契約——上海那邊，黃金榮把這封信拿給政府看，要求辦理出境路條，到香港去簽字借錢，政府有關方面的人士對他說：

  「這是你媳婦擺的噱頭，老先生還是不必動的好。」

  在這件事情過後不久，陳彬和從上海逃出來，他帶來黃金榮的口信，告訴旅港親友，實際上黃金榮已經獲悉共產黨所掌握的資料，證明他在過去若干年裡並不曾直接殺害過共產黨，因此，他不會成為共產黨清算鬥爭的對象。

  黃老闆沒有了危險了，杜月笙放心了許多，然而，隔不了多久，上海方面的消息又越來越壞，越來越糟了。

  杜月笙在香港每天都看上海報。一日，上海共產黨的報紙報導說，中國通商銀行大樓已經被共產黨布置成為「工人文化之宮」，而且正在裡面舉行汪壽華血衣展覽，他便大叫一聲：「不好！」

  他心想，來不及逃出的葉焯山和馬祥生一定糟了。果然，不久就傳來馬祥生、葉焯山雙雙被殺的新聞。馬祥生和葉焯山兩個兇手，一同被綁赴楓林橋，在當年處死汪壽華的現場，舉行「規模特別龐大」的公審，參觀者人山人海，樹頂、汽車和三輪車上，全都成了臨時看台。

  馬祥生、葉焯山兩人坦白認罪，立時三刻，判決槍斃。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月笙回想當年，馬、葉兩位和他一道赤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組織共進會，參加「清黨」，原是他的一力主張，馬祥生、葉焯山兩個同黨無非惟自己之命是從，如今殺汪案的主謀避居香港，馬祥生、葉焯山則落了如此悲慘的下場。杜月笙免死狐悲，報紙沒看完就淚下沾襟，痛哭失聲，於是心力交瘁，臻於極頂，他的喘疾驟然間如山洪爆發。

  這一次哮喘發得來勢兇猛，將人嚇壞，杜月笙喘時但見他滿頭滿頸青筋直暴，大汗淋漓，身上穿的絲棉襖過一陣像是才從水中撈起濕淋淋的。他每一次喘都有極度窒息，幾次暈厥。喉頭吸不進空氣時，他會從床上直跳起來，伸張雙臂，十指叉開，仿佛失足溺者急於抓到一塊浮木。喘到這步田地，吃藥、打針、噴煙，一概失去功效。中醫、西醫穿梭般跑來跑去，商議，會診，始終無法使杜月笙的喘勢減輕，更談不了使他止喘恢復呼吸平順。

  一位有名的西醫戚壽南，他斟酌再三，提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辦法：

  「喘到這樣，只好用氧氣。」

  從此，杜月笙套上了枷鎖，他不分晝夜，常與氧氣罩、氧氣筒為伴，隨身多了笨重的配件，使他八九個月不能外出。

  醫院裡所備的氧氣，原為急救之用，但是七八位名醫採納了戚壽南的建議，大批的氧氣筒搬到了杜公館，便成為杜月笙一刻不能輕離的活命之資，除非喘停，他口鼻之間的氧氣罩就像是他身上的器官一樣了。

  因為經常需要氧氣，杜月笙臥室外面氧氣筒排列成行，必須專人管理。杜月笙使用氧氣之多及其為時之久，使得許多初次赴杜公館看病的醫生極為驚異。只要氧氣罩一罩上，杜月笙便喘得好些，呼吸也能漸慚的平緩下來，只是那一陣喘大發，才是發得他餘悸猶存，擔心害怕，因此，他認為自己的生命力過於脆弱，安全感漸漸喪失無存，急切無奈之中他很信託醫藥。漸慚的，他變得家中一時缺了醫生，便很不自在，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著，必定要喊人帶來一位醫生，他才能安心的吃喝與睡。

  但是，杜月笙所請的那些中西名醫，都是很有名望的醫術高明之士，他們業務是最為繁忙的，並且通常並不出診，而杜公館這邊的要求卻是必須隨請隨到，一刻也不能遲延，碰到他們正在診所緊急治療，杜公館催促的電話急如星火，自難免有手足無措，顧此失彼之苦。好在這許多位名醫，或者欽仰杜月笙的為人，或者早就是杜門故舊、朋友學生，且不說杜月笙病勢一來便急，即使憑私人交誼也是一有緊急情況非到不可。中醫師朱鶴皋和他的介弟朱鶴齡都是杜氏門生，老夫子病篤哪有不盡心侍疾之理？也因為這一層關係，朱鶴皋在眾家名醫之中最最辛苦，他是不分晝夜一得電話就馬上放棄一切手頭活兒，儘快趕來。杜月笙夜裡睡得不安穩，睡睡醒醒，心神不寧，他必得有醫生在家裡才睡得著覺，這時候多一半是朱鶴皋在杜公館裡睡沙發，整夜守候，或者全日不離，而在他自己的診所里，也許正門庭如市，候診者排起長龍，朱鶴皋業務再忙，當杜月笙需要他的時候，他總是不忍離去。

  ５ 兒子從上海回來，老子病情更加惡化

  杜月笙開始使用氧氣之後，喘疾逐日減輕。除了為上海的徒子、徒孫們悲哀，為受難的同黨痛哭外，這還有一件牽心掛肚腸、使他眠食難安的大心事，那就是他的長子杜維藩仍在上海逃不出來。

  就在１９４９年年底，上海中匯銀行「告急」函電如雪片般飛來，中匯銀行的總經理原系浦拯東、副總經理徐懋棠、杜維藩。抗戰勝利以後，中匯擁有兩個存款最多的大客戶，一個是杜月笙一手創辦的上海魚市場，一個是杜月笙任董事長的大東書局。有這兩大客戶每天解存巨額現款，中匯銀行對於一般小額存戶始終興趣不高，無意爭取。然而，偏偏在上海被解放軍占領以後，大東書局和上海魚市場的主持人杜月笙和唐承宗都已撤離上海，兩大客戶風流雲散，幾同解體，再也沒有巨額現款存進來。照說中匯銀行理該無事可為，關門大吉，但是奇怪的是，上海人大概都曉得中匯銀行是杜月笙開的，生意買賣暫復正常，在上海公私各銀行中中匯的存戶突飛猛進，與日俱增，業務反倒欣欣向榮。此一反常的現象不曾使杜月笙沾沾自喜，引起歡慰，相反地他卻認為照這樣下去，他肩膀上的擔子勢將越來越重，他擔不起這麼大的責任，他曉得共產黨斷乎不會允許有私家銀行存在，中匯銀行在不久的將來必定要被中共沒收，杜月笙不欲利用他私人的聲望與信心為共產黨恢復經濟出力，所以他不但無意繼續維持中匯，而且急於早將中匯關門。

  卻是他苦於在撤離上海之前，無法先行宣告中匯停業，此刻他便不得不採取亡羊補牢之策，不惜任何代價和犧牲，設法結束中匯銀行，而這時中匯銀行總經理浦拯東先已辭職，因此，他便囑令他的門徒，中匯副總經理徐懋棠到上海這龍潭虎穴去走一遭。

  徐懋棠大半輩子席豐履厚，養尊處優，他好不容易在中共占領上海之前逃到了香港，此刻老夫子一聲命他回上海，他哪來這個甘冒生命危險的膽量？起先他推三阻四，後來便支支吾吾，他的態度使杜月笙勃然震怒，尤其當時情境迫不及待，急切無奈之餘，帶三分氣忿，杜月笙便斷然地說：

  「好，你既然不肯去，我就叫維藩到上海去了中匯結束的事。」

  徐懋棠依然不聲不響，於是杜月笙言話一句，便再也不容收回，他明知杜維藩此去非常危險，然而話已出口，他只有硬著頭皮，叫杜維藩回上海辦理中匯銀行的結束事宜。

  杜維藩父命難違，只好別妻離子，心惴惴然地回上海去。他到上海的時候，共產黨沒有為難他，於是，杜維藩住進了愛多亞路中匯銀行去辦公。但是，他立即發現整個中匯銀行已在傾向共產黨職工的把持之下，而共產黨在中匯銀行的領頭人，是儲蓄部的一名襄理兼課長。

  暗中為共產黨效力的中匯員工，抓牢了杜維藩就不肯放，雙方南轅北轍，於是暗中展開了鬥爭，杜維藩奉杜月笙之密令，冒險赴滬原為結束中匯業務，但是共產黨為穩定上海，廣為宣傳，儘量擴充業務。杜維藩固不能完成父命，在這一段時期極為痛苦，他在盡力應付公事以外，一天到晚都在想著怎樣離開上海。

  杜維藩去看過他的「寄爹」黃金榮，聽黃金榮向他訴說自己的悲慘際遇，當共產黨展開清算鬥爭與公審時，杜維藩也曾站在中匯大樓樓頭數過囚車開來開去的數目，他心知自己非走不可，於是耍了一記噱頭。

  杜維藩故意跟那位在中匯的工作的中共課長套交情，說「知心話」。他純以業務觀點論事，強調當前的中匯為了擴充業務非得增資不可。那名課長不知有詐，一聽「增資」二字，便眼睛一亮，當下便問：「怎麼樣個增資法呢？」

  「老闆在香港，」杜維藩指的是他父親杜月笙，「一大筆款子存在手上，香港又沒有什麼生意好做；讓我到香港去跟老闆講，中匯業務大有可為，何不撥一筆錢給中匯增資呢？」

  這個話的前半段一絲不假，杜月笙在香港有一筆買房子的錢，中匯同仁大抵曉得，當時的上海軍管會希望杜月笙能回上海來，所以答應了杜維藩「回一趟香港」的要求。不過，杜維藩必須自己去尋一位保人。

  為了找這個保，使杜維藩煞費躊躇，為難已極，他所謂回香港請杜月笙增資原本是騙取共產黨的信任，得以脫身的一記噱頭。來日他到香港便打算不再迴轉，因此他也就無法決定請誰出來為他做保。

  結果，這件事被劉壽祺所知。劉壽祺是杜月笙好友劉春圃的兒子，經杜月笙一手栽培提拔，在杜月笙所擁有的華豐麵粉廠當了經理。當時他跟中共的上海勞工局長關係拉得極好，聽說杜維藩正為保證出境問題犯難。由於兩代的交情和少東家的安危，劉壽祺願意擔保杜維藩離開上海、回到香港以後在共產黨指定的日期之內趕回上海來。劉壽祺的幫助使杜維藩深受感動，隨後果然他不久就領到了路條。這一下杜維藩平安無事地回到香港，使得自杜月笙全家大小，歡欣如狂，人人都在額手稱慶，尤其感激劉壽祺的「仗義勇為」。

  愛子無恙歸來使杜月笙大大鬆了一口氣，心中無比歡慰，因為杜維藩重返「自由世界」，對杜月笙來說，實有兩層重要的意義。杜維藩由香港去上海，前後半年之間，外面不明真相的人，議論紛紜，都說杜月笙長子返滬，是為杜月笙本人投共鋪路，因而「料准」杜月笙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回上海灘，最低限度，杜維藩上海行，也是替他父親從事試探，看看杜月笙和共產黨究竟有否合作的可能性。

  另一層重要的意義，當然是長子杜維藩個人的安全問題。

  當初，杜月笙派徐懋棠回上海而他不敢去，他多一半是動了氣，小一半也是實逼至此，無可奈何才把大兒子送進上海灘的，在杜維藩是父命不可違，自己和全家上下何嘗不是硬起了心腸？倘若杜維藩真有個三長兩短，不但對於病中的杜月笙是一項嚴重的打擊，他將又何以對他九泉之下的妻室，和都在跟前的媳婦、孫兒、孫女？

  所以，杜維藩人到香港，杜月笙可說是披襟當風，如釋重負，忍不住地脫口歡呼，當日，他精神一震，把一別半年的杜維藩喊到了房裡來，嘉勉慰勞了他幾句，父子兩人隨即開始一次極關重要的長談。而杜月笙對於新自上海來的長子，他所問起的頭一件事情，便是：

  「我拍給黃國棟，叫他轉給你的電報，你收到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