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以損失論成敗：日德蘭海戰 （公元1916年） 一 風險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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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歐洲國家都是從海洋走向世界的，然而德國在1871年帝國建立之初並沒有建立一支艦隊的想法，這主要是地緣因素和國內經濟導致的。

  當時，俾斯麥認為德國經濟富足，他的精力應該放在維護歐洲列強保持均勢方面，這一點似乎與英國是大相逕庭的。帝國建立之初的德國高層不重視殖民地和強權政策，但並不等於德國沒有這樣的意識，俾斯麥的批評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戰後盡力改變這一現狀。韋伯才思敏捷，富有眼界，他在弗賴堡（Freiburg）272的就職演說中表達了他的思考：「國家的統一本是一個民族最好在其青年時代所達成的任務，但在我們德國則是在民族的晚年才完成。如果德國的統一不是為了開始捲入世界政治，反倒是為了不再捲入世界政治，那麼當年花這麼大的代價爭取這種統一也就是完全不值得的了。」

  這樣的思考獲得了大多數同胞的認可和贊同。為了更好的願景，中歐的陸上大國德國有必要成為海上強國。「毫無疑問，內政原因發揮了突出作用。在1866年普奧戰爭和1870—1871年普法戰爭大獲全勝、統一帝國之後，普魯士陸軍享有巨大的聲譽。這也使得由舊式貴族精英組成的軍官團得以在經濟地位下降的同時繼續維持政治地位及對軍中的掌控作用。但是，陸軍高級軍職幾乎全被壟斷以及軍隊在社會上的聲名顯赫自然使有能力的平民精英感沮喪。因而，建設一支強大海軍的計劃也立刻令他們歡欣鼓舞」。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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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族們向來對爭霸海洋不感興趣，海軍反而為有志上進的普通人提供了競逐舞台，通過在海軍服役以獲取社會聲望的吸引力反而大大提高。這些都為德國建設一支現代化的海軍埋下了伏筆，只等更好的時機出現。

  在維多利亞時代，德國的統一對歐洲均勢是有影響的。雖然，那時英國長期將俄國看作是最大的威脅，但德國的迅速崛起，讓大不列顛帝國感到不安。

  當英國的海上力量在向東方航線拓展時，俄國也沒有閒著。強悍無比的哥薩克騎兵以所向披靡的勢頭橫掃東面障礙。這兩個強國都在向東方進發，在那裡，有著他們誘人的利益存在。譬如中國，英國以海權力量為「武器」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俄國以陸權力量在遠東與中國展開較量。

  英國與俄國向東的擴張模式，為艾爾弗雷德·馬漢與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這樣的戰略家的理論提供了海陸相博弈的碰撞歷史。前者其實也曾看出，俄國這樣的地理位置要想通過海權力量的形式去控制中亞地區以及蒙古東部是行不通的，這樣的「中心地帶」讓俄國難以用海權去觸及。俄國若想稱霸世界，比較好的路線是經由海洋出發，在東部可以抵達中國的海岸線，在西部經波斯抵達波斯灣，或者經黑海，也可以經小亞細亞抵達地中海。

  也就是說，俄國通過沿大陸兩翼（倘若成功的話）航行就可以獲得不凍港，然後伺機拓展海域。

  其實，在海權與陸權的問題上，兩者接觸的地方會形成一種互補關係。一方面，陸地會給海洋造成重要影響，而海權是為了保障航道的通暢。因此，必須控制沿岸，獲得優良的港口以及能扼守航道的基地。海權較之陸權的優勢在於後者的靈活性，對於拓展海外貿易具有更大的空間。

  至於陸權，麥金德認為古時候馬匹、駱駝可以與海權的靈活性相比，當然，現在的空運、鐵路運輸也可比，但綜合考慮，海運更占據優勢一些。「樞紐地區」的世界劃分，在他看來可以分為兩個——

  其一，內部或邊緣新月形地區；

  其二，外部或島狀的新月形地區。

  這或許是歐亞大陸國家的現狀，或者說是據此展開的一種適合本國崛起的戰略。以陸權為主的國家，以人口和生產力都強盛的優勢，憑藉廣袤的地域剝奪海權國家的基地，使海權國家的水域成為內海，將它們死死鎖住，從而在合適的時候一舉進發，最終獲得勝利，像馬其頓人之於希臘與腓尼基人，羅馬人之於地中海各海權國家。正如馬漢在《海權論》中所說：「我們可以大談船隻的機動性，艦隊之便於遠征，但是，歸根到底，海上強國基本上取決於適當的基地，物產豐富而又安全的基地。」

  關於這一點，以大不列顛帝國來分析就再適合不過了。英國的海權遍及全世界，但它真正的基地卻不在海洋，而是在英格蘭平原。那裡土地肥沃且與世隔絕，從平原邊緣發掘出來的煤與鐵，為英國提供了大量的財富支撐，這才是與荷蘭、法國等國家競爭中獲勝的關鍵。不過，也許那時候的英國並不明白，只是認為海上強國在與陸上強國交鋒時，是憑藉優良的港口與航線取得了最後的勝利。然而，假如沒有強大的陸權資源支撐，像日本這樣的國家，或許是個有意思的例子。

  因此，陸權與海權的交鋒，其實應該看作為一種互補關係。以單純的或者偏愛某一方的態度去面對是缺乏理性的。阿拉伯帝國的失敗就在於遊牧民族的人力匱乏，所以在勇猛的哥薩克騎兵不斷征服的過程中，他們也不得不將征服的地區作為後盾，再繼續前進。而俄羅斯帝國的勢力蒸蒸日上，恰好是利用了這一點。對於從海權出發，如果不想被封鎖的話，那就必須打破它，必須占據波羅的海、黑海，甚至更多。

  對於那時德國這樣正在崛起的國家，麥金德曾這樣說道：「他決定不把日耳曼的統一建築在法蘭克福和西方理想主義上，二是建築在柏林和東歐的組織上……他要一個在普魯士控制下的團結一致的東歐，卻要一個四分五裂的西歐。」德國以歐亞大陸作為海權基地，這使它成為世界帝國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誰控制了東歐誰就能以此作為基地，繼而拓展到全世界。274

  按照馬漢的觀點，譬如說，法國在路易十四的統治下，法國不惜犧牲其殖民地與商務來推行一種錯誤的大陸擴張政策。正是因為這樣的策略錯誤，導致了它在海上的力量被差異懸殊的優勢力量摧毀，隨後重大的災難接踵而來，商業運輸被消除殆盡。英國與荷蘭的力量在這個時候越來越強，這兩個國家因為「商務的天性、追求利潤時的勇敢進取心以及對成功機會的敏銳感知」而打破了純陸地策略的禁錮，它們也由此在世界海洋的權益攫取中受益匪淺。

  而德國呢？它的發展是否也是走一條英、荷之路？或者說，德國的未來是橫掃全世界的廣袤海洋還是安心朝歐洲陸地強國的方向不懈努力？

  其實，德國在一定時期里，並不是一個十分重視海上力量的國家。這主要是因其地理位置為陸上強國所環伺，使得德國很長時間裡將陸權建設放在重要位置。在統一之前，德國的海岸線分別屬於不同的邦，這就導致海岸線處於分散的尷尬境地，這也使得要在這些海岸線、港口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困難重重。因此，唯有統一，才有可能建立德國的大海軍。

  海外貿易和殖民地利益的擴大，讓德國擴建海軍的訴求有了滋生的土壤。然而，正當德國有了構建海軍的意願，並試圖使之強大的時候，俾斯麥的掌權使得德國對陸權的重視度明顯高於海權。這當然是掌權者階層的意識問題。

  譬如，當時的陸軍元帥埃德溫·馮·曼陀菲爾（Edwin von Manteuffel）男爵在1883年給陸軍內閣長官埃米爾·馮·阿爾伯蒂爾（Emil von Albedyll）寫了一封信，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一些端倪：「我也屬於腓特烈·威廉一世過往那些沒文化的支持者之列，就是會賣掉他最後一艘軍艦來增加一個新的營。」

  這句話再明確不過了，海權與陸權的嚴重偏離已經到了如此誇張的地步。而俾斯麥所持的觀點也表達了德國發展戰略的一致性，他認為德國已經在陸權上做得很不錯了——擁有世界第一的陸軍——倘若這時候再進一步擴大海權的力量，建設大海軍勢必會引起英、法、俄等大國的緊張，不利於均勢外交。這是一種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如果讓這些大國形成反德同盟，德國就會陷入危險的境地。

  不過，僅是單純地理解這位鐵血宰相的戰略思想，顯然是低估了他。針對擴建海軍以此來捍衛德國海外利益的說法，他也給出了回應，德國可以採取與二流軍事強國結盟的方式來抗衡英國的海上霸權力量。這裡所說的同盟實際是指「武裝中立同盟」，也就是說，德國若以這樣的方式加入同盟，就可以像俄國、法國那樣起到孤立英國的戰略作用。

  俾斯麥是從1856年4月16日的《巴黎海戰宣言》中獲得了重要信息——他看到那些國家為了捍衛自身海上權益所表明的決心。這是一部關於戰時海上捕獲和封鎖問題的國際公約，在宣言裡闡明了非常重要的原則——

  其一，永久性地廢除私掠船制度；

  其二，對裝載於懸掛中立國旗幟船舶的敵國貨物，除戰時違禁品外，不得拿捕；

  其三，對裝載於懸掛敵國旗幟船舶的中立國貨物，除戰時違禁品外，不得拿捕；

  其四，封鎖須具實效，即須由足以真正阻止船隻靠近敵國海岸的兵力實施，否則封鎖不能成立。

  由於《巴黎海戰宣言》具有兼顧諸國海上利益的特質，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的認同，奧地利、法國、普魯士（德國）、俄國、撒丁、土耳其、阿根廷、丹麥、日本等50多個國家都相繼加入。

  俾斯麥的策略是要在當時德國所處的歐洲環境與格局中相對安全地發展國家力量，不能過分地刺激英國。如果一意孤行地發展德國海軍力量，即便強行為之，也會被英法海軍之間的聯合所抵消。不得不說，作為鐵血宰相的他，是在極力鞏固德國在歐洲大陸的霸權地位。

  因此，德國海軍在俾斯麥時期並沒有得到太大的發展，所持的戰略也只是著眼於近海防禦。

  在俾斯麥相對保守的戰略下，德國在陸上強國的道路上獲得較大發展，應該說，他為德國的統一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到了19世紀90年代，德國對建設海軍力量的態度突然發生了巨大變化，迫切地想建立一支具有強大實力，又能用於遠洋作戰的大海軍。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德國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經略海洋、擴建海軍的進程中，海權意識的加強已經到了全國人民都「爆發」的程度。

  德國對海權的重視何以有如此之大的變化，我們或許可以從一個人身上找到一些答案。19世紀末，海外擴張的浪潮高漲，海軍主義的流行就如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等社會思潮一樣，弱肉強食，積極拓展海外殖民地，以海洋貿易為財富積累的方式讓國家的財富力量獲得極大提升，而馬漢的海權論正是基於這樣的思潮，這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得到集中體現。最重要的是，那些崛起而強大的國家，譬如，英國（海上霸權的建立）、美國（美西戰爭中美國獲得勝利）等，它們也受益於此。憑藉主力艦和奪取制海權的海軍戰略理論，將海上力量與國家的興盛相結合，並提升到歷史哲學的層面。這種現實印證了的成功理論，很快就開始在歐洲乃至亞洲（日本）流行起來了，英、美、法、俄等大國都紛紛掀起了擴建海軍的浪潮。就連西班牙、葡萄牙、墨西哥、荷蘭等中等國家也加入其中：西班牙在1908年通過了長遠造艦計劃；葡萄牙在1895年通過了造艦5年計劃；墨西哥在1901年通過了一項造艦計劃；荷蘭在1900年通過了10年造艦計劃……

  對於德國這樣正在崛起的國家來說，它自然不甘落後，馬漢的「海權理論」在這時就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了。很多德國人的意識里都希望通過這樣「便捷」的方式，讓德國能快速強大起來。

  得海權者得天下！要想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據重要位置，就必須大力發展海上力量。時任德國宰相的霍恩洛厄親王克洛德維希·卡爾·維克托（Chlodwig Carl Viktor）曾這樣說道：「我們要奉行一種和平的政策，我們就必須努力將我們的艦隊建得十分強大，以使它在我們的朋友和敵人眼中都具有必要的分量。」

  德國統一後，其社會矛盾有所緩解，尤其是與奧地利的矛盾。當然，這樣的統一讓德國的社會結構也變得複雜起來，再加上19世紀90年代德國工商業階層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顯然，這是順應社會發展的一種產物，然而，德國的權力分配卻與之產生了矛盾，急於想掌握話語權的中產階級卻沒能輕鬆如願。容克貴族地主階層在政治上獨占了德國的軍政要職，在國家政權中起著重要作用。這樣一來，就導致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難有改變，而中產階級要想提升地位，參軍，特別是成為軍官是主要的途徑之一。

  即便這是一條主要的途徑，占據諸多軍政要職的容克貴族地主階層的軍官們卻基本上把路給堵死了。我們來看一組數據：1890到1914年期間，雖然容克貴族地主階層在陸軍軍官中的比例有所減少，但在1913年仍然達30%，高級軍官的比例在1900年高達60%以上。而在海軍軍官里，這種情況就大有改觀了，以1898年的數據為例，在帝國海軍辦公室的32名現役軍官中就有27名來自中產階級。我們再來看1899年到1918年的19年裡，來自容克貴族地主階層並掌權的軍官就少之又少了，在擔任參謀部部門領導的48名軍官中僅有2名來自貴族，10任海軍總部參謀長中僅有1人是貴族。

  這樣的數據說明了什麼呢？海軍的發展更適合中產階級和底層階級的需求，他們通過這樣的途徑可以在政治上擁有更多的發言權。在經過相對較長的時間積累後，很容易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基礎。

  海外貿易的增加，一方面讓德國商人嘗到了甜頭，另一方面也在心裡產生了擔憂與恐懼，他們擔心海上力量強大的英國會切斷其海上交通線。我們來看一組數據，就能看出他們有多麼擔憂與恐懼：以1873年到1895年間為例，德國商船總噸位增長了150%，海外進出口貿易增長了200%，更重要的是，德國開始部分依賴海外的食物供應。

  如此巨大的貿易增長，以及對海外貿易的部分依賴，再加上英德關係不斷惡化，德國商人不擔憂不恐懼就奇怪了。況且，德國已經從1898年美西戰爭西班牙的敗績中感受到某種危機。德國宰相霍恩洛厄親王甚至堅定地意識到，「我們必須避免讓自己在英國那裡遇到西班牙在美國那裡遭受的命運，很清楚，英國人正在等待機會打擊我們」。

  霍恩洛厄親王的這番話並不是誇大其詞，自從1896年的「克留格爾電報事件」（Kruger telegram）後，英國對德國的態度變得強硬起來。

  自從美國人摩爾斯於1844年發明了電報，就引起了英國的注意。電報的發明改變了世界之間的距離，人們對這種充滿無限想像力又成功的發明充滿了無數讚譽。據說，第一封電報的內容是聖經的詩句：「上帝創造了何等的奇蹟。」（What hath God wrought？）敏銳的英國人看到了這裡面隱藏的巨大便利，很快就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有線電報網。顯然，英國人不滿足於陸上的有線電報網興建，它還要在海底世界構建同樣的網，目的是要把竊聽、監控、收集信息的觸鬚伸向全世界。

  強大的電報網絡分布，讓英國成為全球海底電纜中轉站。這當然為英國提供了極大的獲取情報便利之門。1896年1月3日，德皇威廉二世給德蘭士瓦共和國（Transvaal Republic）總統斯特凡努斯·約翰內斯·保盧斯·克留格爾（Stephanus Johannes Paulus Kruger）發了一封電報。由於這封電報的內容含有一種類似幸災樂禍的祝賀，導致英德關係惡化。

  1884年，探礦者在德蘭士瓦發現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金礦。這事被英國知道後，英國決心謀劃搶占這一巨大的「財礦」。1895年，英國採取僱傭兵的形式開赴德蘭士瓦，一行600人攜帶著武器，在南非礦業公司的利安德·斯塔爾·詹森醫生（Leander Starr Jameson）帶領下出發了。他們的目的很明確，計劃很陰險，試圖推翻德蘭士瓦的克留格爾政權。

  然而，事情進展得不是很順利，在1896年1月的行動中，這行人陷入包圍，134人被擊斃，其餘的全部被俘，包括詹森在內，被以企圖對友邦進行軍事遠征的罪名判處15個月監禁。這事很快被發酵，在國際上引起了極大爭議。

  德皇威廉二世在聽到英國失利的消息後，更是忍不住內心的竊喜。本來威廉二世是打算派兵支援的，宰相霍恩洛厄親王聞言大驚，趕緊勸諫。因為，這等於與英國宣戰。威廉二世卻直言不諱地說：「是的，但這只是在陸地上作戰。」

  這種過於直接的做法顯然是危險的，於是有人建議不如以發電報的形式對克留格爾以表祝賀。電文內容既要做到否認英國對德蘭士瓦的宗主權，又不能冒犯英國。威廉二世表示贊同，隨即給克留格爾總統發去賀電——

  「您和您的人民在沒有任何友好力量的幫助下，獨立擊退入侵的有損和平的武裝分子，本人表示最誠摯的祝賀。你們維護了國家的和平，捍衛了國家的獨立。」

  可惜，在這封電報傳到德蘭士瓦前，英國就通過自己控制的海底電纜將其截獲。在獲悉內容後，英國大怒，國內很多媒體鼓吹要動用海軍的優勢教訓一下德國。

  英國認為德皇威廉二世電報中所說的「友好力量」無疑是在向英國示威、向德蘭士瓦示好，意味著必要時德蘭士瓦可以獲得德國的援助。英國絕不允許自己的勢力範圍受到侵犯。

  對於英國有多憤怒，我們可以從《泰晤士報》的刊文中得到一些證實：「英格蘭永遠不會在威脅面前退步，永遠不會被侮辱屈服！」隨後，英國採取了一系列的報復手段——

  德國水手在英國港口頻頻遭襲；

  倫敦的德國商店被砸爛了櫥窗；

  在封鎖南非的布爾人政權時故意扣押德國郵輪；

  ……

  英國政府的強硬態度讓威廉二世害怕了，他趕緊給維多利亞女王寫了一封信：「我從未想過用這封電報來反對英國或您的政府……」

  在這樣的矛盾激化的境況下，德國發展大海軍已經刻不容緩，擴建海軍的意願就更加強烈了。

  德皇威廉二世是一個對海洋抱有極大熱忱的人，他甚至還因此得了一個稱號——艦隊皇帝。據說，他在年輕的時候就對英國的海上霸權表示出極大的羨慕情緒，這種情緒在讀了馬漢的《海權論》後變得更加強烈，他甚至這樣說道：「我不是在讀，而是在吞咽馬漢上校的書。我努力要把它背下來。」

  他還是海軍制服控。據說，他一天內更換制服多達4次，由於過於喜歡海軍制服，他甚至立下規定：不許其他王室成員穿現役海軍制服。他對海軍的頭銜也情有獨鍾，多個國家的海軍頭銜讓他找到了作為君主的使命感：德意志帝國海軍元帥，英國、挪威、瑞典、丹麥海軍上將……這些海軍的榮耀光環讓他倍覺自豪，英國海軍上將似乎是他最中意的，因為這是他的外祖母維多利亞女王於1889年授予他的。

  很多時候，他會穿上這套海軍制服會見英國大使。在1900年1月1日向柏林衛戍部隊軍官的講話中，他激情地宣讀：「就像我的祖父對陸軍所做的那樣，我也會以同樣的態度，不折不扣地完成對海軍的重組工作。這樣，海軍也可以像陸軍那樣獲得一種平等的地位，而德國也可以通過它的海軍獲得一種前所未有的地位。」

  威廉二世對軍艦的熱愛也到了痴迷的地步。據說，他還親自設計了一艘軍艦，對這樣的設計成果他感到無比興奮，並請來權威造船專家進行鑑定。

  威廉二世對海軍的特有偏愛，也可作為對德國擴建海軍的一種意識支撐，他潛意識裡覺得唯有海軍實力第一，才能讓德國的觸角伸向海外更廣闊的天地，打破英國一家獨大的格局。這種非此即彼的判斷，讓他在應對國際事務和國內事務上變得簡單、魯莽——與俾斯麥關係決裂；罷免霍恩洛厄親王；將德國在中國市場份額較少歸結於海軍實力不足；認為英國之所以不將雄獅般的尾巴鎖起來，是因為德國還沒有一支足夠強大的裝甲艦隊，只有用這樣的鐵拳重擊英國，才能像英國面對美國的威脅時那樣。

  俾斯麥通過三場戰爭，建立了普魯士領導下的德意志帝國，而後又通過絕妙的政治手段，在錯綜複雜的歐洲局勢中讓德國獲得發展、強大的空間。

  這位鐵血宰相不願意德國捲入任何國際糾葛，更不願意與強大的英國產生摩擦，特別是在殖民地的問題上。反觀德皇威廉二世，他就顯得直接與粗暴，甚至是魯莽和不計後果。

  不過，或許也是因為他的這份「不理智」，反而讓德國擴建海軍的構想有了更多可能性。

  2

  1890年，這是德皇威廉二世即位後的第二年。

  這一年，他做了一件大事：免去了宰相俾斯麥的職務。德國進入到威廉二世的時代，其外交策略與對陸權海權的處理方式發生重大變化，而這種變化為德國今後的走向定下了某種基調，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情理之中的爆發。

  前文所說的那份「不理智」，有一個例子或許可以做最好的說明。先是德國拒絕與俄國簽訂再保險條約，之後，德國與英國在1890年簽訂了《赫爾蘭—桑給巴爾條約》，這是一份與英國親善的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條約——

  其一，坦噶尼喀（今屬坦尚尼亞）歸屬德國，肯亞、烏干達歸英國；

  其二，桑給巴爾（今屬坦尚尼亞）成為英國的保護國。

  這樣的條約內容導致了法國的不滿，法國提出抗議。最後，法國只得到馬達加斯加。英國在東非重要戰略計劃的連接點由此形成。但法國沒有理由任人宰割，他們與俄國在外交上接近，特別是1897年沙皇公開表明支持法國，這讓俾斯麥苦心經營的孤立法國的體系就這樣破產了。

  我們不是一味強調俾斯麥在德國的所作所為有多么正確，只是想通過德國在發展道路上對一些事情的偏執，從而引出其在海權問題上的側重態度。當威廉二世急切盼望這個國家獲得世界大國的地位時，他就在拼命地尋找某種快捷的路徑。

  馬漢曾指出海權的重要涵蓋——生產、航運、殖民地，這三者的關係是如此緊密。生產，即產出具有交換價值的產品；航運，藉此交換得以進行；殖民地，方便並擴大航運行動，並通過大量建立安全區對此進行保護。

  可以說，這三項是瀕海國家歷史與政策制定的關鍵所在。生產與貿易是海權發展的動力，而原材料擁有者與市場的新興工業貴族之間的共需，促使他們結成一種聯盟關係。顯然，德國已經具備這樣的條件了，他們迫切地希望政府在海權方面能夠強勢一點。

  在1887—1912年間，德國的進出口貿易得到迅猛發展，甚至已經超過了美國，前者增幅為214.7%，後者為173.3%。我們再看英國和法國，英國這樣強盛的國家才為113.1%，法國為98.1%。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都出現了貿易逆差，德國面臨的困境是如何讓對外貿易出現順差。這是德國當時的經濟狀況，對此，我們可以從麥金德的一段話中得到一些啟示，他說：「德國對市場的飢餓已成為世界上最恐怖的現實之一。」

  德國的努力讓它看到自己的能力，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人相信德國作為工業強國是可以在將來取代英國的。這不是誇大其詞，以1880年到1912年間的貿易數據來分析：1880年的時候，德國有80%的出口銷往英國、法國以及東南歐國家，但是，德國自身也從這些國家進口，占進口總量的77%。到1913年，德國從歐洲國家的進口就明顯下降了三分之一，取而代之的是，海外成為它的原料供應者。

  在政策上，德國已經開始大刀闊斧地對貿易給予鼓勵和支持。它們積極拓展海外殖民地，嚴格保護關稅，獎勵出口。各種新興的產業蓬勃發展，像鋼鐵業、採礦業、新式化學工業、電氣工業、光學工業、紡織工業等都在朝興盛的方向邁進。

  航運業的發展也成為德國強盛的標誌。在1888年的時候，德國的船隊還主要是以帆船為主，註冊噸位是120萬噸。到了1913年，這種模式迅速改變，基本上都用輪船了，註冊噸位是310萬噸，不萊梅港、漢堡港的擴建使之成為這一時期運輸量僅次於紐約和安特衛普的海港，超過了倫敦、利物浦、馬賽。

  當德國的對外貿易躍居歐洲第二的時候，能超過它的只有英國，而德國的海軍力量卻遠遠落後於英國，就連法國、義大利和俄國也比德國強。

  這樣的德國，心裡就極不平衡了，再加上1897年德國成功獲得中國的膠州灣，這無疑給德國又增加了一劑催化劑。於是，德皇威廉二世趕緊任命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又譯蒂爾皮茨或鐵畢子）為帝國海軍大臣，主持海軍建設事務。僅僅在第二年，海軍法案就通過了為期6年的建造計劃。

  看來，德國要有大動作了，它要將觸鬚伸向全世界。

  3

  研製先進戰艦中取得的快速進展被認為是工業技術進步的完美產物，恰好德國又擁有令世界欽佩的大學，崛起的平民新貴便自視為這一進步的推動者。無獨有偶，社會學家格奧爾格·西梅爾（Georg Simmel）也在世紀之交前夕將戰艦稱為「現代工業生產最全面的體現形式」，甚至認為它就是現代化的、分工齊全的和機械化的大眾社會的完美象徵。

  按照阿內爾·卡斯滕和奧拉夫·拉德的描述，同樣並非偶然的是，「社會各界的滿腔熱情很快就化為威廉二世時期德國艦隊建設計劃的推動力」。針對這一事態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前德國首相特奧巴爾德·馮·貝特曼·霍爾韋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滿腹怨言：「連有些對財政預算吹毛求疵的議員都無法抵禦『稱霸海洋』這句咒語的魔力……一小群專家懷疑我們建造大型戰艦的道路是否正確，但面對一個狂熱的、專為主流服務的新聞界，這種懷疑無處容身。艦隊政策產生的沉重國際負擔引起了擔憂，但被粗魯的煽動壓下去了。海軍內部也未能完全清醒地意識到，它只是政治的工具，絕不是政治的決定因素。」

  「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讓當時許多欲稱霸世界，並以實施一些艦隊建設計劃為主的人找到了「無懈可擊的藉口」。擁護這一思想的國家絕不僅限於德國，這一點無須多加證明，就如前文所述，從德皇威廉二世本人的種種行為就能看得出。毫不誇張地說，他就是艦隊代言人，他狂熱地支持建立一支「光芒四射的海軍」。皇帝自稱差不多吃透了馬漢那部影響深遠的論述海權的著作，我們不清楚他背誦到了什麼地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威廉二世仔細傾聽了一位「精力充沛而能言善辯的海軍軍官對海洋戰略的思考」，此人就是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

  1897年，提爾皮茨作為海軍大臣任職於帝國海軍部。他之所以能上任這個職位，除了得益於當時的政治環境——貴族們對稱霸海洋不感興趣——還得益於他本人對工作的認真，不知疲倦以及很重要的敏銳的理解力與政治手腕。

  然而，如何實現創立一支強大海軍的目標與具備這樣的夢想是兩回事，除非他能找到馬漢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操作指南」。根據德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的著作《德國歷史》中的描述，在提爾皮茨上任海軍大臣的第二年，就依據地緣戰略思考進行了精闢的總結：「只要德國沒有發展成為一個勢力範圍越出歐洲大陸邊界的政治大國，那麼泛美、大不列顛、斯拉夫民族，可能還有以日本為首的蒙古種族275，這些大國聚集在一起將會在下一世紀摧毀或完全遏制德國。在這個充滿強烈對抗的世界上，避免這一結果不可或缺的基礎是（擁有）一支海軍。」事實上，威廉二世自己也承認，是否支持建設海軍是一場「關係到生死存亡的鬥爭」。

  因此，提爾皮茨能在1898年通過《海軍法》，1900年又加以修訂。至此，他可以「更加合理」「名正言順」地從帝國議會獲得巨額資金，這些資金將用於建設一支大型戰列艦隊。歷史上將這一恢弘的戰略稱之為「提爾皮茨構想」。

  提爾皮茨能在帝國的支持下去踐行他的構想，除了德皇的支持，更應該感謝「海軍至上主義」的思潮。

  海軍理論家們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圍繞海戰中應當達成的戰略目標進行了激烈爭論。最終認為，就確保國家的權力和地位而言，控制海路終究比控制大陸更重要。因為，大規模工業生產時代對原料進口和產品銷售有著巨大需求，所以重要的是保護自己的商路並切斷對手的商路。

  具體來說，由於作為陸地生物的人類並不能從控制海洋本身獲益，為此，巡洋艦對戰理論的支持者認為，「最有效的辦法是建立一支可派往全球的、快速的小型巡洋艦隊與敵作戰，同時保護自己的貿易通道」。戰列艦隊的支持者則認為，「應該達到在敵方海岸附近奪取制海權的目的」。無論是哪種觀點，都需要組建一支「由重型戰艦組成的龐大戰列艦隊，其首要任務是與敵方的戰列艦隊交戰並予以殲滅」。

  值得一提的是，戰列艦隊理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馬漢，「他以三次英荷戰爭的歷史經驗作為論證依據」證明了這一觀點。正如英國歷史學家羅傑在《海上戰事》中所言：「事實上，17世紀的英吉利海峽的確爆發了這三次戰爭中的一系列海戰，並且英國最終奪得了海洋霸權。」

  從長遠來看，德意志帝國是想建立一支「足以在戰時與英國皇家海軍相匹敵的戰列艦隊」。不過提爾皮茨有他的想法，他知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無法與英國海軍進行抗衡，這一點「就連熱情的德國公眾也認為打敗英國人是一個難以企及的幻想，不管這是當下、中期還是長期的目標」。因此，他謹慎行事，提出「德國艦隊只需強大到能夠在海戰中給英國皇家海軍造成一定損失，使它有經不起第二個海上競爭對手（如法國或俄國）打擊的風險」的方案。

  風險艦隊方案的誕生自然會引起他國的反應。首先做出反應的是英國，英國人完全將德國艦隊的存在視為一種威脅。很快，提爾皮茨的對手就有反應了——這個人將自己的名字與英國艦隊建設聯繫在一起，他就是著名的海軍上將約翰·阿巴思諾特·費希爾（John Arbuthnot Fisher）276。

  饒有意思的是，這兩人的出身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前者出身市民階層，後者來自一個貧寒之家，並且這兩人對待工作都十分熱忱。1905年，費希爾被任命為第一海務大臣之後，就以滿腔熱情投入英國海軍的現代化事業。他上任後的幾年內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的舉動，報廢了150多艘老式戰艦，取而代之的戰艦在動力、裝甲防護和火炮方面都體現了技術上的飛速發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英國皇家海軍「無畏」號開始建造，「這艘戰列艦技術上的革命性使此後的同類戰艦被統稱為『無畏艦』，而之前的戰列艦則被稱作『前無畏艦』」。

  為此，德國方面起初驚慌不已，隨後就開始果斷應對無畏級戰列艦的挑戰。「他們繼承了無畏級的技術創新，同時力求超越。根據主力艦大規模決戰的戰略理念，德國工程師們在設計新式的國王級戰列艦時側重於提高裝甲厚度，以增強防護能力。」德國在這方面很快就趕了上來。

  可以說，這一時期「馬漢理論」的實際發揮達到了一個高潮，不少國家都開始造艦，形成在數量、質量上比拼的海軍軍備競賽模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英國的大艦隊——只是活躍在全球範圍內的英國艦隊的一部分——擁有的重型戰艦包括21艘戰列艦、4艘戰列巡洋艦和8艘裝甲巡洋艦。與之相對，德國公海艦隊僅有13艘戰列艦、3艘戰列巡洋艦和1艘裝甲巡洋艦」。

  根據德國學者米夏埃爾·埃普肯漢斯（Michael Epkenhans）在《海軍陸戰隊》里的描述：「德國海軍部堅信英國人會在戰爭爆發後立刻駛向德國海岸，並在那裡尋求決戰。」英國國內反應相當敏感，我們可以從英國皇家海軍軍官保羅·蘭伯特（Paul Lambert）在《戰時的皇家海軍》中的描述得到證實，他這樣寫道：「任何法律或外交層面的顧慮都被國內公眾要求血洗德國的壓力所蓋過。當內閣說服一個民主國家進行一場戰爭之後，它很快就會意識到，這樣做會釋放多麼危險的力量。它再也不是局勢的掌控者，並必須對公眾壓力做出反應。」

  於是，「倫敦方面下令沒收所有可能將所攜貨物運往德國的船隻，中立國船隻也不例外。儘管這項措施不符合任何已生效的海洋法公約，並且公然違反了國際法，但英國公眾越是極端地要求英國政治家們想盡一切辦法儘快迫使敵人屈服，他們對中立國的抗議就越是不予理會」。

  面對英國的敏感反應以及相應措施，之前還信心百倍的提爾皮茨也不得不有些悲觀了。對此，我們可以從他的回憶錄里得到印證，1914年9月14日，戰爭爆發不到6個星期後，他給妻子寫了一封信，他說：「要是親愛的上帝不幫助海軍的話，事情看起來不妙。」

  事情看起來確實不妙！「在海軍上將弗里德里希·馮·英格諾爾（Friedrich von Ingenohl，任職時間至1915年2月2日）和胡戈·馮·波爾（Hugo von Pohl，任職時間至1916年1月23日）的小心指揮下，德國公海艦隊小心翼翼的推進最終以在赫爾戈蘭海戰（1914年8月28日）和多格爾沙洲海戰（1915年1月24日）中損失慘重而告終。」

  事情看起來更不妙的是，德皇威廉二世生怕艦隊出現損失，就保留了出動它們的最後決定權。這讓提爾皮茨鬱悶不已。而更讓他鬱悶的是，1916年初，海軍中將賴因哈德·舍爾（Reinhard Scheer）277替代了身患重病的波爾海軍上將，成為公海艦隊司令。

  這位雄心勃勃的海軍將領可不想「老老實實」待著，他決定一改前任採取的消極態度，計劃在稍晚進行的決戰之前先設法削減英國皇家海軍的優勢。1916年5月下旬，他果斷地決定將英國艦隊拖入一場戰鬥，其意圖在於分散英國艦隊，以便可以進行各個擊破。

  提爾皮茨清楚地知道，一場沒有準備充分，實力有所懸殊，且受到德皇威廉二世掣肘的戰鬥即將開始。