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 〕02

  上海市參議會議長人選，經過各方面的協調，決定推舉潘公展。潘公展是國民政府定鼎南京以後第一任上海社會局長——當時還叫做「農工商局」。杜月笙被推舉為上海申報董事長，潘公展即以申報社長的職務負申報實際責任。至於副議長一席，則仍由杜月笙推薦前任臨參會議長徐寄廎。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一個滿天飛絮的大雪天，北風怒號，氣候嚴寒，上海市參議會借正始中學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由於民社、青年兩黨獲選議員王１６人暫拒出席，當日實到市參議員１８０人。當杜月笙身穿狐裘，步履輕緩的走進會場，市長吳國楨趨前迎接，人群中爆出嗡嗡議論和陣陣掌聲。

  先舉行當選市議員宣誓就職典禮，杜月笙座位的正後方，便是萬墨林。宣誓過後由吳國楨報告籌備成立市參議會經過，緊接著便是進行戲劇化的正、副議長選舉。

  開票了，在場各人都以為唱票員會把「杜月笙」的名字一路唱到底，不曾料到，一開頭便是接連的「空白！空白！」之聲，使得人人相顧驚愕，杜系人物更是焦躁萬分。大家心裡有數，這一定又是吳紹澍存心搗蛋，要給杜月笙顏色看空白，表示無聲的抗議，黨團運用到這種程度，惟使親痛仇快，讓莊嚴議壇變成了笑料製造場。

  幸好，接下來便又有「杜月笙」三字不絕如耳，計票結果是，發票１８０張，其中約有４０余張空白票。

  吳國楨宣布杜月笙當選上海市第１０任參議會議長——杜月笙在掌聲中起立發言，他沒有看事先預備的講稿，他已失去放談高論的興趣。他講得很簡單，只是反覆在說明他健康情形欠佳，行政經驗不夠充分，因此他要求大會准他辭職，同時另選賢能。

  老早安排好了的一出有聲有色連台好戲，便因為吳紹澍陰謀使人投下大批空白票，敗人之興，大家都顯得無精打采，惟有草草收場，事事都在快馬加鞭的進行。杜月笙致詞，馬上又叫他的表弟參議員朱文德立起來，代他取出預先擬就的辭職呈文，送給吳國楨，請吳國楨當眾宣讀，而１８０位市參議員，也鑑於「杜先生態度謙沖自抑，辭意堅決懇協」，全場無人反對，順利通過接受。

  於是，再發一次票，再投，再選，潘公展、徐寄廎以上海市正、副議長當選。

  王先青上了吳紹澍的大當，雖然杜月笙和恆社弟兄深知吳紹澍的品行，並無一人一言相責，可是他自己卻氣憤填膺，怒火衝天，王先青大罵吳紹澍反覆無常，出賣師友，做出這種損人而不利己的勾當。從此王先青與吳紹澍絕交，而吳紹澍則也由於多行不義，人人疏遠他，最終默默無聞了。

  當選中國第一任「全國棉紡織業公會」理事長，算是杜月笙一年不鳴，一鳴驚人的優異表現，有此一幕，上海工商界人曉得杜月笙有意復出，於是勸進擁戴者流絡繹於途，杜月笙乃以「紹興師爺」駱清華為智囊，恆社一千子弟為中堅，展開了他凌厲無比的發展攻勢，對於上海官府以外的一應公私機構，來者不拒，照單全收。在短短的一兩年間，使他所擁有的煌煌頭銜，多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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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笙分門別類，一生最盛時期的顯赫職銜有：

  一、公職

  「行憲國民大會」代表（曾當選主席團）

  上海市參議員（當選第一任議長，旋即辭讓）

  上海市商會常務監察（徐寄廎任會長，駱清華，王先青任常務理事。）

  中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自抗戰前擔任以迄當時）

  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

  上海南區救火聯合會理事長

  上海市工業會籌備主任

  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會長

  浦東同鄉會常務理事

  二、教育

  正始中學創辦人

  中華職業教育社董事

  復旦大學校董

  上海法學院校董

  三、文化

  申報董事長（由潘公展任社長）

  商報董事長（由駱清華任社長）

  新聞報常務董事

  中央日報常務董事

  世界書局代董事長

  大東書局主席董事

  東方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設有經濟通訊社、圖書館、東方書店、印刷所等單位。）

  中華書局董事

  四、金融

  上海市銀行公會理事

  中國銀行董事

  交通銀行董事

  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

  中匯銀行董事長

  浦東銀行董事長

  國信銀行董事長

  亞東銀行董事長

  五、交通

  全國輪船業公會理事長

  上海市輪船公會理事長

  招商局理事

  民生實業公司董事

  上海市輪渡公司董事長

  大達輪船公司董事長

  大通輪船公司董事長

  裕中輪船公司董事長

  復興輪船公司董事長

  六、紡織

  全國棉紡織業公會理事長

  榮豐紗廠董事長（總經理是章榮初）

  大豐紗廠董事長

  恆大紗廠董事長

  抄市紗廠董事長

  中國紡織公司董事長

  華豐織布廠董事長

  利秦紡織公司董事長

  西北毛紡織廠董事長

  七、麵粉

  全國麵粉業公會理事長

  第四區麵粉業公會理事長

  華豐麵粉廠董事長

  八、造紙

  華豐造紙廠董事長

  畏豐造紙廠董事長

  雲豐造紙廠董事

  九、漁業

  上海魚市場理事長（總經理唐承宗）

  中華水產公司副主任委員

  洽茂冷氣公司董事長

  十、證券

  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長

  十一、貿易

  中華貿易公司董事長（在上海復業）

  通濟貿易公司董事長（在上海復業）

  揚子貿易公司董事長

  嘉陵貿易公司董事長

  十二、公用事業

  華商電氣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十三、國貨工業

  大中華橡膠廠董事長

  新華玻璃廠董事長

  永興化學工業社董事長

  亞浦耳電氣廠常務董事

  南洋兄弟菸草公司董事

  香港中國國貨公司董事

  十四、茶業

  中國茶業公司董事長

  十五、水果

  上海水果業公會理事長（因為杜月笙是水果行學徒出身，上海水果業者引以為榮，一致擁戴他當公會理事長，杜月笙則緬懷當年，欣然接受）。

  以上列舉杜月笙的職銜共７０個，其中計董事長３４，理事長１０，常務董事３，董事９，會長２，副會長１，校董２，常務理事１，理事２，代表，參議員，常務監察，籌備主任，創辦人，副主任委員各１。全部職銜都印在名片上，即使字體縮小７號，也得比普遍名片加大４倍才印得下。

  ６ ６０大慶時得到遲來的艷福

  １９４７年８月３０日，就是杜月笙花甲之慶了。在此以前，他喘疾時發時好，住在１８層樓里，輕易不出大門，而且國共內戰正酣，國境之內處處狼煙，又有兩廣和四川、蘇北等地發生嚴重水災。杜月笙不想在他家中大肆鋪張，遭人非議，因此對於建議做壽者一概搖頭拒絕，逼不過的時候，他更會氣喘咻咻地說：

  「算了吧，現在我還有什麼心情做壽呢？」

  但是朋友、徒子、徒孫們都說這次花甲大慶非做不可，因為杜月笙５０大壽時恰值「八·一三」滬戰爆發，當時有不少要為他祝壽，杜月笙曾說過：

  「國難當頭，哪裡來做壽的興致？要做，等打勝了東洋人，再來做６０歲！」

  所以有人說：「你杜先生言話一句，這做６０歲壽的事體，當然也不能例外！」

  各方好友加上杜月笙的徒子、徒孫們組成的了恆社組織門生，不由分說地組織了一個「慶祝杜公６０歲壽誕籌備委員會」，推出了籌備委員２３人。早就展開了準備。

  ８月２９日，杜月笙６０壽辰的頭一天晚上，在顧嘉棠的家裡，由杜月笙的各方好友聯合設宴為他暖壽，人數經過嚴格甄選，精選了又精，但還是有兩百多位。多年老友如黃金榮、楊虎、王曉籟、章士釗、錢新之、徐寄廎、范紹增，劉航琛等，黨、政、軍界友好如洪蘭友、鄭介民、潘公展、蕭同茲、程滄波、陳方等絡繹來臨，場面顯得熱烈而又輕鬆，遺憾的是這一晚壽星杜月笙因為喘病又發，無法到場。於是，暖壽筵會由洪蘭友發表了一篇祝辭，然後是上海市長參議長潘公展，代表杜月笙致詞答謝，與宴佳賓一般舉觴，遙祝臥病１８層樓上的杜月笙早日恢復健康。

  ８月３０日，杜月笙花甲之期，泰興路麗都花園舞廳為之歇業一天，寬廣無比的正廳布置成了花園錦簇的壽堂，紅燭高燒，香菸繚繞；五彩繽紛、芬香撲鼻的各式花籃由禮堂外面沿著兩旁牆角，一直擺到照壁，簡直數不清那該有幾千個。國民政府蔣主席，早就題贈的一幅匾額，用精美鏡框高高的懸在正中，賀詞文云：

  「嘉樂延年」。

  左右兩廂，則為中央各院部會首長題贈的壽聯壽幛，兩側牆上，各地各界的祝頌壽屏更是掛得密密層層，琳琅滿目。當日收到的禮品共８００余件，全部擺在一長串茶几上公開陳列，其中有金盾、銀鼎、玉石、器玩。在各項禮物中有三件特別珍貴，令人讚賞不置的，一是郵務工會利用各種郵票剪貼而成的百壽圖，妙手天成，活脫紙上，一是美一繡業公司以百餘種毛線繡制的一幅杜月笙巨像，據說是該公司繼杜魯門、麥克阿瑟繡像後的第三幅作品，第三件是一幅人物國畫，畫中的八仙呂洞賓居然是杜月笙，送禮的誠可謂善頌善禱了。

  杜月笙因喘疾不能到場答禮，他命長子杜維藩率領弟妹和弟婦妹夫，分立禮台左右，代杜月笙答謝來賀的嘉賓，除此以外他又請楊虎、錢新之、徐寄廎，徐丞采擔任總招待。

  早上８點鐘，第一批來賀壽的是上海警備司令、兼警察局局長宣鐵吾夫婦，緊接是來自上海市市長吳國楨，在上海稍有名望地位的無不登門道賀，從南京趕來的中央要人選有吳鐵城、吳鼎昌、王寵惠、宋子文、莫德惠、張道藩、董顯光等，遠在外地的孫科、白崇禧也派來了代表。這一日之內到賀嘉賓５６００餘人，汽車司機賞錢開發了１５００多個人的。

  杜公館借麗都花園做壽，開的是流水席，一桌坐滿１０位客人，隨即上菜，菜餚全是素的而且只有四盤，素雞、素魚、素鴨、素火腿，此外則每客奉以素麵一盆。

  抗戰勝利以後，杜月笙除了在顧嘉棠家住過了一段短時期外，為了便於養病，一直都在姚玉蘭這邊。因為１８層樓比較緊湊，不像華格臬路老宅那邊規模宏大，人口眾多，房子小，四面八方都可以照顧得到，對於杜月笙這種「大家庭之主」的病人比較適宜。杜月笙是生病的人，他怕煩、怕吵、怕人來客住，川流不息，同時更怕跑上跑下，勞動病軀。更何況在１９４７年杜月笙的８兒３女，已經有維藩、維垣、維屏、維新和維寧都結了婚，五對小夫婦，都在華格臬路住。

  暖壽盛宴，壽堂祝賀，杜月笙一概不能親自出席，這使得他覺得內心愧慚，不勝惆悵。這一次花甲稱慶，老一輩的弟兄或者老成凋謝，或者龍鍾老邁，大都不能代他主持盛會，照料一切；在壽堂那邊答禮的是他子女，負責辦事的則為小一輩的子侄、徒孫，杜月笙一向最重場面，好操心，這時儘管人在病榻之上喘息吁吁，卻一直在為壽堂方面牽心掛肚腸，惟恐怠慢了客人，禮數欠周；於是，壽堂和１８層樓兩邊的電話，始終在響個不停。

  自己過個花甲，居然有五六千位貴客親臨道賀，杜月笙已感到心滿意足了。此時此刻，他回想當年一道冒險犯難、出生入死的那班老兄弟，更是感慨萬千，黃老闆黃金榮垂垂老矣，曹河涇黃家花園一孵便是抗戰８年，勝利之後，他完全不問世事，一心養老。杜月笙勝利還鄉時他還到西站去迎接，杜月笙喊了一聲金榮哥，對這位老把兄簡直是千言萬語一時無從說起，老弟兄分道揚鑣，離別太久，便仿佛是兩個世界的人了。嘯林哥「張大帥」的那一幢凶宅，早由他兒子張法堯賣給了沈聯芳，這人杜月笙也熟，但是，他根本就沒有踏進張家一步的勇氣。

  令杜月笙引為欣慰的，是孟小冬惠然南來。

  孟小冬與姚玉蘭情同姐妹，十分親熱，兩人不分彼此，尤其形跡不離。孟小冬到上海，姚玉蘭立刻便將她迎到１８層樓，杜月笙和孟小冬也已有整整１０年不曾見面，對於她的苦心學藝，獲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愛重之餘，尤有不勝欽敬之感。

  孟小冬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拜余叔岩為師，１９４３年余叔岩病逝，她曾在暗無天日的淪陷區北平度過８年寂寞黯淡的光陰。以一介弱質，飄零天涯，當她受到杜月笙的敬重，姚玉蘭的親愛，溫情和煦，使她心生感激。早年余叔岩病篤的時候，孟小冬曾親侍湯藥，衣不解帶達一月有餘。因此如果說「看護」病人，孟小冬的細心體貼，早就有經驗，又比姚玉蘭更高一層。即然在１８層樓與杜月笙、姚玉蘭同住，她也就自然而然兼代起姚玉蘭的侍疾之責，她為杜月笙長伴枕邊，問寒吁暖，這使杜月笙大為感動，他沒有想到在他老病纏身的花甲之年，居然還有這一份遲來的艷福。

  杜月笙一生好旋，在伶界以樂於捧角而出名。因此伶界人士無不對他尊敬愛重，他在伶界人士的心目中是尊而可親的長者，無論認識與不認識，伶界人士對杜月笙都有一份特別親切的感情，凡是到過上海的伶人不曾受過杜月笙幫忙者很少。孟小冬也多次接受杜月笙的錢財，兩人因互相感激而陷於愛戀，其基本原因就由於這種感情上的相通而來，難得的是姚玉蘭心胸豁達，她也仰慕孟小冬，更了解杜月笙和孟小冬由互敬而終至互愛的心理，覺得這一份純摯真切的感情相當難能可貴。現在杜月笙已經是抱病延年、行將就木的人了，只要世間還有能夠使他快慰欣悅的事情，姚玉蘭無不樂於讓他盡情的享受了。

  堂會十天盛況空前。金廷蓀擔任壽慶總提調，他為此曾幾次北上故都專程邀角兒。儘管在北平的四大名旦之三，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都因為有事纏身，不能南來，其餘大牌名角如莜翠花、馬富祿、張君秋、芙蓉草、劉斌昆、譚富英、韓金奎、李多奎、閻世善、李少春、馬盛龍則是一概到齊，加上原在南方的梅蘭芳、馬連良、麒麟童、章遏雲、裘盛戎、葉盛蘭、葉盛長、姜妙香、楊寶森、馬四立、蓋三省、魏連芳等，陣營自是空前的堅強，再加上姚玉蘭的一封私函邀來了余派老生、魯殿靈光的孟小冬，聲勢之浩大，在勝利前後全國各地的平劇演出中，沒有第二個了。

  北來名伶大都住在金廷蓀的南陽橋「老金公館」，名伶在上海的開銷，在義演票房收入項下支付，角兒則一概不支酬勞。他們唱純義務戲，所有售票收入一律移充全國各地賑災之用，七天公開售票的義務戲演下來，杜月笙大概籌到一百億左右的巨款。這一筆數目，即使在物價日漲的１９４７年也是相當的可觀。

  義演前後歷時１０天，杜月笙由於生病，一場女子戲也沒有看過，到是不少北來名伶，紛紛的上１８層樓探疾，杜月笙在病榻上向他們連聲道歉，並且也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只要喘疾稍愈，精神體力許可，他一定要抽出時間跟大家聚一聚。

  在杜壽堂會演出中最令人矚目的一對名伶，首推余派嫡傳孟小冬和在敵偽時期曾經蓄鬚拒演的伶王梅蘭芳。這是兩位舉國無出其右的名鬚生與名青衣。孟小冬破例粉墨登場，已經使杜月笙面上飛金，光采萬丈，而梅蘭芳在１０日之內連唱８出大軸，僅只迴避了與孟小冬同台的兩場，這更是豈同小可，非比尋常。要不是梅蘭芳和杜月笙交誼深厚，推說一聲跟孟小冬同時演出多所不便，他比程、荀、尚三大名旦更有理由不來參與這次杜公大壽的義演了。

  因為，伶王梅蘭芳和冬皇小冬，曾經是一對恩愛夫妻。

  早在１９２６年，孟小冬下嫁梅蘭芳，這是盡人皆知的一件梨園韻事，以冬皇配伶王，珠聯璧合，旗鼓相當，是菊部佳話。

  原來，孟小冬系出梨園世家，但是她自小生長在南方，才１３歲，便在上海大世界乾坤劇場獻藝，唱的是「譚派鬚生」，和名影星李麗華的母親張少泉、香港老憐王工粉菊花同台演出，１９２５年她到北平，在三慶園演出，只唱夜場。

  這時北平正值平劇鼎盛之時，余叔岩、楊小樓、陳德霖、荀慧生合組「雙勝班」，和赴日演唱載譽歸來的伶王梅蘭芳打對台，斜刺里殺出一位南邊來的小姑娘孟小冬，居然能在兩大戲王之間脫穎而出，使北平戲壇由雙雄對峙一變而為鼎足而三。孟小冬的天才橫溢，異軍突起，使梅蘭芳不禁刮目以看，由仰慕而生情愫，雙方心儀，最後惺惺相惜，於是「冬皇」嬪於「伶王」。

  但當孟小冬紅遍北平時，拜倒於她石榴裙下的少年郎，不知有多少。就中有一位京兆尹王達的兒子王維琛，單戀孟小冬到了發狂的程度。他聽說孟小冬下嫁梅蘭芳，便在衣袖裡藏了一枝手槍，找到無量大人胡同中的梅蘭芳的家裡，揚言梅蘭芳奪了他的「未婚妻」，他要找梅蘭芳算帳，一會兒要取梅蘭芳的性命，一會兒又索賠１０萬大洋。這時候梅蘭芳恰在午睡，他家裡一位常客綽號「夜壺張三」，在北平報界工作的張漢舉，便出面敷衍周旋，張漢舉在討價還價時，賠笑商量，卻不料梅蘭芳一覺睡醒，貿然地闖了進來，「仇人」照面，驚壞了張漢舉，當下只好向他拋個眼色說：

  「這位王先生，是來跟你借５萬塊錢的。」

  梅蘭芳這時已經一眼看見了王維琛的臉色不對，以及他手上的那柄短槍，他大吃一驚，匆匆地說了聲：「我打電話去。」便一個轉身從側門溜走。

  他離開客廳後立刻打電話四處求援，於是，王懷慶的京畿衛戍總司令鄧、薛之珩的首都警察廳，以及全北平軍、憲、警各單位都派了大隊人馬來，把梅蘭芳的那幢四合院，圍得水泄不通。

  王維琛聽到梅蘭芳的那一句「我打電話去」，即已警覺大事不好，但是他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朝陽大學法科學生，養尊處優，任性慣了的大少爺，缺乏應變的能力，仍然僵著不走，一副手足無措、難於決斷的神情模樣，一直等到大批軍警趕到，他才想起利用張漢舉當擋箭牌一路開槍衝出去，其悲慘的後果可想而知，屋外亂槍齊下，院子裡流血五步，伏屍兩人，王維琛理性全失，他把夜壺張三一槍擊斃，終於自己也飲彈而亡。

  鬧出這一樁血案，梅蘭芳心摧膽裂，為之嚇傷，他不久便攜眷南下，但是正因為有此一幕，孟小冬便被梅蘭芳的髮妻福芝芳抓住「口實」，梅蘭芳家裡便雞犬不寧。福芝芳進梅門在先，她口口聲聲為梅郎的生命安全著想，逼他和孟小冬分手。孟小冬自幼傲比冰霜，這時又紅遍南北，她豈肯與不學無物、一心靠抓牢梅郎吃飯的福芝芳爭一日之短長。然而，梅蘭芳深愛孟小冬，他絕不願輕言分離，但是，他也制服不了福芝芳的吵吵鬧鬧，因此，梅蘭芳在聲譽如日中天的時候，深深地為家庭糾紛苦惱，進退兩難，幾至憤不欲生。

  梅蘭芳的至親好友實在看不過了，於是，他們決定集議籌商，插身其間，幫梅蘭芳做這一個重大決定。

  中國銀行總理馮耿光是梅蘭芳的後台靠山，梅蘭芳一生對這位馮耿光——馮六爺可謂一言一行，無所不從。馮六爺說一，梅蘭芳斷然不敢曰二。

  在梅宅血案發生過後不久，曾有一次，杜月笙的好朋友楊志雄，偶然在他家做客，親耳聽到馮耿光力排眾議，要梅郎舍孟而留福。

  馮耿光所持的理由是什麼呢？三言兩浯，很簡單，他分析孟小冬和福芝芳的性格。他說孟小冬為人心高氣傲，她需要「人服侍」，而福芝芳則隨和大方，她可以「服侍人」。以「人服侍」與「服侍人」相比，為梅郎的一生幸福計，就不妨舍孟小冬而留福芝芳。他這個說法，把那些擁孟論者列舉的冬皇優點，什麼梨園世家、前程似錦、珠聯璧合，伶界佳話全都壓了下去，在座的每一個人都不便再贅一詞說什麼了。

  就憑馮六爺對梅蘭芳的影響力，一件關係三方而終生幸福的婚姻大事，自此輕而易舉地得到了解決。孟被迫離異，黯然分手，這使梅、孟戲迷為之大掬了一把同情之淚。

  因為這樁情事，在杜月笙６０誕辰盛大公演之期前後，上海的小報、雜誌，怎肯放過孟小冬、梅蘭芳同期演出這一條千載難逢的花邊新聞。於是，上海灘的各種小報和方塊雜誌，花樣翻新，不惜危言聳聽，有謂孟小冬、梅蘭芳的「南化會」，正是他們舊情復熾、破鏡重圓的契機；又說什麼早幾年梅蘭芳留須不唱，福芝芳則為破除寂寞，寄情賭博，早已將梅蘭芳的生平積蓄，輸得一乾二淨，她怕丈夫稽核，魂夢為勞，眠食難安，於是得了神經衰弱重症，梅蘭芳正想驅之為快，如今心上人南來，淚看覆水重收，便在眼前……，不一而足，總而言之，這時全上海的輿論似乎一致都在為孟、梅複合而在大聲疾呼，搖旗吶喊。

  好事的小報、雜誌不遺餘力大肆撮合，使梅蘭芳百口莫辯，福芝芳心驚膽戰，姚玉蘭心懷惴惴，杜月笙則有說不出來的滋味，而孟小冬竟能處之泰然，她對所有報章雜誌刊載與她有關的文字，一概視若無睹。

  但是，「梅孟重圓」的謠諑卻越傳越盛，呼聲甚囂塵上，越是空穴來風，八字也沒有一撇的無稽之談，越是有人言之鑿鑿，煞有介事，這終於使得已捲入漩渦的梅蘭芳、福芝芳夫婦，和杜月笙、孟小冬一對戀人，全都感到心中極不是滋味；於是，冰雪般聰明的孟小冬便提出回北平料理諸事的願望，杜月笙雖說萬分難捨，卻是明知她的用心良苦，也就不忍心拒絕。

  果然，等孟小冬突然回返北平以後，外間謠傳種種，一下子便靜止下來。

  風止塵定，波濤不興，杜月笙雖然略微心寬，但是縈念伊人在天之涯，他的心境漸漸地又變壞了。這時，華北戰雲日急，共產黨連取要地，北平將成圍城，杜月笙真是急得睡不好吃不香，心憂如焚。於是，他函電交馳，又派專使，好不容易租用一架飛機接出了孟小冬。

  孟小冬抵滬時，杜月笙拖病軀親自到機場接人。杜月笙歡天喜地，興奮若狂，以後待孟小冬猶如捧住了一隻鳳凰。孟小冬也有感於他恩情之重，從此死心踏地，杜門不出，像服侍她師父余叔岩那樣，盡心專侍杜月笙。

  ７ 不願兒女們走自己的老路

  １９４７年底，在這一段時期，杜月笙的抱病之軀，在姚玉蘭、孟小冬通力合作和悉心照料之下，已有好轉的跡象，精神體力漸漸恢復正常。他因為臥榻太久，許多事體都不知道了，所以不時也肯下１８層樓到各處走走，轉眼間到了１９４８年元旦，一大清早，杜月笙便驅車到市商會，參加元旦團拜，而在團拜席上，遇見了上海市警察局長俞叔平。

  一見面，俞叔平提起上海全市警察將在元旦日舉行大檢閱，早就發過請帖，邀杜月笙蒞臨指導，現在大檢閱即將開始，他便勸杜月笙和他一道往觀操。

  杜月笙一時高興，便答應了大家同去。

  警察大檢閱在福熙路浦東同鄉會門前，杜月笙一行抵達後，全部被邀上臨時布置的閱兵台。一行人往閱兵台上一站，看過分列式齊步前進後，還有各種表演，時值嚴寒，朔風撲面，杜月笙起先倒還頂得住，但是足足站了一個多鐘頭，他便感到十分不適，卻礙在節目還沒結束，不便中途告退，於是咬緊牙關硬撐，好不容易支撐到大檢閱結束，他匆匆告辭，趕緊回１８層樓。

  他回家後往床上一倒，就此發了高燒，請醫生來診視，說是感染風寒得了惡性感冒，這一場大病又使他纏綿床第一個多月。

  等這次惡性感冒痊癒，早已過了陰曆年。陽春三月，「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將在南京召開，會中要選舉「行憲」後第一任大總統和副總統，３月２９日大會開幕之日，杜月笙才匆匆趕到南京，報到出席。

  這一次，他在南京住了整整一個月，下榻在洪蘭友的公寓，其間長子杜維藩夫婦曾專程自上海前來探視老父，杜月笙非常高興，他利用開會閒暇，帶兒子、媳婦往游南京近郊的風景名勝，這便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南京遊了。

  「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會期，由於副總統選舉，一連經過４次投票，才由李宗仁當選，所以會期一延再延，直到５月１日才宣告閉幕。當天杜月笙回到上海，他當日便在國際飯店開會，為１９４８年５月５日起在上海舉行的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籌募到一筆巨額經費。

  只要健康情形許可，杜月笙每一個星期必定要到國際飯店去一次，因為他在上海發號施令的大本營、根據地——「上海地方協會」，經他硬性規定，一星期在國際飯店開一次會，議定一周大事，所以這一會議對於杜月笙可以說是相當的重要。上海地方協會的事情，他關照常務委員王新衡、秘書長徐采丞多負一點責任，這兩位是他十分愛重，可以信託的朋友。

  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９日，南京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元券，規定金圓券１元合「法幣」３００萬元，金圓券４元合美金１元，８月２１日，南京政府為加強經濟管制，特在各重要地區設置經濟管制監導員，特派俞鴻鈞負責督導上海，張歷生督導天津；宋子文督導廣州，同時令電各省市政府。不久，鑑於上海的情況改由蔣經國親自掛帥。

  根據「經濟緊急處分辦法」的規定，自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０日起「法幣」停止發行，民間持有之一切「法幣」、外幣及金銀，一律需在限期以內兌換金圓券。這時正值舉國災患頻仍，物價飛漲，民生維艱，蔣介石政權在人民的攻勢之下到了命脈如絲的生死存亡關頭，「經濟緊急處分令」就是蔣介石頒發，是一帖要起死回生、振疲起衰的猛劑，所以他是下了大決心要把這場運動作為一場戰爭來做。

  結果，他的明令見報，消息傳出，馬上引起了各界震動。但是，杜月笙得到消息的時候正臥病在床。他的反應是既明快而又堅決，首先，他命人打電話，馬上叫他的大兒子杜維藩馬上過來。

  杜月笙看見杜維藩進門以後，喘著氣，從枕頭底下摸出兩把鑰匙，交給他，說：

  「華格臬路樓下，那隻保險箱裡還有一些銀洋錢，你統統取出來，送到銀行，按照政府的規定，把他們全部兌換金圓券。」

  杜維藩問：「是在舅公住的房間裡？」

  杜維藩聽說的舅公住的房間就是指曾經顯赫一時、常年冠蓋雲集、門庭如市的那幢華格臬路老宅。勝利後它被改成了寧波西路，門牌號碼編為２１６，由於杜月笙一直不曾搬回去住過，再加上隔壁頭張嘯林家一度「流血五步，橫屍兩人」，於焉被人目為凶宅，因而顯得門巷冷落，車馬轉稀。

  抗戰時期華格臬路杜公館的主人，大部分時間都在後方，華格臬路老宅一度形成真空狀態，杜月笙曾經把他高橋鄉下的那位老娘舅朱揚聲請了出來幫他看守老宅。朱揚聲在樓下挑了一個房間，就此在華格臬路長住，他那個房間裡有一隻很大的保險箱，老娘舅忠心耿耿的守牢在保險箱旁邊，誰也不知道杜公館那隻大保險箱裡，裝了多少金銀財寶？

  杜月笙點點頭，又吩咐他一句：

  「你叫全家的人都到我這裡來一趟，我有極重要的事情關照他們。」

  兒子答應了，杜維藩在病榻之旁坐了一會兒，然後辭出。他回到華格臬路，說要打開大保險箱，把裡面存放的東西拿到銀行去換金元券。轉瞬之間，這個消息驚動了全家。大家都要來看看，這隻大保險箱究竟裝得有多少金銀財寶？然而，當杜維藩在眾目睽睽之下，把大保險箱打開來一看，找了半天，大家都不禁呆了，因為大保險箱裡只有銀元３７２塊。

  隨後，杜公館上上下下的人，分批到１８層樓去，聽杜月笙諄諄交代：

  「你們有多少黃金、美鈔、銀洋鈿，我不曉得，我也不問你們，但是我要提醒你們一聲，這次中央頒布的是『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中央一定會雷厲風行。你們所有的金銀、美鈔，務必要遵照規定，在限期以內全部兌換金圓券，否則的話，我今日有言在先，不論哪個出了事情，我絕對不管。」

  話雖這麼說，家人之中，各人環境殊異，膽子大小不同，有人聽杜月笙的話，遵時照規定把金鈔都換了金元券。但是也有人秘密的藏起來。同時，形諸各人所做的生意，處理方式也是迥異不同。杜維藩在上海證券交易復業之初，便租下了戰後歇業的百樂門茶座，百東門的廳房很大，杜維藩與其妻弟合夥把百樂門茶座略加裝修，開設了一片維昌證券號，他這個號子只做散戶生意，當場喊價，當場交割，做來做去從來不會做過一個大戶，他的營業方針是「穩紮穩打，聚砂成塔」，表面上看起來沒啥好處，其實則是有賺無賠。

  實行「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金圓券發行以後，南京政府三令五申「奉行法令，不得投機牟利」，但是為時不過半月，南京方面便發布了轟動一時的財政部秘書陶啟明等泄露重要機密，非法投機牟利巨案，監察院公布陶啟明等在幣制改革前夕，在上海拋出永安棉紗亘千萬股，驟獲不法利得達５億元之巨。東窗事發，不但陶啟明等罪有應得，鋃鐺入獄，而且還連累了主持金圓券改革幣制的財政部長王雲五，一系列的人都受到了監察院的糾舉。

  看到南京政府推行「財政經濟緊急改革令」，果然鐵面無私，雷厲風行，再加上受到他父親的嚴厲警告，杜維藩夫婦不但遵照法令把兩夫婦所有的金銀、美鈔全部兌換了金圓券，而且，認為證券交易風浪太大，夫婦倆一商量乾脆把維昌證券號關掉，免得節外生枝，弄出事體。

  證券號子關掉，夫婦倆空閒起來了，趁此機會，他們稟明杜月笙一起到北平旅遊，以了多年的宿願。臨行前夕，在一個應酬場合上，他們見到了陶一珊，陶一珊在杜維藩念高中一年級的時候，接受軍訓，曾經當過他的大隊長，一方面有師生之誼，另一方面，當然又是世交，所以，當陶一珊說杜維藩夫婦要到北平去，他馬上就自動建議地說：

  「我寫兩張名片給你們，介紹你們去見北平的警備司令和警察局長。」

  杜維藩回答說：

  「用不著麻煩陶先生了，我們到北平，玩幾天就要回來的。」

  但是，陶一珊還是提筆寫好了兩張名片，交給杜維藩，說：

  「你帶在身上，必要的時候可以派上用場。」

  杜維藩道聲謝，收好了，當時全不在意，只道是陶一珊愛護關懷，體貼入微，殊不知兩夫婦到了北平，一日早晨起來看報時，忽然驚見宏興公司杜維屏涉嫌投機牟利已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的消息。杜維藩大吃一驚，這一驚驚出了一身冷汗，心想陶督察長突如其來給他兩張名片，箇中意味可能不大簡單。

  原來，杜維屏所涉嫌的案件和陶啟明案如出一撤，其間只有大小之別。原來，在上海經濟督導員辦公處的經濟檢查隊看來，杜維屏有重大的嫌疑，於是，通知上海市警察局加以逮捕審訊。杜維屏的宏興公司曾在幣制改革的前一天拋出永安紗廠空頭股票８０００股，其數額與陶啟明案相比，真是一在天來一在地，不值得比較。杜維屏拋空８０００股水安棉紗後，翌日「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下，改革幣制的初期股票停拍，恢復營業時他當然就賺進了一些錢。

  由於杜維屏是杜月笙的兒子，他這一被捕馬上就震撼了上海灘，緊急處分，雷厲風行，居然連杜先生的少爺都捉進官里去，僅此一點，已足使玩法、悛法者有所戒了，上海朋友這才曉得煌煌法令不是輕鬆隨便、等閒視之的了。另一方面，也有人睜眼在看這場好戲如何續演，街頭巷尾，交頭接耳，都在竊竊私議，這下要看杜先生將會作什麼樣的反應。

  杜月笙對此一意外事件的反應，於公則表現出大義凜然，他知道蔣家王朝現在大難當頭，命脈如絲，前途既黯淡而又危險，尤其幣制改革在全力推行時期，一著錯，滿盤輸，牽一髮足以動全身；並且在上海灘比他兒子大的老虎還多的是！他把這個大環境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他對杜維屏被捕事件一語不發隻字不提，既不向任何方面求情，也不跟要好朋友訴苦，他只是說：「國法之前，人人平等，維屏果若有罪，我不可能也不應該去救他。」

  但是，杜家公子被抓，家裡人不明內情，頻頻催促他設法為杜維屏開脫。這時，杜月笙的神情反倒顯得非常輕鬆，他帶著笑說：

  「怕什麼，我有８個兒，缺他一個，又有何妨？」

  儘管蔣經國這一次來上海氣勢洶洶，大有打虎之勢，但是隨即碰了孔家公子的壁，只好對幣制改革不了了之。杜月笙對於兒子的關押並不著急，孔家公子的揚子公司案不了了之後，上海「經濟特種法院」也不得不給予杜月笙面子，杜維屏案子數度審訊的結果，特種法院因為「全無佐證」指明杜維屏是在改革幣制之前獲得機密，於是「投機牟利」、「破壞金融」的「事實」，使法官接受了杜維屏「純出巧合」的辯說。因此，法院宣告杜維屏無辜無罪，予以釋放。但是，他所經營的宏興公司有兼營「對敲」的事，這種場外交易大有逃脫之嫌，宏興公司則受到吊銷牌照和依章罰款的處分。杜維屏平安無事地被送回家裡。

  杜維藩夫婦遨遊北平，在上海卻傳出了杜先生「大少爺逃跑，三少爺坐監牢」的惡意謠言，獲知三弟維屏被捕，杜維藩夫婦聞訊心驚，還以為陶督察特意寫兩份介紹名片，還是為了他們如在北平被捉可以拿來擋擋事，免「進牢監，吃苦頭」。但是，不久杜維屏被釋放回家，直到他們在北平發現北國風雲日亟，共軍著著進逼，北平馬上就要陷入重圍時，杜維藩夫婦這才恍然大悟，陶一珊寫那兩張片子是擔心北平圍城，兩個人陷在北平逃不出來，才特意做此安排的。

  杜月笙對他的兒女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他一輩子在混世界、打天下的痛苦經驗使他不願他的任何一個子女走他的老路。現在儘管杜家鐘鳴鼎食，富埒王侯，其排場之大，很少有人能超過他，但是他對人生的最後願望，亦即他所寄託於他的兒女身上，就是做一個樸實無華、能在平凡中顯出其不群的人。因此，他從不在自己子女面前講述他得意的往事，赫赫的事功，相反的，他倒不時告訴他的子女們，他兒時的孤苦伶仃，煢獨貧困，縱使他在賭桌上一擲萬金了無吝惜，但是他在與家人同食的飯桌上，一隻醬油碟子倒得過多了些，他也會小心翼翼地將一碟勻作兩碟。

  ８ 局勢危急，倉皇出逃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０日以後，保定失陷，徐州易手，１２月間徐蚌會戰又起，江南局勢越來越緊，風聲鶴唳中到了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張淦兵團在搭口布防，４日，國民黨政府遷廣州，國共戰事已經接近長江北岸，從這個時候開始，麇集而來的難民由徐蚌而南京，由南京而上海，不日之間，就達到了數十萬。

  １９４８年陰曆年前，浦口戰雲密布，首都南京一夕數驚，於是，連南京的商賣百姓，升斗平民，也都爭先恐後地擠進了逃難行列。而這時逃難的目標只有上海一隅，因為往上海逃難有錢人可以乘飛機、輪船，逃赴國外香港或台灣，中等人可以沿滬杭南、浙贛、粵漢鐵路逃到廣州或西南，無錢的人萬一非留在上海不可，至少上海要比南京安全，而且，「討飯討到上海也不怕」，就是為求解決生活、衣食，上海也遠比南京，或者其他各地容易。

  因此，一時間南京下關車站一片紊亂，車站外的大廣場，難民餐風露宿，或坐或臥，也不曉得擠了若干萬人，月台上，更是萬頭攢動，揮汗如雨，車站秩序完全破壞無遺，用不著買票、驗票與剪票，火車站的司乘人員，面對著蠕蠕而動的人潮束手無策，難民們惟有從車站廣場盡頭起，一步步的往月台挨，一步步的往月台擠，好不容易等來一列火車，月台就近的人一擁而上，直到車頂、車銜頭，甚至車廂下火車輪子兩旁，都綁滿了急於到上海的難民，火車才能不按班次，不照時間地向東駛走。

  就這麼一車車的難民往上海市送，數日之間上海難民多達十數萬人，有錢的住旅館或者出黑市高價買機、車、船票，繼續登上逃難的旅程，有親戚朋友住在上海的立刻便去投奔，還有大多數走不了，也無親友可投的，便迫於無奈，他們在嚴冬季節不能困馬路，睡水門汀，於是只好紛紛住進廟宇，祠堂、公廟、學校……轉瞬之間，上海凡有屋頂的公眾場合全部住滿，可是，還有大批的難民，在源源不斷地來。

  難民涌到上海，開始還只是住處的恐慌，隨後不久便演變成嚴重的衣食問題。上海市政府雖然可以眼睜睜地望著他們凍餒而死，但是，卻怕這些難民瀕臨饑寒交迫的邊緣會去鋌而走險，有十萬以上的饑民出現上海街頭，上海灘的治安馬上出現了問題。

  但是，上海市政府何來龐大的救濟經費？這時上海已是物價飛騰，幣值一日數落，許多機關為了解決職工的生活，薪津一日一發，還得到處籌措，煞費張羅。時任上海市社會局長的吳開先，他為救濟難民問題四處奔走，幾乎精疲力竭，便是，卻什麼辦法也沒有想出來。於是，吳開先往訪杜月笙，他告訴杜月笙難民問題空前嚴重，吳開先說：

  「不得了，上海已經變成一個大收容所，而各地難民還在繼續不斷地湧來，現在所有的公共場合全部住滿，眼看再來的難民只有露宿。難民之來無法限制，今天是１０萬人，明日就會增加到１１萬，莫說市政府沒有錢，即使有錢的話，也是無法造預算。我去請示吳市長，吳市長說他毫無辦法，幣值天天跌，物價時時高，他說市政府根本無能為力！」

  杜月笙聽後，浩然長嘆，他雙眉緊皺地說：

  「這件事，的確傷腦筋，老實不客氣說，我一生一世也不曾遇見這麼棘手的問題。」

  吳開先明知他說這些話並非推託，而是在有所焦慮與感慨，因而接下去就請教：

  「杜先生，你可有什麼好辦法？」

  果然，杜月笙毅然的挑上了這副重擔——

  「只有勸募銅鈿。」

  「但是，」吳開先實事求是，坦坦白白地說，「救急容易救窮難啊。」

  「開先兄，」杜月笙搖頭苦笑，無可奈何地答道，「我們只好做到哪裡算哪裡了，事實上想造預算也沒法造，想籌的款又無處可籌，但是我們偏又不能見死不救，所以我們惟有做了再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明天的事，誰能保證？」

  吳開先見杜月笙斜倚病榻之上，多說幾句話，便就咻咻喘息，不勝感慨不已，心情矛盾之餘，坐在一旁默默無言。

  室中一片寧靜，過了一會兒，杜月笙又輕聲地問：

  「時局究竟怎麼樣啊？」

  吳開先一聽，便知杜月笙這話有其弦外之音，他其實是在問我們究竟能支持多久？照管這十多萬人生活的重擔，將要挑到何時為止？吳開先覺得他自己應該一如往常，實話實說，也好給老朋友一個心理準備。

  「當然希望能夠支持下去，」他語言黯然，「不過共產黨目前已經渡江騷擾，上海保衛戰可能打幾次勝仗，但是……」

  杜月笙又是一聲苦笑，他打斷了吳開先地話說：

  「開先兄，不管這些了，從今天起，我們和那些難民一樣，有飯吃飯，有粥吃粥，凡事都不必打什麼長遠算盤。你說對嗎？」

  吳開先笑著點點頭，又將話題拉回難民救濟事宜上面來，他再問一聲杜月笙：

  「杜先生，你答應幫忙了？」

  杜月笙奮力欠身而起，他斷然答道：

  「言話一句，我一定盡力。」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自從杜月笙答應協助解決難民衣食問題以後，他雖然殫智竭慮，悉力以赴，籌款、募糧、發動上海市民捐獻衣物棉被，但是，他抱病在身，莫說出外奔走聯絡，即使躺在床上撥幾隻電話也會累得汗出如雨，上氣不接下氣，所謂他說話算話，救濟難民也多是空話一句了。要捐無可捐，募無可募，青黃不接，他杜月笙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了。

  大上海保衛戰正在積極部署，因為共產黨４０萬軍隊即將包圍上海灘，守軍急需構築城防工事，於是由守上海的國軍統帥是淞滬警備總司令兼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湯恩伯和上海市長吳國楨聯合出面，請杜月笙再為家鄉盡一次力，出面籌組「上海市城防工事建築委員會」。他們的用意是借杜月笙的聲望便於籌募款項，同時，也想請他負責「籌款購料」，從拿錢到付款一手包辦，讓他也賺點。

  但是，杜月笙並不贊成城防工事募款，因為募款目標高達兩百億金圓券之巨，上海的有銅鈿朋友，能飛的飛了，能走的走了，剩下來的小市民眼見大局急轉，共軍已經渡江，南京且告易手，而幣值日貶、物值飛漲，大家都在生死關頭，誠所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如何能夠捐得出城防巨款？此其一。再則南京龍蟠虎踞，長江號稱天塹，上海灘只不過一處蘆花盪，南京和長江守不住，上海一片平陽連座城牆也沒有，這個「城防戰」竟是如何打法？再加上軍政當局構想雖好，可是負責城防工事的人員，利慾薰心，混水摸魚，城防工事募捐還沒開始，負責構築城防工事的貪官污吏就已經開始動手了。於是儘管杜月笙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募款效果並不好。這樣外間謠言又起，逐漸形成對杜月笙不利的空氣，杜月笙聽說了，著實吃了一驚，他認為時值亂世，自己又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人物，謠言造到他身上來，一個弄不好會起絕大的風波，所以他一聽到謠言，仿佛大禍臨頭，１８層樓寓所那兩扇大門緊緊的關著，除非國民黨軍政首要，至親友好，心腹智囊，親信學生，他任何人都不接見。隨即杜月笙即使病軀沉重，無法起床，他為了止謗避嫌，藉以明哲保身，也不得不勉強打起精神，想盡辦法來攤派捐款，力使籌募的目標得以順利完成，而且必須如此，才能表明他跟國民政府步調始終一致，尤其具有領導民眾協助國軍保衛大上海的決心，他咬緊牙關這麼做，對於他的病體和心理都曾形成極沉重的負擔，不過，杜月笙的表現終於使他可能投共的謠言總算因此不攻而自破。

  儘管如此，局勢還是一日不如一日，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０日，蔣介石發表文告，決定身先引退，當日離京飛杭，轉赴奉化溪口，同日，李宗仁宣布代總統職，全國各地同胞看到報紙，得知這一消息，無不有天崩地裂、五內如焚的感覺，大家都知道，大陸局勢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也就從這一天開始，杜月笙和他的心腹智囊幾次緊急會商。然後，大家分頭做撤離上海的準備，但是，在表面上杜月笙和手下心腹一個個依然裝著若無其事，甚至裝著是在徘徊觀望，以免引起懷疑，釀成意外。

  對於自己的家人子女，心腹親信，以及要好相關的朋友，杜月笙在原則上是大家一道走，不過，由於各人情形不同，環境各異，他在勸促那許多人早日離滬時，在表面的方式上，略有不同。

  最親近的，關係最密切的，杜月笙便直接下命令：

  「行李收拾好，說聲走，就動身。」

  對稍微有點隔閡者，他用淺顯俚俗的比喻，一語破的，促成他們離滬的決心，杜月笙曾經和許多人語重心長地說過：

  「跟國民黨走，好歹還有一碗稀飯吃；跟共產黨嘛，只有吃米田共的份！」

  米田共三個字加起來恰好是「糞」。這一句杜月笙的反共警語在杜氏親友之間口耳相傳，繪聲繪影，像黃金榮家、金廷蓀家、顧嘉棠家……婦孺老幼，大都奉杜月笙之言有若神明，因此，家家都在準備行裝。

  這時黃老闆８２歲了，他捨不得上海灘上那龐大的產業，又怕自己風燭殘年，受不了旅途的勞頓，但是他叫他的媳婦李志清領著他長孫黃啟予一家先去香港，再投台灣，他留幼子伴他暫住上海，然而，他仍然拍了登記照片，而且在照面背面寫好姓名，年齡，籍貫，住址，要他媳婦到香港後，替他申請台灣入境證，以備萬一，這些照片現在猶在李志清的保管之中。

  金廷蓀、顧嘉棠、萬墨林、朱文德……惟杜月笙馬首是瞻，他們都決定舉家離滬，隨杜月笙共進退。

  有一天，杜月笙跟王新衡在一起閒談，王新衡因外間風風雨雨，謠言太多，特地提醒杜月笙：「別人可以不走，你杜先生是非走不可的。」

  杜月笙聽後，笑了，他告訴王新衡說：

  「你放心，我會走的。但是現在何必喊出來說我要走呢？謠言讓他滿天飛，落得共產黨對我放心，免得臨時節外生枝。」

  又一次，王先青來拜望他，坐定了，杜月笙便皺著眉說：

  「黃任之（炎培）來過三次了，邀我到一個秘密地點，跟周恩來碰一次頭，我怕不妥，黃任之說絕不礙事，而且只是見一次面而已，並不討論任何問題。」

  王先青一聽，著起急來，他雙手直搖，神情嚴重地說：

  「老夫子，這件事萬萬不可，即使雙方見了面不作任何商談，但是一見面就是鐵的事實，共產黨又不知道要造出多少謠言來了。」

  杜月笙寬慰地一笑，慢吞吞地答道：

  「我跟京士、清華也會談過，他們也是你這個說法，所以，我已經拒絕了。」

  聽到這裡，王先青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杜月笙在對他加以試探，惟恐他在那危疑震撼、千鈞一髮的時期，意志有所動搖。

  杜月笙要離開上海，他所急於辦理的事情，相當的多。第一，他要儘量調集現金，作為他龐大家族長期逃難的生活準備；第二，他一手創辦盡人皆知的中匯銀行，人欠欠人，他希望帳目能夠結得清清楚楚，不至於因中匯的未了事宜留人口實話柄。這時，杜月笙仿佛已有自知之明，在他有生之年絕不可能再回上海，重振中匯銀行的業務，既不會再開中匯，他便極想作一個漂漂亮亮的結束。

  中匯銀行的歷史夠悠久了，它創辦歷時２０餘年，自戰前以至勝利以後，杜月笙一直自己做著總經理，而以徐懋棠以副經理的名義，負責主持業務，可惜徐懋棠沒能利用中匯銀行悠久的歷史及有利的環境，中匯的業務始終打不開。和中匯同年開張的新華銀行２０年來分隸行業已遍布全國各地，而中匯卻一向多數只有愛多亞路一爿總行和天津路的一爿分行而已。直至１９４７年，杜月笙下定決心，加強中匯銀行的陣容，自己擔任董事長，而使浦新雅出任總經理，徐懋棠、杜維藩副之，中匯銀行才算是在南京中山東路２４號開了第二家分行。但是，杜月笙所希望的能在撤退以前結清帳目，這一項願望卻是始終未能達成。

  １９４９年４月，李宗仁的和平計劃宣告全面失敗，４月２１日，解放軍發動全面攻擊，自安徽荻港渡過長江，２３日李宗仁悄然飛往桂林，南京棄守；２８日宜興、吳興、長興國民黨軍相繼撤離，４０萬解放軍正向上海四郊集中，淞滬大戰將起，杜月笙不能不動身了。

  陸根記營造廠老闆陸根泉和杜月笙是浦東同鄉，又是交往多年、彼此不拘形跡的老朋友。１９４９年春，陸根泉為了便於跟杜月笙聯繫，也搬來邁而西愛路１８層樓，和他同住在一座公寓裡，碰到杜月笙精神好時，也邀幾個搭子，陪他打打牌消遣。一日，這位同鄉老友一本正經的來見杜月笙，坐定以後，劈頭便說：

  「杜先生，你該可以動身了。」

  「嗯，」在陸根泉面前，杜月笙倒也無需隱瞞，他決斷地說，「我是在準備要走。」

  陸根泉很高興，便問：

  「杜先生問準備到哪裡？台灣呢還是香港？」

  「我很想去台灣，」杜月笙坦然地說，「只不過，那邊天氣比較熱，比較潮濕，對我的氣喘病，大不相宜。」

  「那麼，杜先生是決定到香港了？」

  「大概是這樣，」杜月笙點點頭說，「問題是房子還沒有找好。這一次，我不但拖家帶眷，還有不少的人要跟我去，住旅館不是長遠之計，找房子，尤其還要找一幢相當大的。」

  「這個杜先生只管放心，」陸根泉一拍胸脯，慨然承允，「香港方面，做房地產的朋友，我認得不少，杜先生所需要的房子，由我負責去找。」

  信電往還，用不了幾天，陸根泉便來報訊，香港房子找好了，坐落堅尼地１８號，大小保險夠住，房費只要港幣6萬元。

  １９４９年１月底，調任新職的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開先，離滬赴台，然後到廣州就任新職，臨行前，他到福履理路１８層公寓去見杜月笙，談到了杜月笙迫在眉睫的動向問題，吳開先認為杜月笙即使無法去台灣，也得走香港，他可以逃離到任何地方，就是不能留在上海靠攏共產黨。但是，他也知道當時共產黨已有大批潛伏人士，暗中遊說若干杜門相關人物。杜月笙未來行止如何，事關重大，吳開先趁臨別之際，以２０多年老朋友的身份，特地再來提醒杜月笙，他說：

  「杜先生，你不要忘記１９２７年清黨的時候你那一幕，你殺過什麼人？共產黨清楚得很。杜先生你也曉得『血債血還』是共產黨一直在喊的口號，而且共產黨居心險惡，他們報起仇，算起帳來，以命抵命之外，還要給人極痛苦的侮辱和折磨。他們殺一個人不但要叫那人死，尤其還要那人在死前吃足苦頭。」

  杜月笙深深領首，答道：

  「這些，我都曉得。開先兄，你放心，我絕不會讓我的頭顱跟心肝，給共產黨去祭他們的烈士！」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解放軍４０萬人圍攻上海前夕，宜興、長興、吳上興三處外圍據點國民黨軍撤離上海，上海草木皆兵，情勢驟形危急，杜月笙不能不走了，他起先還想坐飛機，一腳到香港去。

  但是，給他看病的醫生一致反對，他們認為杜月笙健康情形太壞，坐飛機有生命危險。醫生的話不能不聽，迫於無奈，杜月笙只好決定乘船。

  這時，急於逃出上海的人太多，買一張去香港或台灣的船票，簡直難於登天。杜月笙走時，太太、朋友、保鏢、傭人，還要跟上一大群，急切之間難於買到理想的艙位，所以當這大隊人馬登上一萬多噸的荷蘭渣華公司客輪寶樹雲號時，艙位都是分散開來的，杜月笙、姚玉蘭和孟小冬，三個人只有一間頭等艙，艙內兩張單人床，外帶三等床位一張。

  因此，姚玉蘭和孟小冬商量好，排定時間，兩個人輪流值班，招呼杜月笙，一人一班幾個鐘頭，辰光一到就去那張三等鋪上困一歇。

  時值杜月笙喘疾大發方告小痊之後，大病初癒，他身體極為衰弱，在此情形之下匆匆就道，大有「扶上雕鞍馬不知」之慨。這次離開土生土長、血肉相連的上海灘，他早就曉得今生今世不會再回來，國事如麻，大局難逆轉，此情此形，以他的精神體力都不容許他有所作為了，英雄末路，他內心中有著無限的淒涼感慨。

  寶樹雲荷蘭輪通過黃浦江，直駛吳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東高橋轉眼即過。別矣，上海，艙外的步聲雜沓，人語喧譁，杜月笙木然的表情稍微鬆弛，他轉動眼珠望了望侍坐一旁的姚玉蘭，發出一聲長嘆，然後滿臉苦笑地說道：

  「我守了一輩子的寡，差一點就失了節。」

  姚玉蘭懂得，杜月笙系指他終於毅然決然，掙出重圍而離開上海。

  「就是嘛，」姚玉蘭順著他的心意說，「可見得一個人凡事都該自己有主張。」

  因為在杜月笙老一輩的朋友中，黃金榮遲疑復遲疑，遷延又遷延，最後終於決定拼死留在上海。楊虎則聽信了他海員工會老部下王寄一等人的一派言語，跟杜門距離越拉越遠，而且行動詭秘，頗有投共的跡象，這兩位老弟兄的作為都使杜月笙深感絕望，卻是又無可奈何。對於個人進退出處、當前大局環境，頭腦「最清楚的」還數金廷蓀金三哥，金三哥在杜月笙撤離上海之前，即曾不止一次地語重心長地說：

  「月笙，你不能上人家的當啊，我們跟共產黨的恩怨你心中要有數目。」

  金廷蓀所指「我們跟共產黨的恩怨」，除了殺汪壽華之外，還有早在１９２７年時，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役，上海「三大亨」黃、杜、張加上了金廷蓀，響應蔣介石的號召，組織共進會，加入「清黨」，攻克工人武裝糾察隊的據點多處。除此以外，「剿共」戰事時期，抗戰前與勝利後，杜月笙在上海利用地利、人和之便，對肅奸防諜，曾有相當的貢獻，凡此，也都被共產黨認為是必須「血償」的「血債」。

  於是，杜月笙每次都對金三哥回答：

  「三哥，我曉得，我心裡當然有數目。」

  回到內室。杜月笙頗覺心知肚明，還不勝感慨地告訴姚玉蘭說：

  「他們要騙我留下來，目的就在於把我弄死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