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 〕02

  東洋人逃回家中氣喘咻咻，大不服氣，於是又頻繁接觸，計劃出動反擊，然而，他們沒想到第二天一早他們又挨了當頭一棒！

  全上海所有的米店和煤炭店，一律拒絕跟日本人做生意。買不到米和煤，使東洋人馬上面臨斷炊的危險，於是他們大起恐慌，而且氣忿難忍，但是他們卻又不敢動蠻，只好動文的，與米店、煤店老闆進行理論。因為他們已經看到，每家米煤店的附近都有怒眉橫目的壯漢逡巡，如果他們不是勞工群中的英雄，便是白相地界裡的打手，他們的任務是對煤、米店加以監視，同時制止日本人的吵鬧和糾纏。

  孰不知，這些暗中組織者和巡邏的打手全是杜月笙的部屬。

  從１０月中旬開始，零星的鬥毆事件層出不窮，日本外交當局提出的抗議不絕如縷，閘北江灣一帶對於僑民居住最多的日本人來說幾乎已成為黑暗恐怖地界，倘若不是成群結隊，徒手的日本人簡直不敢外出。「打東洋人」成為上海市民成天掛在嘴邊的興奮口號，連三尺童子也曉得「敵愾同讎」、「抗日救國」。

  有一天早晨９點多種，公共租界有一個騎腳踏車的日本人疾駛而過，路邊有一個小孩衝上來高喊：「打倒東洋人！」這名日本人憤怒之極，下車一耳光將小孩甩倒在地，然後匆匆逸去，街心立刻麇集大批氣沖牛斗的中國人，恰巧有一部汽車滿載日人而來，於是汽車被中國人攔住，車上的日人池魚遭殃，全部被中國人打得一身是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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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打日本人的中國人多是杜月笙的弟子。１０月２８日，浦東申新紗廠秘密向日本新井洋行購買耐火磚瓦１４６００余件，日本人保證使用海軍和陸戰隊士兵護送貨物，但是「抗救會」浦東檢查所迅及獲得廠內工友告密，２８日這批磚瓦將要分裝五艘駁船，曲安宅軍艇護航運送。檢查所為此訂定了精密的計劃。

  於是新井洋行的磚瓦剛要裝船。檢查所人員突然掩至，磚瓦笨重而且體積甚大，但是他們依然迅速地加以沒收充公，全部搬走。正在搬進保管所的貨棧。日本海軍老羞成怒。全體武裝登陸；持槍衝鋒，中國人見了東洋兵毫無懼色，雙方隨起一場激烈的械鬥。中國人有７名受傷，東洋兵才奪回了一部分磚頭。

  日本人開設的工廠和商店貨物雄如山積，一件也賣不出去，因為「抗救會」的封鎖越來越緊。他們握有任何一處的情報線索，東洋貨「一見天日」莫不馬上遭到沒收，中國商人沒有一個膽敢販賣日貨，當他們的資敵行為被發現就會被罰金，沒收財產，並且本人要穿上印有「賣國賊」字樣的囚服，立在站籠里供人參觀或辱罵。在「抗救會」嚴格執行全面經濟制裁的過程中，日本工廠商店惟有宣告關門大吉，老闆們躲在裡面宛如置身孤島，他們裝置無線電話，和其他日人保持聯絡。

  除了跟日本人進行持續不斷的鬥爭外，杜月笙更運用他在其他方面的影響力，使上海金融工商各界，慷慨解囊，踴躍捐款捐物，為馬占山的義勇軍和流離失所、相繼逃抵關內餐風露宿的東北難民雪中送炭。

  當馬占山將軍在黑龍江英勇抗日的消息南來，杜月笙大為興奮，他啟動邀集一批朋友，說：「東北義勇軍孤奮鬥，喋血抗戰，後方民眾應該給予精神鼓舞和物質上的支援！」

  大家聽了非常贊成，經過這一批朋友出錢出力，他們第一筆便募到了１０萬大洋，匯到黑龍江去慰勞前方將士。杜月笙還有心繼續勸募，並且想派人親赴黑龍江慰勞義勇軍，看看他們能幫什麼忙。這個計劃後來因為日本發動全面進攻，馬占山的東北義勇軍被迫退到海倫，後來通過俄國的西伯利亞，轉進西北邊陲新疆，杜月笙才怏怏作罷。

  對於援救大批入關的東北難民，杜月笙辦理長江水災賑濟舉行平劇義演，他會同有關方面組織了一個「東北難民救濟遊藝會」，借新世界劇場邀集名伶名票，各種遊藝雜耍的演員義務演出。同時更舉辦轟動一時購「名撥選舉」，前後歷時整整一月，杜月笙每天都準時到，並親自指點一切。這為期一月的募捐公演，一共募得２０萬餘元的賑款，杜月笙將之全部如數交給賑交濟委員會，匯到北方去救濟難民。

  既要暗中指揮上海抗救會從事對抗日本的鬥爭，又得風塵僕僕地在滬杭道上主持義演募捐，杜月笙在這一段時期，食少事繁，辛苦萬分，於是一些手下人勸他多休息一些，甚至一些人問他何苦這樣不顧性命的忙碌緊張，杜月笙聽後，雙目炯炯地瞪住他說：

  「若不如此，我們便死在這裡！」

  到了１９３２年１月份，日本外交當局為抗議「抗救會」行動的官文書已經堆積如山，但是抗救會不屈不撓，繼續糾葛旅滬日僑，１月１８日，重大的衝突爆發，成為「一·二八」淞滬之役的前奏。

  坐落在華界江灣馬玉山路的三友實業社，１月１８日下午４時，有５個日本和尚從門前經過，三友工人群起而攻之，將他們打成重傷。３天后，２１日凌晨兩點半，三友社突然失火，英租界巡捕出動馳救，發現了三四十名日本浪人，他們阻止巡捕鳴鐘告警，雙方發生衝突，互有死傷。

  中國工人打傷東洋和尚，日本浪人縱火焚燒三友社，於是中日雙方同時提出嚴重抗議，外交戰在１月２３日掀起最高潮，日方由日本艦隊司令出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哀的美敦書，要求立刻制止抗日運動，並且解散各抗日團體，否則日本海軍即將開始「自由行動」。

  上海市長吳鐵城於１月７日就任新職，他接獲日本艦隊司令的最後通牒，立即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外交部請示，同時，他因為戰禍業已迫在眉睫，急需了解抗日救國會的態度。他和杜月笙公誼私交關係極鐵。在此半年以前，杜祠落成，吳鐵城不但送匾，捐款與建杜氏藏書樓，而且他更親臨致祭，道賀。所以，他在１月２８日上午，在與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做最後談判之前，在他法租界海格路望廬私宅打了一個電話給杜月笙，告訴他說：

  「情勢很緊張了，日本第一先遣艦隊開到了黃浦江里，村井約我在１２點鐘最後談判，為了避免戰禍糜爛地方，日方的要求我們可能會得答應。」

  杜月笙在電話中問：

  「市長的意思是答應制止抗日運動，解散抗日團體？」

  「是的。」

  沉吟了一下，杜月笙的最後決定仍然還是顧全大局，相忍為國，他說：

  「假使市長決意如此，我想，抗日救國會暫時宣告解散，便利官方辦理對日本的交涉，大家多半是可以諒解的。」

  吳鐵城卻說：

  「不，問題不在這裡？」

  「市長是說……？」

  「宣告解散抗日團體不成問題，問題在於制止抗日運動這一點。」

  吳鐵城說得不錯，制止抗日運動才是令人為之棘手的難題，民眾抗日情緒正因三友實業社被焚事件洶湧澎湃，憤慨激昂，上海的民眾團體，已經組成了後援會，要求政府向日方嚴重抗議，索取賠償。而就在吳鐵城、杜月笙通電話的時候，河北、虹口兩區的民眾不約而同地放棄了自己的家園挈帶細軟，扶老攜幼，像浪潮般地擁入蘇州河南的英租界，兩區街甫十室九空。這些不願做日本順民的上海居民破釜沉舟的表現，是以此說明他們對日本人是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心理。其他方面的反日行動一概不提，單說在那盡棄所有、絕不事敵的紊亂行列里，如果出現了一個日本人，誰也不敢想像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

  如何控制上海市民的情緒，制止一切所可能發生的「抗日行動」，在抗日怒潮高漲至極的時候，莫說上海市長沒有把握，即令出動全上海的軍警彈壓疏解，只怕也是枉然，因此，當吳鐵城說明了當前困難癥結之所在，連上海灘上以「閒話一句」馳譽於世的杜月笙不禁也為之躊躇遲疑，不敢承諾。他考慮了半晌，也只好委婉的答覆吳鐵城說：

  「這一件事，在現在這種局面之下，能否絕對做到，我想隨便哪一位也無法打包票。不過，我答應市長，從放下電話聽筒開始，我會千方百計盡力而辦。」

  得到杜月笙這樣的答覆，吳鐵城已經滿意了，２０年後，當他撰文哀悼杜月笙之逝時，往事如煙，而他記憶猶新，他在紀念文中寫著：

  「……１９３２年，余長滬市之初，即遘『一·二八』之變，當時日牒之答覆，後方之應付，以及停戰之協定，地方與政府意見—致，合作無間，因應適宜，實出（杜月笙）先生之助。」

  １月２８日正午，吳鐵城獲得杜月笙的承諾以後，胸有成竹，滿懷欣喜地去和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倉松進行最後談判。這一次談判持續一個多鐘頭，為了取信於日方，既已取得抗日教國會實際主持人杜月笙的諒解，吳鐵城當場在日本人面前下令上海公安局：

  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有「越軌違法」行為，本市長本諸法治精神，仰該局即將該會取消，以維法紀，切切此令。

  吳鐵城的誠懇坦白，決斷明快，使村井倉松為之愕然。村井倉松「所願」已遂，無話可說，再提出５名受傷東洋和尚的醫藥、撫慰等幾點雞毛蒜皮的要求以後，雙方隨即達成協議。村井倉松辭出上海市政府，吳鐵城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答覆日本總領事抗議書所列載協議各點。他請市府秘書長俞鴻鈞親自當面遞給村井，俞鴻鈞驅車疾駛，爭分搶秒在下午１點４５分將答覆書送交村井倉松，並且得到村井滿意的表示，日方只是敦促上海市政府切實執行而已。一天風雲仿佛已成過去，俞鴻鉤匆匆趕回市府向吳鐵城復命，吳鐵城當即拍發「勘未」，「限即刻到」的電報，將交涉經過分呈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行政院，然後，吳鐵城心頭一松，拖著疲乏的身體，回家休息。

  全上海的新聞記者，只有《時報》的金雄白事先探悉吳鐵城「一·二八」中午要接見村井倉松做最後的談判的消息，因此他獨自在海格路望廬吳公館坐候，兩點鐘敲後，吳鐵城滿臉疲容的回來一見到金雄白，他開口便說：

  「對日交涉已經順利取得協議，戰禍可望避免。」

  吳鐵城的這兩句話字字皆有所依，沒有一句假話，他對日交涉不但取得協議，而且村井倉松已經接受了他的答覆，日方惟一堅持的條件取銷「抗救會」，停止抗日行動，吳鐵城尚且在交涉之前就跟杜月笙獲致協調，杜月笙顧全大局，這時已在全力疏導之中。

  但是，金雄白還有點不能置信，他率直地追問了吳鐵城一句：

  「真的順利解決了嗎？」

  吳鐵城怫然不悅，厲聲地說：

  「我是市長，又是辦理交涉的負責人，不信我的話，就不必來問我。」

  金雄白肅然而退，當天下午，上海《時報》以巨大木刻紅字為標題，發布此一獨家消息。並且時報還出了號外：中日問題和平解決。全上海人緊緊繃著的心弦豁然鬆動，業已遷往上海租界的閘北、虹口兩區民眾，心中篤定，現出笑容，又在通往虹口閘北的通街大道組成長龍，仗不打了，大家放心大膽地回家了。

  ４ 「一·二八」淞滬之戰爆發

  跟吳鐵城通過電話以後，杜月笙誠惶誠恐，真把化除敵意、嚴禁衝突的日方要求遵照吳鐵城的意思當做一件大事辦理。

  兩個多月以前，他發動勞工大眾、幫會兄弟奮不顧身，從事抗日救國，也博得了好名聲，而現在他又必須緊急剎車，要全體市民停止抗日運動，出爾反爾，何以自圓其說？杜月笙感到躊躇難決。當他掛上電話聽筒，跑到隔壁去和張嘯林一商量，說：「事急矣，不管說不說得過去，還是趕緊採取行動，以免稍一遲延，誤了大局。」

  張嘯林一聽也急了。於是杜門中人全體出動分赴上海各區，剴切陳詞，並且留下來擔任監視，他們傳達杜月笙的吩咐，說：「務必保持冷靜，儘量避免中日之間的敵對行為，至於這一緊急變化是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膏藥？目前天機不可泄露，事後則大家不問可知。」

  由於《時報》號外公布了吳鐵城市長的談話，再加上馬路消息，耳語新聞盡在傳播著杜先生說如何如何，上海市民動動腦筋據以判斷，至少在這一兩天內，大上海可保平安無事。

  這是大風來臨之前，上海半日之寧謐。

  正值上海抗日救國會以全民力量，對抗日本軍閥的侵略，在上海灘上，租界華界犬牙交錯地區，從事抵制與抗衡的戰鬥時期，有一支中國軍隊，悄然地從江西剿共前線，奉命警衛首都，被調到京滬鐵路沿線各地來，他們的總部便設置於上海。

  這便是在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大名鼎鼎、出盡風頭的１９路軍。

  １９路軍的高級將領都是當年的風雲人物，杜月笙的要好朋友，其中包括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參謀長趙一肩。１９路軍下轄３師，第６０師長沈光漢，６１師師長毛維壽，７８師師長區壽年。

  １９路軍初到上海，他們頭戴草笠，赤腳穿著草鞋。一襲黯灰軍裝，膚色黧黑，神情倦怠，他們的武器只有步槍和手榴彈，此外最具威力的重武器也只不過是輕機關槍而已。

  蔡廷鍇的指揮部設在真茹，駐紮上海的１９路軍的營房設在閘北。閘北和虹口很近，虹口是廣東人的麇集之地，是老廣的勢力範圍，基於同鄉的關係，１９路軍和虹口居民聲應氣求，相處得非常融洽。

  然而，虹口也是日本僑民叢集之所，日本人和廣東人在這一地區經常爆發衝突，廣東人因同鄉隊伍１９路軍之進駐而得意洋洋，引為後援，而日本人則對這支其貌不揚、打赤腳穿草鞋的部隊十分藐視，因此他們大言不慚地說：「日本皇軍一旦發動攻勢，保證在４個小時之內，占領閘北。」

  １月２８日午夜１１時２０分，縱使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倉松已接受了上海市政府的「答覆書」，《時報》號外發表了令人釋然的「中日問題和平解決」的好消息，日本海軍陸戰隊指揮官鮫島卻不顧國際間的道義以及日本外務省的立場，狂妄驕橫，不計一切後果地下令海軍陸戰隊兵分３路，向１９路軍陣地開始攻擊。

  日本海軍陸戰隊分為３個大隊，共約３０００餘人武器精良，配備得有輕重機槍、野炮、曲射炮和裝甲軍隊。鮫島以為如此優勢的火力和兵力，再加上日本皇軍的赫赫聲威，一定可以不戰而屈１９路軍，把穿草鞋、打赤腳的１９路軍嚇得節節後退，不敢抵抗。誰想他這個算盤打錯了。扼守寶山路——寶興路一線的１９路軍奮起還擊，死守陣地不退，這些忠勇無比的草鞋兵一面沉著應戰，一面打電話到真茹指揮所，把已經就寢的蔡廷鍇「喊」起床來。

  蔡廷鍇一驚而醒，他聽清楚了日軍業已大舉進攻，不假思索地他下達了第一道令，正與前敵指揮官的意旨不謀而合，那便是動人心弦的一句話：

  「誓死抵抗，寸土必爭！」

  １月２８日午夜閘北槍聲大作，炮火喧天，全上海的居民才心情輕鬆地準備度過一個晚上，可是槍炮之聲又震醒了他們的睡夢，人人驚惶失措，相顧愕然：「怎麼又會打起來了呢？」

  中日大戰一開始，日軍絲毫占不到便宜，閘北地區街道狹窄，里弄縱橫，以北四川路六三花園和日本小學為根據地的日本海軍陸戰隊一個師，展開攻擊的初期顯然不甚得利，日軍的重武器在巷戰中無法發揮威力，當他們的裝甲車如龐然巨物衝到了寶興路時，１９路軍的弟兄置生死於度外，他們冒險攀登到裝甲車上，揭開車蓋便將冒煙的手榴彈丟進去，於是轟然一聲，車毀人亡，就這樣，好幾輛日軍裝甲車接連炸毀了。

  天崩地坼的一番惡戰，日軍傷亡慘重，陸續增兵，他們前後使用了陸軍１１萬、軍艦１０余艘、飛機數百架，而我方固守陣線的只有１９路軍３個師，兵力３萬，以及稍後中央增援的第５軍及其他部隊，以陋舊武器、劣勢火力頑強抵禦。他的總兵力始終不到８萬人，居然能扼守防線，誓死不退，達一個月之久。從此「皇軍無敵」，暨「４個小時占領閘北」的日軍狂言，為之粉碎。

  １月２８日深夜，杜月笙被閘北傳來的槍炮聲驚醒，他披衣起床，出外探視，只見正北一片火光，烈焰騰宵，紅光映亮了半爿天，這是日機轟炸所引起的閘北大火。大戰果然爆發了，他痛恨日本人外交言和而又進行軍事進攻的欺詐伎倆。同時，他更耽心閘北戰區那些慘遭屠戮、家破人亡的同胞，他憂急交並，喃喃自語地反覆說道：

  「那邊的人怎麼辦啊？怎麼辦啊？想想他們現在是多麼的著急！」

  這是杜月笙對於「一·二八」事變的初步反應。

  隨即，杜月笙和吳市長、蔡廷鍇軍長通過了電話，了解實際情況，在電話中他向這兩位在滬最高軍政長官自動請纓，慨然發出壯語：

  「但有用得著我杜某人的地方，萬死不辭！」

  第二日早晨，杜月笙便開始奔走，糾合上海的名流、士紳、各界領袖，利用「抗日救國會」的原有基礎予以擴大，迅即成立了「上海市抗敵後援會」，他推舉上海申報主人、著名的企業家史量才為會長，表示這一個民間團體地位超然，不屬於任何派系，而是上海全體老百姓的組合。籌備會議席上，杜月笙除了堅持這一主張，他並且拒絕擔任副會長的職務，他說：「不論辦任何事我負責跑在前面，擔任副會長，則任何人都應該比我優先！」

  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杜月笙的答覆很簡單：

  「我只曉得我自己一定會盡心盡力的辦事，擔不但任名義，沒有關係。而我把名義給別人，別人要想不做事情，就不行了。」

  但是，會場中幾乎人人都認為杜先生必須名義和實際一道來，一致推舉他為副會長，他無法推卸，只好應允，卻又提議增設副會長一名，由上海市商會會長王曉籟充任。

  全上海市民對於１９路軍奮勇抵抗日軍，所激發的愛國熱忱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杜月笙對這種民眾的情緒，通過其服務新聞界的門人發動上海各報、各電台，以最大的篇幅、最長的時間，全面報導１９路軍對抗日軍瘋狂攻勢的新聞，報紙長篇累牘，電台日夜不休。於是，當報紙或電台提出勞軍的呼籲，要求後方同胞支援前線，上海人作了空前熱烈的響應，從百萬富翁到人力車夫，捐錢的捐錢，捐獻實物的捐獻實物，大眾傳播工具使前方後方打成一片，由杜月笙負實際領導責任的抗敵後援會溝通前方和後方，使之結為一體，前方將士視大後方為自己的家庭，後方同胞把前方將士當做家人父子。這弄得報紙電台不得不經常代替該會發出通告：

  「昨天本報（或電台）說１９路軍需要××，頃據抗敵後援會負責人鄭重表示，以各界同胞捐贈數量太多，早已超過實際需要，該會亦無地代為保管，請大家從現在起不要再捐了！」

  與杜月笙關係密切的上海市總工會，「一·二八」戰役序幕一揭開，立即聯合上海工界成立戰地服務團，戰地服務團按照軍隊「團」的編制，前後成立第一、二兩團各為一千餘人，第一團團長由杜月笙的學生朱學范擔任，第二團團長則為對杜月笙極景敬的周學湘。

  １９路軍在前線殺敵，戰地服務團則作為前方與後方的橋樑，兩者的任務同樣艱巨辛勞，冒險犯難，但是１９路軍持有武器，戰地服務團赤手空拳，他們所憑恃的僅只是愛國熱忱，血氣之勇，經常穿越槍林彈雨之間，他們負責救、護傷兵、運送彈藥，慰勞品和食物，倘若遇有戰區擴大，他們更得冒著生命危險，搶救難胞，護送災民，他們竭盡所能的為前方將士服務，並且分勞任事，以使將士們能夠專心一志，努力殺敵。

  杜月笙忙碌緊張，風塵僕僕的領頭干，抗敢後援會和戰地服務團對於「一·二八」之戰的貢獻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並且，它們的表現更激發了全國同胞的愛國情緒。

  ５ 杜先生介入了國際交涉

  「一·二八」之戰打起之後，日本海軍陸戰隊遭到１９路軍張君嵩團迎頭痛擊，損失慘重。於是，急於停火休戰的，不是毫無抵抗準備的中方，而竟然是發動戰爭的日軍指揮官海軍中將野村。

  野村是繼「一·二八」事件禍首、日本第一先遣艦隊司令鹽澤少將之後出任日軍指揮官的。他急急地想停火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兵弱將少，經過連日苦戰，屢遭敗績，再打下去，惟恐兵力不繼，因而他想用緩兵之計暫時停火，而請國內陸軍迅速增援而來。第二是因為「一·二八」夜襲原是日本恫嚇性質，妄想不戰而勝，獲得與關東軍兵不血刃、垂手而攫東北相媲「美」的戰果，日本駐滬海軍實際上並沒有獲得日本大本營在上海燃起大戰的訓令。而「一·二八」之役已備受國內指責，野村一舉沒能得逞，便色厲內荏，心裡發慌，生怕重蹈關東軍總司令本庄繁的覆轍。

  另外，英美兩國已經公開出面調停，但是日本外交慣伎一向不贊成第三國介入，同時野村更恐當眾「示弱」，有失日本海軍顏面，畫虎不成反類犬。所以，他寧願採取秘密途徑，穿過強有力的民間人士，試探中方的「和平意願」。

  在他的心目中，杜月笙是最佳人選，一則杜月笙是支持「一·二八」抗戰最有力量的社會領袖，其次，杜月笙和中方在上海的軍政領袖吳鐵城、俞鴻鈞、蔡廷鍇等都很熟悉，同時，他在中央處理滬局的大員如孔祥照、宋子文、顧維鈞等人的面前也有說話的資格。

  還有第三層原因，日本人對於杜月笙崛起市井，顯赫滬濱，早已寄予密切的注意。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清黨之役後，日方就已千方百計企圖拉攏杜月笙。在杜月笙的周圍做好手腳，下過功夫，他們不惜派些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挾資巨萬，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設法跟他接近。

  於是，在杜月笙所參加或由他所邀約的賭局中，便常時會有鮮衣怒馬、出手闊綽的北方人物出現，如名氣響亮、曾為民初政壇活躍角色的李老六李立閣，以及他的本家弟弟，排行十一，愛打大麻將，一輸十萬八萬卻無吝色的李擇一。在華格臬路杜公館，在辣斐德坊姚夫人的香閨，李氏兄弟經常為座上豪客。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之交，姚夫人的香閨非常熱鬧，杜月笙每天晚上在她那邊，最低限度有一桌麻將，一桌牌九，呼盧喝雉，通宵達旦。

  李擇一跟日本人很熟，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他曾在１９２１年，擔任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最高顧問周自齊的隨員，他長住上海，和杜月笙結為好友，杜月笙在上海從賭場鴉片干到金融工商，他交際廣闊，頭緒極多，跟東洋人打交道，機會也不在少。李擇一滿口日文，一副東洋腔調，跟日本駐上海的外交官、特務機關、金融工商各界的日僑都有來往，都有私交。因此，在「日本事務」方面，他由於和杜月笙非常接近，自然而然成為杜月笙的顧問，有時候居間介紹，代為聯絡，傳傳話，遞遞信件，為杜月笙效勞。野村急於邀約杜月笙作投石問路式的私人接觸，其所談的問題必然與中日兩國未來前途有關，日本軍方要試探停火談和的可能性，因此，野村一找便找到了杜月笙的朋友李擇一，他命李擇一去跟杜月笙接洽。

  李擇一受命之後，馬上見到了杜月笙，寒暄已過，他便開口說：

  「日本軍方認為中日間的問題，應該面對面的自行解決，他們不贊成有第三國參與其間，這樣反而多生枝節。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敵後援會的身份，祈求避免上海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而想從中促成的話，兄弟可以想個法子，約一位野村中將的高級幕僚來談一談。從他的談吐之中，也許摸得出他們的停火方案。」

  玩味李擇一的這一番話，杜月笙胸中很清楚，李擇一說的並非他自己的意見，最低限度他是得到日本軍方同意而來的，他心裡雖然十分歡喜，但是仍在表面上裝做聲色不動地回答：

  「這件事情，就算對我個人來講，也是極嚴重的，你可否讓我考慮一下。」

  李擇一懂得這事重大，知道杜月笙的意思是這事必須事先徵得中國官方的同意，才可應允跟日本軍見面，因此，他連聲應允，說道：

  「當然可以，杜先生什麼時候考慮好了，務請賜我一個電話。」

  「一定，一定。」

  送過了客，杜月笙自己先沉思默想，李擇一的話是真是假？有否不良的用心？日本人真想停火嗎？還有，為什麼要找上他？他將這幾點全想過了，有了幾分把握，認為這件事情值得一試，於是邀集他的那幾位好朋友、學生子，亦即他的高級智囊團，前來商議。通常，遇有任何重大政治、外交問題，他都要跟他們詳細研討過後，才自己下判斷，做決定。

  杜月笙向在座諸人敘述李擇一來訪的經過，其人的略歷及其背景，然後，他說出自己深思長慮，所作的初步結論：「至少對於我個人，這裡面不至於有什麼圈套，我認為這件事值得向官方一提，因為閘北、虹口幾成一片瓦礫，中國百姓正遭日軍的殘暴屠殺，19路軍未必能夠盡殲日軍，達成全面勝利。仗在中國地界打，多拖一天，就不知道要遭到多大的損失，最要緊的，中央可能不願在此時此地，和日本付諸決戰。」

  一介平民杜月笙，居然能夠側身國際交涉，成為居間交流、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這個消息使座中各人大為興奮。於是，大家踴躍發言，貢獻意見，大多數人贊成杜月笙的主張，有人說：「先生應該儘量促成中日停火的實現。這樣做不但對國家社會有重大的貢獻，而且足以解民倒懸，對於先生個人聲望與地位的增長與提高，這更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不過也有人持相反的論調，反駁說：「日軍最不容易打交道，『一·二八』那天日本軍方和外交當局分道揚鑣，各行其是，臉上微笑，手下動刀，便是最好的例證。野村中將想找先生居間干旋，準定是不打好主意。」

  正當持此論調的人反覆陳詞，侃侃而談的時候，無意之間觸發了靈感，有人猜中了日方的秘密，於是當即有人歡聲大叫：

  「對啦，東洋軍這兩天損失很大，這一定是他們要增援了，在用緩兵之計？」

  「這，」杜月笙微微地笑，「我起先也曾料到，只不過後來我又在想，東洋人想緩兵，我們自己是不是也需要緩兵呢？還有一層，即使東洋人想緩兵待援，而我們卻用不著緩它，那麼，野村通過李擇一跑來送秋波，這個消息，我們也需要通知吳市長和蔡軍長，要請東洋人吃敗仗，這不正是好機會嗎？」

  一番分析，說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智囊團諸人深感滿意，而且一致贊成，打消異議，同意杜月笙提出過結論：「應該先把初步接觸經過通知官方，請官方指示究將如何處理。」

  官方接到杜月笙以私人身份所作的報告和說明，他們沒有理由不相信話是從杜月笙嘴裡說出來的，自屬千真萬確，一絲不假，不過這件事情來得突然，而且蹊蹺，他們需要經過長時期的研判和討論，最後官方對此保持極為審慎的態度，絕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私人間的接觸，以免又中日方的詭計。吳鐵城的答覆是朋友式的忠告：「必須謹慎小心，步步為營，自己先立定腳根；需不需要和日本軍方人員會晤，這個問題應該由杜月笙自己決定。」

  心領神會，杜月笙懂了，他不再請示官方，私下部署會晤日本軍方的事。

  但是，杜月笙沒有冒然行動，他先到法國總領事館，跟駐滬總領事甘格林接席密談，甘格林慨然答應：「一定充分合作。」

  得了甘格林的承諾，杜月笙不打電話，他派人去把李擇一請來，當面告訴他說：

  「你上次所談的事情，我考慮過了，你的話說得很對，我想不妨一試。只不過有一點，會面的地點可否就在法國總領事館，並且由我去邀約甘格林總領事到場參加？」

  「這個，」李擇一頓了頓，然後陪著笑臉問：「杜先生可不可以告訴敝人，你為什麼要做這樣地安排呢？」

  杜月笙笑吟吟的反問：

  「是你要問，還是東洋人必須曉得？」

  「是我在請問，」李擇一忙說：「杜先生你不要忘記，我李某也是中國人啊。」

  打了個哈哈，杜月笙答道：

  「這個道理很簡單，我有我的立場，我的名譽地位必須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公誼私交都夠得上。他答應過我：萬一將來事情弄僵，對於我有不好的影響，甘格林可以挺身而出，代我洗雪。」

  「但是，」李擇一困惑不解地問：「甘格林是法國人呀，他怎麼能夠……」

  「大概是你忘記了吧，」杜月笙莞爾一笑：「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總董。我呢，從１９２７年起，承蒙法界各位朋友的錯愛，直到今天，我擔任公董局華董，和華人納稅會會長，已經有５年了。」

  李擇一這才恍然，杜月笙實在不愧黃金榮交口讚譽他的「聰明絕頂」：野村中將想利用他「上海抗敵後援會」負責人的地位，但是杜月笙卻具有多種不同的身份，他和日本軍方代表在法國領事館見面，請甘格林以法租界總董身份參加，那麼，必要的時候，他可以請甘格林出而證明，杜月笙在某月某日某時，確係以法租界華董，華人納稅會長的立場，與日本軍官某人晤談，某日本軍官意圖試探向華方謀取暫時停火的可能。日方並不是向「上海抗敵後援會」常委分子的杜月笙威協恫嚇，面致哀的美敦書，而是在籲求第三國的外交官員（甘格林又是總領事），代為向中國傳達意願。

  換言之，照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將的代表，屆時便算是在請求第三國出面，向華方提出停火要求。

  李擇一畢竟還是個中國人，他深信日本人情報工作做得再好，也搞不清楚杜月笙的多重身份可以巧妙運用，「拔一根毫毛又變出一個孫悟空來」，他毫不猶豫地去還報野村，同時更下了點「功夫」，說服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國總領事館，會晤杜月笙與甘格林，為暫時停火的可能性初步交換意見。

  到了約定時間，杜月笙一襲狐裘，兩部包車，滿載保鏢、秘書和自備日文翻譯，準時駛抵法國總領事館，進入甘格林的大辦公室，兩人略一寒暄。不久，李擇一便陪著幾位身著便服、西裝大衣的日本軍官來到，由李擇一負責逐一介紹。

  談話開始，日軍代表趾高氣揚，板成面孔，一開口便用中國話訓杜月笙：

  「『一·二八』戰爭的爆發，完全是你們的１９路軍不遵守撤退命令，因而引起。由此可見，你們是一個沒有組織、沒有紀律的國家！」

  杜月笙並不是一個心浮氣盛，睚毗必報的人，相反的，他一生最大的長處之一，便是「忍人之所不能忍」，從而才能「相忍為安，任重道遠」，但是，當著甘格林的面，這位日軍代表聲勢洶洶，擺出「嚴詞厲責」的姿態，卻使杜月笙火冒三千丈，他氣涌如山，勃然大怒，他抗聲而答：

  「１９路軍該不該撤退，我是老百姓，我不清楚！不過你們的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不得你們政府的准許，就下命令炮轟北大營，占領中國的瀋陽和東三省，倒是各國報紙上都登得有的，日本有這麼亂七八糟的關東軍，難道也算是有組織、有紀律的國家？」

  這一席話不但說得慷概激昂，義正詞嚴，而且，針對日本海軍方面的心裡弱點，用關東軍的備受指責，直搗日軍心臟，折衝尊俎，攻心為上，也許這便是杜月笙無師自通的外交天才。總而言之，斯語一出，使日軍代表為之語塞氣阻。李擇一連忙出來打圓場，他賠著笑臉向杜月笙說：

  「杜先生，今天談的事情很多，讓我們坐下來，從長計議，好嗎？」

  杜月笙卻仍然不假辭色，避而不答，他注視日軍代表的反應，直等那幾名便衣軍官全都面現尷尬，無可奈何地先坐下去，他才傍著法國總領事甘格林，和日軍代表隔一張長會議桌面對面坐著。

  日本軍官的臉色好像島國多變的氣候，他們疾顏厲色唬不倒杜月笙，反被杜月笙抹下臉來訓斥一頓，隨即變為謙遜恭順，杜月笙不是初次與東洋人交手，他懂得他們的心理，李擇一是土肥原系下的角色，他比杜月笙更為瞭然。於是，他不吝越俎代庖，藉助為籌，站在中間人的立場，說了一大堆話，用意在彌補一碰即僵的局面，重新挑成話題。

  雙方以緘默表示同意。

  「杜先生是以上海市民生命財產為重，勉為其難，當仁不讓，到法國領事館來會晤日軍代表，聽一聽日方停戰的意向，然後以私人友誼，代為轉知上海軍政當局，『試探』一下可否藉此重開恢復談判之門。」

  李擇一長篇大論，侃侃然說完了這一大段話，頓一頓，見日軍代表並無不懌的反應和駁斥的表示。杜月笙方面他不必考慮，因為這一席話正是為了杜月笙所說的。於是，李擇一先請杜月笙發表意見。

  「我今天只帶了耳朵來，」杜月笙語驚四座，不疾不徐地說，「我既跟李先生說的一樣，我是來聽聽日方有沒有誠心停火的。」

  李擇一搶著回答：「當然有，當然有，否則的話，他們這幾位代表就不會來了。」

  日軍首席代表又趕緊補充一句：

  「不過，日方停火是有條件的。」

  杜月笙機警地一語不發，他仿佛沒有聽見。

  甘格林眼看場面又要鬧僵，他命翻譯為他傳言：

  「杜先生方才說過，他今天來此，就是為了聽取日方的意見，貴方如有條件，請提出來，讓杜先生衡量一下，可否代為向華方轉達。」

  於是日軍代表又施展他們慣用的伎倆，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一連串的提出許多停火方案。首先，日軍代表要求華方「遵照」日本海軍司令部，在１月２８日深夜１１時２０分，向市政府和公安局所致送的最後通牒，請１９路軍撤出上海，以免肇致兩國軍事衝突。杜月笙聽了，哈哈大笑，他說：

  「衝突老早造成了，結果是日本軍隊傷亡不小，飛機被打下來，鐵甲車也被１９路軍活捉，現在要避免衝突，照說應該是日本海軍撤出上海吧。」

  日軍代表老羞成怒，怫然色變，悍然地說：

  「日本海軍陸戰隊的行動完全合法，我們在事先曾經獲得上海各國防軍的諒解，進駐閘北，保護經常受到攻擊的日本僑民！」

  杜月笙別轉臉去問甘格林：

  「這倒是新鮮事了，閘北是中國地界，各國防軍有權准許日本軍隊進駐？」

  甘格林笑著搖了搖頭。

  於是，杜月笙冷冷地說：

  「這就是了，依我說，還是日本軍隊開回公共租界去算了。」

  「華方也要撤兵，」日軍代表強詞奪理，「否則，那就不公平。」

  「華方撤兵，」杜月笙高聲地問：「閘北地方秩序，由啥人來維持？」

  日軍代表抗聲答覆：

  「可以商請中立國家，如法國、英國、美國派軍警暫時駐防。」

  杜月笙再進一步地問：

  「包括那些地區呀？」

  「包括日本皇軍現已占領的華界地區，和１９路軍駐守的防線。」

  「這便是日方的條件嗎？」

  「最低限度的條件。」

  日軍代表回答得斬釘截鐵，這使杜月笙很生氣，他站起來以手作勢地說：

  「日本人強占了中國的地方，立刻撤退是應該的，中國軍隊在自己的地方上駐防，為什麼也要撤退呢？再說，日本軍隊在打仗之前已經進駐越界築路區域，再加上戰後占的華界，拿這一大塊地方請法、英、美軍隊暫時維護秩序，把中國和日本的軍隊分開，難道還嫌不夠呀？為啥還要把１９路軍的防線也讓出來？」

  李擇一不等日軍代表開口，插嘴進來說：

  「杜先生，今天會見日軍代表，主要是為了傳達日方的願望，方才日軍代表已經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了。」他委婉地提醒杜月笙：「杜先生是否可以跟有關方面商量過後，再由官方採取外交途徑解決？」

  與此同時，甘格林也附和地說：

  「李先生說得不錯，正式的交涉，原應由官方辦理。」

  至此，杜月笙無話可說，只得應允。日軍代表辭去，他匆匆回到家裡，耿嘉基和王長春已在客廳里等候，他很詳盡地把交涉經過告訴了他們，耿、王二人回楓林橋市政府向吳鐵城復命。

  當天，吳鐵城採取兩項行動，其一，是下午在英國領事館召開調停戰事的會議，他改變初衷派員出席。市政府代表當著各國領事的面，質問日本領事：

  「日軍進攻閘北，是否獲得上海租界各國防軍委員會的諒解？而且是根據這一個委員會的防務會議擬訂計劃而為的？」

  日本領事不防有此一問，眾目睽睽，無法抵賴也不能撒謊，他只能坦白承認：

  「日軍進入華界，並非防務會議的原議，而是日方為了保護閘北地區的僑民安全所採取的自由行動。」

  上海市政府代表根據日本領事的答覆，立即質問：

  「對於日本軍隊的此一自由行動，日本政府是否願負完全責任。」

  這時日本領事三浦板下臉來，大喝一聲：

  「當然負責！」

  由於這一段對答，日方蓄意侵略，昭然若揭，在道理上先已站不住腳，這是外交戰上的一大勝利，中方代表回市政府，將經過一一陳明。吳鐵城非常高興，他立刻打限３０分鐘到的急電給南京外交部，請外交部電知中國駐國際聯盟代表顏惠慶向國聯提出陳述。

  當日的會議席上，市府代表曾經根據杜月笙所提供的情報，正式提請日軍退入租界範圍，至於他們所讓出的越界築路及其附近地帶則交由英、法、美軍暫時維持。日本領事這時對於軍方試探停火已有所聞，只是不曉得內容，再加上法，英、美領事一片附議之聲，他不便擅作主張，答應請示村井倉松總領事以後再作定奪。

  杜月笙事後聽到消息，歡聲大叫：

  「好哇！捉牢他們一條小辮子了！」

  吳鐵城以情理猜測，認為日方確有謀和誠意，至少談判之門已經敞開，所以便採取第二項行動，通知杜月笙，轉請法國駐滬總領事甘格林，勸促英、美總領事迅即召開第二次會議。吳鐵城並且透露：他將邀同１９路軍的高級將領出席，因此極可能借這一次談判停止戰火。

  各國總領事最怕的便是戰火蔓延，波及租界，同時也深遠地影響各國在華利益。由於本身的利害關係，列強中沒有一個願意見到日本併吞中國。所以，甘格林的意見馬上得到支持。２月１日傍晚，英國領事館又有盛會，吳鐵城、１９路軍７８師師長區壽年、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海軍第一先遣艦隊司令官鹽澤少將一體出席，英、美、法防軍司令、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總董列席參加，在這個中日代表面對面談的會議席上，最初擬議日軍退回租界線內，我軍撤到維持日軍占領地區的兩千碼後，日本人先表示反對，接著又揚言電呈日本政府請示。但是，會議終於決定，自２月２日起，雙方互不攻擊，停火３天。

  這３天之內，雙方只有小規模的接觸，吳淞炮台和日本軍艦炮戰兩小時，有１２架日機轟炸南北炮台。閘北、虹口風平浪靜，也就在這休戰的３天，戰區百姓得以搬遷一空，他們有的逃進租界，有的流浪異鄉。但是無論如何，有這３天從容撤退的機會，卻救了不少生靈。

  停戰屆滿的前幾個鐘頭，日本皇軍又罔顧信用提前開火，下午３點鐘向閘北開炮，飛機更在青雲路、寶興路、新疆路、寶通路等處投擲炸彈。雙方協議，於是又被日軍片面撕毀，即將赴援的一師陸軍已奉日本內閣批准正在登輪駛滬途中。中日大戰，至此面臨新的高潮。淞滬浩劫又是難免。

  不過，也就在這停火的３天之內，國軍精銳第８７師王敬久部和第８８師孫元良也已順利開抵戰場。另外，國民政府更調集了兵精械足的稅警總團和中央教導隊擔任江灣、廟行，大場一線的防務，奠定了往後苦戰３０余天，誓死不退，大舉殲滅日軍的勝利基礎。日本人的援軍第９師團，混成第２７旅團則到２月７日才開始投入戰場，自２月４日至２４日，是為「一·二八」之役第二階段，日方的司令官也換了陸軍第９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

  ２月２４日以後，圍軍屢挫敵鋒，日方迫不得已，再換白川義則大將出任司令官，又增派第１１和第１４兩個師團，這上海淞滬之戰的第三階段，一直打到３月３日雙方進入半休戰狀態，然後延展到５月５日。

  就在中日淞滬之戰第二階級，杜月笙以其強大的群眾力量為後盾，又得著機會，使他在外交場合作獅子吼，碰台拍桌，霹靂一聲，大大地出了一次風頭。

  日本軍隊攻擊中方陣地，自始至終都以公共租界為基地，公共租界也有日本人的一份，租界當局似乎無話可說。但是中國外交當局卻仍一再的向英美公使提出措詞強硬的抗議。２月２２、２３兩日。國軍對於日軍以租界為庇護所，深感忍無可忍，於是發炮攻擊逃入租界的日軍，當英、美、德等領事館向中方提抗議的照會，外交當局立即不假辭色，堂堂正正地回答他們：

  「請即採取必要步驟，防止日軍在公共租界登陸，並利用該租界為軍事行為之根據地點，使此一狀態不再存在。因為，公共租界附近流血之爭鬥，正由於該項狀態而使然！」

  然則，２月２４日以後，日軍新任司令官白川義則大將親自指揮，以江灣跑馬廳為炮兵陣地，集中兵力，包圍１９路軍第６１師的江灣陣地，展開最猛烈的攻擊。自江灣陣地一線到廟行小鎮，接連打了９天，中國軍誓死不退，寸土必爭，１９路軍名將，一位旅長翁照垣喊出了口號：「沒有槍，用刀；沒有刀，用牙齒咬！」

  在部署這一次大規模的攻擊以前，日本皇軍的計劃，原想假道法租界，由真如和彭浦，側擊大場，直拊江灣、廟行一線１９路軍的後路。這個計劃果若成功，中方就要吃大虧。

  這時，杜月笙及時偵悉在２月２４、２５、２６日那３天，前後共有好幾千名日軍，乘黑夜登岸，潛往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齊路一帶。他們分散開來，住進日本僑民開設的商店及其所有的住宅。杜月笙並且得到消息，這數千日軍企圖由法租界沖入滬西，抄襲江灣、廟行，進犯我軍的右翼。

  他馬上通知吳鐵城和蔡廷鍇，１９路軍緊急加強江灣、廟行後側的防務，吳鐵城則十萬火急呈報外交部。２月２７日，外交部便照會法國公使，請他轉告駐滬總領事和法租界當局「嚴重注意」，「迅將潛伏界內的日軍立予驅逐」，「嗣後務須嚴密防範，勿使潛入，以免肇成禍端」。

  杜月笙不等外交部的照會抵達，他先跑去跟甘格林辦交涉，當面質問：「有沒有這個事情？」

  甘格林明曉得杜月笙已有所聞，說不定還掌握著證據，否則他便不會無的放矢，跑來大興問罪之師。所以他坦然承認確有其事，不過接下來他又婉轉解釋：「日本軍人素稱橫蠻，尤其近來氣焰高漲，不可一世，潛入法租界的日軍有數千人之多，而且武器裝備一應俱全，倘若租界當局採取強硬行動，因激生變，那麼，日本皇軍固然驅逐不了，說不定法租界這彈丸之地，可能為之糜爛。」

  杜月笙聽了，氣憤填膺，他正色地告訴甘格林說：

  「中日之戰，國際聯盟已經在譴責日本。法國政府的立場，即使跟國際聯盟不一樣，最低限度也要守中立！如今你聽任日本軍隊混入法租界，而且我聽說他們還要利用法租界做攻擊中國軍隊的根據地。中國軍隊為了自衛，假使跟前幾天公共租界發生的炮轟事件，照樣的『上』你一當，試問總領事，你對法租界居民的生命財產又那能夠保障法？」

  甘格林被他質問得無詞以應，只好支吾其詞地回答：

  「我想，中國軍隊不至於這樣冒昧地從事炮轟法租界，同時，日本軍隊在租界上也不會耽擱得太久！」

  杜月笙一挺胸說：

  「我是法租界公董局的華董，又是華人納稅會會長，保護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我也有一份兒。日軍混入法界，要出大事體了，不能再拖，我請你明天一早，邀請各國領事和中日雙方的高級代表，開一次會，大家商量商量，並且徹底解決這一大問題。」

  甘格林發急了，大聲地問：

  「你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全部公開？」

  「公開了好得多。」杜月笙再進忠告，「否則一定會出大事體啊！」

  甘格林這時意識到，紙包不住火，杜月笙已經偵知日軍潛入法界，他必定已經通知了中國軍政當局，迫於無奈，點了點頭，答應召集會議。

  第二日，法國總領事館冠蓋雲集，各國駐滬總領事全體到齊，中國方面因為情勢緊急，問題嚴重，特由上海市府秘書長俞鴻鈞親自出席，杜月笙是法租界華界的首腦，他準時趕來參加。

  時間一到，甘格林宣告開會。以主人身份，他首先說明召集這次會議的目的，日方認為他們有權在租外駐軍，中國政府則指控日軍利用租界庇護，向華軍發動攻擊，因此租界當局變成了助紂為惡。接著他坦白地指出：「這一個問題必須澄清，租界可否任由日軍駐紮或通過，領事團應該有所決斷，免得徒滋糾紛。」

  甘格林將領事團諱疾忌醫的一大問題予以直接揭發，公開提付討論，並且促使領事團表明態度。對於中國來說，他是幫了大忙，然而，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卻不勝憤怒，他搶先起立，大放厥詞，威脅恫嚇的語句從他「憤怒」的聲調中像湍流急瀑般噴濺出來，他那種兇橫野蠻的態度使在座各國領事為之愕然。

  但是，這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沒有人敢於保證村並的恫嚇威脅不會成為事實，會議席上的情勢對於中方相當不利，甘格林提議將之公開化的重大問題，倘若即刻加以表決，可能會達成相反的結果，使日軍利用租界為軍事根據地變為公開、合法。

  村井在厲聲咆哮，各國領事噤若寒蟬，大家暗暗的在擔心。

  誰也沒有料到這時杜月笙發了大火，他猛地一拍桌子。２０年來杜月笙歷經磨鍊，爐火純青，幾乎就不會有人看見他當眾發過脾氣，惟獨這一次，他在各國領事之前，攘臂揮拳，高聲喝道：

  「好，東洋兵可以進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國人，你們儘管通過這個議案，不過，我杜月笙要說一句話：只要議案通過，我請日本軍隊儘量的開來，外國朋友一個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兩個鐘頭以內，將租界全部毀滅！我們大家一道死在這裡！」

  晴天霹靂，震得與會各國領事目瞪口呆！日本外交官可以討價還價，杜月笙卻以「閒話一句」為其金字招牌。租界面積不大，人口密度至少冠於亞細亞。杜月笙在上海能掌握多少群眾，在座的人沒有一個心裡不明白，只要他一聲令下，自有為他拼命效死的人毀滅租界，從杜月笙的嘴裡說出來那就不是泛泛狂言，空口白話。

  正在這時，杜月笙便在全場震驚，一時無從反應的那一瞬間，一個轉身，大踏步離開會場。

  杜月笙動了真火，嚇得高高在上，趾高氣揚的各國領事，一個個就像泥塑木雕的菩薩，開不了口也動彈不得。杜月笙帶來等在外面的一幫弟兄，連同保鏢、司機和司機助手，此刻仍在台灣開車的鐘錫良也在內，得意洋洋，歡天喜地，簇擁著杜月笙回家了。

  聽說了租界開會這事，芮慶榮毛焦火躁，說聲風便是雨，他一路大談其如何邀集各路人馬，甩炸彈縱火放手槍，要把寸土寸金的租界搞成斷垣殘瓦，屍山血海。高鑫寶在笑他憨，顧嘉棠心直口快，啐了芮慶榮一口說：

  「呸！月笙哥擺得下千斤重擔，你怕外國赤佬真的敢挑？說說罷了，你們放心，外國亦佬絕對不會再提東洋兵利用租界的事啦。」

  這一點倒是給他料中了，當天領事團開會的結果雖然是不了了之，可是日本軍隊從此以後就不會借道租界，同時白川大將兩路夾攻廟行、江灣國軍的計劃宣告胎死腹中。當夜，潛伏在法租界的數千日軍，「怎麼來，怎麼去」，他們趁夜摸黑，悄然撤離。

  ３月６日，中日雙方開始休戰，５月５日，經過國際聯盟的調處，中日雙方正式簽訂停戰，淞滬之戰於是宣告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